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5周年
郝贵生
我原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正准备高考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响应毛主席号召，与我校29名同学一起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现改为地级通辽市)科左中旗的一个以蒙族为主的村庄插队落户，后回津上学，留校做教师，直至退休。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也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45周年。我作为知识青年想结合自己上山下乡的体会及对自己一生的影响谈谈对毛泽东上山下乡思想的一些认识。
认识劳动
文革以前，我所就学的中学比较重视对学生劳动观念的培养，每两周都要到我校所属的农场劳动一天，高二、高三期间，分别有半个月时间到天津郊区和河北省霸县农村专门参加学农劳动。这段生活尽管时间较短，但对农村体力劳动还是有一点点感性认识。我插队所在大队以农为主，兼有牧业。农村几年，我几乎所有农活都干过，包括放牧两个月。农村农活最大的特点是劳动强度大。任何一个知识青年都有亲身体会，尤其我所在的东北农区，一块土地面积要比关内大得多，一垅地要有几百米远，无论是割谷子、割高粱、刨茬子、铲地有时半天也就半个、一个来回，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人家农民常年累月干农活，虽然也累，但早已经习以为常。对于我们这些常年读书学习的青年学生来说，过劳动强度这一关就非常之难。一年最累的活就是夏天70天铲地，且技术含量相对较高，每早5点就下地，10点多回家吃饭，12点又下地，直至晚8点。我读过许多知识青年回忆录中大多都谈到了劳动之艰辛特别是农村铲地，且真切感受到古人所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感受劳动艰苦劳累的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劳动的快乐。东北做饭和冬天取暖对柴火需求量特别大，我们集体户仅靠队里分的秫秸远远不够，常要到离村30多里远的沙坨子地楼柴禾。三九寒天我们全副武装，里三层外三层，还戴着狗皮帽子，棉手套，棉皮鞋。天不亮就坐马车出发，马车跑起来之后，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还是感到从未有过的冷。我们刚开始搂头一两帘子柴禾时还感到冷意，但很快就消失了，后来身上又开始出汗。越是出汗，就越不能停下来……。我们一步一步地拽着耙子往前走，耙子底下的杂草一圈一圈地卷起来，自动卷到了帘子里面，当看到一帘一帘的有序并排的柴草堆得越来越多，心里特别热乎，什么冷呀、累呀，全抛掉九霄云外去了。中午我们在这寒风刺骨的深山老林中，嚼着干硬的炒米和玉米豆，那个美呀!那个香呀!绝对超过城里人一桌丰盛的鸡鸭鱼肉。下午两三点钟，我们满载着一大车战利品，凯旋而归。望着我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换回的劳动成果，望着我们全村最高最大的柴禾垛，感到特别的开心和幸福。我们在用自己的劳动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大学期间学的是政教专业，毕业之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唯物史观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源泉、动力，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发展了人本身。几年的农村艰辛的劳动实践给我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基本观点提供了坚实的感性基础。特别又通过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更加感受和认识到劳动观点在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类全部社会现象都可以从物质劳动观出发加以科学的说明解释。我大学期间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工作之后，虽然重点是哲学专业，但也经常阅读《资本论》。读书过程中，逐渐感觉到《资本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劳动论。马克思正是在这本书里揭示了劳动本质、劳动要素、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因此才进一步揭示了货币的本质、资本的本质、剩余价值的本质、资本主义的本质。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是理解他的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枢纽。从劳动观出发，可以解读利益、阶级、国家、战争、幸福、法律、社会主义等全部社会现象。
正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有如此认识，当我在实际生活中发现偏离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时，就自觉运用这一观点批判其错误。例如上世纪80年代，出现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孤立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社会提倡遵循的正确观念，只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错误的。既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动力，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把尊重劳动摆在首要地位。人类任何知识首先来源于劳动实践，又为劳动实践服务，离开劳动，只讲尊重知识，这种知识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人才也首先是普通劳动者，能够对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普通劳动者就是人才。离开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只讲尊重“人才”，这种“人才”就变成脱离劳动和劳动者的“人上人”，就会成为贵族阶层，就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人实际把毛泽东时代倡导的“尊重劳动、劳动关荣、劳动者伟大”的观念彻底抛弃了，这是他们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表现，也是造成当今青年学生脱离劳动、脱离工农、脱离艰苦的重要思想根源。正因为劳动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极其重要地位，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把每年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1949年后的每一个五一节，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举行各项形式的游行、集会等活动纪念劳动者自己的节日。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不见任何类此纪念活动，却把这一节日偷换为铜臭味的“黄金周”。针对这种淡化和取消劳动节本来含义的状况，我2009年给天津《中老年时报》写了一篇短文《应该恢复劳动节的本来含义》一文，发表在五一前的该报头版“时评”栏目中。
