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我现在已过68岁。此生深感十分幸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北京航空学院一名学生，1966年7月29日和1967年12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1968年10月1日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三次近距离见到伟大导师毛主席。因三次见到毛主席时，正值北航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和人生转折，故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一）1966年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1966年7月29日，是在人民大会堂如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我作为两名少数北航少数派代表，见到伟大导师毛主席。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石英早年参加上海、南通学生运动，以后在家乡中共澄武工委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地下团总支书记。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他曾到敌军江防阵地侦察，险遭不测。按照上级暂时隐蔽、迎接解放的指示，他曾抱着我隐蔽在地洞里，敌军两次寻找未果，要不是当晚村庄及时解放，难逃敌人屠刀。母亲刘竞解放前参加革命，在著名的江阴要塞起义所在的要塞区任妇女主任。我生于抗日战争胜利日后第8天，伯父死于日寇枪口下。全家期盼国泰民安，将我取名为“兴国”。我牢记自己是革命后代，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因此，自幼志于学，各课成绩均在前列。读了许多课外书，从中学起就开始学马列、毛主席著作，关心国家大事。1963年，我从南京大学附属中学考取北京航空学院，在五系(飞行器自动控制系)火箭解算装置3511班学习。课余，我还担任过北航上天通讯社文艺组组长，创办过北航文艺评论社。系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和教育革命的指示以及中苏两党论战中的“九评”，并参加过北京通县的“四清”，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1966年6月2日，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他《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广播后，北航全校群情沸腾。上午，开始出现批评院党委的大字报。中午，我从校内商店买来白纸、毛笔、墨汁、浆糊，写出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最高指示哪里去了?》。主要内容是，全党全国人民应当自觉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部署。大字报引用毛主席指示，批评了院党委搞关门学习和学术批判，阻止师生参加文化革命的言论和做法。3日批评院党委的大字报继续增多，院党委竭力避免引为烧身。千方百计转移斗争目标，下午开始对给院党委提意见的人组织围攻，愈演愈烈。6月4日晚上，我与3511班戴维堤、尹聚平、吕香孝同学一起合写了一张大字报：《致院党委的公开信》，贴在北航行政大楼正门上的墙壁上，批评院党委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同时批评了学校不符合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倾向。
6月8日，以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进驻北航，我被推选担任3511班文革组长。工作组的表现不久就令全校师生失望。6月17日下午，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提出：“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谁的问题”的口号，出现了“全面开花”的局面，纷纷把矛头对准基层干部、辅导员、学生。6月19日晚上开始出现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很快形成了炮火齐轰工作组的局面。6月20日，数百名同学分别到国务院、国防科委、北京市委汇报情况;中午，我也和许多同学一起打电话向北京市委反映工作组的问题。6月21日晚，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分析了当时院内运动的形势，希望能发动群众揪出与北航有关的黑线及其后台。大字报指出“工作组领导不力”，并触到了工作组的痛处——方向路线问题：揭盖子还是捂盖子、查黑线还是护黑线、靠群众还是怕群众。6月27日下午，在全院大会上，赵如璋传达李雪峰报告，部署在全院开展大辩论，对象就是我写的的大字报。他预先定调说：“《一条“无头”黑线》是棵大毒草。毒就毒在无头，毒在……，就是落实到军委、落实到中央，这才是大字报的出发点和真正的目的。”由此，从6月27日至7月6日，北航开展了“六、二七”大辩论。当时，北航不少师生不认同工作组的观点，有人指出大字报上“无头”是加上引号的，“继续沿着已经揭发的线索追下去，敢于触及国防科委以及其他一切有关单位”后面并没有“……”。6月28日，3421班学生曹伟康贴出大字报：《几点粗略的看法》，公开反对赵如璋的意见，也被工作组定为大毒草。6月29日上午、晚上，6月30日晚上，在工作组亲自组织下，在3511班先后召开了三次辩论会对我进行围攻。