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不等于蒋介石历史

　　最近几年来，漫步书市或可发现有关“蒋介石”的书越来越多，几成热门。对蒋介石的这种兴趣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普罗大众似乎也越来越关心。除了关于“蒋介石”，即便是蒋身旁人的传记似乎也能热销。以至于不少大陆出版社会主动接洽台湾出版社或研究机构，希望引进台湾方面的相关书籍，并以畅销书的形式予以重新包装。曾与某位熟识的台湾教授聊起过这个话题。他非常不解地问我：“为什么现在大陆对蒋介石这么一位在台湾早已褪去光环的专制威权人物如此感兴趣?”

　　想来这股热潮应始于多年前蒋介石日记的公开。

　　退居台湾的蒋介石

　　深锁胡佛的日记原稿

　　2006年3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布了《蒋介石日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争议，也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自然激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关注，甚至或多或少在大众阅读领域引发了新一轮蒋介石热。目前，胡佛研究所公布了从1917年至1972年的蒋介石日记影印件。相较于该所收藏的其他资料，蒋介石日记显得非常特殊。查阅者若想查阅记录日记内容，那就必须两手空空地进入阅览室。期间，只能用胡佛研究所提供铅笔、纸张来一字一句地抄写，连使用电脑打字录入都不被允许，复印、扫描更在严格禁止之列。尽管规定严苛，但“蒋日记”仍旧吸引了大批学人乃至爱好者纷至沓来，埋首于胡佛研究所。

　　时至今日，在学术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这部藏在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似乎已成为近代史研究者不得不看的“圣经”。但凡涉及蒋介石的研究，若不引用几条“蒋日记”似乎便已有了史料上的“原罪”。而在大众想象中，既然是蒋介石长达数十年的日记，那么其中必然存有大量历史谜团的线索，若能深入挖掘或可改写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于是，也有不少以畅销书为目标的读物也开始打出“蒋介石日记”作为卖点。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待“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初的热潮褪去后，围绕蒋介石展开的各类“修正主义”研究，似乎并未有太多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新瓶旧酒的最新传记

　　2012年，前美国国务院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信出版社，2012年)在大陆出版了简体中文版，一度被视为近年“蒋介石热”中最具颠覆性的著作。在宣传陶涵大作时，便会强调此作参考了大量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但需要指出的是此书的英文版中几乎没有直接引用过蒋介石日记。而是在出版繁体中文时，陶涵在几位华人朋友的帮助下在注释方面做了大量补充和更正，所以中英文版相差很大。

　　前台湾“中央研院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者陈永发却认为“中文版可以说是另外一本新书”，同时认为“对台湾读者而言，只要读过蒋中正间接委托梁敬镦和古屋奎二写的传记《蒋总统秘录》，就不太可能对陶涵有关大陆时期蒋中正的正面评价，发生同样颠覆性的新鲜感觉。”换而言之，陶涵在这部书中塑造的蒋介石形象，其实与过往国民党方面“御用”文人的宣传成果并无二致。此类形象对于大陆人来说或许新鲜，但对于老一辈台湾人来说，那个近乎“伟大、光荣、正确”的蒋公形象正是他们在当年政治课本上所学到的样子。与此同时，蒋介石台湾时期的“爱将”郝柏村在出版其大作《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天下文化，2011年)时表示：希望蒋介石日记早日出版，客观呈现史实。

　　然而，“蒋介石日记”公开乃至出版，就能够“客观呈现史实”吗?又或者说之前海峡两岸乃至海外的学术研究就不能“客观呈现史实”了吗?

