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毛泽东“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视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
(出自李锐《反左文选》第142页)
事实：毛泽东“始终”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期间，党中央做出了有党以来第一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指明知识分子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特别重要”;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我国的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方面军”，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撰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的公敌。”这是号召工、农、商、学、兵团结抗日。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提出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就有三大纲领，直接说到是知识分子。诸如：“(五)发薪发饷，改善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学生”;“(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61页)
193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基本条件，把知识分子视为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他说：“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中一样，在广大人民中，在各阶层中，在工人、科学家、学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职业者中，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抗日爱国团体，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团体携手合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09页)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中答史沫特莱提问时指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贯是保护政策，“优待”和“尊重”他们。他是这样说的：“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和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2页)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强调知识分子是民主革命运动的“依靠势力”，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他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又说：“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高度赞扬中国的知识青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起着“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他说：“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作用，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先锋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走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毛泽东选集》第2卷,564页)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有党以来，党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决定尖锐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他是这样说的：“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动革命的文化运动，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还批评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最后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320页)
1940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尖锐指出，工人阶级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那么“革命就不会成功”。他说：“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以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8页)
1941年5月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四)条中提出，欢迎和尊重知识分子。他说：“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报纸，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6页)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中国这样的国家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的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1945年7月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三个放手”。他说：“关于文化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们。”(《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专门讲了“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提出要把知识分子“看作国家的宝贵的财富”。他说：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给予我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民族文化的灾难。“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箸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8页)
事实：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样高度重视知识分子。他尖锐指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革命的胜利“关系极大”，“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在城市解放后，一切企业建立管委会，“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和职员参加”。“须知单有经理和工人代表是不够的”。企业生产要依靠工人、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同时也反复强调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要防止和克服唯成分论的倾向。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提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革命的胜利“关系极大”。他说：“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因此，我们党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应当充分注意。鉴于抗战初期我党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注意不够，此次东北党组织除注意国民党占领的地下工作外，还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2页)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高度赞扬蒋管区爆发的学生运动，开辟了中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的“第二条战线”，此种“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他说：“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页)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著名的《双十宣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向全国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其第一项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7页)这个民主联合政府中的“学”，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解读，“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他说：“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文艺工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文艺工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文艺工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行当的处置。“(《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1270页)”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在城市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处理好。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政策上不要犯‘左’的错误，延安审干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文集》第4年4月1卷，第332页)
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对华东局并谭震林的指示中，城市企业成立正式的管理委员会，“单有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原来，此前不久，谭震林在给华东局并转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公有大煤矿要“正式成立经理、工会合作的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出工程师、技师和人经验的职员参加，毛泽东认为不妥。为此以中央名义电告华东局并告谭震林：来电甚好，“但有一点请你们注意，即该电说到企业的正式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和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和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和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和经理必须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会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这一点我们过去亦没有说清楚，故在这里补充说明。”(《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8页)
1948年5月2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胡乔木电报中，提出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他说：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现在觉得关于知识分子部分，说得不完全，是不妥当的。原件说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农出身者是富农，中农出身者是中农，这是说社会出身，是对的。但必须补充说，根据各族人民所合的职业，例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是职员，参加生产企业者是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参加文化工是教员、记者、文艺家等，半将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97页)
1949年7月9日，毛泽东在《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中提出“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要修几十万公里铁路主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06页)
事实：从建国到“一五”期间，毛泽东一如既往高度重视知识分子。他建国伊始就指出“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又提出“要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的宏伟规划。还指出现有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要改变，以后的中委“应当有许多科学家和许多工程师”，组成科学的中央委员会。并指明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明确宣告，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他说：“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1页)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说：“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9页)
