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由于特定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几十年来，对于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为数不多，而用经济学理论去审视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与我国经济均衡跃迁之间关系的更是少之又少。天津商业大学在读大学生杜君健用多年的学习积累和严谨务实的钻研精神大胆求证，创新性地在这个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在全国人民正在追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为实现全面小康不懈奋斗。站在新时期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审视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与我国经济均衡跃迁之间关系，对于我们坚定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很有裨益，也为相关研究和探讨提供了全新的学研视角。
《书记访谈》采编部主任张瑞奇正在和杜君健交流。
岁末年初，我(张瑞奇)作为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网《书记访谈》采编部主任和毛泽东特型演员，在《书记访谈》采编部对目前正在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就读的本科生杜君健进行了访谈，有了一次关于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问题的对话。初看他像个涉世未深的大男孩，但他的研究领域和独到见解却令人刮目相看。
张瑞奇：听别人介绍，您是第一个系统的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的人。您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
杜君健:要说是第一人,实在是不敢当。至于如何产生这一想法要从以下三方面谈起：
一是经济学理论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东西，用经济学理论系统研究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的学者的确少之又少。邓小平先生曾说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独有理论，它们都是人类社会有关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这是我产生这一想法的最初动因;
二是随着我对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学习和对我国自建国以来长期经济建设的实际研究;随着我用近一年的时间广泛阅读国内外有关论述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类文章，通过分析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把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对立起来了、割裂开了。这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经济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出现，这是事关民族经济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大事。这是我萌生这一想法的又一动因;
三是在2013年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这一命题直接涉及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如何认识二者关系，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性难点。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在全面回顾世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鲜明地提出防止割裂二者关系的“两个否定”倾向，确定了“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原则。这是促使我做好这件事的真正动因。
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呈现较明显的人治特色
张瑞奇：为什么您会让人觉得想法“古怪”呢?
杜君健:众所周知，从建国以来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于毛泽东时期我国计划经济的研究几乎是禁区，而改革开放后许多针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又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一边倒全盘否定，这类文章占了国内学术界90%以上比例;也有一边倒全盘肯定的文章，这类文章占学术界微乎其微的比例;这是国内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客观评价用数据逻辑说话，用经济学理论系统分析的文章却很少，这一时期国外学者的研究，虽然较为客观，但由于他们占有资料有限，对中国国情了解甚少都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很大局限。这些情况决定了我用经济学理论对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做系统研究显的看似有点“古怪”，其实是顺风顺水的事。
张瑞奇：我发现，您的论文中用不小的篇幅在讨论主权自由，这与经济发展之间有怎么样的联系?
杜君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经济自由与这个国家的政治自由或主权自由有着必然的联系。国家没有主权自由，很难谈经济发展。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主权自由(第一属性自由)是经济自由(第二属性自由)的载体。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其核心理论基础就是以Adam Simth为核心的自由经济政策，其最为精彩的论述奠定了自由经济的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Dr. Adam Simth 的自由经济理论的建立，是在当时国力强盛的大英帝国的国力条件下。即国家意志(即由国家控制的暴力系统所支持的国家意志)可以充分保护这种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的稳定。换句话说，Dr Adam Simth 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全球无政府的条件下，或世界单一政府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自由。
那么，相应地对于没有足够强大的国家意志捍卫经济制度的国家，过度地强调资本主义模式将部分或完全丧失主权，其经济制度将受到宗主国的控制，使其受到寡头经济以及宗主国的倾销和对其国家商品市场的控制。例如：自由经济的发源地英国，在其统治下的印度，由于其长期受到寡头经济与商品倾销而逐渐丧失独立自主的经济权利，逐渐成为英国的附庸国。而其人民也将遭受漫长的贫穷。
所以，Dr. Adam Simth所建立的理论其事实基础是，必须有强大国家力量的前提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实行广泛的自由经济政策收效巨大，但在发展中或落后国家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却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如非洲某些国家在自由经济的政策下却诞生了十分低效的政府。
张瑞奇：对于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手段，目前社会普遍表露指责态度，您怎么看?