钱，学名叫货币。它在人们现实生活中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成，人们追求钱无可非议。但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些人特别是那些贪官因为追求钱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这究竟是为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不懂得钱的奥秘、钱的本质。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其已经做了科学的回答，然而我发现无论是中学政治课教材，还是大学经济学教材，都把马克思的货币思想讲歪了。一般教材都讲，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一定义本身没有错误。但货币既然是特殊商品，它一定也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其使用价值就是货币的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储藏、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一般教材大讲特讲货币的使用价值即这种特殊职能，其本身没有错误，问题在于对“货币的价值”却只字不提，这就错了。其结果造成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只看到钱的使用价值，而看不到钱本身的价值的科学含义。马克思认为，任何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一个人占有货币，其实质是自身的作为抽象意义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它是自身劳动的凝结。因此货币的价值就是劳动的凝聚。占有货币的人用货币换回自己所需商品，实质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回商品。这种含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是，占有货币的正当途径和手段就是自身的劳动。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独立出去之后，既可以通过劳动获取，也可以通过抢劫、偷盗、欺骗等其它手段获取。而只看到货币使用价值而看不到货币价值的人就竭力通过劳动之外的其它手段获取。但其它手段获取就不是货币占有者自身劳动的凝结，而是占有他人的劳动，是非正义、非道德的行为。因此货币本身的含义就包含了追求货币行为的道德评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就是揭露了资本家利用其对资本的占有，以表面的商品的平等交换关系，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由此支配劳动力的整个劳动，最后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由此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的非平等性、非正义性。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货币的使用价值极大，但相当多的人却不知道货币的本身价值是自身劳动的凝聚。他们以为，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货币就是好猫，于是利用一切自身的所有优势资源，疯狂地捞取金钱。这就是贪官以及一切因为钱而被送进监狱的人犯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如果这些人真正懂得货币的本质是自身劳动的凝聚，它就必须考虑如何通过自身劳动去获取货币，考虑手中已有货币获得的途径、手段是否正当。人们日常生活中也有人常说，钱干净不干净，实际就是说钱的来路正当不正当。我们也能欣喜地看到，生活中也确实有很多人当得知自己的亲属、朋友钱的来路不干净时，就加以痛斥、谴责、拒绝。我将自己对马克思货币本质属性的认识写成论文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几年农村劳动生活的深刻感受是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认识货币等社会现象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和基础。
认识农民
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我的父亲同他们那一代大多数工人一样，因旧社会农村生活所迫来到城市，因此我的家庭与农民有天然的渊源关系，我的童年也曾有几年生活在农村，中小学期间节假日也回去过。但我与农民的关系主要只限于血缘的亲情关系。下乡插队的几年近距离的与农民接触才真正地熟悉和了解农民。
一是真实感受到农民对共产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对集体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我所插队的村名叫王家窝棚，因东北旧社会有些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方圆数十里、数百里大，地主家雇工或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户要远离村庄几十里、上百里外的土地上耕种，因此专门形成了长工和租户临时的住处即窝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新的村落。因此这个村庄的村民解放前全部都是穷苦人家，解放后，分得了土地，后又逐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衣食住行方面较比解放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村民们特别感激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还健在的第一代村干部及一些老村民经常给我们讲旧社会的苦难和解放前后村庄的巨大变化，他们发自内心感受到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正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这些老干部、老村民一心一意扑在集体事业上。一老支部委员后担任村里林业队队长，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吃住在林业队，硬是带领大家建成了整个哲里木地区远近闻名的包括果园在内的规模大、收益好的成片树林。我们外出接触其它旗或本旗其它公社的人员时，一提起王家窝棚，都翘大拇指赞扬我们村的林业发展。其他许多村民对集体事业也是兢兢业业。我刚上大学时，老师以“难忘的一件小事”为题要求大家写一篇作文，我就以一老村民在寒冬腊月默默为集体奉献的一件不起眼的真实小事为素材详细刻画了其集体主义精神。
