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史与用史
唐洲雁
一、学习历史：毛泽东一生的爱好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读了6年孔夫子，从8岁起开始读私塾，读的大多是四书五经，其中也有不少历史书籍。据考证，毛泽东最早读过的历史书大概应该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简易读物——《纲鉴易知录》，由此开始了他对中国历史的启蒙教育。
真正让毛泽东对历史感兴趣的，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历史小说。早年他有两年时间辍学在家务农，几乎读遍了当时山乡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古典文学，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等。这些文学作品，为他打开了历史知识大门，也引发了他的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书里面都没有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16岁的时候，毛泽东走出韶山，到邻县湘乡的东山小学堂读书。在那里，他读到了《新民丛报》，开始了解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对梁启超，他一度十分崇拜。
大家知道，湘乡是曾国藩的故乡。在此前后，青年毛泽东认真研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日记》，接受了被曾国藩发扬光大的湖湘文化的影响。从湘乡来到长沙，特别是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后，毛泽东的历史知识大为长进。那时候他有一个老师叫袁仲谦，留着一脸大胡子，对毛泽东非常欣赏，给他推荐了许多历史书籍，像《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各朝各代的《纪事本末》，等等，都是在此期间读到的。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记录了许多中外历史人物的事迹。
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特别推崇张良、严子陵、范仲淹等历史名人。在一师全面而系统的学习中，他打下了较坚实的史学基础，具有了较深厚的国学功底，并且开始以史论今，针砭时弊。
从一师毕业以后，毛泽东留在附小当主事，后来又办过文化书社、自修大学。在此期间，他比较系统地读到湖湘文化的宗师王夫之的书籍，在接受他的哲学思想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他的史学理论。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曾评价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夫之的史学创建是破天荒的。”
毫无疑问，毛泽东学习历史，是为了改造现实，而不是为了成为一名纯粹的历史学者。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每当转战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特别注意调查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了解风土人情，查阅地方史志，作为决策的依据。
到了延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毛泽东又开始大量阅读各种书籍，包括历史书籍。1936年，他专门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要他代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以及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大量历史书籍。这些书，他后来亲自批注过的就有1300多种。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务、政务都很繁忙，但毛泽东读史的爱好一如既往。他个人藏书就达8万多册。除大量阅读自己收藏的书籍外，他还走到哪、借到哪、读到哪。据北京图书馆的记录，从1949年到1969年，毛泽东共借书6000多册，其中历史书籍所占比重最大。他不仅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正史极其重视，对野史、地方志，像《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以及明清笔记小说等，也都十分爱读。
我们单位保存了一份毛泽东1959年外出时所带书籍的清单，其中历史书有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和大字本《二十四史》全部，还有关于《老子》的书等十几种，以及《荀子》、《韩非子》、王充的《论衡》、张载的《张氏全书》、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清人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等。毛泽东读史之多、之广、之杂，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读史的涉及面虽然很广，但重点是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可谓百读不厌。光《资治通鉴》，他就读了17遍，并称赞该书叙事有法，写得好。对贯通中华民族4000年历史的权威性史籍《二十四史》，他不仅全部通读，而且对许多卷册都反复阅读。据查，从1952年到1976年，他对《二十四史》的阅读从未间断，在许多卷册的封面上，都留有他的圈点符号和批注，少则一两个字，多则几百乃至上千字。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曾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哈佛大学，并在演讲中指出：“毛泽东先生一生对二十四史做过许多评点和批注，为认识中国历史和吸取历史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晚年的毛泽东虽重病缠身，并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严重衰退，但仍以超乎寻常的毅力读书读史。在他的卧室，到处是书，连床都被书占去一半。据记载：1975年8月至9月，毛泽东两次重读《晋书》;1976年初，他读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76年8月26日，他再次读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是他生前读的最后一部书。此时离他逝世仅有24天。真可谓生命不息，读史不止。
二、不但爱读中国历史，而且爱读世界历史
毛泽东读史，不只是读中国的，同时也读外国的，特别是对西方列强的历史，他常读不懈，了然于胸。毛泽东读世界历史，最早始于东山小学时期。那时候他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从此对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富兰克林、林肯等世界历史名人崇拜无比。
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读到世界历史，是他到长沙求学之后不久。当时他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感兴趣，辍学半年，专门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读书，这是他史学知识快速增长的关键时期。读累了的时候，他经常站在图书馆的一幅世界地图前，从那里去找中国，去找湖南，发现许多过去认为了不得的地方，在这里都显得十分渺小，由此开始慢慢树立起自己的世界眼光、历史眼光。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曾经两到北京，在这个新文化的中心，他不仅接触了来自美国的新思潮，而且接受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大势也有了一个大致的把握。回来之后，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始像模像样地点评起国际形势和世界历史。
对于外国历史，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还是俄国革命史和联共党史。1949年底出访苏联期间，他比较集中地看了《彼得大帝》、《拿破仑》等十几部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斯大林知道后评价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回国以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苏联共产党执政和建设的历史经验。1953年10月，毛泽东写信嘱咐中办主任杨尚昆，要求将《联共党史》中的六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来京参加会议的代表，请他们“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毛泽东让广大干部研究国际共运史尤其是联共党史，目的就是要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
西方的历史，毛泽东最熟悉的，应该说还是法国近代史。而在法国近代史中，他最感兴趣的又要算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欢谈论的历史人物是拿破仑。据粗略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到和谈及拿破仑，不下40次。
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熟悉程度，让一些法国人也感到惊讶。曾担任过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回忆：“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比如像拿破仑是死于胃溃疡还是胃癌这样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历史，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美国历史。这跟他早年学习的主要还是美国历史书籍有关。他对美国独立战争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有一定的了解，林肯、富兰克林等人甚至是他一辈子崇拜的偶像。他后来在延安与斯诺和其他美国记者，以及美军观察组大谈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让这些美国人都大为吃惊，叹服不已。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美国的历史仍然十分关注。为了研究美国的历史，他曾让人从北京图书馆借阅美国历史学家卡曼和施里特合著的《美国全史》等书。并特别叮嘱工作人员，借欧美的历史书，既“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可以说，毛泽东对美国历史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对他后来下决心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不无关系。