杜君健:的确如此，目前社会普遍对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手段持指责态度，其中不乏专家学者。焦俊鹏先生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归咎于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及受到苏联模式的束缚。莫里斯•迈斯纳先生认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而形成的。而赵凌云先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苏联模式照搬说”不符合中共一贯的反教条主义精神。他又进一步指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显示出更加明显的“人治”特征。
我认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有明显的区别。Paul Gregory指出，苏联计划经济中计划的数量达到空前的地步，数以百万计的文件细致到规定和计划着国家财政、公共道德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袁定喜先生分析斯大林时期计划经济需要在高度集权的手段下制定庞大到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指标、编制体系。而与之相区别的是我国计划经济没有类似苏联所拥有的数量庞大的经济顾问团体，没有制定细致近乎严苛的经济计划。我国计划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人治经济特色。而人治经济特色是可以被理解的，由于中国自商周封建制社会体制废除后，建立了传承至清朝的帝国制社会政治经济系统，并且经过秦汉隋唐等历朝历代的政治改革，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严谨、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一社会制度下的官僚与人民对这一政治形式亦习以为常。所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穿插以人治手段以缓解计划经济指令繁多及体质僵化的弊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的经济政策具有可调节性，即由人治的经济政策的成分中赋予国家决策领导层具有改革的权力基础，从而为实行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有效基础。这也可以进一步逻辑推断为我国最高领导层有意识地为未来经济制度的改革奠定了体制基础。
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建立在强大的国家意志基础上
张瑞奇：您的文章是围绕经济跃迁展开论述的。什么是经济跃迁?
杜君健: 跃迁是借用量子力学中的一个词汇，所谓跃迁即在量子力学体系状态发生跳跃式变化的过程，例如：原子在光照条件下由低(高)能态向高(低)能态发射和吸收光子的过程。本文中借用跃迁一词，意指经济发展水平从低均衡水平向高均衡水平进行经济均衡点的突破。严格来说，即低经济发展水平稳态均衡与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态均衡之间的不稳态均衡点的突破。
运用Rudiger Dornbusch的经济模型分析：对于经济均衡的突破严格意义上有两种稳定的经济均衡点：一种是低收入经济稳态均衡即下图中指出的A点;另一种是高收入的稳定均衡C点;而介于二者之间的B点属于非稳态均衡。而经济跃迁的事实基础就是上文提到的拥有稳定、均一而强大的国家意志，以保障第一属性自由概念即主权自由：个人在选择放弃自然状态后，由某种社会政治共同体代为执行自然法，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从而有更大保障防止共同体以外的人的侵犯。而对于共同体内达到同一目的的手段就是社会建立法律制度，那么在这样一种国家律法限制下的自由，即成为经济实现跃迁的基石，自由的第二属性，即经济自由：也就是经济积累角度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资本积累的过程。
低收入稳态均衡与高收入稳态均衡经济系统。
自由一词在我的文章文中的两种概念属性，究竟是何者属于第一性的概念，本文不作过多探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都建立在强大的国家意志基础上，而发展中国家若未充分完成对自由(第一自由属性)的保障，而实行经济自由制度，其后将很可能遭到他国对该国的第一属性概念下的自由的挑衅与践踏，造成国家资本积累成果被他国夺取。
毛泽东特型张瑞奇正在给杜君健介绍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年鉴。
毛泽东时期实行的是以国防为导向的苏德经济模式
张瑞奇：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制度?
杜君健: 阎书钦先生曾对我国上世纪30年代及之后经济思潮进行了梳理，即苏联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英美自由主义。而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两种经济模式(即苏、德经济模式)都是以国防为导向的经济建设模式。而当时我国学界对于选择计划经济(苏联模式)、统治经济(德国模式)、市场经济(英美模式)，大都倾向于前二者。这两者不仅在当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巨擎，更加重要的是，二者都创造了由弱变强的惊人巨变。这使当时代表资本主义的国民政府选择了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手段。随后1949年新政府的建立面对同样的社会思潮的选择时，其学界主流观点依然倾向苏德模式。
张守一先生对比英苏两国研究指出，由于苏联国际环境恶化，无法像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容地完成自轻工业原始资本积累到重工业。事实也证明了自1920年国内战争至1941年苏德战争将无法保障那一时期经济上所取得成果。而矛盾的是，如不进行工业化战略中心的转移，就将因国力空虚，加大被侵略的风险。王绍顺先生同样指出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完成了工业化，其工业体系较完整，但苏联由于国际环境恶化的原因需加大重工业开发程度，即施行计划经济。当然，王绍顺先生同时指出了该政策的弊端。
另一方面，赵蜀蓉、赵大兴、张红军先生均指出：由于我国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而确保战争的胜利是第一位的，否则一切的经济建设都靠不住。我国在成立新政府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当时的国际局势极为相似，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实施封锁禁运政策。紧随建国后仅一年的时间，中美就在朝鲜发生战争，进一步证实了中苏间历史的相似性，事实上，与苏联制度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建立后并没有苏联略显充裕的战争准备时间，就受到来自国际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开始新一轮的备战与战争。
张瑞奇：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比苏联还要糟糕?