　　答案或许没那么简单。

　　日记不等于历史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可算是最早接触蒋介石日记的第一批研究人员。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尚在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工作期间，便曾系统地研读并整理过蒋介石日记。在论及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时，他指出：“蒋介石日记公布前后，蒋介石研究情形并无太大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此前陆续公布的各类档案，已经可以大致解释蒋介石在主持军政事务时所面对的问题即处置过程。

　　日记的公开只是加了几个注脚，或者说让研究者可以更细致地去探究一些问题，例如“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究竟是否见过周恩来。但是，对于大部分整体结论并没有颠覆性的影响，更不用说能去推翻之前的大部分研究。实际上，即便如1968年10月前后，前苏联曾试图联络台湾方面共同反对北京政权这样的“惊天秘闻”，早在蒋日记公布前便已通过各种渠道对外披露过。如前台湾新闻局长魏景蒙日记中披露的档案(《苏联特务在台湾：魏景蒙日记中的王平档案》，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而蒋日记则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版本的生动叙述(1968年10月)。

　　若熟悉近代以来史料之特性，对此情况便不应感到意外。史学前贤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中对近代以来名人日记的特性有过一针见血的解读。他先指出“日记的，出于显要的地位，接触面广，处理的事务较多，根据其亲身的经历，或本于见闻，逐日把它记下，其中有政治内幕消息，处理事件的是非、得失及当事人所负的责任等，常为重要的史料”。但行文至此，陈先生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上述种种“是我们的想法，事实上殊不尽然，达官贵人忌讳多，而常欲避免嫌疑，不愿于日记中表示意见”。当前中国近代史领域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罗志田在论及“日记”时，也曾提醒：“日记在中国本是一种带‘创作’意味的思想和学术表述形式，不少人的日记其实是作为‘著述’在撰写。”(《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

　　作为修身手段的日记

　　宋朝以降，中国士大夫或自诩士大夫者多将日记书写当作一种修生养性的方式。晚清经学家王闿运曾如此评论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日记：儒家所谓日记，主要目的在于自省策厉，日记偏重修身、为人之道，是其习惯（《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王闿运序》）。蒋介石一生提倡“四维八德”、推崇阳明之学，并视曾国藩为榜样，向来以“圣贤”自居。于是，蒋日记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便是自我道德修养的心得与教训。除了每天日记中有大量类似今日“心灵鸡汤”、“成功学”般的人生感慨外，还会每周、每月、每年都书写周反省录、月反省录以及年反省录。而在中国文人的书写习惯中，常带有非常浓烈的“自讼”倾向，即会批判、反省自己的道德缺失，这也正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蒋介石喜好在日记中大谈修身之道以至于不放过任何细碎之事来“言传身教”。例如在1953年4月1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就写过一则“轶事”：“正午为楼下拷钉扰乱思虑，恼闹甚激，但得动手而未打，尚怒中能自制也。”虽然，贵为“总统”、“总裁”之尊，竟差点亲自动手“教训”装修工人已属罕见，但蒋在日记中期望突出之重点则无疑是“尚怒中能自制”的修养成果。在日记中进行的“自我暴露”、“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皆完全自恰于其整个价值体系，也无碍于其展示道德修养之高尚。

　　在蒋介石心目中，日记在其身后或将与《曾国藩家书》等传世名作等量齐观，亦能为其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蒋介石教育自己亲信部下的办法之一便是印发他某年某月某日的日记，希望他们从中亦有所悟。蒋经国由苏联归国后，蒋介石更时常让其阅读自己的过往日记，借此来教育儿子。与蒋同时代的政治人物日记中，《林森日记》、《阎锡山日记》也呈现出这种特点。另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日记的写作也有一个逐渐“规范化”的过程。其早年日记并未形成近乎格式的写作套路，大多随意简短聊聊数语记载每日见闻，也很少谈大道理。例如1923年访苏期间的日记基本都是简短的游记随笔。执掌国家大局后，蒋日记中借“著述”以“修身”的味道也越来越浓厚。

　　日记与各类官方记述的关联

　　除了借助日记来“修身”外，蒋介石希望将自己的日记打造成为日后有关自己历史叙述的基础资料，因此他长久以来，非常重视个人日记及其他个人资料的保管、修缮工作。蒋介石在工作之余的一大嗜好便是审阅过往日记，甚至会“展阅旧日记不忍释卷”（1953年4月5日）。抗战前，蒋介石将包括日记在内的个人资料交由启蒙老师毛思诚保管。之后，毛思诚也依据这些材料为蒋介石“量身打造”了《自反录》与《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同时，毛先生还仿照《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格式整理《蒋介石日记》，编有《蒋介石日记类钞》。1938年毛思诚去世后，日记的保管整理工作便由将公“大秘”陈布雷负责。直到1948年陈布雷自杀前，他一直在依据蒋介石日记等资料来修撰蒋介石的“起居注”——《事略稿本》。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这批资料被运至桃园大溪，成立蒋介石个人的资料室，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总裁事略编纂室”，先后编辑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及《总统蒋公大事编年初稿》。

