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于官僚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自己有限的国家领导人生涯中留下了同官僚主义作不懈斗争的宝贵经验。
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提出：“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而到1920年冬至1921年春这段时间里，伴随着有关工会问题和改行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争论的展开，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诸如抽象空谈、脱离实际，办事迟缓、无人负责，滥发文件、乱写指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在苏维埃机关中泛滥起来，而且蔓延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并渗透到党的机关里来。“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列宁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严重危害，是一种“新脓疮”。
1922年，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重要演说中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不担任要职的)、由于为人诚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们没有学会同拖拉现象作斗争，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加以掩盖。”“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认为，为了避免和减少官僚主义，党和国家干部要随时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他劝告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随时随地要仔细地和客观地检查，是不是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联系是否密切。”为此，他提出了建立最方便于群众的来信来访制度。
列宁认为，反对官僚主义还要精简机构和会议，提高工作效率。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曾经出现部门林立、机构臃肿的局面，列宁领导党和国家曾多次进行精简整顿，但是结果发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列宁感慨万分地说:“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1922年11月，列宁在病中写信给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当前最主要的迫切任务，也是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开支”。针对当时一些干部整天忙于开会，不接触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现象，列宁认为这是导致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很愚蠢的”。明确提出：“尽量少开会。规定每星期人民委员会1次+劳动国防委员会1次，每次两小时”，“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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