原章节标题：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发动和组织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
1925年10月，毛泽东再从湖南到广州，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关于毛泽东这一职务问题，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而斯图尔特·R施拉姆撰写的《毛泽东》一书中则有不同的记述：“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据考证，这两种说法都是有误的。而《毛泽东年谱》对此则作了准确的回答。书中写道：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可见，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既没有担任部长或副部长，也没有任秘书，而是代理部长。毛泽东利用这一重要职务作了大量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从而在国共合作史上书写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新篇章。
毛泽东上任后，正值中共在北方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奉倒段(段祺瑞)运动。以段祺瑞、张作霖为头子的北京政府，秉承日、英帝国主义旨意，到处“压迫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人群众，封闭民众团体，摧残人民的自由。”因此，全国主要城市纷纷举行反奉倒段示威运动。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当时人民的反奉情绪，对张作霖宣战，发动反奉战争。当时，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其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各地各级党部有指导宣传之必要。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向大会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最后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
12月3日，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同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宣传大纲》及《通告》发出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高潮。
12月，毛泽东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在此期间，他经常来所讲演《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课程。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
1926年1月，国民党于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宣传部两年工作情况的宣传报告，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问题。毛泽东的报告受到许多代表的称赞。参加会议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称赞毛泽东的报告较其他报告“都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积极参加起草宣传问题的决议。经过他的努力，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三个决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和《宣传报告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今后的宣传方针、政策和任务，使各地党部宣传部做到了有章可循，对于改进和健全国民党宣传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了政治讲习班，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工作干部。谭延恺任理事长，谭不在，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经常到政治讲习班讲演。2月28日，他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题为《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作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还在讲习班讲授《农民问题》课程，每周一至二次。他讲课过程中，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从2月5日至6月7日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共出席了18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比如，在第12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的名义提出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案，会议决议通过。在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会议议决照准。在第24次会议上，毛泽东以宣传部的名义提议：“(一)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于‘五一’节发表告工人农民电并在广州发一传单;(二)于‘五四’‘五七’纪念日发表通电”，会议议决交宣传部起草。他还以宣传部的名义请中央发起“五四”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案，会议决议照办。
在第25次会议上，毛泽东以宣传部的名义提出审定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办法案，会议决议照原案通过。在第26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请令财政部自五月份起每月拨北伐特别宣传党费3000元案，会议决议由提案人拟出具体计划书后再行决定。如此等等。
“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反军阀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统一与巩固。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革命方面。这时，国民党右派们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统一战线内部时隐时现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便越来越尖锐起来了。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斗争更加公开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这是一场关系革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是向共产党人的严重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毛泽东义无反顾，和其他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一道，同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十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擅自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非法会议，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之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九人之国民党党籍等反共决议。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操纵了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12月，中共中央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声讨“西山会议派”。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坚定地站到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最前沿。
《政治周报》正是在这种斗争的浪涛中诞生的。12月5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在《政治周报》创刊号的“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公开申明了它的战斗锋芒：“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主办的《政治周报》，拉开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反击右派斗争的帷幕。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了。毛泽东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使用的是“子任”笔名，即毛泽东)为题，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是北京执行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更是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右派分子组织反动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布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出来，造成了一个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强大声势。
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反攻”专栏中，毛泽东发表《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等文章，集中揭露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其“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的实质。
在《政治周报》第五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先认为，右派的分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为什么?循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精采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以自己对国民革命的满腔热忱，深厚的思想文化素养，杰出的组织才干，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打破了先前一潭死水的局面，出现了新的生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对此曾有过高度的评价：
有一件事可以乐观的，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可以说比较地统一了，在深入于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由于毛泽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国共两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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