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粉碎谣诼卫泽东（上集）
——贺合林——
目录
第一章少奇之死谣传辨析刘军医或负有责任
第一节 对有关文帖的简评
一、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二、师振德的《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三、李太和的《卫士长回忆》
四、李用胡的《刘少奇囚禁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五、刘军医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 》
六、朱可先和卞卡的《刘少奇的最后27天》
第二节 有关谣传辩析
一、文革不是为了整刘少奇
二、少奇没有坐过牢
三、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
四、“蘸紫药水写字告之转移开封”并无不妥
五、转移到开封不是最大的“躲猫猫”
六、造反派故意停药辨析
七、“蚁行蠕动去打饭”不合事理
八、“经常吃剩菜馊饭”的证伪
九、对塑料瓶捏成“宝葫芦”的质疑
十、“试体温表5个小时取出”冤枉了好心护士
十一、“看病如上刑”的证伪
十二、全身真的没有一条好血管吗
十三、“在床上拉屎拉尿”的胡说八道
十四、“白发尺多长”是刘军医造的假
十五、“全身赤裸”之谜
十六、死时“全身发臭”是无中生有
十七、遗体的小腿和脚露在车外是不实之词
十八、临死前进行了抢救
十九、不送医院抢救无可非议
二十、怎样解读用“刘卫黄”的姓名登记火化
第三节 刘军医对少奇之死或负有责任
一、刘军医其人
二、刘军医虚构的一个幽灵——中央特派员
三、刘军医对少奇之死或负有责任
第四节 毛主席与少奇同样的亲情遗憾
第二章还彭总英雄本色—借彭总反毛可以休矣
第一节 高干病区与“监室”
第二节 “145”号与“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第三节 关羽的刮臂疗伤与彭总的病中叫痛
第四节 “不喊万岁”与“祝你万寿无疆”
第五节 “不食周粟”与“不吃毛泽东的饭”
第六节 “你变了”与“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
第七节 怨骂不止的恣意发泄与死而后已的忧国情怀
第八节 结后语
第九节 附录一则：彭总被踢下车的谣言破产
第三章寻觅毛主席的61处“行宫”
第一节 菊香书屋与白宫
第二节 寻觅61处皇宫
一、何处觅，行宫六十一
二、行宫者，实招待所也
三、谣言者，不攻自破也
四、造谣者，逻辑荒唐也
五、造谣者，居心叵测也
第三节 广州南湖“行宫”为谁兴建之谜
一、汪东兴“拍板”兴建“南湖”
二、“虎头蛇尾”的省革委招待处
三、南湖招待处是违法建筑
四、汪东兴为什么一言不发
五、毛主席的表态
六、“南湖”究意是为谁修建的
第四节 耗费百万的毛泽东601别墅辩伪
第五节 滴水洞是战时指挥所有铁证在—驳“毛里球思”
第四章彻底肃清“毛主席自写万岁口号”谣言的流毒
第一节 “毛主席自写万岁口号”谣言的由来
第二节 “毛主席自写万岁口号”的真相
第三节 李锐的“理”在哪里
第四节 陈友群 “假话连篇”
一、毛主席著作是大家的智慧凝聚的吗
二、毛主席对蒋反攻大陆的形势估计错了吗
三、这是党内生活不正常吗
四、自相矛盾的“毛主席自写万岁”
第五节 “认真细致”的胡乔木为谣言开放绿灯
第六节 请李锐先生回个话
第七节 评郭道晖的《万岁口号之我见》
一、法学家的“想必”算个啥
二、法学家“想必”出来的结论
三、法学家的“以我为法”
第八节 鹤龄的“万岁口号之我见”——答“老残居士”
第九节 如今我也“万岁”了——答“我是小兵鹤龄”
第五章评郭道晖的《警惕还在游荡的文革幽灵》
第一节 一个与死人和“文革幽灵”争斗的斗士
第二节 是不是要搞“二把手说了算”
第三节 违宪之徒不配论宪说法
第四节 警惕杀向共产党的恶魔
第六章随心所欲的“历史”创造者－批袁腾飞《讨毛泽东檄》
第一节 袁腾飞 你还要不要脸
第二节 咀咒你 忘恩负义的袁腾飞
第三节 袁腾飞智障了——斯大林单枪匹马战败德国的神话
第四节 请看袁腾飞炉火纯青的变脸术
第五节 驳袁腾飞的“月盛斋赔钱”说
第六节 袁腾飞将现实“请进”历史的绝活
第七节 驳袁腾飞的“饿死几千万”
第八节 驳袁腾飞的三年灾荒“是人灾、是毛灾”
第九节 袁腾飞含混其词故弄悬乎的拙劣表演
第十节 驳袁腾飞的“中共没干人事”
十一节 袁腾飞无所不用其极的丑化毛主席
一、毛主席不懂外文也成了他攻击的靶子
二、毛主席的辉煌诗篇他也敢嚼舌喷污
三、毛主席的书法他也要横加指责
四、毛主席的伟岸身躯他也要疯狂嘶咬
十二节 一个随心所欲的“历史”创造者
一、罗贯中的小说与袁腾飞的“史说”
二、袁腾飞自编自演的“哭丧史”
三、袁腾飞代毛主席发“最新指示”的“光荣”历史
四、袁腾飞代毛主席写“遗瞩”的“光荣”历史
十三节 评袁腾飞的唯我历史观-《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一、教什么?听我的指令
二 历史老师应该教学生否定文革
三、历史老师应该教学生丑化义和团
四、历史老师应该教学生否定太平天国
五、结论
十四节 袁腾飞已触犯刑律 建议对其提起公诉
一、充当马前卒，积极投身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斩首”行动
二、明目张胆地将矛头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鼓吹两个中国，充当台独势力的代言人
四、鼓吹民族分裂，积极充当藏独的代言人
五、建议依法惩处袁腾飞的违法犯罪行径
十五节 戏评袁腾飞语录
十六节 笑谈《时代周报》和它的尿裤子英雄袁腾飞
第七章评茅于轼的《平反之年——1978》
第一节茅于轼不愿平反的荒谬理由
第二节茅于轼自己抽自己的耳光
第三节 毛主席修过“阿房宫”、“骊山墓”吗
第八章 放弃对日索赔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第一节 反毛人士对放弃索赔的非议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无奈放弃了索赔的权利
第三节 共产党送了一个顺水人情
第四节 假如你遇到类似问题会怎么办
第九章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是天灾不是人祸
第一节 帖烂如斯 简评《从未听说过的一次历史灾难》
第二节 天下奇闻 毛时代不能有自然灾害
第三节 灾重如斯 谁说板桥溃坝是人为灾难
第四节 水库无辜 大跃进功过任由评说
第五节 事出有因 “急报” “泥牛入海”不是人祸
第六节 封杀真相 动用一切手段从何说起
第七节 水库溃坝 多个死亡数据来源何在
一、美国《Discovery》的死亡数据是从哪里弄来的
二、乔培新等人的死亡数据是从哪里弄来的
三、李银河的民间“说法”是怎么弄来的
第八节 统计数据 板桥溃坝直接致死18869人
第九节 尸横遍野 乔海燕“戏说”石漫滩水库溃坝
第十节 对次生灾害致死14万余人的质疑
第十一节 王维洛爆破分洪致人死亡应是妖言惑众
第十章评彭明道借评词毁议毛主席对杨开慧的真挚情感
第一节 子虚乌有的“毛、陶”恋
第二节 彭收集的资料无一可证毛、陶有恋情
第三节 《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不是怪事
第四节 修改后的词非常切合晚年毛泽东的个人情感
第五节 1923年12月底毛主席为什么不可以在长沙
第六节 “长亭送别”为何不可以是杨开慧
第七节 彭明道凭什么断言杨开慧没见过《贺新郎·别友》
第八节 彭明道无法理清的糊涂账
第九节 陶斯咏、丁玲有可能当第三者吗
第十节 毛主席会将赠“第三者”的情诗留存于世吗
十一节 也说几句题外的话
第十一章驳彭明道的《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
第一节 寻常不过的一段所谓“公案”
第二节 毛泽东怎样答复李淑一是好呢
第三节 “开慧所述那首”与“我赠开慧”有何严格区别
第四节 革命伴侣的暂别就不会有离愁别绪吗
第五节 《虞美人》词的格调能说明它不是诞生于1921年吗
第六节 毛泽东有可能将《虞美人》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吗
第七节 遣词著字的“稚嫩”可以推断《虞美人》的写作时间吗
第八节 “离人”是特指离去的那一个伴侣或情人吗
第九节 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第十节 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
十一节 《虞美人》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
十二节 此词应是毛泽东于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
十三节 为什么毛会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
第十二章主流媒体偶然透露出的毛时代佳话四则
第一节 央视透露 一场遗产官司还了红卫兵一个清白
第二节 羊城晚报透出的文革馨香——十万草塘灭钉螺
第三节 新华社透出的毛时代医疗佳话
第四节 《南都报》透出的免费治病还补贴工分
附： 天安门广场遍地金条无人检
前言
一
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120周年诞辰很快就要到了。现将近几年来自己揭露批驳有关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谣言的文帖整理成集，作为向120周年的献礼。网上流传的有关毛主席和毛时代的重大谣言，集子中多有涉及，其中很多帖子都在论坛上与众多网友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而且，大都坚守住了“阵地”。
我是2008年5月才上论坛发帖的。先进入华商论坛，由于几篇拥毛帖、质疑饿死三千万帖和批评西方民主帖，因此而成为众多华商“毁毛人士”集中火力的主攻目标。他们非欲将我赶出华商而后快，甚至连2009年春节的大年初一也有人顶起了对我进行攻击的帖子，至使这一年的整个春节，我都是在浓浓的“火药味”中度过的，一直到元霄节晚上，他们还在《八月十五玩鹤龄》。所谓的“玩鹤龄”，就是他们在无奈我何之下想出的一个十分滑稽的主意：通过扣分让我的“华商金币”永远保持为“444”，多出一分就扣掉一分，多出两分就扣掉两分。 因为“444”是“死死死”的谐音，在他们看来， “鹤龄444”，就等于 “鹤龄死死死”。好像让 “鹤龄444”了，他们就获得了胜利。我自然不愿坐以待“毙”，偏要作“垂死挣扎”。“垂死挣扎”的我，使得他们没了招。最后，一群人只好齐聚版务区“告状”，要求论坛管理员对我进行处理。这一状告下来，我被华商永久禁言，他们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把我给玩成“死死死”了。
二
在“毁毛”们看来，凡是“拥毛崇毛”的，便是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网上辩论中，多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都以实情相告。确切的说，我是毛时代的“既失利益者”。
我家是自耕中农，有水田26亩多，山林二十余亩，灌溉用水塘三口，享有水份的公塘两口，耕牛、农具齐全。在当时当地的农村，虽不能算是富有，但只要风调雨顺，衣食是绝对无忧的。不过，这一切通过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便全部被“剥夺”了。而个人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不求“上进”的老落后份子，总爱与基层干部闹点小摩擦。读了十几年书只入过少先队，当了四年兵没有入上党，至今还是一个“民主”人士。1971年又因政治问题被批斗，工作、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于1979平反后，这才落实政策回到管理岗位。
毫无疑问，就个人得失而言，我是毛时代的失落者是改开时代的受益者。
有“老兵”网友不解我为何还这样卖力的“拥毛崇毛”。
我答复他：“毛主席是国家主席，不是为我个人服务的，所以，不能以个人的受惠或是受损来衡量他，而必须以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受惠来衡量。工人、贫雇农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两个群体，毛主席领导开创了新中国，使工人们都获得了安定的工作和只涨不跌的薪酬，使贫雇农都获得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成为集体所有)，国家也因为有了毛主席而强盛，而毛主席自己却没有为子孙留下分钱寸物遗产。这样的国家领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拥护他不尊崇他。至于某个人、某些人的受挫或蒙冤，无论古今中外，这种现象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今天的中国，存在大量类似的问题，只是没有摊上你我而已。其他国家同样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证，不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些在那个时代挨过整的老干部仍然崇拜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原因。”
三
崇拜毛主席，维护毛主席。我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华商和费尔多思论坛有些人老骂我是“毛奴”。干脆，我就告诉他们：《毛泽东的奴才我做定了》(发于《费尔多思论坛》)。
“强友看多思”网友好心提醒：“毛泽东在世也不希望谁做谁的奴才，你这样的说法欠妥。”
我答：“诚如你所说，毛泽东在世时也不希望谁做谁的奴才。事实是，毛泽东在世时，也没有谁做过他的奴才，本人自然也不例外。那么，现在，毛泽东死去几十年了，我为何反倒做定了他的‘奴才’呢?实话说吧，我是有意删掉了这个引号。引号里的奴才就是‘毁毛’们对拥护毛泽东的人的‘别称’，类似的“别称”还有什么“脑残、二百五”等等。谁要为毛主席说句好话，这些‘别称’便会一古脑儿飞到他的头上。‘毁毛’们嘴里骂的‘奴才’就是这样一种概念，难道我们还怕做这样的‘奴才’吗!拥护毛泽东，我是毫不含糊的。谁要骂我是奴才我就做奴才好了，而且那个“脑残、二百五”也同时做定了。我乐意做!让他们起劲地骂去罢。相信很多人都会愿意做这种被反毛小丑骂之为奴才的奴才。”
四
有位“男妇科医生”曾在《华商杂坛》发一篇他们与我进行“战斗”的《【总结】：鹤龄“舔”的功夫，确实无人可敌》，骂我是畜生，“一直想当然地想替主子舔屁眼”。
舔就舔吧。我也认了。不过，《鹤龄舔的功夫还没到家，正在向青年一代学习》，就这么答复他：
“舔就舔罢，痛痛快快地舔，所以，干脆替你把这个引号去掉。反正有它没它，大家都知道，你“男妇科医生”骂本人的舔，就是赞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鹤龄就是要赞要誉，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值得赞值得誉。你骂，我也要赞，你就是开打，我也要誉。你奈我何哉。……至于舔的功夫鹤龄“确实无人可敌”的褒奖，就不敢领受了，故作如下补充：
1995年8月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中国青年偶像首推伟人毛泽东，孙中山次之。接受调查的十万青年人中，60%以上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
2005年5月30日 人民网报道：一项由全国妇联儿童部、《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国家庭教育学会联合华坤女性调查中心在北京、上海、河南、陕西、辽宁、湖南等省市中学调查“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没有设定标准答案)，结果排在学生心目中前十位的英雄依次为：毛泽东、父母、周恩来、雷锋……。毛泽东在“十大英雄榜”上占据首位。
你看，这些青年人不是也和我一样，在舔毛泽东吗!他们比我舔得更早，我只是去年才开始舔的。他们比我舔得更到位，舔到中国青年报社以及……华坤女性调查中心去了。我还只是在华商杂坛舔了几下呢。
所以，比起这些青年们，我的舔功还差得远!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向青年们学习，赞毛泽东誉毛泽东，也就是你骂的舔毛泽东了。舔就舔罢，这么多年青人都愿意舔，我为什么就不愿意!”
这篇帖子里，十多位“毁毛”人士先后上阵，都被一一请了回去。
五
网上诋毁毛主席的，除了大量的泼妇骂街式的恶毒咀咒外，就是编造大量的谣言进行攻击。恶毒的直白咀咒，极易引起人们反感，往往适得其反。而谣言则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可以蒙蔽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使得他们信以为真。三十多年来，“毁毛”者就是通过制造大量关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的谣言，欺骗人民群众，从而达到了他们谣诼攻讦诋毁毛主席的目的，给新中国、给共产党、给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为了纠正被扭曲的事实，还原历史的真相，这几年来，我在网上致力于对谣言的揭露，发了大量的揭谣文帖。我采取的方法，是钻谣言的空子，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翻肠搅肚一样，从谣言的内部开始，一刀一刀的细细切割，直到彻底揭穿为止。
在我的《袁腾飞含混其词故弄悬乎的拙劣表演》中，有位“骑着航母去钓鱼”的中华网友留言：“楼主，请拿出你反驳的证据，你说的俺也一件没看到，空口无凭。”
我答：“你看到袁说的就行了。他说的没有拿出半点证据。这就是我反驳他的证据。”这位网友只好认了，没有再说话。本来就这么回事。
例如，袁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有间小黑屋，放体育器材的，文革的时候 成了打老师的地方了，那墙上凝固的鲜血，有一寸多厚，夏天都长毛了。”
袁腾飞发布一条如此恐怖的信息，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们还有必要用证据反驳他吗?稍作分析即可置此“情节”于死地：不用说打人时溅血到墙上，就是用血往墙上刷，要刷到一寸多厚“血痂”，所用的血也得用汽车拖了。因为血的成分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水。再说，即使真的打人时在墙上溅了寸多厚的血，除了学校留着办展和师生特懒两个原因，60年代的血瘸也不可能留到袁腾飞读中学的80年代还不铲除!
这样的批驳，没有给袁腾飞留下任何反驳的余地!
六
天有天理，地有地理，事有事理。凡是不合符事理的东西，都可以断定是编造的假东西。
例如网上传播甚广的少奇在游泳池当面对毛主席说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稍许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不合符事理。因为当年毛主席住在武汉的时候，少奇主持召开的“西楼会议”作出的决议取得了毛主席的同意。而第二次主持的“五月会议”讨论的问题则没有作出决议，明确为“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根本就不存在毛主席一见面即向少奇发火的前提条件。
又如余习广所写的《刘家远食子案》，一面说着刘家远做梦都在想着吃肉，一面又记下刘家远杀了儿子后却去地里偷回红罗卜和着人肉一起煮，一点也不急着吃肉。没有挨过饿的余习广根本就不懂得饿极了的人的心理，有肉在锅里搁着，哪里还会想去费时费力地偷红罗卜煮肉呢。还有，刘家远把儿子的头和身体放在锅里煮了半晚，可是，“拍”出来的头像照片，五官、面部皮肤、头上毫发，竟然都完好无损，哪有这种可能呢。
总而言之，像这类不合事理的东西，看一眼就可以断言是假的是谣言。这样的断言，不容置疑。
七
关于1959-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的谣言，很多网友都进行了批驳。我曾经试图通过网上调查来揭开这个谣言。很是奇怪，调查帖在《华商杂谈》发出后，立即遭到叫喊饿死三千万的那些人的坚决反对，咒骂、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我却非要坚持，告诉他们：“我不相信：天上飞着的3600万只‘鸟儿’，就永远不会有十只百只千只飞进我的‘网’里”。然而，十多天时间，按照调查提出的要求，自家直系亲属(祖辈、父辈 、子辈三代)在那三年死去的总共只有五个人(见《“饿死人”问题网上调查记》)
最近，我发现了“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一个“秘密”：它将我国在上世纪中的那三个灾年的人口正常死亡率限定在千分之三以下了!而迄今为止，世界各国中只有不足300万人口的科威特在2005年曾创造过这样的奇迹(2.42 ‰ )。美国有记录以来死亡率最低的2009年，也达到了千分之七点几。以千分之三的标准衡量，美国这一年“饿死”了135万人。用同样标准衡量，今天的世界各国，国国皆有大量的人“饿死”，年年皆有大量的人饿死，全球每年“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
这个“千分之三”的人口死亡率，是《一个降服“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它宣告“饿死三千万”谣言彻底破产。这个宣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质疑!
八
凡是我发的主帖，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后，只要有反对的意见，我都会作出理性的解答。因此，常常会在网上与人发生激烈的争辩，有的帖子断断续续的争辩甚至持续过几十天时间，非要辩到对方退出不可。在华商(鹤龄)、在天涯(鹤龄3333)、在新浪(合林he_430514)在中华(五岳之南)、在华声(五岳之南)、在腾讯(鹤龄)、在费尔多思(鹤龄)等论坛，都与人进行过很多激辩和长辩。
华商杂坛有位“好跳蚤”， 在我的《致瘦马》帖中，说我是个“争最后一帖的人”。我答：“你说得很对。因为在我的主贴里。我是主人，接待客人是应尽之责，最后说声“送客”的应该是我，必须是我。要不就怠慢客人了。”这位“好跳蚤”很有意思，他非要让我来一回不能最后“送客”，无论我回复谁的帖子，他都要在后面留上一句“再发一个，就是不让你成‘最后一个帖子’。鹤灵大坏蛋”，与我争最后一帖。
有网友说我是狡辩。在费尔多思论坛中与“思多尔费”、“梁效”等网友的一次长辩中有个这样的插曲：
梁效说：“哈哈，鹤龄的狡辩能力真是厉害!”
我答：“鹤龄从不狡辩而以理辩，不具有任何狡辩能力，自然更谈不上狡辩能力厉害了。”
“我也来一下”说：“是不是狡辩?自己说了不算。”
我答：“当然不是自己说了算。俗话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猎手。所以，狡辩是绝对没有胜算的，只有理辩才可以在论坛争锋。无理寸步难行，有理就可以走遍天下。论坛上的网友个个都是箭无虚发的猎手，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放过鹤龄的“狡”。各位之所以手下留情，无非是看在这个“理”的份上罢了。”
话虽是这么说，但是，并不表示我写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没有一点缺陷，没有一点问题。自思缺点一定很多，恳请读者批评指教。
第一章
少奇之死谣传辨析 刘军医或负有责任
(写于2011年3月13日，原题《详析少奇之死的注水回忆》)
前 言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花明楼。1959年4月任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1965年1月任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在开封逝世，享寿71岁。
网上传出刘源说的一段话:“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
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源没有说这样的话，认为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不管他说没说这样的话，反正打着他父亲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现象客观存在，打着为他父亲鸣冤叫屈的旗号制造谣言攻击毛主席的也大有人在。有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整掉刘少奇的，更有谣传刘少奇是受迫害虐待致死，是毛主席有意整死。
长期以来，关于少奇同志患病期间的治疗情况特别是最后在开封27天的治疗与死亡情况，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谣传。如：造反派停药不给少奇治疗;强迫少奇改变生活习惯;在少奇病重不能行走时，让他蠕动着去食堂打饭;让少奇吃馊饭馊菜;先批判然后再看病;医生用听诊器打;护士用注射器乱扎;紫药水写通知告之转开封;死时全身赤裸、全身发臭、嘴鼻变形、白发一尺多长等等。本文从寻根探源入手，经过认真整理并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剖析，以揭示其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
第一节对几篇有关文帖的简评
一、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顾英奇的回忆标题用的是《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后简为《抢救纪实》)，纪的是否是实，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文字就可以作出可信的判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请注意，作出这个结论的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第十一届党中央。
二、师振德的《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师振德，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所写《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下称《师振德回忆》)载于《党史纵横》。
少奇同志在开封的二十七天时间里，他是负责内务工作的，从接机到为少奇送葬，自始至终见证了少奇在开封的治疗和去世的全过程。他的文章全部是客观的叙述，不含只言片语的煽情成份。所述内容皆为自己的亲见亲闻和亲为。条理分明，合情合理，无可挑剔之处。
三、李太和的《卫士长回忆》
李太和，1962年调任少奇同志警卫，后任卫士长。他有一篇《卫士长的回忆》，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李卫士长是少奇生前最信任最贴心的部下，也很受少奇子女的信任与尊重。他们称之为“老李叔叔”。
他的回忆全是客观的叙述，无煽情之语。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少奇的品格非常敬重，对少奇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忠诚。
少奇患病治疗期间，从北京到开封，除最后五天外，他一直陪伴在少奇身边。1969年11月7日回京汇报以后，1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要他再去开封照顾少奇。后得到少奇已去世的消息。遂于14日，赶到开封，参加了少奇的火葬。对于少奇患病期间的生活和治疗情况，他最有发言权。他写的虽然不多，但均为自己亲历，无可挑剔，真实可信
四、李用胡的《刘少奇囚禁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李用胡，原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所写《刘少奇囚禁在开封的最后日子》(下称《看守长回忆》)载于《党史纵横》。
与刘军医一样，李用胡也是一位自诩为非常尊重、同情、关心少奇的良心未泯者。
首先，按照他描述的囚禁少奇的神秘色彩。对于少奇在开封的治疗情况，他根本就没有发言权。请看《看守长回忆》：
“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在那里，所有人员的心情都很低沉，压抑的气氛让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我们之间不再有交谈，有的只是默默的看护与防守。我们不和外面联系，而一墙之隔的门外把守，也对墙内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
他自己就是一个看守，只不过是个头儿。大家知道，文革时期的公检法是被砸烂的对象，在政府和公众中，信用等级很低。所以，此次少奇在开封的医护和安全，都是交由当地驻军管理的。少奇的身份，对于部队工作人员是公开的。当地驻军的军副政委王景春在布置任务时明确告诉部队工作人员：“刘少奇要来开封了”(见《师振德回忆》)可是，少奇的身份，对于李用胡这个看守头儿却是保着密的。见《看守长回忆》：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
少奇的身份都没有向他公开，他有可能知道少奇治疗的内情吗!
其次，他的文中根本没有说出什么独特的信息。所说都是那个刘军医或其他人说过的。如接机时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师振德说过。其余像专案组的人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 ”、“没有一条好血管”等，则都是那位没有名字的“刘军医”说过的。
又次，他的文章虽然实质内容很少，但煽情的意味特别浓厚。尤其是警卫工作，被他描写得好像旧小说中监斩钦犯那样的戒备森严，“特别监狱”被他描写得就像旧时的天牢一样。这一点，后面将详析。
再次，他对于少奇的治疗护理和死亡情况的叙述，不用看就知道是胡扯蛋。那些涉及到治疗的几点几分的具体时间，病人几十几点几度的体温，是他这个看守能知道的事吗!即使他知道，过后也不可能都准确的回忆出来，因为他并没有像刘军医一样冒着“杀头”的危险记下《看守长日记》。人脑不是计算机，有可能把几十年前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准确到分钟回忆出来吗?
他还说过：“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
这样的话，哄小孩子也嫌“档次”太低了!五个护士(北京两个，开封三个)还有医生和李卫士长等多人整天围着少奇转，竟连鼻饲、翻身也要他们这些看守来协助!
他们协助“定时翻身”?第一个不卖账的就是那位刘军医!因为《刘军医日记》中，既没有记下“定时翻身”这项规定，更没有记下李用胡为少奇翻身的一回半次“协助”!日记中只有4天总共5次“翻身”记录，而且也记得明明白白，都是李卫士长和曹护士干的!
这个李用胡，胡扯得没有个边，因此，他的所说，基本上可以认定，不具有任何可信度!
五、刘军医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
刘军医，无名。网上有一篇以刘军医名义写的《刘少奇之死——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的27天》(下称《刘军医日记》)。有关少奇在开封治病期间的种种谣传基本上都出自这篇帖子。所以，我们不能不就他的《日记》多说几句。
这个帖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刘军医是位天良未泯的医务工。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了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
《刘军医日记》的主人——所谓的“刘军医”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和口吻，采用逐日记录的日记形式来讲述少奇在开封的27天，希望在公众的眼里，收到真实无误的效果。人们稍不留意，也确实很容易受到迷惑。不过，只要细细一看，便会发现其中伪迹遍是，疑点甚多：
1、刘军医为何不敢露真容
令人不解的是，当年敢于冒着杀头危险写“监护日记”的刘军医，今天竟然会胆怯到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名字!要知道，为刘少奇主席保存这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一件大功劳啊!难道今天还会有人为了这个要杀他的头吗?!
肯定不用再冒被杀头的危险了。可他为什么要藏头缩尾不现真形?无法做出解释!
无法做出解释的藏头缩尾使得他的“监护日记”的可信度至少要打个85折!没有商量的余地!
2、除卫士长李太和外，《日记》中没有提到一个真实姓名
《刘军医日记》中多次提到、重点塑造的反面人物“中央特派员”不知是谁?既无名也无姓。北京来的两位护士提到了一个姓曹。其余开封方面的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有名有姓(刘军医除外)。因叙述的需要涉及到开封方面的人，则用“一五五医院同来的一名女护士(向我报告)”和“值班男护士(给病人测体温)”等“称呼”表示。
为什么不敢写出姓名?难道他们“报告”一下，给病人测一下体温也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吗?又是无法解释。
3、只能鼻饲的病人喂玉米糊说明了什么
《刘军医日记》：第三天，……上午，见曹护士给他喂玉米糊糊。他不肯吃。曹护士抓住他的手轻轻摇晃着劝慰：“哎，吃点东西呀……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少奇自1968年10月11日开始鼻饲(见《抢救纪实》)。《师振德回忆》也提到了这点：“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
刘军医连这个情况也不知道，竟然还是军医，还在记“监护日记”!
是病情好转可以自己进食了吗?1969年10月17日晚9点半钟少奇到开封下飞机时，接机的师振德和李用胡都看见插着鼻饲管，在开封不到40个小时的第三天上午，就可以自己进食，能好得这么快吗?
而据《刘军医日记》的记载，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有所加重。《刘军医日记》：“第三天……凌晨他肺炎复发，咳血、高烧，是旅途颠簸、受了惊吓引起。”
《看守长回忆》也提到了病情加重：“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
只能鼻饲的病人，可刘军医却看见护士在喂玉米糊，是他眼花了吗?当然不是的。这就叫乱弹琴，胡编瞎造。
《刘军医日记》后有多处提到病人的“吃”。如：“第二十三天……上午，病人强吃了小半碗玉米糊。”
就这一个“吃”字，便彻底暴露了他的所谓“记”，全是假的!
4、外行话露出了假医生相
《刘军医日记》：“第九天——1969年10月25日 。上午九时从病人身上取了尿样、血样。由两名“陪同”乘吉普车返回一五五医院。……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了，他的病本不是什么难症，只因治疗不及时，引起多种并发症。”
神乎其神。这是一个医生说的话吗!一个尿检、一个血检，他就把身患重病的少奇的病情完全搞清楚了。不但搞清了检测时的病情，而且还搞清了检测以前的病情——“本不是什么难症。”尿检、血检，真有如此大的功用?如今医院里那许许多多的服务价格贵得吓死人的检测仪器岂不都成坑蒙拐骗病人钱财的工具了!
刘军医到底搞清楚什么了?他什么也没搞清楚。“多种并发症”的情况，那是人家北京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早就搞清的了。用得着他来搞清吗!
不错，他搞清了“只因治疗不及时，引发多种并发症”。
不过，血检、尿检检出了“治疗不及时”，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5、以“年、月、日”为主体的所谓“日记”说明了什么
请看“刘军医日记”：
第四天，1969年10月20日，病人恢复使用D八六0。
第五天，1969年10月21日。“病人”大便干结，护士用手抠出。
第六天，1969年10月22日。为“病人”翻身两次。
第十七天，1969年11月2日。高烧不退，继续输液。
第十八天，1969年11月3日。高烧不退。输液，注射退烧针。
第十九天，1969年11月4日。体温降至三十九度。继续输液。
第二十天，1969年11月5日。体温降至三十八度。总算降下来了。
这样的“日记”，可以说是惜字如金。“日记”的主体基本上就成了“年、月、日”!他是从第二天开始记的，26天时间，这种惜字如金的以“年、月、日”为主体的“日记”就占了14篇!
再看：
第七天，“咳嗽复发。医生提出为病人做化验、透视拍片建议”。本天，他就提了一个建议!
第八天，“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透视拍片不行，这叫医疗服从项目”。本天，他就收了一个上级答复。
第十三天，“病人咳嗽复发。我再次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本天，他又是提了一个建议。
二十六天时间，医护人员没有为少奇同志做任何事的情况，他记下的有六天!
这是记的什么“日记”?还说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这样的“日记”，它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这位刘军医，不是在记“日记”，而是在凑合“日记”!他必须凑满这26篇，缺了一篇，他就无法完成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一本完整的“监护日记” 。
疑点尚多，待后续述。即此五条，基本上可以认定：
这样的《日记》，还有这位刘军医，都是假的。
六、朱可先和卞卡的《刘少奇的最后27天》
《刘少奇的最后27天》，由朱可先和卞卡合写。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也是以“第一见证人”的口吻向人们讲述着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诸如什么：
“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
“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向市区驶去……”
“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着。”
“又一座特设的监狱出现在祖国大地上!里边监禁的，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弥留的少奇同志。”
“他患的是肺炎和糖尿病，早已不能从口腔进食了，全靠从鼻饲管中打进的流食，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医护人员只有定时做流食，定时帮他翻身，进行简单的药物治疗。除此之外，别的有什么办法呢?”
“少奇同志的病情恶化了。 请求调拨药物，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实际上是被拒绝了。”
“几天前组织起来的一个医疗班子，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能出现在少奇同志床前。”
“一辆灵车向开封市东郊火化场驶去。少奇同志的头和面部全部用白布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车身容纳不了少奇同志高大的身躯，他的两只脚露在车厢外……”
这两位先生对少奇同志的治疗和死亡情况如此的熟悉。他们是什么人?是当时为少奇同志治疗的医护人员吗?是当时少奇同志身边的看守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吗?不是。不是。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与当时的少奇同志唯一的“沾亲带故”，就是同处在一个省，河南省!少奇同志在河南省的开封市，他们工作在河南省文联，是靠卖字为生的。就是凭着与少奇同志在同一个省的地理位置“优势”，他们用天文望远镜似的目光和锋利如刀的生花妙笔，以第一见证人的架势，为少奇同志的最后27天，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文章!
他们写的都是一些什么玩意?现在，我们已不难看出，他们所写的，大都是窃于《刘军医日记》和《看守长回忆》。其中有好几个整段文字，都是照抄李用胡的《看守长回忆》。当然，也有少许是他们的独创。
譬如：“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着。”
何谓重兵?如果李用胡所说属实，最多也就是六位解军战士外加上他的这一个排警力。
譬如： “少奇同志的病情恶化了。请求调拨药物，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实际上是被拒绝了。”
这个答复，不知是谁答复他们的?
譬如那句“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吧。这两位的造假和煽情可以说是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请看他俩说的：
“接受‘紧急任务’的几位医护人员爬上舷梯……”
“他那熟悉的面孔，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不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吗?医护人员怔住了，禁不住一阵酸痛之情涌上心头。”
(紧接上面另起一段)“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
他俩“煽”得非常痛快，却忘了将少奇同志拖下舷梯的正是那几位为少奇同志而“酸痛之情涌上心头”的医护人员!
他们就没有想到，这“酸痛之情”与“拖下舷梯”如同水火，是势不两立的!能狠心将少奇“拖下舷梯”，就不会有“酸痛之情”，有“酸痛之情”，就不会狠心将少奇“拖下舷梯”!
假若蒋介石先生听了这样的混话，他老人家肯定会要骂“娘希逼”!
那个李用胡要是听到了，我想，他一定也会要骂娘的：“好你个卞卡朱可先，竟然诬篾是我伙同别人把少奇同志拖下舷梯的!”因为他就是当时为少奇同志接机的，而他又自认为是少奇同志的铁杆粉丝。
不说这两位了。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位的无稽之谈，虚妄之语，居然登上了我们国家的喉舌——《人民日报》上，时间是1980年5月20日。2009年11月15日，新华网有一篇帖子叫《羊城晚报发表了朱可先卞卡的文章》。看样子，此前不久，羊城晚报又把这垃圾翻炒了一遍。
没有名字的刘军医的胡说八道，就这样变成了真言。
第二节有关谣传辩析
一文革不是为了整刘少奇
文革是毛主席为了整刘少奇发动的。毛主席要整死刘少奇。这个谣言在当今中国传播很广，影响很大。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对于刘少奇的处置，我想和他(指毛泽东——编者注)的赫鲁晓夫恐惧症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害怕鞭尸。所以他对刘氏一定要下狠手，把他整到完全不可能翻身，置他于死地为止。”
号称“曹破产”、“曹私有”、“曹宪政”的曹思源说：“毛泽东害怕自己身后被刘少奇揭发，所以要打倒刘少奇，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
文革是不是为了整刘少奇?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以毛主席在全党全国的崇高威望，真要整垮刘少奇，根本就无需发动文革!
曹思源等可能不认识这个人——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少奇夫人王光美。她在接受《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的孙兴盛时说：
……平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
从王光美的述说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后来翻出的“61人叛徒集团事件”牵扯到刘少奇，如果少奇的身体状况保持良好，他完全有可能像邓小平一样复出工作。而且，很可能先出的是他而不是邓小平。
那么，“61人叛徒集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6年3月，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任北方局书记。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
4月的一天，刘少奇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商谈这个问题。
柯庆施告之：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草岚子监狱)中的包括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内的一批同志，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登反共纪事)，及早出狱。少奇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呈报中央，请求批示。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王光美告诉采访记者孙兴盛，正是这份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1967年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
此后，刘少奇的问题便起了质的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了。毛主席不但不好开口保，即使想保也保不住。这就导致了刘少奇1967年7月18日被批斗。导致了1968年10月8届12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二、少奇没有坐过牢
网上谣传少奇一家有六人坐过牢。其他人在这里不论，只说少奇，他肯定没坐过牢。
众所周知，少奇在去开封以前，一直住在中南海自己的家里，顶多也就叫监视居住吧。只有最后的27天是住在开封。谣传说他在开封时，住的是“特别监狱”。
这是个什么样的“特别监狱”呢?这个“特别监狱”位于开封市南士街“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少奇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
看了这个信息，大家一定会知道这个“特别监狱”的特别之处了。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监狱，而是开封市革委会里面的一个小院、国民党时期的“和裕银行”所在地!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从原河南省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李用胡的嘴里吐出来的。此人自述曾协助过对少奇的押送、看守工作。
他把这个小院的戒备森严翻来覆去地大炒特炒了一番。
《看守长回忆》：“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
《看守长回忆》中的李用胡说：“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这使他 “感到实在可笑”。
且不论李用胡所述是否属实，真的这样戒备森严又值得他如此大惊小怪吗!难道说，戒备森严就是监狱和特别监狱的独特标志?当时的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外出的住所，哪一个又不是戒备森严而是戒备松弛?世界上哪个国家领导人的住所，又不是戒备森严而是戒备松弛!
如果不是少奇所具有的国家主席身份，有可能会对他采取如此的戒备森严措施吗?
戒备森严的措施究竟为了什么?一不是为了防止逃跑，他已不具有这样的能力;二不是为了防止“保皇派”或敌人策划 “劫狱”，在当时的形势下，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时的一军副政委王景春在动员时对部队工作人员说的话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
“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
把保密和戒备强调到如此高度，是为了什么?王政委交待得清清楚楚，就是要保证少奇同志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定!
那么，有可能 “劫狱”威胁少奇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定的是什么人?这就是当时的造反派!他们对于少奇的健康和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保密和戒备就是为了防范他们的。也正是由于警卫工作的戒备森严，才使少奇在开封的日子里没有受到来自这方面的任何威胁和干扰!
这样的戒备森严难道错了吗!
假如当年国家不将少奇送进这样戒备森严的“特殊监狱”而安置在一个不设防不保密的医院，听任造反派在他病重时继续进行批判，我们不知李用胡们，今天又会有何种说法?
三、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
关于少奇同志的去世，很多人完全归罪于文革，均认为是被迫害致死。但客观事实并非如此，他是病故的。
小平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中虽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但并没有把他的死因与迫害直接相连，而是明确指出：“1969年12月12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
刘少奇同志是病故不是迫害致死的结论，是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科学结论。由小平同志下这个结论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铁证!文革中，他是仅次于少奇同志的二号走资派，受的精神刺激和批斗与少奇同志基本相同，可他却没有因此而致病致死，一直活得好好的，活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无法企及的九十岁!(2004年10月1日统计数据：日本90岁以上的老人有101.6万，占总人口的0.77% ，居世界第三位。）
少奇同志是1967年4月6日才第一次接受批斗(在自己的家里)，可是，早在1967年1月以前，周总理就对他的治病作过专门指示，说明此前少奇的病情就已经比较严重了。顾英奇《抢救纪实》的叙述是：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0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调集好几家医院的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五官科、放射科的科室主任以及教授级的名医到家里会诊，当时的中国有几个人能享受这样的医疗待遇!1968年2月由中南海门诊部接管少奇的治疗后，医护人员更没有片刻稍怠。《抢救纪实》：
“1968年4月，他(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
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汪东兴传达)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仅凭这一串长长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央对少奇的治疗有多重视了。就这样，医疗组先后7 次 (1968年5次，1969年2次) 从肺炎的危险状态中抢救了少奇的生命。
不过，用我们老家的俗话说，少奇的这个病是得真了。他不但患了这个要命的“肺炎杆菌性肺炎”，更要命的是“他原来(还)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虽然顾英奇说的“原来患有”是指他们在1968年2月接手少奇治疗工作以前由北京医院确诊的病情。但是，根据百度到的“糖尿病”知识来看，少奇的糖尿病应在周总理1957年1月指示北京医院的治疗原则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因为初期的糖尿病“没有明显症状，不易觉察”，所以，到了觉察时应该就不是初期了。而且，糖尿病的发生原因也与接受批斗之类的精神刺激无关，倒好像有点“富贵病”的味道。
百度上的原文是这样的：
糖尿病发病率较高，我国一般人群发病率为1-2%，老年人发病率更高。解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渐增多，城市居民解放前低于1%(北京)，现在为1-2%，40岁以上者为3-4%，个别报告退休干部可达12%。农村及山区低于城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病率为2-4%。早期糖尿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不易觉察，在我国与西方工业国家都有大量的糖尿病人未能获得及时诊断和治疗。由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目前也缺乏有效的预防措施，如任其发展，将成为不可逆性的改变，可导致患者病残或死亡。
少奇患多种疾病的原因也在这里找到了：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
另外，据少奇的大女儿刘爱琴在“鲁豫有约”中接受采访时说的“我就担心父亲身体，他有严重的肺病。生我的时候，他的肺病就很严重了，总吐血”之语推算，在1968年，少奇同志的肺病已有40余年的历史了。刘爱琴于1927年生于武汉，可知少奇同志开始患肺病应是1927年以前的事。(即使中途痊愈，肺部也留有疤痂)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少奇患病与文革的批斗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尤其是糖尿病。我的这个分析是否正确?请具有相关医学知识的网友予以进一步论述。
当然，由于接受批斗所受到的精神刺激也是加重病情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一个体质如此之差的快七十岁的老人，身体状况的变数很大，即使没有受到精神刺激，生活起居照顾稍有不周，也有可能使疾病加重而一发不可收拾。
在少奇同志患病以后，中央对他的治疗非常重视，对他的生命延长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蘸紫药水写字告之转移开封”并无不妥
在少奇转移到开封以前，护士用棉签蘸紫药水写大字转告中央的指示给少奇看，也成了某些人津津乐道的虐待少奇之事。
关于1969年中央领导疏散的问题，有说是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部署进行的，旨在借此迫害老干部。有说是根据毛主席的决策由周总理主持安排的，是准备打仗的一项具体措施。
对于这两种意见，本文不作探究。但可以肯定几点：
1、中苏两国当时确实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1968年8月20日，苏联曾有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1969年3月2日，苏军又发动了入侵我国珍宝岛的军事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中国好欺负，苏联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如果珍宝岛战役中国战败，一场恶战很可能就爆发了。因此，备战成了当时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毛主席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主席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此段引自《1969林彪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真相》)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当时，“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标语，刷得到处都是。防空洞没有哪座城市没有挖。所以，备战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是扎扎实实的而不是松松垮垮的。正因为备战的扎实，才避免了中苏之间全面战争的发生。
2、作为准备打仗的一项措施，中央领导的疏散有必要性。
3、确实有一大批中央领导疏散到外地，包括毛主席、朱德和林彪在内。三人分别去武汉、苏州、广东。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的《周恩来年谱》记载：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4、疏散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进行
据《1969林彪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真相》一文载：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此项工作。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
少奇正好在10月17日转移到开封。关于此事，其机要秘书李智敏有一段回忆：
“大概是1969年的10月17日，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到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首先给我们工作人员开会，布置了一下，说是要把少奇同志转移到外地，把刘、邓、陶都转移到外地去，让我们工作人员做好准备。同时给少奇同志宣布了这个指示，是在他的房间里宣布的。当时宣布的时候，少奇同志不听，他们就对着他的耳朵说，他把脸转过去了。后来又让身边的护士，用棉花球、紫药水写了几个字，内容是“为了安全起见把你转移到外地去”，给少奇同志看了。他仍然是把脸转过去，不看，以示反抗的意思。”(《文革中的片断回忆》——李智敏)
先向工作人员打招呼，再到少奇房间里宣布通知，少奇不听，就附耳再念。少奇还是不听，便写成文字给少奇看。传话者的这三个步骤，并无不妥。因为他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少奇传达，目的是要讲清中央疏散的精神，希望少奇能听明白这个“为了安全起见把你转移到外地去”!
至于用紫药水在报纸上写字更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出发点无非是想将字体写大些以便少奇能看清楚并希望他能明白这个“为了安全起见”罢了。那时候特别讲究节约，不惜用紫药水写字说明当时对传达文件精神的高度重视!如果是写小字纸条，医生护士应该都有笔，医护小组应该也有公用信笺的。
如果，护士当时不惜浪费紫药水在报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将你这个叛徒驱逐出中南海”之类的恶语，那么，今天的我一定会以手中的笔作刀，朝她的胸口狠狠的一击。然而，事实上她写的却是“为了安全起见把你转移到外地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她呢!因为讲清了、让少奇听明白了“为了安全起见”，就可以减轻他精神上一些压力，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益处!
即使这个“为了安全起见”是假的，其中也体现了一种对少奇的尊重——是将他和其他中央领导按照同一个中央文件精神疏散而不是作为“叛徒”驱逐出北京的。否则，真按“叛徒”待遇，转移一个安置地方，还有必要再三再四的讲清“为了安全起见”吗?根本不打招呼就可以转移了!说一句“现在将你转移某处”就是最大的瞧得起你了。如果要刺激一下，加上几句如“勒令转移、限期转移、驱逐、滚蛋”之类的恶语，也不怕你不转移嘛。
是不打招呼好还是打声招呼好?肯定是后者好。如果不打一声招呼就将少奇转移了，大家也会有话要说的：“连一声招呼也没有，就把他转移到开封了。”
是用“为了安全起见”打招呼好还是不说原因用生硬的语言或是恶语打招呼好?肯定是前者好。如果是后者，大家肯定也会有话要说的。
现在传出的谣言就是在把传达者前面两步工作(宣布不听，又附耳告知)抹杀掉的前提下，没头没脑的用一句“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说事，而将“为了安全起见”的内容也向公众隐瞒了。接下来又把李智敏所述“他们就对着他的耳朵说”改成了“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这一改，“他们”(转达转移通知的人)所做的三个步骤的工作就只剩下“护士用棉签蘸紫药水”写字了。
究竟是谁附耳说的?《卫士长回忆》中，李卫士长并没有说是他。少奇的机要秘书李智敏应该不会说假话的吧。所以，可以肯定，向少奇附耳说的是传达通知的人。
五、转移到开封不是最大的“躲猫猫”
少奇之死的谣传辨析被“穆天子”网友转载到《中华论坛》以后，有位“无想思”网友对上节提到的少奇被疏散到开封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最大的“躲猫猫”。他说：
说少奇是因为战备“疏散”到了北京之外某地，不是被拘禁，战备疏散是解释不通的。刘是国家主席把他给“疏散”了。滑稽不滑稽?“被疏散”直到“被病死”这就是真相。其实，刘少奇死在北京，现在文革粉丝们就好解释得多了，可惜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走的，中国当时的形势真的到了要抬着国家主席找地方“疏散”的最危险的时候了吗?越解释越没劲。”
我答：
客观历史事实是，1968年8月20日，苏军占领了捷克。1969年3月2日，苏军发动了入侵我国珍宝岛的军事行动。如果中国不作好打仗的准备，也像捷克一样的好欺负，苏联肯定不会心慈手软，入侵中国不是不可能的事。苏联要打的话，它会怎么打?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而是导弹核武器时代。我们总不会忘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吧——劈头盖脑的就是一个突然袭击——斩首行动!
苏联当时如果要入侵中国，第一步棋势必也会是同样的——斩首行动。其导弹的淫威所向，首当其冲的便是北京，便是北京的中南海!如果中央领导不疏散，全部集中在中南海，只要两三个导弹，基本上就会报销得差不多了。
这是当时中央领导为什么都往南方疏散而又分别疏散到不同地方的根本原因。
当然，战争最后并没打起来。这就轮得到“无想思”网友说风凉话了：“中国当时的形势真的到了要抬着国家主席找地方‘疏散’的最危险的时候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问一下：战争为什么没打起来?这就是扎扎实实备战的结果。战争的规律就是这样，你准备好了，人家他就不和你打了。你不做准备，他突然就挥刀杀过来了。顷刻之间，最危险的时候就到了，导弹就在身边爆炸了，你还想疏散啊!
请问“无想思”网友，如果真的面临了这样的最危险时候，如果其他领导都疏散了而只有少奇没疏散而吃了苏联导弹而死在了北京，今天的你又将怎样说话?
六、造反派故意停药辨析
网上谣传说：“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接着，他们又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
上面提到的“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没有出处，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信息?也不知造反派采取了什么强迫的具体措施?我想，造反派的措施无非就是无休无止的批斗吧。每天只准睡三个小时，那就得每天批斗二十一个小时。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造反派”故意停药(D860)倒是有个出处，出自《刘军医日记》。同样，也就是这个“日记”，证明“造反派”并没有停少奇的药。
1、《刘军医日记》证明没有停少奇的药
《刘军医日记》：“第11天，1969年10月27日。……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我对曹护士说：还要加大‘D八六0’的用量，继续用你们从北京带来的。曹护士刚替病人擦洗完，就转身去了对面存放药物的房间，却在门口被人挡住：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曹护士空手返回，眼睛发红。我都听到了，没再问，只说：就用我们这里的吧。老卫士长和曹护士默默地看着床上的病人。都知道，我们一五五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
如果刘军医的此记属实，停用的也只是北京带来的进口药。国产药还是有的，还可以用。但看守长李用胡回忆的并不如此，而是：北京带来的药还可以用，只是不能完全用进口药而已。
《看守长回忆》：“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
不全用进口药，搭配国产药用，为保障少奇长期治疗的需要，这也没什么好非议的。因为当时的药物非常缺乏，进口药更是难得，一般病人根本就不可能用上。那时的住院治疗，药物都由医院配发，外面有的药医院肯定都有，根本就没有必要到外面去买，所以，“禁止到外面购买”的禁令实际是多余的。河南准备的药“退回一部份”也没有“急退”的必要，因为“留下来的一部份”不能限制不用，用完了还得送药来，太麻烦。
《刘军医日记》：“第22天，1969年11月7日。 ……‘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也全部带回去。”
这是刘军医所记“中央特派员”在临走时召开的工作人员会议上说的话。李卫士长、李看守长和师振德同志应该都参加了。可他们都没有提到“中央特派员”说过这样的话。依理而言，即使北京带来的药真要全部带回，这位“特派员”也不会在会上说。一是没有必要告诉大家，向管药品的人打声招呼就行了。二是要带回的药品早已打包准备好，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特派员”在会上下了命令：“(走的人)十分钟后上车出发。”要是没有准备好，十分钟以后能出发吗!
更难理解的是，从北京带来进口药，本来就说明了中央对少奇治疗的高度重视，是要为他治病的。前面已经说过，当时要弄到进口药，非常非常的难!可是，带来不准用，如今又带回去，这不就成忽悠了!中央玩这种带来带去的“把戏”，目的何在?是不是为了给刘军医的《刘军医日记》添料增色呀?
