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延生，新华出版社特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近年来先后撰写了“邸延生伟人系列丛书”，被誉为中国当代“红色作家”、中国当代“撰写毛泽东第一人”，多次接受新闻媒体专访，其作品被多家报刊、电台连载和连播。

　　本文是为“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邸延生的主要著作包括：《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历史的真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历史的真见——毛泽东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实——毛泽东的晚年岁月》、《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历史的回眸——毛泽东与中国经济》、《历史的遗憾——毛泽东的未竟心愿》、《历史的风范——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历史的借鉴——毛泽东评述中国历代帝王》、《历史的风骚——毛泽东评述中国诸子百家》、《历史的风采——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名人名著》、《历史的陈述——毛泽东评点外国文艺》《历史的足迹——毛泽东在1893—1947》、《历史的实况——毛泽东在1947—1965》、《历史的回顾——毛泽东外事活动纪实》、《历史的追述——毛泽东与卫士长》、《历史的脚步——毛泽东外出巡视纪实》《历史的情操——毛泽东的感情世界》、《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毛泽东三兄弟》、《毛泽东风雨沉浮四十年》（三部）、《毛泽东八年抗战展雄风》（二部）、《毛泽东国共交锋定乾坤》（三部）、《毛泽东纠“左”反右走惊雷》（二部）、《世界伟人毛泽东》（二部）、《人民领袖毛泽东》（60集电视连续剧本）等。】

邸延生：毛泽东与中国经济暨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4年的风雨历程，以她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奋进崛起的雄伟英姿，赫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64年前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的“一穷二白”了;今日的中国，社会安定，国防强大，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今日的中国，各行各业都处在改革奋进的拼搏之中，外汇储备充盈，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幸福安康。所有这一切，固然是整个社会都在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但也不能不说是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基业上发扬光大的结果;继往开来，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巨龙腾飞”的夙愿。

　　在这值得庆贺的日子里，我们自然会想起共和国的无数缔造者，自然会想起亿万中国人民所敬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2013年，恰值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使我们更加深切地缅怀毛泽东。虽然，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但他的思想、他的风范、他的精神、以及他对人民的爱，无时无刻不存留在亿万热爱他的人民的心中，人民对他不能忘怀。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中国才得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繁荣，从困难时期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走到了现在、走到了今天的开拓进取和共创辉煌。回顾历史，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共和国的开创者的基业之上的。毛泽东早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方向：即先东部，后西部;先沿海，后内地。“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毛泽东当年为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规划的宏伟蓝图，是有远见卓识的。在国防建设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再回顾毛泽东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从红军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从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改造民族工商业到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制定“八字宪法”到规划《发展农业纲要》，从发展中国工业的《鞍钢宪法》到制定《工业六十条》，从发展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提出为实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宏伟目标，所有这一切，无一不倾注了毛泽东的大量心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为发展中国经济操碎了心。他无数次到各地视察，了解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体察人民的疾苦，他心中时时刻刻想着人民，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中国经济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的时候，正是在他的指示下引进了第一条生产维尼龙的日本设备，开创了新中国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技术的先河。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时代伟人的宏伟气魄，毅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美国总统尼克松得以访华;是他，高瞻远瞩地积极推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得以率团访问中国;是他，积极支援亚非拉弱小国家的经济建设，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信赖和支持，中国得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上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处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夹击”、“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重重“围堵”之中;中国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该如何发展?怎样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就是在那样极其艰难困苦的危难时刻，1973年，毛泽东以他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毅然决然作出决定，指派余秋里、谷牧到南方沿海5城市(福州、广州、北海、珠海、厦门)进行实地考察，意在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制定“率先发展沿海经济”和“建立沿海经济专属区”的宏伟蓝图。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与世长辞;在他临终前的最后22小时——9月8日凌晨，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在他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小便失禁，多次尿床，护理医生和护士给他换过被褥之后，他依然坚持索看了几份关于发展国家经济的文件;下午4时37分，毛泽东看文件30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内容是李先念和谷牧、余秋里联合呈递的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这时，距离他离开这个人世仅仅剩下9个小时了!