7月2日，赵如璋找我谈话，说：“同学中和你持有同样的观点，怀疑工作组的人是不少的，你的文章正代表了他们的意见。”他要我作检查并承认三点：一是反军委反党中央。二是主观上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三是我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被我拒绝。7月3日以后，工作组又接连组织批斗会，北航一下子点出了十几篇“大毒草”，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围攻。7月6日，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赵如璋作总结报告说：“大辩论性质是夺取文革领导权。”“扫出了石兴国之流牛鬼蛇神。”会后，工作组对持不同意见的北航少数派的迫害，转入幕后秘密进行，在全院师生中进行所谓“左、中、右”排队，按其对待工作组的态度，将师生划分成4类：好的、犯错误的、犯严重错误的、右派。我与200多位同学被划进4类——右派。还有更多的人被划进3类——犯严重错误的。史料记载：1966年7月13日，北京市文教系统大学组根据包括北航、北大、清华在内北京24所高校上报的排队资料统计，24校师生总数99323人，有10211人被划为右派(占总数的10.1%)。同时， 24校的党委90% 以上都被定为3、4类，教研室主任以上干部60%以上被定为3、4类干部，正是怵目惊心。
“六、二七大辩论”使北航运动陷入泥淖。面对打击迫害，支撑着北航少数派宁折不弯意志的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最基本的原理”。 7月中旬，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决定纠正派工作组的错误，解放被压制和迫害的师生。7月22日。北航1681班学生刘金荣等贴出大字报：《关于转移目标》，对“六、二七大辩论”提出质疑，要求重新大辩论，真正辨明是非曲直。7月27日，国防科委工作组宣布退居参谋地位，并布置重新选举院文革会。3312班学生肖淑桃等贴出大字报《清除大辩论的后遗症》，批判工作组的错误。
1966年7月29日，是我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伟大导师毛主席。事先无任何迹象。中午1时，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北航东南校门集合，同行者有十多个人，大都是院文革筹委会委员、高干子女，另外只见到曹伟康。当时只说是去人民大会堂听一个报告，发给我一张“文化革命报告会入场券”。 如右图所示。上面注明：“中共北京市委主办”。时间：1966年7月29日(星期五)下午3时半。地点：人民大会堂。编号为000894。这张入场券，我至今仍珍藏着。
之前，我曾到人民大会堂参观过。这天来到人民大会堂就座，离主席台才十几排。当时我正处逆境。北航挨整的“阶下囚”，一下子成了人民大会堂的“座上客”，心情激动可想而知。
大会准时开始，李雪峰主持并讲话。大家才知道大会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后来知道，开会前一天，7月28日下午，毛主席说：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以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正是根据毛主席指示，国防科委党委规定，北航文革筹委会十多名委员作为北航多数派代表、我与曹伟康两人作为北航少数派代表出席会议。
李雪峰首先宣读了北京市委7月28日《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接着，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
5时20分，突然人民大会堂灯光全部打开，亮如白昼。周总理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将接见与会全体代表!只见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装，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没有和主席台上的人握手，迈着健步，径直走到主席台前，微笑着向代表们招手、鼓掌。大家知道，这是毛主席表示对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和对革命师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支持。全场代表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震耳欲聋。因为都是学生，许多代表不顾人民大会堂的禁令，站到桌椅上向毛主席欢呼。毛主席在主席台上来回绕了两圈，其中有一次曾走到话筒边，好像是要发表讲话。无奈全场声音过大，终于没有讲成，正是一大历史遗憾!毛主席站在主席台中央频频向代表们招手。当毛主席离开主席台时，全场震天的掌声和欢呼声仍然不断，大家盼望毛主席再次出现。最后，周总理通知大家：毛主席已经离开，并亲自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也在歌声中结束。这时，我看了一下手掌，已经拍得通红，微微生痛。