二是真实感受到农民的待人热情、朴实、真诚、正直。我们初到村时，村干部和村民经常到集体户问寒问暖，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困难。柴禾没了，派人拉来柴禾;炕不热了，又让人修理烟道;需要碾米了，有人帮我们碾米;下雨了，看看我们的房子漏不漏;我们洗澡不方便，看守林业队的郭大爷就在林业队给我们烧大锅大锅的热水。第一年需要我们自己搂柴禾时，老支书到我们集体户，教我们做搂柴禾的耙子和柴禾帘子;铲地、割谷子等农活我们跟不上趟时，总有一些村民主动帮我们;铲地不合要求时，队长和村民不是简单指责，而是耐心指出问题所在，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才能铲好地。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似乎感觉不到远离家门的陌生之感。第一年过春节时，多数知青未回城，村民们分别拉到自己家中，用他们最丰盛的蒙古族过节宴席款待我们共度佳节。我们下乡时间不长，就与村民们建立了真挚的感情。许多村民一有时间就到我们集体户串门，有一位与我同龄的我们小队的车老板更是我们集体户的常客。就是他在我们下乡刚到公社时，赶着马车接我们进村的，以后凡是我们知青需外出坐马车时，都是他自报奋勇主动为我们赶车。第一年冬天外出搂柴禾我们第一小队知青就是与他结成固定小组，来回由他赶车完成一整个冬季搂柴禾任务的，我记得以后几年始终没有变过。我们知青也常常工余时间到老乡家访贫问苦，串门聊天。我们村也有少数几家汉民，串门时我们了解到一位40多岁的汉族村民就是解放前从河北省抚宁县闯关东来到这里谋生的。抚宁离天津不算太远，能够在这里遇到也算是半个老乡，自然感到十分亲切。我们一小队有一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已60多岁的孤身老人吴大爷为人耿直，我们常常到他那里请他讲村史，讲新旧社会对比，也常帮他老人家打扫房间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他还耐心地教我们编各种形状的柳条筐子。二小队张大爷老夫妇及他有残疾的儿子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坐客，用酥油、炒米招待我们，到那里真跟到自己家一样。总之，几年的农村生活，无论是老一代，还是中青年人都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淳朴、厚道、实在。我离开插队村庄已40余年了，但他们的这种整体形象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是我敬佩和学习的人，也成为我辨别和判断社会生活中是非、善恶、美丑和支配自己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参照和标准。
选调回城后，因在大学工作，接触最多的人群除学生之外就是知识分子。彻底否定文革后，某一重要人物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客观地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注重世界观改造，注重与工农相结合，确实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也确实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但是提出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世界观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需要改造了，已经不需要再向工人、农民学习了，已经可以高居工人、农民之上了。这一思想的提出，也确实受到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是这种欢迎是对过去曾经受到过工农群众再教育的否定甚至是憎恶，是对毛泽东的怨恨。所以文革后，报刊上经常刊载一些知识分子控诉“蹲牛棚”或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所谓“劳改”生活。久而久之，我发现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尾巴又翘到天上去了。尤其这些年学历至上，那些拥有硕士、博士帽子的高学历的所谓人才、留洋归来的所谓海归人才，拥有众多社会头衔的所谓教授、博导们以高学历为荣、以留洋为荣、以教授、博导为荣，瞧不起学历低的人，瞧不起没有留洋的人，瞧不起职称低的人，更瞧不起没有学历、没有留洋、没有职称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小人物。尤其那些既有高学历、高职称又有权力地位的官场人物，不仅瞧不起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小人物，甚至没有权力地位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也瞧不上。这些人利用自己既有的学术地位和政治权力更加疯狂地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名利地位，且以自己的好恶和对自己的亲疏远近对待地位、职称不如自己的人。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且愈加浓厚的年代，造成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农民、小人物的子女后代也疯狂地追求学历、追求留洋、追求职称、追求社会地位，反过来又继续加重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大人物看不起小人物的意识及其氛围。我非常反感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我认为，人们追求学历、出国留学、追求职称本身无可非议，关键是为什么追求，追求什么。毛泽东思想是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工人农民知识化，如果人们追求学历和职称是为了追求自身更高的素质和能力为工农大众服务，这种追求是正当的，而且应该鼓励，它实际上也是毛泽东给予知识分子指明的一条光明大道。有这种观念的人就不可能瞧不起工人、农民和小人物，且非常自觉主动地、经常地向工农和小人物学习、注重自身为什么人的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如果我们继续毛泽东的这一条道路，就绝对不会出现当今社会这种状况，知识分子队伍作为整体的自身素质、能力的提高及对社会的贡献要比目前现状大得多得多。而当今人们追求学历和出国留学相当多的人只是追求个人名分和社会地位，并以此为手段从社会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真正追求真才实学。我想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特别是生活在知识分子圈内的人都有上述真实感受。
面对着这种思潮泛滥的社会现状，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怎么办?其实，几年插队生活对农民的熟悉和了解已经给予我最好的回答。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成长经历时了解到，作为非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觉深入到工人、农民的实践斗争中，熟悉了解他们，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情感彻底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并决心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如恩格斯本人就是资本家出生，他出生时其父希望他继承父业，成为商界的雄狮，但恩格斯彻底背叛了他的家庭，其根本原因就是青年时期在英国曼彻斯特21个月时间与英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上层人物包括同情工人阶级状况的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瞧不起普通工人，但恩格斯却发现了工人阶级最优秀最可贵的品质。恩格斯1845年把21个月时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高度讴歌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可贵品格，由此找到了社会主义实现的物质途径和物质手段。马克思、列宁对于这本书以极其高的评价。毛泽东作为一个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他关于善于发现和高扬中国普通工人农民、普通群众的高贵品质、精神，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学习，向普通小人物学习的论述比比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方法对我影响极大。如果说，我在农村直接感受到没有学历、没有权力的社会最低层的普通农民和各种小人物的可贵、优秀的精神、品质还是一种感性认识的话，经过理论学习和对社会的更深层次的了解，我认为，其实这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小村庄的群体农民的情感、精神、品格正是我们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工人、农民品质和精神的缩影，它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和精神，也是当代人民群众的本质和主流。因此我绝对不能够与这股错误的社会思潮同流合污，永远向群众和小人物学习，永远自觉改造世界观，永远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应该选择的道路和方向。