下面再看《刘军医日记》：
“第24天，11月9日。……护士回答：试了四个多小时，三十九点七度。我说，快给他打退烧针!护士说：药已经没有了……。那‘D八六0’呢?您忘了，前天都带回北京了。护士没有话说了，我也没有话说了。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第25天，11月10日。病人已不能再进食。没有药，不给药，我和助手们做不了任何事。命运对人大残酷。”
“第27天，11月12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迟到了两分钟。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在第11天“(少奇)病情确实比刚来时稳定多了”的情形下，“我(刘军医)决定加大‘D八六0’的用量”，可是，北京带来的药却不准用了，随后又全部带回去了。 本地的药“领又不给、买又不许”了。这是《刘军医日记》记的主要内容，是记述最多最详细的事项。
他在《日记》中塑造了一个代表中央的冷酷无情的“中央特派员”形象，通过“特派员”的言行，竭力渲染着一个“明摆着——让人死掉”的主题。
可是，自11月7日以后，这里已不存在什么“中央特派员”了，“领又不给，买又不许”不可能是“特派员”干的吧!这个人是谁?刘军医却没有作个交待!再说，据李用胡回忆的，专案组的人(即“中央特派员”)在开封的时候，也只提出过“禁止向外面买药”，并没有禁止向155医院领药。没有药，你为什么不向155医院要?况且，如今他已不在开封了，还能禁个什么呀!
2、“明摆着让人死掉”是无稽之谈
刘军医叫嚷着“明摆着让人死掉”。这个要让刘少奇死掉的人是谁?他虽然没有明言，实际上已经表露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中央特派员”的派出机构——党中央，党中央的领袖毛主席。
其实，他的“明摆着，让人死掉”能不能成立?一句话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请问刘军医：难道只有在开封才能“让人死掉”而在北京就不可以“让人死掉”吗?
少奇在北京治疗期间，医护人员先后七次把他从病危中抢救过来，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即请专家会诊共40次(见顾英奇《文革抢救刘少奇纪实》)。这中间只要有一次稍微“疏忽”，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让少奇死去!又何必劳师动众，转移到开封再“让他死去”?
如果刘军医的“明摆着让人死去”可以成立，那么，少奇在北京就不知死过了多少次，根本就没有到开封死的机会了。难道说，北京医护人员先后七次把他从病危中抢救过来，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到开封去死?
中央不惜代价，让少奇在北京活下来而有意让他到开封去死的目的，除了让刘军医作个历史见证，以便他记下这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刘军医日记》外，我们实在再也找不出中央为何非得要让少奇死在开封的任何理由了。
3、明摆着是要“让人活着”
刘军医叫嚷着“明摆着让人死去”。可是，我们从《刘军医日记》和《看守长回忆》中，却看出，他的“明摆着让人死去”应该改成“明摆着要让人活着”才对。
《刘军医日记》：第23天，11月8日。昨天北京的人离开时，依稀听到特派员说：“走吧!走吧!火葬场也看过了，都安排了，总算没有死在我们手里……交给地方办吧。”
《看守长回忆》也记下了这同样内容的话：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
原来，李用胡说的“专案组的人”和刘军医说的“中央特派员”，他们都害怕少奇在他们的手上死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害怕?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们承担着让少奇活着的责任，就是能够左右他们命运的人或是机构，要少奇“好好”的活着!这个人是谁?这个机构是什么?这就是他们的上级，他们的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派他们到开封执行任务，就是要他们保障少奇不发生意外，争取让他“好好”地活着。
有人可能要对此提出质疑。这里不想多作解说。只说一句话，即使上级不是怀着善意让少奇活着，但怀着“恶意”让少奇“好好”活着则是没有疑义的。有《看守长回忆》可以作证：
“(专案组的人)然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要“保留活证据”，这不就是要让少奇“好好”地活着嘛。让他死掉了，活证据也就没有了!
这样一来，刘军医的“明摆着让人死去”在“保留活证据”面前就没有了立足之处，代替它的，只能是“明摆着要让人活着”!
当“要让人活着”明明白白地摆在大众面前的时候，那些什么“不准用药、停药”之类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不准用药治疗，作为活证据的少奇还能活着吗!
七、“蚁行蠕动去打饭”不合事理
网上谣传说：“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
网上查到一份蚂蚁行进速度的试验报告，测得蚂蚁在地面每分钟可爬行1米，推算出时速可达60米。
30米“走”了50分钟，这样的速度已经低于“蚁速”了，可算是“低蚁速”，两个小时“走”30米，那就只能叫“超低蚁速”!
这种速度，对于蚂蚁来说，是急速的行进，而对于人来说，基本上就是处于“静止”不能动弹的状态。
一个人，只要他的两条腿还勉强可以站立，只要他的两只脚还勉强可以挪动，就不可能在50分钟特别是两个小时这样的长时间内只走动30米!
再说，少奇同志如此艰难的“蚁行蠕动”去打饭，即使看守的卫士不敢上前扶而有耐心在后面看着、跟着(他们反正也没有别的事要干)，炊事员应该就不会有这个耐心了。让他们守候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等少奇同志来打一次饭，他们还要不要休息!?他们还要不要做下顿饭!?
假如我是那里的炊事员，我就不会这么干。我就偏要把饭送上去，谁要啰嗦找麻烦，你就替我当班来做饭!
历史的真相是根本不需要少奇自己去打饭，给他安排了专职的服务人员和专门的厨师。《抢救纪实》：“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
八、“经常吃剩菜馊饭”的证伪
网上谣传：“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历史的真相是，根本不可能让少奇吃剩饭馊菜。对他的饮食安排非常讲究。《抢救纪实》：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很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
卫生管理也非常严格：“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九、对塑料瓶捏成“宝葫芦”的质疑
治疗护理不周致使少奇因剧痛难忍把塑料瓶捏成了“宝葫芦”的谣传，见于《刘军医日记》，还有《看守长回忆》：
《刘军医日记》：“第11天，1969年10月27日。今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要求给病人翻身、擦身子。我同意。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肯定有人不高兴。曹护士用热毛巾替翻过了身子的病人擦洗着，对我说：今天早晨他又吃了半碗多，情况还不错。我心里升起了希望。相信护理组的每一个人也都希望，他能在我们手下一点一点好转、康复。我们只管治病救人。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
《看守长回忆》：“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
刘军医所记的“两个塑料瓶”李看守只看到了一个。这也无关紧要。
塑料瓶捏成了葫芦形。这种情形，我是不相信的。
一是60年代末，塑料瓶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像今天这种薄薄的盛装饮料的塑料瓶绝对没有。瓶装药物用的大都是玻璃瓶。塑料药瓶难得一见，本人记忆中好像没有一见。当然，国外的塑料用品可能比我国出现得早，所以，进口药可能有用塑料瓶装的。但是，药瓶的材质都不薄，上面提到的也是“硬塑料瓶子”。而且药瓶的形状也大都呈圆柱状，少有扁体。即有扁体，也不可能捏到变成“葫芦”形状。所以，被少奇同志捏在手上的这两个塑料瓶可以肯定是两个圆柱状的不薄的硬塑料瓶。
二是这种成圆柱形状的物体的弧面抗压力是比较强的。一般都很难用手捏烂和捏得变形。就像一个小小的鸡蛋很难用手捏烂一样。我用塑料药瓶做了一下试验，两只手捏一个小瓶，拼尽全力弄了好久没有对它的形状产生任何影响。各位不妨也亲自试一试，看你能奈何得一只小塑料瓶不!
三是“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的少奇，两手的握力应该比我的小，恐怕很难将塑料瓶捏得变形的。即使能将它们捏得变形，但要捏成“葫芦形”，“捏法”也有一定的讲究，因为葫芦是一端大一端小，而塑料瓶是绝对不可以在手中捏大的，只能固定在一端捏，将一端捏细同时还要拉长才有可能变成葫芦形状。难道少奇开始捏塑料瓶时就设计要捏成葫芦状，所以一直将手在瓶的同一端捏!
事实上，即便是这种捏法，能不能将塑料瓶的一端捏细拉长也还是个大大的疑问号。我的手对此肯定无能为力。
我们再来推敲一下“刘军医日记”中的这句话：
“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
刘军医描述的这个细节，意在为少奇的“确是比刚来的时候平稳多了”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气氛。可是，他借李卫士长的嘴把少奇紧捏着用来减轻痛苦的塑料瓶当作“笑引”是不近人情的。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塑料瓶是少奇无法言表的极度痛苦的一种标志吗!稍有同情心的人，看着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塑料瓶，谁又能笑得出来呢!即使为病人的病情“稳定”而高兴，李卫士长也绝对不会说出“宝葫芦”这样的俏皮话来逗引大家发笑!
所以，我认为，这个细节应是刘军医编造的!
十、“试体温表5个小时取出”冤枉了好心护士
诟病医护人员虐待少奇的“试体温表，5个小时取出”谣言，出自《刘军医日记》：
《刘军医日记》：“11月9日，上午，我(刘军医)替病人熬玉米糊糊。下知为什么，心里堵的慌，可什么话都不能说。一五五医院同来的一名女护士向我报告：刘医生，病人的体温有了。我问多少?护士回答：试了四个多小时，三十九点七度。”
《看守长回忆》则是这样记的：“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
李用胡把刘军医9日记的事搬到了10日。护士说的“(试体温)试了4个多小时”，被他改成了“试体温表5个小时才取出”。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改就把刘军医的一片好心变成驴肝肺了。
测量体温，体温表插下竟然长达5个小时才取出来，这是护士对病人极度怠慢和漠不关心的典型表现，是对工作的极端不负责任。
可是，刘军医的笔下是要表达这样一种意思吗?
通观他的整个“日记”，矛头始终对准的是以“中央特派员”为代表的“让他去死”的上级和中央。而少奇身边的医护人员，在他的笔下，每个人都对少奇十分敬重同情和关心，都想尽心竭力地为少奇服务，治好他的病，大家只是无能为力而已。《刘军医日记》：“第22天……我很满意我的医护组成员们的表现，总是不分日夜，随喊随到。”
因此，在刘军医的笔下，为少奇测量体温的护士不可能会对少奇如此冷漠和不负责任!
再说，“试了四个多小时”，这话是出自护士自己的嘴里。真要是出了“5个小时才取出”的工作差错，她应该不会向医生报告。因为，对于治疗而言，根本没有必要汇报，他只需报告取出体温表时病人的实际体温就行了。
实际上，刘军医编造的这句“护士回答：试了4个多小时”是好心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没有把语意表达清楚。他的本意是：护士守候在少奇同志的身边对少奇的体温持续测试观察了4个多小时，以此强化39·7度的可信度，同时表明护士的极端认真负责精神并反衬出“上级”的残无人道。不料，李用胡却误解了刘军医的意思，竟然“翻译”成一句贬损护士的话，完全辜负了刘军医的一片好心也冤枉他笔下的这位护士了。
不过，从试体温的实际情况来看，“试了四个多小时”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是护士的工作差错，旁边还有一个等着少奇体温情况以便为少奇下药的刘军医在，他不可能会等这么久还不过问的。如果是出于护士的好心和认真，顶多也就试完一次再试一次，绝对不会“试了四个多小时”才报结果，因为根本没有必要，而且还会耽误治疗时间的。
因此，可以断定，这又是刘军医胡编滥造的一句外行话。可笑的是李用胡这个看守头儿却把它捡来——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十一、“看病如上刑”的证伪
网上谣传，也可以说是报上谣传：“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
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开封治病期间还是发生在北京治病期间?如果是发生在开封，《刘军医日记》和《看守长日记》都没有这样的内容记载。谁要说是他们干的，他们肯定会不认账，因为他们都自诩是良心未泯的少奇的崇拜者。
如果说是发生在北京，那就是有意诬篾中南海门诊部医护人员干的了。他们是怎样精心治疗护理少奇的。本文《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一节中引用顾英奇《抢救纪实》作了详细交待。中央对少奇治病的高度重视《卫士长回忆》也作了佐证：“后来总理知道了，赶快从北京医院调专家会诊。什么肺部专家、心脏专家，调大机器来照，最后会诊，各种抗生素用上，止住了。又从医院调了两个护士。”
试想，中央对少奇的治疗如此重视，有哪个医生护士吃了豹子胆，竟敢对病危中的少奇如此的胡作非为!
十二、全身真的没有一条好血管吗
网上谣传：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出自《看守长回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刘军医日记》第九天有这样的记载：“……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均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
怎样衡量血管的好坏?我以为，主要取决于其功能是否健全。只要没有栓塞，能保持血液循环的畅通。这血管就是好的，即使上面扎了几个针眼，仍然可以算是好血管。所以，只要人还活着，身体内的血液还在循环，就不可能出现“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的状况。
当然，血管的外部损伤也会对血管的功能产生一定影响，并造成人的身体痛苦。作为医护人员，必须小心谨慎，在医疗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病人血管造成的损伤。但是，由于治疗的需要，有时候损伤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损伤无可非议，更没有必要拿来大做文章。对于一个危重病人，总不能为了保护血管不受损而放弃必要的打针输液治疗吧。如果当年少奇的医护人员真的这么做，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又会给后人给少奇亲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话柄?
不过，在“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前加上一句“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来看，少奇的“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是被人恶意“用注射器使劲乱捅”造成的。医护人员真的如此，那就叫丧心缺德，惨无人道。但是，这样的情节找不到出处，也没有给出具体的行为人，所以，这样的“有的……有的……”很难叫人心悦诚服。不但我们这些听众不服，那位刘军医和那些“随叫随到”的医疗小组工作人员更不会心服!因为，根据《刘军医日记》记载，医护人员对于少奇都是忠心耿耿的充满着崇敬与同情。
就算这两个“有的……有的……”是百分之百的真的罢，“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的状况也不可能存在!相信这些“用注射器乱捅”的人也不敢朝大动脉下手吧!
十三、“在床上拉屎拉尿”的胡说八道
在少奇同志治病与死亡问题上大做文章大造谣言的有不少人。他们好像在举行比赛似的，比谁造的谣言更大、更玄、更离谱!
天涯网友“永远有多远”在我的帖子里留言说：“刘少奇被毛某人的走狗绑在床上六个月不能动，在床上拉屎撒尿，……”
不用我说，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胡说八道。
我答：“看了你这个网名，我想起了一个问号：你的话与实际有多远?回答是：要多远有多远!永远有多远!
‘绑在床上六个月不能动，在床上拉屎拉尿’，你真会胡编!六个月是182天，每天以拉两斤屎尿计，共拉屎尿364斤。照你这样说起来，少奇岂不是睡在粪坑里!”
我满以为这是“永远有多远”无聊自己编出的谣言。谁知有个“西元”答话了。
西元说：“你应该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让你养成了不读书的坏习惯。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臯、严家其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178页)”
原来，这玩意儿还真有据可查呢!而且是有“史”可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这是什么样的“史”?我想，不用我多说，可能很多人都会作出回答：“狗屎”!
《刘军医日记》的第十天，借北京来的曹护之口，也有“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之说。
真相如何，且看《抢救纪实》：
此次肺炎至(1968年)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一个靠鼻饲维持生命大小便失禁的人，就凭“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这几个字，就足以说明治疗护理的精心细致了。幸而周总理思虑周全，早就预见到将有人会进行谣诼，交待拍照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倘若真如严家其那狗屎样的《十年文革史》所述，恐怕不用一个月时间，少奇的整个身体就已经被肉蛆吃光仅剩一付骨架了。不信，可以让严家其自己“卧屎”试试，看他的小命能坚持几天?然而，少奇却从1968年7月患“肺炎杆菌性肺炎”开始卧床起，至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逝世，顽强地坚挺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岂不是在“卧屎”状态中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人间奇迹!
在无以复加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坚挺了一年多的少奇，可以用生命力特别顽强作出解释，不过，却苦了围绕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受罪了。别的人都可以远离他逍遥自在，但是那些负责监视的警卫就绝对没有逍遥的福份而只能是受罪遭殃了。据《看守长日记》载。“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
通道门口的由自可，卧室门口的也不管他，这床前两位“双哨”不被臭气熏死那就怪了!
十四、“白发尺多长”是刘军医造的假
《刘军医日记》：“担架上以白床单盖着一个人体。他(李卫士长)急急走了过去，揭开白床单，是刘少奇。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
这是刘军医笔下少奇死后的惨状。
李卫士长看到这种惨状吗?没有。《卫士长回忆》只是说：“他们把少奇同志的遗体停在地下室金库旁边的房子里。我们去了，就说得看看，人家给抬出来，我看了看。”
为抬少奇遗体的六位战士作引导的师振德也没有看见，就连那位自述“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块白床单”的看守长李用胡也没有看见。如果看见，他肯定不会放弃这个煽情的好材料!
其实，在李卫士长揭开白布以前，这位刘军医自己也没有看见!他是借助李卫士长的眼睛在李卫士长揭开白床单时才“看”到的。如果他比李卫士长先看到的话，他的这篇《日记》就应该换个记法，记成：“少奇的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这一切被一块白床单遮盖着。李太和急急的走来，揭开白床单，看见了这一幕……” 。
刘军医的这种记叙混乱是写作水平低下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只能说，他的造假水平还差了一灶火。如果我们追问他一下：少奇嘴鼻是怎么弄变形的?下颌瘀血是怎么造成的?他就没有下文了。他根本没准备下文。
他准备的下文是，《刘军医日记》：“记得曹护士曾经跟他商量过要替刘少奇理发和修修面的。可这么件事就一直没有能给做。李太和卫士长想哭，可哭不出，也不敢哭。特派员就在旁边监视着。他不管。人都死了，总得允许最后干净一下。他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替刘少奇剪了头发，刮干净长而稀疏的胡子。而后，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
曹护士和李卫士长想给少奇理发修面却一直未能做，为什么?刘军医没有明确说出答案，但我们还是能够从这段文字中找出答案来：是这个在旁边监视着的特派员作怪，不允许曹李为少奇理发修面!
如果这位特派员存心折磨虐待少奇真的到了不许工作人员为少奇理发修面的地步，为少奇擦洗、翻身等服务应该也都被禁止了，那么，为何不干脆将少奇独禁幽室任其在痛苦中死去呢?还安排这么多人在少奇身边干什么?让他们来这里疗养吗?
何况，我们从《刘军医日记中》并没有看到中央特派员有过不准为少奇理发修面的禁令。你刘军医如此尊敬同情少奇，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监护日记”，为何就不动手或是安排护士动手把少奇那一尺多长的头发剪掉一截呢?这是绝对不用冒着杀头危险的。
退一万步，即使中央特派员下了不准为少奇理发修面的禁令，他也于11月7日和大家一道回了北京，至少奇12日去世，其间还有五天时间，你刘军医为何就不动手或安排护士动手把少奇那一尺多长的头发剪掉一节?
再说，尺多长的头发要多久才能长出来?这个问题刘军医从来就没有想过。
百度信息：现年79岁的越南老翁陈文海于上月24日(2010年2月)逝世。他为世人所熟知是因为拥有一头长达6.8米的长发,是世界第一长。50年来他一直不剪头发,。
计算得出，他的头发每十年增长1·32米，每年增长近4寸。少奇的“白发尺多长”是一个“未定值”，若是1尺6寸长的话，他就有4年没理发了。按最少的说，1尺2寸或是1尺1寸罢，也有三年或是两年九个月没有理发了。
少奇于1969年12月12日病逝，上溯3年，应该是从1966年12月12日开始就没有理发了!而他与家人分开的时间是1967年9月13日。这就是说，他与家人在一起生活时，就已经有9个月没有理发了!如果“白发是1尺1寸长”，那么，他与家人在一起生活时，就已经有6个月没有理发了。
所以，刘军医的“高级”谎言，不要说我们这些外人不会相，少奇的亲人应该也不会接受的。
十五、“全身赤裸”之谜
网上传的“死时，全身赤裸”，没有出处。《看守长回忆》没有提到，《师顺德回忆》没有提到。《刘军医日记》也没有提到。
《刘军医日记》倒是有句“‘特派员’就在旁边监视着。他(李卫士长)不管。人都死了，总得允许最后干净一下。他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替刘少奇剪了头发，刮干净长而稀疏的胡子。而后，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
如果刘军医说的是真的。那么，从这个“换”字来分析，李卫士长来时，少奇遗体就已经穿好了衣服。
李卫士长看过遗体后，也没有说少奇遗体没穿衣服。但他交待了一个情况：“少奇同志两年多没下地，也没穿衣服”。这是指的生前患病期间，而不是指的死后现场情况。接下来他又交待：“衣服到开封前我给他带了，衬衣衬裤都带了”，这话表明：早在第一次来开封时，
卫士长就给少奇准备好了衣服。不但带了外衣而且还带了内衣，都带齐了。不过，他在后面又作了补充：“但是忘了带鞋”。对于这个遗憾，他也采取了补救措施：“走(回北京)之前护士跟我讲，给他买双鞋，后来去世时就穿了这双鞋。”此话表明，卫士长在离开开封回北京前，也帮少奇买好了鞋子。
怎么理解“去世时就穿了这双鞋”?如果理解成“去世时只穿了这一双鞋”，表示的就是没有穿衣服只穿一双鞋。不过，将这个“就”理解成“只”是不对的。
这个“就”应为“就是”的略写。因为在“走之前护士跟我讲，给他买双鞋”的后面，卫士长将“我就给他买了双鞋”省略了，“去世时就是穿了这双鞋”弥补了这个空档，表意为“去世时就是穿的我为他买的这双鞋。”
如果他看到少奇遗体全身赤裸仅仅只穿一双鞋的话，即使当时敢怒而不敢言，但今天回忆起来一定会怒不可遏!这句话他一定会说：“我们为少奇同志把衣服鞋袜都准备好了，可是，开封方面就是不给少奇遗体穿衣服，只给他穿了一双鞋!”
况且，依常情常理而言，有意不给穿衣服，应该也就不会给穿鞋!既然想到要穿鞋，应该就会想到穿衣服!
再进一步分析：
《师振德回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还照了相!为什么要照相?不可能是为了保存他们“虐刘”的证据吧?应该是为了以后有个交待!所以，即使平时“虐刘”是真的，到了照相的时候，肯定也要弄个假的——洗洗澡、净净面，整整容、换换装，让别人从照片中看出不是虐待而是优待!如果真有尺多长的白发，肯定也会在照相前剃掉了。如果平时真是全身赤裸，照相前肯定也会把衣服穿上了。
鉴于上述理由，本人认为：少奇“死时，全身赤裸”没有任何依据，纯系凭空臆造。
不过，从卫士长说的“少奇同志两年多没下地，也没穿衣服”来看，少奇同志生前重病期间没穿衣服应该是真实的。
《师振德回忆》对此也有佐证：
“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
请注意：他和卫士长都是说的“没穿衣服”!通常所说的“没穿衣服”并不一定包括没穿裤子，与“全身赤裸”是两回事。
正是考虑了这层意思，怕人家理会不到“全身赤裸”，所以，《看守回忆》中，李用胡把“没穿衣服”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补充。他说：“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
李用胡在这里用了一句“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将“没穿衣服”彻底的改造成了“全身赤裸”!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他的这段话逻辑非常混乱：既然外边罩上了一条白床单，不知他是怎样看到里面的粉红色棉被?既然病人被棉被裹着，不知他是怎样看到病人全身赤裸的?莫不是他的眼睛具有透视功能!
从他看到的“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棉被裹着”分析，接机时，他应该比师振德到得晚或者根本就没有上飞机。师振德是在北京医护人员为少奇换被子时(酱紫色毛巾被换成粉红色棉被)看见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的情况，这个情况李有胡根本就没有看到!他所说的“没有穿衣服”，只能是从师振德那里引进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又特别申明“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没有穿衣服”就这样被他改造成“全身赤裸”了。
这个“全身赤裸”只存在于他的臆想之中。
不过，卫士长所说“少奇同志病了以后就不能穿衣服了”也有两种解释。
卫士长此语指的是少奇自己没有能力穿衣服了还是因为疾病的原因身体不能穿衣服?如果是前者，他自己不能穿而护理人员也不给他穿，这就是虐待;如果是后者，属于治疗或护理的需要，那就无可非议。
先说“虐待”。开封方面，一个病人安排三个专职护士，应该可以算是特护之特护了!难道有可能是安排他们来虐待少奇同志的!
况且，前面提到的几份“一手资料”，都没有说过“上面”有不让少奇同志穿衣服的指示或是暗示，而提到的少奇身边的护理人员，都是十分同情少奇而尽心尽力服侍的，如护士用手抠大便，甚至连看守还协助翻身擦洗等。他们有可能会虐待到不给少奇穿衣服吗?即使他们会，李卫士长绝对不会!他是一直跟在少奇身边的(除了最后五天)，怎么会忍心看着别人不给少奇穿衣服呢!别人不给少奇同志穿，他一定会自己动手给少奇同志穿，只要少奇同志的身体还能穿衣服。
所以，虐待，没有成立的条件。
排除了“虐待”的“没穿衣服”，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治疗护理的需要，为了方便勤擦洗抑或其他别的原因?
十六、死时“全身发臭”是无中生有
这个问题应是无中生有的事。提供“一手资料”的几个人谁也没有提到过“臭”字。
少奇同志生前，不可能全身发臭。
因为围在少奇身边打转的有那么多人。除医护人员以外，据《看守长回忆》记载 ，少奇门口还有站岗的警卫，床前还有24小时双哨监视。如果少奇全身发臭，受罪的不只少奇一人，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得跟着受罪!他们不考虑少奇同志，也该考虑自己吧。因此，他们不可能让少奇全身发臭!
少奇死后，也不可能全身发臭。
师振德说得很清楚，少奇去世后，遗体及时进行了清洗。他说：“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
11月中旬，已经进入冬季的开封，气温不会很高。百度搜索到的资料：2005年11月15日到16日，最低气温为2℃～3℃。2010年冬季气温偏高，11月1日和2日两天，最高气温为17℃～18℃。1969年11月中的气温，没有找到数据，估计最高温度也应在18℃以下。
(http://tianqi.cncn.com/kaifeng/news-15909)
在汶川地震中，南方都市报有一篇关于尸体处理的报道，其中提到：
卫生部要求，尸体存放地点应远离水源、避开人员活动区，避开低洼地。存放时间在平均气温低于20℃的情况下，自然存放不宜超过4天……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08-05/18/content_470820.htm)
少奇于11月12日凌晨6时47分去世，于14日凌晨3时火化。遗体经过清洗，存放时间只有44小时13分钟，怎么有可能会发臭?即使死时没有清洗，也不可能发臭!
十七、遗体的小腿和脚露在车外是不实之词
这个谣传出自“刘军医日记”：
“遵照党中央命令：刘少奇遗体就地秘密火化。十四日凌晨一时，‘特派员’指挥几名军人将刘少奇遗体抬出小院天井，塞进一辆二」型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刘少奇高大的身躯，他的小腿和脚板都翘在车的后盖外面。吉普车后，跟着一五五医院的救护车，驶进郊外的火葬场后，火葬场早已经奉命做好了准备。两名工人开了电炉，但不准许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军人推进了焚尸炉。”
《看守长回忆》则是借用了《刘军医日记》的：
“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
《刘军医日记》表明，送火葬场时安排了两辆车，一辆救护车，一辆小吉普。推测到的乘坐人员，除了少奇的遗体外，少不了抬遗体的人，自然也少不了李卫士长和刘军医所谓的“特派员”。还有155医院的院长。大家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怎样安排乘坐比较好呢?
如果当时我是掌握“安排权”的“中央特派员”，我选出的最优方案是：将遗体安排在救护车的车箱内，抬遗体的除坐驾驶室的外，其余可在救护车车箱内陪护遗体。“我”和卫士长以及院长则坐在小吉普车内。如果刘军医也在，坐哪辆车就随他自便吧。这样既符合了“我”的“中央特派员”身份，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刘军医笔下的这个“中央特派员”好像是神经错乱了。放着标志“官身”的小吉普不坐却要去坐救护车，而让少奇遗体去挤小吉普!
不可思义!不可思义!
还是师振德同志可靠，他合情合理地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向我们交待清楚了。《师振德回忆》：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车还是两辆。一辆坐着老邢、卫士长和院长在前面引导(应该就是刘军医和李用胡所说的小吉普了);一辆装载遗体和抬遗体的战士。这么多人还加上少奇同志的遗体，可以肯定，是大六九车而不可能是小吉普了!
腿稍微露出一点也是细心的师振德检查时发现的，造成露出一点的原因则是在遗体抬到车上时引起盖布翻卷起来了。拉一下布就盖好了，与车子大小毫无关系。这也值得大做文章吗!
十八、临死前进行了大抢救
网上谣传：少奇“ 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这就意味着，少奇临死前无医护在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抢救。此说根源在于《刘军医日记》。
前面说过，《刘军医日记》(第26天)记载1969年11月11日深夜，值班护士发现少奇病情危急，正要报告刘军医，却被中央特派员制止了。
第二十七天的《刘军医日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六时四十五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注意看了手表，我赶到楼下病房是六时四十七分。迟到了两分钟。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主治医生在少奇死后两分钟才到场。没有抢救的谣言就从这里添枝加叶的传出。
然而，《师振德回忆》却清楚表明进行了大抢救：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 ……”
请注意这里的三个“关键词”：“4点钟”、“很多人”和“院长”!“院长请示回来说”，说明是155医院院长亲自组织的抢救;很多人在抢救说明这是从155医院赶来的“大部队”在进行大抢救，医护小组这几个人是承受不了“很多人”这个词语为它“捧场”的;4点钟就看见很多人在抢救，说明12日4点以前早就开始了抢救，而据《刘军医日记》所记，值班护士是在11日深夜发现少奇病危的。所以，这次抢救是及时组织的抢救。
其实，《刘军医日记》记的“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也说明此前进行了抢救。“中央特派员”不具有作出病危诊断结论的能力和权力，他只是批准发出病危通知而已，作出病危诊断的肯定另有其人，这就是负责组织抢救的医生，具体的说，应是155医院的院长。
试想，要是没有医生在场并做出“病危”诊断，“中央特派员”凭什么批准发出病危通知呢!
十九、不送医院抢救无可非议
“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源于李用胡的《看守长回忆》：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
首先得指出，这里的10日晚应该改为11日晚才行。否则，由“10日晚”到“深夜时”再到“第二天早晨”少奇去世的11月12日6点45分，中间缺失了11日的一天整整24个小时。
李用胡的这段回忆，与刘军医同时的《日记》所记内容大相径庭。这一天，刘军医只记了值班男护士准备向他报告少奇体温却被“中央特派员”阻止的情况。至于少奇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半个字也没有提。而在10日的日记中就有了“没有药，不给药，我和助手们做不了任何事”的感叹。照此分析，11日自然也不会为少奇同志做任何事了。而李用胡说的，不但还有药，而且还在按肺炎治。
先不说他们两人的不同讲述的谁真谁假。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工作性质与医务不沾边的看守李用胡多年后回忆当时的医疗情况竟然比刘军医的“及时记录”更详细，更具体!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疑?
李用胡说：“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
“限于条件”，是不假的。但是，少奇不是患的癌症、脑溢血等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而且早在北京就经过多次专家会诊确定了病状病因。所以，特设的这个有病房、有药房、有医生、有护士的临时医护机构，也可以说是“家庭医院”，不能说条件十分有限。
“限于医疗水平”，不想多说，估计这位姓刘的军医就不会承认。
“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估计刘军医也不会承认。为了让开封的医护人员熟悉少奇的“病史”，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在开封待了22天!给了这么长的“熟悉期”，还不熟悉“病史”，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
“不许送医院抢救”之说，没有送医院抢救是实在的，但“不许送”就得作具体分析了。
首先，要看需不需要送医院抢救?需不需要，必须由医护小组的医生确定。《刘军医日记》中，刘军医没有提到要送医院抢救的事，“不让送”自然就无从说起了。再说，少奇同志不是患的需要大型手术治疗的疾病。从这个方面分析，也不需要送医院，没必要送。
其次，是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允不允许将他送医院抢救?如果他的身体虚弱到经受不了送医院过程中的折腾和颠簸，在半途就去世了。又将怎么说?
再次，送医院抢救还有一个延误时间的问题。派医护人员到病人住处进行抢救比派救护车接病人到医院抢救，至少要减少一半时间。而对危重病人的抢救，时间就是生命，有时候，几分钟甚至几秒钟都可以决定病人的生死。
在这里还应该指出，患危重病的普通人甚至具有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也都没有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医院院长亲自带很多人上门进行抢救!
最后，如果经过现场抢救，少奇同志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他的身体状况暂时好转，可以允许送医院抢救了，而他的病又必须送医院抢救，这时候送医院抢救才是最佳选择。如果有关方面在这时候放弃了这种最佳选择。我们就有理由责怪“不让送医院抢救”了!
遗憾的是少奇同志没有等到这个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李用胡的“不让送医院抢救”纯系无稽之谈。是有意搅浑水的
二十、怎样解读用“刘卫黄”的姓名登记火化
网上传出：“20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林彪、江青一伙自以为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
据《刘军医日记》，填写火化单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开封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处长张金贵。
怎样解读火化单上填写的这些信息呢?毫无疑问，这些信息在当时带有很大的保密性。为什么要严格保密?有一种可能是为了骨灰的安全保存。在少奇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当时，如实公开他的死讯对于他本人和亲属都没有益处。因为人们对于“叛徒”大都具有天生的敌意，特别是那个时代。
譬如发个讣告。这讣告又该怎么发?
江青死于1991年5月14日3时30分。新华社6月4日从北京发出电讯稿：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这个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的角落上)
这样的“讣告”，如果征求江青亲属的意见，他们会同意发吗?他们一定会坚决要求不发!
如果给少奇发讣告，肯定也是第四版的角落位置待遇，而且也绝对少不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这样的讣告，要是征求少奇亲属的意见，他们也一定会坚决反对发。
江青死后葬于北京西山的福田公墓。墓主的名字用的是李云鹤，立墓人的名字也没敢留，就用了个“女儿、女婿、外孙敬立。”
江青的遗愿是葬回诸城老家。诸城市委也同意派车去接。但李讷却不敢了却其母的这一遗愿。为什么?她说出了原因：“现在恨妈妈的人还很多，放在那里，我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砸，我岂不更不孝了吗?”
就这样，她一直把其母的骨灰存放在家里，直到十余年后才隐匿姓名安葬在福田公墓。
如果当时让少奇子女处理其父后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想，出于安全考虑。很有可能他们也会把少奇的真名隐瞒下来寄存骨灰的。
所以，我以为，如此严格的保密，很有可能是出于骨灰保存的安全因素。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测，说的是一种可能而已。
至于“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是不是因为害怕人民知晓起来造反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则可以肯定不是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事绝对没有发生的可能。
再说，张金贵填写火化单时，也没有“干得神鬼不晓”的意思。若有这个意思，随便编两个名字就行，走出火化场就再没有人能找到痕迹了。
他干嘛要用“刘卫黄”的名字，因为这是刘少奇的曾用名。对于外人是保密措施，对于其亲人和老同事则不是保密而是留下的一个标记。他干嘛要用刘源的名字?因为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以便于后来辩认。
如果不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实在解不透张金贵为什么要用这两个真名字而不胡乱编两个假名字!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它在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方便少奇亲人辩认骨灰。
第三节刘军医对少奇之死或负有责任
一、刘军医其人
近日，在中新视频中找到一篇《刘少奇在开封最后的日子》。这个视频介绍了“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展出的当年刘少奇在开封的情况。
刘少奇平反以后，1994年，有关部门将他当年的住处辟为“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
陈列馆讲解员的讲解词有“专案组要求按一般肺炎治疗，否定了当时的主治医生刘英干提出的拍片和会诊……从北京带来的进口药品全部带走，一点也不留”之说。这话我们听起来非常熟悉，正是《刘军医日记》中的刘军医说的。看起来，我此前认为“刘军医”是个虚假人物并不正确，原来刘军医还确有其人，应该就是这位当年刘少奇的主治医生刘英干了。
那么，真实的刘英干医生为何要把“医护日记”记成“监护日记”，编谣造假千方百计地将少奇的治疗问题往政治上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刘英干是个医生，如果是“监护”，还用得着把你调来吗!请看“监护日记”，即本篇所称的《刘军医日记》：
第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来是这么一个病人。一个过去最高层而今处于最底层的人物!他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啦……
第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北京来的老卫士长对他很尽心。每天都在监视下进入他的房间多次。……
第九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我为他争取到一次化验的权利，却受到如此待遇--在武装押护下去为一个病人化验，恐怕在历史上少有……
第十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曹护士看四周无人，悄悄说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后那段岁月的悲惨遭遇。国家元首受到难以想象污辱、残酷批斗、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东西了，才批准可以给他做点流质食物。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
第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我算弄明白了，本来就不叫治疗，而叫监护，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第二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我们实在弄不明白：少奇在开封，连工作人员包括李卫士长和刘英干主治医生都受到了严格的监视，为何少奇在北京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李卫士长以及为他治疗的医护人员都没有受到监视?
我们实在弄不明白：既然明摆着是要“让人死掉”，为何替少奇选择住址时却要选一个带暖气的地方?为何不选一个没暖气的地方让少奇直接冻死?
据“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副馆长韩长建介绍：事先为少奇住处预选了两个地方，由于一军招待所没有暖气，所以最后确定在这个地方。
这对待同一个人的选有暖气的地方安置与把药品全部带走，怎么能统一到同一条道上来呢?
二、刘军医虚构的一个幽灵——中央特派员
《刘军医日记》中，不时出现一个中央的“影子”——“中央特派员”。这个特派员，没有名也没有姓，但是却全权代表中央，对医疗组进行全程监视，干涉阻挠对少奇的治疗护理，妄图尽快地“让人死去”。不过，在李卫士长、李用胡以及师振德三人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中央特派员”。
《卫士长回忆》提到专案组有两人到了机场：“我们和专案组、医生护士，到了西郊飞机场。专案组老邢在，还有一个姓何的在。”专案组的两个人是都到了开封还是一个人到开封?李太和没有交待。不管怎么说，这两个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份只是专案组的普通工作人员而已。将他们视为“中央特派员”未免太抬高了他们的身份。可是，除了他们，也实在再找不出另外有人具有“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看守长回忆》提到：“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
《刘军医日记》第23天(11月8日)对同一件事是这样记的：“昨天北京的人离开时，依稀听到特派员说：‘走吧!走吧!火葬场也看过了，都安排了，总算没有死在我们手里……交给地方办吧。’”
可见，所谓的“中央特派员”，就是李用胡说的“专案组的人”。
《刘军医日记》虽然在第三天即有李卫士长“每天都在监视下进入他的房间多次”之说，但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直到第16天(1969年11月1日)才在《刘军医日记》中公开“亮相”：“‘特派员’不知何时又进来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场，真尽职。”
第22天(11月7日)，“中央特派员”再次在《刘军医日记》中出场：“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
《看守长回忆》也记述了这个情况：“11月6日(时间提前一天)，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
“全部撤回去”和“一个也不留”，意味着“中央特派员”也撤回北京了。可是，四天以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第26天(11月11日)《刘军医日记》：
深夜，值班男护士给病人测体温，失声叫道：“烧到四十一度啦!”转身往外跑，要上楼叫醒我(事后他悄悄告诉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员”忽然幽灵般出现了，堵住他，并训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么?”男护士站下，差点要问：“您，您怎么又回来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报告上级，他烧的厉害，嘴唇都紫了，两瞳孔反光也消失了!”“中央特派员”走到病床前看看，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注意观察，情况实在危险了再报告。”
第27天(11月12日)《刘军医日记》：“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
这不是活见鬼了?“中央特派员”在四天前已经回北京了!莫非是他的“幽灵”乘着夜深潜回来了吗?
估计刘军医会解释为，中央特派员“回北京后又马上赶回来了”。不过，《卫士长回忆》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专案组”的老邢是和李卫士长等人一道回北京，又在少奇死后和他一道再来开封的：“13日晚上，打电话告诉我，少奇同志已经去世，让我明天早晨8点到昌平飞机场坐飞机到开封。到了昌平，我和专案组老邢飞往开封。”
可见，11月7日至13日，这里根本就没有北京来的人!既没有“中央特派员”，也没有“专案组的人”。
因此，可以断言，《刘军医日记》中的这个“中央特派员”，只是刘军医笔下的一个虚构人物而已。也可以说是他虚构的一个幽灵吧。至少，在11月7日北京来的人全部撤回以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幽灵!这是一个被刘军医掌控“言行”的幽灵。它的“言”出自刘军医的嘴里，它的“行”来源于刘军医的想象中。
三、刘军医对少奇之死或负有责任
当我们弄明白，11月7日至13日这里根本就没有北京来的人这一铁的事实后，就可以斩钉截铁的断言：刘军医所说的11日深夜值班护士要向他报告少奇病危而被中央特派员阻止，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既然没有特派员阻止值班护士向他报告，值班护士肯定就向他报告了。那么，接到报告的刘军医为什么直到6点47分少奇死去2分钟后才来到现场呢?分析起来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迟到两分钟是谎言。事实上他参加了对少奇的抢救，根本就没有迟到。之所以要放出他这个主治医生在少奇死后才到的信息，目的就是说明没有对少奇进行抢救，而他的迟到则是因为特派员阻止了护士向他报告，从而证明少奇之死是中央特派员政治迫害造成的恶果。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无耻的见不得人的大阴谋。
第二种情况：迟到两分钟是事实。是刘军医将护士的报告不当一回事而蒙头睡大觉，也可能是他当时不在岗护士无处报告。只好直接向155医院领导报告。于是，院长立即带人赶来组织抢救。负责内务的师振德，很可能就是被抢救人员的声息惊醒而于4点起床赶到了现场。而刘军医却到6点47分才来到现场，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行为，绝不可能用一句“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就可以把责任推卸掉!
总的一句话，即使真有一个“中央特派员”阻止值班护士报告，但他还留下了一句“情况实在危险了再报告(见《刘军医日记》)”。从楼上到楼下需要几分钟?值班护士不可能在下了病危通知以后才向你这个主治医生报告!你刘军医在少奇死后两分钟才到，能说没有过错吗!
如果真是没有药物不能组织抢救可以认为不是你的过错，但病人病危直到死去主治医生不在现场则绝对是过错。从这个角度上讲，刘军医对少奇的死亡是负有责任的，虽然组织抢救并没有挽救少奇的生命。
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得出刘军医对少奇之死负有责任：
少奇于1968年7月初检出患有“肺炎杆菌性肺炎”，此后的半年时间内，连发五次，而1969年，到转移开封时的10个半月，只发生2次，说明他的肺炎有所控制。到开封后的前22天，也没有大事，可是，等北京的人走后，不到五天时间，他就去世了。这是为什么呢?
刘军医反反复复的强调的原因，一是没有按照他的意见透视拍片，二是北京带来的进口药带回去了，三是本地的药，领又不给，买又不许。
可是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发现这三个理由都不成立。
根据《刘军医日记》：
第七天刘军医建议透视拍片;
第八天上级批示不行;
第十一天“上级命令”不准再用进口的D八六0。
第二十一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维持在三十七点二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 ”
可见，没有透视拍片，没有用进口药并没有影响少奇的治疗。
根据《刘军医日记》：
第二十二天，上午，北京的人撤回，一日无事;
第二十三天，“下午，他又开始发烧”;
第二十四天，高烧三十九点七度，退烧药没有了。D八六0也没有了。“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第二十五天，“没有药，不给药。”
第二十七天，“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没有药。没有药。刘军医把全部责任推给了“没有药”。为什么会没有药?北京来的人顶多也就把北京带来的药带回去吧。可是，他们走后的第三日，实足时间还不足两天，你就嚷嚷着没有药了，谁信呢?中药看病最少一次会开三天(三付)药，西医同样如此，任何小病，医生也会开三天药!身为少奇的主治医生，你竟然没有给他准备两天的药。
再说，“领又不给，买又不许”的人是谁?这时候已经没有“中央特派员”了，他们是院领导还是军领导?你有冒着“杀头”危险为共和国主席记“监护日记”的无所畏惧精神，为何就没见你冒着“杀头”危险为共和国主席去找院领导、军领导要药!
通过治疗体温已经维持在正常的三十七点二度、“又创造了生命奇迹”的刘少奇，北京的人走后第五天(实足时间不到4天)，就被你这个主治医生把他送上了西天。要知道北京那边汪东兴还吩咐李卫士长再来开封照顾少奇呢.
《卫士长日记》：“回来我就把情况向汪东兴的秘书汇报了。第二天秘书打电话要我到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那里具体汇报一下。汇报以后，王良恩要我再去开封。他说你去由他们管理，但你要照顾一下。”
让李卫士长再到开封照顾少奇并接受开封方面管理说明了三点：一是刘军医喧染的“中央特派员”对治疗组的严密监视根本就不存在;二是北京方面的人根据少奇当时的病情判断他不会很快死去;三是中央绝对没有刘军医一再嚷嚷着的“让人死去”的意思。
刘军医所以要制造“明摆着让人死去”的谣言，除了蓄意诋毁毛主席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推卸自己治疗失职的历史责任。
请问刘军医，北京方面的人走后才四天，少奇就在你的“治下”死去，你到底是怎么弄的!?凭你这“没有药”的一面之词就想把责任全部推给一个虚拟的“中央特派员”，可谁给你的“没有药”作出证明?即使你说的“从北京带来的进口药品全部带走”，《看守长回忆》、《卫士长回忆》、《师振德回忆》也都没有为你作证哩!(不知陈列馆对此是否作过认真核实。如未作核实而采信刘军医的一面之词，那就是很不严肃的)
还有问题要问你刘军医。少奇死后，“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刘军医日记》第27天)是怎么回事?这和“中央特派员”、和北京来的人毫无关系!在你们认为连蚊子也飞不进的“特殊监狱”里，你是少奇的主治医生，这个问题，只能问你，你是怎样把少奇治成这样的?
第四节 毛主席与少奇同样的亲情遗憾
写于2011年3月19日
少奇病中没有亲人陪侍，也是许多人渲染“迫害”的一项重要内容。
《天涯煮酒论史》有位“重庆皂角山李氏”网友发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之后，……不让其亲属探望，合符哪家法律?”另外，少奇子女也提到“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奉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
说句良心话，谁都感受过自家老人临终前那种渴望亲人陪侍和送终的心情?老人临终没有亲人送终和子女没有为老人送终都是人生的一件憾事。本人对此深有体会。我的祖父弥留之际好长时间不掉气，一直等到我从外地赶回叫了他一声，这才放心地走了。但是，后来祖母和父母亲去世时，我都没有能够及时赶到他们的身边。至今回想起来总不是个滋味。
所以，当时我就对“重庆皂角山李氏”网友作了一个这样的回答：
“探望的问题。不好说。不过，毛主席住院期间，其子女也是很难一见的。死时好像也没有谁在身边。”
一位叫“s_j_c_”的网友马上就接话了：“呵呵，又来混淆概念。子女难见毛，是因为毛没有传唤，跟毛想见某人却不被允许是两回事。拜托你六、七十岁的人不要这么无耻行不?”
袁德靓网友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话能说到这份上，鹤龄网友脑子确实出问题了。善意提醒：先去治病，再来照顾帖子。”
怎么答复他们呢?毛主席子女不能随意见父亲的事。这是好久以前看过的信息，脑子里只是留了一点点的印象。没办法，只好慢慢的搜寻。还真搜到了。于是便给“s_j_c_”作答：
“混什么概念?请你不要随意将‘无耻’送人。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无耻。下面转帖李敏的两段回忆。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权力随时传见李敏。当然，比少奇同志的遭遇还是要好一些。这就是做大人物的悲哀!”
其一、《“毛泽东万岁”与妻女离散，是辉煌还是孤独》摘录：
毛泽东可能更愿意自己首先是一位父亲，其次才是一位领袖。但历史却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他是受到亿万人瞩目的中国领导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的另一位爱女,他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搬出了中南海.对此,父亲则并不知情。
李敏：“跟我谈话,说让我搬出来，我说我还在上学，经济上还不独立。他们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让他们(跟爸爸)说。他们也没人跟(替)我说。我生气。我也没跟他(爸爸)说。我知道我说了也没用啊。”
(毛主席)和江青貌合神离,李讷去了江西。李敏搬出了中南海。毛泽东身边没有了一个亲人，他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政治领导。
李敏：“我去见他。他们说，不让进。我说我要见我爸爸。他们说我爸爸不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其二、《毛泽东临终前给女儿留下奇怪的手势》摘录：
李敏来到床前，看到爸爸病成这个样子，眼泪又要流下来了，她竭力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毛泽东带着微弱的声音说：“娇娇，你来看我了?”毛泽东神智十分清醒，他仍然习惯地称呼李敏的小名“娇娇”。
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毛泽东望着李敏，目光中充满着慈祥和怜爱。
李敏此时无法向爸爸道出个中缘由。但她觉得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希望得到家人的爱，享受到天伦之乐。
……
没过几天，中办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让她去看爸爸。中办派来的车把她接进中南海。她以为是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病逝的爸爸，输氧的罩子也已经撤掉了。见此情形，李敏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这一天是1976年的9月9日。周围的人告诉她，毛泽东是0时10分与世长辞的。
这两段摘文告诉我们，早在60年代，毛主席的身边就没有了一个亲人。他的亲人想见他也受到严格的约制。很难一见。他在重病时李敏也只是和他说了几句话就必须走人，直到死后才给她一个信息。
一句“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表露了作为伟人的毛主席的常人心态。他和我们常人一样，渴望着亲情，特别是在人生即将逝去的时刻，更加百倍地渴望亲人。他何尝不知道李敏不常来看的原因，他是在无可奈何中的明知故问!
面对这种现实，就感情而言，谁都会感到残酷而不愿意接受。少奇子女如此，李敏同样如此。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我为他们发出了一声“这就是做大人物的悲哀”的叹息!
对于这个“结论”，没有人再提出异议。
总不能说毛主席也受到迫害吧!
话又说回来。这样的悲哀，也不是专属于大人物。为数更多的小人物更是如此。只是造成这种“悲哀”的原因有所不同，大都是为生计所迫而已。
人生的憾事实在太多了。不说它也罢。
附：
李用胡 刘少奇囚禁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7/19/content_8568476.htm
刘军医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
http://space.tv.cctv.com/act/article.jsp?articleId=ARTI1204695476174466&nowpage=2
李太和 卫士长的回忆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513/30519/2533537.html
师振德 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3/73599/5030921.html
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530016.html
第二章
还彭总英雄本色—借彭总反毛可以休矣
写于2011年3月23日，原题为《一篇借彭总之口毁毛的“注水回忆”帖》
因《少奇之死谣言辩析》(原题为《详析少奇之死的注水回忆》)中有一句“无法作出解释的藏头缩尾(不署名字)使得他(刘军医)的“监护日记”的可信度至少要打个85折”，“重庆皂角山李氏”(下称重庆)网友就此将了一军。他说：
“鹤龄老人家：请问下面这个有名有姓的资料是否注水?”
他转的帖子是《彭德怀的最后日子》。不但有名有姓，而且文后还为他发了一张名片：
“杨汉勤，1939年6月生，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医疗系。…… 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医生。”
本想用“所问不是本帖(《少奇之死谣言辩析》)所要探讨的内容”相推托。但“重庆”网友不依不挠：
“我希望你老人家逻辑分析推理判定一下关于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天的回忆材料是否注水，其实是与本贴主题有关的!如果这个回忆材料的内容基本属实——就是说，即使有你之谓细节方面的“注水”，其主要内容符实，那么，我觉得至少可以说明：彭德怀元帅至死都认为“庐山会议”将他打倒的关键人是毛泽东，而不是他人。其临去世前愤怒地嚷出“我不用毛泽东的药”、“我不吃毛泽东的饭”足以说明问题。——那些企图将彭被打倒最终惨死嫁祸于他人的辩解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不用毛泽东的药、不吃毛泽东的饭”，这样的话，从彭老总嘴里说了出来，我是很难相信的。所以，凭直觉我感到杨汉勤的此篇应是在借彭总之口攻击毛主席。于是，找到他这篇帖子(载于《羊城晚报》)，细看多遍，又搜了几篇相关文章看过，心里有了底，决定给“重庆”网友一个答复。
第一节高干病区与“监室”
总算好。彭总最后的日子没坐牢，是在北京市全军最大规模的现代化的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高干楼渡过的。
美中不足。按照项羊等人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说，彭总住的是“高干楼最上层最西头的一间秘密病房里”。
看起来，这个高干楼在设计建筑时，早就给彭总谁备好一间密室(监室)了。
杨汉勤对高干楼加的附注是“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以上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据此，这座高干楼其实还有一半应该叫“有问题的领导楼”。彭总所住，应该就属这个部分。既是“有问题的领导楼”，那就自然会有与高干楼不同的景象。
杨汉勤文：“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的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
一个班最少以九人计。三班倒，每班就是三个人了。一个守在床尾，还有两个只能守在床前或是守在门口，左右各一个。
这样的病房，实际上已是牢房，而且“牢”过了牢房。不管怎么说，牢房至少总会有一个小小的通风口吧。即使是死囚牢，哨兵也应该是站在门外而不会守在床头床尾罢。 难道这个彭德怀长了翅膀会破窗而出不成!特别是“紧盯”着更别扭。难道彭德怀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他有七十二般变化了!真要是有，你“紧盯着”顶个屁用!