北航参加7月29日大会的代表回到学校，就聚集在一起回忆、整理大会中央领导讲话记录，立即用广播向全院师生传达。因我的记录速度较快，大部分材料都是按我的笔记整理的。这次大会本来是北航多数派和少数派师生消除隔阂的契机，可惜没有抓住。国防科委某些领导坚持与北航少数派对立的立场，工作组撤走前包办产生的北航文革筹委会，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继续执行工作组路线。8月1日成立的北航红卫兵，以高干子女为核心，加入条件要求承认工作组是革命的;《一条“无头”黑线》是大毒草;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是完全正确的等，将普通工农和一般干部子女尤其是少数派排斥在外。工作组匆忙撤离，后来在北航师生要求下，虽两进两出，但检查不深刻。7月29日大会坚定了北航少数派的斗争意志，我们通过重新辩论，驳倒了“毒草论”，系统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两次到中共中央接待站上访。根据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信的精神，8月20日，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决定采用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实行大民主;领导机构不采用司令部制而实行勤务员制;加入条件定为本人自愿参加，集体讨论吸收。革命不分先后，不排斥过去有过不同观点的人，不搞唯血统论;当前任务主要是批判工作组的路线错误，然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切实执行《十六条》，进行一斗、二批、三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来，由于赵如璋违背与红旗战士达成的协议，拒不出来澄清问题，从8月25日至9月22日数百名北航红旗战士不得不陆续滞留在国防科委门前的航模体校，与国防科委某些领导对峙的28天28夜。北航红旗又一次面临被打成反革命的考验，当时，我想：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政治生命，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根据分工，从8月29日至10月7日，我先后在航模体校和北航校内主持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全面工作。北航红旗的斗争很快得到毛主席的关注，8月底，他亲自发出指示：“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让学生闹上三个月。”最后，北航红旗的斗争以胜利告终。根据北航红旗总勤务站的决定，韩爱晶在10月1日代表北航红旗上了天安门城楼见毛主席，并在改选后，从10月7日担任北航红旗总勤务站负责人。
（二）1967年12月3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防科委系统代表大会
1967年12月31日，是我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伟大导师毛主席。这是国防科委系统的代表大会。这次能参加大会主要是因为北航积极参与了“红航一号”靶机和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研制任务。我与院革委会委员和红航兵团、红旗兵团骨干一起参加了大会，1967年5月20日，北航在北京高等院校中率先成立了院革委会，7月3日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率先复课闹革命。北航红旗战士和全院师生开始集中精力抓革命、促教学、促科研。
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国地空导弹发展，决定自行研制高空高速靶机(靶-6)。1964年底确定总体方案。1965年11月国防工办、国防科委联合下达靶6的研制任务，由六院负责，北航参与，为此抽调2、3、5系教师成立213研究所具体负责。北航革委会成立后，决定把研制生产全过程抓过来，于是请北航原党政领导和知名学者教授，联名向上级打报告。1967年6月，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再次联合通知，决定把靶6的总体设计、试制、总装调试的任务全部交由北航承担。为此，北航革委会将靶6改名为“红航一号”、将213设计所改名并扩大为上千人的红航兵团，并成立了指挥部，由常委仇北秦、屠海鹰和委员李乐，李明启等负责。红航兵团几乎囊括了北航全校有关师生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员配套、设备齐全的优势，在全院掀起了研制生产的热潮。加上北航红旗当时得到中央支持，在全国的协作通行无阻。1968年6月‘红航一号’原型机组装完成，布局为腹下吊挂单发，双垂尾。另一架用图-4母机挂飞。1969年9月第三架首次投放成功。1970年又投产四架，进行了大量静力、吹风、振动、挂飞和投放试验。1972年11月20日“靶-6”高空由国产轰-6飞机投放成功。“靶-6” 最大平飞行速度M2.2-2.5，飞行高度18000-20000米，有效水平航程150公里，技术性能处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1967年10月北航革委会又组建红旗兵团，由常委杨瑞云和委员刁震川等负责，开始研制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这是北航师生对我军击落的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拆卸，测绘的基础上研制的，1968年4-5月发动机试车成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来北航视察，表示震惊。以后北航继续研制无人驾驶飞机整机，命名为“长虹一号”(无侦-5)。1980年定型生产正式装备部队，是中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