一、我用自己的眼光和标准认识和评价一个人，而不是单纯看学历、职称和权力地位。在我看来，大学里某些人戴着“教授”、“博导”、“大师”的所谓桂冠，其实完全没有真才实学。我在正式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中说，这些人物中“颇多水货”。他们的学历和文化程度比一般的工人、农民都高，但人品素质却远比普通工农差。反之，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没有学历或学历较低的小人物我却竭力颂扬之。2009年，媒体报道只有高中毕业的38岁的一三轮车工人自学成才，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的消息后，我就写了一篇短文《要改变“一纸定终身”》，高度赞扬该工人的自学精神、品格和复旦大学的勇气。该文发表在当年5月24日天津《今晚报》头版《今晚谈》栏目中。
二、把这种现象作为我研究的对象，并从理论上给予批判。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现象。鄙视群众和小人物的现象也是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我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中，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与群众史观对立的就是鼓吹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思想。我通过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极其严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鄙视工人、农民和小人物正是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的一种典型表现，它作为一种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意识其危害性极其严重，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思想不能够为人民群众掌握的重要的思想障碍。所以这些年，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哲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群众史观理论的研究文章，不仅正面阐发其基本内容及来龙去脉，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新的认识、见解，而且批判了当今现实生活中英雄史观的种种表现。
三、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自觉向小人物学习。由于种种原因，每个人接触到的社会人群其地位、学历、职称、收入等都有较大差别，可能有比你高的，也有比你低的，甚至差距很大。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在地位等比你高的人面前容易有自卑情绪、顺从意识，说严重些甚至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奴才意识。而在地位等比自己低的人面前趾高气扬，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借自己某些特殊优势压制、打击、报复小人物。农村几年对普通农民的朴素的认识使我非常鄙视上述认识和行为。我认为，无论对待任何人都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之。对方地位高于自己时，要把自己当作与他人权利平等的人，正确、积极的内容要接受，而发现错误言论和行为也要敢于揭露和批判，即使对方权力地位极高，要有马克思年轻时那种“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的精神。反之，对于地位等比自己低的人，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优点、主流，向他们学习。即使发现错误和缺点，也要以与人为善的态度耐心引导、帮助之。我结识全国相当多的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他们大多没有较高学历，也不是专业理论工，但我发现，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剖当代社会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比许多领导者和专业理论工包括我自己高许多。因此我也特别注意发现这类文章，从中汲取了更多的养料和精华。
四、自觉改造世界观。当代各种错误思潮猖狂泛滥之际，我认为更应该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包括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当前大学搞改革，制定了名目繁多的考核标准，且与奖金挂钩。应该说其中一些内容是合理的，对调动教师积极性有一定帮助。但也有许多内容不合理。可每年考核就按照这些死条条要求教师。我就遇上一个很困惑的问题，有些考核内容及标准不合理，究竟是否按照标准去做?按标准去做，有工作量，有奖金;不按照去做，影响工作量和奖金。怎么办?我思来思去，认为教师教学、科研的根本目的是提高自身和学生素质，那么凡是真正有利于学生素质、能力提高的事情就应该做，不利于的事情就不应该做。而许多有利于学生素质能力提高的工作考核标准没有，做了既没有工作量也没有奖金。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合格教师不应该过多考虑工作量和奖金问题。所以这些年，我为学生做了大量考核内容中没有的工作，这些工作没有工作量，更没有一分钱奖金。熟知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做傻事了，但我却持之以恒。同时我还发现，我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受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把自己降低为一个小市民、商人或政客。我非常反感，我一定要坚守知识分子的底线和两大社会职责：一是追求真理，二是引领社会风尚，且把自己的认识发表在有关报刊上。农民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内在源泉、动力。
认识国情