杜君健：也可以这样说。以国防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将是我国当时形势下最优选择方案。我国建国初期的基本历史条件，即基于一个人口众多且贫穷及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迫切需要，采取苏联模式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有利于迅速集中资源以便进入现代化。而以发展轻工业从而积累社会资本的经济模式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下是不适宜的。另一方面，一点较少注意到的事实即：发展轻工业虽易于积累原始资本，但离不开包括原材料在内的一系列重工业产品，以扩大资本的原始积累。特殊的国际环境条件难以进口所需的物资，使这一设想变得不具可行性。相对于轻工业，赵凌云先生指出：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三个特点：建设周期长;需要引进大部分设备;投资规模巨大。而当时中国经济也有三个特征：资金短缺;国际经济封锁以致难以获得外汇;经济剩余少。
那么，计划经济是否是一种适合于长期使用的政策呢?李浩先生也指出了苏共斯大林时期选择经济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即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劣。而对于落后的苏联没有重工业，就意味着无法保卫国家。但后来由于国际环境的缓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政策也有所缓和，趋向于轻工业。但随之而来的日德两大战争策源地又迫使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被重新强化。
同样对于中国，毛泽东把为了眼前利益片面强调多搞轻工业的观点视为“小仁政”，把为了长远利益而多搞重工业的观点视为“大仁政”。这就意味着必将以牺牲社会福利从而保证第一属性下主权自由而不受他国侵略。
我以为，绥靖主义将同英联邦统治下的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案例是极其类似的，诚如上文所论必将导致寡头经济与经济附庸的出现。而这之后的社会福利将更加无从谈起。即绥靖主义政策即使在经济角度亦非合意的。
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仅有两种选择：或以国防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保护国家主权完整以及捍卫宪法以确保人民的第一属性意义下的主权自由;或者实行绥靖主义政策以国家利益向他国和谈，而这意味着新政府终将走向清政府的绥靖政策的老路。
因而，为了保护第一属性的主权自由，建国初期对于执政者而言，已被事实证实在经济建设上卓有成效地以国防为导向的苏德模式是最优选择。
为何选择以国防为导向的经济体制？
张瑞奇：你的文章对国防成本作了详细的分析，通过分析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杜君健: 我分析发现，一国的国防费用就是一国防卫力量足以与国际防卫力量达到和平状态的相对国防均势所必须支付的防卫成本。一般意义而言，对于确定的某一国家其防卫成本并不仅仅与国家富足程度成正比，而是受其国土包括领海面积;领土内理论及实际可利用资源总量;国内资本积累总量;所处地理位置……等诸多要素控制。也就是国防力量可分为两部分：不变国防成本，如国土面积;可变国防成本，如国内资本积累总量。
所以对于国防力量而言，对于一个国土面积广大但极端贫困的国家其国防费用，也可能要高于国土面积远小于该国但十分富有的国家。否则国际间竞争将迫使其国防支出成本与国土面积相适应的水平上，以均衡国际军备水平、降到新的正常军备水平的均衡点上。这也将意味着，低于必要的国防力量水平的国家，将受到他国根据战争成本的大小实施包括从经济制裁，到领土要求，到战争的各类手段。当然联合国的出现在极有限的程度上增加了侵略国的侵略成本，降低了防卫国的国防费用。另一方面当出现区域军备竞赛的情况时，将提高全球的国防警戒水平。
当然，国防效率或者技术水平会影响国防支出水平，但对于技术匮乏的贫困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要以高于发达国家国防支出比重以弥补技术带来的防卫失衡的缺口，从而保证国土安全。
国防不变成本的支出需要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予以完成，否则国家风险将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大。风险的失控会导致新一轮的战争，这迫使该国政府高额举债以超额完成本应在有效国防力量重建时间段内，应完成的国防重建任务，如爆发战争，甚至要超额完成数倍才能停息战争，而后重建国防体系依然需要支付这一成本，直至成本支付总量达到世界安全力量均衡水平。
张瑞奇：我国在建国初期选择的以国防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优势吗?