杨汉勤文：“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不对。杨汉勤你看花眼了。《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记得很清楚：“他唯一的权力和享受是看书看报，一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本小说《沸腾的群山》，消磨着生活的无聊和孤独。旁边摆着昨天的《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是昨天的，没过时呀，今天的还没到!还有一本小说可看，但没有《毛泽东选集》，据此推断，也没有谁强迫他看《毛泽东选集》。
杨汉勤文：“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不对。杨汉勤你又看走眼了。《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第35节，老大的标题，就是“囚室里真情写自传”。不给笔，彭总怎么写!此前坐囚室可以给笔写自传，为何如今住“有问题老干楼”的密室反倒不可以给笔了?
这不尽是胡谄吗?说土气一点，就是胡说八道了。
杨汉勤有位本家叫杨国选(甘肃省文学院二级签约作家)的胡诌之才更是“才高八斗”，天下无人可及。请看他的《彭德怀元帅之死》(杨国选博客)：
“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
“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门闭紧了还不行，窗也得闭紧!窗闭紧了也不行，还得糊上一张纸才行。目的除了防止彭总飞跑以外，还要防止彭总看到外面，还要防止外面的人看到里面的彭总!
好笑的是，这个杨国选却忘记了，彭总住室的位置是“最高层最西头”!
处在“最高层最西头”的彭总能看到外面的什么?除了蓝天就是白云!
外面能看到处在“最高层最西头”的彭总又是谁呢?除了飞鸟就是飞蚊!
连这个也要防。可笑不可笑!
真实的情况如何?本帖发在中华网上时，一位叫“zhuche”网友在19楼的留言：
“韩先楚回忆录里有他70年代在301住院，经常去看彭的记录，所以说(杨汉勤)这篇帖子是假。”百度搜到张正隆的《战将韩先楚》原文是这样写的：
“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得知彭德怀住在北京301医院后，常去看望。有人说，两人几乎无话不谈。”
原来，彭总在住院期间，是可以与老朋友自由会见，随意交谈的。由此可见，有关301病室的阴森恐怖描述都是无稽之谈。301室不是什么“密室”而是高干病房。
第二节“145”号与“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把杨汉勤的《彭德怀的最后日子》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我一直没有弄清代号为“145”的彭总是住的集体病房还是单人病房。
“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 一个高干病区”
按说，“14病室”应该是一间病房。可下面却又说是“一个高干病区”。既是一个“病区”，肯定就不是一间病室了。
“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按说应该是指一间病室内(14病室)的第5个床位了。可接下来的解释并不是这回事：
“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这里的“5”却与“床”毫不相干，扯到政法干校的代号上去了。
“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这个“5”连着的又是床。表意为看守的不是14病室而是这个病室的第五号床。
所以，我想将它理顺成“高干病区14病室5号床”，那个甘肃作家杨国选也说彭总住的是“14病室第5床”。
可是，从杨汉勤说的“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的表意来看，彭总好像又有一间单独的病房。十余平米的房间怎么能摆下五张病床!
没办法，理不清。只好作罢。反正知道这个“145号”代表的就是彭总了。其实，医护人员不叫病人的名字而叫“号”，不是什么希罕事。部队首长不直呼名而呼“号”是常事。实在弄不明白彭总为什么就会如此反感这个“145号”!
杨汉勤文：“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总如此反感“145”号，是不是知道了杨国选说的“(上级)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 以至他的逆反心理作怪：你不许别人喊我就偏要喊。除了这个理由，就无法解释了。难道彭总会如此愚钝，竟然想不到人家在进来以前早就知道他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了。
当然，最不好解释的还是“庐山上那个”。如今的“庐山上那个”无疑是一页光辉的历史。不过，当时却被尘灰所挡并不为人所见。彭总如此迫不及待的向一个陌生人自报“庐山上那个”目的何在?不可能是反思吧，那就只能是炫耀。
杨汉勤文：“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面对着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对着一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人，说这个有意思吗?难道彭总会如此的不知自重，逢人便诉!
而据朱敏所言，彭总与其父朱德都寡言少语。两人在一块下棋，有时半天还说不上一句话。
非常有趣的是杨汉勤的那位本家杨国选。他却借“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把杨汉勤好好地涮了一把，让他美美地领受了彭总一通痛骂!下面将杨国选的这段精彩文字一并奉送给大家：
“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但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不准他写字，不准听广播。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彭总”骂的医生是谁?杨汉勤想躲也躲不掉了。
这就是许多“精英”的“回忆”的滑稽之处——凑到一块就是一个大笑话!
第三节关羽的刮臂疗伤与彭总的病中叫痛
关羽刮臂疗伤的故事，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的不会太多。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在没有药物的麻醉下，关羽一边下棋，一边接受华陀的刮臂疗伤手术。谈笑如常，镇定自若，表现出了他的钢铁般意志力，至今尤为世人所钦服赞叹。
人民解放军上将贺炳炎同样有过这种惊人心魄的故事：
1935年12月，年仅22岁的贺炳炎已出任红5师师长，率部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在一次激战中，他第六次负伤，右臂被打断。无奈之下，医生只得截去贺炳炎的右臂。
当时不仅没有麻药，甚至连手术器械都没有，医生好不容易才从老乡那里找到一把锯木头的木锯，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伤的右臂。贺炳炎让卫生员将自己反绑在门板上，嘴里塞上毛巾……手术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贺炳炎几次昏死过去，嘴里的毛巾被咬得稀烂。
贺龙特意要了两块锯下来的骨头，以此激励部队：“看，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骨头!”
刘伯承元帅也曾有过类似的闪光故事。在重庆临江门外一个德国人沃克开设的诊所里接受手术治疗。摘除坏死的眼珠，切除烂肉和新生的息肉。
因担心麻醉会影响脑神经。他拒绝使用麻药。手术过程中，他的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垫单，手背青筋暴起，汗如雨下。他强忍痛苦，一声不吭，数着医生的刀数，一共割了72刀。被沃克医生称之为“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堪称军神!”
战争年代，躺在血泊中缺腿断胳膊而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得不到治疗的战士天知道有多少!
还有周总理，他与彭总同年生，死于1976年，比彭总多享2年阳寿，也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那么，周总理是怎样对待病痛的呢?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然而，彭总的形象则成了他们的反面。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他，连癌症造成的痛苦也忍受不了。杨汉勤的笔下这样记载着：
“他受尽病痛折磨，经常痛苦呻吟。”
“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
这就是说，在疾病的折磨中，彭总的理智完全丧失：咬烂床单，摔掉被子，折腾护士，拔掉针管……
这样的彭老总，何颜面对关羽的刮臂疗伤、贺炳炎的柴锯截腿、刘伯承的无麻摘眼、周总理的不亨一声!又何颜面对自己手下那些为革命而伤残曾经在血泊中躺过的将士!
世上的癌症病人千千万万。无力住院就医的不计其数。能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其痛苦不可能会大于他们吧。我也曾在医院探望过好几位患癌症住院的同事亲友，没听说有谁扔医院被子的事。况且，医院的被子也不是随便好扔好咬的。唯独一个彭总如此。莫非他是耍特权使老帅的性子了?有这个可能吗!
彭总是个俭朴至极、惜物如金、公私分明的人，有可能会损毁公物咬烂被子扔被子吗?
据杨汉勤文所记，彭总又是一个十分体恤护理人员的人：
“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里，自行清洗大便，为假肛换熬料。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
这才是真实的彭老总。这样一位彭老总，他有可能瞎折腾而让“护士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吗?我们解不透杨汉勤为何“出尔反尔”，笔锋一转，他又描出了一个没有理智的十分怯懦的彭老总!谁能相信呢?即使大家都相信，我也不相信!我相信，与关羽、贺炳炎、刘伯承、周恩来一样，彭总也是“一块会说话的铁板”!彭总也有“共产党人的骨头”!癌症的痛苦不可能摧毁他的钢铁意志而让他失去理智。
杨汉勤那位本家杨国选，估计很可能也是受了杨汉勤的这个“细节”的启发，他的《彭德怀元帅之死》则描写得更加“发扬光大”了(杨国选博客)：
“他朝着门外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造成彭总如此剧痛的原因是什么?杨国选在前面作了交待：
“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受尽病痛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 ”
在项羊等人著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中，也不惜笔墨对彭总的“病痛和怕痛”大肆渲染。如：
他头昏，站不住了，眼睛发黑看不见了。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并已转移。7月3日对护士长说：“你给我扎上两针，一针把我扎死算了，免得我这样受罪。”
他疼得哎哟哎哟地叫了好久：“妈个×，疼得受不了，干脆死了算了。”
“为什么今天这样疼，疼得厉害，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警卫战士，……你帮我打一枪吧”。这句话，连述4次。
造成彭总如此痛苦的原因，该文作的交待基本与杨国选说的相同：
“他作为关押在案的全党全军全国的头号“罪犯”，有谁给他治病，有谁给他检查身体呢。”
有意思的是，该文在发出这通感慨之前却又记下了：“他自己把这种病状不当回事，说是早在抗战时期敌后的华北山沟就得了肠炎病，就开始便秘，是因为痔疮经久不愈，他说自己没有病。”
小病不求医问药。这不正是体现在彭总身上的俭朴本色嘛。怎么与不给他看病扯到一起了?
相比起来，杨汉勤倒还存着一点良心，他记载了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他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他还记载了周总理的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那么，杨国兴的“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是从哪里来的呢?此人是甘肃省文学院的二级签约作家。用他们的行话，就是来自创作“灵感”!为了达到自己的创作目的，他的“灵感”是不会顾及彭总人格形象的。白天鹅被他“灵感”成了癞蛤蟆!
项羊等人的“有谁给他治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也无外乎就是出于“创作灵感”吧。
第四节“不喊万岁”与“祝你万寿无疆”
杨汉勤文的《彭德怀最后的日子》第四节用的标题是“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从“彭总”这段话里看出，好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毛主席自己要别人喊的，谁不喊谁就要倒霉。
这话会是彭总说的吗?下面请看：
2005年8月，李锐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谈毛泽东》一书，其开篇就有毛主席自写万岁这篇文章。2006年9月17日下午，在北京一个约定地点，李锐在同《德国之声》电台记者谈话时又说及此事：“1950年五一节的口号汇报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泽东在这个口号最后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
看了这个内容，我们就不难明白，所谓的“彭总”说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响应李锐的“毛主席自写万岁”的。
事实真相如何?历史档案的铁证：当时中宣部在草拟“五一”口号稿时就有“毛主席万岁”一条。送审时，主要负责审阅口号稿的刘少奇给改写成：“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这个情况难道彭总会不明白!即使不明白，“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他也早就听到了。可他并没有当面向毛主席或者在会议上对此提过任何异议，怎么有可能在20来年后，背着毛主席在这些无关人员面前犯自由主义，发出这样的议论!
实际上，对于这句口号，他也是赞成的。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就是明证：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万寿无疆与万岁有何本质上的区别?我以为是没有的。
写过“祝你万寿无疆”的彭老总会说出这句“我不喊你‘万岁’”的话吗?除非他得了健忘症，把先前说过的“祝你万寿无疆”忘掉了!
第五节“不食周粟”与“不吃毛泽东的饭”
杨汉勤文：“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当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
“不用毛泽东的药”、“不吃毛泽东的饭”。这样的话，如果别开政治，当作是孩子们耍小孩子脾气，可以凑合着勉强说过去。如果从大人嘴里说出来，就是笑话了。因为“不用”却一直在用;“不吃”却一直在吃。这就是典型的“口不对心”了。
不过，这样的话，从一个政治家和中央领导的嘴里说出来，自然就离不开政治。上升到政治层面上进行分析，这样的话，性质就发生了激变。
古时有一则“不食周粟”的故事。出自《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在武王东进讨伐纣王的途中。他们曾拦住武王战马进行劝阻。后来，武王击败了商纣王，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天下人都归顺了。但伯夷叔齐对此强烈不满，他们用“不食周粟”的行为表示抗议，表示对周朝的不予承认。兄弟二人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
这个故事的主题表示的是伯夷叔齐与周朝的不共戴天和誓不两立!他们的对立面是一个王，一个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后来称为皇帝。
与“不食周粟”同义的“不吃毛泽东的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与毛泽东的誓不两立和不共戴天!这就等于宣告，要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彭总是个这样的人吗?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的“饭”，都成了毛泽东的了。这个毛泽东是什么人?不用说谁都会知道。难道彭老总会不知道!
这句只有在今天的右派嘴里才能说出的暗示着毛主席是皇上的话，有没有可能从彭总的口里说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不过，本人认为，没有这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彭总矮化成《沙家浜》里的草包胡司令了。
“不吃毛泽东的饭”。倘若有人问一句“你要吃谁的饭呢”?怎么答?
吃苏联人的饭吗?
彭总身上背着一个“里通外国”的嫌疑，这下正好，对上号了!
所以，抛开彭总的革命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提，单是从他当时急切洗刷嫌疑的心情来分析。这样的话，他绝对不会说!
第六节“你变了”与“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
杨汉勤文：“主席，你什么时候变得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呢?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啊!你过去的宽宏大量到哪儿去了呢?你被左倾路线排挤的滋味难道不记得了?你批评王明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讥讽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难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变了!”
“否定我彭德怀事小，否定历史，否定事实，否定真理，否定党的原则事大啊!”
上面两段是杨汉勤文中记下的彭总的话。
第一个意思是“毛主席变了”。怎么变的?由批评王明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变成自己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由批评别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变成自己的“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是一个180度的向后转的剧变!这就是当时彭总心中的毛主席?然而，也是这位彭总，在他的临终遗言中却又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两句意思截然相反的话，不知道是怎么从同一个彭老总口里说出来的?记得当年曾有一句十分流行的歇后语叫做“手电筒里的马列主义——光照别人不照自己”。难道彭总说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指的是“电筒里的马列主义”不成!
第二个意思是“否定我就是否定真理”。彭总会自视如此之高，竟然在公开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是不可能的事。即使真的自是如此之高，也只会存于心中，而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宣而告之的。
现在，我们就假定彭总会自视如此之高而且为了发泄愤恨非要在公开场合表白出来，不吐就不快。那么，是谁否定了他?否定了真理?大家都明白，都知道杨汉勤是指的毛主席。接下来，大家可能就都弄不明白了，才抱怨过毛主席“否定真理”的彭老总，怎么又会赞扬“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不是发展马列主义就等于否定真理?!
第七节怨骂不止的恣意发泄与死而后已的忧国情怀
杨汉勤文中记述了很多彭总的怨骂之词。
“他激愤难平地说：‘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
“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医护人员虽然不便与他交谈，但这些话大部分都记录在病历上。”
“我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
“他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见毛泽东!’”
“他反倒把声音提得很高，两眼直盯着专案人员及看守战士手里的笔记本，‘你们记吧!就说我有意见，有气。要是把我现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才是!’”
“因而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战士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他暴跳如雷，对着战士吼叫：‘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彭总”的类似怨骂，项羊等人的文中也记了很多。下面是描写最到位的一段：
“哨兵和护士把他抬上床，被子也被扔到床上。他用那只还能动的左手对着牙齿继续撕被子，把被面撕得一条一条的。他还顾忌什么，他的名誉、地位及至生命，也已经碎得破布一般了。”
我想起了那句“破罐子破摔”的俗语。这些人，不知安的什么心，竟然把彭总当破罐子在摔了。
即使彭总因年老意志变得脆弱了真的在把自己当破罐子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为尊者一讳!不厌其烦的如此张扬他的短处到底想干吗?
好在彭总还留下了遗言，证明了他的清白。遗言中的字字句句，凝聚着的是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死而后已的忧国忧民的革命情怀：
“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
“周总理，我们相处三十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思想策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点上我是清白的。”
“我们的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当然，他也提到了自己的冤屈：“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做结论。”
他连“请尽快作出结论”的要求都没有提。有可能会暴跳如雷地向战士吼叫：见不到毛主席就将我开除和枪决吗?
第八节结后语
彭总一生光明磊落，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世诽议的不多。异议主要在于其蒙冤为谁所害。有认为是毛主席害的，也有认为是刘少奇害的。
关于这个问题，谁的心里最明白?自然莫过于彭总自己了。这就是《彭德怀最后的日子》请出“彭总”出来说话的主要原因：用“彭总”的话压倒“是刘害的”这一派。
请出“彭总”出来说话还有一个目的。像“你变了”、“老虎屁股摸不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皇上、万岁”这类攻击毛主席的炮弹，让谁来当射手具有最大威力?当然不是李锐、辛子陵这些为人们唾弃的小人了。他们天天都在喷射，但不管用，人们全当作他们是放屁了。于是，他们想到了彭总。把彭总推出来再合适不过了。
毁毛们“选出”了“彭总”为他们说了这许多话，他们就可以在“彭总”的话后面理直气壮地宣告：这不是彭总说的嘛，彭总说的还能不是真的?还能假!
遗憾的是，“彭总”这一席话虽然可以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里达到丑化毛主席的效果，可是，却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副作用，也把彭总丑化得鸡肠鼠肚的不成人样了。丑化了彭总，毁毛们是不会在乎的。可是，我们却不能答应!我们有责任，也要替彭总平这个“反”。
本文所作的这几个方面探究，就是希望能够将彭总被扭曲的形象纠正过来，恢复彭总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坚定革命立场，回归彭总意志如钢似铁的英雄本色!
可能有网友会拿出杨汉勤的“这些话大部分都记录在病历上”来“证实”文中“彭总”的话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杨汉勤并没有出示过一张这样的病历单。
再说，病历单上具体记录这些与治疗毫无关系的政治性言语干什么?这样的病历单，岂不成了黑材料本。作为医生，是不是准备向那些整彭总的人讨好卖乖!
第九节附录一则：彭总被踢下车的谣言破产
有位“重庆皂角山李氏”(下称李氏)留言说：
春节期间我和老同学电话拜年，她至今仍记得彭老总与其妻子蒲安修在批斗台上被折磨的惨状，说彭老总被折磨时发出的惨叫状深深地烙印在她心里——她说：那真不像人发出的声音，她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惨叫声。
我答：对彭德怀的批判，我没参加过，很希望你能采访你的老同学，写出实事求是的回忆。要不，这句“那真不像人发出的声音，她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惨叫声”就显得过于单调了。
李氏说：我校批斗彭老总的大会我没参加，但是我在校内大道正好与押着彭老总游街的大卡车迎面走过，我班的造反派同学——红卫兵之一站在卡车上一手反拧彭老总的一只手迫使他弯腰，另一只手死揪着彭老总的一只耳朵又迫使他扬起头，另外一位红卫兵在另一旁做同样的事，老人脸上极其痛楚的表情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游街完后让彭老总下车上批斗台，车上老人正要转身，却被我班那位造反派同学踹了一脚，结果从车上摔下来，......。这是后来其他同学告诉我的!
你希望我采访老同学，写出实事求是的回忆——还有必要再采访吗?
我答：关于彭德怀的批斗情况，网上传闻很多。以第一见证人出面说话的很少。您有这个采访第一见证人的条件，为什么没有必要采访呢?上面提到听其他同学告诉你的情况有一点疑问不知能否请教：
你班这位一脚将彭总从大卡车上踢到地下的造反派同学姓甚名谁?此人后来受到查处吗?被踢到地上的彭总是扑地倒下还是仰天倒下?摔到地上的彭总是否受伤了?
请恕我又“逻辑推理”一下，70多数的彭总从大卡车上被踢下来，不说内伤，轻轻重重的外伤应该总会有一点点吧!具体伤势怎样?造反派给治伤了吗?还接着批斗吗?
还有，大卡车的后门关了吗?彭总是被人从车后还是从车侧踢下来的呢?
还有，如果是关好车门的大卡车，用脚踢，最高也只能踢到彭总的臀部，很难将彭总踢到车外的地下。你这位同学是怎么踢的呢?
“重庆皂角山李氏”没有再回话了。不用说，这个“彭总被踢下车”的故事是他杜撰出来的。
第三章
寻觅毛主席的61处“行宫”
由《评“谁再诋毁毛主席我咬死谁”》(写于2010年7月16日 )和《所谓毛主席61处行宫》(写于2010年7月19日)整理
第一节菊香书屋与白宫
有网名叫“东方红”的发一篇《谁再诋毁毛主席，我咬死谁》，大放厥词，死咬毛主席。故作此文，予以批驳：
你一张口就要咬死人，令我非常怀疑你的人身份。谁见过这世上有张口就要咬死人的人?!即使是恶狗也不至如此吧。再凶恶的狗遇上生人也多是装腔作势的狂吠几声而已，顶多也就撕咬人的一块皮肉便松了口，活活将人咬死的案例少见而又少见。当然，疯狗咬死人的案例倒是时有所闻，不过，严格地说起来，这不是它咬死的，而是死于疯狗病毒的为非作歹!莫非你要咬死人就是缘于一个这样的道理?
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像你这种所谓的人的出现，不但本人不会欢迎，凡是真正的人都不会欢迎的!因为你时刻都在想着咬人咬死人。而且，你时刻想要咬死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位名冠古今中外的第一伟人!先看看你是怎么咬的吧：
实事求是之言：
住"金銮殿"的，是毛主席。
别人都没有只有自己有稿费N多万的，是毛主席。
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兴建61处奢华行宫，却往往只是为了住上几天时间，从此白白空关在那里的，还是毛主席.
……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案可查勿容置疑的。
你的“是”倒是很多很多——“这一切的一切”!可是，这“一切的一切”的“是”，你用来求出它们的“实事”都在哪儿呢?就在那个“都是有案可查”里面吗?那么，请问，你的这个“案”又在哪儿?是在“公案”里还是你的私案里?你们的“私案”里倒是见过很多，“公案”里面谁见过呢?
不过，本人虽则寡闻少见，却可以拿出一两段“公案”来试你的咬劲哩!
譬如“N多万元稿费”吧。吴连登老人早已揭示出真相，总共就124万元，毛主席生前将它们存在中办特会室，毛主席去世后已经纳入国家财政了。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你还在这里咬着不放，有用吗?
再来一段“公案”：这“金銮殿”不就是中南海里面的菊香书屋嘛。
先说这个中南海，虽然也曾算个帝王的皇宫或谓之“金銮殿”，但是，自打清政府灭亡以后，它就成了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和总理衙门，以及张作霖的“帅府”。随后又成了国民党军委北平行营办事处，再后又成了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司令部。所以，到了共产党接管它的时候，他的“皇室”身份早已荡然无存了。
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这两个党和国家的首脑机关以及部分领导人员只是袭用了当年国民政府的一个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驻地。难道这也不合法，不合理!莫非你要它还回到延安的瓦窑堡，是不是呢?
再说你咬的“金銮殿”，这是从何说起呀?只是中南海里面的一个菊香书屋而已。菊香书屋是什么样子，听吴连登老人说的：
“主席的房子是一个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吴连登说，毛主席家的仓库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6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着毛岸英的东西……”
一个管理着六亿人口的大国领袖的六口之家，就这样的居住水平，每月还要交80多元钱租金，冬天还要交30多元钱取暖费!可你，却还要狂咬着：“金銮殿”!“金銮殿”!是不是要让毛主席回到延安钻窑洞、回到韶山住祖屋，才能遂你的意!试问：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先例?
请看美国的总统府白宫：
白宫共占地7.3万多平方米，由主楼和东、西两翼三部分组成。主楼宽51.51米，进深25.75米，共有底层、一楼和二楼3层。
主楼二层，为总统全家居住的地方。
计算得出的二楼建筑面积有1300多平方米!而毛主席的一家所住，还不足它的尾数300平方米!
不知你看了这个，还想咬不咬呢?要咬的话，你尽管随意。不过，我也得提醒一下：历史老人正举着你嘴里喊的“实事求是”的龙头拐杖盯上你了。小心他会敲你揍你，敲死你揍死你!
第二节寻觅毛主席的61处“行[宫”
有位“探讨”网友看过《菊香书屋与白宫》后留言，认为对“61处皇宫还没有回应。希望能够看到它的真相。
相到底如何?不能妄谈，但是，我们却可以从造谣者造出的谣言矛盾百出中看出事情的真相，至少也可以看出他们所造出的“真相”都是假象!
一、何处觅，行宫六十一
这个喊61处行宫，那个也喊61处行宫，喊来喊去，61座行宫都在哪儿呢?谁也没有喊全61处行宫!
百度了一下“毛泽东61处行宫”，右上方立即显示：“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146,000篇，用时0.059秒”。这么短的时间，连“一眨眼皮、“一瞬间”之类的形容词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而搜出有关这个问题的帖子就多达14万6千篇(包括批驳文帖在内)。可见这个问题在网上炒出的热度之高，“白热化”在这里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了。
可是，当我下定决心一页一页的翻来翻去非要把61处行宫“一网打尽”的时候，它们却始终回避着不肯在我面前集体亮相，而只是同意派几个“代表接见”一番。最多一次的“接见代表”也就是8个而已。
先看“毛泽东的行宫”_百度文库：
“毛泽东的行宫 11 一,毛主席, 为了艰苦朴素,在全国广造行宫! 毛主席, 为了...) 全国各地为毛伟人特别建造的行宫共有 61 处. 列举部分 1960 年建造的行宫.……”
看了这个标题后面的附注，大家以为这里面内容一定不同凡响。如果你带着这个心态进去的话，那就肯定会叫你大失所望，你一定会大呼上当上当!哪来的61处行宫呀，连六个还得打对折，就三个：韶山滴水洞、武汉东湖梅岭、北京密云水库!
再看：孙宝金新浪博客 2010-07-06 转括苍山人《毛主席的61座行宫》，也是6个的半折，三个：东湖梅岭一号、杭州刘庄别墅、广州松园一号
又看：“四当书斋”版主闫的《毛泽东的61处行宫》，开出的名单是：韶山滴水洞、上海西郊宾馆、武汉东湖梅岭、密云水库别墅、济南南郊宾馆。比三个多了两个。
倒是张国生的博文“蒋介石的别墅与毛泽东的行宫”里还凑上了8个，但也不是什么“全新”的。8个的名称是：
滴水洞、庐山一号别墅、武汉东湖梅岭别墅、杭州刘庄和汪庄宾馆、上海西郊宾馆、广州南湖和松园等等。
他比上面几位多少聪明了一点点。他在后面用了两个等等。意思是，你要找其余的53个，就请你等等。
我决定不等了。换个门儿进!
于是，白度“滴水洞别墅”，走进了“ 风云雨雪天地间”在凰网论坛发表的帖子《饿死人的时候，老毛花费巨资修建了滴水洞别墅区》，可是，也只看到了6个：
上海西郊宾馆、江西八二八宾馆、武汉东湖宾馆、芦林一号别墅、蓉园宾馆一号楼、韶山滴水洞行宫、四川金牛宾馆。
下面，就把这几位“行宫建造者”共同建造出来的“行宫”来个总结。先声明一下，请恕本人办事刻板，凡重复的一概不计。总计“行宫”十三处，附单如下：
上海西郊宾馆
武汉东湖宾馆
江西八二八宾馆
江西芦林一号别墅
湖南蓉园宾馆一号楼
韶山滴水洞
杭州刘庄宾馆
杭州汪庄宾馆
广州南湖宾馆
广州松园馆
北京密云水库别墅
四川金牛宾馆
济南南郊宾馆
我就找到了这十三处。有兴趣的网友还可以继续找。不过，我是不想再找了。即使找出100处又能说明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宾馆!宾馆!宾馆!
如果再追索一下它们的前身，很多都不叫宾馆，就叫招待所!
二、行宫者，实招待所也
由于过去是计划经济时代，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手段经营的旅店很少，所以，各地旅店的床位都非常紧张，这就催生了一个新生事物——招待所。那时候，党政军各部门以及各企事业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招待所。
这些招待所，依据其接待人员的不同情况，相应的有不同规格，有接待要人的宾馆级的(那时没有什么星级)，也有一般旅社级的。
最有名的是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了。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是中国领导人进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更是国家接待各国元首和重要客人的超星级宾馆。从1959年建馆以来，这里已经先后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客人一千多人次。是一处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媒体瞩目的地方。
依次下来，各省市县都建有自己的“宾馆”，不过，那时多叫招待所，甚至区乡都有招待所。
以我最熟悉的衡阳市委招待所为例，它始建于1956年，原名为衡阳市交际处，后改名为衡阳市委招待所、岳屏饭店、衡阳市第一招待所，简称“一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与香港新腾公司合作改造为涉外宾馆，称为雁城宾官。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国内外的重大接待任务。
这个招待所距我原先的家约一公里远近。不但经常从它前面路过，也多次到里面去过。虽然就当时当地而言，它可以说是豪华气派，但是，真要与现代的豪所相比，恐怕也是难及其项背的。
一个地方，弄上个把这样的“面子”工程，其实也无可非议。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进行着一个“面子”工程。即使过去很多人穷得没饭吃，可这个面子还必须顾。我们那地方有句土话，叫“出客的衣服”，这一套衣服就是用于外出做客或是在家接待客人穿的。有的人没有“出客的衣服”，到了“出客”时，借也要借套“出客的衣服”!因借“出客衣服”而引发出的悲欢离合故事，记得《今古奇观》里面就出现过。
所以，那时候的人们，对于地方党政部门，搞个把两个这样的“面子”工程，并没有多大反感情绪。
另有一种类型的招待所主要是接待本单位本系统人员的。像我曾经供职过的湖南省汽运公司，不但有总部的招待所，还有分散在全省各地的市、县、区(乡)的招待所。可以说凡是有汽车站的地方就设有招待所，因为，凡是有车站的地方，就会有来自全省各地的汽车路过或是进驻，招待所就是解决路过或是进驻的司机或其他人员的食宿的。这类招待所住宿是不用收钱的。
解放军的各单位各部门也都设有招待所。一般师部有的团部也设有军人招待所，接待来队的干部战士亲属。住宿也是不收钱的，战士的亲属吃饭也不收钱。我记得当时的武汉空军招待所，也就是凭部队开出的通行证入住，也是不收钱的。
百度“江西八二八宾馆”，显示出的是：江西省委南郊招待所(江西省委八二八宾馆)。可见，它的正名是招待所无疑了。仅仅由于毛主席先后在这里住过四次，于是，这个招待所就变为毛主席的“行宫”了。
幸而毛主席没有到过衡阳，如果来了的话，衡阳领导一定不会将毛主席安排到车站招待所，而肯定会安排到衡阳市委招待所。这样一来，毛主席的“行宫”岂不就由61处变成62处了。
三、谣言者，不攻自破也
从上述所说，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61处“行宫”，已经假相毕露了。一是量不符数，二是名不副实。接下来我们还是以其矛来攻其盾，进一步揭露其假相。
1、“行宫”都是建于大饥荒时期吗？
“东方红”先生在他的《谁再诋毁毛主席，我咬死谁》帖文中说：“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兴建61处奢华行宫，却往往只是为了住上几天时间，从此白白空关在那里的，还是毛主席。”
可是，本人就上述罗列的十三处“行宫”百度出的资料却是：
成都金牛宾馆始建于1957年
武汉东湖宾馆开业为1953年
湖南蓉园宾馆成立于1952年10月1日
杭州刘庄建于十九世纪末期，为晚清广东香山县富豪刘学询所建的别墅，故称“刘庄”。
杭州汪庄宾馆，今为西子宾馆，是皖茶商汪裕泰茶庄主汪自新别业，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
以上五个宾馆的建设都还没闻到大饥荒气息，有的相隔着十万八千里。
江西八二八宾馆建成于1968年
广州南湖宾馆和松园宾馆都是在1970年以后开始建的
以上两个宾馆建设时，早已没有了大饥荒的气息。
上海西郊宾馆酒店虽然开业时间是1960年，但建设应该也是在1959年。
济南南郊宾馆开业于1961年，这个开业就是开始营业，表明它并不是为毛主席建的。
北京密云水库别墅的建设时间搜不到。
只有江西芦林一号(修于1961年)和韶山滴水洞(始建于1960年)是在大饥荒时期修建的。
2、关于“行宫”的奢华程度
“东方红”在这里只是用了“大兴土木修建61处奢华别墅”大肆进行渲染，没有指出具体的奢华程度。那位张国生在他的博文《蒋介石的别墅与毛泽东的行宫》里就拿出具体东西来了。他说：
“这个工程(滴水洞)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竣工。工程造价从未对外公布过。目前有两种说法：1亿元，和1亿2千万元。注意，这是当时的造价，那时大多数人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
这不是明明在伸出手掌抽自己的嘴巴嘛。你看看，他就是凭着1亿元和1.2亿元两种“说法”肯定了“这是当时的造价”，如此巨大的“造价”数字，竟可以出自“说法”，而且还是两种并存的说法!
接下来他又补上一句“那时大多数人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本是希望“吓唬”一下别人，却不料反倒把自己推到死角了。
要知道，那时候不但工价低廉，建筑材料同样低廉。滴水洞别墅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1.2亿的总造价，算一算，每平米的造价就高达3万余元了。
很多人都曾参观过滴水洞。谁能看出它当时每平米的3万余元(相当于今天的30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价值究竟体现在哪?
它有飞檐翘角画栋雕廊吗?它有铺金盖银装珠饰玉吗?全没有。请问，这一平米的地方，你将这三万多元钱往何处堆嘛!铺金地板都可以铺上两公分厚了!
3、是否真的“从此白白空关在那里”
按照东方红说的是“61处奢华行宫，却往往只是为了住上几天时间，从此白白空关在那里的”。真的如此吗?搜索到的上述十多处“行宫”的简介，都没有“白白空关在那儿”的显示，当然也没见没有“白白空关在那儿”的显示。但我还是从中找出一点道道来了。至少可以肯定成都的那个“金牛宾馆”是没有“白白空关在那里”的。请看下面的这段文字：
“中国西部第一“国宾馆”金牛宾馆始建于1957年，创建时定名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考虑，1958年10月，改名为成都市26号信箱，随后又改成省委第五招待所。1975年6月，尼泊尔国王来川访问，鉴于招待所的名称不利于对外接待，遂改成“蓉城宾馆”。……解放后邓(小平)十次回川，先后9次下榻金牛宾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曾下榻金牛宾馆。(四川在线四川日报消息)”
这段文字不但告诉了我们金牛宾馆不是行宫而是国宾馆，而且还例举了一位具体的国宾——尼泊尔国王于1975年6月入住了这个金牛宾馆，而且还例举了邓小平先后9次下榻金牛宾馆，从而证实了这不是毛主席的“行宫”而是名副其实的国宾馆!也证实了金牛宾馆没有因为毛主席没来就会“白白空关在那里”的!
4、军事禁区纯系胡扯
张国生在他的博客中提到武汉东湖宾馆时说：“武汉东湖有3个杭州西湖那么大，包括如此广阔的湖面都是“军事禁区”。不知他是不是武汉人?但本人在武汉倒也待过一段时期，东湖至少也去过七八次，偌大的东湖，既没有围墙，也未设关卡，更没有见什么禁令，何来的“军事禁区”?如果我的记忆错了，可请武汉的网友指出。
【qq9ww9ee9】 网友在我的帖子里留言说：“ 张国生何地畜生?俺就在武汉东湖附近生活了几十年，从小就在东湖边、东湖水中玩耍，什么时候看到军事禁区的牌子了?主席住过的梅岭，也就是当时的高级领导人到汉时住的招待所，现在看来，也就是巴掌大点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有解放军站岗，但市民都理解，是出于保护领导同志安全、工作需要，仅此而已。”
【llp128】网友也留言说：“ 武汉东湖从来就不是军事禁区，人人可以游玩。我们小时候(六七十年代)经常去游泳。”他还留下了联系电话：13480672909
强国网友“傲雪的红梅”也留言：“我刚刚(2011年6月8日)去看了武汉毛主席的下榻处——梅岭一号，非常朴素，可以说现在任意一个星级宾馆的装修都比它豪华，甚至现在许多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装修都比它豪华。”
四、造谣者，逻辑荒唐也
现在，我们完全看清楚了。反毛者罗列出来的所谓毛主席的“行宫”，基本上都是毛主席曾经住过一次两次或是几次的宾馆或是招待所。凡是住过一次的房子便成了他的房子，这样的逻辑是一个荒唐透顶的逻辑，可笑之至的逻辑。
按照这个逻辑推理，我们曾经入住过的亲戚朋友的家，还有曾经入住过的旅社宾馆岂不都成自己的了，真要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房产可就多了。不过，由于你名下的房产很可能也被别人入住过，所以，反过来说，你又连一处房产也没了。
这不就成一个天大的笑话了。
再说，像那些外国人曾经住过的宾馆又该怎么办?譬如尼泊尔国王住过的成都金牛宾馆，是不是就成了尼泊尔国王的行宫了呢?
五、造谣者，居心叵测也
话又说回来，造谣者也不是不知道这种逻辑的荒唐可笑。但是，因为他们想要扼杀毛主席而又无法扼杀毛主席，所以他们又不能不采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所以就陷入了这个荒唐可笑的逻辑。
还是拿金牛宾馆说事，在尼泊尔国王面前，在邓小平面前，在周恩来、陈毅、江泽民等中央领导面前，他们都没有陷入这种逻辑。
尼泊尔国王是一位名正言顺的国王，它曾经住过金牛宾馆，他们就没有称金牛宾馆是尼泊尔国王的行宫。小平同志先后住过9次，可能比毛主席住得还多， (没有找到毛主席的入住情况) 他们也没有把金牛宾馆称作邓小平行宫。……
他们就是要和毛泽东过不去，你毛泽东哪怕是住一次住一天也不行，住一次住一天的宾馆，就非要认定是你的行宫。甚至你一天也没有住过的你根本就不知道的如广州的南湖、松园宾馆，也非要认定是你的行宫!
谁叫你是毛泽东呢!“上帝”派我们这些英雄好汉到中国来，就是与你毛泽东作对的，就是要不择一切手段扼杀你毛泽东的!
第三节广州南湖“行宫”为谁兴建之谜
广州南湖毛主席“行宫”，源出于迟泽厚的《广州南湖毛主席行宫修建记》(下称“迟文”)。此文迟泽厚，于2009年11月13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标题为《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
还有一篇就是《丁盛回忆录·为毛泽东修“南湖”》(下称“丁文”)了。
实际上，这个“南湖”还陷在一场没有了结的官司中——被一些人认定是为林彪南逃而修建的。丁盛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是修建“南湖”的主要责任人。迟泽厚文革期间，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
一、汪东兴“拍板”兴建“南湖”
“迟文”说：“197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面告诉在京开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毛泽东有意于年底去广州过冬。”
“丁文”说：“七○年，汪东兴讲，毛主席要到广州来过冬。”比“迟文”说的提早了一年。
“迟文”说：(1971年)4月14日，汪东兴向丁盛等人交待，“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等他老人家从城楼下来，就上火车，南下广州。你们就准备迎接，让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迟文”说，开始选址白云山东北南距沙河约五六公里的一块小盆地磨刀坑修一组房子。“4月26日，汪东兴又指示：‘在毛泽东住所附近，还要再为周恩来、康生、江青各修一组房子及相应的附属建筑，而且都要在年内完工!’”
因磨刀坑面积太小无法兴建四组房子，于是改址在磨刀坑水库南侧。
5月31日，汪东兴在看过广东方面送来的设计图纸后，作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定。“迟文”引汪东兴说：
“磨刀坑水库这4组房子大体就这样了。那么，原来你们选的磨刀坑那里怎么办呢?你们回去向军区首长讲一下：那里还是利用起来，仿照磨刀坑水库第一组房子的模式，在那里给主席再修一组。那个地方也有优点：隐蔽、清静、朝向好。这样，一共修建5组房子。还有，省委小岛1号和鸡颈坑的房子，你们也要改建好。将来主席休息主要在磨刀坑水库或磨刀坑，办公可以到小岛或鸡颈坑，让主席活动一下。”汪东兴还给这种活动方式起了个名字：“坐车被动运动”。
丁文说：“汪东兴在开工的过程中来了。汪东兴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修多少栋房子呢?汪东兴讲：主席一栋，总理一栋、康老一栋，就是康生，这个……江青一栋，这是这样，修这么多。……后来汪东兴又出题，说主席不能总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这一幢就可以了，但他不能总住在这里啊?不能总住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再修一个地方呗!所以，后来‘松园’那一幢，也是给主席修的!所以整个南湖的房子就是一、三、五、七、松园，汪东兴他们住在那个八号，全部按照这样修了。”
这是迟、丁两人叙述的大致相同的“南湖”兴建过程。不过，丁说的是五栋，迟说的是五组。这个数量方面的差别可就大了。据“迟文”说，1、2、3、4组的栋数分别为15栋、13栋、7栋、5栋，松园也是15栋。另一个明显不同是汪东兴打招呼的时间，丁说是1970年，迟说是1971年1月。还有，汪东兴交待在松园为毛主席建第二组房子的缘由也不相同。
二、“虎头蛇尾”的省革委招待处
因“磨刀坑”名字太俗气，磨刀坑水库自此改为南湖。磨刀坑则改名为松园了。在工程的飞速进程中，师级架构的省革委会招等处宣告成立。
“迟文”说：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刘如“建议将新机构定名为‘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招待处”，下辖南湖、省委小岛、从化温泉等接待单位;还计划组建5个警卫连，编制总人数1300人。军区领导同意刘如提出的方案，迅即上报，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很快批复同意。招待处于5月末正式宣布成立，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长张小军被任命为招待处长，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原副主任丁峰任招待处政委。”
“工程进展神速。到9月中旬，小岛1号和鸡颈坑1号改建工程都已完成，为毛泽东修建的南湖第一组房也已基本建成。眼看国庆节即将到来，广州军区首长逐日了解收尾工程的进展情况，积极落实迎接毛泽东来广州的各项准备工作，唯恐发生一点纰漏。”
谁知这一年的9月13日，发生林彪叛逃事件。林彪在蒙古上空坠机死亡。
“迟文”说：“到了年底，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和参谋长孙干卿议论：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首长哪还能到广州过冬!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接待任务，要个大招待处有啥用?招待处几个连队的补兵计划至今也没有批，我们何必硬撑着，干脆把招待处撤销算了!意见报到总参谋部，很快批复同意。12月27日，成立仅仅半年多的招待处宣布撤销，同时成立团级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领导。”
这些内幕，“丁文”则全部省去了。
就这样，所谓专为毛主席建的“行宫”以“虎头”开始，却因林彪的坠亡而以“蛇尾”收场。
三、南湖招待处是违法建筑
虎头成了蛇尾，但问题并没有接束。
迟文”说，“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北京便有人提出：庞大的‘705工程’是不是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用的?……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叫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
原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地道道违法建设工程。
“丁文”则强调：“这几个领导的房子，是汪东兴原则定的，具体规定的，具体检查的，我是完全按照汪东兴的意思来办的，按他的要求来做的，中央办公厅还有个局长姓毛，专管工程的，他也来过几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房子这是绝对可靠的事情，是汪东兴交给我的。在‘九•一三’之后，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周总理，叶帅，整个花了六千多万元，他给批了这个钱。那个时候，松园这套没有完工，我说：‘总理，那套没有完工怎么办呢?’他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就这样没有完工，那就害怕浪费了，没有用了，再加点钱把它修起来，今后还可以用!”总理就说：‘好啊，你们就把工程结束吧!搞完吧!’这样，‘松园’的房子是后来，‘九•一三之后才完工的!修这个房子的全部过程就这样!”
四、汪东兴为什么一言不发
“丁文”说：“七四年“批林批孔”，广东的过去的那些造反派也好，其它的什么也好，就硬说这个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说是林彪准备南逃之后，他在这儿住的!这样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王庆林，作战部副部长，是很老的同志，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是修这个房子，硬说是给林彪的，在这个情况下，广东就写信给汪东兴，你亲自坐镇，你三番五次来，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说话呀!汪东兴说话!他就不说，啊呀，批呀，要命地查呀，搞呀!七四年，批林批孔，伤害多少人啊，我说你汪东兴是个人吗?”
“迟文”所述也是汪东兴“一言不发”。
那么，汪东兴为什么没有站出来替丁盛说话呢?据我分析，丁、迟两个提到的汪东兴“指示”应该有假。事情不可能有这么简单，兴建几千万投资的工程，就凭汪东兴的一句话。
兴建毛主席的住处，你可以相信汪东兴是得到毛主席的授意，你可以“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接受汪东兴交办的这个差使，可是，兴建“江、周、康”的住所也可以这样吗?特别是给毛主席修了一处还不行，汪东兴脑子发热要修第二套样式相同的房子，你也可以相信吗?官做到这么大了，“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这个普通百姓都知道的道理和规矩也不懂!
毛主席要建房子，办个批文是多大的事，你为何不向汪东兴要?几千万的投资，今天也是一件天大的事，当年更是一件比天还要大的事!不要批文也就算了。这钱呢?没见你开口向汪东兴要!
再说，为什么林彪死了以后你知道向周总理和叶帅汇报，林彪在时就不向他们汇报?
五、毛主席的“表态”
迟文说：“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主要是据称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讲到这里，我还插了一句：那里的房子，我去看过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见修的。”
周恩来最后点明了他谈这个问题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后谁也不要再在广州房子的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
“丁文”说：“七四年‘批林批孔’，广东的过去的那些造反派也好，其它的什么也好，就硬说这个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说是林彪准备南逃之后，他在这儿住的!这样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许世友提出来，广东的刘、丁、任就是林彪的死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许世友在广州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要查出来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一定要查出来，林彪南逃广州，广东领导人知道!翻箱倒柜，批林批孔是从三月份搞起的吧，三、四月份搞起的吧，一直搞到七月底，搞乱了，瘫痪了，不可收拾。这个时候，主席、总理派韦国清到广州来收拾这个摊子，这个时候才讲：这个房子不是给林彪他们修的，这个房子给毛主席修的。好，这样才结束。
毛主席究竟表态没有?我认为很可能没表态。毛主席真要表了态，丁盛等人后面挨整的事应该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毛主席表了态，则迟、丁两人所说的毛主席表态，分析起来，“迟文”不实。因为，许世友73年底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后立即着手清查“南湖工程”，是一个客观事实，“迟文”也记述了这个事实。如果毛主席在72年已经明确表态，许世友就不可能再进行清查了。
即使“丁文”说的毛主席表态是真的，也不能表明这房子就是为毛主席修的。毛主席只是担心把部队搞乱了。从大局出发，替丁盛等人背了一个黑锅而已，因为许世友这员虎将出马了，只有毛主席出面才能担当得下。
事实上，毛主席去世以后，这个问题又被翻出来了。
“迟文”说：“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从1977年11月正式开始，于1978年底结束。如果不是广西边境发生战事，几十万大军出动，也许运动还要持续下去。在军区司令部，运动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几名师以上干部作了组织处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人，他们的罪名是为修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伪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处理者都不得参加对越作战。这是对革命军人的最大羞辱。受处理者个个满腔愤懑。”
丁盛也于1977年3月被停职审查。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我们不知道这个迟泽厚是安的什么心?修“南湖”的人都因“为修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伪中央工程效力”被毛主席去世后的国家权力机关定了罪，你凭什么认定他们修的是毛主席的“行宫”!
六、“南湖”究意是为谁修建的
我们先看看“南湖”的规模。据“迟文”载：
南湖1组：1971年5月2日开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栋、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6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组：1971年6月19日开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栋、6280 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组：进度同2组。共建房5栋、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组：1971年8月2日开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栋、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园(亦称南湖5组)：1971年9月开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栋、1.3万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 21775平方米。
此外，还为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分队、通信站等)修建办公室、宿舍、营房7000平方米。
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护坑道1条，大型隐蔽部3个，半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55栋建筑面积40923平方米的大楼外加7000平方米工作人员住房，总面积近48000平方米。如果加上老虎洞、小岛1号、鸡颈坑三处，这个“广东省革委会招待所”总面积很可能在6万平米以上，超过故宫建筑面积15.5万平方米的三分之一。
建筑规模如此之大，单是毛主席的两处房子就多达30栋2.2万余平方米(南湖15栋9043平方米、松园15栋1.3万平方米)，无法叫人相信这是他的短暂歇脚之处。毛主席在北京长期居住的中南海菊香书屋才200来平方米，他是国家主席，到广州来顶多住上十天半月通顶也不可能超过半年，他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能卖到钱!?他替江青、替周总理、替康生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这是其一。
其二。工程建设的紧迫程度无以复加。第一组房子于5月初动工，9月底竣工。其余均要求在年底竣工。时间为什么安排这样紧?“迟文”给出的理由是“汪东兴多次讲的毛泽东看完焰火(1971年国庆节)就南下广州”。毛主席国庆夜急下广州住新房，这样的故事除了傻瓜外，正常人应该都不会相信。因为毛主席是一国之主，国庆期间，有很多国事必须他亲自处理。再说，十月初的北京，气候也算是风和日丽，他如此风风火火的赶到广州为了什么呢?还有，江、周、康的房子，又是什么理由?也这么急!
谁会这么急着离开北京到广州?从“9·13”事件的发生来看，只有林彪才会这么急。谁在广州需要如此规模的建筑群落脚?林彪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林彪南逃想另立中央?难怪当时的人们会提出这样的怀疑。人们怀疑的理由还有，林彪一死，你广州军区凭什么就断定毛主席不会来广州了，凭什么就急着把才成立4个来月的“南湖招待处”撤了呢?
迟泽浩的下文或许能给我们提供出一个答案。
“迟文”说：“为便于保密，整个工程称为‘705工程’。这一代号来源于1970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指挥机关因战备由东山迁往郊外山区，需要修建部分营房的规划;与此同时，军区又要为林彪在白云山下修建一处房子，于是将这两项工程统称为“705工程”。这两项工程于1971年初基本结束。如今，南湖、松园、小岛、鸡颈坑等处工程都沿用这一代号。”
原来，为林彪修房子是真的，军区指挥机关迁址也是真的。“南湖”就是这个“705工程”的一部份，是打着这个旗号在这个基础上扩容的!军区指挥机关到底建了些什么?没听迟、丁两人说过。
如此看来，这个“705工程”不是林彪另立中央的机关，便是广州军区的指挥机关了，是广州军区私建的豪华楼堂馆所!
第四节耗费百万的毛泽东601别墅辩伪
近来，有一篇《耗费百万的毛泽东601别墅》在网上被转得火热。凤凰网、新浪网、天涯网、民主与法制网、深圳新闻网、浙江新闻网、株洲新闻网、金羊网、铁血社区等数十家网站都有此文的转贴。此文的出处是2009年6月19日的《金华日报》，原题为《金华神秘的601别墅是毛主席休息室》，为该报记者李根荣。
一
李根荣在这个标题中用了一个颇带诱惑的词句“神秘的”，以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们不妨先看看这栋别墅到底神秘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考虑到安全性和隐蔽性，毛主席休息室选址在离师部(20军60师)后门三四百米处。”这是该栋别墅用途的唯一知情人也是别墅修建负责人的60师副师长沈世元介绍的别墅座落位置。接下来，这位副师长又说：“我们没有给休息室筑围墙，筑围墙目标太大，我们师1975年换防，围墙肯定是后来造的。”
本人在上世纪60年代当过兵，部队驻在武汉市郊。我们的团部和师部都没有建围墙，想必60师的师部也是如此。这就是说，这栋别墅是“明目张胆”地建在旷野之中，连一道遮人耳目的围墙也没有，只要你有兴趣，人人都可以大饱眼福，瞻仰它的芳容，何来什么神秘!即使60师有围墙，别墅建在围墙以内，也谈不上什么神秘，师部是不禁部队官兵出入的，一个师官兵数千人，都可以目睹它的存在!