我们这一代人中小学受的正面教育多，强调要继承老一辈革命传统，长大以后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困难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实际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年轻时对我认识国情影响之大的经历一是文革初期的从天津到延安的步行长征串联。我走过太行山脉、吕梁山脉和黄土高原，两个山区和陕北农民的贫穷状况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二就是农村插队。我所在的村庄与我所熟知的华北大平原、山区、高原的农村完全不同，其主要特点就是地广人稀。关里农民常说，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而这里确实不上粪，更没有积粪的习惯，因为土地太大了。这里土地管理也差，更没有科学种田。村里基本没有机械化，只是有两台柴油机，主要用于菜园子浇水。耕种、管理、收割、打场完全是人工。村里也没有电，有文化的人也极少，更没有医生，农民有一点小病也要到二十里地远的公社卫生院看病，稍大点的病要到百里之外的旗医院或通辽医院，来回仅路上就需要两整天时间。我们初到村时，确实做好了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打算。看到农村的这种落后状况，也确实跃跃欲试，想搞科学种田，想搞农业机械化，想把我们大队办成大寨式的农村，想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成以农为主，学工、学军、学政治的农村大学校，甚至在我们的建议下，把原村名也改名为“五七大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我们的思想与实际距离较远，这些目标远没有实现。只是在我们的帮助下，村里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三位知识青年任赤脚医生。他们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为村民看病，还经常半夜被村民叫走。为给村里节省药费，常常自己采集和制作中草药。有的知青还担任过大小队的会计、出纳、记工员、民办教师等。我曾被公社抽调多半年帮忙工作，走访过全公社所有村庄，也到过其它旗、县农村搞过外调，常吃住在村民家中，看到了农村更多落后的因素，也感受到他们生活的艰辛状态。
下乡几年后，开始了招生、招工选调，我有幸被大队和集体户推荐，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回到天津上学。我至今还特别感激集体户所有知青。大学毕业留校后做教师工作。我深知，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专业上要过硬，毕业后的一些年，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钻研业务，一边教学，一边科研，并较早地解决了高级职称。但我的时间和精力绝对没有完全都放在单纯解决个人的职称方面。青年时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农村几年的经历中看到和感受到的国家、民族相对落后的现象，都促使我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工作中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教书?为什么科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学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工作与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我考虑自己的奖金是没有错误的，但我仅仅是为奖金、职称、家庭而工作吗?长征步行串联和几年农村生活看到的农村的真实状况经常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所看到的社会现实虽然是个别地方，但它实际也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国家和民族的这种状况感到我们一代人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我虽然不再直接参与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但我真正做好我的教育工作、理论研究工作，为社会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精神食粮和培养更多合格意义上的人才既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是间接支持和帮助了农村建设。为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事业才是我工作的最终目的。如果说，我下乡时看到的中国国情主要是经济的落后和农民文化素质的欠缺，而今天所看到和接触到的国情更多的是人在现代化面前表现出来的奴性、虚伪性、内耗性、肉欲性等扭曲的人格特征。鲁迅当年之所以弃医从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强权势力面前表现出的麻木不仁状态，同样，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在社会各种恶势力和强权面前仍然表现出这种麻木不仁状态，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任何社会科学本质是人的科学，是辨别和评价人的观念、行为的是非、美丑、善恶的科学，是关于做什么样的人的科学。既然自己已经从事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就必须正视和努力改变中国人当今的这种人格特征。尽管这种改变比改变经济更要艰巨、困难，但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要求自己学习无止境，研究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因此我在职称评定之后，始终继续学习，继续研究，且发表了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
一、关注社会最低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的生存状况。我大学的几十年工作中，确实读了许多书本知识，但绝对不是只读纯理论书本，我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社会现实。如毛泽东所说的，读社会这部无字的大书。我所有发表的研究成果其背后的事实根据就是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大量感性材料。小岗村作为典型树立之后，我一直有看法：小岗村农民吃返销粮究竟是集体所有制造成的，还是村干部的自私自利观念造成的?土地承包可以有一时的粮食增产，但能够搞机械化吗?能带来农民的共同富裕吗?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有关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的有关报道。也了解到河南省南街村和江苏省华西村依靠集体化道路取得的巨大成果，也读过曾做过农村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2000年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2004年初，我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桂棣夫妇俩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后含着眼泪读完的。它不仅帮助我真实了解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也看到了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精神。我不仅向我的学生推荐这本书，而且给学生专门做了《对<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理性思考》的学术报告。