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之魂——纪念毛主席逝世37周年

　　在当今，也许我的声音不如蚊虫之嘤嘤入耳，但我仍然要说。 江苏 牛夫

　　“情感”与“情怀”

　　人，大多数是重情感的。作为一名年近古稀的退休人员，笔者在“毛泽东时代”曾因父亲的“政历问题”被成为“有文化的新农民”，除了饱尝体力劳动的艰辛与物质生活的贫乏之苦以外，还饱尝了政治歧视与精神凄惶，连黄髫小儿都能够随意戏谑、挖苦我“念书花了许多钱，还是回家种死田”等等。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了一名代课教师，待到邓小平执政之后，我才考得了文凭，并且入了党、当了干部。如果考虑个人情感，毫无疑问，我应当站在非毛之列，极力赞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是，从小受到母亲信佛的影响，上学之后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更经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我岂能徇一己私情而罔顾民族大义!尽管没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自我表白，但却真诚关注着祖国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道路”与“出路”

　　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华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面对世人的迷惘，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英明、科学地解决了当今社会一个非常复杂、尖锐，而且事关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这对于那些妄图借改革之名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打着“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的旗号，疯狂叫嚣“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从而以达到其最终推翻共产党领导、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目的的“沉船派”，无疑是当头棒喝。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犹如久旱逢雨的禾苗，受到了莫大的安慰与鼓舞，并且从中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路。

　　毋庸讳言，三十几年来我们的主流媒体持续不断的“洗脑”式宣传，已产生了“烁金销骨”的效力——全国广大中青年已普遍“中毒”，他们已经确信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封闭落后，人民苦不堪言;确信“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国民经济近乎崩溃”;确信“毛泽东是独裁、暴君”、“只会打仗，不懂建设”;确信“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泽东为了与刘少奇争权夺利”……这就是现实。今年三月的一天中午，一位网名为“罗援”的网友突然要加我为好友。我刚点击了同意，对方闯进来就是劈头盖脸责问：“你们总骂** ***是汉奸卖国贼，可是他们出卖过国土，出卖过资源吗?他们的子女全部都移民到海外了吗?他们的财产都转移到了海外了吗!”“毛泽东割让夜莺岛，长白山天池，海参崴，是不是汉奸卖国贼?”“三年大饥荒，饿死上千万，勒紧裤腰带，往外送粮食，这算什么 ?”“你的文章全是汉奸卖国贼，一股子文革余孽的味道，一股子酸臭的意识形态。读了更让我知道，毛泽东的28年祸害中华是多么的深重。”…… 连珠炮似的责问，既偏执、偏激，又浅薄、顽劣!对于我善意的提醒、耐心的解释以及真诚的规劝，一律不理不睬，最后还来上一句“ 老余孽!”骂完便将我删除“扬长而去”，不见踪影。在朋友帮忙“跟踪追击”之下，我终于“查获”了这个所谓“罗援”的“基本信息”，原来是重庆某地一名24岁的小伙子。无论这信息是真是假，其人之无知与卑劣已实在令人痛心之极!但我知道，这完全是那些享受着共产党“特供”的“砖家”“叫兽”“精蝇”们，不择手段地非毛反共，丧心病狂地对共产党“刨祖坟”、泼污水的“丰功伟绩”，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全面搞臭共产党，特别是“策反”幼稚无知的下一代，完全“解除”共产党的后备力量，从而彻底推翻共产党领导，沉掉社会主义这只大船。如果我们再不尽快揭穿这些“资改派”的“沉船”阴谋，那么，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就势必成为无法逆转的悲剧，广大劳动人民也必将再次陷入被奴役、被蹂躏的万丈深渊!

　　“改革”与“非毛”

　　纵观中国历史，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思想以及他带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改革成就，是空前绝后、举世无双的。在中国老百姓乃至世界贫苦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救星、是上帝、是佛主、是光耀人间的红太阳!但是，在他离开人间之后却遭到丧心病狂的污蔑甚至被妖魔化，这不能不算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既然习近平同志讲了“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那我们就必须首先恢复对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

　　曾经与王明、博古一起在苏联接受过培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被第一批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又当过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说：“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光辉旗帜。”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蹲了十几年秦城监狱的罗瑞卿大将说：“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生前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人、最无私的人。”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也虔诚可鉴地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40～153页)而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并且说：“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前辈们对毛主席这些评价难道还不够权威吗?

　　再看看作为敌对势力的资本主义世界，其政要们又是如何评价毛主席的。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和思想坚定的人”，“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美国的另一位前任总统福特在白宫亲自宣读声明，说“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巨人”、“是一位最杰出的和最伟大的人物”。前法国总统德斯坦更是充满敬意地评论道：“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可见，毛泽东的伟大是世界公认的!