当时在该部队服役曾参加过别墅修建的金华市民刘学豪回忆：“工程完工后，大概有三年时间都有部队驻守，人员进出要对口令……。”李根荣着意记下刘学豪“对口令”的“细节”，大概是想借此增加别墅的神秘度。却不知“对口令”是部队夜间一种常用的安全措施，哨兵对正在接近自己的任何人都会要求回答口令，无论警卫的什么场所，都是如此。而作为禁区，则不是“对口令”就可以通过的，而是要查验通行证!可见这栋别墅，并不是禁区，哪来什么神秘!
如果非要说是神秘，那也只能是在60师1975年换防沈世元离开金华以后的事。因为，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好歹还修了一道围墙。但此时的神秘肯定与毛主席毫无关系。毛主席于1976年逝世，75年已经重病缠身了。
二
那么，这栋一点也不神秘的房子，李根荣凭什么认定是毛主席的休息室呢?就凭沈世元的几句话!
“沈世元说，当年这个别墅的主人根本不是传言中的林彪，而是按照20军军部提供的图纸专门为毛泽东主席建造的休息室。”
沈世元说：“当时我是60师分管军事训练和营房修建的副师长。建造别墅的任务是我接受的，师部营房科科长史长林具体实施建造任务。”
沈世元说：“这是高度机密，当时师部知道内情的只有师长毛张苗，我，还有师部营房科科长史长林。”
“沈世元回忆，所有参与毛主席休息室的建造者都是从60师的官兵中抽调的，部队之外无人参与。即使参与建造的官兵也不知情，只告诉他们这是备战需要。后来毛张苗、史长林去世了。”
二人死无对证了，沈世元成为建造毛主席休息室的唯一知情者。他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他怎么说都是无人可以否认的“真言”!
不过，我还是要武断的作个结论：他的“真言”，全是假的!
沈世元怎么知道别墅是为毛主席建的?
“沈世元说，当时军部送来了图纸，但没有下达任何文件，只是口头交代说，毛主席外出视察多在专列上过夜，很辛苦，要给毛主席建造休息室。”
这个建别墅的理由编得十分荒谬。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视察工作是全国性的，专列驶无定所，遍至全国各地。金华不是它的固定停靠地，要金华为毛主席建造什么休息室呢!毛主席曾于1960年3月14日视察过金华双龙水电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谁见当时为毛主席建造了休息室!
再说，给毛主席修建别墅，既是一项建筑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竟然“没有下达任何文件”，竟然连个正式的会议研究也没有，军部就是派人送一张图纸，口头交待两句话完事。而且还撇开了师部的一号首长(担任师党委书记的师政委)，让一个刚提任的副师长全权负责!有可能吗?
还有要问的，送图纸的是谁?他也不知内情吗?口头交待的是谁?他肯定知道内情吧!军政委是谁?军长是谁?他们也不知情吗?
只有沈世元和毛张苗、史长林知道实情，鬼才会信!
三
至少还有一个活着的人不卖沈世元的账。这就是金华市原政协副主席盛天民。此君在接受《金华日报》记者何百林采访时也证实，“601别墅”的确是为毛泽东修建的休息室。而且，他了解的内情好像比沈世元更多。他告诉记者，毛泽东很可能在这里休息过。
曾任金华市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的盛天民，1959年3月起到金华铁路系统工作，上世纪70年代应该还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获知别墅是毛泽东的?他没有向记者交待明白。我们也无须多究。反正闭着眼睛就可以作出判断来：如果轮上他能够证实601别墅是毛主席的，那么，金华市的百姓，基本上人人都可以证实了。缩小些范围，金华市铁路系统的职工，基本上人人都可以证实了。再缩小范围，金华市党政军领导和金华铁路部门的领导，肯定人人都可以证实了!这一群人至少有好几十个。范围无法再缩小了。
四
“沈世元说，根据图纸要求，毛主席休息室只要求建造一幢房子，里面有休息室，有一个二三十人大小的会议室，没有伙食房。”
专为毛主席建的别墅，竟然没有伙食房，莫非毛主席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
沈世元说：“为了保证安全，我决定在紧靠休息室的房子后面修建地下坑道，再建造几个房间。地道入口的地方有钢板，有滑轮，一推就能开启。2米宽、2.5米高左右的地道充分考虑到防水、防漏功能，施工时每隔1米搭一个木头架子固定，先浇筑水泥层打底，再浇上沥青防水层。”
专为毛主席修的别墅，一个副师长的权力有多大?竟然可以自作主张决定修地道，多建几间房!
五
沈世元说：“毛主席身材高大，我们在卧室卫生间安装了一面镜子，1.9米高。卫生间用瓷砖粘贴，本来打算室内全部贴上瓷砖，后来听说毛主席快要来了，来不及，就改用板材装修，涂上涂料。”
毛主席的行踪传到了一个副师长手里，军首长、其他师首长，肯定全知道了。连别墅装饰工程都简化了，“毛主席快要来了”的消息肯定是真的了。可毛主席为什么又没有来呀?
沈世元说：“毛主席什么时候来，铁路部门最了解，后来，我们就把休息室移交给铁路部门。”
这是别墅移交铁路部门的理由吗?难道毛主席要到金华别墅住宿，事先不通知为他提供别墅和安全保卫的部队，倒是先通知与住宿毫不相关的铁路部门!
再说，移交双方是谁经手的?是以什么名目移交的?移交不会也是口头交待一下就完事吧?双方肯定都有文字凭据存档的。即使60师换防丢失了档案材料，金华铁路部门可没“换防”呀!
查一下档案马上就可以真相大白，搞得这么神乎其神的干嘛!
六
这处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从它由部队于1969年兴建，后又移交给铁路部门来分析，当时很可能是20军自建的一个战备指挥所。1969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剑拔弩张，苏联甚至准备要向中国扔原子弹。于是，便有了这幢“别墅”的出世。可是，当它建成后，战争的气氛又慢慢的消退了。于是，“别墅”便失去了备战的需要，所以就移交给地方了。这也是至今没有任何人见过或听说过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其他高层领导来“别墅”住过的原因。
既然谁也没有见过或听说过毛主席来过这里，几十年后，为什么《金华日报》却非要请人来“证实”是毛主席的别墅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就不需要再说下文了!
第五节滴水洞是战时指挥所有铁证在—驳“毛里球思”
(写于2013年9月3日)
一
近见中华论坛上，有“沙场卫士”发了一篇《滴水洞不是主席别墅，是战时指挥所》。该文提到：
传说中毛主席要周小舟“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之说，出自《张耀祠回忆录》：“陪同毛主席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同志。那次，我没有去。但后来得知毛主席对周小舟同志建议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主席又讲：‘我老了回来住一住。’毛主席讲的修几间茅草房，两年后变成了几座别墅。”
张的此“忆”不可信的理由：
1)、张耀祠并没亲耳听到而是“后来得知”;
2)、毛主席1959年6月25日回到韶山，27日即赶往庐山。周小舟在陪同视察后也立即上了庐山，会后，被撤销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下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根本不可能落实修房建议。当大家据此质疑张耀祠回忆录时，有人又补充上了“毛主席1960年又一次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建议在滴水洞修房子”。 此说缺乏佐证，极不可信;
3)、景区“滴水洞”三字不是主席亲题而是从他的诗词中套下来的;
4)、结合张耀祠在毛主席逝世前后的表现及职务升迁变动，他的话很难让人相信;
5)、毛主席历来反对高干修建别墅，曾经给六大书记在北京建了住所，毛主席从未居住，长期居住在阴暗潮湿的菊香书屋。几次动工修缮，都因他的反对而没能修成。1965年趁毛主席离京外出视察期间，进行了修缮。毛主席返京后，坚持不住，临时住到了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室至最后一息。毛主席会见尼克松的地点就是在游泳池更衣室改造的会客室。
该文在否定了毛主席要建房以后，接下来就论证滴水洞是战时指挥所。
二
有位毛里球思网友读罢，针锋相对发了一篇《朋友们鉴定一下这是不是“战时指挥所”》。他发出了一组25张照片，以证明不是战时指挥所而是毛主席的豪华别墅。据他自己说，他去过那地方两次，很多图片都是他自己拍的。
在每张图片的下方，他都标了文字，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图片作的批语。
房子后的一个水池中喷出两线清水，他批注为：喷水池造型非常艺术。
滴水洞前一池绿水和一个凉亭，他批注为：绿水亭台。
房子后面的池水中有两只鹅的雕塑，他批注为：奇岩碧水。
“一号楼”标示牌的图片下，他对一号楼作出批语：艺术珍品。
几个青砖柱子撑起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走廊，他批注为：室外回廊
一幅群山突出一座凉亭图，他批注为：景色怡人。
石壁上的“名人题词”，他也拿来作个话把。
在滴水洞景区导游图的照片下方，他批注：“景区占地是相当大的。”
滴水洞风景区入口处的大门，他批注为： 气势宏伟的大门
原来，他不知道今日所见的是“滴水洞风景区”，而在这里大肆鼓噪，把今日的风景区当作当年的滴水洞。他不知道，如今的很多滴水洞景观，包括那个“气势宏伟的大门”、“名人题词”等，都是搞旅游开发修建的。景区占地大，都是后来扩建的，这与当年的滴水洞工程没有一分钱关系!
我们不知道他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
如今的神州大地，有哪个市、县没有打造出几个旅游景点?有哪个旅游景点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岂只一个滴水洞呢!
三
在靠墙安放着的“显考毛公翼臣老大人之墓”的图片下，他作出这样的批语：“连祖宗的排位都搬来了，方便祭祀。”
这是毛主席祖父毛翼臣的墓碑。理应安放在他的坟头才行。从图上看，无法确定是安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在滴水洞建筑区内，过去肯定没有，只能是以后搬来的。毛里球思的“方便祭祀”很可笑。毛主席如果要图这个方便，为何不干脆搬到中南海去呢?那才是真正的方便。再说他如此的要“方便祭祀”祖父，为何却不想“方便祭祀”父母呢?
景区总体介绍广告牌，毛里球思也拍了下来作谈资。标牌上的文字是这样的：
前言：
“美景风光观不尽，高贤骚客览忘还”。被毛泽东称为“西方的一个山洞”的滴水洞。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及国内外广大游客纷至沓来，一览她的风姿，留影存念，题咏抒怀，为美丽的滴水洞倍添神奇的色彩。
在这张图片的下方，毛里求思批注了一句自以为得意却令观众莫名其妙的话：“这个就不用再说明了吧。”
不用再说明了。那么，这个前言究竟说明了啥?说明滴水洞就是毛主席的别墅吗?说明滴水洞就是无比豪华吗?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毛主席就住了几天，就为它说了一句话。从而成就了滴水洞今日的身价!如果没有毛主席作为世界伟人的人文价值的注入，今日的滴水洞不一定会有人来开发。即使开发了，也不会有多少人光顾它。
不信的话，你毛里球思可以在别处造十个“滴水洞”这样的建筑试试，看看会有几个人来光顾吧。
四
毛里球思对滴水洞的防空洞也特别感兴趣，一共给它拍了五张照。其中三张标注为“防空洞铁门、有几道铁门、防空洞的走廊”。在一张防震室的标牌照片下方，他批注：“防震室是预防地震的，考虑得真周到啊!”言下之意是“防地震不应该考虑”，用今天的话来讲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太不应该了”。
我们真是弄不懂，作为一个战备设施的防空洞，周到地考虑到防震，究竟伤着毛里球思哪根筋了?空袭本来就会造成地表震动的，难道防空洞不应该防震而应该让人在震动下被活埋吗!
实际上，据我分析，这个防空洞内特设的“防震室”并不是防地震。因为，湘潭地区不是地震活跃地带，没听说历史上发生过较大地震，在唐山地震以前，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地震这个概念，公、私建筑物自然也不会考虑到防震的。滴水洞的其他建筑也没听说考虑到防震的问题。所以，“防震室”应该是比防空洞防震能力更强的设施，它不仅可以防止被大规模爆炸震塌，而且还可以消除爆炸对洞壁造成的部份震动。洞壁的强烈震动对现代战争的指挥系统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防空洞一般都是防震的，何必还要专设一个“防震室”呢?是否如我所想?期待高明指点。
不管是否如此，这个防空洞特别是这个防空洞中的“防震室”就足以说明，整个滴水洞工程是战时指挥所而不是用于休闲的别墅。因为休闲和蹲防空洞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要休闲，就不会选择要防空的时机和地点，所以，建休闲处所，完全用不着考虑建防空设施的。
何况，在毛里球思拍的另一张图片，“防空洞简介牌”上也写得非常清楚：此洞“建于1970年，具有防空、防震、防辐射功能，内部有掩体，有作战指挥室”。
这个“作战指挥室”就是一个铁证!如此明明白白的一个战备工程，还要怎样说明才能让毛里求思看清楚呢!我们不知毛里求思究竟想要干什么?一个战备工程摆在面前，他却非要昧着良心否认它的战争指挥功能!
正是由于我国战备工作考虑得全面周到，阻止了一场已经剑拔弩张的核战争，使得滴水洞的战争指挥功能没有付诸实用，也使得当年三线建设的几乎全部战备工程都和滴水洞一样，没有发挥它们应付战争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的战备功能，更不能否定它们在防止战争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作为千万战备工程的一项，与其他战备工程一样，滴水洞工程所起的阻止战争的作用，功不可没!
毛里球思先生：想用滴水洞来抹黑近代中国的这位世界伟人，你的腕力还太轻太轻，根本就没有门!
第四章
彻底肃清“毛主席自写万岁口号”谣言的流毒
(2013年10月18日乌有网刊 ，由2011年4月14日写的《驳李锐对“毛主席自写万岁”所作的蛮辩》和2011年4月26日写的《郭道晖的〈万岁口号之我见〉 自认“流氓无赖”了》等篇整理)
前言
毛主席自写“毛主席万岁口号”的谣言于1980年的“四千老干部评毛会”期间由朱德秘书陈友群口出，2003年开始，由李锐、郭道晖相继传出后，黄允升、吴文泰、张素华三同志即用存档的毛主席没有自添“万岁”口号的1950年“五一口号”原稿给了二人以狠狠的一击。但是，李郭二人竟罔顾事实予以狡辩。
李锐用“陈友群绝不是说假话的人”的理由“论证出”张素华推出的原稿之前“‘可能’还有一个最原始的草稿”;郭道晖则以陈友群是“朱德秘书身处中央机关应该是知情人”的理由而“想必出”陈友群的话“言有所本”。
两个传谣专家就这样用他们的想当然为毛主席自写“万岁”口号设下了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悬念，以达到他们中伤诋毁毛主席的目的。因此，我以为，继黄、吴、张的批驳之后，我们还有进一步揭露李郭传谣的险恶用心和彻底肃清这个谣言流毒的必要。
第一节“毛主席自写万岁口号”谣言的由来
2003年11月13日，李锐写作《如何看待毛泽东》一文，送到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作书面发言，其中说：“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2005年8月，他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谈毛泽东》一书，其开篇就有毛主席自写万岁这篇文章。2006年9月17日下午，在北京一个约定地点，李锐在同《德国之声》电台记者谈话时又说及此事：“1950年五一节的口号汇报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泽东在这个口号最后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他还对《德国之声》记者振振有词地表白：“我只根据我掌握的确确实实的情况来写。”
其后。郭道晖在2010年《炎黄春秋》第四期上，以披露会议记录、夹叙夹议的形式撰写长文《对党史的一次民主大评议》，文中也写着：“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定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
郭道晖的百度名片是：“著名法学家，法治思想家，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尊称“法治三老”之一，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哲学讲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等”。不用说，此君应是一个真金实银的“法脑法身”了。
李锐的维基百科名片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
所谓的兼职秘书，其实就是每个部门安排的一个向毛主席反映本部门工作情况的通讯员，这么说起来，当时中央有多少部，毛主席理应就有多少个“兼职秘书”。李锐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因此而成了毛主席在水利部的“兼职秘书”，时间可能不到一年。1959年庐山会议上，李锐即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李锐就是凭着这个毛主席“秘书”的特殊身份，写下许多歪曲毛主席形象的文章。
由于郭、李两位共产党要员的大力谣传，使得“毛主席自写万岁口号”的谣言广为传播，在国际国内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第二节“毛主席自写万岁口号”的真相
由于这一谣言的恶劣性质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引起了党内很多正义人士的极大不满，几位知情人愤然而起，对谣言进行了有力的揭露。
2009年8月1日，黄允升同志在新华网发表《澄清史实，还毛泽东以清白》一文，该文写道：
“近几年来，李锐在讲话、写文章和著书中多次提出：1950年中央颁布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毛泽东在审阅时最后加上‘毛主席万岁’一条。这条‘秘闻’正在被国内外一些新闻媒体所传播，几乎成了一桩历史公案。由此看来，有必要用历史真实予以澄清，还毛泽东以清白。”
“很多老同志一见到这条‘秘闻’，便对李锐提出质疑： 1950年4月他还在长沙湖南省委宣传部任职，怎么会知道北京的中共中央的秘密呢?对此他不能自圆其说了，于是乎就抛出‘这是朱老总的秘书揭发出来的’，来一个死无对证。”
“事实是：195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最后一条根本不是‘毛主席万岁’。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起草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草稿)时，很自然的在最后写着：‘毛主席万岁!’。中宣部把这口号(草案)送交主管领导刘少奇审阅。刘少奇主审了口号(草稿)，作了部分修改，并把最后一条的‘毛主席万岁’，改写成‘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也有刘少奇修改过的原件为证。”
真相已经揭开，这些人应该知道到此止步罢。然而，不。在黄允升批驳李锐以后，2010年，郭道晖又在《炎黄春秋》第四期上重炒这个话题
于是，2010年7月5日，原全国人大办公厅联络局副局长、《中国人大》原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原总编辑吴文泰，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文，指出：
“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过《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编写的研究毛泽东资深专家黄允升研究员，前不久在网上发文，以确凿的事实指出，说毛主席自己喊自己‘万岁’，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黄允升先生授权本人，可以使用他网文中的材料和观点，反驳有关胡言乱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巡视员张素华干脆将批驳文章送到了《炎黄春秋》的案头(2010年第七期)。该文说：
笔者查阅了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这份档案至今保存完好，十六开，共5页，全文竖写，字迹十分清晰。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是胡乔木的笔迹，这说明是胡乔木起草的。胡乔木起草的初稿拟出“五一口号”共35条。最后两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而不是郭文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胡乔木起草后，将初稿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看得很认真，用毛笔对其中的第9条……35条做了具体修改，并删去第34条。……将第35条“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刘少奇修改后，于4月18日将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在这份档案第1页的右侧写道：“毛主席：此件请审阅。如可用，请交尚昆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据张素华文载，档案材料显示，4月21日，毛主席仅对第14、19、24条作了修改。
张素华把批驳材料送上了门，像置之不理对待其他网友的批驳一样行不通了。按说，在铁证面前，稍有理智的人都会赶紧认错，即使羞于认错，起码也会自动闭嘴禁声，默认错了。如果这样，这场“官司”也就可以了结了。然而，郭、李两位还要强撑着面子，他们还有话要说，有“理”要争。他们又会说出一些什么呢?
第三节李锐的“理”在哪里
李锐，这位在德国人面前拍胸脯“只根据确确实实的情况来写”的毛主席的“秘书”，随即写了一篇《简报确有毛泽东自己添加“毛主席万岁”口号的记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以证明自书的所说有理。他的“理”在哪里?李锐在文中说：
“毛泽东自己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上亲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是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案时，朱德秘书陈友群亲口说的，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第五组,第三十二号(1980年11月17日)陈友群同志十一月十四日的发言》上的，陈友群当年还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原来，李锐的“理”在那次四千人大会的会议《简报》上。
《简报》能说明什么问题?一是陈友群说了这么一句话;二是陈友群的这句话对了编辑的胃口，被编辑选登在会议《简报》上了。仅此而已。陈友群的这句话是否合符事实，必须要拿出确凿的证据。
谁来为陈友群这句话的真实性作证，李锐饥不择食，找来找去，竟然找上了“不说假话”的陈立群本人。他说：
“据我了解，陈友群绝不是一个说假话的人;这件事情如此重大，他也应当不会有记忆失误。”
不说假话的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的!这是李锐的逻辑，那么，由谁鉴定“陈友群不是一个说假话的人”?李锐又“自告奋勇”担此大任：“据我了解”陈友群不是，那就肯定不是。
大概是他也知道自己的鉴定人资格还差一灶火罢，接着又找了一个旁证人胡乔木：
“发表前要经过胡乔木把关……陈友群的发言如果与事实不符，胡乔木应当是不会放过的。”
那么，谁来证明胡乔木“不会放过”?李锐又找上了自己，又以鉴定人的身份为胡乔木作了一个鉴定。鉴定结果：“这方面胡乔木是个认真细致的人”!
李锐是怎样鉴定出胡乔木“是个认真细致的人”呢?他搬出了自己当年的“国务院能源组组长”身份，用官阶定“乾坤”：
“当年讨论决议时，我是国务院能源组的组长，《简报》上刊出我有关1959年庐山会议的二万字发言后，胡乔木即让我写一本回忆的书。”
这是什么逻辑?滑天下之大稽!胡乔木“放过”你的《发言》让你写一本书，就证明他“认真细致”了!?请问：是你的《发言》成了“认真细致”检测仪?还是胡乔木成了“真言检测仪”?
可以肯定，胡乔木不是“真言检测仪”，国务院能源组组长李锐的《发言》也不是“认真细致”检测仪。胡乔木赞同“放过”你的《发言》，既不能证明他办事“认真细致”，更不能证明你的《发言》是真的。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陈友群是否讲了假话?胡乔木是否“认真细致”。
第四节陈友群“假话连篇”
为了证明自己是说的“真言”，李锐帖出了一页《简报》。为了说明《简报》内容是真的，李锐“论证”了陈友群绝对不说假话。陈友群到底说不说假话?我们先看李《简报》。这页简报全全页刊载的是陈友群在分组讨论会上(没有头尾)的一段发言：
(接上页)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到《十大军事原则》，凝聚了老一辈军事家朱、周、彭、刘、邓的智慧和经验，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
七大”后毛主席已成唯一领袖，但一直到时北京城后还喊两个万岁。五0年十月，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仍给毛朱各发了致敬电。
五0年四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
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叫薄一波同志传达他的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别开周朱(当时总理是总党委书记，朱德是中纪委书记)，限十天发动起来，以撤职、开除党籍相威胁。以后定指标，派数字，党内生活已不正常了。
五四年制订宪法时，对形势的分析上，朱认为当时蒋介石反攻大陆不太可能，过了几天政治局开会。后来田家英同志对我说，我们老汉批了你们老汉(指朱德)，说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右倾。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涉及到对沿海工业基地的利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布局。
五六年我听田家英同志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道百年后如何。”
五七年后，毛主席的错误越来越发展，反右搞了(转下页)
看过以后，我们便会发觉，这短短的一页字，竟然是“假话连篇”!
一、毛主席著作是大家的智慧凝聚的吗
陈友群说：“……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到《十大军事原则》，凝聚了老一辈军事家朱、周、彭、刘、邓的智慧和经验，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这页简报由“战略问题》”开始，推测前面可能是“从《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陈友群的这句话，不合事实，应属假话之列。
这几篇文章都是毛泽东的署名文章，是他一字一句的笔耕所取得的成果，都收进了《毛泽东选集》。与朱、周、彭、刘、邓毫不相干，凭什么凝聚了别人的智慧和经验?如果真的凝聚了，那就不能收进《毛泽东选集》也不能署毛泽东的名。如果毛泽东的署名文章可以说成凝聚了别人的智慧和经验，那么，刘的、邓的、江的、胡的，岂不都要来一个大众平分秋色，都可以看作是凝聚了许多人的智慧和经验了!
以《论持久战》为例。此书是毛主席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后经修改正式出版。国民党桂系的高级将领，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得知这本著作的基本精神后，用“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加以概括，并向蒋介石推荐，蒋也十分赞赏，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先生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秘书，他在1983年出版的《政坛回忆》里，两次郑重谈起这个事情(引自李克勤文)
此篇是毛主席针对当时国内的两种错误论调——速胜论和亡国论而发。持有这种错误的只是国内的大部份人而不是所有的人。而具有持久抗战认识的也不乏有人。朱、周、彭、刘、邓很可能都具有这种认识，甚至国民党的一些将领也可能具有这种认识，要不《论持久战》一问世，就不可能受到他们的如此欣赏。可是，所有的人，包括朱、周、彭、刘、邓在内，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把它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一种策略思想。
只有毛主席做了这个工作，写下了光辉的《论持久战》一文，将持久抗战的思想总结成了一种全面的系统的可以正确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如果说，凡是具有持久抗战认识的人就等于给了《论持久战》以智慧和经验的投资。那么，有资格获取此书“股分”的就不止朱、周、彭、刘、邓五人了，说不好到底是几千还是几万。甚至白宗禧、蒋介石等许多国民党将领也可以把手伸出来捞“股份”!
二、毛主席对蒋反攻大陆的形势估计错了吗
陈友群说：“五四年制订宪法时，对形势的分析上，朱认为当时蒋介石反攻大陆不太可能，过了几天政治局开会。后来田家英同志对我说，我们老汉(毛主席)批了你们老汉(朱德)，说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右倾。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涉及到对沿海工业基地的利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布局。”
“我们老汉批了你们老汉”，陈友群引出的田家英这句话是真是假?不好说，反正在他揭发毛主席这个“错误”时，涉及这一问题的“毛、朱、田”都去世了。
其实， 毛主席真说了朱德“对蒋介石的估计右倾”也无妨，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又没有搞阴谋诡计?何况两人的意见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朱总司令认为“不太可能”，毛主席也不过认为“有可能”而已。没听他说过蒋介石肯定会反攻大陆的话。更没看到他写过《论蒋介石必定反攻大陆》的文章。毛主席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立足于打，是有备无患之策，目的是为了不打，为了使蒋介石不反攻大陆。
当然，陈友群其实也知道毛主席的此说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他的要点在于后面这句“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涉及到对沿海工业基地的利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布局”。
其意在于说明：朱估计对了，毛估计错了。毛的重战备轻建设错误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那么，毛主席对形式的估计究竟错没错?不见得。战争的客观规律是：你没有准备打，敌人就打进来了;你作好了打的准备，敌人就不敢打你了。如果当时不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巩固国防，蒋介石见有机可乘，他为什么不反攻大陆?藏独分子那么一点点势力，不是也乘着当时国内出现的暂时经济困难，就反起来了嘛。
三、这是党内生活不正常吗
陈友群说：“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叫薄一波同志传达他的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别开周朱(当时总理是总党委书记，朱德是中纪委书记)，限十天发动起来，以撤职、开除党籍相威胁。以后定指标，派数字，党内生活已不正常了。”
其他不说，单是这个“传达他的”就可以看出陈友群思想上的严重倾向。难道“三反”运动是“他的”?是没有经过会议由他一个人决定的?
真相究竟如何?先看十二月三十一日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这个情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有一段叙述：“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六、“三反”“五反” 》)
就这么回事：12月31日下午，薄一波在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上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文件的措辞确实相当严厉。这是“很多部落后”逼出来的。中央如果不痛下决心，疲疲塌塌的，能把“三反”运动发动起来吗?对不称职的给以惩处，怎么就成了威胁呢!
另据薄一波回忆，这一天,他还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毛主席对他汇报出的问题也发表一点看法。因为下午是机关开会，所以推测这应该是上午的事了。
毛主席从1951年12月31日上午11时开始工作，到1952年1月1日上午7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一心抓的就是“三反”运动。
第二天，在新年元旦团拜会的祝辞中他也没有忘记这项工作，他说：“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从毛主席这两天紧张的忙碌中，我们看出了他建立一个清明社会的决心有多大!由于毛主席的如此重视，各部门领导闻风而动。
团拜会后，本来还有一场晚会。可是，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加一句题外话，要是今天的中央机关能做到这样有多好。
薄一波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对于这些往事，他有有一段回忆，对毛主席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8页。)
可是，同一件事情，到了陈友群这里，就得出了与当事人截然相反的评价，变成是“别开朱周”搞个人独裁了。
四、自相矛盾的“毛主席自写万岁”
陈友群说：“七大”后毛主席已成唯一领袖，但一直到北京城后还喊两个万岁。五0年十月，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仍给毛、朱各发了致敬电。
五0年四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
陈友群所说两个“万岁”应是指的“毛主席万岁”和“朱总司令万岁”吧。这就是说，两个“万岁”的口号早就有了。既如此，中宣部起草口号应该会遵旧习的，何须毛主席自己来添万岁。编毛主席自添“万岁”还不如编毛主席划掉了另一个“万岁”来得传神呢。
再看陈友群揭发的：“五六年我听田家英同志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道百年后如何。’”
一句这样的话也拿到会上当揭发材料，而且还上简报了，实在可笑。这叫没话找话!这不就是在扇“毛主席自写万岁”的耳光嘛。短短的一句话，说明了毛主席在别人的“万岁”声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根本没把“毛主席万岁”当作一回事!他考虑的是百年之后也就是去世以后这些喊万岁的人会怎样评价他!会怎样对待他!
抱着这种心态的毛主席，有可能会自己添上一条“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吗!
第五节“认真细致”的胡乔木为谣言开放绿灯
胡乔木是否如李锐鉴定的那样“认真细致”?本人对他不了解，故不作评论。本节只就陈友群所说的“毛主席自写万岁”被胡乔木审定登上简报一事进行分析。
李锐说：“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的简报，也是很严肃的，是经过审查的。发表前要经过胡乔木把关。这方面胡乔木是个认真细致的人，他又是1950年五一节口号的当事人，陈友群的发言如果与事实不符，胡乔木应当是不会放过的。”
李锐又说：“但我猜想，张素华看到的胡乔木的这个草稿可能不是最原始的。在这个草稿之前还有没有一个预备过程?在预备过程中，胡乔木和毛泽东之间还有没有过文字交流?这都需要研究。”
连李锐都知道的一件“如此重大”的事情，胡乔木竟然办砸了，以致于给李锐留下了一个带问号的话把。试想，他的“认真细致”何在?五一节口号是他草拟的，会议简报也是他审查编辑的。只要他稍微“认真细致”，哪里还会生出这许多闲话。因为，是拟了一个草稿还是两个草稿，他心里最有数。
如果只有一个草稿，陈友群无疑就是造谣，“认真细致”的胡乔木，就不能让它上简报!
如果有两个草稿，“认真细致”的胡乔木，就应该将它们一起归档，以便李锐能够查找，并在陈友群的揭发材料登简报时作个说明，免得李锐被人抽嘴巴!
由此可见，无论是有一个还是两个草稿，胡乔木都推不掉不“认真细致”的责任。
如果他平时办事真的“认真细致”，那么，这次肯定就是有意为陈友群的谣言开绿灯了!
第六节请李锐先生回个话
李锐 《简报确有毛泽东自己添加“毛主席万岁”口号的记载》
李锐说：“ 张素华这篇文章虽然提到了陈友群发言这份简报，但没有否定这份简报，而是否定了这份简报的内容。否定其内容时没有对简报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李锐先生：难道你不知道会议《简报》是什么，连这个也要张素华给你补课吗!告诉你，《简报》一不是法律判决，二不是组织决议，三不是调查报告。它只是重大会议的组织者对会议简况及时作出的内部通报而已。其内容主要取决于《简报》的编辑。至于《简报》上载出的个人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都是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其中既有对的，也有错的，既有符合事实的，也有违背事实的，可能还有捏造事实的。你怎么可以在没有取证证实的情况下，就拿来当作“史料”呢!
如今，张素华把真的史料-档案材料亮出来了，本人也充份论证陈友群说过“连篇假话”，《简报》上的这则信息还值一分钱吗?
你认为“张素华看到的胡乔木的这个草稿可能不是最原始的”则更不值钱。你必须拿出“最原始草稿”将这句话中的“可能”去掉!否则，这就就是一句十足的废话!
你倒好。拿不出“最原始草稿”，废话越说越来劲，公然耍起无赖了。
“张素华以档案为依据。但我猜想，张素华看到的胡乔木的这个草稿可能不是最原始的。在这个草稿之前还有没有一个预备过程?在预备过程中，胡乔木和毛泽东之间还有没有过文字交流?这都需要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的。”
“这都需要研究”，你就老老实实的去研究嘛!谁给你的权力，还没研究就公布研究结论啊!?
李锐先生，就凭着“我猜想”、“可能不是”、“还有没有”在世上混，你说自己像个啥!
李锐先生：你肯定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请问，毛泽东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何地让你欢呼他?
李锐先生：请你回过话!
第七节评郭道晖的《万岁口号之我见》
如果说李锐的胡搅恋缠还情有可原，因为它不是法学家，可以用不懂法予以开脱，那么，郭道晖的胡搅恋缠就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了，因为此君号称中国的“法制三老”之一，是响当当的法学家。既然是法学家，自然应是言必依法行必依法了。
然而，看过他的《万岁口号之我见》，发觉他胡搅恋缠的劲势比李锐还大。
一、法学家的“想必”算个啥
郭道晖在文中说：“我所撰《四千老干部……》一文中有关五一口号事，并非是张(素华)文所说的是‘郭文所谓……’，即并非我的杜撰，而是转引当时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所载陈友群同志的发言。他作为朱德同志的秘书，身处党中央机关，应是知情人，其对“万岁”口号的史实的发言，想必言有所本。”
请看，在张素华的“言有所本”(原始档案材料)面前，郭道晖用来对阵的却是“想必言有所本”!我们不知道郭道晖的“想必”究竟算个啥?难道法学家的“想必”，可以用来作为证据说话吗?不过，寻常百姓都知道一个“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基本原则，谁也不会理睬你的“想必言有所本”，而要问你的“本”在哪!
郭道晖先生。陈友群说“毛主席自写万岁口号”的“本”，请你亮出来吧!
二、法学家“想必”出来的结论
本来问题很简章，你郭道晖拿不出“本”，那就必须认可张素华的“本”——毛主席没有自写“毛主席万岁”口号!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我们的法学家原来是从不认“本”的，他把毛主席“写”没“写”的问题撂到了一边，长篇大论的来了一通“想”，然后又来了一个“必”，又得出了一个“想必”出来的结论：
“基于此，说‘万岁’口号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即使史实不确切，似乎也合乎历史逻辑，并非完全‘客里空’。
并非完全“客里空”是何意?“客里空”是苏联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剧本《前线》中的一个角色——前线特派记者。这是一个不上前线，不深入部队，每天呆在前线总指挥部里，信口开河、弄虚作假，“创造”新闻的人。
郭道晖的言下之意，毛主席没有自写“万岁”口号，现在他说写了，也符合历史逻辑，不是完全的弄虚作假!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现代版的“莫须有”在法学家郭道晖的嘴里诞生了。
幸亏郭道晖没有升堂断案资格只是一位玩口技的“法学家”，否则，不幸撞到他手下的案件当事人就得被他害惨了!
按照郭道晖的这个逻辑，世间的万恶都可以从中找到善。世间的“万假”也可以从中找到真。造假酒的可以说“酒虽然是假的，但其中的水是真的，并非完全‘客里空”、造假药的可以说“药虽然是假的，但造假药的材料是真的，并非完全‘客里空’”、造假论文的即使假到一字不漏照搬别人的程度，也可以说“内容虽然全是假的，但文字还是真的，并非完全‘客里空’”!……
郭法学家的这一逻辑倘若行之于世，天下就要乱套了。美丑、善恶、真假……谁都分不清了!也不用分了!
三、法学家的“以我为法”
郭道晖说：“在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党，党的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拥戴毛主席而呼‘万岁’，未可厚非。记得1949年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和前不久还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员，参加开国大典，从心底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在会后游行经天安门城楼时，我和全体清华师生一起曾激动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对着扩音器高呼回应：‘清华的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说明那时领袖和人民群众还是心心相印、平等相待的。”
要不是他自己的这一番表白，谁会相信，今日的反毛干将郭道晖，当年竟然也是一个自发地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
全体清华学生的这个“激动高呼”表明，“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既不是哪个领导“造神”推出的，也不是共产党要求国民喊的，更不可能是毛主席自己要求别人喊的。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是中国人民对拯救了国家和民族的毛主席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最美好的祝福。
令人不解的是，当着郭道晖自己和大家一起高呼“万岁”的时候，他就认为这句口号是“未可厚非”的、是“领袖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平等相待”的，而一旦他反脸不认毛主席不喊“毛主席万岁”了，他就在“万岁”口号上挖空心思大做文章，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还在继续“激动高呼”着的这句本来“无可厚非”的口号竟然变得“很可厚非”了，甚至连文革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也成“不平等相待”了!
诸如什么“表明喊‘万岁’是经他(毛主席)批准同意的”、“要求全国人民都呼喊党的领袖‘万岁’，其合法性更是大可商榷和质疑的”等等谬论也都从这同一张曾经激动高呼过“毛主席万岁”的嘴里说出来了。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嘴?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法学家?
这是一张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嘴!这是一位“以我为法”的“法学家”!
这位“法学家”嘴里喷吐出的谬论也不难击破：毛主席去世三十多年了，肯定没有能力再要求人民崇拜他喊他“万岁”了，可是，反了三十多年的个人崇拜和批了三十多年的“万岁”口号，结果却适得其反，愈反愈批，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却愈加崇拜他、愈要高呼它!
请问“法治三老之一”，你的《“万岁”口号之我见》解释得了这一奇特现象吗?
关于“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产生，张素华已明确告知：早在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劳动英雄大会时，劳动英雄陈满有、赵占魁、申长林、杨朝臣等45人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就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个献词刊登于1943年12月1日《解放日报》。
可是，我们的“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晖却罔顾事实，竟然说出了“就连创造‘万岁’口号的始作俑者刘少奇……”这样的混话!
请问“法治三老之一”：刘少奇只是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的草稿上将“毛主席万岁”口号修改了一下，你凭什么认定这条口号是他的创造而视他为“始作俑者”呢?难道你刚刚说的自己在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光荣历史转眼就忘了吗!?
所以，我现在慎重给您提个醒：单就你和少奇两人而言，“创造”与少奇无份而非你莫属!若少奇可以视为“始作俑者”的话，则你是“更始作俑者”了!
最后奉告“法治三老之一”：为了维护“法”的尊严和“三老”的尊严，请您管好自己的嘴巴!要知道“法治三老”还有其二，千万小心不要连带着把他们的脸面也丢尽了。
第八节 鹤龄的“万岁口号之我见”——答“老残居士”
(此篇是整理的在《中华史林》与“老残居士”的辩论)
老残居士：如果老毛不是以万岁自居，为什么不下令禁止喊其万岁的言行?还是那句话，有哪个皇帝会亲自下令让臣民喊其万岁的?
答：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民主吗!为什么这个““毛主席万岁口号”人民就不能作主了?人民要喊，毛主席要禁，那不是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了!再说，如今毛主席去世30多年了，很多人还是要喊，毛主席还能禁吗!
老残居士：过去不喊皇帝万岁是大不敬，毛时代不喊毛主席万岁是现行反革命，不喊不行哦!
答：你找一个没喊毛主席万岁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出来看看!告诉你，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没有喊过。再请问：现在还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是“不喊不行哦”还是他“非要喊不可”呢?
老残居士：按你的逻辑，过去老百姓喊皇帝万岁也是民主的象征。
答：过去对皇帝“三呼万岁”是朝觐皇帝时规定的必行礼节。主要用之于官员，有几个老百姓轮得上喊“万岁”!
老残居士：看，我们的毛主席俨然是以皇帝自居了。
答：如果说人民(包括郭道晖在内)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就是毛主席以皇帝自居，那么，当你有一天寿诞时，你的晚辈祝你寿比南山，你又是以什么自居?南山的寿命比万岁不知长过多少倍!再说，毛主席去世三十多年了。可是，很多人还是要喊他万岁，请你解释一下，天堂的毛主席如今以什么自居?
老残居士：你的原帖是人民自发喊毛主席万岁么?明明是以官方标语的形式公示其万岁
答：难道官方就没有顺应民意的责任吗?
老残居士：人民群众自发喊万岁无可厚非;问题是作为一名共和制国家的领导人，一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员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是带头抵制、禁止还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沾沾自喜并且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大肆宣扬?当世界进入民主和共和时代，一名人民公仆反而怂恿鼓励宣扬封建皇权的事物，这不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是什么?
答：今天的“万岁”口号是“封建皇权”的东西，请你解释一下“清华同志们万岁”算什么?清华的师生是不是都成皇上了!郭道晖是不是也成皇上了!
再请问：封建皇权时有没有“清华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今天的“万岁”作为一句祝福语，人民自发的用来祝福毛主席，同样，毛主席也可以用来回敬祝福他的“人民”和“清华同志们”，这就是今日的“万岁”与封建时代的“万岁”的本质区别。
作为一位国家领袖，得到人民群众自发的颂扬，不以为荣，倒应该像你说的必须“引以为耻”，天下奇闻!看起来，你的人生一定是以得到人民的谩骂为荣的。
老残居士：为什么只祝福毛一个人?
答：你不晓得去问郭道晖啊!问他当初为什么只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而不激动得高呼“朱德万岁”、“周恩来万岁”!难道当初郭道晖高呼“毛主席万岁”不只是对毛主席的祝福?还有其他个人企图吗?那些普通老百姓喊毛主席万岁，还会有其他个人的企图。
老残居士：就问你一句：在天安门城楼张贴毛万岁的标语是民众自发行为还是官方行为?
答：早已回复过。官方应该顺应民意。
老残：按你的逻辑，老百姓要毛当皇帝毛也就可以“顺应民意”而当之了?再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顺应民意?我说这是强奸民意(老残居士这条留言在67楼)
答：你这是哪来的逻辑?老百姓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要毛当皇帝?66楼“雪地里的舞者”网友就在你的“头上”喊“毛主席万岁”，你问问他是不是要毛主席当皇帝?如今的毛主席还能当皇帝吗?
什么证据证明是顺应民意?你问郭道晖，他和他们清华学生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是代表民意还是代表官意?
老残居士：某些邪教的教主，也能让他的教徒们心甘情愿喊其万岁，在你看来，这也是“顺应民意”的表现了。
答：告诉你：邪教所以能做到，在于“教”。郭道晖和清华学子从国民党时代走过来，他们从不喊蒋主席万岁，可见了毛主席却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谁教他们了?
老残居士：再告诉你一件事情，日本侵华时期日本臣民喊天皇万岁比文革时期国人喊毛万岁更真诚、更虔诚!
答：你又理解不了啦!给你指点一下：因为当时天皇发动的侵略战争可以为日本开疆扩土，深得蜗居于海岛的日本人的心，所以臣民们虔诚的喊他万岁。
第九节如今我也“万岁”了——答“我是小兵鹤龄”
(说明：本帖写于2009年9月6日。这年5月间，在华商论坛被永久禁言，进入费尔多思论坛。原华商的一群“骂友”跟踪而至。注册什么“鹤龄他爹、我是小兵鹤龄”等网名骂阵。 “我是小兵鹤龄”的原贴：老袁(袁腾飞)絕不是救世主，但老鶴絕對是的!日后必发达!60周年我们必须跟你去天安门广场上高呼万岁，您老要伸出颤抖的双手貌似抚摩着他的脸，痛恨无法跟随，记着一定要叫上电视台，报社，网战等媒体，您老必然火过老袁!我相信您，坚定的跟您走.……)
我是小兵鹤龄：
别改头换面装神弄鬼了，你一张口我就知道是谁在说话。
好吧，既然你愿意做小兵鹤龄，我这个老兵鹤龄也就不讲什么客气了。现在你就听我的指挥，跟我喊，大声地喊：
毛主席万岁!
好。你喊了。那就成了一个好小兵鹤龄了。当然，你也不要感到喊了这一声就吃亏了。告诉你吧，老兵鹤龄我从不做赔本的买卖，吃亏的事绝对不会干!
你听，你听吧，毛主席在向我们回礼了。你听见了吗?毛主席在喊呢：
人民万岁!
他的喊声比我的声音还高出了八九“度”!真是响彻云宵!
你说我们吃亏了吗?没有呀。我们是吃小亏占了大便宜呀!
你说是不是?我是人民的一分子，如今连我也“万岁爷”了!请你想想看，我们这些穿草鞋打赤脚背锄头扛麻袋的“贱民”，千古百年来，有谁会希望我们万岁、喊我们万岁呢?如今的世道变了。还真有人喊了呢，而且还是一位“万岁爷”在喊!“万岁爷”喊我万岁了。喊得我的心里真是乐滋滋的呀!
当然，如果你真是不乐意，不想当“万岁爷”而想寻短见的话，那也是你的自由。谁也没有权力干涉你，谁也不会干涉你。
第五章
评郭道晖的《警惕还在游荡的文革幽灵》
(此篇写于2012年6月1日，当时无法在论坛发出，博客发出后，也很快被删)
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黄赌毒贪盗”的泛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有的人总是把这些归咎于文革遗毒，将文革当作改革的“化过”溶剂。以为将过失置于“文革遗毒”里，马上就会溶掉而变为文革遗毒的。结果弄巧反拙。因为治理这些顽症，正是文革的强项，所以这些恶疾那时就很少。
第一节一个与死人和“文革幽灵”争斗的斗士
郭道晖在他的《警惕还在游荡的文革幽灵》中大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遗毒。他说：“毛泽东有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真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或者真的在搞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只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排除异己。”
乍听这话，人们一定会以为说这话的郭道晖肯定是个“善于与人和谐相处、善于团结异己分子”的高人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郭道晖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斗士，只不过在他的人生哲学中，不是“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是“与死人斗，其乐无穷!”
早已作古几十年的毛泽东，被他揪住斗了几十年，没有哪天停息过!他一次又一次的血口喷污，非要将毛泽东从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位置上拉下来不可。若是以理斗也无可非议，可是，他用的是什么?上面说过了，他用的是谣诼。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还是谣诼!
郭道晖说：“建国以来，他(毛泽东)不断在人民内部以及共产党内找敌人，制造敌人。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先拿知识分子开刀，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他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农民;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打倒大批‘走资派’老干部，最后连他钦定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也不放过。”
敌人客观存在着，毛主席找错了吗?至少可以说，当年找到了你郭道晖这个敌人，绝对没找错!是绝对找准了!
“饿死几千万农民”。这话是你法学专家能够说的吗!请你拿出一个具体数据，到底饿死多少万?同时把证据拿出来，否则，就得把你那一身法学专家的画皮剥下来!
再说你这个《警惕还在游荡的文革幽灵》吧。你发出这警告想要干什么?是呼唤与“文革幽灵”搞和谐吗?是要团结这些“幽灵异己”吗?见你的鬼去吧，你要自欺可以，但欺人是绝对不行的，大家不会受你的骗。谁都明白，你的“警告”就是向“文革幽灵”下的战书，就是想要彻底清除这些“文革幽灵异己”!
郭道晖罗列了改开以后出现的种种弊端，一古脑儿归罪于“文革幽灵”，大肆进行讨伐。且不问如今的“黄赌毒贪盗”为何会如此盛而过去为何会那样少，只问你郭道晖：美国也有加州官场地震、也有占领华尔街行动、还有不知发生了多少次的校园惨案，是不是你给它送去的“文革幽灵”啊!?
第二节 是不是要搞“二把手说了算”
郭道晖在他的文中还大批所谓的文革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坚持“第一把手说了算”。可是，我们从他的这篇文中却看出了一个微妙的倾向——坚持“第二把手说了算”。
此文开篇就是：某总理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两次提到“决议”，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写着写着，郭道晖又将这句现话搬了出来：如某总理所忧虑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被他反复引用的某总理关于政改的话，既不是出自党的决议，也不是出自人大的决议，仅仅是某总理个人对记者提问的回答。它所表示的只是某总理个人对政改的态度和坚持政改的决心。可是，这个反对“一把手说了算”的郭道晖，却把某总理这句话奉为圣旨，拿来大做文章。《警惕还在游荡的文革幽灵》，整篇就是议的某总理这句话，就是要贯彻落实某总理这句话。郭道晖的笔下，就是要告诉大家，某总理这句话是要算数的了。不过，我们却发现，一把手胡总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请问郭道晖，如今是不是“二把手说了算”呀?
难怪，文中的郭道晖一口一声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却毕恭毕敬地每次都把“总理”的名号官衔喊说全了。
第三节 违宪之徒不配论宪说法
郭道晖还张口闭口的“宪法，宪法”，狠批所谓的“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他自己又是怎样遵守维护宪法的呢?请看，《宪法》序言明确告知全体国民：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必称“宪政”的郭道晖，坐享国家给予的高官厚禄，却不思效力国家人民，每日却在竭心尽力地干着同一件事，造谣诬篾诽谤恶毒攻击开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亵渎国家宪法的尊严。就连国庆六十周年大庆的毛泽东方阵他也愤愤然，拿来当作“文革幽灵”批，好像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郭道晖开创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建国60周年大庆游行时出现毛泽东的方阵。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极“左”势力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警惕还在游荡的文革幽灵》)
郭道晖这种卑鄙拙劣的表演，就是最大的违宪!就是现实的无法无天!其目的就是企图实现“以郭道晖‘思想’治国”——扼杀毛主席的思想以后而以他郭道晖的思想和主张来治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此无法无天的藐视宪法之徒，就是宪法的大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敌，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敌。有什么资格在中国人民面前指手划脚，论宪说法!
第四节警惕杀向共产党的恶魔
郭道晖所以要坚持不懈地与毛泽东斗、与 “文革幽灵”斗，其目的何在?他自己给出的答案就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文革重演”。他的政改到底要改些什么?尽管他吞吞吐吐地不作明示，不过，终究还是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
“无论执政者还是社会精英，不必一想到政改，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地实行多党制，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普选……改革步骤不妨找准切入点和非改不可的急切点，然后平稳推进。”
粗心的朋友看一眼后，很可能就把郭道晖的此语当作“不必一想到政改，就是实行多党制……”，以为这个郭道晖还不错嘛，他的政改并不是要搞多党制推翻共产党的。
好心的朋友，请你再仔细地瞅一遍，千万不要让这个“毕其功于一役”从眼底漏掉了。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就是一战而胜、一蹴而就、一举而成，就是一步到位一次性地把要办的事情办好。所以，郭道晖在这里要告诉某些执政者和社会精英的，并不是不要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普选，而是告戒他们不要操之过急，企望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
一句话，郭道晖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有步骤的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变成多党轮值、三权分立和普选的政治体制。他设计的这个“政改”蓝图，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杀向共产党的恶魔!其魔爪所向，直指的就是共产党的心脏。所以，可以预言，他的“政改”成功之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灭亡之时。这不是危言耸听，苏联的覆辙不远，火药味还在，血腥味正浓。因此，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都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团结一致，共同奋战，坚决粉碎郭道晖们正在做着的这个美梦!
郭道晖们正在做着的这个好梦也提醒了我们，他们所谓的“文革幽灵”，正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同时也是“多党制”政改的大敌劲敌!