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时，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理论工作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干预生活”，用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去撞击社会，批判现实。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讲，要确立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针。我本身就是搞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那么研究的基本方法就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但是我发现现实中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太严重了。照抄照搬领导人讲话和西方思想，不研究现状，不研究客观规律，一味地进行吹捧性研究。我不愿随波逐流。因此多年来，我研究的重点是以我对社会生活大量社会现象的占有中分析、提炼出社会最需要的理论问题，并从中发现客观规律性的东西。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功能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因此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这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批判现实。所以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围绕社会大量现实问题，如官场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市场经济、道德堕落等写了大量理论分析的文章，发表在有关理论刊物及网站上。
三、深化教育改革。我既是理论工，也是教育工。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就对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文革之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愈演愈烈。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感受颇深。固然依靠我个人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但我绝不能推波助澜。我作为曾经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来到教育战线，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努力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所以，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用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如研究教育战线的基本矛盾即教与学的矛盾、教学与科研的矛盾，特别是针对当今教学实践中重教轻学的现象，我发表许多文章，阐述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而且我发现中国当今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是在缺乏科学的学习理论指导的消极、被动、盲目或处在感性经验阶段的学习状况，导致学习方面事倍功半。在校学生学习的状况折射出整个民族包括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学习状况。而现有的学习理论大多是照搬中国古代思想家与现代西方学习心理学的理论。这些理论尽管有许多合理因素，但远不能适应当代社会需要，且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我是搞哲学研究的，通过研究我发现，学习本身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是认识论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因此，我从哲学角度发表了大量有关论文，对学习的本质、学习价值观、学习主客体、学习环境、学习方法等诸方面做出许多有独到深刻的新见解。在实践方面对我校大学生学习状况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学生开始《大学学习学》课程，组织学生对学习开展多方面的研究活动，且出版多本有关论著。
激发我这种社会责任感意识和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源泉、动力之一就是我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认识知青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提出和阐发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建国以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文革期间达到高潮。70年代末，随着知识青年大返城宣告结束。但这段史事无论对于知识青年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共和国来说，都是一段抹不去的历史。之后，大量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文章、文艺作品公开问世，至今方兴未艾。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有差别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笔者作为知识青年的曾经一员，也就此简要谈几点认识：
一、要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和视野中加以认识。
客观地讲，许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遭遇的磨难和痛苦是极其严重的。笔者虽有磨难，但和他们甚至和同一集体户的一些同学相比小得多得多。看到许多知识青年痛苦的回忆，确实值得同情。但是否因为个人的这种遭遇就根本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身?唐代诗人王之焕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思是说，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我认为，看待知青运动就应该站到更高的历史视野上加以认识。大家知道，人类经历从无阶级社会到有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之后，脑体劳动的分工和对立越来越明显，且逐步固定化，并形成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因此绝大多数主要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不仅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受剥削、受压迫，且还受到各种上层人物包括知识阶层的极端轻视、鄙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极其突出。