1955年12月16日，党中央又作出《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中，批评过去党在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有“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他说：“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过去六年中，各级党组织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应当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77页)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重要讲话，发出向科学进军，“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伟大号召。他说：“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为此，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7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2页)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现在全党工作的重点将由社会革命转向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的选举问题》中响亮地提出，要造就100-150万高级知识分子，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有许多科学家和许多工程师”。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只要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科学家和很多工程师。到那时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当有许多科学家和许多工程师。现的中央委员会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2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的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没有他们，“我们的事情就做不好”，并提出“我国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0页》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问题》中说：“无产阶级没有自己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的这样的队伍。”(《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页)
事实：在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时期，毛泽东同样重视和信任知识分子。他强调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工程技术人才“对我们说是宝贝”，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各级常委要重视科技队伍和理论队伍的建设，严历批评反右派后那种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对象的“左”倾错误，各级党委应当“端正方向”。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说：“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全国技术革命。因此，要造就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省、地、县三级”都要有自己的专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
1958年2月19日，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于是载了一篇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反映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对象|”。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此他写了《关于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批语：“建议将此件印发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党委、总支、支部阅读，并讨论一次，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654页)在这里，清华大学确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是“革命的对象”，是“异己的力量”，毛泽东认为这是“左”的方向错误，必须“端正方向。”
1961年9月21日，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元帅，高度赞扬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工程技术人才“对我们说是宝贝。”原来，在客人问及1949年着手恢复经济时是不是有足够的得力的人才?毛泽东说：“根本没有，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帮助，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靠国民党留下的人，我们自己没有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唱，要靠留下的人，这批人对我们说是宝贝。”(转引自《毛泽东抟》下卷，第1172页)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尖锐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非打不可。说：“科学技术这一伏，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技术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人专门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农中培养。死光，要组织一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批人吃饭不做事，专门研究它。”(《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352页)
事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尽管把许多著名的专家、教授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但决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果全面地观察，仍可清楚地看到，即使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是重视和信任广大的知识分子。文革初期他号召学生“红卫兵”造“党内走资派”的反，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乃客观规律;接着批评机关、学校“打倒一切”，“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最后还针对有人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的情况，强调“老九不能走。”他在文革中提提倡实行的“三结合”，都有知识分子一个方面。甚至提出从工农中选拔中央的领导人，鉴于他们“文化水平低一点”，要“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从知识分子开始，发展到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规律”。他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卷，第1462页》
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落实政策作出了指示，尖锐批评“斗批改”中“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他说：“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和争取的人是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转引自《毛泽东传》(下)第1542页)
1968年9月10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说：“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道路;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60页)
1972年十大召开前，毛泽东同周恩来研究中央领导班子时指出，要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一些年青人，“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他说：“外国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转引自《毛泽东传》(下)第1655页)
1972年11月12日，北京大学周培源致信毛泽东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如何处置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专毕业生。六六届已经毕业六年之久，至今未转正定级，常来信问及到底还算不算大学生和国家干部……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关系重大。”毛泽东在来信上写了重要批语：“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26页)
1975年10月1日国庆招待会，请了中国科学院21位老专家出席，毛泽东在《政工简报》看到这些老专家的反映材料后所作的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77页)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的情况，借用人们熟知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31页)
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始终重视和信任知识分子，有其深层的理性思考。首先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来观察和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革命的对象，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其他“小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动力”。他说：“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人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的。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觉悟，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尤其是广大的和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首先是在知识分子的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在这里，毛泽东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才得出结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知识分子一般地受帝、官、封的“压迫”，因而“有很大的革命性”，“富于政治觉悟”“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
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665页)毛泽东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关系的认知，看出了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战线的主要代表，理所当然地在革命和建设中起重要作用。
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个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在这里，毛泽东既然认定一定的文化“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那就顺理成章地肯定作为“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毛泽东提出，“只有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才会攻无不克。这就是他所谓的：“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说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么也就有了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6、257页)
事实：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深层理性思考，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文稿》第10册，第293页)他同周培源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这种“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实验。他说：“人在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0页)
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在认识的辩证运动中，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他常引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革命的运动”，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才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进到“自为的阶级”，说明理论的巨大的能动作用。他说：“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
事实：毛泽东高度概括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得出结论：每个阶级革命的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也是深刻概括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结晶。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是这么说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都是理论工。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动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2页?)
事实：毛泽东认定，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数量足够的知识分子、科技人才是不可能的。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就指出：“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很好“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一个新时期。”为此我们要把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组织成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党的事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5—396页)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的选举问题》中说：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只要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科学家和很多工程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1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的讲话》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0页》
( 出自岳青山《李锐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污蔑》：//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0/12/17141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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