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994年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初版。原著:李志绥，中译：李志绥。李自绥回忆录自序中有一句话：“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我带着好奇心，读得很认真。当我读到第481页至484页时，我呆住了。这四页写的是，清华学生打死打伤工宣队员后，毛泽东主席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五个半小时。还特别写到我向毛泽东主席请教的情况。
李志绥写道:“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仍躲在北京针织总厂。毛下令他亲自领导的六个工厂组织工人宣传队,由支左的警卫团官兵(即八三四一部队)率领开到清华大学,接管清华。”“下午四点，工人宣传队和八三四一部队官兵到了清华。本来我是不用去的。但我想亲身体验清华军管的过程。”“我和卫生员小李夹在人丛中。”“到清晨四点钟的时候，突然开来一辆卧车，沿途叫我的名字，我应声而起。车停下来,毛的司机张从车上下来,看到我说:‘快走,叫你哪。’我问他是谁叫我,张说:‘还不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也叫学生们的头头去。’”“我上了车,随他到了人民大会堂。”“我走进一一八厅，毛坐在沙发上看书，见我进来,立起身。我急忙走过去。我这时感觉到毛是真的喜欢我。毛拉住我的手,仔细端详我的全身,说:‘怎么这样狼狈,全身都湿了?’我说：‘外面在下大雨。’毛说:‘你先休息一下,换换衣服,我已经叫人通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来这里开个会,中央文革的人参加，你也参加。’毛决意要‘保’我。林彪,周恩来,康生和江青都会参加这个会，我和毛一起参加,是表示我是毛的下属,这样他们想搞暗的也不行了。也许我不用再整日担心被绑架了。这次会议,江青和所有的人热络地打招呼,唯独对我似乎不屑一顾。”“毛与红卫兵的这次会议在文革中是个里程碑。毛要学生停止武斗,并进行联合。”
“会的当中,韩爱晶发言说:‘现在大家都在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话,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在引用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主席在的时候,容易解决。主席不在了,该怎么办?’韩的话刚完,康生与江青就立刻斥责说:‘你大胆胡说八道......’这时毛接过话来说:‘这问题很好,我年轻的时候,就爱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至于我说过的话,今后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必然如此。你看从孔老夫子到佛教、基督教,后来还不是分成许多派别,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任何事物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否则就停滞,就死亡了。’”
事实真相如何呢?1968年7月27号上午九点多，根据26日宣传队负责人会议的部署，北京市61个单位3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八三四一部队官兵一起，在北京卫戍区，海军等军代表配合下，各路人马分别抵达清华大学南、西、东三个校门。按指挥部规定，队伍在特别同时开进清华校园。大约下午两点多，我和同学陈良从北门进清华，校园里已经是水泄不通。我想搞清是怎么回事，却联系不上蒯大富，也联系不上中央领导，连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也联系不上。蒯大富后来告诉我说：“下午三点多钟，我和段永基还有司机，三个人，翻墙出了清华，又遇到陈育延，四个人一起从清华西北方向到体育学院找了一辆存放在那里的小车。外面下着大雨，我们的车绕了一大圈，下午五点左右，到了市革委会。段永基他们在外面等,我上楼去找领导。”
工人宣传队和八三四一部队官兵不是李志绥说的“下午四点到了清华”，而是上午十一点钟。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蒯大富已经去市里找领导，他走后，校园里很快就出事了，他下面的负责人组织力量向宣传队出击。先后打死打伤了多名宣传队的工人。
发生如此严重事件，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人，解决这个问题。凌晨两点多，我和聂元梓、谭厚兰还有王大宾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外一个过道的门里等着。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走了几分钟，谢富治才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当时，我好像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也叫118厅。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进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室，十几个沙发围成弧形。陪同毛泽东主席召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黄作珍及吴德。毛泽东主席和我们一边谈话，一边等蒯大富。蒯大富后来说：“从市委回清华和迟群、谢静宜谈判后，团派绝大部分人撤出了清华。我和段永基、陈育延、司机共四个人，又赶到电报大楼。在7月28日清晨5时30分，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恳求中央马上接见。发了电报我也没地方去啊,先想到天津。后来一想，还是到北航去看看吧。一去听说：‘怎么中央首长接见你没去?’我立即上车赶到人民大会堂。”
毛泽东主席还在和我们谈话，有人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毛主席右侧，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蒯大富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
接着又坐下来谈话。因为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谈话内容有重复。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决定向毛主席请教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如果不问，什么时候再有机会问呢?如果不问，毛泽东主席百年之后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呢?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想不到我会向毛主席提出这样的问题，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主席很平静，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接着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主席又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他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恩来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泽东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批评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恩来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泽东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又批评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主席对着陈伯达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接着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主席说：“想得远好，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有人答道：“没听说。”