尽管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国家的最低层群体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且也提出不同的口号批判之，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时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均田免赋”、“均贫富”等，但不可能根本改变劳力者受治于人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源泉、动力是物质生产活动，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就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以往劳动者之所以受剥削、受压迫、受鄙视，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上的私有制、政治上没有权力、观念上英雄史观占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做出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批判。但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旧社会遗留的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且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反作用，导致相当多的共产党人腐化堕落和知识分子脱离工农大众的严重倾向。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时期更是如此。他所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是从根本上改变脑体脱离现象，改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措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前进方向。但任何变革现实的运动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且参与这项运动的人也必然要遭遇许许多多的困苦、磨难，甚至生命的牺牲。革命战争更为典型。大家非常熟悉的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只是站在个人遭遇的狭隘的角度认识红军长征，需要控诉和揭露的客观事实太多太多了，自然也就对红军长征给予全盘否定。我想长征过来的人尽管也在揭示长征途中多么艰难困苦，但他们不是站在个人遭遇的角度去批判，而是站在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揭示其革命的艰巨性，是非常引以自豪的人生经历。同理，对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存在这样一种立场、视野和角度。以单纯个人生存和发展认识问题实质是井蛙观天式的眼光短浅方法。我2007年曾到过新疆，目睹过千里戈壁滩的荒凉和建设兵团的巨大成就，也能够想象到赴新疆兵团做开拓者的艰难困苦，而我们这些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和他们受到的磨难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而由衷地钦佩兵团战士的伟大。我清楚地记得，天津市一知识青年在其主编的知青纪念文集的序言结尾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老红军以万里长征为自豪，老八路以八年抗战为自豪，老解放以解放战争为自豪，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为自豪，我们—知识青年以上山下乡为自豪。我读后特别激动，觉得这个结尾道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青年的真实感受和认识。
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主流。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而所有现象中有直接表现本质的现象，也有间接甚至从反面表现本质的现象，甚至有歪曲事物本质的假象;有主流现象，也有支流、枝节现象。辩证法要求认识事物要有客观性，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停留在现象上，不能看假象、支流、枝节。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一文中第一条中就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枝节，而是自在之物本身。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如此。但是笔者遗憾地看到，文革后大量有关上山下乡的文章、著作、文学作品中却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只看假象，不看真象。以偏盖全，以个别否定一般的认识方法比比皆是。例如相当多的反映知青的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知青运动的消极面，把个别现象当作本质大肆宣扬。如《孽债》及许多电视剧中，把知识青年婚姻恋爱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导致的后果竭力夸大，并以此为主线描绘知青及其后代的曲折人生。一是暗示知青队伍中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二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本身就是上山下乡运动。这显然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歪曲和污蔑。客观说，知青婚姻恋爱中确实存在这些问题，笔者下乡中也略知一些。但这类现象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群体都存在，且都有其普通和特殊的原因。今天社会中“孽债”现象要比知青队伍多得多，怎能把这种现象单纯归结为上山下乡运动呢。我所接触的许多知青都对这种歪曲和丑化知青的文艺作品表示极大的愤慨。梁晓声编写的《知青》电视剧应该说，较好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精神面貌，但个别地方也有歪曲、夸大之嫌。如作品中作为极“左”的知青代表人物吴敏极端自私，且满嘴革命大道理，甚至违纪导致知青住房被烧，偷他人东西，大闹考场，给上级写诬告信。然而却让这种人依靠后门上大学，而被大家推荐的其他优秀知青全没有能够上学，且造成一人精神失常。给人自觉不自觉的造成文革中能够上大学的所谓“工农兵学员”似乎都是“吴敏”类型的人。这显然是对作为“工农兵学员”主体的知青的又一歪曲和污蔑。再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发生过几名女知青黑龙江沉船溺亡的悲剧事件，固然造成这种事故都有具体的客观原因和有关人员的责任，但人类任何生产实践活动中都有臆想不到的事故发生。文革后原战友到其牺牲之地祭奠亡者，都是值得敬佩的。但笔者看到有关这个事件的回忆文章中却把事故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意思说，如果这些花季女青年不到黑龙江去，就不会有如此悲剧发生。文革期间的知青队伍中确实出现了许多典型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知青的金训华为抢救电线杆子而牺牲，天津知青张勇为集体羊群而被洪水冲走。他们是知青中的佼佼者和知青学习的榜样，那个历史时期报刊杂志做了大量有关报道。但文革后，却有相当多的人否定他们的英雄行为，说他们为国家和集体财产牺牲得不偿失，是文革期间“丧失人性”的表现。再如与金训华一同赴黑龙江的原上海知青和战友现黑龙江省逊克县职工的陈健当年被金训华事迹感染，许诺要守护金训华一辈子。在回城风中，本有机会回到上海，但他信守自己的诺言，仍然留在黑土地上，定期到金训华墓打扫和维护，已坚守37年。