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人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涉足和居住过的地方不计其数。坐落在太行山东麓、平山县境内的西柏坡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毛泽东和党中央选择西柏坡作为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在这里召开了推翻封建剥削土地制度的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了决定新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召开了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这里赴京建国。
历史给予了西柏坡厚爱，让它成为了“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伟人毛泽东也给予了西柏坡厚爱，他在西柏坡期间乃至离开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始终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对这里的人民倾情牵挂，魂萦梦绕。
一
毛泽东与西柏坡的缘分首先源于他对平山县的关注。
平山，是华北平原通向山西高原的重要通道，是太行山和华北大平原的交汇处。这里东部地域开阔，西部山势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发源于山西的滹沱河从西向东横贯全县，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是富庶的“鱼米之乡”。1938年聂荣臻第一次来到平山时，看到滹沱河两岸肥沃的稻田，由衷地称赞这里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同时，平山还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根据地。这里建党早，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坚强的党组织。晋察冀党、政、军首脑机关先后有长达三年多的时间战斗生活在这里，和这里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从这里走出了威名赫赫的“平山团”，走出了享誉全国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是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模范县。
1938年8月，《新华日报》以《一个平凡的县——平山》为题发表长篇通讯，全面介绍了平山人民在抗战中贡献和功绩，使平山这个普通的太行小县，以“抗日模范县”的美称誉满全国。坚持天天读报是毛泽东多年的习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文章，这是平山县走进毛泽东视野的第一途径，从此他对平山有了初步而良好的认识。
历史还为毛泽东了解平山安排了这样一个巧合。1938年9月，毛泽东到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课间休息时遇到了“值班”队长曹慕尧，当毛泽东得知他是平山县人时，显得很感兴趣。毛泽东说：“我正想了解你们平山的情况，你们县党组织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如何?你是否清楚?”曹慕尧逐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介绍。毛泽东点点头：“对情况如此熟悉，以前你在平山工作时担任什么职务?”曹慕尧说：“报告主席，来延安之前，我担任平山县委书记。”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平山县自然和经济条件、生产情况怎么样?”“你知道聂荣臻同志的司令部就设在平山县的山区吗?”曹慕尧一一解答，毛泽东赞许地点头表示满意。此后不久，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一次组成的“平山团”(359旅718团)奉命进驻延安，这些英雄的平山青年不辱使命屡打胜仗，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毛泽东与平山人民的距离。
历史的指针行进到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党中央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则肩负着中央委托的工作来到晋察冀边区，与在平山县的聂荣臻、肖克、罗瑞卿见面。在谈到中央工委的去留问题时，聂荣臻等提出希望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刘少奇、朱德向中央致电请示，很快得到中央同意。
中央工委决定留驻晋察冀，平山因其地理、物产及群众基础好等优势而成为首选地点。后几经实地勘察，最终选择了西柏坡作为驻地。1947年5月，中央工委正式进驻西柏坡。一年后，毛泽东与党中央完成了转战陕北的任务后也来到这里。毛泽东住在了西柏坡村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开始了他在西柏坡的难忘岁月。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来到，使小山村沸腾了。老乡们争先恐后地忙着腾房子，修房子，在沿途开设接待站，不仅帮助中央机关运送物资，还把中央机关人员和家属小孩护送着来到西柏坡。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到达西柏坡的第二天，毛泽东散步到柏坡岭，登高俯瞰西柏坡村，一座座黄土干打垒结构的院落点缀于青山绿水之间，中央机关大院与其他农民的住所一样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柏树林中。毛泽东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里的木棍指着山下说道：‘西柏坡，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在这个理想的总指挥部里，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和军队取得了辉煌胜利和伟大成就，铸就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二