杜君健: 我国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强大的力量，来源于惊人的社会物质资本积累率。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即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货币在我国计划经济的地位已经不能作为主要数据以分析我国工业的实质进程;加之当时国家统计力量薄弱，以及十分有效的信息封锁，造成对我们研究的障碍，这一时期数据质量的低下，致使数据仅能作为佐证分析。
重工业在我国这一历史时期其实质上扮演了强化所有要素的技术要素，使我国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强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一角度上质疑从低技术要素的轻工业开始稳扎稳打的经济建设方案，其实际生产规模水平会高于技术水平富集的计划经济重工业手段呢?我们发现相较于轻工业模式，重工业模式在其模式开始时具有惊人的边际资本回报率增长。我国重工业模式在弥补了国防资本缺口后，年均不变国防成本后出现了资本实质性盈余。
当然，我们也发现了另一问题，即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边际回报率逐渐降低。这意味着政治力量扭曲后的市场产生了相应的反作用。在这一时段内我国顺利地完成了不变国防成本的积累，也获得了国防资本剩余用于促进其它产业繁荣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也印证了为何自建国以来我国对于国土的态度日益强硬的原因——即我们为国土的防卫支付了应有的成本。
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取得的了重大进展：即原子弹、氢弹以及人造地球卫星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制造而出。一个有趣的时间表将解释一些问题，1964年10月成功试爆原子弹;1967年6月成功试爆氢弹;1970年1月中远程导弹试射成功，同年4月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而恰好在同年我国成功进入联合国出任常任理事国。
国防力量的建设，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可以抓住某些历史机遇。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国际话语权之中一项重要因素的建立是在某一威慑水平下的，达不到这一水平，将面临的是上文提到的一系列手段的利益国际再分配;超过这一水平也会导致国际社会的恐慌即——区域军备竞赛。没有国际话语权将会导致国际权利失败，长期的国际权利丧失，会进一步导致权利陷阱，从而更加难以摆脱受他国经济支配的国际地位。这也许是贫困国家长期处于贫困陷阱的另一原因。
张瑞奇：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否是普遍有效的?
杜君健: 其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在默认达成自由共识，即自由的第一属性主权自由，第二属性经济自由为基础的前提下，维护这样一种自由，需要一个均一、稳定而强大的国家意志(即由国家控制的暴力系统所支持的国家意志)为支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经历过战争重创，以及经济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贫困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具有任何优势，相反却可能使国家延迟对不变国防成本的投入，造成国家新一轮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危机。
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的贡献被误读和低估
张瑞奇：您如何看待毛泽东时期计划经济的贡献?