报纸、电视台和互联网上报道陈健的事迹，且在2006年2月9日被中央电视台评选出2005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但其后却在互联网和有关媒体上出现了对陈健行为的否定。他们认为，陈健的行为不是守墓，而是扫墓;金训华为抢救电线杆子牺牲不值得;陈健对金训华的感恩方式不值得提倡;陈健是糊弄中国而不是感动中国等等言论。笔者曾经组织大学生围绕这一真实人物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新型辩论会，要求大家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方法和其它知识分析、认识、讨论、辩论之。绝大多数同学对陈健包括金训华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阐明倡导这种精神的现实意义。另外，有许多被选调进工厂的知青工资微薄，后又下岗，生活更加拮据。一些人也把根源归结为上山下乡，这显然是主观主义地张冠李戴。那些根本没有上山下乡而分到企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和复原 、转业到企业的原复原转退军人工资也非常之低，难道也是上山下乡造成的吗?
三、从做什么人的问题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笔者在多篇有关文章中说，文化作为根源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为知识和一定的意识形式，其本质是化人，是一个时代塑造的人的标准。不同社会倡导的文化实质是那个社会塑造和倡导的做人的标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有许多不同点，但其核心思想就是人本性自私论。如中国古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这种自私论与封建社会倡导严格等级论的“权力至上”思想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由此又一定程度掩盖了其自私本质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根本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禁欲主义和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观念，直接鼓吹系统的利己主义理论，但这种理论又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人本性自私论实质都是打着人性论的旗号，宣扬剥削阶级的自私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赤裸裸地表现为拜金主义思潮。这两种文化本质上都是塑造只顾个人甚至用侵犯和牺牲他人利益实现个人利益的自私自利的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立之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人的素质和能力。这种人的显著特征除过硬的专业素质、能力之外，就是过硬的人文素质即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以及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等。没有这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基本素质，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有可能丧失掉，特别是毛泽东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现象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出现，使毛泽东强烈意识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他认为他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对毛岸英的要求也是如此。他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正是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予以考虑的，而且实践证明，这是唯一一条正确的道路。试想，一个根本不愿与最基层的人民群众接触，不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把自己的立足点和情感彻底转移到人民大众方面来，能够为大多数人服务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认识知青运动的极其重要的立场、视野和角度。如果站在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追逐名利的前途也就是从“人上人”的立场、角度，那就不可能做出客观的正确的评价来。那些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其立场基本上都是从后者的角度去认识。有时他们也从所谓国家、社会的角度来认识，但这种所谓国家、社会的角度也只是用他们眼中的所谓“人才”毁灭来否定知青运动。如他们认为，上山下乡使老三届中大批的优秀学生不能到高校深造，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因此他们眼中的人才标准还是那种追求个人名利地位、脱离工农大众、脱离劳动的人上人的“人才”。这实质仍然是旧有文化而不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做人标准。
近些年来，围绕上山下乡运动出版了大量有关文字材料，且各种形式的知青纪念活动也越来越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知青文化”。笔者同意这种称呼。但如果只是从个人的遭遇得失、个人的前途命运的受损、用个别枝节、现象根本否定知青运动，这种研究立场和结论绝不是“知青文化”的科学含义。既然“知青运动”是毛泽东号召发动起来的，那么必须把“知青文化”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整体上加以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文化”的本质就是要求有知识的青年学生通过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真正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的、真正为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继承者。
笔者高度评价毛泽东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并不是完全肯定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部措施、途径和方法。上山下乡运动实践过程中有许多简单化、绝对化、形式主义的不妥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挫伤了许多知青的积极性，也给安置知识青年的各个地方、村落带来一些负作用。这也应该深入研究引以为戒。但是不能以此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近些年来，大批官员腐败和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工农大众的现象从反面证明了知青运动的真理性。
下乡无悔，青春无悔—这就是我对知青运动的回答，以此纪念上山下乡45周年和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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