　　长歌当泣，回顾这一切，我们又怎能不为毛泽东为发展中国经济和为中国人民能够尽早一天过上好日子所付出的毕生心血而感慨、而讴歌呢!

　　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终身奋斗分不开的——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针对工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第一次提出了“需要认真负责地保护民族中小工商业”的政策;稍后，在江西瑞金，也就是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曾对他的二弟毛泽民讲过这样一段话：“创业总是艰难的，但必须发挥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作用，认真为人民服务;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搞好银行内部的各种财会制度，既要设法改善苏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又要筹款支援前线。”(毛泽民，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财专家，时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毛泽民根据哥哥的意见，上任伊始即建立起了国家金库，草拟了国家金库条例，制订了金库管理制度——这在中国共产党财政金融管理的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一直延续至今，现今我们国家人民银行所执行的金库管理制度依旧是毛泽民当年在瑞金制定的那套相当严谨的管理制度。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城外的沙洲坝召开。会上，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作工作报告，阐明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原因和政策，初步形成了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指导经济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经济方面的建设。”同时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在谈到苏区的对外贸易时，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同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限制，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在谈及中央苏区的财政支出时，他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接下来的报告中，他还特别强调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必须认真做到“关心群众生活”和“注意工作方法”，要把人民群众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和疾苦，放到工作日程上来，“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而要尽可能地“满足群众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经济问题和群众关系问题上，可以说，毛泽东是有远见卓识的。

　　1936年6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刚刚结束了万里长征到达陕北。7月15日，毛泽东在保安接见了两位来自美国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在谈到中国通过斗争取得独立以后的诸多问题时，毛泽东谈了发展新中国国家经济的具体设想：“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4亿5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民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够吸引许多国家。我们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并说;“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当时，中国共产党还远没有夺得国家政权，毛泽东即科学性、预见性地提出了引进外资发展国家经济的深远构想;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伟大战略家的博大胸怀和他的远见卓识之所在。

　　抗战时期——1940年2月，毛泽东在他所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从15个方面论述了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在论述如何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时，毛泽东以他高瞻远瞩的目光，科学性地阐述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在抗战的情况下，党内如何掌握对内对外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指示，其中谈到“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做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此发出号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批判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不注意动员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的错误作风。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特别谈到了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问题，其中谈到：“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的经济该如何发展?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其中涉及共产党所希望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家经济的内容：“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国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

　　1947年12月25日，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战争已经拉开序幕，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夺取胜利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所要执行的经济政策：“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收侵犯。这里所说的工商业者，就是指的一切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和一切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1948年1月18日，时处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需要保护中小工商业和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的必要性;2月27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要求各解放区认真纠正各种不利于中小工商业发展的错误倾向。

　　1949年9月21日，筹措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致词中说：“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领土。在英勇的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它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此，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比战争年代更具艰难性，但新中国一经成立，即以她崭新的身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开始抚平战争创伤，恢复经济，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

　　11月22日，经报请毛泽东阅示同意，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劳资关系暂时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公布施行的通知。

　　12月6日，毛泽东率团首次访问苏联离开北京。临出发前，毛泽东还就新中国的财政工作写下批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

　　12月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为斯大林祝寿时，同中国代表团的人们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香港，争取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进行贸易。做生意，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随行的师哲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担任翻译，他对毛泽东说：“同东南亚的生意好做些。”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也说：“我们应该广开门路。”毛泽东即说：“也可以说是‘广开财路’!”

