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耀邦：朝鲜战争

(加)马耀邦著 李冬梅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杜鲁门总统拒绝承认新中国，但美国国会中的保守势力还是给了他巨大的压力，要求他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并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由于担心美国的人员伤亡，杜鲁门不愿派遣10个师的军队来拯救台湾。1美国的右翼分子强烈要求保护台湾。针对这一情况，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说，“美国现在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2

　　然而，美国国务院已经解密的绝密全面外交政策评估显示，杜鲁门总统不干涉中国内战的政策很快就发生了巨大转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显示，中国被视为苏联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跳板”。3所以，美国不允许再丧失对抗共产主义的阵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认为：“苏联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府”。4

　　前美国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此时也积极怂恿美国政府准备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他建议对华进行强硬的制裁，并利用日本人来对付中国。只有“对敌人发动战争”才能避免核战争，“如果不能避免，那就要取得核战争的胜利”。5在柯乐博看来，这种对敌人发动的战争包括通过派遣“志愿军部队”来控制台湾。此外，“与苏联的关系也可能影响”中国的形势，“进而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溃败”。6

　　艾奇逊任命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起草对日和约。后者的意见则进一步强化了柯乐博敌视中国的建议。杜勒斯认为，美国对中国应“摆出一个能够显示自身信心和决心的鲜明而又强硬的立场”。美国的战机应该轰炸中国的城市，在没有美国地面部队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够同中国共产党再次发生冲突。因此，以镇压国民党为借口，台湾是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杜勒斯的计划“恰恰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7

　　毫不奇怪，杜鲁门政府也改变了美国对台湾没有特别计划的看法。1950年5月初，艾奇逊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表示，美国已经将台湾置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上。这给贝文的感觉是美国很可能要打破中国的中央权威。8

　　同时，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抵达台湾。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现在建议，美国应该发动对中国和北朝鲜的反革命运动，用美国的积极干预来推翻共产党的政府。当时，美国国务院和艾奇逊全神贯注的是台湾问题，正在寻找机会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评论台湾的重要性时，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把台湾称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9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正好给杜鲁门政府以可乘之机，来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在被称为内战的朝鲜战争爆发2天后，“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第七舰队将巡弋驶入台湾海峡‘中间’,而且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要等待国际协议”。当时，美国的军舰游弋在中国领海之上。这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与怨恨。中国政府极力谴责美国侵略和占领台湾的行径。中美关系转为敌对状态。这掀开了美国在朝鲜半岛和亚洲同中国长期冲突的新篇章，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0

　　在仅仅数周后，北朝鲜军队就占领了首都首尔，并继续向南方挺进。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研究显示，美国当时在战略上将南朝鲜视为钳制中国的重要军事经济基地。因此，难怪美国会卷入朝鲜内战，并且把南朝鲜从共产党军队迅速的胜利之中解救出来。

　　随着美国的不断介入，北朝鲜军队的命运急转直下。1950年9月15日，美国第10军在朝鲜汉城仁川港登陆。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开始发动反攻，切断了数千名北朝鲜军队的撤退路线，并迫使其余部退回到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将军向北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立即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11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也增加了其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麦克阿瑟将军谴责中国“派遣大批作战经验丰富的朝鲜族军队，给北朝鲜提供了即使不具有决定性也具有实质性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抗议美国对中国东北一座城市的轰炸。12

　　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跨过三八线，追击北朝鲜军队。翌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午夜召见印度大使，强调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并请他向美国当局传达中国政府的如下意见：“如果美军入侵北朝鲜的领土，中国将参战”。不过，周恩来总理还表示，中国不会干涉南朝鲜军队进入北朝鲜，因为这是属于朝鲜的内战。13然而，杜鲁门总统却完全无视中国的警告，命令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当时，杜鲁门政府认为，考虑到美国的强烈反应，苏联和中国不大可能会卷入这场战争。14

　　当时正在南方度假的斯大林给毛泽东发了一封密报，鉴于北朝鲜军队的形势不断恶化，请求中国出动5到6个师的军队支援北朝鲜。1510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告诉斯大林，中国已经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派遣中国军队开赴朝鲜战场，抗击美国的侵略，这样能够挽救北朝鲜军队失败的命运，避免整个朝鲜半岛落入美国的手中，从而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终的结果证明，毛泽东没有把这份电报发给斯大林，因为在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和讨论之后中共内部许多人都反对与美国开战。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通过苏联大使给斯大林发了另外一份电报，告诉斯大林中国决定不向朝鲜派兵。他给斯大林的理由是，这么少的中国部队无法抗击美国军队。还有一种可能是美国将向中国宣战。这也可能使苏联卷入朝鲜战争，从而把战争扩大。此外，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进行经济建设，从数十年的抗外战争和内战中恢复过来。16