三、毛泽东读史的方法
毛泽东读史，兼收并蓄，但并不是食古不化。他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读史方法。
一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毛泽东读史时运用最多的方法。他最反对死记硬背，也从不迷信史籍，更不拘泥于前人的结论，而是把人物、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例如他对孔子的有教无类、因人施教深表赞同，认为今天我们教书育人也要参考孔子的经验。但他又认为：“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诗人臧克家深有体会地说：“毛泽东学习古人的长处，又不受古人的局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终于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就是继承之后的创造性发展。
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毛泽东读史籍，常常是在一段时间内读几部内容相关的书，互相参照，互相对比，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通过比较来找出历史的真相。例如1957年12月，他请工作人员找来各种版本的《朱子》，阅读比较达几个月。1962年，他读完《元史》，再读《资治通鉴》，而后看《通鉴纪事本末》，认为这样对比着读，才能把一些问题和历史搞清楚。
在各种书籍的参照比较中，毛泽东非常注意正反比较。比如在读《二十四史》时，他把一些奸臣、叛臣的传记，如新、旧《唐书》中的安禄山、史思明传;《宋史》中的《奸臣传》(秦桧);《明史》中的《奸臣传》(严篙)等，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画了圈。他说，看这些人的传纪，一要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责任，不能只听一面之辞。
三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学习古代的历史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学习外国的历史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特点，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道路。这些都是他在研究了古今中外大量历史事件后，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的。如果仅仅是教条地学习世界革命史，照搬苏俄的经验，而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条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四是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提倡读书，要求“全党都要学一点历史”。但他历来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他说：死读书的办法只能摧残人才，凡是有所作为的人才，没有一个是用死读书的办法培养出来的。他经常批判赵括的“纸上谈兵”;非常赞赏司马迁、徐霞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做法。
四、不仅酷爱读史，而且善于用史
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读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又把这种历史观作为思想武器，运用到实践中去，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1.他通过对整个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的学习和运用，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科学性，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对这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共性的揭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他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运用，进一步揭示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从而为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了正确方向。
3.他通过对中国战争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的学习和运用，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来自于他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状况的深刻认识。他特别注意总结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国民党的斗争经验。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中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孙中山和蒋介石也很注意搞武装斗争，蒋介石更是“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我们搞武装斗争，就“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找到武装斗争的方法，还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特别注意总结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强调“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
4.他通过对古今中外著名战例的学习和运用，形成了一系列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重要军事著作中，毛泽东认真研究了中外历史上许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外国的有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等。他从中总结出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战术原则，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疲我打”;“后发制人”，等等。可以说，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长期的历史学素养和对于中国历代军事史的学习和运用。
5.他通过对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兴替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丰富了党的建设思想。
首先是在批判改造古人“实事求是”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次是针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强调要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
再次是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多次强调要汲取农民起义军“胜则骄、败则馁”的经验教训。他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非常重视，曾经要求在党内印发。1944年，他又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正是在深刻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
6.他通过学习和运用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
1959年，为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毛泽东反复向各级领导干部讲《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郭嘉的故事。3月2日，他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4月，他在上海会议上，他又向与会者推荐读《郭嘉传》。7月，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同周小舟等再次讲起郭嘉的故事，并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毛泽东反复谈论郭嘉，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反映了他希望广大干部改进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克服经济困难的良苦用心。
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起了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故事，他说：“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败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项羽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刘邦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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