12月31日，人民大会堂里温暖如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主持大会，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作了报告。国防工办主任粟裕讲话表示祝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发言提纲是在主席台上亲手起草的。他们讲完话后，只见罗舜初走到主席台中央，高兴地向全体代表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话音未落，大会堂里灯火齐明，掌声雷动。在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时而向台下激动的人群频频招手，时而与参加接见的有关部门领导亲切握手，谈笑风生，台上台下气氛异常热烈。
（三）1968年10月1日国庆19周年北京天安门观礼
1968年10月1日，我身穿绿军装，带着红帽徽，以红卫兵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庆十九周年的观礼，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近距离见到伟大导师毛主席。
在此之前，1968年8月10日，北航迎来了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动全院师生实现革命大联合。我意识到，北航红旗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就代表几位院红旗勤务员起草了《关于解散北航红旗，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建议》，建议自动解散北航红旗，组建统一的红卫兵组织。五系在全院第一个自动解散了系红旗战斗队。9月5日，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召开全体会议，作出解散北航红旗的决议。当晚，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韩爱晶代表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发表宣言，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北航红旗解散。北航红旗自动建立，又自动解散，这充分体现出这个红卫兵组织的民主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北航红旗解散以后，全院学生实行革命大联合，工宣队和军宣队首先在五系试点，重建统一的红卫兵组织，定名为“首都红卫兵”，五系成立“首都红卫兵北航第五团”，由我任团政委。因此，我被推选为作为首都红卫兵北航代表，参加国庆十九周年观礼。图中是我保存至今的请柬和当时佩戴的“红卫兵”袖章。
我观礼的地点被安排在天安门灰观礼台西1台。在观礼台上，我从望远镜中，看到毛主席身体仍然十分健康，但是没有像往年一样始终站在城楼前面检阅游行群众，表现出明显的老态，不禁心中掠起一阵担忧。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这天仍然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但今非昔比，站的位置已经靠边。经毛主席批准，这年国庆节邀请全国近万名工人代表到京参加国庆观礼，接受毛主席检阅，被安排观礼台的后排。当太阳刚升起来时，他们欢乐地跳起了“忠字舞”，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三次见到毛主席，给我一生以鼓舞。1968年12月，我从北航毕业分配到江苏常州，实践毛主席的教导：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在基层当了八年普通工人。后来，我担任公司团总支副书记，组织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和共产主义青年青年突击队，获得工人认可，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1975年7月1日成为共产党员。以后，我曾经担任过直6飞机总装厂生产计划科负责人。在改革开放中，虽然命运多舛，工作单位多变，我始终将“位卑不敢忘忧国，锐意进取终不悔。艰苦奋斗一辈子，做出第一等工作”作为座右铭，以继续革命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热情积极投入改革开放的各种实践和研究。我发起创办了三个学会、一个学术期刊、一个公司、三个学校，参与了市七年计划的编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海经济区、长江密集产业带问题的研究;作为江苏代表参加过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发表过一百多篇以改革开放为课题的论文;提出了“自觉人假说”、“国有企业民营论”、“科技人才资本论””等创新性观点。在各种工作岗位上数十次被评为本系统中的市级、省级乃至全国的先进工，同时团结周围同志共同努力，使所在的单位多次被评为本系统中的市级、省级乃至全国的先进集体。2005年6月，在我入党30年时，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退休前后，我主编了专著《最新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教材《组织行为学》、《技术经济学》，并主持了18种经济管理专业教材的编审工作。近8年来，我专注于和谐社会理论研究，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专著《和谐论——探究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书稿，希望为深化全面改革继续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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