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上午，针对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对第一次任首相期间没有参拜感到痛恨至极”，并表示“虽然暂时不会表明什么时候去、是否去，但我的想法没有改变”。此言论与其上月25日在纽约的演讲逻辑一致：“如果大家想把我叫作右翼的军国主义者，那就请便吧。”由此可见，军国主义在今天的日本仍然有不小市场，以至于安倍敢于公开“认领”。就笔者所知，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源流曲折复杂，但其中两大诡异之处，不得不察：一是从“脱亚论”到“解放亚洲论”的大跨越，二是从“左翼”到“极右”的大跨越。
康拉德·托特曼在《日本史》一书中，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那些坚信天皇美德和日本亚洲使命的理论家及其为日本设计出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冒险的战略。
坚信天皇美德意味着对天皇的愚忠，坚信日本的亚洲使命在当时意味着日本要做亚洲的“解放者”。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祖师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85年提出的“脱亚论”中，则主张与亚洲邻国“绝交”，也就是说，福泽谕吉并不寄望日本做亚洲的“解放者”。
表面上看“脱亚论”与“解放亚洲论”说不到一块，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观念，即日本与其亚洲邻国在文明层级上有天壤之别，邻国是“垃圾”，日本则是“垃圾场”边上的巍峨大厦;对待“垃圾”，日本要么抱着厌恶的心态在垃圾场上随意践踏一番，要么以怜悯的心态做“垃圾”们的“救世主”。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如果是等级制的，那么它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态度基本上也会是等级制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邻国固然有做“解放者”的说辞，但我们很容易窥见其中将“被解放者”、“被拯救者”视为“垃圾”、“可怜虫”的傲慢潜意识。
而“解放亚洲”又是什么?它同样是主张“按西洋人对此类国家之办法”来征服亚洲邻国，然后集结这些邻国的人力、财力、资源把西方人的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解放亚洲论”者只不过比福泽谕吉多想了一层而已。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从“脱亚论”走到“解放亚洲论”，其核心观念——不平等的国家观与民族观——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日本与西方势力的矛盾在20世纪20年代比福泽谕吉的年代更趋激化，于是作为“垃圾”的亚洲邻国的利用价值空前提高了。
另一诡异之处是：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曾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激进左翼青年，他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体制，主张“纯正社会主义”，倡言公有制，但后来却走上了拥戴天皇专权、主张军国主义体制的道路，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的双右翼。
希望社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剧变的激进左翼论者，总是会不断寻找其理想快速实现的路径，在这方面，作为思想家的北一辉和当时大多数日本底层人民在“情商”上是差不多的，他并不期待有一个“社会渐进改造工程”，他要的是摧枯拉朽史诗般的迅速改变。灰暗暴戾的社会现实中若是普遍反弹出这种热望，人们往往愿意在别的方面做出一些容忍以确保这种变革的速度和力度。例如，北一辉早年只把天皇当作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后来他觉得天皇的专权有助于他迅速改造社会，就转而主张权力应集中于天皇。
当人们觉得国家意志的统一有利于改造社会时，当人们急于迅速改变国家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而觉得任何便宜可行的方法都可视为正当方法时，就有可能会默认、支持军国主义体制和像希特勒这样的专权领袖。
但是，追随军国主义的日本底层大众试图以改变“国家命运”的方式来改变个人命运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在“快速雪洗国耻”、“快速实现社会公平”、“快速打败国际敌人”等宣传话语的诱惑下，日本民众甘愿去做白日梦。但最终，他们成为军国主义癫狂症的牺牲品，他们被利用也被侮辱了。
作为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北一辉之所以最终走向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还与他极端化了社会主义理念中的政府角色有关。他从政府节制市场，走向了政府统制一切。一个社会难免会出现各种极端思想、极端政策主张，但只要允许充分的思想市场竞争和政策辩论，温和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终究会成为主流和更有持续性。但军国主义政权限制言论空间、实行观念一元化，1936年“2·26”兵变之后，议会政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在日本基本消失，军国主义摆脱了一切对它的限制和羁绊，因而也使得自己彻底地不可救药。
（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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