杜君健:首先要声明的是，现在社会普遍对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的贡献存在误读，或者是重视远远不够。我认为，第一是建立维护和捍卫新中国主权自由与领土完整的国防力量;第二是为国家发展乃至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完成了大量基础性建设，并成为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实现跃迁的经济基础。
Utsa Patnaik曾着重指出1949-1979年间各种指数表明这一时期为中国日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广阔坚实的基础。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肯定。
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统计数据质量均低于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质量，同时我国的物价水平的统计最早仅能追溯到1978年，所以经济指标的利用价值将受到严重限制，而人口是所有统计数据中反映经济情况的一种稳定的经济指标。故而我们将采用人口作为我们技术分析的主要指标：由于建国初期乡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总量的87.54%。这将意味着在开国初期，我国社会经济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很大程度上，解决好农业问题就意味着解决好了中国经济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有效地掌握了我国的经济领导权。保护了正当的工商业，打击了投机倒把，对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稳定，对我国战后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土地改革政策对地主这一阶级彻底的清除，较之西方社会的产业经济革命清除的力度显得更加有力和彻底。而土地政策建立的目的，即解放生产力。这将意味着John Stuart Mill所分类的农业组织形式即地主、分益佃农、投标佃农等形式，在我国以强制的国家意志手段，全部统一为单一化的农业组织形式——即对土地改良有巨大积极动力的农业组织形式的自耕农。
在我国因长期战争造成的停耕，和为规避成本沉没而减少的固定资本投资，将开始由农民自发性投入甚至举债投入所代替。这将意味着我国建国后的时期内，粮食产量将实现大规模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也指出这一事实：我国1952年粮食总产量为1656亿吨，1957年为1978亿吨。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粮产量没有更大程度的产量突破，局限于我国建国初期人均资本量过低，致使粮食生产量的扩大依然受到了资本量的局限;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农业剩余而投入工业化进程的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自耕农对土地改良的过程，同样也包括这一时期入朝鲜作战的军事支出成本的增加。但即使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自耕农的农业积极性依然以19.44%的比重提高着农业产量。
张瑞奇:人们经常提到那个时代的大饥荒，说有许多人被饿死。真的有那么多人是饿死的吗?
杜君健:我希望读者将粮食不足造成人口因营养不良而减员的这一可能性，予以理性地排除。
一种我国较为主流的饥荒提法是Thomas Robert Malthus理论的变种即：人口无限制趋向于粮食产量所能供给的边际数量，以致造成大范围饥荒，人民会一直生活在贫困中。我国人口在这一时期确实显示出了明显的人口增殖能力，但其对于解释Mr . Malthus的人口理论却显得十分乏力，因为我国这一时期人口高速增长并不能代替完成Mr. Malthus 所指出的社会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导致由于人口过多的条件，以至于由于偶发性的自然灾害所致的农业减产造成典型的社会饥荒的发生。然而Mr. Malthus的理论是否真的有效? Joseph A. Schumpeter指出要区分逻辑起源与历史起源，逻辑起源往往披着想像的“历史”外衣，而这往往会使理论陷入荒谬绝伦的地步。而Mr. Malthus的人口理论基础就是人口逻辑起源，显然后来的人口学家指出了他犯了严重的理论错误。而且只关注人口数量与粮食之间的比例是十分幼稚的。
依照Mr. Rutherfordre认定15岁以上人口日需粮食1磅，15岁以下为0.5磅。由于缺乏我国具体15岁以下人口数据，我们按所有人口均超过15岁计算，以确保每个人均有维持生存的必要粮食。根据1962年已公开的饥荒发生后1年的数据及上述日均需粮数量，我国当时人口如仅以粮食作为维持生存的基本营养，那么仅需1.11亿吨粮食，而1962年粮食产量为16.17亿吨。二者甚至不处于同一数量级，所以依照上文所述即使1962年减产18.26%的粮食，我国依然存在有15.07亿吨粮食用来作为生活、出口、饲料等多方面不同的利用方式。严格意义来说，Thomas Robert Malthus的论述简直愚蠢不堪。
我国的社会已经在饥荒开始之前就完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将意味着Amartya Sen指出的由于存在交换权利这一特征使得贫困人口因为营养不良而造成人口减员的理论在我国失效。而对于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制度，交换将作为次要分配手段，而计划分配将作为分配主要手段。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出现绝对赤贫阶层，不可能产生由于权利失败造成人口减员。即使个别地区产生极端的大面积绝收，其上年存粮也将量入为出谨慎分配，直到救援抵达;加之由于取消户别的分类，不论在救援量的精确性或是救援的速度，使得救援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这种分配制度下使我国不具备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充分条件。
tsa Patnaik指出了另一值得再度研究的事实，即1960年始出生率大幅下降，而1962年出生率再升至前所未有的高点。而1960年我国出现了25.43‰的死亡率，而这一数据低于这一时间段18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死亡率。而印度这一时期 死亡率是24.6‰。而我国学者将这一事实忽略，并将1960年的妇女延迟生育的选择导致的出生率下降归咎于人口消失，导致饥荒造成令人瞠目的“人口消失百万”的结论。
毛泽东时期基础性建设取得惊人成果
张瑞奇：那一时期，基础性建设取得了那些成果?