第七章
随心所欲的历史创造者－批袁腾飞的《讨毛泽东檄》
前言
袁腾飞从不讳言他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他说：“我到处讲课揭露毛泽东罪行的时候，很多人站起来跟我说，你不能这么说，……”
你说“不能这么说”，我偏要这么说。这是袁腾飞的回答。说什么?说他的《十年文革》。
袁腾飞的所谓《十年文革》，不知是他自己命的题，还是他人代为命题。总之是题不切意。首先，他讲的并非文革，本文中，毛主席执政的二十七年基本上都讲到了。其次，他讲述的不是那二十七年客观存在的事，而是集中攻击执政二十七年的那个人。因此，他的这个《十年文革》与其他反毛文帖没有两样，唱的是一个调调。不是讲的史，而是一篇锋芒毕露的《讨毛泽东檄》。
和其他毁毛精英一样，袁腾飞讨伐毛主席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推翻共产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的一场“斩首”行动!对此，袁腾飞的嘴里也时有流露。
我们一点也不惊讶袁腾飞“到处讲课揭露毛泽东的罪行”，本性使然，他必定会如此。他不如此反倒会令人惊讶。
我们只是惊讶为什么在毛主席开创的新中国，袁腾飞却可以畅通无阻的“到处讲课揭露毛泽东的罪行”!因为时至今日，无论是共产党党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确立了毛主席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地位。天安门城楼高高的墙上，一如既往地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位形象大使-毛泽东主席的画像!
毁毛者，不欲毁国欲何为!
为肃清袁毒为害，本人曾写多篇文帖相驳，以正视听。现修改整理成集，载于后。
第一节 袁腾飞 你还要不要脸
(写于2010年5月6日)
袁腾飞：“你们都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期出生的，你们没有经历过中国红色恐怖时期，没有经历过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哪个时代也只能和二战德国纳粹有一拚。”
听了袁腾飞这一篇大大咧咧的话。年轻的朋友一定会以为，这个袁腾飞肯定是经历过中国“红色恐怖”的资深人士了。
告诉各位吧，袁腾飞确实经历过中国“红色恐怖”时期。经历的时间有多久?下面我给大家算一下账：袁腾飞生于1972年2月，按照一些人的习惯，所谓“红色恐怖”是止于1976年秋的。这样我们就得出了结果：从他出生的那天算起，他经历了不到五年。
为了提升他‘摆老充尊“的底气，我们再给他享受一点特惠，就从她在娘肚子里“变人”的第一天算起。他的这段经历有多久?满打满算也就五年多一点。
就是这五年多一点的“经历”，成就了袁腾飞对文革的“记忆”。他记下了文革整整的十年!
他经历过一些什么“红色恐怖“呢?可以肯定一点，在那个时代，尽管有大批判还有纠斗甚至还发生过武斗，但是，绝斗没有发生过将枪刀专门对准小孩子的事件。
这样一来，袁腾飞经历的“红色恐怖”就只能是下面这些了：
第一年前十月：他妈妈将他禁闭在肚子里!
第二年：他妈妈将他软禁在摇蓝里!
第三年第四年：他妈妈将他锁在屋子里!
第五年，他妈妈将他关进了托儿所里
这就是袁腾飞的全部“红色恐怖”经历。被“禁闭”了整整五年。袁腾飞就把这个当作了本钱，恬不知耻地以师尊以长者的口吻在年轻人面前卖起了老、喷起了污。
作为一个亲历文革的老人，在此不想对袁腾飞的喷污进行打扫，只是提出一个质疑：
袁腾飞，你还要不要脸?
第二节咀咒你忘恩负义的袁腾飞
(写于2009年10月26日)
年轻的朋友一定不会知道，这个像狂犬吠日一样、用尽世间最恶毒言语诅咒毛主席的袁腾飞及其一家，正是毛泽东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毛泽东正是他们家的大恩人!
袁腾飞的母亲当时是一位教师，毛时代教师的家庭出身分两类：一是已被剥夺财富的原富家子弟，二是新中国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翻身穷人子弟。
袁母是富家女还是穷家女?这个问题可以从袁腾飞父亲的军人身份中找到答案。袁的父亲是一个军官。毛泽东时代的兵士，全部是贫下中农和城市工人子弟，干部的提拔更加注重家庭出身。因此，袁父的穷苦出身是毫无疑问的事。
当时的部队干部选择对象，首要一条也就是家庭出身，所以，我们也可以由袁父的军官身份推测到袁母的出身绝对不是富人子女而是获得了解放的穷人。
穷苦出身的袁父和袁母，如果没获得解放而继续生活在旧社会，可以断言，他们一定也会和数以亿计的穷人一样，将成为终生的穷人。
如果社会定格了袁父袁母的终生穷人地位，可以想见，今天也绝对不会有这个在讲桌前唾沫横飞的袁腾飞!
是谁改变了袁父袁母的人生命运，这就是为亿万人民讴歌追忆而被袁腾飞咬牙切齿痛骂的毛泽东!
人民为什么讴歌追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改变了亿万个家庭的命运!
别的不提，单是经过部队这一条渠道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农民成为工人、干部的就得用千万计。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退伍军人，几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还有不少人走进了国企和政府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岗位!
本人所知的一家运输企业，七十年代时，近千名司机百分之九十都是退伍军人，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全部出身穷苦!转业干部占了绝大部分。这种职工队伍的结构，可以说是当时企业人员结构的一个缩影。
谁是毛泽东时代的爱益者?毫无疑问，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百姓!
作为“有打着滚都花不完的钱”的受益者袁腾飞为什么要恶毒攻击毛主席，我们无法找出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四个字作出回答：丧心病狂!
丧心病狂的袁腾飞。你好生听着：我们诅咒你，因为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第三节袁腾飞智障了——斯大林单枪匹马战败德国的神话
(写于2010年5月10日)
对于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伟大贡献的斯大林，袁腾飞极尽诽谤中伤毒骂之技俩， 不但将他丑化成了一个暴君，而且丑化成了一个庸主。
袁腾飞说：“斯大林是个有智障的业余军事爱好者，智力比较残缺，怎么整人，怎么杀人，怎么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这一门他灵，干别的都不灵，他比较智障。”
“可想斯大林匪帮的统治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德国人打到哪，苏联人民拿着面包和盐，载歌载舞欢迎德军”
“你看那个斯大林大元帅，……，你看那些业余军事爱好者们，都给自个授个元帅衔。独裁者搞笑到极点了，你会打仗吗，元帅?”
斯大林果真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又智障又不得人心还不会打仗! 总算好，幸亏我还没有智障，这才发觉原来是袁腾飞智障了!
既然斯大林“干别的都不灵，他比较智障”，那么，“怎么整人，怎么杀人，怎么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这一门他灵”又是怎么“灵”起来的呢?如果不是你替斯大林开启的这一门智障，那么，你袁腾飞肯定就是智障!
既然斯大林这样不得人心，“德国人打到哪，苏联人民拿着面包和盐，载歌载舞欢迎德军”，那不就剩下斯大林一个人和德国打仗了!
斯大林一个人就把德国打败了，多么英雄啊!可你还讲斯大林不会打仗。你说说，你不是个智障还能是个啥障?不是智障就是个孽障!
第四节请看袁腾飞炉火纯青的变脸术
(写于2010年5月11日)
今日搜得一篇六年前袁腾飞的演讲，看后惊异万分。才短短六年的时间，为什么原来的那个袁腾飞，竟然变成了一个另类的袁腾飞?我绞尽脑汁，百思方得其解：
六年前的袁腾飞，只是一个无名小小卒，要图飞黄腾达。他最需要的是政治资本，而六年前的校园，爱国主义思想弥漫在每一寸空间，他要表现自己，就必须装得比别人更爱国。于是，在2004年4月5日，在首师大操场上的五星红旗下，便催生了袁腾飞的一篇《国旗颂》，袁腾飞的一片“赤子之心”，渗透在字里行间，令人听之，无不赞叹不已!
六年时间过去，袁腾飞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也闻到了一点点“精英”的气息。
他发觉了做“精英‘的无限好处，绝对与“金赢”无异。当然，他也发觉了做“金赢”的奥秘，这就是挥起砍刀，从新中国头上从毛泽东头上砍起，这个“行当”最好出名最好赚钱!
就这样，六年前他嘴里高歌吟颂的五星红旗，眨眼间就变成了“特别难看”的。
就这样，六年前他讴歌的新中国，眨眼间就变成了一片黑暗的大地，暗过五千年!
袁腾飞呀，我好像解透了你。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没有解透你。
我无论如何解不透：作为一个人，你这副脸为什么说变就变?
六年前的脸，像五星红旗一样鲜艳，虽然那只是装的。
今日的脸，像个什么玩意啊。反正大家只看到，你脸上的血全凝固了，是死的!
附袁腾飞的演讲稿
http://www.unjs.com/fanwenwang/yanjianggao/20110822171131_684609.html
第五节驳袁腾飞的“月盛斋赔钱”说
(写于2010年5月23日)
袁腾飞：“我当时正在吃饭，新闻联播说完后我差点儿没噎死。它那个原话是怎么说的呢?逗人到了极点，它说月盛斋是一家创立于乾隆年间的老字号，然后中间我没听到啊，56年实现公私合营由私有变成公有，经过集团上下几代人的努力，今年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 它是把这个当做正面典型说的，让大家看看我们多厉害!几代人努力月盛斋扭亏为盈，哎呀给我乐的哟~人家从乾隆年间可就创立了，要是人家赔钱早关门了，对吧?在资本家手里挣了200年的钱，到共产党手里赔了50年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它还当做正面典型说，我要是审稿的，这条我绝对不让通过，你这不缺心眼吗，是不?在人家手里一直在挣，到你手里就赔，道理很好理解，因为这个买卖不是我的我能上心吗?爱卖的出去卖不出去我不上心对吧!”
百度了一下月盛斋，创建于乾隆40年，1956年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从袁腾飞“然后中间我没听到啊”的话来看，这段新闻他应该是没听全的。仅仅是听了一个头尾，他便向大家发海，说什么“在资本家手里挣了200年的钱，到共产党手里赔了50年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袁腾飞讲史的随心所欲，即此可见一斑。何况，他还在这里幸灾乐祸呢。居心不测!
资本家手里挣了200年钱，这是肯定的。不赚钱他就卷起铺盖走人了，甚至还有可能会欠着工人工资不发悄悄溜走的。资本家手里为什么能挣钱，马克思早已作过说明。共产党手里赔了50年，是不是袁腾飞讲的这个原因呢?不是的。至少可以说主要原因不是的。
主要原因何在?主要的原因是：共产党手里的月盛斋，既不是为资本家挣钱的，也不是专门替国家赚钱的。它的首要责任是养活工人的，因为工人都是它的主人公。
资本家手里的月盛斋，以保障老板实现最大利润为前提。老板有权根据自己营利的需要，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或裁减企业工人……。
共产党手里的月盛斋，上面的这些权力全部被剥夺了。被剥夺这些权力的月盛斋，却必须承担着资本家老板无需承担的责任：保障企业每个员工的生存权!不但要包揽员工个人的生老病死，而且还要承担其子女的教育、就业以及子女和父母(没有工作的父母)的医疗等多方面的责任。
这就是两个月盛斋的本质区别，也是它们为什么挣钱和亏钱的根本原因。究竟哪个月盛斋好?这就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看问题了。如果你想让资本家赚钱，自然是前面那个好。如果你想让工人都有活路，那就是后面这个好了。为什么不好呢?为了每个工人都有活路，共产党他愿意赔钱!
何况当时的共产党，赔了几十年钱，还赔成了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呢!
赔就赔呗，赔给咱老百姓。只要共产党乐意赔，只要共产党有钱赔，就是好事。天大的好事。
附注：近日在“05txlr”网友的《袁腾飞“真话”剖析》中看到，真实的月盛斋，初期的辉煌全赖着皇家的光顾，做的是皇室的生意，到了民国，便每况愈下，北京沦陷时已撑不下去了，解放初期破产，赶上公私合营，后又成为国营，至1982年，在永外南顶村建立了400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月盛斋”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从业人员由过去最多时只有六七人发展到近百人;产量由过去一天最多酱制30多公斤肉增加到日产1500公斤，提高了40余倍。
附(《袁腾飞“真话”剖析》)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3/10/307038.html
第六节袁腾飞将现实“请进”历史的绝活
(写于2009年10月26日)
袁腾飞：“美国五角大楼门口站岗的都是保安，不是士兵。士兵不干那个，人家穿军装的都是打仗的，咱们这儿穿军装的多一半不打仗。连随便一个医院，电视台门口都站俩当兵的。五角大楼的保安都是从保安公司签合同雇的，完全都是社会化。”
袁腾飞：“过去咱们每一个单位都跟一个小社会差不多，都能自给自足，都能割据，说实在的。一个大厂子得有学校，得有医院，得有食堂，甚至有的还有军队，有保安，保安还都有枪，你每一个这个都能割据。”
鹤龄：现在轮着我说了：你小子动不动就是“人家美国”、“咱们咱们”，好像五角大楼站岗的保安不用花钱请似的。你怎么就不说“人家美国”天天到“别国”寻仗打呢!咱们的兵要干这个吗?
你不知道美国是雇佣兵制吗?当兵的站岗要花钱雇，保安站岗也是花钱请!
你不知道我们国家是实行的义务兵役制吗?放着义务兵不用而花钱去请保安站岗，这样的馊主意只有你这猪脑壳才想得出才说得出口!
你说“随便一个医院都站俩当兵的”，那好，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你就随便挑几家有俩当兵的站岗的医院给我们瞧一瞧看一看!部队医院除外。
谁没见过医院!可有谁见过当兵的站岗的医院?连保安也是“改开”以后才兴出来的。你把这些学生娃子当“活宝”耍呀!
你说“过去一个大厂子……甚至有的还有军队，有保安、保安还有枪”，那好，也请你挑几个厂子给我们看一看。军工企业除外。
不要以为这个“过去”成了历史，就可以由你随意“牛皮”了。你替我看着，对于这一段史，还有数以亿计的人经历过，他们本身就是一部“活史”!容不得你在这里随处流浓拉屎!
告诉你：虽然文革时有的企业有过短期的军管，但这“军”还是属于国家，并不是企业用于割据的。
再告诉你： 过去的企业设有保卫科(处)、一个拥有数千职工企业的保卫科(处)，也就是一两个科(处)长三四个保卫干事而已。一个数千职工的企业机关，大门边一间传达室，安排一个将要退休的老工人坐守着，这“安”就完全保下了。连收发传达也一起“保”。
那时谁干过这“保安”职业?那时谁听说过“保安”这个词?你小子真有能耐，居然胡诌一气把现实中的“保安”请进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
下面我再给你讲一点史料：八十年代及以前的衡阳市政府。为了方便人民群众，它在靠解放大道一侧的围墙上开了一道后门，连传达室也没有!一个普通市民，就可以大摇大摆直接进入里面。不但市政府是这样。市委，中级法院，都可以这样进去的，绝对没有什么“保安”阻挡你。
这就是真正的历史。正儿八经的历史。
如今，全被你这搅屎棍搅成了一团屎!
第七节驳袁腾飞的“饿死几千万”
(写于2010年5月21日)
饿死几千万，这是所有反毛精英攻击毛主席必用的重型武器。不管谁上阵，首先就会把这道紧箍咒祭起，首先的首先就是请出外国学者开路打头阵。袁腾飞自然也不例外。
“现在有的国外学者统计说是四千三百万!饿死了四千三百万。”
接下来就是袁腾飞的 “打折促销”，以显示他比外国人更“开明”。
“59年到61年保守的估计：中国饿死了两千万人，活活饿死了两千万人!”
“你搁哪都说，中国当时饿死了两千万人，没有任何人找你的麻烦，共产党他也不敢否认这个数字，太好解决了。”
在他看来，这个2000万已经是“保本价”，再也不能够“打折”了。当然，他说得多的还是“不定量”的几千万：
“所以那个非常可怕的，几千万人活活饿死，然后你还说他是伟大领袖，太可怕了。
“所以他这么一搞，喔，几千万人饿死了，是吧，这是倒行逆施嘛。”
倘若谁要问他饿死几千万是怎么来的?除了几句“整村整村的人就饿死了……所以那会儿像福建驾机逃到台湾的都多的去了……”的几句泛泛之词外，他就无词以对了。
“整村整村的人就饿死了”之说，网上批驳的文帖很多，这里不作多述。且看袁腾飞说的“那会儿像福建驾机逃到台湾的都多的去了”是几多?网上有一篇《国军与解放军间的驾机叛逃事件》，其中毛时代于60、61、62、65年共发生4起，可见袁腾飞的“多的去了”与真实的历史相距有多远!再说，飞行员的伙食标准是部队最高的，这几个人的叛变投敌，与“饿死”有一毛钱关系吗!改开时代于77、82、83、83、85、86、86、87、89年共发生9起同样事件，是不是也饿死了几千万?国民党空军从48年-89年驾机起义投奔大陆的则有42起，台湾起码饿死了一万万!
袁腾飞还举了一条例证：“我们院有一个按辈分应该是我爷爷辈的人了，丢了三十斤粮票，上吊自杀了。三十斤粮票一条人命。”
什么院?猜想应是住宅院吧。袁腾飞父亲是军官母亲是教师，无论安家在部队“院”还是在学校“院”，院内住的都是当时相对比较“富”的人，成人一般每月都有20多斤粮食，丢失三十斤粮票绝对不是要命的事。加上袁腾飞的“院”无具体处，“爷”无具体名以及他“创造”历史的高超技术，所以，我很怀疑这又是他创造的一个“历史”!
别开这个“历史”的真实性不说，“三十斤粮票等于一条人命”， 连三十斤粮票也没有的人怎么办?是不是全部自杀了!
人的精神承受刺激的能力各不相同，日常生活中，因别人的一句话而自杀的也不是一个两个吧。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就有九个人跳楼自杀了。请问袁腾飞：他们的命等于什么呢?!
三年大饥荒究竟有没有饿死了几千万人?请见《一个降伏“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有此篇驳之，足矣!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3/09/306686.html
第八节驳袁腾飞三年灾荒“是人灾、是毛灾”
(写于2010年5月21日)
——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载： “会谈中还讨论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欠帐问题。”——
我国上世纪59-61年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一个当时已成国际共识的客观事实。反毛精英们为了将当时发生的饥荒问题完全归咎为人祸，以达到抹黑那个时代的目的，就用“权威专家分析气象资料得出那三年没有自然灾害的结论”，完全否定那三年发生的自然灾害。
作为历史教师的袁腾飞，他连气象资料也无需研究，干脆由他开金口下圣旨：
“59年到61年严重困难，没有自然灾害。中国这么大，年年哪都闹灾?……你说那几年自然灾害最严重，你举个例子，你有什么自然灾害啊，没有!水灾，哪年水灾最厉害啊，98年嘛，长江，嫩江，松花江，江江泽民，那是98年，对吧。那是98年!所以你说它那个自然灾害严重，它没有那么多的自然灾害。完全就是人灾!就是毛灾!”
请看，此人无赖到了什么程度!当年连“人影子”还没有的他，要否定一个已形成国际共识的问题，自己不拿出证据来，反要别人拿证据来!
事实上，当时的严重自然灾害的例子多得很。他皆视而不见。网上摘出的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随便可以搜索得到：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
不要说是严重自然灾害了。在生产力、抗灾能力低下的过去(主要靠肩扛手提)，小灾大难，大灾大难的情况是常有的。本人59年在湘潭市读书时参加过抗洪抢险。当兵时在湖北黄陂参加过抗洪抢险，两次都是以溃堤结束。就在那一瞬间，整个围垸里的快要收割的稻子便化为乌有，那情景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洪灾就有这么怪，大都发生在早稻快要成熟的时节。
解放初本人读小学的时候，还在学校附近的农田捉过蝗虫。现在的人听了可能会发笑，而那时却是真实的事，没有农药，蝗虫就靠一双手去捉，成效如何?这是可以想见的事。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的人们，就是在这种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向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乞讨生活的。
袁腾飞，你懂得这些历史吗?不懂，就闭上你的臭嘴巴!
第九节袁腾飞含混其词故弄悬乎的拙劣表演
(写于2010年5月21日)
袁腾飞：“上课，老师戴一大牌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名字上打一红叉，戴着一大牌子进来，要是我跟你们关系不错，这牌子就挂个纸的，这还行，比较轻，还能站着。一进来先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交代完了之后，再上课。
这老师要是得罪学生了，那就是水泥做的牌子，拿铁丝往脖子上挂，那血噼里啪啦的往下流啊，学生上去给一大嘴巴子，交待反毛主席罪行，交待不彻底，就是一大嘴巴子。”
文革中，确实有的老师受过批斗，有的甚至受过挂牌批斗，这是一个事实。袁腾飞就是利用这一事实，含混其词地故弄悬乎，以此混淆视听，向人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课堂就是批斗会现场。老师上课就是挨批斗。每一个老师随时都会被学生批斗。学生到学校就是为了寻老师批斗。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每一位老师进行批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
首先，挨过批斗的是极少数的老师，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没有挨过批斗。其次，上课是上课，批斗是批斗。批斗谁、怎么批、谁来批、在什么地方批，都是有准备的。上课就不是开批斗会，开批斗会就不会上课。特别是批斗会现场，都要经过一番布置，造成一种气氛。再次，开批斗会不一定都挂牌子，挂了牌子的，批斗会或游行结束就会摘掉牌子，没听说过老师挂牌上课的事。事实上，凡是成为批斗对象的，也没资格上课。
再看袁腾飞说的：今天什么课呢，物理课，先学三篇文章：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下一节化学课干嘛呢，还是先学这三篇文章。你不需要学任何东西，只要读毛主席著作，什么都会干了，对吧!开车，干嘛要学啊?一念毛泽东语录车开上就能跑，开飞机，学了毛主席著作开上就能飞了，结果一下就把国民党打下来了。所以什么课都干这个!
不可否认，学习老三篇的风气在当时的工农兵学商各阶层中确实盛行过。袁腾飞又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糊弄历史，混淆视听，将学习老三篇变成了只学老三篇只需要学老三篇。
事实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认为他的书具有这样神奇的力量，他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本人69年到70年上学期在家乡的紫荆学校任教。这时候，学校的教学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与我自己读书时无异，本人讲课就专讲课，从不讲什么老三篇。整个学校，没有哪个老师在教老三篇。学校的二十来个老师，也没听说有哪个挨过斗，挨过批。
这里要向袁腾飞请教：你妈不也是教师嘛。不知她老人家是否挂过牌，挨过批，讲课专讲老三篇?不知她老人家的同事，有多少人挂过牌，挨过批，是专靠讲老三篇吃饭的?
袁腾飞说：“彭德怀元帅被鞭打了165次，胳膊都给弄折了。他犟啊，你倔我就挺，结果嘎嘣一下，就折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165次鞭打数据有没有现场记录?记录出于何处?反正只是个鞭打的事，权且作个模糊处理，由你说算了。接下来的“批斗现场打死人的多了去了”，这就无论如何不能模糊处理，因为这是打死人的事，而且是打死很多人的事。这样的事是不能由你袁腾飞随便乱喷的。你必须把话说明白，这个批斗会现场，是批斗彭德怀的现场还是批判另外哪个人的现场还是当时全中国所有的批判现场?你还必须说清楚，“打死人多了”究竟是几多，是一千多还是一万多还是十万或百万或是千万多?
袁腾飞接下来又说：“我们学校有一四十多岁英语老师，女的，印尼归国华侨，被初二的学生拿开水活活给烫死了。灭绝人性。”
我们权且相信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像这样灭绝人性的“事实”，就容不得你如此的三言两语造气势了。因为，亲历，你还没有资格，所以，你必须向大家说明：是从何人何处听闻?烫死老师的凶手是谁?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还是很多人?是烫伤送医院不治而死还是在现场直接烫死?是现场架锅烧的开水还是从别处提来的开水?
你要说不清这些，我们就有权力对你说的表示怀疑，因为你这人说话极不负责，我们无法对你寄予大多的信任。
就拿刘少奇的去世来说吧。当时党中央安排了优秀的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很好的治疗和护理，不惜代价七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整个治疗，既有当时的医护人员为证，也有保存下来病历为证，还有专案审查的结论为证，可是，你却对此一概视而不见，凭着你的“聪明”大脑和血盆大口，就讲出了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来，好像当年你就一直陪着刘少奇似的：
“刘少奇被押解出了北京，关到了开封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应该是得了癌症了，癌症就是容易生气，疼啊!需要打杜冷丁止痛 ，所以就不给他打止痛针，让他痛死算了，老头生命力还是挺顽强的，痛了一年才死掉。他痛的时候就拿手乱抓，谁来了就挠谁，没办法，护士就给他手里拿两个塑料瓶，结果到死的时候塑料瓶都被捏成了葫芦形。白头发一尺多长，一年多没人管。结果就惨死在开封的那个小地下室里。”
你看看，自己无耻到什么程度了?竟连刘少奇患的肺炎也被你想象中的“他应该是得了癌症”代替了。
你看看，像你这样无耻的人，还有什么“历史事实”造不出来的呢?所以，那个女教师被活活烫死的故事我们也不能轻易相信，你必须拿出证据来。
再看你在“女教师被活活烫死”后面说的吧：
“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有间小黑屋，放体育器材的，文革的时候 成了打老师的地方了，那墙上凝固的鲜血，有一寸多厚，夏天都长毛了。”
请问袁腾飞，你上的是哪一所中学?你们的校长是谁?60年代的血迹留到你读中学的80年代还没有铲除?是不是这个学校准备留着办展馆啊?你知道血液的成分主要是水吗?你知道在墙上凝固一寸多厚的血块需要多少血液吗?那得用汽车拖才行啊!你知道血液是有机物吗?每年夏天都长毛，它还会发臭生蛆腐烂呢，能等到十多年后的你来参观饱“眼福”吗?
请问袁腾飞：一忽儿你又扯到哪去了?这还是发生在你学校里的事吗?多悬乎啊!
“那会儿解放军腰带是牛皮的，扣子是铜的。这造反派抡起来打人，当时就死于非命，脑浆迸裂。”
嗬哟，你是说的解放军打人还是学生打人啊?死于非命的有多少人啊，脑浆迸裂的有多少人啊?他们都是谁呀?
再来一段袁腾飞语录：“你想他原来是教授，博士，你让他干体力活，伙食虐待啊，大量的人就死亡，难友一死，身体还在发热呢，马上衣服就被同路人扒了穿上，尸体抬出去，冬天就冻，夏天腐烂，然后就喂狼了，喂猪了，彻底就毁掉了，非常非常惨!”
请问袁腾飞：这些因为“干体力活和伙食虐待”大量死亡的教授博士的“量”究竟有多大，你有数吗?是一千一万还是十万百万?有几个人“身体还在发热”就被人扒掉衣服了?他们是谁呀!有几个尸体喂狼了?他们是谁呀?有几个尸体喂猪了，他们是谁呀?
袁腾飞当然不会回答这些问题，他只管说不管答。因此，我们有理由肯定他的脑子有毛病，要不，怎么老是说这些没头没尾没来由的可以把人吓死的话!
第十节驳袁腾飞的“中共没干人事”
(写于2010年)
一
袁腾飞：“中国从56年到78年，中共就没干人事。22年的时间白白浪费了。56年之前，其实也没干多少人事。”
这样的结论，不是我们上纲上线，确实是要多狠毒有多狠毒。共产党毛主席率领六七亿人民所进行的近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这样被他的大嘴一口吞没了。
可是，客观事实是，当年的共产党，不但干了许多人事，而且还干出了很多很大的成绩!地上的事你袁腾飞可以掩起来，可是天上的事，两弹一星，就发生在50亿地球人的头顶上，被50亿双眼晴紧紧地盯着呢!
袁腾飞自有妙招，请听他的嗥叫：这是“为了保卫他屁股底下那把椅子”的，就为保自己一把椅子，“喔，几千万人饿死了。”
那么，建工厂，修路桥，总不是为了保椅子的吧?可袁腾飞说，也是的。请听：“这些汽车制造厂、机床厂、钢管厂都是些重工业企业，重工业企业主要是为军事工业、国防工业服务的”
“这个鹰厦铁路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修到厦门去?就是打台湾的”
公路修到了西藏，干什么用的?运兵的!“飞机能扔几个兵啊!”
在袁腾飞的嘴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 “保椅子”的。
二
那么，修水库呢?八万多座水库呀，还有修水电站呢?“运兵、保椅子”是绝对扯不上了。不过袁腾也有说词：
“三峡水电站一修，黄河水一倒灌，黄河水电站就怎么样啦?你看今天咱们中国是没有一条大江大河，就是云南怒江，其他没有，但是都有水电站，结果就是下游的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中国今天是有河必枯，有水必污。70%的江河水是废水，根本不能用，是吧。当时他不管这个，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我活着就完了。那北京，还有一条河有水吗?全干了嘛，是吧。就是修水库这个事情。”
到底是“共产党没干人事”还是袁腾飞不说人话?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嘛。
三
水库既然是为害，好办得很，每个给它10公斤炸药，问题不就彻底解决了!
本人08年在华商杂坛针对一些人的这种谬论，曾写一篇《征求专家论证炸水库》，可是，除了本人自充“专家”提了几个“论证”外，竟无一位“专家”接招，倒是招来了几位骂毛主席修水库的精英一顿痛斥：“你疯了啊。”
看起来，毛泽东“为祸”修的这些水库，真要炸掉，连反毛精英们也舍不得的呢!因为全部炸掉，不但大家吃饭没了着落，就连他们在台上喷的口水也没有来源了!
今日袁腾飞旧话重提，那好，就请你作过论证，提请人大把当年修的水库全部炸掉算了!
你袁腾飞说共产党没干人事，那好，就请你作个论证，提请人大把当年共产党建的工厂矿山，修的铁路公路、架的桥梁，设的国防，统统炸掉算了!
你袁腾飞说毛主席造原子弹是为了保位子，如今毛主席不需要“保位子”了。这样吧，也请你作个论证，提请人大让核武工程、航母工程下马，已造出的原子弹就当茶叶蛋送美国算了。
有种你就快点动手吧!
附;《征求专家论证：〈炸水库〉》
http://bbs.hsw.cn/read-htm-tid-722237-page-1.html
第十一节袁腾飞无所不用其极的丑化毛主席
(写于2010年)
一、毛主席不懂外文也成了他攻击的靶子
袁腾飞从不讳言他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他说：“我到处讲课揭露毛泽东罪行的时候，很多人站起来跟我说，你不能这么说，……”
他在这里不打自招，他的到处讲课，就是为了揭露毛泽东的“罪行”，即使遭到很多人反对，他还是要揭露，他愈是要揭露。
为了丑化毛主席，他费尽心机使出了浑身解数。不但在政治上给毛主席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而且无耻到对毛主席的学识、爱好，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进行歪曲和饥讽包括对毛主席的人身进行攻击。
譬如读书吧。芸芸众生中，由于受着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的读书多，有的读书少，有的根本就没有读过书。但是，读书多并不等于有功劳，没读书也不等于是犯过错，读书多的人不一定就高明，没读书的人不一定就愚蠢。而且，事实上还一些读书多的人读成了书呆子，另一些读书少的人和没读过书的人却成了学问家甚至成了伟人。
一句话，读书的多少不能用来作为衡量评价人的标准。
可是，这个袁腾飞念了几句书，好像也就是念了大学吧。就以为自己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公然叫嚷：“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英文，不懂德文，俄文也不懂……”
我们不知道这个袁腾飞懂几国文字，是不是既懂英文又懂德文而且还懂俄文?网上没有看过这样的报道，袁腾飞也没有作过这种自我介绍。想来他也是一个“不懂不懂加不懂”，顶多也就会说两句英语吧。试问，你凭什么嘲弄毛主席不懂洋文呢?即使你懂三国洋文，就有嘲弄毛主席的本钱吗?人家周总理还懂得五国语言呢。你袁腾飞算个啥!你袁腾飞即使懂得五国十国洋文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只能在几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面前装疯弄傻吹牛说混话!
毛主席虽然不懂半句洋文，却没有影响他率领亿万人民打天下、坐天下!
世间无耻损人的，还有过于袁腾飞的吗!
二、毛主席的辉煌诗篇他也敢嚼舌喷污
再说毛主席的诗词吧。作为个人的一种文学爱好，无论什么人写出什么水平的诗词，只要不含低俗淫秽及其他危害国家社会的内容，都是一种好事。我们虽然可以对诗词本身进行评论作出评价，但是绝对没有理由对诗词进行无端的攻击。
就是这个袁腾飞，连毛主席的文学爱好也不放过，也要拿来开涮，竟然恶狠狠地说出：
“毛泽东这个人特别神到什么程度呢，他连小学四年级的水平都不具备，无耻文人讲，他是诗人，他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种诗人具有神经病的气质，想当然，张嘴就来，……毛泽东的诗，也只能归类打油诗哪一类。”
袁腾飞在这里不但将毛主席的诗词艺术贬损为“打油诗”，而且也因诗及人将毛主席骂为神经病，更不能容忍的是他还将所有欣赏毛主席诗词艺术的人骂做无耻文人!
世间无耻损人的，还有过于袁腾飞的吗?
毛主席的诗词艺术，究竟达到了什么高度?当年一首《沁园春·雪》，曾经轰动过全国，倾倒天下墨客骚人，赢得了“盖世之作”的盛赞，连蒋介石的“御笔”陈布雷也赞叹为“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的柳亚子先生更是推崇为中国 “第一词”。他认为此词是“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你袁腾飞算什么玩意，毛主席的精湛的诗词艺术岂是这个门外汉可以贬损得了的吗!
你袁腾飞不妨也拿一首出来试试，不要你作《沁园春》，就来个《十六字令》罢。你能呕出半个字儿来吗?!
三、毛主席的书法他也要横加指责
更可恶的是，他把毛主席的书法也搬出来了。不但对毛主席的书法大加挞伐，以“字”取人，而且还把蒋介石的书法和蒋介石本人搬出来作衬照，对毛主席的形貌和人品进行疯狂的攻击：
“所以他给华国锋歪歪斜斜的题写遗诏，他本来那字就跟狗扒似的就划拉出来了划拉出来了，他这人很没有规矩嘛是吧，没有规矩是吧，你看那台湾蒋公题的那个字很严整一看就是柳体字。非常的严整，你看那晚年的那个蒋公的照片，一身长衫腰板笔直笔直的，八九十岁的腰板笔直瘦削。哪出来(有)这么大肚子系个腰带?没这样的，是吧，没这样的!然后人家一看就是军人做派出身嘛，年轻时候受过良好的那种训练是吧，所以他这个生活很规律是吧很规律是吧，晚上九点钟必然要睡觉早上五点钟起来，礼拜，去锻炼身体，所以他那个非常的严整字写得漂亮。毛泽东那字吧本来歪歪斜斜是吧，然后又快死了拿不住笔了，题了那么几个字……
四、毛主席的伟岸身躯他也要疯狂嘶咬
请看，毛主席写的字，他不但骂作是“就跟狗扒似的就划拉出来了”，而且还由字的“狗扒拉”武断毛主席做人没规矩，甚至连毛主席的“大肚系个腰带(照片)”也成了他攻击的口实。
可是，对于蒋介石写的字呢，他不但亲切地冠之以“台湾蒋公”大加赞许，而且又由“严整的柳体”引出了一张“严整的蒋照”，对蒋介石的形貌和人品肉麻地吹捧了一番，以此求得其以蒋损毛的最佳效果!
实际上，毛主席的书法，即使不能算是大家，但也自成一体，有其别具一格的风韵，也曾赢得许多粉丝的爱好。毛主席的外貌和风度，不说首屈一指，但在当时世界的各国元首中，绝对属于优秀之列，不会逊色于哪个国家的领导人。
本人无意贬损蒋介石的书法和形貌，其实，拿一个人的外形来开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无聊无耻的举动，但是，如果袁腾飞非要拿蒋介石与毛主席较量一番，我认为，毛主席绝对不会逊色于蒋介石。毛主席身躯高大魁梧伟岸，风度翩翩。蒋介石则相对显得矮小瘦削，风度也略输一筹了。
你袁腾飞算个什么呢?从网上看到帖出你的几个字，那才真的叫做“狗扒拉”!你的长相虽然也还过得去，但在视频中现出的那一副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的模样，绝对不是“严整规矩”的正儿八经的料。活脱脱的一个得意忘形的小人，完全忘了自己是一副什么模样。
就凭你这副嘴脸，也有资格在毛主席身上说三道四，在毛主席的头上拉屎撒尿!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滚一边去吧!
第十二节一个随心所欲的“历史”创造者
(写于2010年5月21日)
一、罗贯中的小说与袁腾飞的“史说”
我很佩服罗贯中。他是做小说的，历史小说。他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当之无愧的精典，所以成为精典，什么原因呢?我以为，最大的成功处，是虚构的情节被他写“真”了，让看过的许多人，都以为是真实的历史。
尽管罗贯中的思想倾向是扬刘抑曹，但是，他坚持一个原则，置身局外，当一名书记员，每天在为小说中人物做着速记。“听”他们是怎么说的，“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他绝对不会在他们中间打半句岔，为刘备帮个腔，骂上一句：“曹贼，你这个狗屁不懂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被他写活了，活像真的。
我也“佩服”袁腾飞，他是搞史学的，传授历史知识的。他的《十年文革》是史学界当之无愧的“脏品第一”，所以成为脏品，什么原因呢?最大的肮脏处，是真实的历史全被他写歪扭曲了，使人一看，就知道全是假的，全是谣言。
身为一个历史老师，他把历史当作一个小姑娘，任凭他玩弄亵渎，发泄自己的兽欲!歪曲历史，是他的拿手好戏，创造“历史”，成了他的盖世功夫。
在《十年文革》中，他坚持着一个原则，将自己置身“史”中，以一个大活人的“我”为主导、为中心、为标尺，向一个死去的“他”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搏斗!“史”中随处可见他的笑声、“哭声”、讥声、骂声、喊杀声……甚至还有许多出于自己需要的，他替对手的代言声!
袁腾飞创造了无法计数的“历史”，网友多有批露，本系列所涉及的几乎全是他创造的“历史”。“05txlr”网友的《袁腾飞“真话”剖析》也是揭露袁腾飞创造“历史”。如;
副总理邓子恢反对毛主席修三门陕水电站被免职的“历史”，实际上邓子恢是积极主张修建的。正是他向毛主席写出了《 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报告》
毛主席亲自给亲笔给上海的伪政权题写匾额“上海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毛主席是不赞成地方政府称“人民公社”。
结晶牛胰岛素申报诺奖因报了200多人而“吹了”的“历史”，实际上当时我国是“以钮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金”
……
本篇不谈袁腾飞编造的谣诼中伤毛主席的“历史”，只说说此人为自己编的几段“光荣历史”。
二、袁腾飞自编自演的“哭丧史”
“好像那个中共一帮领导人都是那年死的，老让我们哭，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是老让我们哭，我们不哭老师就抽我们，我们趴桌上哭，是吧。那时候我们的礼服就是黑纱是吧一穿衣服现在就把黑纱戴上，小白花别上，……小白花还不许别人给做还得自己做，自己会做表示对领袖的虔诚，……然后得别上白花戴上黑纱上学去，上学没别的，一进门开始哭，哇哇哇在那哭，谁也不许起来，我们在底下石头剪刀布，在上面哇哇哭。老师带着我们，老师指挥，有人来视察，大点声哇哇哇，然后领导一走，每人给两块水果糖，这水果糖是一分钱一块……所以那会儿就是谁哭的声大谁得的糖多所以我哭声最大，我哭声最大，我得糖最多，我现在每天都在佛祖面前忏悔我当年怎么那么无耻是吧，我怎么那么无耻你说我真的，他死了我得仰天大笑啊!
袁腾飞的这段“哭史”记得非常详细，也非常逼真，叫人看后，仿佛就在目前一样。可是，只要稍微留一下心，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昨天的事今天就记不清的连当时是读小学还是读一年级都没弄清的袁腾飞，三十四年前的这段“哭史”，他却记得如此之清。连一颗糖值一分钱这样的小事他也记清了。真是奇迹啊!
各位知道他当时多大吗?满打满算4岁半。在当时，读一年级绝无可能，顶多也就上个幼儿园罢。那时不搞什么幼教，像本人单位也有好几千职工，有子弟学校，有职工医院，但是，直到八十年代初，还只有一个托儿所，老师就是用的一些没有正式工作的职工家属，职责就是照看孩子而已。
倒是想请问一下袁腾飞，你是上的爸爸部队的幼儿园还是上的妈妈学校的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我们还真有必要向它清算清算才行呢，竟然无耻到用抽打用糖诱的手段逼使三、四岁的娃娃扮演起政治演员的角色了!太无耻了。实在太委屈你了。
现在，就请你告诉我，你上的哪个幼儿园?这个，你总应该还记得清吧。记不清也不要紧，问你的爸爸妈妈!
还请你告诉我一下，你见过谁挨抽了吗?如果没见过，“不哭老师就会抽”便是你的臆想了，如果有人挨了抽，那又是谁会这么蠢?不愿吃糖偏要挨抽呀!
当然，还想提醒你一下，在你的回忆中，那个时候是学生打老师的时代，你怎么在这里就忘记了呢?请问，你们学校的老师是否特殊人物，居然还敢抽学生啊。吃豹子胆啦。
现在，我就先告诉你一下，当时的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说起来实在惭愧得很，太愚蠢了。你能记清的事我却记不清了。连一颗糖一分钱这样的“大事”竟然也记不清了。好像那时还有一分钱两颗的糖罢，还有几分钱一颗的棒棒糖。是五分还是三分，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记得一塌糊涂了
不过，毛主席去世时的事倒也还记得一点点，一是自己绝对没有哭过丧特别是没人逼着去哭丧，二是从没听说过哄着逼着哭丧的故事。当时只是拿着工会发的票，看过一场纪录片，影片的具体情节我一点也记不清了，脑子里只是留下了许多人失声痛哭的模糊印象。想来他们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为绝对没有人给他们奖糖。
袁腾飞呀，现在说句实在话罢，我都怀疑你上没上过幼儿园了!因为60元钱月工资的你爸爸，当时顶多也就是副连级干部，还不具有带家属的资格，而你妈妈，即使是中学教师，也很难送你上幼儿园。因为当时的中学校，没有几家办了幼儿园。
那么，你如此“虔诚”写出的这段“哭史”，是哪弄来的呀。
有位“京沪快线”说是《溥仪回忆录》把三岁登基的情况都回忆出来了，证明袁腾飞回忆4岁时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是可信的。我以为，如要溥仪“回忆”没有大人指点，那就很难叫人相信是真的。
袁腾回的这个“放鞭炮回忆”则不同，无论有无大人指点，都可以肯定是假的。因为早在他出生三年前的1969年，中央就发文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予以禁止了。而且那时的庆祝活动也不像今天动不动就是礼花鞭炮，一般都是敲锣打鼓而已。袁腾飞的放鞭炮“历史”是由现实推导出来的“历史”，纯粹是想当然。
附：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毛泽东亲自在这个文件上批示“照办”。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1967年7月13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三、袁腾飞代毛主席发“最新指示”的“光荣”历史
如果说袁腾飞编的“哭史”可以算是“牛”，那么，下面的这段“回忆史”就可以算是“最牛最牛最最牛”了。这个“最最牛”的袁腾飞，居然成了毛主席的代言人，代表毛主席发布最高指示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在大街上放鞭炮，当时不知道，后来一回忆，就是领袖的最高指示发布了，证明领袖很健康，脑子很清楚。“天气冷了，把棉裤穿上”，领袖让我们穿棉裤了，啪啪的放鞭炮，穿棉裤，是吧?你说我抗冻，不穿，抗冻就是反革命。抗冻你说了算啊，领袖说了算，你说你大冬天穿半袖，你不是反革命你是什么?”
文化革命的前几年，结合远动的具体情况，毛主席有时会作出一些新的指示，有的群众组织觉得符合自己需要，便会组织游行庆祝，慢慢的就成了一种贯例(一般都是机关学校)，凡有新的指示出来，有的单位就会举行庆祝，这种活动，既没有政策规定，也没有中央的通知。多为各地的自发行为。
当时人们的这种举动，虽无太多的必要，但也不是什么坏事丑事见不得人的事。时间也不过是在文革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到了袁腾飞出生的1972年，这种现象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可是，这个当年连细胞也算不上的袁腾飞却凭着他超人的“回忆力”回忆出了一段他曾经“亲历”过的放鞭炮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历史”!而且这条最新指示还是他亲自代毛主席发布的：
“天气冷了，把棉裤穿上。”
发布了“最新指示”的袁腾飞，还不愿意闲着，他又开始了评论最新指示，评得头头是道!手舞足蹈。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得意忘形的他，竟然把自己的历史教师身份完全忘记了。忘记自己是在向学生讲历史了。
原来，他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嘴里的历史全是他“创造”的，他讲授历史，就是说相声说笑话!赚巴掌的。
一个当年才4岁的小不点，三十多年后，居然写起了那个年代的“回忆录”来了，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四、袁腾飞代毛主席写“遗瞩”的“光荣”历史
袁腾飞：“毛泽东……题了那么几个字:“你办事我放心，有事找江青同志商量”，……你说华国锋这家伙老实吧，他也不傻，太后威胁到他了，所以他跟叶剑英俩一块，……把太后娘娘给消灭了，是吧，把后党势力消灭了，然后这个华国锋就不提后边这句了，不提了，可能毛泽东的遗诏写的不是一张纸上，他把前边六个字给裱上，往卧室里一挂，谁来给谁看，领袖给我题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你办事我放心”，后边还有一句呢：“有事找江青同志商量”。这就永远湮没无闻了。
华国锋什么时候把“后边一句”向他展示的?这个秘闻他就秘而不宣了。
这家伙，原来他又在编造毛主席的遗嘱，诋毁毛主席。本人不想浪费时间与他理论，只问袁腾飞一句：“永远湮没无闻的东西，你是怎么闻到的?莫非你是一只猎犬，嗅觉异于我们人类，特灵特灵的!”
附(《袁腾飞“真话”剖析》)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3/10/307038.html
第十三节 评袁腾飞的唯我历史观－《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写于2010年11月9日)
一、教什么？听我的指令
被批得焦头烂额的袁腾飞，蜇伏了几个月之后，又蹿了出来，为普天下历史老师上了一堂大课：《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产生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群体。”
这个嘴里不断叫嚣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猪样的民族”、“谁灭了我们谁就变成了我们”的袁腾飞，居然奢谈起了“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这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
我在这里特别给袁腾强调了一个“我”字，是因为他把历史当作了自己的“私产”。如果把历史比作一个王国，他就是历史王国的皇上!请看：
“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这是一个颐指气使的主子在向奴才发号施令：“你们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吗?”(接下来是一、二、三、四的一大串)就干这些!就这么干!”
袁腾飞的号令，没有商量余地，更没有讨价余地。否则，就是……
袁腾飞：“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二历史老师应该教学生否定文革
具体的历史事件必须以“我”的喜恶分正错定真假论善恶。凡是“我”喜的，便是正是真是善!反之，便是错是假是恶!
譬如说文革，是他最厌恶的，尽管他的《文革十年》遭到了一顿迎头痛击，但在这篇《历史老师讲什么》中还是没有死心，还是没有忘记捎带着一讲文革。
袁说：“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文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
批斗殴打老师的“教育极端化”真的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革命史”吗?不是的。本人在文革时期也教过年多书，并没有挨过学生批判和殴打，也没听说学校其他老师挨过学生的批判和殴打。袁腾飞的妈妈也是教书的，没听袁诉说他妈挨过学生的批判和殴打。
当时有没有学生殴打老师的现象?肯定是有的。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问：此前有没有?此后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外国有没有?回答同样是有!当然，相对而言，可能那时稍微要严重些而已。何况，那时学生打老师也是属于政府禁止的行为，与今天的学生打老师性质完全相同，不是政府倡导的风尚。而且，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不是文革的全部。
至于“学生批判教师”。有没有这种行为?肯定有!不过，文革时要批判的对象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不是一般的教师更不是所有的教师。那么 ，有没有“反动学术权威”?从今天有袁腾飞这类人不断冒出的现实分析，那时不可能没有。既有，就是应该批的，就批对了。今天不搞文革，袁腾飞一冒头，既没有人发动，也没有人组织，人们还不是照批不误!谁也别想阻止住。
当然，有的学校，批判存在扩大化现象，但是，即使扩大了，也没有扩大到普通教师，更没有扩大到全体教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那时始终坚持的原则。
把这种个别的短暂的学生殴打教师的现象视为文革的主流和全部，以偏概全用局部的错误否定全体的正确，这就是袁腾飞所谓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目的则是为了攻击否定他的所恶!
三、历史老师应该教学生丑化义和团
袁腾飞在《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中还讲了“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这是被他恨得咬牙切齿的我国近代史上爆发的两次农民武装起义。所以，他必须挖空心思地将它们妖魔化。
这一回，袁腾飞看似很聪明，他找出了几位历史上的进步人士替他说话。其实，这些人对于这两次事件的评价都相当客观，既肯定了它们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又在总结其失败教训时指出了它们的错误和落后性。袁腾飞却站在自我的立场上，以“唯我所用”为原则，一律选择了后者而弃置了前者。这样一来，寥寥数语，两次农民起义便被他彻底否定了。
袁腾飞搬出了某外国学者说的“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当法宝训人。却不曾想到，这一巴掌正好打到了自己的嘴巴上!
袁腾飞：“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无视外国侵略者以枪炮开路对我国进行的侵犯和掠夺，无视外国侵略者在我国国土内的烧杀掳抢罪行，而用他的所谓“客观”治学原则，实际上却是实行了他责难别人的“一面倒”原则，一屁股坐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大腿上，责难义和拳“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了一系列野蛮行径”。
谁知，针对一些人称义和团运动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的谬论，列宁早就指出：
“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袁腾飞遭到列宁这当头一棒，于是就将列宁此语选择性的遗忘了。他“选择性记忆”了另外一个人为他开道。
袁腾飞：“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陈独秀的此语见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中，认真分析也不是否定义和团之语，只是指出了义和团运动发生的社会根源。
选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个头衔来否定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一个上上之策，可是，实际上，陈独秀对义和拳运动是高度赞扬肯定的。也是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于1924年在《向导》周刊发表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中高度评价赞扬义和团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 他指出反义和拳的人“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是“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见附件二《关于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评价》http://bbs.tiexue.net/post_1079883_1.html
原来，陈独秀在天之灵早就狠狠地敲打过袁腾飞了。这些便全被他“选择性地遗忘”!
四、历史老师应该教学生否定太平天国
关于太平天国，袁腾飞“选择性记忆”了孙中山总结其失败教训时指出它的局限性“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孙中山高度评价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并以“洪秀全第二”自比。旁人也称其为“洪秀全第二”等，则全被袁腾飞“选择性遗忘”了。
而马克思关于大平天国，论述文章就有七篇，前6篇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且对大平天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批评大平天国的文章是写在大平天国的问题和局限性充份暴露将要面临失败的时候，言词虽然比较激烈，但并不能否定此前对太平天国的肯定。他不是认为大平天国革命不应该发生，而是批评革命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袁腾飞“选择性记忆”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批评，而“选择性遗忘”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赞颂。
袁腾飞还“选择性记忆”了梁启超对太平天国的抨击。梁是改良派首领，也是保皇派。他视向清政府造反的太平天国为流寇正是理所当然的事。与袁腾飞骂毛主席“是人渣”没有任何区别。他俩要不这样骂反倒是奇事怪事了。
袁腾飞还“选择性地遗忘”了两个关键人物对太平天国的评价。遗忘了毛主席不足为怪，完全可以理解。还有一位被他遗忘就很不好理解了。这就是他极力推崇的“蒋公”蒋介石。这位孙中山的后继蒋先生，事实上也是非常推崇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严禁匪化妖魔化太平天国的书籍和言论，是“蒋公”领导的国民政府的一个政举!