　　那么，非毛反毛的妖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呢?我经过反复琢磨之后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正确与否姑妄言之。

　　1980年2月29日，邓**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卷第277页) 这里的“唯独一个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谁都能够意会出就是毛泽东。“我们头脑也热”，这个“也”字用得多么高超!1980年4月1日，邓**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好家伙，这下子终于熬不住直白了——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这两段话，看起来是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貌似客观公正，其实细细品味，并不难发现其“良苦用心”——既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开脱，又为自己几次被打倒雪恨，更为自己的“设计”意图“奠基”——多么天才的暗示艺术!于是，“非毛”“反毛”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那些曾经被毛主席制服的、以及当朝渴望入伙嗜血的魔鬼们便一哄而起，使尽浑身解数对毛主席发起了恶毒攻击。

　　好在历史的记录不是任人涂改的“粉板”。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几十年来栽赃于毛主席的几项最典型“罪状”的史实吧。

　　一是“反右扩大化”。195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2月份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公开暴露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真面目; 6月份发生了波兰事件;10月份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而在我们国内，由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1956年下半年，有些地方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甚至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由于有些干部缺乏处理群众运动的经验，不少地方导致了矛盾激化。鉴于当时的形势，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好全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于是，党外人士的各种意见，通过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这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机会对共产党发难，甚至叫嚷要共产党下台，让各民主党派“轮流坐庄”。5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5月15日，毛主席开始起草了党内通信《 事情正在起变化》，5月1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作了部署，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6月8日，毛主席又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至此，一场以整风为目的的运动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了。历史就是历史，是不会随谣言而改变的。一些反毛“精蝇”恶毒污蔑毛主席搞反右是有预谋的，完全是一派胡言!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的何香凝女士，在1957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坦言：“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有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宋庆龄也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撰文：“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决不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接着在10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撰文直言：“生活的事实和党在这些年来给我们的教育，使我们看穿了右派分子的歪曲和阴谋。因而，我们揭露了他们并粉碎了他们。”这样两位德高望重的非共产党人士，其言论难道不是历史的最好见证?

　　6月29日，中央发出了经毛主席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一个“与人为善”，足见主席的慈悲情怀!那么，当时到底有多少右派呢?《指示》认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即便到了7月9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了一倍，总数也不过八千人。所以，关于反右问题，邓**说“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这话貌似检讨，其实不无开脱之嫌。因为当时他不仅是积极分子、总书记，更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总数八千人”的预计，竟然打出了五十五万，作为“组长”的邓**，当时有没有“政绩观”作祟?

　　二是“大跃进”与“饿死人”。 众所周知，刘少奇曾经大肆宣扬“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强调必须“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还把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批示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可见右倾是刘少奇的一贯思想。然而，反右之后，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突然一反常态，由右倾一下子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极左”。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 。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当时的报道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从这些言论中，可见其“头脑发热”已到何种程度!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还背着毛主席，让《人民日报》于9月13日发表了由刘少奇和他自己共同审定的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极力鼓吹“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老祖宗二千五百年前就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国家主席这样“解放思想”了，下面有什么理由不积极“响应”?于是，“官僚主义”挂帅，“瞎指挥”与“强迫命令”开路，“浮夸风”与“共产风”齐刮。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尤其是刘少奇搞的试点，还实行男女老少分开的“准军事化”。尽管当时也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但此时的刘少奇、邓**哪里还听得进毛主席的话?由于邓**掌控着宣传舆论，毛主席的讲话基本都发不出来，做“内参”也难。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还说：“现在报纸报道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64页)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主席找他几次，示意《人民日报》刊登他纠“五风”的讲话，但他就是没给登，因为直接上司**不签字。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主席不得不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手纠正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毛主席21日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主席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真是苦口婆心、句句含泪、字字泣血啊!1959年2月下旬，毛主席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于2月27日至3月5日，又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上文已提到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当时许多人就是因为讲了几句老实话，就被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分子”，所以毛主席说“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其实是坚持实事求是——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由于自己的意见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特别是4月29日致六级干部(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笔者注)的公开信，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

　　看看吧，已经处于二线的毛主席是如何的无奈，又是如何地殚精竭虑、力挽狂澜!