毛泽东1948年5月27日来到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离开，在这里渡过了短短十个月的时间。
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忙碌的，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如豆的灯光常常燃到东方发白。但是在工余时间，他关心最多的还是西柏坡老乡的生活情况。在毛泽东居住的农家小院里，警卫战士为使院落整洁，要把老乡留下的鸡窝和猪圈拆除，毛泽东制止了，说将来我们走了，老乡们还要用的。他有时坐在院里的楸树下，一边纳凉一边把身边的磨盘当办公桌写着文件。炎热的中午他还会到村外河边的小树林里午睡。他对这里环境的亲切与熟悉丝毫不亚于他居住了十三年的陕北。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时常到村外的田边散步，一边查看庄稼的长势，一边询问老乡收成如何，能不能吃饱等问题，对西柏坡的老百姓十分关心。
1948年秋天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警卫排长阎长林的陪同下走出中央大院到村外散步。村外田地里，花生、玉米等作物长势很好，只有稻田里的秧苗显得很细弱。这一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向一位正在稻田里拔草的农民了解情况，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你们这里种稻子不是插秧吗?”一边说一边做了个插秧的动作。这位农民解释说：“不是，俺们这里没有栽过稻子，都是直接往地里种。”毛泽东又问：“一亩地能打多少啊?”“好年成顶多打两石，平常年景也就打一石五六(180斤为一石)”农民回答。
毛泽东说：“这么好的地打这么点稻子，产量太低了。我的家乡也种水稻，一亩地能产七八百斤，我们那里不是直接播种，都是先育苗后插秧，稻子长出来后，又粗又壮，一亩地能打七八百斤呢!不信，你明年试一试。”因为毛泽东湖南口音较重，那位农民听得有些似懂非懂，站在旁边的杨尚昆怕农民听不懂，又把毛泽东的话给他“翻译”了一遍。这位农民叫阎志亭，当他事后得知教他种稻子的人就是毛泽东时，激动地把这件事讲给了村里的乡亲们，从此，这件事就流传开来。
毛泽东历来亲近群众，中央机关每到一处都与当地百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鱼水关系。在西柏坡也是如此。在西柏坡纪念馆档案资料中，西柏坡一位名叫阎如魁的农民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俺村，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热情地为俺贫下中农做好事。管理员(工作人员)一看见老百姓推碾、扬场，就牵扯着机关的牲口来帮忙。老百姓收庄稼，毛主席号召帮助群众，抢秋夺夏，夏天帮助割麦，秋天帮助收稻。有担的，有背的，往老百姓的场上送，干得可欢了。”这位农民用朴实的语言道出怀念与感激之情。事实上，西柏坡的乡亲们对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人员也亲如一家，到了端午节，农民们成群结队地往大院里送粽子，中秋节则送月饼，那情形就像是相处多年、关系融洽的老邻居。
1949年3月，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北京了，可他仍念念不忘西柏坡乡亲们种水稻的事情。1958年6月，毛泽东特意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村乡亲写信，让他们到水稻高产的涿县(今涿州市)去学习。当时的西柏坡村村长阎连章接到来信，急忙跑到打麦场向乡亲们报喜。乡亲们争先恐后地传看着来信，觉得十年过去了，毛主席仍惦记着他们，心情十分激动。村民们都积极踊跃地报名，村里为了保证正常生产，最后决定选派阎连秀、王志远两人作为代表去参加了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阎连秀、王志远经过学习观摩，终于将先育秧再插秧的水稻种植方法带回了村里。这种种植方法使西柏坡村的水稻产量大大增加，很快周围的村子也纷纷效仿起来。据村里的老人讲，有一年西柏坡水稻长得特别好，人从稻田的一边推动稻子，稻穗就像波浪一样波及到稻田的另一头。这虽然是传说，但也由此反映出西柏坡群众的种稻技术确实大大提高了。
1988年5月26日，胡乔木在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的展览后，提出“毛主席教农民种水稻，如果有反映，是很有意义的。”1993年，西柏坡纪念馆在修改陈列展览时增加了这一内容，后经历次改展都始终保留。如今每一位来到西柏坡的客人，都会听到讲解员娓娓讲述毛主席教西柏坡乡亲们插稻秧的故事，倾听者无不为毛泽东对西柏坡人民的关怀而动容。
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忙碌了。他从离开西柏坡一直到逝世，都没有回来过这里。但是他对西柏坡人民的关爱，体现了他浓浓的西柏坡情怀。