　　1950年2月16日，依然滞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对代表团的随行人员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究竟好不好，我们了解的还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全面;我们的国家要搞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如何搞，苏联的经验适不适合我们的国情?这是需要研究、需要试验的。照搬肯定不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有苏联的榜样，但我们不能照搬。中国和苏联不同，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回国以后，我们要发展经济，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工农业生产，要搞工商业改造，还要抓国防建设和国民教育，努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座的师哲插话说：“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会很快好起来的。”毛泽东则说：“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办好一切事情的根本基础;但要说很快好起来，我说不会，不会很快，起码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赶上去。”这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中国要想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至少需要两代人的艰辛努力。

　　1951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描绘出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想：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所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1953年7月9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件上写下批示：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建国初期，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的主导思想是“积极领导，稳步发展”;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同时作了结论讲话，指出要在大约几十年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同时要求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能够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科学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号召全党同志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党外的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他说：“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我们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

　　9月，中共八大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经济……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可以说，中共八大会议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八大结束后，毛泽东在接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好东西。”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的。

　　1957年11月，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11月下旬，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家发展第一个五年间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这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标志，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打下了一个坚实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稳固基础”。事实也是如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8.4亿元，其中用于经济和文化部门基本建设的投资为530.8亿元;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工业部门的占52.4%，重工业占88.8%，轻工业占11.2%。5年中新增固定资产491.4亿元，工矿建设单位多达1万个以上，过去根本没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新式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矿山设备、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冶炼等重工业企业都建立起来了，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事业。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国家公告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国际间的一片轰动;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为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地赞叹亦深受鼓舞，而欧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则发出了一片惊呼，认为在过去几百年来一直贫穷落后的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近似于“神话”的建设成就，简直是种“奇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纵观近代世界发展史，有两个奇迹，一个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另一个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国家的经济面貌，而且令全世界都感到了发生这种“奇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

　　12月下旬，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再次发出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5年内赶上英国!

　　2月28日，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工作和生产的大跃进。”并指示说，“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也就在毛泽东面对全国工农业生产呈现出一片大好发展形势的情况下，苏联却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援建项目和生产合同，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发狠说：“赫鲁晓夫想当‘老子党’，搞大家长作风，看来还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我们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并说，“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想看我们的笑话，赫鲁晓夫也想骑在我们的头上拉屎撒尿——做梦!我们怎么办?他们越是希望我们这也办不成，那也办不成，我们越要争一口气，搞大跃进!”

　　3月4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发表了6次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进入6月，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大跃进”的浪潮。各行各业，比、学、赶、帮、超的势头空前高涨，决心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向前发展，尽快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期中国的老百姓尽早一天过上好日子，中国人民能够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是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展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初衷，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尽管后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自然灾害也罢，天灾人祸也罢，党内意见不统一也罢，外部封锁也罢，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好的，愿望是好的，指导思想也是绝对正确的!

　　1963年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设想：

　　把1963年到1965年这3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3年过渡以后，搞一个15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是因为由中央书记处组织成立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草拟出了一份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设想，“在3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15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体系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15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综上所述，毛泽东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具体到经济建设蓝图，诸如治理黄河、三门峡水库、葛洲坝、长江上游截流、规划青藏铁路、南水北调、治理荒山、治沙造林、全国范围内的绿化……等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在经济建设上，毛泽东是有远见卓识的。

　　1968年6月26日，《解放军报》刊登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对向他汇报工作的李先念和纪登奎说：“中国内地的铁路和大桥总归好修些，什么时候能够把铁路修建到拉萨，我就放心了。”

　　李先念说：“如果从现在开始勘察、设计到正式施工，再到完成设计到竣工通车，总得10年左右的时间。”

　　纪登奎说：“最少10年。”

　　毛泽东说：“我就给你们10年的时间!如果通了车，而且我还活着的话，我是要到拉萨去看一看的……”

　　纪登奎说：“主席一定能……”

　　“能什么?”毛泽东又说，“到那时我就86岁了!如果有幸还活着，而你们的铁路还没有建成，我就是骑着毛驴也要到拉萨去一趟……”

　　通过这些谈话，足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发展建设的关心程度——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9月25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率团抵达北京;至此，中国国门洞开，截至到1972年底，中国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1973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在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中，着力讲了毛泽东事先用红蓝铅笔勾画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蓝图：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要努力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进入世界的前列。

　　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在后来人的努力中，实现了!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永远激励、鼓舞着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民!他对中国人民所奉献的一切，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并会遵照他的意愿，继往开来，将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巨龙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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