所以，袁腾飞真要斥责太平天国问题上的“过去极左思潮”，我以为他的“蒋公”是绝对不应该被“选择性遗忘”。那个“过去极左思潮”还得从“文革”向前挪位才行，挪到“过去的过去，挪到“蒋公”的国民政府时代。
五、结论
由上可知，袁腾飞对历史的“记忆”与“遗忘”的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我”字，能为“我”所用的就选择“记忆”，反之则选择“遗忘”!他在《历史老老师应该教什么》的讲课中，要求普天下历史老师与“我”保持一致，否定文革否定义和团否定太平天国否定反侵略战争否定一切人民革命，与此同时，他还以身示范，教了历史老师一个绝招：选择性记忆和遗忘。
难怪他会向天下人嘶喊着“历史是什么玩意”呢，原来他创造的那些“历史”，其实就是他的一个玩意。
就是这样一位把历史当作“我”的玩意而任由“我”玩弄的人，却在向天下的历史老师大谈起了“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来了，大谈起“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来了，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本人觉得很有必要为他的这篇大作标题改一个字：《历史老师应该玩什么》?
答曰：玩把戏!
第十四节袁腾飞已触犯刑律，建议对其提起公诉
(写于2010年5月11日)
袁腾飞利用高中课堂反党、反共、反政府，诋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污蔑前国家领导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声讨。
精华学校通过炒作袁腾飞为自己打广告赚钱，录制了一部分袁腾飞讲历史的视频上传到视频网站，早在2008年7月，就有媒体报道袁腾飞，《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教学视频点击量超过1000万》，后又经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多次包装宣传，使得袁腾飞人气大增，收视率屡创新高，紧接着又开始出书，受到了中学生的广泛追捧……传播范围极其广泛，影响极为恶劣。
袁腾飞在讲课过程中公开叫嚣“反政府跟反对国家这概念不一样，政府跟国家不是一个概念”(视频：国民大革命)“比如像我这样的，每句都是反党言论，当选不冤”(视频：探索时期、1966年~1976年(上))，对自己的言论袁腾飞不负责任地说“哪说哪了，你出去说是我说的，我也不承认”……然而，袁腾飞的反党反政府视频直到今年5月初才被从网上逐渐删除，视频文件仍然可以从精华学校提供的资源下载。
袁腾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无视国家法律的存在，利用其教师的身份，通过造谣诽谤的形式，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触犯刑律，因此，建议检方对其提起公诉，使他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
袁的犯罪嫌疑如下：
一、充当马前卒，积极投身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斩首”行动
宪法序言：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主席在这里被明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成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具有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法律地位。有毛泽东的合法存在，便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存在。反之，否认了毛泽东的合法存在，也就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就是国内外反华势力为什么把攻击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的关键所在。换一句话说，他们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企图将毛主席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行为，其实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的一场“斩首”行动。
在这场“斩首”行动中，袁腾飞虽然只能算是一个后起之锈，但是，就其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的疯狂程度而言，无疑是充当了“斩首”行动的马前卒、急先锋。请看他说的：
二十世纪三大 暴 君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全是这个德行，三大法西斯恶魔都是这个德行，没有一个他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独裁者的统治没有长久的!
我们现在说20世纪三大魔王，希特勒好歹杀的都是外国人，德国人杀的不多，但是斯大林好毛泽东都是杀本国人。斯大林杀本国人，这个匪帮他是靠警察杀人。毛泽东是靠谁杀呢?谁想杀人就可以杀人，人人都可以杀人，所以20世纪最黑暗的一幕，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国土上，并不遥远，结束了刚刚40多年，我们很多人都忘掉了。还有人山呼万岁，这时很可怕的。
毛泽东纪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你要记住那个纪念堂是什么?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你可以去!你看是什么态度看的。这什么玩意，这是假的吧，你这种态度就不对了，可以参观。靖国神社我也去过，可以参观不能参拜;你要参拜，丧心病狂啊法西斯极右翼分子，是吧，你就完蛋了，你可以参观，反正我是不敢去。
毛泽东这人多二啊!你想想，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狗屁不懂的这么一东西，是吧?一切都按照战争那种观念，毛泽东肯定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他又不懂英文，也不懂德文，俄语他也不懂，他看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吗，没看过，他看得最多的是《资治通鉴》，教人怎么玩人呐、怎么整人呐，就中国古代这些个帝王阴谋之术，这个他玩的炉火纯青，
毛泽东甭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暴君，独裁者。
天安门广场我是从来不去，我开车从那过我就起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啊，太可怕了，是吧，太可怕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那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死于1949到1978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是吧!殉难者纪念碑，大屠杀纪念馆，应该把他们彻底改了.
把他(毛泽东)当做普通人，还要加一个渣，人渣。战友情，夫妻情，父子情什么都没有，眼里只有权力一个东西，多年跟你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你说人可以不活。
袁腾飞对毛主席的疯狂嘶咬居心何在?下面他说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作出了回答：
“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做的唯一的一件正确的事，就是他逝世，如果他要是四九年就逝世的话，那真是中华民族的大幸啊!”
这个“唯一正确”的后面是什么?毛主席不应该建立新中国。
二、明目张胆地将矛头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天真的朋友如果对袁腾飞反毛的“斩首”实质不以为然而认为仅仅是反毛主席个人的话，那就请接着往下看：
袁腾飞：“你知道当时(1949年)中国在周边国家眼里是什么形象吗?就好比你坐公交车或地铁的时候，边上坐着一个人，身高 两米 ，体重两百四十斤，光着脑袋，胳膊上刺条龙，你看他心里什么感觉，周边国家看咱就这感觉，毛骨悚然啊!”
这就是袁腾飞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描出的一幅画像。伟大的坚守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国在他的笔下成了一个令别国毛骨悚然的魔鬼国家、恐怖国家。
请看;
袁腾飞：“中国经过三大改造阶段，在探索中，曲折向错误发展，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发展到5000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
“我小时候经常听到这话：‘牺牲了两千万先烈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今天一想，毛骨悚然啊，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骷髅塔上，白骨堆上，是吧?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血淋淋的国家”
袁腾飞对新中国的攻击，言词之刻薄恶毒，已经无以复加了。他在这里已经明显的点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
再看：
“袁腾飞：那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死于1949到1978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是吧!殉难者纪念碑，大屠杀纪念馆”
袁腾飞不会不知道，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自辛亥革命以来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牺牲的所有烈士。那么，他要铲掉碑文的目的何在?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他要否定所有为中国革命作出牺牲的烈士，以此全盘否定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看：
袁腾飞：“五星红旗从美学的角度上看特别难看。”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在任何国家，它都享有不容亵渎侮谩的法律地位。这个道理，连小学生也懂得。可是这个袁腾飞却胆大包天，作为一个历史老师，竟然用什么“美学角度”作托词面向学生面向大众公然侮谩国旗“特别难看”。国旗真的从美学的角度显出了特别难看吗?当然不是的。袁腾飞的“特别难看”所指其实并非国旗本身，综合他那些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完全可以断定，他在这里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难看”
三、鼓吹两个中国，充当台独势力的代言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这个客观事实不仅在国际社会早已形成了共识，而且也早已在联合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个合法地位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可是作为历史教师的袁腾飞既不尊重这个现实也不尊重这段历史。竟然公开地鼓吹两个中国论，充当“台独”势力的代言人：
袁腾飞：“我小时候课本第二课题目就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孩子小时候入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岸的组织都一样。加入三青团宣誓：“在总统蒋公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光复大陆国土”···”
袁腾飞在这里要告诉人们是什么?粗略地一看，好像是将“解放台湾”与“光复大陆”等同并列，无所谓理长理短。仔细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家可是“光复大陆”呀。何谓光复?就是把失去的国土夺回来。原来，他要告诉人们的是：大陆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是在无限上纲裁污袁腾飞了。那么，请你再往下看：
袁腾飞：“你们有没有注意新闻，现在基本上都不提‘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在台湾的认同率基本上为0，没有一个人认同。”
在袁腾这个十分武断的“一国两制没有一个人认同”的前提下，出现的结果是什么?毫无疑问，这就是“两国两制”。也就是马英久说的“互不否认”，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共存。袁腾飞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两国两制”的赞许。他说：
“现在马英九提出来的词儿特别好----“互不否认”。你不承认不要紧，不要否认。”如果这种互不否认的主张还不足以彰显袁腾飞支持台独的罪恶用心的话。下面这段话就直截了当地把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列的“台湾国”推到前台来了。袁腾飞说：
“实际上台湾的统一将来最可能采取的方式就是欧盟式的那种方式，就是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了，自然就合上了。”
欧盟是一个什么组织?它是欧洲各主权国家的松散联盟。每一个国家都享有独立的主权地位。因此，欧盟式的“大陆台湾盟”实际就是两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实现这个联盟的第一步就是台湾独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独立，让它在国际社会享有合法存在的地位。
享有合法地位的“台湾中国”会不会与“大陆中国”结盟，那就不是“大陆中国”一厢情愿的事了。
不过，要是那时再出一个“亚盟”的话，其中肯定就会出现两个号为中国的成员国。这是一个不存在任何疑问的事。
明明他是鼓吹的两个中国，可他嘴里还要嚷着是统一中国。看他是怎么描绘的这个“统一蓝图”吧：
“和台湾统一了，国名国都国旗都是可以商量的，国名可以改为中华人民共和民国，国旗是青天白日上镶五个星，国都咱冬天在台北，夏天在北京。”
请大家看看，如此严肃重大的问题，这个身为人师的袁腾飞却满嘴流腔地在胡说八道，他不但玩弄历史玩弄现实，而且还在玩弄未来!
四、鼓吹民族分裂，积极充当藏独的代言人
袁腾飞是怎样攻击国家民族政策的呢?请听：
袁腾飞：“中国少数民族被分的特别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中国为什么没有大的民族问题?汉族人数占了绝对的优势。“
明明是56个民族共存的客观事实，却被他扭曲成是人为分出来的，而且是“分得特别碎”。为什么要分得特别碎?这才是他要向大家交待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众建诸侯少其力”，
原来，细划少数民族，竟然是为了削弱它们的力量使它们都成为弱小的民族，以利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汉族去统治这些民族。这就是袁腾飞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大的民族问题”找出的原因：一个大汉族统治许多小民族。
他的这个结论是真“牛”还是“假牛”，无须我多说，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请看：
袁腾飞：“1989年达赖佛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相比袁腾飞把毛泽东称为魔王、刽子手、暴君、人渣，这一声“达赖佛爷”活脱脱地画出了他在达赖这个大奴隶主面前的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好像亲过了他的亲爹和亲娘。
他为什么会对达赖如此的亲?这就是达赖做了一件为他所赞许的事，即“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真实的历史是，这次中共的“武装侵略”不但彻底粉碎了达赖分裂国家的阴谋，也彻底结束了西藏万恶的农奴制。
达赖获诺奖是国际反华势力一个分裂中国的大阴谋。人民解放军进驻自己的领土西藏，被他们叫嚣为“武装侵略”，袁腾飞要不支持西藏独立，他怎么会欣赏这句“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还有，无数农奴被剥皮抽筋剜眼斫足的惨景离开我们还如此之近，在袁腾飞这位历史学家的研究之中，却化成了一片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他要是不赞赏这个人吃人的奴隶社会制度，怎么会认这个农奴制的总头子为亲爷呀!下面的这句话就说得更露骨了：
“事实上，民国建立以来，西藏一直处在半独立状态，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
他在为西藏鸣冤叫屈，他在向公众宣布，应该还原这个“事实上”，让西藏升起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
真正的事实上，雪山狮子旗是当年西藏地方军队的军旗，如今被藏独份子拿来充“国旗”，袁腾飞就是与这些家伙沆瀣一气!其支持藏独、分裂国家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五、建议依法惩处袁腾飞的违法犯罪行径
袁腾飞这些污七八糟的言论，在赢得了一些同道拍手叫好的同时，也遭受了许多反对者的声讨。其同道以言论自由作挡箭牌为他打气撑腰。而一些好心的人也以为这是袁可以享受的言论自由。
实则不然。言语是人的口和喉舌共同组合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产生的作用，和人体其他功能产生的作用一样，也是一种具体的行为。
法律对于人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言行，都作出了规范进行约制。所以，不但绝对的行为自由不存在，绝对的言论自由同样如此。因此，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言论就成了法律制约的对象。袁腾飞的许多言论都在必须制约之内。我们听听袁腾对此是怎么说的吧。
袁腾飞说：“你要在美国的酒吧间里骂美国，你试试，能打死你。”
我们不知道美国是否发生过因骂美国而被打死的案例，但是从袁的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被他崇尚得五体投地的美国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没有骂美国的自由。既然如此，我们这个被他视之为专制黑暗无以复加的中国，为什么就要给袁腾飞之流以骂中国的自由!莫非我们中国不是国或者是谁的什么殖民地不成!容得你袁腾飞破口烂腮地今天骂明天骂后天还骂，骂个无休无止!
既然美国人骂美国“能打死你”!为什么袁腾飞骂中国我们就不可以“打死他”?!
你以为我们中国就这么好欺负，真个没有了国法!国法就在这里，我替你搬出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零三条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条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这两条法律内，煽动、造谣、诽谤都是通过语言功能的作用即言论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袁腾飞造谣诽谤国家的言论既有主观的故意，客观上也煽动蛊惑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实际的威胁。
为此，建议国家检察部门对袁腾飞提起公诉，按律定罪，给以坚决的打击;国家安全部门应当介入此事，深入调查，揪出袁腾飞背后搞颜色革命的“第五纵队”;同时也建议全国人民，按袁腾飞推介的美国榜样，大家一齐动嘴，毫不容情地“打死他”!
第十五节戏评袁腾飞语录
(写于2010年5月24日)
袁腾飞酷好戏说。网上所见其说“史”，尽皆戏说，今择其若干而戏评之，以博一笑
袁腾飞：毛泽东这个人特别神到什么程度呢，他连小学四年级的水平都不俱备，无耻文人讲，他是诗人，他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种诗人具有神经病的气质，想当然，张嘴就来，
毛泽东的诗，也只能归类打油诗哪一类。
鹤龄：不要你作“沁园春”与毛主席比拼，先来个“十六字令”，亮一下读者的眼晴行不行?不是大家小看了你，再读五十年国学，你连半两“油”也打不成!如果你真想学毛泽东“打油”的话，就得先跪在他屁股后面，舔他十年脚后根!
袁腾飞：中华民族是猪一样的民族。
鹤龄：之所以是猪一样的民族，是因为出了一个猪狗不如的袁腾飞。
袁腾飞：1989年达赖佛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鹤龄：你拜达赖做爷爷，不知你爸妈答应不答应喊达赖爸爸?
袁腾飞：中国人对马上不能变成钱的东西，是不感兴趣的。
鹤龄：你是这类中国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所以，你对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毛主席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袁腾飞：毛泽东最擅长与人斗。
鹤龄：袁腾飞最擅长与死人斗。
袁腾飞：反右斗争中，能活下来的是学历史的，夹着尾巴做人，总比死了强。总是能看到红太阳落山哪一天。
鹤龄：改革开放中，能发起来的是歪曲历史的。历史是一个死人聚居的王国，任你张开嘴巴喷粪，总能盼到粪便化成黄金的那个时刻。
袁腾飞：毛泽东做为一个人，他是个人渣。战友情、夫妻情、父子情他什么都没有，眼里只有一个东西，哪就是权力。
鹤龄：袁腾飞作为一条狗，是一只疯狗，没有肝肺，没有良心，什么人味都没有，嘴巴只有一个任务，嘶咬好人。
袁腾飞：文革中，国家主席都是这样一个下场，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又会是什么下场。
鹤龄：不知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外国进口来的特殊公民!要不，真解不通，你们一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命运，会有“打着滚花不完的钱”。
袁腾飞：二十世纪三大魔王，希特勒杀的都是外国人。斯大林和毛泽东杀的都是本国人，但斯大林杀人还是法律，通过警察杀人，毛泽东是用什么杀人，谁想杀人，你就可以杀人。人人都有杀人的权力。
鹤龄：你爸爸是拎枪把子的，先问你爸：他有没有权力杀人!他杀没杀过人?他杀过几个人?如果都没有，那就是你用粪嘴在杀人。
袁腾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贫下中农大字不识一点，能教你什么，他只能教你偷生产队的鸡。偷邻居家的老玉米，大好青春全浪费了。
鹤龄：你爸爸妈妈应该都是贫下中农子女，请让他们向大家坦白交待一下，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是不是专教他们偷生产队的鸡，偷邻居家的老玉米?他们偷过多少鸡和玉米?
袁腾飞：今天网络上的那帮愤青们，全是这一类狗穷光蛋，没有一个出过国的、没有一个读过书的。
鹤龄：你爸爸妈妈出过国吗?你爷爷奶奶出过国吗?
今天视频上这个喷粪的，便是一个穷光蛋狗崽子，到外国啃了两口洋屎，自以为成了洋狗崽子，连爸妈也瞧不起。
袁腾飞：知识分子就应当刻骨仇恨毛泽东。哪个读过书的人认为毛泽东伟大的话，你的书就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鹤龄：你妈妈肯定是读了书的，怎么没见她陪你上阵“刻骨仇恨毛泽东”呢?她的书是不是也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袁腾飞：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的素质摆在一边，作为一个人，后面加一个字，渣!他属于人渣。
鹤龄：毛泽东这个“人渣”，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还不远万里来拜访过他。今天的你，算个什么玩意，粪渣!不信，你就去问奥巴马!有本事你也让他来拜访你这个粪渣一回吧!
袁腾飞：要不是美国飞行员把毛太子变成了挂炉烤鸭，今天中国就跟北朝鲜金家王朝似的，电视上整天就是大胖二胖三胖。
鹤龄：要不是搭帮当年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 “挂炉烤鸭”，今天你啃屎巴巴都没人拉。
袁腾飞：你甭想中国人能获诺贝尔奖。
鹤龄：谁说的，要是明天增设了“诺贝尔喷粪奖”，这个奖就非你莫属了。所以，我敢肯定，到了那时，你一定会为中国“争光挣脸”。
袁腾飞：毛泽东停尸房，现在是正局级单位，直属国务院领导，每年开支浩大，就守着这么一个东西。我估计随着年代往后的推移，相信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他从哪里请出去。我为了这个信念坚定地活着。
鹤龄：因为你生了这个恶念，你的有生之年马上就变成了有死之年。
袁腾飞：咱中国是最不适合搞恐怖袭击的国家，因为中国对户籍的管理严格。你在小区里一转悠，一帮老太太追上了，你找谁啊你!你这家伙鬼头鬼脑的，进我们小区门也没有!你想安炸药，能让你安吗?为什么好袭击美国?美国连身份证都没有，你说你是谁，你就是谁，编一个名字进入美国了，再造一个假驾照什么的。在中国身份证都是防伪的，搞什么搞。
鹤龄：对。应该与国际接轨，向民主自由的典范美国学习。废除身份证制度，禁止老太太出门维护社区安全。给恐怖份子一片生存乐土，让老百姓充分自由地享受恐怖袭击。但愿老天长眼，让你第一个在恐怖份子面前充份享受一回砍头剐皮剜心的自由!
袁腾飞：毛泽东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就是他逝世。
鹤龄：袁妈妈做的唯一一件错误的事，便是你出生。
袁腾飞：谁灭了我们，谁就变成了我们，如果日本人灭了我们，我们就成了57个民族，多了一个日本族。
鹤龄：当年抗日死去的应该死，没死的也应该去死，死一回还不行，罪该万死。因为他们抗掉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日本族!日本人灭了你，你就变成日本鬼。
袁腾飞：可想斯大林匪帮的统治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德国人打到哪，苏联人民拿着面包和盐，载歌载舞欢迎德军
鹤龄：斯大林多英雄，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把550万入侵苏联的德国军队打败了。
袁腾飞：你可以参观，反正我是天安门广场我从来不去，我开车都起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太可怕了。
鹤龄：你也心虚了啊。那地方你真的去不得，小心为是，革命先烈早就商量好了，要把你交到阎王爷爷那里三堂会审，送你到地狱的最底层——第十八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袁腾飞：1959年到1961年严重困难，没有自然灾害，你说那几年自然灾害严重你举个例子。
鹤龄：没有例子可举。自然灾害见了毛主席，都躲起来了。
袁腾飞：你们都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期出生的，你们没有经历过中国红色恐怖时期，没有经历过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哪个时代也只能和二战德国纳粹有一拚。
鹤龄：你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前四年生的，你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一个世界最黑暗的时代，那个时代和墨水缸有一拼。然后你经历了一个“有打着滚花不完钱”差点被人民币压死的恐怖时代。
袁腾飞：你要在美国的酒吧间里骂美国，你试试，能打死你，
鹤龄：你再在视频上骂中国，试试看，就打死你。
袁腾飞：中国的外交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恰恰是在文革时期。那是因为两方有共同的敌人---苏联，等这个共同敌人一没，中美两国也就掰了
鹤龄：美国和苏联也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中国，可是，它们却没能等到“这个共同敌人一没”。
袁腾飞：今天世界上谁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这几个有核国家!只要这几个国家不落在丧心病狂的独裁者手中，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鹤龄：客观事实是，最好战的就是号称最讲民主的美国
袁腾飞：原子弹还不如茶叶蛋有用呢
鹤龄：请你煮个茶叶蛋，你煮得出吗?
袁腾飞：美国苏联的核武器如果全爆炸的话，地球半年见不着太阳，气温降到零下六十度，所有的生命全部灭绝。核战争没有最后的胜利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恐怖的武器，使人类享受了60年的和平。
鹤龄：错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喷香的茶叶蛋，使人类享受了60年的清福。
袁腾飞：毛泽东是什么人啊，全天底下古今中外谁他瞧得上眼啊，你看毛泽东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鹤龄：袁腾飞是什么人啊。“全天底下古今中外谁他瞧得上眼”的这个人他也瞧不上眼。你看袁腾飞说：“毛泽东，四年级。”
你看袁腾飞是什么人啊，他不是“今朝”的呢，他是成吉思汗那个“前朝”的人啊。
袁腾飞：美国要是支援盟邦，那是百分之百铁了心的支持。当时美国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59亿美元的援助，马歇尔计划给欧洲一百多亿，都是白给，无偿的。美国是把盟国看成朋友，苏联是把盟国看成奴才!
鹤龄：你看克总、布总、奥总啊到非洲、欧洲访问，都得带着什么去啊?都得带着钱去，带着支票本，跟那一花几十亿欧元、美元，人家才有空接见你，顾客是上帝嘛。
袁腾飞：老有学者在那里喷粪：“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您识数吗?美国在伊拉克打仗花了多少钱?要用那钱买石油能买多少?伊拉克的油值那么多钱吗?
鹤龄：对呀。伊拉克的石油确实不值那么多钱。美国是要伊拉克人的命呢，伊拉克人的命才值那么多钱!每天都有卖的。
袁腾飞：1950年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愣，要打抗美援朝，把他儿子都折进去啦，他就是要让老百姓看：爷厉害，敢打美国!打完之后，打的自己断子绝孙了吧。
鹤龄：如今袁腾飞为什么那么愣，要攻击毛主席，他就是要让老百姓看：爷厉害，敢反毛主席。反完之后，反得自己断舌烂嘴了。
袁腾飞：毛泽东这人干什么什么不灵，有一样东西他特别会，就是打仗，整人呐，他斗人的功夫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见过他这么会斗人的，你让他治国抓经济那完了，这国家非让他抓到原始社会去不可!
鹤龄：袁腾飞这人干什么什么不灵，有一样东西他特别会，就是喷粪、骂人呐，他骂死人的功夫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见过他这么会骂的，你让他整历史那就完了，这历史非让他整到去茅坑拉屎不可!
袁腾飞：如今的台湾人民生活富足，安定祥和，古风犹存，是中华道统之所在。
鹤龄：不过，你在台湾肯定上不了百家讲坛，发不了财!人家的中华道统不喜欢你这蔸烂白菜。
袁腾飞：毛泽东那人多二啊，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狗屁不懂的一个东西，治国时一切都按照战争的那种观念!
鹤龄：袁腾飞这人多二啊，治史无方，骂人有术，狗屎也吃的一个东西，说史时一切都按泼妇骂街那种观念。
袁腾飞：前些年共产党搞“三讲”让群众给提意见，也是自娱自乐嘛。我妈就一再告诫我“小子，你可不许瞎说啊，听见没有，你要是瞎说，你不是新疆就是黑龙江”，我一想这“两江总督”不能干。
鹤龄：如今你是咋想通的啊?“两江总督”也准备干了。有金元宝赚是吧!
袁腾飞：当时实在是找不出右派了，就只能大家投票了，选吧，咱选一右派吧。你想要是选右派，什么样的人肯定高票当选?没人缘的。于是实验室的一性格孤僻没朋友，只知道刷试管的哥们被选上了。
鹤龄：凭你的德性，这哥们，肯定你也投了一票!
袁腾飞：当选右派后，问题是刷试管的那哥们没有反动言论呐，没关系，人民群众是很有智慧的：你没听过他赞扬共产党吧?你没听过他骂共产党吧?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把对党的刻骨仇恨埋在心里。你觉得这是笑话是吧，这是当年的真事儿。
鹤龄：有你在，帮他个忙，代说几句不就得了。
袁腾飞：毛泽东说了，我们不能学斯大林，斯大林杀人太多，我们不杀人，我们留着那帮人，“让他们为人民生产小米嘛”。-------- “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这么干更缺德，丧心病狂。
鹤龄：如今我们不干这个“更缺德了”，先拿你开刀。一刀斩了你就不丧心病狂了。
袁腾飞：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百分之五，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鹤龄：你没车读书那阵，是不是从不回家，当流浪狗了?难怪你不学无术，总是满嘴胡说八道。
袁腾飞说：实际上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怎么着都没错是吧。怎么着都没错，你比方说现在，嗯，举个例子啊，台湾跟日本你得先对付谁啊?台湾哪。藏独跟台独你先对付谁啊，藏独啊。这肯定啊，攘外必先安内嘛。”
鹤龄：实际上啊，这个反击右派啊，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看，怎么着都没错是吧。怎么着都没错，你比方说那时，嗯，举个例子啊，台湾跟右派，你得先对付谁啊?右派哪。藏独跟右派，你先对付谁啊，右派啊。这肯定啊，攘外必先安内嘛。
袁腾飞：他(华国锋)把前边六个字给裱上，往卧室里一挂，谁来给谁看，领袖给我题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你办事我放心”，后边还有一句呢：“有事找江青同志商量”。这就永远湮没无闻了，
鹤龄：你是一只猎犬，嗅觉与我们人类有异，特灵特灵的。所以，永远湮没无闻的东西就被你闻到了。
袁腾飞：“刘少奇被押解出了北京，关到了开封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应该是得了癌症了，癌症就是容易生气，疼啊!需要打杜冷丁止痛 ，所以就不给他打止痛针，让他痛死算了
鹤龄：少奇得的是肺炎糖尿病，这癌症是你代他患上的吧!你又当病号喊痛，又当医生开药，不痛死你也会累死你!而且，还得提醒你一下，像干部“代职”一般都会转正一样，这代得癌症也是会转正的哟!
第十六节笑谈《时代周报》和它的尿裤子英雄袁腾飞
(写于2011年1月4日)
本题的“笑”，集嘲笑、冷笑、讥笑、耻笑于一体。
闻听袁腾飞被《时代周报》评为了2010年的“英雄” ，忍不住笑了：好一个瞎了眼的《时代周刊》，竟然捧出了一个尿裤子英雄——袁腾飞这个现世宝!
一、英雄“评选”活动的民主失踪了
《时代周报》于2010.12.8日公布：集全国百位知名媒体人之力，评选出“时代100人”。
反毛小丑袁腾飞位列“十大教育工”的第十名。
如今的评选活动五花八门，只要你口袋里有钱，你就可以玩“评选”。如果是与老百姓挨不着边的事，你怎么选怎么评都行。大家没意见。反正如今就这世道。
不过，《时代周报》称：它们评选出的“时代100人”都具备共同的时代特质，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意见领袖、进步力量，对推动中国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评英雄，选领袖，《时代周报》的这个“评选”可就非同一般了。因为英雄是全体人民的楷模，领袖(进步力量的)则是人民的首领了。所以，这样的“评选”就是代表人民在评选了。
既是代表人民组织的“评选”，按理说是必须得到人民授权的。没有获得授权便有谮越擅权之嫌，本文姑且不论。在此只想说说“评选”中的民主。
我们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特别是现代精英们，津津乐道的就是民主。所以，“评选”的首要，就得实行民主，让人民自己作主，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评选出自己的“英雄和领袖”。
如今，《时代周报》这个“英雄和领袖”的评选活动，“民主”竟然失踪了!
请问《时代周报》：你们替十三亿人民 “评英雄、选领袖”， 你们给多少人打过招呼?你们给多少人发了选票?不要说那些山沟沟里的民众，就连我这个天天泡在网上的老网虫，直到今天才知道你们为中国人民“评选”出“英雄”来了。要不是“红色娘子军”网友为你们的“评选”唱了几句“赞歌”，全中国有几人知道你们为大家“评选”出的“英雄、领袖”!
亏你们还好意思说得出口：“集全国百位知名媒体人之力，评选出“时代100人”。
一人捧出一英雄，一人捧出一领袖!
胡闹!胡闹!
你以为100个知名媒体人，就是100个全国人民代表!
可笑。可笑!
请摆正自己的位置吧：
你们自视为精英，人民视汝如毒草!
请把你们的“英雄、领袖”收起吧，你们的独裁孵出的“英雄”，人民不卖账!你们的独裁产出的“领袖”，人民不需要!
二、“进步领袖”袁腾飞的“杰出贡献”鉴定
时代周报声称，他们“评选”出来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意见领袖、进步力量，对推动中国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那么，这些所谓的“进步力量的意见领袖”的“杰出贡献”表现在哪里呢?却未见《时代周报》的下文分晓。
其他人打个马虎眼也就罢了，唯独这个袁腾飞不行，必须给他拿出一个鉴定，列出一、二、三、四条!
下面就是袁腾飞的政治鉴定表
一、 向美国投靠
二、 向达赖讨好
三、 向蒋介厂献媚
四、 向毛泽东挥刀
袁腾飞的逆天之行，馨竹难书，无人不晓。
这就是袁腾飞对“促进”中国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这就是袁腾飞为《时代周报》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立下的汗马功劳!
袁腾飞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虽然引来了《时代周报》及其利益群体的一片掌声，但是，却招致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发起的排山倒海之势的大声讨!曾经嚣张一时的袁腾飞，早已变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时代周报》却把这个臭不可闻的家伙捧出来当成了宝。
虽可恼，也很可笑!
三、《时代周报》的尿裤子英雄现世宝
勿容讳言，袁腾飞确实曾经有过一番反毛卖国的“英雄壮举”。不过，那只是在一个只有攻击方的百万大军而无还击方阵地的单方战场上，向着他心中的“假想敌”——马恩列斯毛发射出的一通机关炮。因为他觉得，这些曾经的盖世英雄和伟人，都已经没有回击之力了。所以，在一众护卫的簇拥下，他就敢于肆无忌惮地向逝去的伟人鸣枪开炮!并且不可一世地得意忘形地狂呼滥叫!以为自己真的“英雄豪杰”了。
可是，袁腾飞高兴得太早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肉体虽然死亡了的伟人，其精神却与天同在，早已在亿万人民心中的这片沃土上生根开了花!瞬息之间，一场没有领导举旗、没有英雄开道的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保卫伟人的反击战就开始了。其势如霹雳雷霆急风骤雨，打了袁腾飞们一个劈头盖脑!不上一个回合，这个袁腾飞就蔫了，就蛇伏龟缩了。
请听那位曾经不可一世的袁腾飞此刻的“豪言壮语”：
“在这里我想声明一点，我不想打口水仗，不想进行这种“无谓的争吵”，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相信法律给出一个公证的裁决。”
几句“冠冕堂皇”的表白，活脱脱地画出了这家伙的一副熊模样!
人们不禁要问：这场口水仗不正是你袁腾飞挑起来的吗!在人民的反击力量没有形成以前，你袁腾飞雄纠纠气昂昂的，嘴里的脏水污水喷得满天横飞!如今，当人民开始反击的时候，你却“不想打口水仗”了。这就是你的“英雄”本色啊!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党、这个人民政府、这个法律，一分钟之前不是还被你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吗!一分钟后，你怎么就相信了它们、祈求它们的保护了!
还有，人家涵芬楼书店为你摆设了一个大会天下英雄的擂台检验你的英雄气概，正是你一逞英豪的所在。也就来了苏铁山等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学子嘛，你怎么就尿起了裤子，当起了缩头的乌龟了!
原来，你这样的“英雄”，只是一个见不得天日见不得人民群众的现世宝!
可怜啊可怜。“英雄”而至如此，最后的一步，只能是撞墙跳楼啦!
可笑啊可笑。《时代周报》竟然捡来了这样一位尿裤子英雄现世宝!
更可笑啊更可笑。《时代周报》及其代表的利益群体，竟把自己的反毛大业寄希望于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进步领袖”——一个不堪一击的尿裤子英雄现世宝!
可笑可笑真可笑!
第七章
评茅于轼的《平反之年——1978》
（2009年12月2日，茅于轼在多思论坛发表《平反之年——1978》，随写此评）
第一节茅于轼不愿平反的荒谬理由
1978年是一个平反之年，这个没有错，很多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人都在这一年平反了。茅于轼也是。不过，茅于轼和别人不一样，他并不在乎平反，从他的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他也不需要平反。不知当年受批判时茅先生是否发表过“我不需要共产党平反”之类的声明？否则，今天来说这些没来由的话实在有失学者的颜面。
茅先生不愿平反的理由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这个逻辑就是，要为他平反，他就是对的，所以共产党就是错的了。这个问题不弄清，对他的平反就不符合逻辑！
以你一个人的“对”而非要判定整个共产党的“错”，这样的逻辑，不知茅先生是从何处搬来的？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毛主席的这句话是一个普遍真理，既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适用于外国的政党和外国人民。一个政党一个人，在一时一事上犯的错，在一时一事上纠错就行了。岂能以偏概全，以一时一事上的错而否定整个政党、而否定整个人，肯定这个政党这个人全是错！作为一个学者，茅于轼先生竟连这个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实在不可思义。共产党既然给你平了反，就是承认对你的处理错了嘛。你还想怎么着？是不是想要“以礼还礼”，像文化大革命将你“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赶去大同”一像，也将共产党将毛主席扫地出门，赶出中国？如果你正在做这样的梦，那就最好快点醒来吧！因为，梦境毕竟只是在虚幻的世界里！
第二节茅于轼自己抽自己的耳光
茅于轼说：“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甚至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连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被歧视。”
应该说，那时候，这种现象确实有。但并不象茅于轼说的，残酷到“很难有饭吃的”，“完全没有前途的”。除了政治上的歧视以外，这些人的基本生存、生活权利都和其他人一样，受着国家和政府的保障。
不要说别人了，茅于轼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请看茅于轼的现身说法，他在向我们述说着一个真实的过去：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
茅于轼在这里告诉我们，作为“罪人”的他，当时不但“有饭吃”，而且还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和无需乞求于人的独立人格地位。也就是说，“罪人”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吃饭”，也没有影响他的前途，甚至也没有使他受什么歧视。以至于他对“取消罪人”都不太关心，甚至还乐意继续做“罪人”！
第三节毛主席修过“阿房宫”、“骊山墓”吗
茅于轼说：“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枪毙的，饿死的，自杀的，武斗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谱，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
茅于轼先生：很是不解，你怎么就会想起秦始皇来的呢？你是不是没有学过中国历史呀！历史上的秦始皇虽然做了许多好事正事，但从即位次年起就开始修骊山陵园，一座坟墓动用工役数十万人足足修了39年之久，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事怪事了。还有那座专为享乐的阿房宫，耗费的民脂民膏也是无法计数的。
可是，搞了三十年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搞过阿房宫式的建筑吗？搞过骊山式的工程吗？作为一名学者，你不会无知到连这样的历史知识也不懂吧！一位管理着八亿人口的大国领袖，一生奋斗，到头来没有属于他自己的片瓦寸土、件物分钱。如果你是由此而想到秦始皇的，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你的心理变态了！
搞了三十年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实现了千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数亿中国农民破天荒的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如果你由此而想到了秦始皇，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你一定是被剥夺土地的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了。
搞了三十年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虽然也向农民征了赋（工矿企业大都是国家的），但绝对谈不上繁，每年就是按田地核定产量征收一次公粮而已。搞了三十年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虽然也向农民征了“役”，但算得上繁重的只是在大跃进那一个相对的短时期内，而且所有的“役”，都不是修“阿房宫”，也不是造“骊山墓”。主要都是搞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这样的“役”，归根到底，主要都是百姓为自己在“役”。
如果你连这些全看不见，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你是眼瞎耳聋了！
第八章
放弃对日索赔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写于2010年7月21日)
—我们国家三十多年前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决定，今天成了反毛者攻击毛主席的一发重型炮弹。—
第一节 反毛人士对放弃索赔的非议
网上有一篇龙城网络社区“红枫叶”转陈华的文章：《浅谈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和血债赔偿问题》，该文说：
1971年，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期，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日本经济在腾飞时，中国却在热衷于阶级斗争，反右、大跃进、公共食堂、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几度倒退，人民严重缺衣少食。此时田中角荣访华，主动代表日本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但中国政府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断然宣布中国放弃接受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
消息在广播里播出后，中国人惊讶不敢言，阶级斗争高压时期，敢言者即为“反革命”。但堵不住境外人士之口，新加坡一华裔撰文说道：“大陆民众眼睛在流泪，心里在流血!”“日寇的侵略使共产党在抗战中不断壮大和发展。”此文列举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的情景值得一提：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李鸿章一再要求减少白银赔偿数量，说民众食不裹腹，遭拒绝，最后叹道：“容且再减五百两也好”。
放弃接受战争赔偿和争辩少赔偿当然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可足见李鸿章在无奈情况下的忧患民情之心。然而，接受赔偿是最能体现胜利者的中国人尊严的实质性事情;不接受赔偿，反而给日本右翼势力留下口实，借此否认和歪曲那场侵略战争，不承认有过对中国人民屠戮的事实。
(http://club.xiangxiang.gov.cn/viewthread.php?tid=4708)
陈华在这段文字中用李鸿章的忧患民情之心反衬中国共产党的无视民生之心。李鸿章为“食不裹腹”的百姓而苦苦向日本人讨价还价哪怕是“再减五百两也好”，可是共产党却连日本人送上门来的赔款都不要(即某些人说的拒绝日本赔款)，宁愿让自己的人民冻着饿着!
陈华在这里还表露出一个意思：放弃索赔就是丧失了“中国人尊严”，自然也就成了一种丧权辱国之举。
我在腾讯发的《戏评袁腾飞语录》里又遇到了这个问题：
288 楼：一个鱼 为什么拒绝日本赔款?我觉得鹤龄还是比较讲道理的，请为毛辩护一番!
304 楼：鹤龄 首先，“拒绝日本赔款”的问题并不存在。请问，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日本人把赔款送上来而毛泽东拒绝签收的事吗?如果没有，你叫我为毛主席辩护什么!?
其次，日本投降于1945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此法律地位直至1971年才终止。毫无疑问，向日索取战争损失赔偿是国民政府的份内之责。长达26年之久，它为什么没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你应该先替它作出一个辩护!
“一个鱼”接下来的回复，一直发不出，他发了几句牢骚后退下了。这个问题也就没辩出最后的结果。
我把中华民国政府搬来挡阵，并非以此搪塞不愿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因为，要说明中国政府为何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就必须请出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事。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无奈放弃了索赔的权利
1952年4月28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个“中日和约”，在这个条约中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有论者认为：
“台湾的国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
我认为这三个原由基本上都不成立，特别是“一”和“三”。所谓“以德报怨”只是场面上的客套话，“装大”更是无从说起，国民政府其实是很想向日本索要赔款的。“退居台湾”大大降低了国际地位也不是主要原因，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本来就很低。49年以前它并没有退居台湾，不是也没有拿到赔偿!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
谁说国民政府不想要日本赔款!不但是中国的国民政府想要赔款，英国、美国也想要!美国还要得非常积极的。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政府于1946年3月制定“临时赔偿方案”，采用“先期拆迁”的方式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 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约值2250万美元，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 5” 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
谁说国民政府“装大”放弃索要赔偿?这不，2050万元的物资它也要，一套发电设备和起重设备它也要，而且是迫不急待地派人去要!
“可是，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 1949年5月13日 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
由此可见，不是国民政府不要赔偿，而是它要不到赔偿，连一套发电设备和起重设备也要不到!
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的形势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此前的4月23日攻占了南京，日薄西山的国民政府已是命悬一线气息奄奄了。于是，美国出于自己反苏反共的需要，决定调整策略，重点扶植日本，要让日本成为它在远东的反共堡垒。再说，真要是这个国民政府从地球上消失，拆迁回来的东西岂不是白白地送给了共产党，又一次使自己成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了。
我们不能小看了这个美国，二战后的世界，已经确立了它的霸主地位。它不让日本人赔，你就别想让日本人赔!
接下来美国又有了新动作：
1951年9月4日—8日，美国又纠集52个国家(主要由非对日作战国家凑成)召开旧金山会议，操纵会议通过并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也称《旧金山和约》。
和约在赔偿问题上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不但没有提及具体数额，而且还规定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同时还限定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说白了就是限定只能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了日本的战争赔偿。
接下来，它又利用这个旧金山条约，与日本唱双簧，胁迫国民政府俯就日本签定了“中日和约”，在这个和约中，国民政府无奈地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权力。
(参见：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9219654)
本人不想在此对国民政府的此举进行责难，也无意为他的此举进行辩护，而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它的此举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索赔之路开了一条大口子，也可以说是开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第三节 共产党送了一个顺水人情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定的这个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声明不予承认。但是，你不承认，它还是客观存在着，政府与政府间的双边协议是不需要第三方承认的。只要双方承认就行了。何况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还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当然，到了中华人民共国政府成了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时候(1971年10月)，对于前政权与外国签定的条约，有利的它有权继承，不利的，它也有权不予承认即予以废除。像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定的这个“中日和约”，不承认它要废除它，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个声明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废除条约后的行使权利索赔就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向别人讨账找别人要钱的事!俗话讲：放债容易讨账难;站着放债，跪着讨账。
民间讨债尚且如此，何况国与国!何况这个日本手里还有一张王牌：你们的中华民国已经把索赔的权利放弃了。你不承认吗，你们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还在。日本人就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利用这张王牌与中国打外交战的。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别开一些网帖中提供的资料，我在这里来一个揣测：
如果提出向日索赔，提出百亿千亿都可以，日本的侵略对我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数计的。但是，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就必须考虑一点：要求能不能实现，也就是能不能要到钱!
现实中我们看到听到很多打赢了官司要不到钱的案例，很多人都成了“偷鸡”不成反倒丢了一把米，诉讼费花了一大把，买回一张空头判决书却不值一分钱。
我国与日本这个官司怎么打?不知国际法庭管不管这号事?即使国际法庭管了这个事并且判决日本赔偿我国几千亿。可是，如果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就是不赔款，那又由谁来负责执行呢?国际法庭会不会负责执行?我以为，即使它愿意执行也绝对没有能力负责执行。出兵到日本实行强制，肯定不可能。如今倒是有种办法可以卡它的脖子，实行经济制裁逼其就范。但是，在美国主宰世界的当时，没有它的批准肯定不行。
那么，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不可以执行到位呢?采取经济制裁，当时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日本人不会惧怕这种制裁的。采用武力征服吧。我们虽然在朝鲜与美国交过手也取得了胜利，但是，真要跨海到日本去和美日交手，要想获胜恐怕就很难很难的了。
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武力有必胜的把握，又有谁敢作主下这一步棋!采用战争的手段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岂不把自己也置于强盗的地位了。这样的做法不但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且反对者中也会包括我们自己!
前面提到的那位陈华拿出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人要清政府赔白银两亿两清政府就得赔两亿两说事。他是在说，当年的日本人想要多少就可以要到多少，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要?可是，他却不知道日本人那是强盗逻辑!就像今天绑匪达不到目的便撕票一样，清政府少赔它一两，它就要继续在中国杀人放火奸淫掳抢的。无力对付强盗的清政府，除了拼命搜括民脂民膏去满足他们的欲望，还能怎么办呢?
现在，面对着这一笔不可能收到的赔款，我们该怎么办?是继续保持享有这个“画饼”的权利而树一个敌人，还是放弃这个权利交一个朋友?正确的选择当然是后者而不能是前者!
陈华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是日本人把一个“香饼”送到了我们的嘴巴边上而我们宁肯饿着肚皮就是不吃日本人的饼。他说：“此时田中角荣访华，主动代表日本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但中国政府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断然宣布中国放弃接受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
日本人真有那么好吗?看中日会谈的一段实况：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日方连中国政府提“赔偿”两个字都不同意，谁会相信他们有真心准备赔款!
后来，在周总理的严辞驳斥之下，日方才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这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高岛也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也就是说，他代表日本国民领了中国的这一份情。
而中国政府送的这份情，却是十年前国民政府早就送过的了。所以，我说，这次送的只是一个顺水人情!
第四节 假如你遇到类似问题会怎么办
下面我想举个例子对这个“顺水人情”再作一番浅显地分析。就拿我们自己来说事。
譬如某人欠你家一笔债务被你当家的哥哥作主与对方签约放弃了。你虽然对此表示了坚决反对。但这个合同的签订已成了客观事实。到了你当家想要将这笔债权收回来的时候，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笔债要不要得回来。如果你经过了充分论证这笔债根本就要不到。
那么，是重提这笔旧账打官司与对方结怨还是做一个顺水人情与对方修好，你将作何选择?
相信你选择的也一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弃弊而趋利。
当然，这个事与对日索赔的性质大不相同，但趋利弃弊却同一理。
第九章
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是天灾不是人祸
(写于2011年9月6日，1—6节原题为《天灾扯成人祸-评李银河〈从未听过的一次历史灾难〉》)
第一节 帖烂如斯 评《从未听说过的一次历史灾难》
8月23日，李银河在她的新浪博客和财经网名家博客发表《从未听说过的一次历史灾难》。虽然她在博文中第一句写的是“转载一篇文章：”但遍搜网络，此前找不到一篇同名帖，也找不到与此篇文字完全相同的帖子。所以，我们只能视此篇为她的原创作品而加以评论了。
李银河讲的是1975年河南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一场特大天灾被她扯成了一次特大人祸。将此天灾扯成人祸的，李银河不是第一人。早在2005年7月，网上就传出了王维洛的文章。同年8月，又有钱钢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造成的舆论影响非常之大。其后，关于这一事件，时不时地又会有人拿来爆炒一番，内容大多缘于王、钱的两文。李银河的是以“美国Discovery”为源的。同样以“美国Discovery”为源的帖子见于网易社会万象，由“woshiyudi.ha”于2009年4月1日发表，流览量高达175649657人次。可见其影响之大。李银河的帖子可以看作是它的简写本。
李银河的这个简写本，写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她口口声声地说板桥水库“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却不问问自己这篇帖子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像她的这种粗制滥造的帖子，网上确实很难找到几篇。
她的这篇博文起首一段是：“美国Discovery节目编排了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当报导从第十名倒着报到第一名，人们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国!”
如果美国Discovery也编排一个《世界互联网上十大烂帖》的专题节目，那么，当报导从第十名倒着报到第一名时，人们会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互联网上最烂的帖子，居然是中国性学专家李银河博士的!
你看，说着说着，博士好像是不记得起首一段早已在文章开始已经说过了。又把这段话搬到了文章的“半腰”处!来了一个成段的大重复。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她竟然重复讲了4遍!请看：
“本文记述的事件发生于1975年，地点在中国中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
“1975年8月8日零时，一场大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崩溃。”
“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当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
这一事件的死亡数据也被复述4遍，4个不相同的数据。
“至于死亡人数，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普遍认为超过10万。……板桥惨案死亡人数达23万人。”
“死亡数字至今不明，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一是。”
“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随后又有14万余灾民因次生灾害而丧生。”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下面这些阿拉伯数字“723和谐灾难之后 ”、“就如同723和谐惨案中”、 “758浩劫 最大的不幸”、“75-8之悲状 ”，就不知是什么玩意了!
这些什么“无数村庄在午夜的瞬间就数十米高的洪水荡平淹没”、“数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烂崩溃”、“更何况有良知的专家是那么凤毛麟角”、“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水利部长委会主任魏廷铮”…… ，简直可以让小学生 笑掉大牙了。
再请看，“7日19时30分，……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
只过了3个小时还差10分钟，她计算成了“7个小时后”。
一位叫“sunnyru”的网友看得不耐烦了，留言一条：“李老师，是不是您的博客被别人黑了?文章这么混乱，内容也有矛盾的地方。‘板桥水库大坝位于河南驻马店地区、三门峡水库大坝之西南……’有点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根本就不是西南、东北的关系啊。”(留言119页)
“二两戴帽和”也毫不留情：“第一次看到李老师的博文如此叙述混乱，是太激动了还是摘抄啊……”
这样一篇烂到不可再烂的帖子居然也敢拿出来“招摇过网”，李博士文才不浅，文德实薄矣!
第二节天下奇闻毛时代不能有自然灾害
中国有一个天下奇事：毛时代没有自然灾害。因为毛时代不应该有自然灾害，不允许有自然灾害。譬如中国上世纪60年代遭受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共识。连《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也载上了一笔。可是，就有那么几位“专家学者”从分析“气象资料”硬是得出了那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发生自然灾害的结论。
就板桥水库溃坝事件而言，虽然无人有胆说“风调雨顺”，谁也不敢否认“降水量是世界之最”、“三天比两年下的雨还多”，但是，这些论者都认定是人为的灾难!
我们实在找不出这种逻辑的奥秘何在!就拿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来说吧：
1901年到1948年的48年中，淮河全流域发生42次水灾。最突出的水灾有1916年、1921年和1931年的3次。每次洪水泛滥，常使几十个县、市和上千个乡镇沦为汪洋泽国，受灾人口数千万。死亡最多的是1931年，受灾人口2100余万，死亡人数75000多人，灾后瘟疫流行。
几乎年年皆有的水灾，无论其降雨量比板桥此次小多少，无论其导致的死亡是多少，谁都理所当然的视其为自然灾害。可是，尽管板桥此次下了淮河流域从未有过的特大暴雨，所造成的危害却只能称之为人为灾难不是自然灾害，
就世界范围而言，没有哪个国家下过当年中国河南驻马店那样的特大暴雨，可是，水库垮坝事件不知出了多多少少!美国、法国、意大利、苏联……，都发生过人员死伤、财产损失的水库溃坝灾害。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理所当然的认定为自然灾害，唯独我们中国的毛时代只能算是人为灾害，即，是人祸不是天灾!你说怪不怪?
如此怪事，谁能说出一个原因来?只能是，毛泽东时代不应该有自然灾害，不允许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成灾为害了，就是人为的灾难!
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就不应该有自然灾害!为什么就不允许有自然灾害!
第三节灾重如斯谁说板桥溃坝是人为灾难
李银河的博文中没有提及板桥水库溃坝前当地的特大暴雨任何具体情况，而着重于溃坝后的洪水肆虐情况的描写，用了大量具有极大煽动性蛊惑性的词语，渲染板桥水库溃坝所造成的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
真的是人为灾难吗?