建国初期，党中央组织慰问团奔赴各革命老区，送去中央对老区人民的感谢和关爱。1951年8月，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程子华率领中央老区慰问团赶赴西柏坡，亲切看望了西柏坡的乡亲们，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问候，还将毛泽东亲手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锦旗赠送给西柏坡人民。这面锦旗不仅是西柏坡人民的至高荣誉，也成了西柏坡人民心中最大的鼓舞。1996年，西柏坡纪念馆在修建书法石刻园时，把这一题词刻在了园内的中心碑亭上，遒劲有力而饱含深情的大字在阳光下煜煜生辉。
1956年初春，为调研农村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和他的助手逄先知一起来到西柏坡。此时他们已从山西、四川、湖北等地调研完毕辗转北上，准备返京向毛泽东汇报。在路过河北省的保定时，田家英突然决定到300公里外的西柏坡去考察。1948年10月，田家英在西柏坡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忠诚、细致、干练、直爽，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建国后这个被毛泽东称为“少壮派”的年轻人，在工作上尤其成了毛泽东重用的得力助手。田家英在长期跟随毛泽东的过程中，深谙毛泽东所思所想，与毛泽东之间有着非常的默契。田家英知道，毛泽东一定希望了解到西柏坡的乡亲们在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生活情况。于是，田家英冒着料峭的春寒回到了西柏坡。他去看了被当地政府妥善保管的中央旧址，一户一户地去看望和慰问西柏坡村的乡亲们，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问候和想念。晚上就住在农民家中，直接同农民和当地干部谈家常，来了解当地的农业合作社的情况。西柏坡乡亲们拉着从毛泽东身边来人的手，有着说不完的话。回到北京后，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此行的情况。毛泽东听得十分认真，尤其对西柏坡的情况格外关注。田家英还向毛泽东讲述了在西柏坡调研时的一个小插曲：在与西柏坡村民交谈时，人们大都会问起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由于西柏坡是老革命根据地，很多人都是在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在交谈中有意无意地比资历、摆资格。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到这个情况，告诫人们要谦虚谨慎。
1957年，为了根治海河泛滥带来的灾难，国务院决定在平山县境内的滹沱河上修建大型水库，筑坝的最好地势恰恰在西柏坡下游的西岗南村。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及党中央居住过的西柏坡村，将被淹没在200多米的深水当中。情况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虽然他对那里有着剪割不断的感情，但他更关注老百姓的生死安危。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在修建岗南水库的请示报告上写下了关键性的一笔，“就在平山县西岗南村筑坝建水库。”西柏坡的乡亲们想不通了，他们派出代表阎志亭、阎连亭，赴京向毛泽东提出保护中央旧址的要求。百忙之中的毛泽东专门派人去做说服工作，要西柏坡人民顾全大局，并指示河北省有关部门认真作好中共中央旧址的登记、测绘、拍照和文物保护工作。
1958年3月10日，岗南水库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柏坡人民，再次作出牺牲，托儿带女陆续搬离。但是村里也有些老人坚持不肯离开他们世代繁衍生息的村子，随着大坝合拢，水位迅速上升，村子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此时，西柏坡村的支书阎连章再也坐不住了，他只身再次来到北京求见毛泽东。据阎连章夫人焦春雪回忆：当时，中南海行政处的毛维忠接待了他，并安排他和毛泽东通了电话。阎连章向毛泽东说明了情况，询问毛泽东该怎么办?毛泽东说：“西柏坡村的群众不要都搬离，一定要留下一些人。”毛泽东的话像一股暖流涌上了阎连章的心头，使这个坚强的汉子几乎落泪。他裹着一路风尘赶回村子，告诉那些不愿意走的村民，说毛泽东同意咱们留下来，毛泽东对咱们村子还是有感情的。于是，那些不愿背井离乡的村民们，就近搬上了高岗旱岭。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亲眼目睹西柏坡村民搬离村子时的凄楚，但他始终关注着工程及移民问题，牵扯着西柏坡的乡亲们。1959年6月7日，周恩来总理来到岗南水库工地视察，这是他进京之后第一次回平山。他在大坝上深情地遥望西柏坡，要求当地干部切实做好移民安置工作，并一一进行具体指示。同年10月24日，党中央又派出刘澜涛、胡乔木来到西柏坡，他们就中央旧址保护和复原建设以及移民安置问题作了调研，并给予了明确指示。留下来的西柏坡人民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度过了重重难关。
1966年12月，国务院批准在西柏坡村建立西柏坡纪念馆。1970年，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开始进行复原建设，1978年正式对社会开放。经过的苦难已成为历史。如今，碧波荡漾的岗南水库不仅使滹沱河沿岸的百姓免受水患，而且也成为西柏坡一道亮丽的风景，它静静环拥着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与西柏坡人一道守望着与解放战争那段辉煌历史、与伟人毛泽东浓情相连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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