　　除了官方机构正式出版的言行记录外，蒋介石同样很在意面向广大民众的个人传记书写。早在北伐时，诸如“蒋总司令小传”、“蒋总司令凯旋记”、“蒋总司令军简”等等的文章就已铺天盖地，占据全国各大报刊的版面。有鉴于此，蒋便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位可靠来编撰一部“官方授权”的个人传记。第一部获得其本人认可的传记采取了“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进行操作。曾在龙溪中学教过蒋介石英语，后在国民党内负责国际宣传工作的董显光早在1937年就用英文写了一部蒋介石传记。两年后，此书被翻译为中文在上海出版，取名为《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这部传记是“经蒋委员长特许出版”，在序言还曾特别强调了此点，以标榜正统。国民党政权迁台后，这部“特许出版”的传记在增补大量内容后又以《蒋总统传》为名出版。修订期间，蒋介石曾亲自召见董显光耳提面命，指出需要改正的错漏之处并口述了大量内容。而董显光也大量引用蒋介石日记作为其写作的基本素材之一。另需指出的是，董显光在1947年便当过行政院新闻局长。国民党政权迁台后，他更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心腹之一，先后出任《中央日报》董事长、国民政府驻日大使、总统府资政等要职。

　　此外，蒋介石晚年时还曾间接委托时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梁敬镦与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写过另一部传记，即前文曾提到的《蒋总统秘录》，并在日本《产经新闻》和台湾《中央日报》上连载过。这部《蒋总统秘录》首次公开披露了大量蒋介石日记。《产经新闻》在发表这部“秘录”时便宣称：写作时直接参阅了蒋介石日记，很多日记内容也是首次对外公开，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作为领导人的真情实感与伟大思想。不过，此书出版前后正值日台“断交”，立场保守的《产经新闻》希望向日本民众宣扬蒋介石的功绩，而国民党政权同样有此考虑。日本著名民国史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便指出：“《蒋介石秘录》不是学术性的著作，而是宣传性著作。”

　　在上述各部有关蒋介石的“官方”、“半官方”论著中，《蒋介石日记类钞》、《事略稿本》、《总统蒋公大事编年初稿》及《蒋总统秘录》可被视为蒋介石日记的“副本”或“摘引”。台湾“国史馆”亦编有《蒋中正总统五记》，摘录部分蒋介石日记，分别以“困勉记”、“游记”、“学记”、“省克记”及“爱记”分门别类予以出版。但无论是参阅哪个版本的蒋日记又或是直接看原本，若只是单纯地照搬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那么其学术价值自然大打折扣。若希望能在名人日记中搜寻“现成”的历史真相，则多半会失望而归，蒋介石日记也不例外。事关党政军机密的“历史的真相”断不会如此简单地“躺在”某人的日记中，坐等后人去挖掘。

　　日记作为个人情绪的宣泄场域

　　相较于党政军方面的史料价值，蒋介石日记最大的亮点反倒是来自其私人生活或曰“八卦”。2011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将两岸围绕蒋介石日记展开的某次学术研讨会之论文与评论结集成册出版，取了一个非常学术化的名字：《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汪朝光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其中的讨论除了传统偏重政治军事的“硬历史”外，更多则是聚焦于蒋介石“私领域”的话题，诸如：阅读习惯、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亲缘网络乃至情爱关系。实际上，这本论文集在台湾出版时便改了一个更直白或曰“八卦”的名字：《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时报出版社，2011年)，想来或许反倒更为贴切。