　　“五风”刮得天昏地暗，“大食堂”吃饭不用钱耗光了老百姓的家底，又遭遇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加之部分地区领导的严重错误，天灾肆虐，人祸横行，导致了一些地区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安徽省是当时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重灾区”，省委第一书记是为邓**和卓*当过红娘的曾希圣。有人说曾希圣“反了所谓政法机关的右倾，为大跃进时期无法无天扫清了道路。”根据当时的安徽省公安厅统计，“发现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但是，曾希圣不肯把这个数据报告中央，经过他的“把关”，最后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变成了117万多。河南也是一个重灾区。原为河南省长的吴芝圃，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他认准了刘少奇的一套，大刮浮夸风、共产风，拒不接受毛主席的善意批评，当信阳地区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之后，仍然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反将责任全部推到下面，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反革命。1962年吴芝圃在写给中南局的检查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处理，我都没有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四川更是一个重灾区。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邓**的铁杆儿亲信，所以当时四川的“五风”也就刮得特别厉害(当然，四川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与国务院为解决京沪缺粮问题从四川调粮也不无关系)。另外，甘肃、山东等省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非正常死亡。但是，为什么安徽、河南、四川几个省特别严重?看看曾希圣、吴芝圃、李井泉这几位“诸侯”与刘、邓的关系，答案便不言自明。幸亏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力挽狂澜，才免于更大的灾难!某些人凭什么昧着良心说“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到底饿死多少人，已经有许多专家发表了研究成果)?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之所以酿成这场悲剧，刘、邓的责任不容推却!正如1967年4月6日周恩来总理与国家计委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时指出：“刘少奇主持常委十几年了。从一九五三年到六六年，十三年了，就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文件，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书记处是邓小平主持十年，自然有很多文件，不符合主席思想，时间长了，还不走到邪路上去!”

　　三是“庐山会议”与“彭德怀冤案”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针对“五风”所引发的恶果，毫不留情地写下了洋洋万言的“意见书”。但是因为他所指出的问题，大都是中央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就已经开始努力改正的，所以这时把“意见书”搞到大会上，就难免有“纠缠不休”之嫌。而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却偏偏讳疾忌医，偷梁换柱，回避了毛主席“主要是反左但也要注意反右”的指导思想和多次严厉批评的浮夸风之类，并且夸夸其谈大跃进的“经验”。所以生性耿直的彭德怀便不依不饶，气势咄咄逼人;而大权在握的刘少奇他们更是心怀叵测，说彭德怀是个一贯反党、企图搞军事政变的伪君子，说彭德怀就像魏延、刘宗敏，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面对这样的情况，毛主席要么公开、彻底清算刘少奇他们的“左”倾错误;要么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然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培养、几个月前刚刚选上了国家主席的接班人，如果彻底清算，不仅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极有可能导致党的分裂。于是从大局出发，毛主席折中地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即使这样，菩萨心肠的毛主席还是“心存不安”——1965年10月，在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主席和他谈话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诚挚之情天地可鉴!另外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几句，也足以印证自己当年的无奈：“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关于庐山会议，主席的卫士李银桥有更加具体的回忆)可见，处理彭德怀本身就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冤案!有人恶毒污蔑毛主席“因为毛岸英之死而挟私报复”，更是天下奇冤!

　　四是关于“文革”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凡是亲历过文革又再体验了改革开放的人，当然会更应当理解、赞同邓小平的这句话。

　　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1963年5月9日，毛主席在《浙江省七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批语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不然的话……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因此，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董加耕、邢燕子等积极分子。为了防止干部蜕化变质，不久又在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刘少奇挂帅的，所以，运动的方向偏向了以“斗地、富、反、坏、右”为主。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毛主席批评了许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并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主席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別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內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毛主席一个人的智慧与力量很难有效阻止实权在握的当权派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欲望与步伐。于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那么，作为“一线”领导人的刘、邓，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他们大派工作组。有人说当时派工作组是经过毛主席首肯的。这不假。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派出的工作组不是引导、帮助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而是是千方百计转移群众视线、干扰运动大方向的。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是‘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当时该校的校长与党支部书记叫刘超。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派驻该校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自己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而邓小平当时也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把北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当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指挥工作组。由于工作组矛头对准教师，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于是有学生贴出了大字报，责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要刘了解相关学生的家庭背景，企图进行政治迫害。对于这些问题，邓小平自己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写《我的自述》中也坦白地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对于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我热烈地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为什么要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是因为他及时洞察了刘、邓的动机，所以在8月份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会上公开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于是，轰轰烈烈的文革之火迅速以燎原之势燃遍中华大地，“红卫兵”、“大串连”、“斗批改”，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当然，形形色色的走资派也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与运动对抗，挑唆、指使、操纵一些别有用心的“造反派”以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武斗，搞打砸抢，不择手段地迫害革命干部，破坏文革的同时破坏生产，在全国各地、各个领域都造成了严重混乱。