姚文元又指责我：“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泽东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泽东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我向毛主席请教问题后，康生没讲话，也没有像李志绥书上写的康生因此训斥我“你大胆胡说八道”。
毛泽东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过来一个女工作人员，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边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握手告别。 没想到，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完了，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我们再次跟林彪、周恩来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厅，走进另一个大厅。
谢富治说：“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五个人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饭后，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 我们整理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毛泽东主席召见谈话的全部内容约有两万多字，毛泽东主席召见谈话有录音。毛泽东主席这次召见，从清晨三点到八点半，我始终在场，谈话过程中只有年轻的女工作人员进出，倒水、送铅笔和纸。没有出现过任何男工作人员，陪同毛泽东主席召见我们的都是当时中央最高层的党政军负责人。职务最低的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和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保健医生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这次召见。
李志绥书中还说，毛泽东回答韩爱晶：“至于我说过的话,今后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必然如此。你看从孔老夫子到佛教、基督教,后来还不是分成许多派别,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任何事物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否则就停滞,就死亡了。”当时毛泽东根本没有说这句话，李志绥引用的这句话可能是毛泽东在另时另处说的，具体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说的要查证。
李志绥书中说：“到清晨四点钟的时候,突然开来一辆卧车”， “我上了车,随他到了人民大会堂”，“我走进一一八厅，毛坐在沙发上看书”，“毛说:‘你先休息一下,换换衣服,我已经叫人通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来这里开个会,中央文革的人参加，你也参加。’”
照李志绥的说法，他清晨四点从清华大学上车，那么最快四点半才能赶到大会堂见毛主席，还要换衣服，等我们，岂不是五点才开会?实际上，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毛主席那里已经谈话将近两个小时了。李志绥确实是费了心机的，他在书中把自己编写到清华流血亊件及毛泽东主席召见谈话中去，可是他连工宣队进清华的时间以及毛泽东主席召见谈话的时间、内容都编错了。这些情况，只要好好查一下当年红卫兵报纸也不会编错。
毛泽东召见之事，距今已过去44年。眼下，除谭厚兰1982年11月被整得病死之外，其他人都健在，聂元梓今年91岁，蒯大富住进了养老院，我和王大宾早已退休。2009年3月27日，我和蒯大富谈起李志绥的书，蒯大富当场给我写下一段话：“关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接见我们五个学生头头时，自始至终李志绥没有在场,也没有资格在场。他的回忆录中有关描述是百分之百的吹牛和撒谎。”
2009年9月8日，王大宾给我来信也谈到李志绥的回忆录。王大宾在信中说：“或是李志绥医生为生活谋出路，或是想发大财，不顾后果出卖灵魂，出卖民族，出卖国家，干出了比狗屎还臭的大汉奸的勾当。”“李志绥此人做假都不会做。一个保健医生竟然参与中央首长一同接见我们。真是胡编故事。”“李志绥或李志绥的幕后指使人或操纵者编故事的水平不高，李是无任何资格，毛主席是不可能要他参加此接见的。李志绥的此书，只有骗外国人，因外国人许多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2009年10月20日，我请北京体育大学刘长信去聂元梓家里，请聂元梓为此事作证。90岁的聂元梓写下一段话：“李志绥在他书中说，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五大领袖’时他在场。不，他不在场!大家知道，我是在场的。李志绥编造史实，欺骗读者，令人愤慨!”
本文举出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清华后毛泽东主席召见我们的事情，只是李志绥回忆录中许多故事之一。李志绥的回忆录中有很多故事，同样是一个情节接着一个情节，说得活灵活现，叫人怎么相信呢?我的一个朋友说：“李志绥回忆录的内容编织得可算是精巧绝妙，李志绥背后的操纵者运作得也确实诡秘。李志绥的任务是负责毛泽东的健康，职责很明确。看来是李志绥所写回忆录不能满足海外主子的需要，海外主子让人掺假再掺假。书中的李志绥变换了角色，回忆录仿照别人的经历及相关史料，把李志绥塑造成参与高层政治活动、甚至影响毛泽东决策的重要人物，还编造一些领袖生活隐私放在回忆录里。如此脱胎换骨，李志绥的回忆录就变成了一本奇书，变成海内外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史料。”
法国哲学家福柯说过：“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古人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掌握过去的人才能掌握未来。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了二十八个年头，搞了终身制，有成功也有曲折和失败。这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包括历史的原因和社会文化的原因。后人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应该认真严肃地总结，百家争鸣，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毛泽东的错误，人们可以批评，但不应该造谣编故事，更不应该给去海外主子当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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