　　不同于档案材料，日记作为私稿，确实更能反映记录者私人生活的情况。目前，不少关于蒋介石的新近研究便试图探讨蒋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诸如性格、亲缘、人脉乃至其感情纠葛。蒋介石在日记中叙述个人隐私时，确实显得相当诚实。在与陈洁如交好时，日记中甚至有“昨夜与洁如缠扰”(1925年5月23日)这般颇为露骨的文字。此外，早年日记中也不乏“出入妓馆”、“见色起意”之类似乎并不那么光彩的故事。即便到了晚年，蒋介石对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问题仍非常介怀。例如迁台后某天夜宴美国女参议员。告别时，女参议员忽然拥抱蒋介石。“受宠若惊”的总裁有点手足无措，事后耿耿于怀很久。不仅记在日记中，还在写周反省录时特别提及，写道：“余不知所措亦向之拥抱并嗅其颊，此实为平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也。”(1953年6月5日)

　　当然，日记中也能读到蒋介石作为普通人的烦恼与无奈。例如在败退台湾后某次“与妻车游顶北投，途中忽言其悲观心理并屡言如余不在台湾必留美不回矣。言下甚悲，可憾”(1953年4月28日)。而蒋介石在退居台湾后亦久未习惯，甚至把军中包括“同性基情”之类的“乱象”全归咎于当地环境，称：“台湾气候与地势皆可使人性反常变质，军队之自杀风气与以下弑上及同性爱之仇杀皆为例。”(1953年5月13日)。同时，蒋也会在日记中发泄怒火，由于担心大陆取代台湾在联合国之席位，就曾在日记中言辞激烈地写下“决无‘共匪’参加之事，否则世无公理，人类必将灭绝矣!”这样情绪性的词句。而与胡适的交往过程中，蒋介石在日记里的抱怨同样会让读者颇感意外。1958年4月，胡适正式返台就职。4月10日，蒋亲自出席胡适的就职典礼，发表讲话谈及中国共产运动与当年五四运动之关联等等议题。未料想胡适在随后的发言中竟公开予以驳斥和纠正。结果，蒋很有“风度”地笑纳了胡的意见。然而，私下则又对胡多了一分厌恶。在日记中，他将当日之“遭遇”视为其一生中的奇耻大辱，盛怒之下竟夜不能寐。

　　应证其生活细节的种种

　　除了情感纠葛外，通过翻阅蒋介石日记，还可以大致勾略出他一天的大致行踪。军人出身的蒋介石，生活极为规律，甚至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

　　1949年迁台后，更是如此。他典型的一天一般开始于清晨5点至6点间。由于宋美龄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所以蒋一般会持手电筒静悄悄地起身去盥洗室。洗漱完毕，先喝热开水，然后就开始在阳台上做体操，唱赞美诗。每当唱至“天父”、“伟哉”之类的颂词时，他甚至会脱帽向东方敬礼。完毕后，返回室内静坐祷告。而每天日记的书写，也大多在早上进行。蒋写日记时常会记录前一日的见闻以及当日的计划。写完日记，会粗粗翻阅主要报刊，勾出感兴趣的文章，让秘书在早饭时念给他听。10点前后，蒋介石会入府办公。上午一般会召见人员或举行会议，交待各项任务。若无特别事宜，都会返回寓所吃午餐。餐后，午睡片刻。当然，偶尔也会睡过头，还会为自己的懒惰在日记里进行“忏悔”与“反省”。下午的时间多用来处理公务如批阅呈递来的文件，又或处理私人事务如翻阅整理日记，草拟讲稿等等。傍晚时，常与宋美龄搭车兜风出游或散步。晚餐后，则多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范围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一直到拿破仑语录、黑格尔论著，可谓五花八门。总体而言，他似乎更喜欢看儒家经典，而不似毛泽东那样喜读各朝笔记野史。北大历史系的王奇生教授便曾通过梳理日记来研究蒋介石的阅读习惯。