　　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权力之争。尽管此说的动机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污蔑，但我觉得也不无道理——毛主席的确不容许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旁落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手中!不过，毛主席要打倒的是修正主义复辟倒退的反动路线，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绝不是某个“对手”。相反，面对那些心怀叵测的“对手”，毛主席历来总是怀着“治病救人”的愿望，帮助他们“重新做人”。比如历史上的王明，尽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但是在中共“七大”上，毛主席仍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到中共八大还是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再如，他明明知道“这个人还是白猫黑猫，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还是毫不含糊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何等伟大的情怀!所以，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出席华国锋主持的同各省党的负责人座谈会时还说：“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了。失败的原因固然与毛主席逝世有关，但更主要还是因为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及各种反动势力的顽固反抗。不过，正如毛主席所言“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所以，失败的文革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不但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走资派，同时播撒了批判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火种”， 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革”精神，更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背离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经常听到人们说毛主席有惊人的科学预见。但具体是多少，一直众说纷纭，且各有依据。其实在我看来，林彪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虽然是阿谀之词，但是毛主席的洞察力和预见力的的确确是非常惊人的!比如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重上井岗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现在看看毛主席的这段话算不算惊人预见?这些年来我们的共产党还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还能(或者还在)“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吗?尽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我们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如今广为流传的新“三座大山”说起码不无道理。如果粗略比较一下，不但那些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被人民民主专政荡涤无存的卖淫嫖娼、吸毒贩毒、欺行霸市、坑蒙拐骗、贩卖妇女儿童等一系列罪恶全部死灰复燃、有增无减，而且卖官鬻爵、贪腐成风、信仰迷失、“前腐后继”早已司空见惯。每年那么多有知识、有才干的各级各类“人才”被查处，该是何等令人痛心的悲剧!更有黑煤窑、黑砖窑、黑矿场、黑工厂“此起彼伏”、“取之不尽”，苏丹红、敌敌畏、地沟油、塑化剂“全面出击”、防不胜防，“十三连跳”、“开胸验肺”、“强拆自焚”、“公交爆炸”悲剧连连、如泣如诉……

　　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因为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早几年香港东方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金融海啸：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的短评，就已经表述了如下观点：就社会组织法则来讲，持续30年强制推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把一个拥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变成了野蛮血腥的魔兽世界;就社会政治体制来讲，法律成为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就财产占有制度来讲，国有化——私有化——官有化，在公有制被摧毁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并非是传统的私有制，而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官有制怪胎，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左派和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右派，同时被官权踩在了脚下;在分配制度上……把穷人的钱集中起来送给富人;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被列为极左路线的一大历史罪行给改革掉了;就民主权利来讲，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属于极左路线，列为违宪重罪的理由;就精神生活来讲，物欲泛滥的恶臭不仅淹没了最后的人性……“爱国贼”竟然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就社会关系来讲，原本和谐统一的社会被撕裂为贫富两个极端……贫穷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成为穷人与生俱来的滔天大罪;不过，眼下最让中国人着急的还是在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的与世界背离现象。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压住美国物价，维持超越中国人40倍的美国高消费生活水平……动用国家机器和公共资源托高房价，维持国内富人的暴利产业……

　　尽管我不愿意认同这些观点，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恐怕又逼得人们不得不认同!

　　我不想主观评价“两个三十年”的是非得失。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介草民，既孤陋寡闻，又无法把准是非标准，更觉得前后“两个三十年”都是同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天下，尽管有错误，但无论否定前后，都是那些处心积虑的“资改派”、“沉船派”所梦寐以求的。建设社会主义、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事，哪能不走弯路、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上就走过多次弯路、犯过多次错误。但是，我坚信，作为毛主席亲自参与缔造的、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克服自身的错误，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主席已经遭遇污蔑、攻击几十年了，但是毛主席的形象愈显高大，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愈加灿烂;那么，这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别有用心的人们所追捧、所鼓吹的一切，是不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呢?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之魂

　　一个独立自主、蒸蒸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会让香港东方日报给以这样的评价?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早就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虽然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毛泽东思想应当是我们永远的指导思想，而且是其他任何理论、任何思想都无法替代的!丢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丢掉了中华民族之魂!

　　别以为今天的时局好像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我们更应当看到“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的社会现实。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这三十几年，就因为共产党内没有“钟馗”了，所以大大小小的“鬼”就得势了。他们借改革之名，疯狂推销自己的“私货”，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但是他们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胜利?我想，还是用毛主席的话来作答，同时也以此作为对毛主席逝世37周年的纪念。我相信这也是毛主席的一项惊人预见：“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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