钱刚的文中说：“8月5日，行径诡秘的‘7503号’台风突然从北京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消失——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大形势的调整，‘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灾祸由此引发。”
这是此事件发生的初始原因，也是事件造成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即台风摆脱了气象部门的监测。如果中央气象台雷达一直跟踪监测着“7503号”台风的动向，即使溃坝不可避免，人民财产损失不可避免，但是，人民的生命是绝对不会造成如此重大损失的。
再看钱刚此文对溃坝前的降水情况描写：
“这场特大暴雨，是水库设计者们未曾预计的。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最强大的雨带，位于伏牛山脉的迎风面，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的降水强度，在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目击者称：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同黑夜;雨水像从消防水龙中射出;从屋内端出脸盆，眨眼间水满;暴雨如矢，雨后山间遍地死雀。板桥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为4.92亿立方米，设计最大泄量为1720立方米每秒。而它在这次洪水中承受的洪水总量为7.012亿立方米，洪峰流量1.7万立方米每秒。”
王维洛的《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也提到了这个客观事实：
“当时最大的两个暴雨中心，正好位于淮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上游，三天的降雨量超过1600毫米(当地年平均降水量为800毫米)。就是说，三天的降雨量比平均两年时间内降的雨水还多。”
先说王维洛的“三天比两年多”。我们把水库比做一个人，如果让一个人三天喝进去两年需要的水，结果可想而知!即使是“30天”或者“10天5天”也必定会爆肠炸肚的。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怎么恰当，因为人的“吞吐”每天基本上保持均衡状态，水库的吞吐功能则是参照历史上某个最大洪水量设计的。如果板桥水库是按“三天可以喝下一年降雨量设计的”，现在让它三天喝下两年的降雨量，这就与让一个人一天喝下两天需要的水没有区别了。
再说钱钢的“设计最大泄量为1720立方米每秒”与承受“洪峰流量1.7万立方米每秒。”这就像让一个只有百斤力气的人非要负荷千斤重量一样，他有可能不被压垮吗?
有位“sdavid”网友说得好：
“看完上述资料就知道，河南当时遭遇了一次非常诡异的气候条件，这种气候是人类记载中最特殊最严重的一次。这种条件下，任何水库只有一个结果——溃坝。板桥水库是按千年一遇设计的。所谓千年一遇，也都是估计的，因为人类没有记载过1000年前的降水量。设计泄洪量1720秒立方，实际流量17000秒立方，也就是10倍于最大泄洪能力。长江年均径流量9500秒立方，在一条北方河床怎么能容纳1.8倍的长江流量?这场雨下在任何国家按照任何设计标准的水库流域区，水库都得溃坝。不管这个水库修在美国还是苏联，不管是大跃进修的还是改革开放后修的，全都躲不过溃坝的结局。这比8级地震震中房子会不会塌还容易判断。”
说明一下，他所述“一条北方河床”具体的说应该是淮河的一条支流的河床，是板桥水库上方一条河流的河床。这样的河流与长江的容纳功能相比，应该是幼儿与成人的关系了。如果让幼儿承担成人的工作量，他有可能不被压垮吗
第四节水库无辜大跃进功过任由评说
李银河没有提供任河事实依据，就给大跃进、给板桥水库定了一个罪名。她说：“板桥水库……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因工程质量粗劣、日常疏于维护，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正常开启。”
板桥水库真是质量粗劣吗?我们还是听钱钢说的。
“这就是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垮坝前实际具备的工程标准。应当说经过改善、加固的两座水库，就工程质量而言，并无严重问题。”
我们只能听钱钢的而不能听李银河的，因为钱钢在此结论前还提供了具体的论据。钱钢文中还有“板桥水库素被称作‘铁壳坝’”之说。即使此语有些夸张，但当时的人们也不会愚蠢到把一副纸皮当作铁壳吧。总之，板桥水库的质量是过得去的。李银河诬它“质量粗劣”，是大跃进“粗制滥造的产物”不但是对大跃进的恶意攻击，也是对板桥水库一种诬篾。
所以，板桥水库的溃坝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大跃进的粗制滥造”，实际上倒与这个“铁壳坝”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个“铁壳坝”的盛誉导致了它的崩垮。
钱钢在文中是这样说的：“由于板桥水库素被称作“铁壳坝”，加上通讯断绝，板桥的险情被忽视了。”
与此相反，没有“铁壳坝”美称的宿鸭湖水库，却因其“病态”引起了关注和重视，正好在暴雨前完成了维护工程，所以在这次千余年一遇的大难中挺过来了。
这种看似十分反常的现象，实际上在生活中表现得极为平常。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叫做“天天病，救了命。”为什么?经常生病身体不好的人，一是自己注意了保养，二是获得了亲友的照顾关怀，三是得到了医生的经常诊治。可是，身体好的人呢，却是三项全无。特别是自己，总是拿着身体健康当本钱，无形的损耗根本就不在意，即使发现了毛病也不在乎，咬咬牙就听之任之过去了。结果，一旦大病来到，便是大限临头。毫无疑问，这样的结局是由于人的犯错造成的。但是，这种错误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也是很多人曾经犯过或者正在犯着的“习惯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是任何时代的人都有可能犯的错误，如果渲染成毛泽东时代的特有错误，这种渲染的本身就是错误。
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认知也时常会犯错，此次板桥溃坝就与这种错误有很大的关系。王维洛的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暴雨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中，河南南部降雨很少，正出现旱情，农田缺水，大部分水库蓄水位很低，不能满足灌溉和供水的需求。8月4日该地区受台风影响开始降雨，人们还以为是天上降下了及时雨，各地水库纷纷开始蓄水，抬高水位，用于抗旱。这个蓄水过程持续到8月7日。由于降雨量大，水库又只蓄不放，水位上升很快。水位上升到水库正常蓄水位，继续上升到最高蓄水位，超过警戒水位。”
这就是一个认知错误造成的错误行动。正是这个错误给了板桥水库致命的一击，让它在喝得饱饱的以后再去经受十倍于其泄洪能力的洪峰流量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洪水的漫坝最后导致溃坝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悬念!
人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认知能力有限，当时的气象部门根本就没有捕捉到这次特大暴雨的蛛丝马迹，致使当地把一场即将到来的特大水害当作了“水利”欢迎。当着人们发现了这个“狼外婆”的真实面目准备动手打时，已经为时晚了。板桥水库正是中了“狼外婆”的招，直到8月6日23时(第二场暴雨在6日12时到7日4时)“主溢洪道闸门已经(才)提出水面，紧接着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可是，已经无济于事。“水位仍在上涨，库水位高达112.91米，而设计规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110.88米。”
请注意，钱钢在这里说的“主溢洪道闸门已经(才)提出水面，紧接着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说明李银河的“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正常开启”也是一句假话。
第五节事出有因“急报”“泥牛入海”不是人祸
李银河博文中有“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之说。上级为什么不及时下令排水泄洪呢?李银河是这样记述的：
“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动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这两封急电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
看了这段文字，谁的心里都会明白，造成溃坝的责任就是使两次急报“泥牛入海”的上级了。
这个“上级”到底是哪一级?李银河没有明说。从李银河的“政治需要”分析，是“越上越好”，最好是上到中央一级，最好是上到中央毛泽东主席那个“上级”。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归咎到是毛泽东为祸造成板桥水库的大难了。
很有意思的是，我在无意中却搜到了一篇《邓小平和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帖子。
该帖称：“《新史录》记者石磊最近采访了当时具体负责指挥此次救灾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据纪坡民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
此帖所说的两次急报发出时间均与李银河所述相同(8月7日19时30分和8日零时20分)，但第一次发报的不是驻守部队而是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省革委发出，河南省随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纪与李先念商量后，电话向邓小平汇报请求派军队抢险。被邓榕以其父有病已入睡而“挡驾”。可二人事后了解，邓并未入睡也无病，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
第二次急报则是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直接向省发出的，请求动用轰炸机炸副溢洪道。李先念再次给邓打电话，又被邓榕挂断。
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实在不敢轻意相信。但是，可以肯定，李银河所说的“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8日1时)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是不可信的。出动飞机炸爆、请求军队抢险须报中央，但是，水库闸门的开、关，本来就是水库管理部门即板桥水库管理局权限内的事，这还用得着二次三番的请示省和中央吗!所以，钱刚说的“6日23时，板桥水库主溢洪道闸门已经提出水面，紧接着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才是可信的，因为它合符事理。
钱刚文中还提到：“8月7日晚7时许……板桥与驻马店的通讯完全中断，一位携带报话机进行接力通讯的驻军士兵在行至沙河店时被汹涌的洪水卷走”，由此看来，地区第一次发急电时，即与板桥水库断绝联系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8月7日晚7时许)，省水利厅会议上才有人(陈惺，水利专家)提到了炸板桥水库副泄洪道的建议，但这一建议已无法传到板桥(钱刚所述)。
由此分析，8日零时20分，地区第二次急报中央请求派机炸副溢洪道的消息应该不真实。因为此时地区领导已经不知道板桥水库的具体情况了。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次抗灾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身患重病，国务院几位领导没有将此事报告他们。李银河如果想要借此攻击毛主席，那就请把这份心省了。钱刚文中详细讲述了班台闸的爆破情况，是由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直接组织指挥的：
“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后，李先念下令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紧急出动，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班台闸)任务。……”
第六节封杀真相动用一切手段从何说起
李银河在博文中说：“遭到灭顶之灾的遂平民间于灾后试图立碑纪念，未果。从某种意义上说，758(应为“75·8”)浩劫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那场水灾，而是灾后当局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费尽心机对这场人造灾难的隐瞒和掩盖。36年之后，除非亲历者，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在人类灾难史上，我们有过多少世界之最。在很多时候，人是一种短视而愚蠢的动物。好大喜功见利忘义见风使舵使一切危险都被人们视而不见和选择性的遗忘。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中国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诺亚方舟;现实中，中国人造出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库。它是一座丰碑还是一座墓碑，没有人能预见到。没有了黄万里的中国，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我们看不见，不是不愿抬头，就是抬不起头。”
李银河在文章结尾又说：“1975年8月8日，这是一个无数中原人民失亲丧友、泣血含泪，理应被记入史册以示警戒的日子，然而当局秉承一贯‘报喜不报忧’的原则，用蘸满黑心话与灾民血的笔，将这一天轻松地从人们的视线于其历史中抹去了。奇怪之处在于，在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很多60年代、70年代生人对于这场灾害完全不知晓。甚至事隔三十年后，很多中国人对于此次事故仍然一无所知。
李银河讲得“言词凿凿，慷慨激昂”，而“当局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的具体“手段”却一个也没有!我想，作为专家学者的李银河，总不能这样“血口喷当局”吧。何不把当局的“一切手段”掀出几手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呢?
我们知道，1975年，虽然“四大”的热潮已经过去，虽然实际上是邓小平在主持政府日常工作，但邓也没有也不敢明令禁止“四大”。人民群众亦然享受着充份的“四大”自由。而当时的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就是走资派为害人民的利益了。如果板桥溃坝事件真像李银河所说的是当局隐瞒了“人祸”的真相，那么，只要透露出一丁点风声，就有可能引发人民群众对走资派的一次大声讨!在当时，这样的风头，是任何一个领导干部所不敢面对的，包括邓小平在内!而在不到一天时间内即死亡几十万人的一次人为大灾难，“封杀真相”能够封杀到不透露一丁点风声，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办得到的事!何况还有一个专揭中国“人祸真相”的“美国之音”呢。它的鼻子的灵敏度比世上最优良的军犬还要高过千倍万倍!你封得住中国百姓，但是你绝对封不住它!
王维洛在他的《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提到：当时“曾拍摄过一部关于1975年8月河南省暴雨的科学教育片，其中有关于板桥水库等水库溃坝事件，但是该片也是内部发行，只供气象和水利的专业人员观看。笔者曾在大学学习期间，作为气象学的课程内容在1979年看过这部影片。”
可笑的是，王维洛其实也是一位“封杀真相”论者，实在不可思义!都拍成教育片用于科研和教学了，还能叫“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
李银河所说的“奇怪之处在于，在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很多60年代、70年代生人对于这场灾害完全不知晓。甚至事隔三十年后，很多中国人对于此次事故仍然一无所知”，其实也是少见多怪。现在有了网络，网络上曝出的事情，网民一般都知道。但是不接触网络的人就不知道!去年的袁腾飞事件掀起的风浪不能不算高吧，文学的语言可以用上家喻户晓，实际上很多不接触网络的人就不知道。我的姑父是一位退休干部，80多岁了，最近来我家，和他谈起袁腾飞反对毛主席的事，他还有点不相信，因为他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
李银河的性解放说教特别是去年马教授推出的“换偶无罪”，在我们国家造成了一场道德大地震。但是，十三亿人中又有多少人知道李银河和马教授呢?再过几十年，便会有更多的人不知道他们。
我们再看看李银河说的“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是什么状况?那时候，不但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很少。国家的喉舌《人民日报》每日只有四个版面一张纸，省报也是如此，地区一级的就只有半张纸了。
以这样的“新闻脉络”对近十亿人进行宣传，很多人不知道板桥溃坝事件有什么好奇怪的!
第七节水库溃坝多个死亡数据来源何在
(写于2011年9月15日，7-11节，原题为《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死亡人数探究》)
1975年8月8日，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因特大天灾发生溃坝事件(简称“75·8”溃坝事件)，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
三十年后的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以死亡人数最多将“75·8”溃坝事件列为十大人为灾害之首。由此引发了国内一些人对“75·8”事件的大声讨，按照《Discovery》的意图和导向把一场特大天灾“论证”为一场特大人祸即人为灾难。件的大声讨，按照《Discovery》的意图和导向把一场特大天灾“论证”为一场特大人祸即人为灾难。
一、美国《Discovery》的死亡数据是从哪里弄来的
李银河《从未听说过的一次历史灾难》有这样一段话：“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驻马店水灾，当时出动的抗洪抢险队伍仅医务方面即有从全国各地来的198个医疗队数千名医务人员;部队方面有北京、广州、南京、兰州、济南、成都、武汉7大军区，和北京铁道兵司令部、北海舰队、东海舰队、河南省军区等66个单位的42618名官兵,其他机关干部,工人更是不计其数。出动的飞机则多达数千架次，
一场受灾面积如此之大，受灾人口如此之多的特大灾难，一场出动救灾人员如此之众的大行动，不用说死亡24万人了，即按中央电视台《追忆“75·8”水灾》所说的2.6万人，也足够轰动全世界!1975年并非信息闭塞的蛮荒时期，美苏的通讯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特别是专挑中国“脓疱”的《美国之音》，其触角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奇怪的是当时的它们却对“75·8”毫无所知，而将此“秘事”留待了今日的“Discovery”爆料。
我们不禁要问：“Discovery”的“料”是从哪里弄来的呢?总得有个出处吧。譬如说“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具体在什么地方打捞到的?具体掩埋在什么地方?……
可是，在李银河这篇被转来转去的帖子中，除了在“Discovery”的数据后面添上大量的如“这一天灾与人祸紧紧绞缠的惨烈历史”、“数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烂崩溃，黑压压的苍蝇压断了洪水中仅存的大树，人间地狱亦不过如此”、“观众们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国”等极具煽动蛊惑力的空洞言词外，支撑其数据的证据及具体细节却找不到半点影儿。
二、乔培新等人的死亡数据是从哪里弄来的
美国《Discovery》节目播出一个多月后的2005年7月，网上就传出了王维洛的《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该文又列出了这次水库溃坝事件死亡人数的多种不同的说法：
“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1029万人遭受毁灭性的水灾，约有十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十万人……
王维洛把这些数据搬出来，与那些搬“Discovery”数据的一样，也没有提供支撑数据的任何证据和具体细节，只负责加了一些“添加剂”。
那么，乔培新等人的数据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美国《Discovery》弄来的?或者，美国《Discovery》是从他们手里弄走的?
三、李银河的民间“说法”是怎么弄来的
李银河在《从未听说过的一次历史灾难》中说：“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一是。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
请问李银河：你是从哪个“民间”弄来这个说法的?是通过什么方式从“民间”弄来的这个“说法”?
譬如乔培新、孙越崎等人的说法，应该是不能代表官方的，都只能算是民间的说法。但是，如果每个人的说法都可以代表民间的说法，那就恐怕不只这几个数据了。就在李银河这篇博文中还有一个“民间说法”：这是“秋收正午时”网友于2011年8月30日11时30分17秒的留言(120页)：
“早就说过李银河的文章严重失实，歪曲历史，对广大网民不负责任!我老公的部队就参加过当年的抗洪救灾，对当时的事情知道的太清楚了。明明只死了3千多人，却胡说成二三十万，好在亲历者还没有死绝，有人知道真相。这样极富煽动性的文章应该删除，免得不明真相者误读历史!”
这个“民间”的说法只死了三千多人!
从3千多到40万，无数的“民间”说法被李银河汇总成一个“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的“民间”的“说法”!
这个“认同”又是怎么来的?请问李银河：你就“超过30万”作过问卷调查或是举行过全民公投吗?要不，你是怎么知道人家“认同”的?请你具体的说说，是哪些人认同你的“超过30万”了?
第八节统计数据板桥溃坝直接致死18869人
网上众多关于板桥溃坝事件的文章中，提到溃坝事件直接导至死亡的有出处的数据只有两篇。
一是《南方周末》2005年所载钱刚的《1975年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该文中说：
“板桥水库垮坝后，距水库最近的沙河店镇首先被大水吞噬。尽管泌阳县委书记朱永朝在事前布置了紧急撤离，但因洪水势头凶猛，全镇6000余人中仍有827人遇难。撤离的通知，仅仅限于泌阳县内。由于驻马店方面没有也不可能向全区作出相应的紧急部署，与沙河店仅一河之隔的遂平县文城公社，群众完全没有得到洪水警报，因此，文城成为“75.8”洪水中损失最巨的地区：全公社3.6万人口中，有1.8万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
二是《南方都市报》2010年所载江华、喻尘的《水墓：那些正被遗忘的残酷记忆》。该文中说：
“1975年8月8日3时左右，峰头高达7米到10米的洪水兵临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下。它轻松地越过遂平县城，在遂平县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记载：‘全县23万人被冲走，18869人遇难’”(文城公社的死亡数据与钱刚文中完全相同)。
两篇文章中提到的是泌阳、遂平两县的死亡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距板桥水库最近的泌阳县沙河店镇，死亡827人。这是板桥水库溃坝事件造成泌阳县死亡的具体人数。因为溃坝洪水经过沙河店后即进入了遂平县。
第二个数据：是遂平县了，这是本次水灾受害最严重的县。全县死亡18869人。江华、喻尘在《水墓……》中对此提出质疑。其理由是：
“仅文城公社的记载官方数字是：全公社3.6万人口中，有1.8万余人遇难。……有7家人绝户(见本篇第二段)”。
怎样看待这几个数据?首先，一个小队的数据不能用于推算全大队的数据，一个大队的数据不能用于推算全公社的数据，一个公社的数据不能用于推算全县的数据。其次，从精确到个位的“18869人”来看，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基层逐级上报的统计数据汇总得出的数据。而全公社的“1.8万余人遇难”则是一个估计数据，魏湾大队“有近千人丧生”同样如此。它们都无力推翻全县“18869人”这个数据。
由此，可以得出板桥水库溃坝直接致死的人数为19696人。计算公式为泌阳的827人加上遂平的18869人。因为，洪水经过遂平后就进入了宿鸭湖，而宿鸭湖并没有溃坝。
第九节 尸横遍野 乔海燕“戏说”石漫滩水库溃坝
石漫滩水库溃坝事件的专题文帖网上少见。该坝的溃坝情况大都出现在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中，而且大都是一笔带过。网上只搜索到凤凰网副总裁乔海燕的一篇《石漫滩水库溃坝亲历记》。乔在文中几次提到人员死亡，但没有具体数据，都是一些泛泛之谈的文学语言。如：
“那真是尸首遍野!根本不用找，到处都是。一天早晨，我和另外两个医生出诊，眼看着前面一座砖窑，我闻到有异味。果然，在一个大土坑下面发现几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多数是妇女和老人，也有几个孩子。我们赶紧折回宿营地，背来喷雾器、铁锹，这一个上午，我们三个就是掩埋这些尸体了。尸体正好落在土坑边的底部，我们从土坑上面往下推土，盖了几层土，再下去加厚掩埋。我估计，大水夹着溺毙者向前流动，到了这个土坑边，尸体便落下来沉到坑底。因此，凡是能减缓水流的地方，村头、沟坑、玉米地、树林里，都有成片成堆的尸体。”
“这时候，地方官员拽过一个孩子，才七岁大。据说，孩子家的村子一百多人全部遇难，这孩子抱着个大西瓜，漂到一处高地才脱险”。
文章结尾虽然提到：“我们最后听到的报告，说遇难人数是四万，还有个零头。不过，至少我们医疗队的三十多个人，没一个人信。”
“四万，还有一个零头”，凤凰网副总裁用这样的语言表述出来的数据，不单是“医疗队的三十多个人没一个人信。我也不相信!我想，大家也都不会信。
圆滚滚滑溜溜的西瓜在水里可不是那么好抱的呀。七岁孩子抱个大西瓜脱险而全村人全部遇难。这样的话，你信我不信!这西瓜是天生的铁皮壳?百多人全部死亡而它却在特大洪水的冲击下长时间长距离的漂流滚动中居然安全无恙，只能是一个现实版的《天方夜谈》故事!
几十个尸体集中在一个大土坑，除了方便乔海燕来填埋，还能找出什么理由来?几十个尸体连具体数字也不清点就填埋，这就是救灾人员对待生命的态度?你信我不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石漫滩水库的溃坝没有造成遂平县以及文城公社那样的极端情况。真要有这样的情况，专家学者们一定不会对它手下留情而为之保密的。客观上它的2亿多立方水量也不足板桥水库7亿立方米的三分之一，其溃坝洪水的破坏力势必远小于板桥水库的溃坝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可能超过板桥溃坝洪水的致死人数(19696人)而达到8万余人。两库溃坝直接致死10万余人是怎么凑起来的呢?
由此可见，美国《Discovery》的“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只能是是无稽之谈。
第十节对次生灾害致死14万余人的质疑
美国《Discovery》的节目，在“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的后面又有“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的说法，这是属于次生灾害的致死了。乔培新等人认为总计死亡23万余人其中也包括了次生灾害致死的10余万人在内。
次生灾害有没有致死14万余人?我们希望能有证据站出来说话。遗憾的是却没有任何人提供任何稍有价值的证据，倒是在钱刚的《1975年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一文中发现了一组驳斥“致死14万余人”的数据：
笔者(钱钢)从驻马店地区的档案资料中查到一部分残缺不全的电话记录、情况通报，这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披露了驻马店各县群众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后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真实景况。
8月16日———全地区120万人还在水里，其中上蔡52万，新蔡20万，汝南4万，平舆23万。平舆县射桥大队有3个老头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
8月17日———全地区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万。上蔡50万，党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树上、筏上3.1万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个孩，三个孩仍光身，三个只有裤头。
8月18日———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
汝南：50万人发病32万。其中痢疾3.3万，伤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万，疟疾3072人，肠炎8.1万，高烧1.8万，外伤5.5万，中毒160人，红眼病7.5万，其他2.7万。
上蔡：群众生活极困难，华陂公社5.6万人仍有2.16万人泡在水里。
刘连玉村8户围1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做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21人。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11日死。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全社脑炎死3人。
8月19日———全地区尚在水中的人数44.8万。上蔡：水中仍有40万，病死15人。
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
平舆：截止到昨天，已病死113人。遂平：县里粮食吃完了。各县纷纷要求速送治疗脑炎的安宫牛黄丸。
8月21日———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
汝南：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
新蔡：发病人数22.8万，占41%，20人死亡。
上蔡：73人病死。
尽管这些数据是零星的，是残缺不全的。但它们都是来自原始记录，是真实的。我们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
1、当时的驻马店地区对灾民情况的调查了解是非常认真细致的。特别是对灾民死亡情况的了解与报导，没有出现“几个、几十个、十余个”之类的概数。有的甚至还记载了死者的名字、死亡原因、死亡方式和死亡时间。如：“平舆县射桥大队有3个老头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11日死。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一些特困家庭的生活状况也进入了政府的视线。如“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个孩，三个孩仍光身，三个只有裤头”。
2、次生灾害致死情况也有明显的体现。
平舆县：8月19日的记录里有“平舆：截止到昨天，已病死113人”。这“113人”就是8日垮坝以后至18日，平舆全县因次生灾害致死的人。此后，虽然还会有所增多，但大批人员的死亡不可能出现!因为班台闸已于14日炸掉，大部份地区的洪水已经退去。通讯已经恢复，交通状况开始好转，救援的力量越来越强，救助的物资越来越多。
汝南县：8月18日对全县发病的32万人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统计。没有死亡数据。8月21日有“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的记录。这里的“190人病死”应是这个县在溃坝后至8月20日的死亡数据。
新蔡：8月19日和21日都有“病死20人”的记录。是当天死亡人数还是累计死亡人数无法判断。但依平舆的统计方式，估计这两个数据都是累计数。即19日累计“病死20人”，至21日没有增加，仍为累计“病死20人”。
上蔡：8月21日有“73人病死”的记录。是当日的还是累计的，也无法判断。估计是累计数。
尚有泌阳、确山、遂平、西平、正阳五县没有任何数据体现。可能是这些地方的地势较高，洪水退得较快的缘固。譬如泌阳县，板桥水库溃坝后，其境内的降雨便畅通无阻的经遂平县进入了宿鸭湖。而8日溃坝后即开始天晴，该县也就没有洪水了。
3、从钱钢了解到的这些数据来看。驻马店地区当时对灾情的统计报告应该是用的日报形式。而每日报上来的死亡人数不到一百人，至少要报4年时间才能报出14万的死亡人数!即使当时是每小时收集一次汇报，每小时死亡人数不到一百人，至少也要报两月时间才能报出14万死亡人数。
找不到几条成千上万人死亡的电话记录，凭什么可以推断出14万多人的受次生灾害死亡!
第十一节王维洛“爆破分洪致人死亡”应是妖言惑众
王维洛在他的《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中独曝秘闻：
“最后不得不采取爆破开口分洪的手段，分别在淮河中下游多处采用爆破的手段，炸毁堤坝以分洪，以增加受灾面积来减小溃坝洪水的毁坏力量。由于时间紧迫，许多居民没有事先得到消息，根本来不及逃离，死于爆破分洪的洪水”。
王维洛的此说，纯系造谣生事，妖言惑众。
首先，在炸坝之前，坝外地区都已遭受了洪水肆虐。“8月7日雨量最大，此时的驻马店地区平地积水已达1米”(见中央电视台《追忆“75·8”水灾》)，所以，坝外群众早已处于对洪水的戒备状态。
其次，炸坝都是有组织有准备的。有的甚至还是坝下群众协助炸的。
据宿鸭湖水库管理局副主任赵尊民介绍，宿鸭湖水库炸坝就是大坝下游三桥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带着民兵炸的：
“大坝下游三桥公社的200个民兵迅速跑来帮助挖坑、埋炸药，12点(8月8日)炸响第一炮。”
“这时候三桥的民兵杨柏青他那个党委书记带着一百多民兵去帮助挖，这样的才挖的坑比较大，埋的炸药比较多，这一次最后爆破几十米，大量的水才下去。”(见中央电视台《追忆“75·8”水灾》)
再次，炸坝的洪水都流向了蓄洪区。蓄洪区不是居民聚居区。
“武汉军区和舟桥部队的官兵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共有18处阻水工程地段被炸掉。被阻住了多日的50多亿立方米的洪水争相流向蒙洼蓄洪区。(见中央电视台《追忆“75·8”水灾》)
这样的炸坝有可能会造成下游群众的死亡吗!
第十一章
评彭明道借评词毁议毛主席对杨开慧的真挚情感
(写于2010年9月13日，原题为《驳彭明道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
第一节子虚乌有的“毛、陶”恋
如今的怪事特多。忽然间一阵风起，毛泽东又有一个婚外情人了，并且上了《百科名片》。究其根源，应该归“功”于专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彭明道“集十数年努力”打造出的一篇大作：《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下称《彭文》)。
据《百科名片》称：毛的初恋情人姓陶名毅，字斯咏，湖南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富商家的千金闺秀，周南女中师范科的毕业生。在周南女校，与向警予、蔡畅齐名，号称“周南三杰”。又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美称。其人才华横溢。身材修长，美容貌。性好强。为当时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的副会长(毛泽东只是理事)。
《百度名片》又称，毛陶“二人曾陷入疯狂的爱情之中……1921年，中共“一大”结束后，毛去南京与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
《百度知道》里面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说他们“断续有过几段恋情，多次分而复合，1920年时还曾同居了四个月”。
《百度名片》又称：二人“后因政见不同分手……”又说陶：“后来终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大概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好像陶斯咏的一颗芳心永远钉在毛的身上，达到了非毛不嫁的地步!
毛泽东与陶斯咏真的有过这段恋情吗?根据彭明道下面的叙述，结论应该是子虚乌有!
《彭文》说：“她考进周南前，结过一次婚。结婚没好久，她丈夫就去世了。她到周南读书的时候，22岁了。”原来，陶斯咏在认识毛之前就已经成寡妇了。
后来，陶虽然拒绝了同是文化书社成员的彭璜的追求，但心中还是有所属的。也是彭明道说的：“陶斯咏1926、27年去找过匡互生，匡互生那个时候在上海办了个学校，立达学园。陶斯咏很崇拜匡互生。匡互生有妻有子，不想和妻子离婚，他给陶斯咏介绍了个男人，沈仲九。沈仲九在湖南一师教过书，也在上海。沈仲九和陶斯咏没正式结婚，只是同居。1931年陶斯咏怀孕了，吃错了药，死在上海。”
这就是说，后来的陶斯咏，还是有了自己的意中人沈仲九。如果不是她的意中人，沈仲九肯定也会像彭璜一样被拒之门外。至于有没有正式结婚?那时候确立婚姻关系并不一定要通过法律程序，确立的两个要素：一是媒人，即所谓的明媒正娶。二是举行婚礼，即摆酒请客，公之于众。媒人，陶与沈是有的，即匡互生;有没有摆酒请客?不得而知。即使没有，也不足为怪。二人客居外地，少有亲朋，况且又是再婚，婚事从简没有大排筵宴也说得过去。凭什么可以断言他们是同居呢。即使是同居，也是一段感情。怎么可以视为“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专情于毛泽东呢!
可见百度这位见风就是雨的“名片”制造者，不但是当了彭明道的传声筒，而且还当了扩音器!这个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和这位“刮风”的彭明道好好地理论一下：
第二节彭收集的资料无一可证毛、陶有恋情
为了证实毛、陶的恋情，彭明道做了不少的工作，湖南省档案馆、长沙和湘潭的党史办、史志办以及周南学校的档案室都被他查遍了。被他找到的史料有：
1、1919年11月16日，一张新民学会的部份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的合影。
这张照片虽然毛、陶也在其内，但这是一张40来人的集体照，相信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傻瓜蛋，将一张集体照拿来作为毛陶二人恋情的证据吧!
2、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大公报上登广告，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主要是卖一些进步书籍)。陶斯咏加入了书社，并出了10块光洋。毛泽东也出了10块光洋。出10块光洋的有3人。
如果有人以都出了10块光洋作为他们恋情的证据，不用我说，谁都会认为此人肯定是个傻瓜蛋。
3、在1918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曾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有五件，内容只是片断。
这些信件的片断，彭明道没有认定是情书，却用了个“只是片断”打下埋伏作暗示，也可说是给了听众一个自由猜测的空间。不过，如果真是情书，那就应该字字句句都是含着情的，岂有五个片断而不能作出判断之理?如果是彭明道自己才疏无能作出判断，何不将这些片断公之于众，延请高人研究?那就一定会有个结果的。数千年之前的甲骨文碎片如今尚有高人能将它们整理成文书。何况毛的书信片断都是用的现代汉字呢!
4、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开会返回长沙途中，特意绕道看望了在南京进修的陶斯咏。
据彭在此文中所说的“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因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 来看，毛从上海返长沙经南京并不是绕道，只是顺道在途中下了一次船罢了。顺道看望一位曾经是同志的朋友这不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嘛。怎么就和恋情扯到一块了?说不定他是想前去做陶的争取工作呢。(此时陶的思想是否与共产主义完全背离，未找到有关资料。如仍属同志，顺道探视更是情理中事)
第三节《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不是怪事
找不到“毛陶”恋情证据的彭明道，就把全部心思集中在毛主席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词的“考证”上，下决心非要从其中论证出一个“毛陶”恋来。他的主攻目标第一个就是这首词的标题“别友”。此词在毛去世后曾由人民日报发表过两次。第一次无题。第二次标题为“别友”，原因是在新找到的一份毛主席亲自校订过的手稿上有此记载。彭明道像是发现了地下宝藏一样的兴奋，大呼小叫：
“这里有一桩天大的怪事：经过毛本人亲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写的是“别友”。而《文献》版的注释却说“这首词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这就出现了麻烦：这首词，到底是赠给谁的?”
哪来的什么怪事!哪来的什么麻烦!
究其实，“妻”这个名词只是婚姻关系中与“夫”相对的一个概念，与感情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夫妻，终其一生，只有婚姻而无情爱，所以，在我们的汉语中，出现了一个成语，叫做同床异梦。这是对没有情爱的夫妻的最生动描写。
尤其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妻”是“夫为妻纲”的夫权下的一种附属物。对于广大妇女而言，就是屈辱的代名词。
友则不同，它建立在志趣相投的友情友爱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力量的干预和约制。没有友情友爱，也就没有友的存在。
毛主席的《贺新郎·别友》词，原稿应是送给杨开慧了，当时的标题是什么，无据可考。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在晚年整理此词稿时，对标题是进行了再三斟酌的。所以才有了两个校订的手稿前稿无标题而后稿用“别友”作标题。
用“友”不用“妻”，正是从“妻与友”的内涵着想，所表示的正是他与杨开慧不同寻常的挚爱。
何况，毛主席的婚姻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先后有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三任妻子。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样的知心女友却只有杨开慧一个。所以，词题不用“妻”而用友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毛主席思考问题的精明之处。如用“别妻”为题，不但显得俗气，也不能反映出他与杨开慧相交以心的挚爱，同时还产生了无专指之嫌。
第四节改后的词非常切合晚年毛泽东的个人情感
据彭明道称，《贺新郎·别友》最初稿为：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其后经过了多次修改，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引起了彭明道的极大兴趣和诧异，这个“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又引出了彭明道关于“文革”时期的诸于“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之类的一长串文字。可见这位彭明道先生的胡扯功夫非同凡响，也可以说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吧。于是乎，毛主席几十年前的这首小词由他作中介就与“文革”攀上“亲戚”了。用彭明道的话说，是“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
究竟什么句子充满了革命豪情打上了“文革”印记呢?这就是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原来，彭明道理解的“要似昆仓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两句，竟然是“摧毁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意思，所以，就被他认定是带着“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发出的 “革命壮志冲云天”的豪言壮语，是一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
观此一语，我们不得不对这位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刮目相看了。原来此君是一位古诗词的门外汉!当然，本人也只是一个门外汉而已。不过，我这个门外汉听他这个门外汉在门外的这一通嘶叫以后，忽然悟出了这个隐藏门内的“秘密”来了。
顺便说一声，像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赠答诗词，很多词语涉及的是两人之间的私事和私情。如不加注释，局外人有时确实是很难看得懂的。那么，毛主席这两句词中的“秘密”又是什么?说起来，其实无“密“可言，意思明白得很，与彭明道所说的原词比修改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的结论恰巧相反。
原词中的“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前一句直译为“我要以四海为家”，后一句直译为“更不会学小儿女态作昵昵情语”。这不就是当年的毛泽东表达出来的“不恋儿女私情而以四海为家”的革命豪情和远大志向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下面作了注释：“山欲堕，云横翥”——当时的国家形势是江山摇摇欲坠，个人想作双飞的乌儿不可能，天上有满天的乌云横阻着。
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我们先来看一首古代情歌：
枕前发尽千般愿。
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砣浮。
直待黄河彻底枯。
休即未能休，
且待三更见日头。
诗中用“青山烂、秤砣浮、黄河枯、三更日”这些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作为誓言，歌颂爱情的长久永恒。“昆仑崩绝壁”就是“青山烂”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台风扫寰宇”中的“扫”是扫荡扫平消灭的意思，如“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此意。这里的“台风扫寰宇”可以理解成毁灭寰宇，同样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表达的也是一种誓死不渝的忠诚情感。彭明道却将“扫寰宇”理解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的狂热来了，不可思义。
毛主席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修改，这和他晚年的心境有关。人到晚年都会怀旧。浮现在毛主席记忆中的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杨开慧使他感到，虽然彼此有海枯石烂之约，但自己在情感上欠她的实在太多。于是，修改后的词便打上了他在这个时候的情感“烙印”，诗人在向冥冥中的杨开慧细细诉说：“重比翼，和云翥”——来世再做一对在云彩中比翼双飞的鸟儿吧。这里的“重”应理解为“再”，当然，这个“重”也可以理解为重视、重要的、最要紧的。在“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誓言以后，进一步表示，要做一对在云彩中的比翼双飞鸟!
我不敢肯定自己对这首词的意境理解完全正确。但是，对一首情诗的分析，必须从情感入手，这是不容置疑的。别有用心的非要拉扯上政治，其结果必然会将他弄得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彭明道认为：“‘人有病，天知否?’接不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 “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评词品诗的学者用“嚎叫”之类的恶语攻击，又一次暴露了彭心中的阴暗。我们能指望有着这种阴暗心理的他会从毛主席诗词中品出什么诗味来吗!
他的此语又是简单的“以字论诗”闹出的笑话。此句可以理解为“我的疾苦别人会知道吗?”隐含的意思则是“我的疾苦只有你时刻在关心着!”这不正是“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注脚!1973年的毛泽东已至晚年，身体状况不佳，而且在外面还必须强装着没事尽量不让外人知道(即天知否)。在这样的心境中，倍加怀念杨开慧这位人生知己，从而发出这样的感叹，正是情理中事。怎么会是“离谱得很呢”!
彭明道在歪解了这首词以后，又发了一通高论：“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指“文革”)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
我们不知道彭明道是不是一个曾经请人滥写过情书的角色?如果是，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他在将自己比别人，好像别人也和他一样，把情书当作了玩弄女人感情的把戏，可以随意的花言巧语，也可以由别人代为花言巧语。
但是，我们深信，毛主席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这首词是真情大爱驱动下吟出的一首绝唱，没有真的情爱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好词。也是由于真情大爱的驱动，才使他在五十年后想起为这首词再次润色。试想，他有可能会容许词中掺杂进他人的情感吗?如果有这个可能，就不会有这首词的再次修改!既然把它看得如此轻淡，那就早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第五节1923年12月底毛主席为什么不可以在长沙
1923年底毛不可能在长沙，这是彭明道找出的又一个毛泽东有婚外恋证据。
是否如此?且看《毛泽东年谱》记载的1923年毛的行踪：
4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9月16日，回到长沙……
11月24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12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新郎》词赠杨开慧。(这是《别友》词的写作背景。词略)
《毛泽东年谱》未明确交代毛泽东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彭则凭个人臆想肯定毛参加了这次会议。理由之一是毛当时已是党内的第二号领导;理由之二是他推定这次大会应该由毛起草报告并向大会作报告。
他认为：“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11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12月还在长沙了。”
因此，彭明道作出结论：“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不过，我们从毛4月到中央工作9月又匆匆返回长沙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长沙的工作很需要他。所以，作为二号领导的他没有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是很正常的。此前陈独秀作为“一号”领导不是连“一大”也没有参加嘛。至于在“三届一中全会”上作报告，陈独秀应该是不二的人选。既然这次陈独秀出席了大会，作报告的事应该轮不上毛泽东。如果报告一定要由毛起草，他不是也可以事先在长沙写好派人送达中央吗!
彭明道以“必须由毛拟稿”和“毛必须与会”的主观武断而作出毛泽东12月底不在长沙不可能给杨开惠赠诗的结论，荒唐荒谬之至。
而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即使毛泽东参加了“三届一中全会”，12月底他也可以在长沙。
因为这个会议已于11月25日结束，接下来的“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要开多久?“三大”也不过开了8天，三届一中全会才开了两天。莫非这个“重要会议”要开一个多月不成? 难道开完这次“重要会议”的毛泽东应该在上海坐等那个未来的国民党“一大”而不应该火速赶回长沙开展工作!
所以，无论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三届一中全会，12月他都可以在长沙也应该在长沙。
为了证明毛泽东12月底不可能在长沙，彭明道还提出了两条“佐证”：
一是，《毛泽东年谱》提到11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却没有提供信的原件。彭认为这是 《毛泽东年谱》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显示毛当时在长沙。好像这位编者预知后来会有一位大学者彭明道要找《贺新郎》的麻烦，所以早作了防范。如果没有这个先见之明，他使个障眼法究竟是防谁防什么呢!
二是，“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1923年年12月25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12月30日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我要告诉彭明道的是：为什么就不可以用明码发送?难道这个以国共合作为主题的“十三号通告”还怕国民党窃密不成!
而且，据你所说，当时的毛泽东是党内二把手，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既然如此，难道这个“十三号通告”就没有可能是由毛泽东本人经办并由他从长沙发出去的吗!
三是，杨开慧在娘家生岸英以及《年谱》没有记载毛泽东对岸英出生的表示，也成了他妄断毛泽东当时不在长沙的佐证。他认为毛在长沙杨开慧就不会去娘家生孩子。也一定会对二儿子岸英的出生有所表示的。
生孩子的问题，据湘潭的迷信风俗，女儿在娘家生孩子是不吉利的事。我的二表弟就是姑妈一次回家小住突然发作在我家生的。故听母亲谈及过这种风俗。出嫁的女儿也不能死在娘家，马上要死了也会伧促抬到外面去咽气。
由此风俗，我揣测杨开慧很可能也是回娘家小住突然发作生下岸英的。过去不像现在，孕妇老早就会到医院检查，确定预产期。而且婴儿早产也是常有的事。
至于岸英出生没有记载毛泽东有所表示，一是可能有所表示而没有留下记录;二是客观上讲，岸英已是老二了。农村风俗，庆贺最隆重的是长子的出生。其后就渐趋平淡，愈靠后的庆贺愈平淡。所以，在外忙于工作的毛泽东没有表示也不足为怪。
四是，彭明道还把美国人R.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里说的“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也搬出来作为证实毛泽东当时不在长沙的证据。这就显得很无聊了，也可以说是自己在作贱自己嘲弄自己。你的一个研究专题无法自圆其说，却借助于一个没有对此问题作过专门研究的人。 何况此君还是一个与毛泽东非亲非故的外国人!
作为一个学者，你为何就不考证一下这个美国人的“证据”又是以什么作的证据!
第六节“长亭送别”为何不可以是杨开慧
彭明道认为：“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但是，他又断言，这个在长亭送别的女主角肯定不是杨开慧。因为，他想像的“长亭送别图”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
可是，毛杨两人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彭明道的两点理由：其一是毛杨结婚四年，感情已经陈旧。其二是两人已有过多次离别，对此已经适应。所以，即使杨为毛送别，也不会产生出“长亭送别图”式的激情。
我们先看这个结婚4年是怎么来的吧。彭说：“从1920年1月17日， 杨昌济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原来彭计算的毛杨四年婚龄，包括了婚前的一段同居在内。这个同居说起来就有点麻烦了。《毛泽东年谱》载有1923年11月下旬毛给夏曦写信一事没附原件，你彭道明就不认账。现在你说毛杨于1920年1月17日开始同居，为何不把“原件”也附上来!?
没有“原件”你凭什么污人清白，给他们安上一个同居的“罪名”，把杨开慧污为这样的烂货色，父亲刚好闭眼就像脱缰的野马似的狂奔乱跑!你这张嘴还有个遮拦吗?居然说得如此的活灵活现，时间精确到了1月17日!你这是在论词还是在泼粪?!
实际上，他俩结婚刚满三年，虽然生了两个小孩，那是因为杨开慧生小孩的间隔时间短，岸青比岸英才小一岁零一个月。而且，此时的杨开慧才二十二岁。二十二岁不正是女子多梦的青春年华嘛!莫非二十二岁的杨开慧已是老妇人不成。
至于“适应”了离别就不会有离别的伤情，应该是缺少情感的人发出的谬论。记得小时到三十多里外的初中学校上学时，每次与父母的离别时间最多也就一个学期四个多月，实际上大都只有两个来月的时间，因为上学期要放一次插秧假，平时只要有两天假就一定会赶回家。可是，每次离家时，父母亲(不是父亲就是母亲)总会将我送过隔家200来米的一座独木桥，一边走，一边千叮咛万叮咛的嘱咐着。每次我都看见母亲的眼里挂着泪。每次走到很远的拐弯处，我都会回过头来看一眼，每次我都看到父亲(母亲)还在紧紧地盯着我。
这就是大爱在父母心中引发出的离情，从来没有因为“适应”而淡化过。
彭还认为：“‘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因为他把这个“苦情”理解为前番的误会之苦。在他看来：一次已经消除了的误会，诉过一次不就得了。怎么还诉第二遍呢?何况这个“重诉”还可以是诉多遍呀。
然而，彭道明却不知道还有一个“苦”，叫做相思苦。难道说，离人相对，这相思之苦，上次诉过了，这次就不应该再诉了吗!
至于那个误会之“苦”，随着误会的烟消云散，早已转化成了“甜”，哪里还有什么苦可以诉的!
彭还认为：“‘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毛泽东)对开慧说的话。”理由是：“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
我认为，彭在这里又犯了个断章取义的错误。他把前面那句“知误会前番书语”给弄丢了。完整的“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意思是：前番书语上的误会像过眼云雾一样烟消云散了。使我们真的成了心心相印的爱侣。
“重感慨，泪如雨”则是面对着“知己”感动兴奋而流出的幸福泪花!何来什么遗憾呢?
第七节彭明道凭什么断言杨开慧没见过《贺新郎·别友》
杨明道说：这首词“ 非但不是赠她(杨开慧)，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
那么，他的这种绝对肯定的证据是什么呢?又是一个笑话。请听杨明道说的：“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言下之意是：杨开慧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毛泽东赠她的这首《贺新郎》，所以就可以断定毛泽东没有向她赠送过《贺新郎》!
荒唐之极。可笑之极。
我们不知道杨明道也给妻子写过信写过诗没有?如果也写过，那么，要是你妻子没有向人提起过，是不是就证明你没有写过呢?这个问题，想来不应该要别人教你怎么回答吧。
请问：你妻子有义务把你给他写的诗和信都向别人(好友)公开吗!你妻子有可能会把你给她写的诗和信都向别人(好友)公开吗!
同理，杨开慧也没有这种义务，也不存在这种可能。她没有向人提起过毛泽东写给她的这首《贺新郎·别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怎么可以用来作为毛泽东没有写给她这首词的证据呢?
不错。杨开慧是向好友李淑一提起过毛泽东给她的那首《虞美人》。那么，她为什么只向李淑一提起《虞美人》而没有提起《贺新郎》呢?一是因为1920年杨与李是长沙福湘女中的同学和同室好友，具备相互交流的客观条件。而到了1923年，两人已经各奔东西，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互相交谈不再有当年在校时的方便条件。
第二个原因是关键的：这两首诗的内容起了决定的作用。
《贺新郎》的内容前面已概要说过了，它表达的是两个人在一场误会过后感情甚深时面对着离别流露出的伤感。夫妻之间的矛盾，无论男方女方，不是到了决裂的程度一般都不会轻易告人的，尤其是女子。所以，杨开慧没有将此词向任何人提及完全可以理解。
而《虞美人》就不同了。其内容和格调与《诗经·关睢》非常相似。我们先看《关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是一首男子向淑女求爱的情诗。“求之不得”四句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情形描写这位年青男子对于心中淑女的刻骨相思之情。我们再看毛泽东的《虞美人》赠杨开慧：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很明显，此词的上阙是借用了《关睢》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寓意。下阙则用天地仿佛不再存在的一幅词人面对残月和心中的“离人影”泪流满面的画面进一步刻划了词人对离人的思念。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杨开慧从词中发觉自己在毛泽东心中占据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时候，她的心里有多么高兴和幸福。这是她向同窗好友李淑一出示此诗的根本原因。
彭明道有文论及《虞美人》写于1921年是毛记错了时间。正确的时间是1910年。是毛思念死去的罗氏而作，后来在与杨交往时又转给了杨以显示自己对杨的坦诚。此论应是无稽之谈。毛泽东再坦诚也不至于把如此刻骨思念别人的一首词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吧。难道他就不会考虑杨开慧的感受!
再说，即使杨开慧胸怀若谷，她也不会拿着毛泽东思念别人的一首词到好朋友面前去报喜的吧。如果当时杨开慧不是在李淑一面前报的喜，知道了是毛泽东送罗氏“真相”的李淑一就不可能在几十年后写信向毛泽东索要这首词的了。
此词写于毛与杨结婚之前的1920年，则应该是可信的。有可能确实是毛记错了一年，而记错十来年是不可能的事。
第八节彭明道无法理清的糊涂账
彭明道在“毛泽东眼前的倩影是谁”一节里说了半天，说来说去一句话，就是断定杨开慧不是这个倩影。然而，究竟谁是这个倩影，他又说不出来了。
倩影没办法找出来，换个“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的题目，他又来了一通自问自答。实际还是这个扯不清的“倩影”是谁的问题。
他在这一节里说：“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这就像一道别人已经做出答案的数学题，明知拿不出否定的理由(难于上青天)却非要否定它一样，岂不是庸人自扰，把个好端端的东西搅成了一笔糊涂账，自己作孽寻烦恼。
糊涂你就认个糊涂也罢了。可是，面对着这个“糊涂”他却露出了发现新大陆的喜悦。请听他说的：“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毛泽东的一首情诗居然送给了一实一虚两个情人了。这就是彭明道集十数年之力得出的“成果”!还好意思让人拿去作“重要参考”，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虚和实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虚是指空的假的，实是指真的客观存在的。毛泽东的这首情诗只能有一个“实”的倩影，怎么可能还有一个“虚影”与“实影”并存呢!
彭明道所谓的“虚影”是谁?“实影”又是谁?
他所谓虚的是前面提到的陶斯咏，因为他没有找到毛与陶有私情的任何真凭实据，却又非要认定陶也是一个“倩影”，所以只能算是“虚影”了。
彭明道所谓“实”的这一位叫丁玲。之所以称为“实”，是他掌握了毛泽东于1937年曾将《贺新郎·别友》一词抄送给了丁玲的这个“真凭实据”。而且据他说，早在二十年代毛与丁的关系就相当好。1937年丁来延安后，两人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照他这样说来，丁玲应该就是毛泽东真实的情人了。
不过，我以为，他的这个“虚实观”又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此词明确无误的已知是写于1923年，如果毛泽东不是写给杨开慧的话，那就肯定是写给陶斯咏的，肯定是向陶斯咏传情的了。所以，这个“实”非陶斯咏莫属，哪有丁玲的份!如果是向丁玲传情，怎么当时不将原词给她却在十多年后给了她一个抄件呢?
可以肯定，现实中将一束鲜花送给情人后再回收送给另一个情人的怪事绝对不会有!何况毛泽东出口成章，腹中不花钱的才思多的是，即使陶、丁两人都是情人，他也犯不着给丁玲一个“二手货”，抄送一首早已送给过别人的词吧!
这就是说，出现在《贺新郎·别友》面前的倩影肯定只有唯一的一个，不会有第二个。因此，在你杨明道排除了杨开慧这个倩影以后。我们有理由要求你，必须找出另一个切切实实的“倩影”向大家作个交待!否则，你就必须把自己这张没遮栏的嘴巴老老实实的闭起来!
第九节陶斯咏、丁玲有可能当第三者吗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还刚结束不久。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之下。妇女比男子承受着更重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尽管当时已经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但是，这个运动还面对着一股强大的阻力。
杨开慧、李淑一、丁玲、陶斯咏等虽然取得了与男子一样上学的权利(他们只是当时女子中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上的都是女子学校。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阻力的顽固和强大。
丁玲、陶斯咏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也是当时较有名气的公众人物。其言行时刻受着舆论的关注和监督。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不但会给个人的形象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尤为要紧的是会给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婚姻问题上，自主婚姻的倡导那时还只是刚刚开始。而性解放、性自由的时髦名词在我国直到改革开放很久以后才出现。即使是今天，这种观念亦然遭受着绝大多数国民的怒斥与声讨。可以想见，丁、陶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对这种行为有多大的容忍度!她们所在的学校肯定是零容忍度!
杨开慧在福湘女中只是不读《圣经》、不做礼拜，即被视为亵渎耶稣，破坏校规。受到了学校的严厉训斥。那些在男女关系上的越轨行为，学校有可能容得下吗!