　　在发出拒绝斯大林向朝鲜派兵的建议的电报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一位高级将军同斯大林进行会晤。当周恩来说明中国的立场时，斯大林由于中国不能援助北朝鲜而显得有些失望。然而，当周恩来一行返回莫斯科时，一份来自北京的电报使他们感到震惊。电报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经一致同意出兵朝鲜。当时，周恩来的任务就是向斯大林解释中国态度的转变，以及与苏联就武器供给问题进行谈判。由于战场形势的严峻与紧迫，他们甚至在谈判过程中根本没有讨论武器供给的价格与报酬。17最终的结果表明，在周恩来奔赴莫斯科后，毛泽东做了一定的努力才使中共内部达成一致，同意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鸭绿江。鉴于1950年中国严峻的经济和国内形势，中共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

　　在新中国成立一年之内，自然灾害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并且常年的战乱也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前国民党政府留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且“将近20%的财政赤字需要增发纸币来填补”。18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军队，既能够进行阵地战，也能够进行运动战——这一点是亚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19然而，将近500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太过庞大，“因此，现有的军工企业无法满足长期战争的需要。重型火炮、装甲车和弹药都严重短缺，空军和海军力量的匮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内，遍及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残余仍然威胁着这个新生政权。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不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美国，杜鲁门政府宣称，朝鲜战争是中国和苏联共同谋划的。战争爆发不久后，艾奇逊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信中提到：“克里姆林宫策划了这次进攻。毫无疑问，由中国作为先头部队，共产主义现在开始对亚洲发动攻击，其直接目标是朝鲜、印度支那、缅甸、菲律宾和马来半岛等地，中期目标是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和日本。”20然而，来自中国的消息称，令毛泽东感到怒不可遏的是，金日成只与斯大林讨论了他关于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却根本没有告知它的近邻中国。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必定是害怕承担朝鲜战争的某些责任。21

　　令许多人疑惑的是，作为一个羸弱的农业国，中国为何敢于挑战美国。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卷入这样一场冲突，有再一次被西方列强击败的危险，同时其工业和城市也可能会被原子弹彻底摧毁。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艾伦·S.惠廷(Allen S. Whiting)强调了中国没有发动朝鲜战争的观点。他宣称：“有证据显示中国早先没有计划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这场战争”。22在《中国跨过鸭绿江》一书中，惠廷详细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决定参加朝鲜战争的动机。他提出了许多可能性，比如，斯大林直接命令中国派遣军队;中国在战争中的利益、朝鲜“正义”的和平问题以及中国的弱点与不安;美日关系以及中国在亚洲的作用等等。不幸的是，就像惠廷的许多美国同行一样，他实际上忽视了中国介入战争的真正原因：日本和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教训。这些侵略行为总是以朝鲜作为跳板(如日本侵华战争)，或者占领中国的海岛(如英国)。正如美国资深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情感的纽带同历史和战略上的国家利益相结合，使得北京最高指挥中心别无选择，只能进行‘自卫反击’”。23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得不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和杜勒斯计划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重要影响。从1960年斯诺对周恩来的一次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真正动机：

　　“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改变了政策，采取了侵略中国的政策。在出兵朝鲜的同时，美国派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准备军事占领台湾。从那时起，美国就开始了对中国的新侵略。”24

　　中国人民已经遭受了近一个世纪的外国侵略与羞辱。对于他们来说，新的侵略就会遇到新的抵抗。然而，美国仍然在台湾海峡介入中国内战，在中国边界部署军队，并且无视中国的严肃警告。这样一来，美国必然要在朝鲜战场上面临一个新的对手。这造成了多年的流血战争，最终给美国带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Notes:

　　1. Chang Michael H., “Friends and Enemies” , pp. 62.

　　2. Ibid., pp. 62.

　　3. Ibid.

　　4. Ibid., pp. 69

　　5. Ibid., pp. 71

　　6. Chang, pp. 71-72.

　　7. Ibid.

　　8. Chang P. 73-74

　　9. Ibid., pp. 75.

　　10. Chang., pp. 75-76.

　　11. Whiting, Allen S., “China Crosses the Yalu” pp. 103-104.

　　12. Whiting, pp. 105-107.

　　13. Whiting, pp. 108 -109.

　　14. Chang, pp. 77.

　　15. Shi Zhe, “Memoir of Personal Witness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pp. 105-115.

　　16. Ibid.

　　17. Shi Zhi, pp. 105-115.

　　18. Whiting, pp. 17.

　　19. Whiting, pp. 20.

　　20. Chang, pp. 76.

　　21. Shi Zhe, pp. 105-115.

　　22. Whiting, pp. 126.

　　23. Snow, Edgar,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p.714.

　　24. Ibid., p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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