杜君健: 一组数据显示：即1949年12月，全国拥有21 810公里铁路，但大多数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从1953年1月开始，到1980年12月，铁路营业里程达49 940公里，全国铁路网骨架基本形成;我国公路建设从1949年10月至1976年9月，使90%的乡、60%的村都通了公路。公路的通达里程从1950年的不到80 000公里，增加到1976的860 000公里(不包括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加之水道、航空、公路的巨大发展，助推了中国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基础交通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经济发展的广度铺垫好了必要的基础。
我国运输线长度截止1978年我国铁路里程完成4.86万公里，而1949年我国仅有包括战争导致的21 810公里，据1952年政府公布铁路营业里程可以知道我国在3年间除完成修缮工作外新建铁路0.11万公里铁路里程，自1952年至1978年26年间，我国铁路总里程增长112.23%，而自1978年后至1995年17年时间我国铁路总里程增长12.35%，而1978-1985间新建铁路长度完成了17年增长总里程的68.33%;而1952-1978公路增长720.60%;同一时期民航路线扩张1136.64%。我国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自1952年到1978年增长幅度2978.17%;另一方面在交通邮电领域固定资产净值增幅达779.81%。
张瑞奇：这样的成果是怎样取得的?
杜君健: 有了充裕的资本使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可以说是有效的农业资本剩余积累，致使工业的繁荣成为可能，这同时也使我国自行完成国家经济基础建设成为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经济发生质变，即：地主——佃农模式向自耕农模式的渐进过程，直到形成人民公社体系即农庄经济。农庄经济延续和强化了我国政府的领导力，使得部分公共品的建造由农庄共同建设，使得公共品的劳务成本趋于零成本，所以这一时期本应计入我国GDP的劳务费用由免费的义务劳动代替。另一方面，我们明显得发现针对农业合作社征税，而不是逐户征税，使得税收减少了大量中间环节，征收主体变得更加集中，从而更加有效地完成了国家资本积累。期间，我国农村未充分就业导致的大量人力资本闲置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极大的调动了起来。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资本形成需要一段较长的周期，正常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没有经济回报时，不存在无偿性劳动的可能性。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无薪劳动力这一乌托邦式的劳务利用方式的投入，却成为那一时期我国资本积累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非理性经济理论下的经济行为所致的资本形成率被大量低估，造成了解读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贡献的误读。
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合作制下，随着公共物品的提供，与专业化分工在合作社内部开展，大量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我国农民劳动天数得到了显著增长。而合作社之前的农村普遍的劳动力过剩现状也逐渐消失。甚至对于很多地方说来, 生产的规模大了, 经营的部门多了, 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 工作做得精致了, 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理论上这一时期的人民公社制度降低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而且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大量研究分析。我们承认存在积极性的损失，但这样的损失总量并不能抵消公社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积极效应。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前半段，由于集体共有制使得农业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大大提高，其资本要素积累的增长率在这一时期也主要靠公共物品提供的额外效率主导资本增长。随着公共物品逐渐健全，更多的公共物品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所以后期资本积累增长主要受到效率损失后的资本机制影响。所以，我国逐渐在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发展后逐渐放弃了这一经济政策。
由于农业的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在农庄经济的政策下逐渐完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使得在国家缺乏干预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依然保持了高速的发展。我国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上积累了大量资金，1950-2006的56年间从农业、农民中积累了280 000万亿用于发展工业。
张瑞奇：这一现象用经济学理论如何分析?
杜君健:一方面我国1978年以前需要建设重工业以保证我国第一属性主权自由，以及为下一步经济繁荣期的建设提供必要的基础建设项目所需的物质资源。由于我国政府所具备的民众策动能力，致使这一时期占人口比重80%的农村劳动力无薪义务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造成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劳动力占用比例远高于资本积累时的带薪劳动。
控制传染病等农民难以靠自己所拥有的有限的资本量改变恶劣的环境状况，亦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力，为居民生命健康提供了基础保障，这一点的重要性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总的来讲，对于难以获得的额外资本注入的政府，如当时的中国，扩大国内的资本积累率将成为不二选择。在那一时期，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重工业，以及利用这些物质资源完成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实现经济收入均衡的质的跃迁提供了充分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的想法和领导力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时代要求，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系统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大体是适应的。当然，后期(尤其是文革时期)要令当别论，主要是说政治因素影响严重。
张瑞奇：那么，如何对我国经济的跃迁过程进行理论分析?