　　在每日作息时间上，蒋有着职业军人特有的严格。除非晚上有应酬，否则蒋介石肯定会在10点至10点半左右入寝，几乎雷打不动。虽然蒋介石与宋美龄喜欢在官邸看电影，但只要“Bed time”临近，无论影片多精彩，他还是会毫不犹豫立即叫停而回房睡觉。以至于在副官印象中，蒋介石几乎没有一口气完整地看完过一部电影，都如连续剧般分多日才能看完。在日记公布以前，蒋介石的这些生活情景仅能从一些他身边人的回忆中窥得片段，例如其副官翁元的《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叶邦宗的《蒋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与一段遭留白的历史》(四方书城，2002年)、秘书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天下远见，2003年)。蒋日记公布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之前这些人的回忆，更进一步丰富了蒋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生活细节。

　　蒋介石日记的书写逻辑

　　日记中的蒋介石并不等于现实中的蒋介石，正如过往大陆“妖魔化”宣传中的蒋介石以及台湾歌功颂德中的蒋介石也都不等于现实中的蒋介石。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于三月三十一日对公众公开蒋介石早年日记

　　虽然，日记带有强烈的私人属性，但仍无法脱离社会权力关系，尤其是像蒋介石这样的身份显赫者的日记更有其书写逻辑。如此说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有在日记中刻意作假的嫌疑。就目前公布的日记来看，学界普遍认为蒋日记中对大部分历史事件叙述并未肆意捏造。不过，问题在于究竟哪些事情会被写在日记中;哪些后世研究者眼中的重大事件却又被他一笔带过又或是干脆只字未提。

　　如果只读日记，很容易得出一种蒋介石整日“不务正业”的印象：四处讲演、读书看报、爱好旅游兜风、虔诚祈祷甚至热衷神学读物的注解，还对“民族往何处去”之类宏大近乎哲学的问题情有独钟，真正用于国家大事的时间似乎反倒不多。所以，不少研究者认读蒋日记时，总会一个相似的疑问：为什么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却偏偏不记。写与不写之间，写多写少之别，便是所谓“书写逻辑”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日记所呈现仅仅是蒋介石的一个面相。而在档案等其他资料中，则可以看到另一个纵横政坛、运筹帷幄乃至不择手段的专制领袖。在日记中，断然不会看到蒋介石如何策划打击异己，又或是如何以暴力手段进行制裁。

　　1945年9、10月间，蒋介石秘密部署反对“云南王”龙云，但在日记中却几乎只字未提，只见诸如“更觉国家非贫，人民非贫，而在私与懒，因懒乃贫乃愚乃病乃乱矣”(1945年9月30日)此类感慨。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在吴国祯事件、孙立人事件中，在事发前后的蒋介石日记中只能读到他对两人“妄为”如何之痛心，却不见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制定政治斗争的权谋。吴国祯在其回忆录《夜来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的解读与蒋介石日记的表述自然也是大相径庭。

　　蒋介石写日记时，多少应该设想到其日记内容多年后可能会公开。与其同时代的名人写日记时，更多都是“为人”而非“为己”，即写日记时便预期是为大众读者而写，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胡适日记》、《郁达夫日记》等。在蒋日记中，不乏隐私(如个人感情经历)与言辞过激(如痛骂部属、政敌乃至亲友)的敏感内容，因此蒋介石的预期或是透过“事略稿本”、“日记类抄”这样经过滤后的“二传手”来对外发布，而亲近者则可以读到日记原本并以此来修撰有关蒋的史书。

　　如此操作的动机可能是希望通过此类“经权威修订的日记版本”，在历史上保留自己的话语权，继而展现自我意识，影响后世对其功过的评价。与之相较，某些历史人物则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处理方式，即干脆不留下多少有关个人生活的书面记录，或许反倒给予了后世更多的诠释空间，以至于对其某些方面的评价总是翻来覆去或日益极端化。

　　蒋介石日记的公布自然是丰富了很多历史资料，印证了很多事情，尤其能为后人研究提供非常多的线索。但是，在没有其他资料补充下，其使用仍要相当谨慎，更不应让自己的视野受其局限。况且，日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并不足以彻底改变以往对蒋本人的基本看法。日记固然有着重大的史料价值，但也只是进入蒋介石内心、了解蒋介石这个人的一种途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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