所以，丁、陶即使不顾及所追求的事业，她们也必须顾及自己的身败名裂。她们不可能在人生的起点，事业的起点上作出这些不能为社会接受容忍的行为!
而在彭明道的眼里，那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性解放好像早已一步到了位似的。所以，他要集“十数年的努力”，非得“考证” 出那些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前列的青年男女，一个一个都是性解放者、性自由者!
第十节毛主席会将赠“第三者”的情诗留存于世吗
其实，当时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的毛泽东与丁、陶一样，在事业和私欲面前，也有一个正确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断定，毛泽东绝对不会选择放纵私欲、恣情女色而使自己在世人的眼里留下一个情场老手的形象。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并且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和损失。
现在，我们假定毛泽东就是彭明道所说的那种人，假定《贺新郎》词就是写给陶斯咏或是丁玲的。那么，时过境迁之后，毛泽东对这件风流韵事和这首词会作何处置呢?处置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将《贺新郎》消毁，二是将《贺新郎》保存。两种处置带来的两种结果是：一是这宗风流韵事随着《贺新郎》的消毁而带进自己的棺材，二是随着《贺新郎》的公示而使这宗风流韵事“流荒百世”。这里的“荒”指荒唐之意。
在二者之中，该作何选择?
按照彭明道说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将相也罢，才子名流也罢，他们的风流韵事，老百姓总是把它当作一段佳话，添枝加叶地传颂的，并未见损害过他们的文治武功”的逻辑，肯定是应该选择后者的，因为这样做可以给老百姓留下一段佳话。
彭明道虽不是什么大人物，应该也可以算个小小的才子名流罢。如果也曾有过风流韵事，想来他一定会载之家史，以传家风，同时也为子孙留下一段佳话。
不过，毛泽东的处境却与彭明道不同。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为了主义、为了信仰、为了丈夫、为了名节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杨开慧”无论如何绕不过。当年杨开慧在世时，即使毛有风流韵事，人们可以原谅也可以当作佳话。可是在杨开慧为革命壮烈牺牲以后，如果心还在那些风流韵事上而没有半点在杨开慧身上，就不行了。无情无义如此，还能算是人吗?!估计很可能这就是彭明道所要论出的最佳结果!不管彭明道有无此种居心，但世人必定会如此骂的。他的子孙后代也一定会如此骂的。
我们从彭明道“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这句话里看出，彭对毛的“行事精细”是十分佩服的。如果把毛的“行事精细”用之于《贺新郎·别友》，我们也可以向彭提出一个问题来：以毛氏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流芳百世”与“流荒百世”混淆不辩呢?
毛泽东有可能在彭明道所谓的“充满革命激情”的1973年把一首描写婚外恋且有愧于杨开慧的情词煞费苦心的翻出来给后世留下一个“流荒百世”的“佳话”吗!绝无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贺新郎·别友》肯定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否则，我们就绝对无缘在《毛泽东诗词》中看到《贺新郎·别友》了。因为他会被毛泽东带进棺材里面去。
让彭明道的那些连篇鬼话见鬼去吧。只有傻瓜才会信的!
第十一节也说几句题外的话
彭明道在“题外的话”中说：
“问题是一些“学者”们，有一种顽固的“阿Q情结”。他们总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为尊者讳”。……但是，无论如何，为它作注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不大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共产党员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
我们不禁要问：你彭明道为何没来由的把毛泽东送给“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杨开慧”的一首词和无穷的爱意无尽的追思非要生拉硬扯“割让”给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女人的头上呢?你就不觉得自己太过分太残忍了吗!若杨开慧在天有灵，我想，她一定会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的。
你不惜“费十数年之力”千方百计“造尊者谣”又是为什么呀?不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未必会是从文学需要出发!或者是从你的本性需要出发!
你这又是一种什么情结呢?不说了。留着你自己去想吧!
第十二章
驳彭明道的《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
(写于2010年9月20日)
彭明道除“集十数年之力”打造了一篇《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大作，论证此词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本人有《驳彭明道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予以批驳)外，还有一篇大作《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 ——〈虞美人·枕上〉探幽 》(以下简称《探幽》)，不知是集多少年之力打造出来的，此篇论证《虞美人》词也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幸而毛主席只给杨开慧写了三首词，再多写几首的话，我估计很可能就会把这位彭明道先生论死累死的。试想，他能有几个“十数年之力”可以“集”的呢!
下面我们就对他的《探幽》给以逐条驳之：
第一节寻常不过的一段所谓“公案”
创办于1957年的《诗刊》于1月25日发创刊号。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旧体诗诗人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十八首》，这应该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不知何故，也引起了彭明道的大发感慨。开篇就把“政治家毛泽东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的国内形势如“整风、反右”拉出来凑兴，好像这些就是“毛诗”发表的时代背景似的。
应该说，毛泽东直到这时候才“显露出诗人面目”之说，显露出来的应该是彭明道的孤陋寡闻了。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发表了惊动全国的《沁园春·雪》，天下文人无有出其上之作，难道还不足以显露出他的诗人面目!彭明道连这个也不懂，不知是如何研究毛泽东诗词的。
接下来，彭还有文章要做：“就在1957年初《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氏《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不久，却毫不经意地引发了另一段公案”。你道是什么公案?原来就是杨开慧的同窗好友李淑一将自己写的一首怀念已经牺牲的丈夫柳直荀的词寄给毛主席，并希望毛主席能把当年赠杨开慧的《虞美人》抄送给她。杨开慧曾向李淑一提及过《虞美人》，但李只记得前面两句，其余都忘记了。毛收到信后，在回信中说了“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并新作《蝶恋花》词一首回赠李淑一。
所谓“公案”，即此而已。
文人间切磋文艺、交流情感的诗词赠答唱和，在我国，古往今来早已蔚为风气，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况且还涉及到一个礼节和相互尊重的问题，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李淑一有信和词寄来，毛泽东无信无词送往。行吗?
可是，我们的彭明道先生却像太平洋的警察似的，居然从毛李的这次诗词唱和中侦察出一宗“公案”来了。并且集“公检法”于一身，自侦自破自诉自审自断。作出了《虞美人》不是毛泽东赠杨开慧的“判决”!
第二节毛泽东怎样答复李淑一是好呢
“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是彭明道侦破“此案”的线索，也是一个唯一的线索。彭明道就是沿着这条线索从“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写”这两个方面展开侦察并最后“破案定案”的。
那么，按照彭明道的意思，毛泽东应该怎么回答李淑一呢?是不是应该写成“开慧所述那一首很好，就不要写给你了。因为那是我赠给开慧的，不能赠给你。”这样的句子倒是泾渭分明十分严谨的。可惜的是，除了彭明道有可能写这样的繁文琐句外，恐怕小学生也不会这样写的。李淑一早已知道是写给杨开慧的了，还用得毛泽东再来画蛇添足吗?何况，真要是以这种理由不抄给李淑一，那会大扫李淑一的颜面。
可见，这样的答复是万万不行的。
还有一个答复就是：“开慧所述那首很好。现在抄来送给你了。”此话虽然非常严谨简练。可是，也不行。幸而毛泽东没有这么说。真要这么说了，彭明道又有文章好做了。由他命题的《虞美人·枕上》说不定就会变成《虞美人·赠李淑一》了。他又会通过“《虞美人》面前的倩影是谁”的自问自答，论证出这个倩影舍李淑一而其谁的高论来。他的理由也会非常的充足：当年在周南时毛和李的关系就特别好。这词本来就是送给她的嘛。她把原稿弄丢了，如今以死无对证的杨开慧曾经说过为托词掩世人耳目向毛再索词稿，希望燃起旧情。不是嘛，毛泽东还真惦着她呢。要不，怎么会给她回信赠词?你们想想看，毛还给哪个当老师的赠过词呢?
这不是在取笑。彭明道真的就有这么厉害。本人绝对不会冤他的。有铁证如山，上得法庭见得官。那个丁玲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嘛。毛泽东也就是赠了她一首词，并把赠杨开慧的《贺新郎》抄送给了她。于是，在彭明道的笔下，《贺新郎》就成了毛泽东赠丁玲的了，丁玲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毛泽东心里的那个倩影，而且还是“实影”呢。千真万确的实。(见彭明道《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彭明道还真有一手。幸而他的手上只有一支笔，要是刀，那毛泽东就不知道被他杀死几回了。
第三节“开慧所述那首”与“我赠开慧”有何严格区别
毛主席没有按照彭明道的“提示”将《虞美人》抄送给李淑一，既排除了李淑一是《虞美人》的倩影嫌疑，也肯定了《虞美人》不是赠李淑一之作。但是，彭明道并不就此甘休。他仍不认可此词是毛泽东赠杨开慧的。因为，毛泽东没有亲口告诉他：“这首词是我赠开慧的”!
他认为：“毛泽东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这与‘我赠开慧’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彭明道先生，说话确实是十分的不严谨了。因为，抛开任何前提的“开慧所述那首”这句话，表示的意思既有可能是开慧将看到过的一首词告诉了李淑一，也有可能是开慧将毛泽东赠给她的这首词告诉了李淑一。可是彭明道却在这里断定 “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请问，“开慧将毛泽东赠给她的这首词告诉了李淑一”这个可能性，你是怎么排除的呢?即使你在后文拿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证据，也不可以在此处下这种断然的结论。
我要告诉彭明道先生的是，行文十分严谨的毛泽东在此处的“开慧所述那首”，行文也是十分严谨的。先提醒一下，此话，毛泽东不是向你说的，也不是向任何其他人说的。它有一个特定对象，这就是李淑一。此话，只要李淑一听后不产生歧义就是十分严谨了。
李淑一从没说过此语有歧义的话，可以断定她对此语含义的理解是十分明确的。因为毛的“开慧所述那首”有个前提，这就是李淑一在信中说的话。因没看过李的原信，权且假设她这样说： “开慧当年告诉我，你曾赠她一首《虞美人》，我觉得那首词很好，可惜现在只记得前两句了。能不能请你把它回忆出来送给我呀!”
如果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回信中的“开慧所述那首不好”还有什么可以挑剔之处?这个行文已经十分严谨，还有必要强调这是“我赠开慧的”吗?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前提。我说，肯定有。如果李淑一不提杨开慧向她说起过《虞美人》，她又凭什么向毛道及《虞美人》呢?如果杨开慧告诉李此词是毛写给别人的(彭认为是罗氏)，那么，李向毛索要一首毛给一个与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的词有何意义?莫非她精神失常了不成?而且，据彭明道说，这个《虞美人》的前“受赠者”(罗氏)，毛和他的崇拜者都有意无意想要隐瞒的。难道李淑一会如此不谙世事，哪壶不开提哪壶，公然犯毛泽东的忌?
附注，为什么“开慧所述那首不好”将在最后一节论述。
第四节革命伴侣的暂别就不会有离愁别绪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毛杨1921年的生活，“大概是恩爱、甜蜜、舒心、浪漫、充实、幸福 之类世俗的形容词所无法涵盖的。”而这一年他们的离别，最长的时间间也不过两个多月”。所以，彭认为：“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的情境?”
这话的意思是革命伴侣兼恩爱夫妻的短暂别离不可能引发毛对杨如此的离愁别绪。
革命伴侣有无离愁的问题，我们还是用彭明道自己说的话来回答，他在《探幽》中说：“此时此境，诗人和他的广大读者，便有意无意地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好像毛 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列主义政治家，是不会有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 情调"或"封建士大夫没落情调"的儿女私情的。其时，凡是喜爱或崇拜毛泽东诗词的读 者，大抵对此深信不疑。”
自然，彭明道是不会相信这个“营造”的，他相信毛泽东也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封建士大夫的没落情调”，那么，有此“情调”的毛泽东在投身革命才几年之久的1921年为什么就不会像常人一样，遥望着离别的爱人，发出“一日三秋”的感慨呢?要知道，对于亲人的思念，是不以离别时间长短为前提的，前提是感情的深度，感情愈深，思念愈切!
第五节《虞美人》的格调能说明它不是写于1921年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无论是丧母之痛(见《祭母文》，写于1919年)，还是失友之哀(见《五古·挽易昌陶》，写于1915年)，抑或是别友之恋(见《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于1918年)，都找不到诗人一丝半缕如《虞美人·枕上》中所流露的那种"江海翻波浪"似的"愁苦"之情，更找不到 "万念俱灰"的痛楚至亟之语。他的思维，他的语言，始终是深沉而昂扬的。
彭企图以此理由证明《虞美人》不是作于1921年而是作于1910年。
如果按彭所说，在毛泽东1915年以后的诗词中找不到“江海翻波浪”的愁情和“万念俱灰”的痛楚便可以证明此词不是1921年所作，那么，要证明此词是写于1910年，就必须在毛泽东1915年以前的诗词中找出一些类似的“江海翻波浪”的愁情和“万念俱灰”的痛楚作为佐证才行。
请问，你彭明道找出了多少佐证?找到了一个吗?一个也没有!
既然也没有佐证，你又凭什么只允许这首词诞生于1910年而不允许它诞生于1921年?这样做，是不是太霸道了!
第六节毛泽东有可能将《虞美人》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吗
毛泽东此词的手稿上写明是作于1921年，但彭明道认为此词应该是作1910年。是毛记错了时间，记错了11年。他在《探幽》中说：“请不要忘了，毛氏的那份手稿，是他1973年抄写的，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而且，老人家把自己的旧作写错年份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比如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我们现在见到的就有五份手稿。其中有一份他就标明了‘一九二六年作’。这显然错了。”
人到晚年回忆过去的经历，年上年下记错时间的事是有的。譬如彭明道上面举的例，毛主席就把《沁园春·长沙》记错了一年，将1925年记成了1926年。但是自己经历过的尚有较深印象的事情，一下就把时间记错了十几年，这是不可能的事，人的一生才有几个十几年呢!1973年的毛泽东虽然已经80高龄，但还是照常在主持着中央的日常工作，怎么有可能会将这首记忆深刻的词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
附注：彭为何要认定为1910年，是要论证此词是1910年写给罗氏的。
第七节遣词著字的“稚嫩”可以推断《虞美人》写作时间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就此词的格调、风格而言，与1915年以后《五古·挽易昌陶》等几首诗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这首《虞美人·枕上》，遣词著字，似乎稚嫩得多。……故笔者认为，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应早于1915年。”
本人认为：虽然诗词的写作水平和风格与年龄的长幼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我们主观认定的“稚嫩”来推断一首词的写作时间无疑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你认为的“稚嫩”不一定的就是稚嫩!
我们不妨看一眼此词的第一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此句表达的意思是：“堆到枕上的愁是什么形状呢?就像江海翻腾的波浪”。其句式和意思与李煜脍炙人口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基本相同。其艺术性更有胜之而无不及。因为套用前人已有过的句式表达同样的感情却不留半点套用的痕迹，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技巧，没有很高的诗词造诣是绝对办不到的。
彭明道凭什么断言毛泽东在此词中的遣词造句是“稚嫩”呢?
第八节“离人”是特指离去的那一个伴侣或情人吗
彭明道在《虞美人》词的“剩有离人泪”一句上做足了文章。他在《探幽》中说：“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果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 ‘ 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魏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未归’。1921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
在第一人称上的“离人”是否特指离去的爱人?否。离与合是一组相互对立的反义词，表示分离和聚合。分离和聚合都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完成的动作，必须是两个以上的人。所以，表示分离的夫妻或是情人的专用名词“离人”，应该是两人的互指，而不是特指离去的那个人。相对于留守的人，离去的人是“离人”，而相对于离去的人，留守的人同样也是“离人”。因为他与离去的人也是处于分离的状态而不是聚合的状态。不称“离人”又称什么人呢?
借用彭明道上面所说“‘离人’ 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回敬彭明道：难道留在长沙的杨开慧对于离家外出的毛泽东来说，不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倒是“近伴自己的亲人”了!
彭明道还有一个“坐标”论。他说：“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
此种谬论不堪一击。随便举一例便无法作解了。譬如一对住在学校公寓的男女教师产生了恋情，而后来双双离开了这所学校，分赴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家坐标”作参照，谁是“离人”谁不是“离人”呢?说得清吗?都是“离人”或者都不是“离人”!
张泌的《寄人》诗也给了彭明道的“坐标论”重重一击。其诗曰：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此诗前两句表明，与情人“谢女”相识相交的地方是谢家。按照彭明道的“坐标论”，只能是那位谢家女称张泌为“离人”，可是，离开了“坐标”的张泌却不愿意听从彭的“号令”，他偏要称那位留守“坐标”的谢女叫离人。
按照彭明道所说的“如果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情， ‘ 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张泌在这里也“越轨”了。因为离开爱人的正是他自己，他却把对方当成“离人”了。
据此，毛泽东在远离杨开慧的情况下将杨视为“离人”又有何不可呢。
第九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彭明道对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特别感兴趣，在2万来字的《探幽》中，关于此次婚姻的论说即有近万字。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写下了《西行漫记》。彭明道搬出了《西行漫记》，他说：“谈到在第一师范求学的这段生活时，毛泽东忽然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婚姻。斯诺仍然是用第一人称记下了这段话：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就常理而言，毛泽东说的这段话应该是可信的。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动向斯诺回忆出来的。不可能怀有要隐瞒什么的目的。他要想隐瞒什么，干脆不提出来岂不就什么事也没了!而斯诺作为采访者，迫切需要的就是这些不为人知的资料。对于采访对象不需要隐隐的事情，他有可能会代为隐瞒什么吗?
然而，彭明道他就是不信“邪”，居然从毛的话里挑出了两点错误：一是罗氏嫁到毛家只有18岁，不是20岁。二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罗氏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是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呢!”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啊。毛泽东的此话要表达的意思是父母给他包办了一次婚姻但他自己不认可这次婚姻。这两层意思已经十分明白清楚。年龄究竟悬殊几岁在这里并不重要。毛有可能是记错了两年，也有可能说的是“20来岁”而被斯诺当成了20岁。至于那个“生活”，显然是“婚姻生活”被斯诺误听误译了的缘固。如果毛泽东要否认和罗氏有过“同桌吃饭同室睡觉”的生活，绝对不会这样的不明智，主动挑出这个话题来“引火烧身”的。
况且，毛泽东用“从没有和她一起生活(婚姻生活)过”来表白自己不认可这次婚姻，也有事实支撑。他们“同室睡觉”三年时间，罗氏居然没有怀过孕!这种情况在婚居男女中是很少见的。罗氏为何没有怀孕呢?不曾有过婚姻生活是最实际的理由。
可是，彭明道却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又是查《毛氏家谱》，又是走访毛氏老人。非要彻底推翻毛泽东本人对这次婚姻下的结论，“论证”出毛与罗氏的这次婚姻，不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而且也是为毛本人认可并珍惜的美满婚姻。从而“还历史本来面目——为罗氏正名”，
其实，毛泽东这句“父母给我娶了一个女子”早已把历史本来面目“还”给彭明道了。也把罗氏的“正名”告诉彭明道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时代，罗氏肯定是当时毛家合理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儿媳妇!这还用得着你下这么大气力来求什么证!
不过，非要当时的封建礼教叛逆者毛泽东以及今天的大众都按照你的要求认可这宗婚姻的合法性合理性。你就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封建卫道的使命了。除非你有力量把现代社会拉回到封建社会!
即使是古代封建社会，人民大众也都可以分清这个是非的。《孔雀东南飞》你一定读过的罢。这是一个焦母以及兰芝兄包办的婚姻与焦仲卿刘兰芝的自主婚姻相对抗的悲剧故事。凡有正常情感的人都会站在焦刘一边，颂扬他们的爱情，同情他们的遭遇，鞭挞封建婚姻的残忍。
当然，我也知道，以彭明道的大才，一定会从这个故事中论证出焦母、兰芝兄包办儿子、妹妹婚姻的合理合法性，并且还会论证出焦仲卿、刘兰芝为追求自主婚姻而弃母殉情的忤逆不孝来。
第十节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在当时当地，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对此，两家《族谱》均记载无误。”
毛泽东的父亲以雇帮工为主要目的挑选了一位精明的当家人兼儿媳妇，竟然使彭明道发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奇语：“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可笑不可笑!可笑的还有：“美满婚姻”的理由还有一条是“两家《族谱》均有记载”!
《族谱》记载了什么?不过是简单的两句话给了死去的罗氏一个毛家媳妇的名份而已。与“美满婚姻”毫无关系!在族谱中，女子只要没被丈夫休掉，哪怕是被丈夫虐待死，这个名份也绝对少不了的。
还有一点，彭明道说：“有意思的是，《韶山毛氏族谱》中在罗氏的条目下，还记载著这样一件事：‘子一：远 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
“子一：远智……”的意思是：罗氏有一个儿子叫远智，是丈夫继配妻子杨氏的儿子过继给她的。
杨明道的这个“有意思的是”到底有多大的意思呢?罗氏的这个儿子，既没经杨氏的同意，也没经罗氏的同意，当然也无需毛泽东本人批准。由族谱撰写人添上一句话就行了。算是积了一个阴德罢。
可想而知，族谱中的这些记载，怎么能作为毛泽东认可这次婚姻的依据呢!
彭明道又从毛泽东本人身上找出了依据。他说：
“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除上述常去岳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 毛泽东还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 的。1925年他带著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家 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次日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他说：“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500万元，一说200万元，也有说70万元、20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
且不说上述这些事情都是出自于老人们的传说，无法信其实。即使百分之百的真实，就能说明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
我认为，当时，毛没有认可与罗的婚姻关系，但他也没有能力解除与罗的这种关系。维持着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对于两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罗氏。毛泽东深知她是封建礼教的迫害者，对她的同情之心一定会有的。而年长几岁的属于旧时贤妻良母型的罗氏，对于少年毛泽东的关心爱护也肯定会有的。这样，他们完全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一种特殊的姐弟关系!
罗氏在毛家帮助操劳了三年家务。出于姐弟之情，出于对罗氏的报答，毛泽东在家时帮罗家做一些事，后来又没有忘记罗氏的家人，对于一位情感的富有者，不是十分正常的事嘛!
顺便说及毛岸英给罗石泉做的人情。那时的一万元等于不久以后的一元钱，如果是20万元的话，也就是20元钱!
所以，毛泽东是否认可这次婚姻，我们还只能以毛对斯诺所述的为准。因为，彭明道的这些“调查”材料，无法推翻毛泽东不认可这次婚姻的自述。
第十一节《虞美人》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
彭明道煞费苦心非要毛泽东认可与罗氏的这次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要将《虞美人》从杨开慧手中夺过来交到罗氏的手里。
其实，毛泽东认不认可与罗氏的这次婚姻，于这首词的归属都没有必然的关联。认可了与罗氏的婚姻又怎样?也不能说明这首词就是写给罗氏的!
彭明道在《探幽》的第六个小节“罗氏之死和《虞美人·枕上》”假设出了毛泽东对死去的罗氏的怀念情景，认定这是一首吊念罗氏的悼亡词。
不过，他却忘了，吊亡诗词有它的特色。一般说来，吊亡诗的主调是“哀”而不是“愁”，它的内容多有对亡者生前盛德以及亡者与吊亡者共同生活时的往事追忆。出现在诗词之中的亡者多是“实体”而不是虚影。
下面我们来看几首古人的吊亡诗词：
江城子——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鹧鸪天·半死桐——贺铸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谴悲怀二首》——元稹
其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几首诗词，无一例外，进入我们眼里的都有一个清楚的亡者的形象，进入我们心头的都是的哀与痛。“小轩窗，正梳妆。……谁复挑灯夜补衣?……顾我无衣搜荩箧，……昔日戏言身后意……”都是对往日生活的追忆。
我们再看毛泽东的《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此词虽然结尾也有“泪”，却被开首对“愁”的夸张描写抵消了其哀痛的色彩，致使读者感受到的主要是愁而不是哀。通篇没有明确出现一个被吊的亡者的形迹。一句“剩有离人影”根本无法使人觉察到“离人”即是已亡人。而且，一般“离人”多是指生离者。古诗词中用以指死别者的句子很少见。
罗氏二十一岁暴病身亡，非常可悲可怜。据彭说，其生前又十分贤慧，如果毛罗是恩爱夫妻，毛泽东在凭吊爱妻时，岂有将她的形象掩去，对她往日的音容才德不发一语呢?对比后来写的《蝶恋花》，开篇就是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虞美人》词的非吊亡就更显而易见了。
综上所述，加上前面已说过的毛不可能将这首词的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可以认定，此词不是毛泽东于1910年吊亡罗氏的。
第十二节此词应是毛泽东于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
《诗经》有首诗叫《关睢》，其诗曰：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是一首描写男子向心上人求爱的爱情诗，描述了这位男子因思念恋人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情景。毛泽东的《虞美人》描写的内容与描写手法与其非常相似。分析起来应该是借《关睢》之意向杨开慧传递的求爱之意。这也是杨开慧为什么向同窗好友李淑一展示这首词的原因——她在无比喜阅和兴奋之中，情不自禁的告诉了好友这个好消息。
彭明道认为是毛泽东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诚，所以，向杨开慧告知自己曾有婚史后又特意送给她这首思念罗氏的《虞美人》。此论很难成立。表示坦诚，告之已婚就足够了。把一首吊念亡妻的词送给新的恋人是愚昧之举!因为，心胸再开阔的女性也难以容下爱人心中存着另一个人。毛泽东未必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彭明道说是杨开慧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富有感情。她告诉李淑一这件事也就是告诉李鹏淑一毛泽东是个富有感情的人。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换一个角度，杨开慧多一个心眼，不是也有可能觉得毛泽东是故意向她展示的矫情以骗取自己的好感吗!所以，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做这种有可能造成杨开慧误会的蠢事。其实，杨开慧也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把自己深深爱着的人写给另一个女子的情诗告诉别人!
所以，此词真要是毛泽东思念罗氏之作，它就不可能传到杨开慧的手上。即使传到杨开慧手上，也绝无可能传到李淑一的口中。
毫无疑问，此词只能是毛泽东思念杨开慧之作。写于何时的问题，如果是毛泽东记错了一年，那就是写于1920年。此词就是毛泽东向杨开慧的求爱之作了。
如果毛泽东没有记错，此词确系作于1921年，那就是他们在婚后的浓情遭遇别离时，毛泽的思念杨开慧之作了。
这种儿女情长的情调，与彭说的两人是“革命伴侣”毫不相干。因为革命者从没有宣称过自己是无情者。儿女情长与革命并不是相克相敌的。
何况，词中的“晓来百事皆灰烬”并不是真的就把什么事情都不要了，这是描写思念之深的一种夸张手法，与把“愁”夸张描写为“江海翻波浪”是一回事。试想，一个人的愁再多，有可能会翻波浪吗?
第十三节为什么毛会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
“开慧所述那首不好”并不是彭明道理解的那首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缘固。本文也论证了此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既然是送杨开慧的，那么，它又有哪点不好呢?
答案是，作为向李淑一的“答词”很不适宜，所以称之为“不好”。
李淑一是以杨开慧的同窗好友给毛泽东写信并寄词的。由于地位的悬殊，李淑一不好开口请毛回赠答词。所以，只是提出向毛讨要《虞美人》的抄件。而毛虽然身为国家主席，面对的却是爱妻杨开慧生前的同窗好友，又是革命烈士柳直荀的遗孀。他深知，对李淑一的尊重也就是对杨开慧的尊重对革命先烈的尊重。所以，李淑一这首词，他必须作答，不答，就是失礼，就是不敬。这不仅是对李淑一的不敬，也是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不敬。
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开慧所述那首不好”的根本原因：“我抄送你一首旧作不好。应该作一首新词回赠你才行。”
而且，这首旧词是在杨开慧生时毛向她表示的思念情感。如今杨开慧早已为革命牺牲了，今日的思念之情也不同于当年了。再用陈词，怎么行呢?这是第二个不好。
还有，李淑一的词是怀念丈夫柳直荀而作的，此时其夫也早已牺牲。毛泽东用过去的一首求爱词或是向妻子倾诉离情之作敷衍作答，好不好?肯定不好。这是第三个不好。
就是在这种对爱妻对革命烈士无比怀念和对故友的无比关切尊重的情感驱使下，毛泽东的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问世了。
《蝶恋花》好不好?应该说，没有人会说不好的。它的好不仅在于这首词的写作技巧好。更重要的是此词表达情感的深度和高度达到了极致，它把词人对爱妻和革命烈士的无尽思念之情融汇在一起了。
这首词好也反衬出了“开慧所说的那首不好”。对于“这首好那首不好”，李淑一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任何人的感受都深刻!
用那首《虞美人》答李淑一和用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哪首好哪首不好?相信大家的选择都是“那首不好这首好”! 即《虞美人》不好《蝶恋花》好!
恐怕只有彭明道先生一个人会有独到的见解：“那首好这首不好”!即《虞美人》好《蝶恋花》不好!
第十三章
主流媒体偶然透出的毛时代佳话四则
第一节央视透露一场遗产官司还了红卫兵一个清白
写于2009年10月26日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放的节目是《亿万家产争夺战》。节目里的几位主人公为爷爷遗下的亿万家产打了一场官司。尽管原告人并没有达到预定的诉求，然而，上天却在冥冥之中，让他们的这场官司，还了红卫兵一个清白!
他们的爷爷叫傅增湘，曾任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和大总统顾问，同时又是一位收藏家。生前收藏的古玩，古书等数以万件计。其价值，据主持人介绍，“价值连城”一词面对着它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傅增湘膝下有两个儿子。他去世以后，依照旧俗，家事便由大儿子接管了。二儿不久亦去世，遗下年幼的儿子傅延年和女儿傅玉年便由伯父抚养。姐弟二人的堂兄也就是伯父之子叫傅熹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定居深圳的傅玉年，一日闲暇无事，翻看一本关于古玉收藏的画册，发现上面有一块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形钩。很像爷爷生前佩带过的饰物。于是便特别留意有关玉器收藏和交易方面的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又在另一本书上查到了玉龙钩的图片和拍卖情况：此玉拍卖出253万元的高价，卖主正是堂兄傅熹年。书上并注明 傅熹年 先生家就藏有两件。傅玉年同时还查到了另一件宝玉狩首虫身坠。也是堂兄傅熹年卖出的，卖价高达132万元。由此，她才意识到，爷爷留下的宝物可能还有很多在堂兄的手里。
原来，傅玉年在上世纪60年代即离开北京老家。文化革命期间，听说红卫兵抄了爷爷的家，把宝物都抄走了。后来虽听说政府发还了一些家藏，但都被红卫兵砸坏了。所以
一直没有把这事再放在心上。现在看来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因此，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爷爷留下的500万元家产。500万元是法院立案的最低标准。因为傅玉年不知道爷爷留下的家产究竟值多少，所以就取了这个最低数。
谁知随着官司的进展，其爷爷的遗产超出了他们也超出了听众的想象，其价值无法计算!从法院调取的返还清单上显示：
1971年政府即开始逐步返还。至1985年返还完毕。共计返还：
17885件24箱13捆1匣，其中古玉即有近千件!
因为查抄时他们的伯父即傅熹年的父亲还在世，登记造册的物主是傅熹年父亲的名字。返还时傅熹年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返还的全部财物便都被傅熹年接收了。
当着在京的傅延年(傅玉年的亲哥)向傅熹年问及返还之事时，问他手里到底还有没有爷爷留下的宝物，傅熹年斩钉截铁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那么乱，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好的东西都砸了，毁了，返还的都是些破烂，不值钱。”
傅延年等人对他的话信已为真，在收到傅熹年分给的几件不太值钱的东西以后，也就不再过问了。
就这样，傅熹年独吞家产的行为，便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转化”成了红卫兵砸烂宝物的“暴行”。若不是苍天有眼，让傅玉年在偶然之中看到了那个“玉龙钩”而引发了这场官司，红卫兵的这个“暴行”便永无雪清之日而必将遗“臭”万年了。
作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收藏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傅熹年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角色，从他嘴里说出的“文革那么乱”和“红卫兵的砸毁宝物”，都是用来替他的独吞家产行为替背的。为了达到他独吞家产的目的，他竟然编织出了这种十分迷惑人的谎言，让文革和红卫兵替他背了几十年黑锅!
类似的情况还有多少?这是一个无法说清的事。即此一宗，一传十，十传百，数以万件计的宝物被毁，红卫兵也就吃罪不起了。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砸毁”真相揭开以后的红卫兵形象吧：
他们，在没有政府权力的约束下，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处于“无主”状态下的财富，竟然可以做到公私分明、纤尘不染!这应该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罢。不信，今天再试试，行不行?
没有疑问，绝对不行!
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在“这监那管”的国企转制过程中，造出了多少富翁!在“这监那管”的国库之内，养肥了多少官吏!
然而，在那个被视为“动乱”的“无监无管”的年代，傅家这一堆像金山一样的财富，却没有腐蚀掉一个红卫兵!即使是傅熹年编造谎言，他也只想到了红卫兵的“砸和毁”，却不会想到红卫兵的“贪和占”!
事实证明，他所说红卫兵的“砸和毁”也是一个谎言。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揭穿了这个谎言。
第二节羊城晚报透出的文革馨香——十万草塘灭钉螺
写于2011年4月28日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保卫组共四个组。寇老担任生产组副组长，分管科技、民政、卫生三项工作。
“文革期间，别人都忙着斗争，而我带着一帮科研人员十万草塘灭钉螺。”寇老介绍，广东的三水金口农场、英德一个公社、曲江有一大片、仁化县、四会县……都有血吸虫。四会大旺农场是重中之重。解放前大旺村是个大水塘，钉螺面积达8万多亩。由于血吸虫病肆虐，可谓“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茫茫一片草塘，大部分村庄的人都跑光了，剩下老弱病残和没人深的芦苇。
“我和血防组的专家同吃、同住、同行，都成了好朋友。他们带我一个个地方跑，一块块沼泽地查。刚开始不让我下水，怕水里有钉螺，会感染上，硬要背我。我告诉他们：感染上是光荣，也不可怕。你们不是已经治好了很多病人了嘛。”
由于办法科学，措施得力，广东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为我国第一批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能巩固下来的省份。1974年，国家卫生部正式宣布广东省消灭了血吸虫病。当时来参加广交会的日本人、美国人都不相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说：“不相信，你们可以来看。广交会年年开，你们年年来。”观察了几年后，他们确认广东的确消灭了血吸虫病。(摘自2011年4月26日《羊城晚报》a7版“人物”《百年传奇 德为寿先 ·第四小节· 十万草塘灭钉螺》)
这是一篇现在报刊上很难看到的关于文革的正面信息。要不是这位高寿同时又是高干的百岁老人的华诞，想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它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老人是老红军，名叫寇庆延。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委常委、政法委主任、省顾委会主任。4月25日是其百岁华诞，羊城晚报特发《百年传奇 德为寿先》以示庆贺。“十万草塘灭钉螺”是该文的一个部分，记述了寇老在文革时担任广东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期间组织指挥消灭血吸虫病的一段经历。
从文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当时干部身先士卒的艰苦奋斗作风和专家们深入基层的务实精神。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党和政府治理血吸虫病的决心和能力。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发挥，才使我国取得了令外国人不敢相信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人间奇迹!
血吸虫病分布于我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400个县、市、区，5161 个乡、镇、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至少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在湖南长沙和湖北荆州出土的西汉(公元前约100多年)古尸的肝脏和肠壁均发现了血吸虫卵。
血吸虫病的流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几十年内达到了高峰期。
根据史料记载，南昌县蒋巷镇严家村是鄱阳湖的一个古老村庄，百年前有700余户人家，约2500人，解放初期剩下24户86人;进贤县二塘乡官溪村、梅庄镇新塘村、三里乡金坑、健武等村清咸丰8年(1857年)号称千烟大村，建国前夕，也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据统计，解放前30年，南昌市被毁灭村庄150个，灭绝户数9291户，死亡人数44632人。
《余江县血防志》记载，该县解放前30年，血吸虫患者死亡2.9万人，毁灭村庄42个。荐头村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号称荐头府。解放时只剩下8户、24人，成了荐头组。兰田邓家村的邓咱福，是全村幸存的最后一根独苗，被两次转卖两次改姓，人们叫他邓、艾、宋咱福。
广东全省有200多个村庄断绝了人烟。
然而，新中国成立才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就改变了这种状况，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这样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正是出现在文革时期!
你想要全盘否定文革吗?这个奇迹就够你啃上千年万年万万年!
文中不足之处是这句“文革期间，别人都忙着斗争，而我带着一帮科研人员十万草塘灭钉螺。”这句寇老褒己损人损文革的话，很可能不是他的亲述或是经过了记者的修剪(此文的内容是表彰寇老、为其颂寿的)。总而言之，我不相信寇老会将广东省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成绩归功于自己。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没有各相关行业、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力量的支撑，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省革委会生产组的副组长有多大的能量，可以在别人都忙着斗争的情况下，单枪独骑创造出这种前无古人的奇迹!
所以，我认为，寇老的“别人都忙着斗争……”之说，是很不合符实际的。
况且，《十万草塘灭钉螺》文中也交待得非常清楚，广东省只是“全国第一批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能巩固下来的省份”中的一个省!也就是说，同时消灭了血吸虫病的省份还有一批!这些没有寇老的省份，也创造了与广东一样的奇迹!
本人曾于1966年和1968年两次去过湖率血吸虫病重灾区滠口并待了几十天时间，只听当地人谈及过血吸虫病的恐怖情景，但没有看到一个血吸虫病人。因此，想来湖北应该也是第一批中的一个省。
由此可见，根治血吸虫病，不是哪个省哪个人的政绩，而是当时中央政府统一下的一盘棋，是全国一盘棋!
所以，创造这个奇迹的功劳，绝对不是哪个领导干部个人的，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创造出的奇迹!
在此，也正告那些“饿死几千万”的造谣者：一个如此费心救民于血吸虫病的政党，有可能会忍心让几千万人活活地饿死吗!?
附一、我省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http://60th.nfdaily.cn/record/66_79/content/2009-04/17/content_5077616.htm
附二、广东省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后病情综合分析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DWF198303000.htm
第三节新华社透出的毛时代医疗佳话
写于2012年10月11日
这是最近报道出的一则普通百姓的诚信佳话，其实又是一则无意间透露出的毛时代救死扶伤的医疗佳话。故事见于9月23日的《深圳晚报》。标题为《49年前欠医院18元而今还3万》。全文如下：(http://wb.sznews.com/html/2012-09/23/content_2216144.htm)
据新华社电 49年前，父亲带着患急病的儿子去医院，病治好了，无奈家里困难被迫欠下18元钱;49年后，儿子攒下3万元，父子俩亲手把这笔欠款“连本带利”地还到了医院。近日这对温州父子的诚信故事成为当地的佳话。
事情回到1963年8月，林国梭出生才7个月的儿子林继排得了胸膜炎，被送往平阳县人民医院救治。林继排前后住院半个月，病被治好了，但是33块钱的医药费却让林家发了愁。林国梭只凑到15元，还有18块钱交不上该怎么办?经过几天思想斗争，林国梭决定先偷偷地回家，等以后有钱了再还。
以后的日子，欠在医院的钱一直成了他的心病。但是家里有4个孩子和几个老人要养，林国梭始终没能凑出这18块钱来。
5年前，林继排知道了这件事情，决定自己还这笔债。49年前，18元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一个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按照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乘以10倍吧。”林继排最后决定还3万元。然而那时候林继排也不富裕，一下子拿不出3万元。直到今年林家终于攒够了钱。
新华社所以发布这则信息，一是颂扬林国梭父子的诚信精神，二是反映那时人们生活的困苦。却不料无意中透出了毛时代的一个“医疗”佳话。
1、医疗费用便宜。住半个月医院，只花了33元钱，略高于那时候一级工人的月工资。
2、有钱没钱先治病。不存在见钱开药的问题。“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宗旨不是假的是真的。
3、欠了医疗费不要紧，可以“偷偷溜走”。
文中看出，林国梭应是一个农民，因为，如是工人，他的儿子治疗费单位还可以报销一半。
其实，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并不遥远，对于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还记忆犹新。然而，如果有谁说起类似的故事，很多年轻人都不会相信，因为他们觉得这太不可思义。
现在，新华社无意之中透出了一个这样的信息。
不过，对于林国梭的出院，新华社文中用了“偷偷”的字眼，我以为这是很不合适的，对这位把诚信看得如此珍贵的林国梭的人格是一个极大贬损。作为一个老实的农民，他不可能会“偷偷”的溜，“溜”之前一定会有个交待的。而且，他也没有必要“偷偷地”溜。既然没交钱医院给你治好了病，它就不可能在治好病的情况下把你的小孩扣下当人质，让你占个床位再欠新的账。事实上，他真想“偷偷地”溜也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没钱也给你治病，但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少，这就是当地(一般都是在大队)开出的介绍信。那上面盖着单位公章，你能偷偷地溜得掉吗!
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
1966年，我的弟弟左髋骨得了骨髓炎，先后到区医院、县医院、市医院和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就治。母亲陪着他在医院过了三个春节。母亲也说不清欠了医院多少钱，就是凭着大队开出的一张“军属”介绍信，把省内各级医院住了个“遍”。
后来，我把他接到武汉空军医院，住院二十天，开了一次刀。总共才二十元钱。当时，院方让我签个字由连队来结账，但我还是自己付了钱。
林国梭儿子是怎么出的院?我看应该也是这样的而不是“偷偷”的。
更有意思的是，不但有治病不要钱的好事，还有补贴工分的。
第四节 《南都报》透出的毛时代免费治病还补贴工分
下面再转摘《南方都市报》的《江西余江县：瘟神一去不复返红旗飘飘五十年》中的一节文章：
毛泽东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遂向毛泽东写信反映。1955年11月，在充分实地调研之后，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任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九人小组。很快，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提出7年消灭血吸虫病。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
针对中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步骤，余江县决定至少打个对折，“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
同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令“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1000多名专业学者随即带着队伍奔赴全国几百个重疫区，给患者治病，谋求消灭血吸虫的方法。
媒体后来评价说，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由各个省市的负责人直接挂帅以保证其权威性，由大量专家学者调研以保证其科学性，再加之来自中央的不断的督促，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可以说，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视程度，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1956年，邓梅汝所在的港边村来了几名医生，每家每户讨要他们的大便，村民们不知道这是检测是否含有血吸虫卵，只是觉得稀奇，称他们是“屎医生”。《余江县血防志》说，村民多文盲，最初对血吸虫茫然无知，血防人员就把钉螺放在显微镜下，村民透过镜子能看见活蹦蹦的尾蚴，离开镜子就什么也看不见，以为是变魔术，不是真的。
邓梅汝和丈夫、婆婆都被检出是血吸虫病人，但她第一个搬起被子去了设在邻村仓库的临时医院。此时很多村民对治疗还抱有怀疑，政府不但减免费，而且补贴工分。邓梅汝记得，医生态度特别好，由于条件简陋，病床就铺在地上，医生每次打针都要双膝跪在地上却毫无怨言。33天后，她的肚子平了。村民们惊奇之后，都跑去医院打针吃药。
请注意“屎医生”称谓的由来，是因为他们挨家挨户去讨要粪便!医生做到这个份上，应是空前绝后的。
再请注意“政府不但减免费，而且还补贴工分”!
还请注意“病床就铺在地上，医生每次打针都要双膝跪在地上”!
这就是那时候政府根治血吸虫病的决心和对病人的关心，这就是那时候医护人员的工作作风和职业道德!
我们的医护工，就是在这种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条件下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病人，加上疫区人民扎扎实实的群众性的灭螺防疫，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成就了毛主席的两首七律《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 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隔几十年后，送走的瘟神，它又打道回府了。下面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网站发布的一则信息。全文照录：
日本无偿援助“仙桃市沙湖血吸虫防治站住院楼项目”在汉签约（2004年）
9月28日仙桃市长陈吉学与日本驻华使馆一秘高垣了士正式签订了“日本国政府无偿援助湖北省仙桃市沙湖血吸虫病防治站新住院楼项目”合约文本。日本政府无偿提供1000万日元(约合73万人民币)，另外当地政府配套45万人民币在仙桃市沙湖镇兴建一座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3层住院楼，设置病房23间，40个病床。
今年年初，唐振雄主任在外办行政例会上传达了俞正声书记关于加强我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精神。省外办友协处了解到仙桃市沙湖镇地处低洼湖泊地带，人民长期受血吸虫病危害，沙湖镇总共36个村，其中血吸虫流行有34个村，有血吸虫病人34550人。当地血吸虫防治医院条件简陋，医疗设施落后、缺乏，病床数达不到基本的防治条件。血吸虫患者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疗。严重影响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省外办友协处利用与日本政府驻华使馆官员交往的机会，多次做他们的工作，安排实地考察，最终使这个援助项目得到落实，该项目将使该辖区受血吸虫危害的3万4千人直接受益。
看了这则信息，我们且不说送走的瘟神为何会大张旗鼓打道回府，只说对待这同一个瘟神的态度：当年是病床铺在地上，不把它彻底根除决不罢休;现在是建现代化的住院楼，准备与瘟神 “共存共荣”!
更加难以理解的是，当年国家那样贫穷，可以依靠“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基本根治血治虫病。如今国家富裕了，却还要做日本人的工作，请人家资助我们“战瘟神”。不是“送瘟神”而是“战瘟神”!准备的是打“持久战”!
日本无偿援助“仙桃市沙湖血吸虫防治站住院楼项目”在汉签约
http://www.fohb.gov.cn/hbwb/zwdt/wqxx/wsxx/200912/5197.html
附：天安门广场遍地金条无人检
写于2011年11月6日，原题《红卫兵抢金条的谎言破析》
在《看“哑语啊”的〈夜半狼嚎〉》(新浪杂谈)中，我说了这样一段话：
“正是在数以亿计的老一代的批判旧世界中，由他们亲手建设开创了一个“五毒”俱尽的新世界：一个没有黄赌毒和少有贪贿盗抢的全新世界，一个人人学雷锋做雷锋处处有雷锋的全新世界。”
“哑语啊”随即来了一篇《牵着狼狗找粪疾……》，列举了几件“事实”进行反驳。其中的一件是：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上百万年轻人欢呼‘毛主席万岁’，雀跃‘小鬼解放’，可是待到晚上，军队去收拾现场，到处是金块，那里来的，从地主资本家手里抢来，被自己的过分激动给弄丢了。鹤龄先生，这不是盗抢吗?”
问及他的出处，他答：“这个您得去问叶向真，是叶剑英给他说的，那时候叶剑英负责首都治安。”
按照他的指点，真还“找到”叶向真了。她在《我与父亲的文革岁月》中说：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因为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实际是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叶向真是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不过，这一串闪光头衔之前的叶向真，文革初期还有两个头衔：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领，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对照哑语啊与叶向真的这两段话，虽然基本内容相同，即叶帅“说过”红卫兵抢金条。但是哑语啊在传播这则信息时，还是用了一点心计：首先，他将叶向真说的模糊时间概念“有一次”改成了具体时间1966年8月18日。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改动了，它起的作用是增加事件的可信度，以期迷惑更多的人。其次，他将叶向真说的“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改为“军队去收拾现场，(发现)到处是金块”，叶向真没有确指的“发现金条的人”在这里被他确指为“军队”了。目的同样是为了增加事件的可信度。其三，他将叶向真说的“发现很多金条”改成了“到处是金块”。这一改可就非同小可了。黄金是一种贵重金属，十来根二十来根一两重的金条就够得上“很多”的。“到处是金块”就远非“很多”两个字所能包容得下的了。天安门广场面积44万平方米，平均每十平方米一根就得有4万4千根!所以，哑语啊的“到处是”替代“有很多”以后，抢金条的红卫兵人数就平空增加了几百倍或是数千倍!
这就是哑语啊这位传谣者对这一事件的添枝加叶或谓之添油加醋。本想扩大事件的严重程度增加事件的可信度，谁知所得却正好相反。有谁会相信天安门广场遍地是金条而没人捡的鬼话!
那么，去掉了“枝叶油醋”的“红卫兵抢金条”是否就真实可信了呢?下面我们来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1、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一件大事，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喊去就去的。被接见的红卫兵当天一起床就得作准备，所以，这一天，他们绝对没有时间去“抢金条”!
2、北京本地的红卫兵“抢金条”的时间起码应在前一天。这就叫人很难理解了。有心“抢金条”的他们，为什么不把金条收藏在家里而要在第二天带在身上，让金条到天安门去铺地板!?
3、外地来的红卫兵就叫人更难理解了，因为他们能“抢金条”的“势力范围”仅限于自己的居住地。有心“抢金条”的他们怎么会这样傻，竟然千里迢迢的把好不容易抢来的金条带到天安门来铺地板!?
4、黄金是一种重金属，其比重将近是水的20倍。装在口袋里的金条不可能会像叶向真说的“一高兴，一挤，金条(就)从兜里掉出去了”。挤，肯定挤不出。谁要不信，你就找几个人挤挤试试(没有金块可以用替代物)，看能不能把它们挤出来。当然，如果是弯腰的话，倒有可能从口袋里滑出来。但是，人的密度大到连金条都没有存身之处而被挤压到地上了，所以，弯腰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谁的腰真要弯下了，那么，挤出的恐怕不是金条，而应该是肠肚甚至脑袋!实际上，当时的红卫兵“一高兴”都是手舞足蹈，谁也不会垂头丧气或是弯腰屈膝的。
5、那时候最时兴黄军装。军装几乎成了红卫兵的制服。军装的口袋都有翻盖，而且都有钮扣扣着。所以，即使弯腰，口袋里的黄金也掉不出来。
6、即使地上真的挤落了“很多金条”或“到处都是金块”，也不可能在“红卫兵走了以后”还存在。因为一开始退场，过一段时间后，拥挤的天安门很快就会变得不拥挤了，原先不能弯腰的情况，轮到后面的人出场时也会变得可以弯腰了。红卫兵都长着眼睛的，散落在地上的金条不可能逃过他们那一双锐利的眼睛!贪欲大到敢于“抢金条”的红卫兵，怎么有可能不弯腰捡地上的无主金条!
7、可不可以用红卫兵都“视黄金如粪土”对“不捡金条”作出解释呢?也不行。那个时代是节俭型社会，地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会被捡起来回收再用，岂有到处是金块而不捡起来之理!所以，即使他们自己不希罕金条肯定也会为国家“捡金条”，绝对轮不上别人来帮助他们“捡金条”!
以上分析说明，当时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口袋里不可能带有金条，就算带有金条也不可能被挤压掉到地上，就算挤压掉到地上也不可能没人捡。所以，所谓的“红卫兵抢金条”只能是一个“人造的”虚假信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和谣言!
这个谎言和谣言的源头来自何处?按照叶向真说的，是源于他的爸爸叶剑英。真的如此吗?
一个既没有具体被抢者也没有具体抢劫者的“抢金条”谎言，编出来非常容易，也没有谁会告官讨要名誉损失的。可是，想要让人相信就非常困难了。于是，叶向真便请出了她已经故去的父亲来助阵，借以提高谎言的可信度，因为她知道，大家都相信叶帅不会造谣说谎，都会相信他说的是真言。所以，她就错误地认为：叶帅已死，死无对证!由她代叶帅一张口，她编的谎言就会变成真言。
不过，当这句“真言”被破析出虚假的本相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叶帅不会造谣说谎推断出这个故事是叶向真编造的谣言和谎言。
再说，如果红卫兵真有“抢金条”的恶习，曾经是红卫兵司令的叶向真应该比她爸爸看得更清楚，根本不需要借叶帅的嘴巴来说话，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事不是更有说服力嘛!请问，你叶向真带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抢过多少回呢?
这个问题，想来叶向真一定不会正面作答。
叶向真为何要编出“红卫兵抢金条”的谎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丑化红卫兵。我们知道，当时的毛主席，被红卫兵称为“我们的红司令”。
叶向真和那些传谣者，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一伙丢得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金条的“抢犯”，就是红司令的红卫兵!
谁知弄巧反拙，倒给叶帅脸上抹了一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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