杜君健: 我认为，农业剩余的积累及利用农业剩余促进毛泽东时期我国计划经济的发展。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均衡跃迁做出了贡献。
赵德馨先生对我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56年、1956-1978年、1979年至今。我将利用赵德馨先生的经济发展阶段部分研究成果，进一步做出我国经济均衡跃迁的理论分析。下图为Rudiger Dornbusch的经济均衡分析图：
低收入稳态均衡与高收入稳态均衡经济系统。
若按我国开国1949年作为经济均衡周期的开始点，我国在1956年左右逐渐达到了低收入水平的经济稳态均衡，随后我国逐渐丧失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势，这来源于投资需求已经使我国在低收入均衡水平下的储蓄水平与投资需求相等。这一时期我国生产水平将局限于低收入水平下的稳态均衡的水平上即上图K*A点(即1956年)而后随着经济投资需求不断增长，然而人民储蓄能力持续下降造成利率水平不断上扬，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抑制，使得经济1956-1978 年这一周期向经济低收入点进行反向均衡移动，市场内生性力量难以完成向高收入均衡的均衡运动，即使调低利率也仅有一时之效。同时也会导致由于政策对市场的扭曲，造成的一系列后续社会问题。
赵德馨先生进一步指出1956-1978年，这一时期经济在决策失误与政治动乱中大起大落，经济波动十分剧烈(反均衡点，非稳态均衡)。张守一先生根据当年国家统计局结果指出三年大跃进及十年动乱，即使国家经济遭受困境，但经济发展速度依然很高。我们需要清晰地意识到，我国经济非稳态均衡对那一时期产生的剧烈振荡，一方面以计划经济手段所带来的大量社会剩余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受到经济规律的反向阻碍，即市场资本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来源，而仅能依靠国家手段进行反经济规律作用下的干预，使正向均衡趋势效果超过经济规律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我国才能有希望突破低收入经济的不稳态均衡点。当社会经济一旦跃过上图K*B点后社会将会由市场内生的力量推动经济开始趋向新的高收入均衡进行均衡移动。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国即将突破经济不稳态均衡的时期邓小平开始了其执政生涯。
毛泽东以国家计划手段为主体并间接采用人治手段完成了我国经济跃迁的物质准备工作;邓小平则以市场经济手段让市场力量促进经济资本积累的过程。似乎二者在经济手段上有巨大区别，即集权政治控制下的经济，和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但细致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政策延续性是十分明显的。
陈国江先生指出除主流观点外毛泽东坚持我国经济需要高速增长的必要原因——国际环境的压力，同时指出，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高速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发展的新视角。刘增禄、李红霞先生也表达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高速发展思想的继承的观点。
但仅仅如此有限地指出二者之间的政策延续是有失严谨的，因为人治之中本身就蕴涵变法这一有效手段，比如：赵凌云先生指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逻辑结构较苏联模式松散，这意味着只要政府决定改革，改革就可能启动。
我们的分析不能引用某个人在历史上说的某句话作为推断的依据，因为这会导致我们的揣测可能会引向一种荒谬绝伦的地步，事实上我们应当以某个人的实际行为作为判断的最终标准，而其言论最多也仅有对这一行为的进一步阐述，如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中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保护了第一属性概念下的主权自由;完成了我国较为完整工业体系，使我们即使自行发展轻工业也将不再受到国际经济封锁的制约;同时为经济跃迁提供了充分而广泛的基础设施和各类原料及机械;另一方面，是我们利用计划经济及其劳动剩余形成的强大积累效果，使我们回避了自由竞争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将遇到的经济不稳态均衡导致的向低收入均衡点进行的反向均衡运动。
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应充分认可
张瑞奇：您是如何评判计划经济的?
杜君健：我们应当充分认可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当然采用这样的经济手段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明显的，即以牺牲公民社会福利作为代价，以换取绝对数量的社会剩余。这种经济手段是一种典型的临时性政策。向新、苏少之先生归纳了我国经济政策的转变特征，即非计划经济因素的放松，包括农村自留地政策的颁布与再度取消政策的“三起三落”;以及农村家庭副业类似的政策放松与再度管制;以及自由市场的自由交换由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造成政策的放松与管制。即使多次的尝试放权，由于市场本身无法提供有效资本，高昂的实际利率使任何市场行为都趋向于零利润甚至是负利润。赵凌云先生在更广泛范围下讨论了我国经济的集权与放权的历史过程。即陷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处于严重的波动而实际社会产出却越来越高，也揭示了我国政府希望由市场逐渐接管经济的欲望，但又限于每一次的放权都使得市场利率高昂，使企业难以独立生存，进而又重新强化计划经济政策。
另外，我们可以从上述施政行为中十分明显地看到，我国计划经济模式后期，毛泽东已经逐渐希望由市场的内在机制代替计划经济逐渐僵化的模式。因为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不容许有“放”的这一政策空间的，因为社会生产的一切事无巨细均需受到计划的严格指导。甚至如Davies R. W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情况，频繁的计划甚至使一手提箱的烟亦需授权。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建立，并没有如同苏联模式体制僵硬的特点，而我国长达数千年以变法模式的人治体系已经日臻完善，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继续研究人治体系的优劣，但可以指出的是人治体系的出现使得我国未来变法成为可能，将这种政策作为临时性政策的苏联，以及政策极为类似的德国都在该政策结束后重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当然德国的这一政策运用严重失当，其以国防为导向的经济手段，勉强地用作战时经济手段。虽然在短时间内换取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又由于极端的经济取向，使得战争难以长期维持。所以计划经济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仅能以临时性政策使用。而苏联极端严苛的计划经济确实使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腾飞，其以国防为导向的计划经济政策以及国防的过度重视使得这一政策最终未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这一经济手段作为临时性政策，需要集权政治的维护。所以计划经济的开展势必需要一位杰出的领袖，领袖以及其顾问团体的意志将对这个国家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可以为国家带来突破低收入陷阱的机遇，以及战后巩固国防力量维护第一属性概念下主权自由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一旦国家领袖试图利用这一经济手段所赋予的权力以达到某种亵渎公器的目的时，其带来的灾难也是具有世界性灾难意义的，因为其一切的战备来源都是彻底以榨干人类劳动潜能所积累的劳动剩余，其难以维持的特征比任何一种经济手段都要显著。
所以计划经济如同一柄双刃剑，但不得不承认其作为一种临时经济政策，计划经济体现出了其独特的作用。
张瑞奇：什么样的情况下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杜君健:我个人认为，对于饱经贫困、战乱以及期待国家恢复
各发展模式的经济资本回报水平及时间序列相关分析图。
秩序的人们，典型的自由经济在没有数量极为庞大资本作为后援时，计划经济作为经济复兴的强心针，可以从贫困与混乱的泥潭中恢复经济秩序。我认为上图作为一种我为贫困国家推荐的经济体系，即以计划经济恢复和稳定国家秩序，为国民注入国家信心，对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强大所产生的崇拜感和信任感，会推动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计划经济的深入，国防力量的建立，使得国民的第一属性自由得以保障，而进一步随着计划经济的全面铺开即与大国在科技上的趋同即逆经济发展顺序发展经济。由技术密集的产业作为优先考虑的产业，使得国家在技术战略上与发达国家趋同增强，使得国家不会由于技术因素永远沦为原材料生产国的境地。
另一方面，随后经济进入经济不稳态经济均衡周期，这一时期就需要依靠领袖的个人意志和他对于人民的鼓舞能力，因为经济的震荡起伏势必会逐渐影响政局的稳定程度，由于经济的市场因素使得经济呈衰退趋势，如果国家无法拿出有效手段加快突破经济不稳态均衡点K*B，这会导致领袖的威望进一步受到威胁。
随着国家顺利渡过经济不稳态均衡，这时市场作为积极作用将重新回归。过度依赖带来辉煌的计划经济将使人民逐渐丧失经济活力，最终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长期萧条。
《书记访谈》采编部主任张瑞奇和杜君健亲切握手。
结束语
张瑞奇：对话就到这里，最后引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访谈:“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您学好专业知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而努力!
杜君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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