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德意轴心国集团的法西斯侵略使世界各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牺牲和惨重损失。中国和苏联既是邻国，又分别是日本和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国。中苏两国都没有屈服，而是奋勇抗击侵略者，分别于1937年和1939年掀起抗日战争和卫国战争，成为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历经漫长而残酷的战争洗礼后最终赢得胜利。中苏两国遭遇相似，却有不同的历史现实和国情，因此衍生出该历史时期下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的两国青年政治信仰。青年是社会的生力军，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和民族的希望，由于社会认识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存在，因此青年政治信仰状况直接影响着其政治参与的实践状况。历史事实证明，中苏两国青年政治信仰发展过程在该历史时期下的种种异同深刻影响了战后中苏两国的政治格局与社会发展。
两场战争中苏青年政治信仰的相同之处
反击入侵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成为主流。在抗日战争和卫国战争开始前，中国和苏联有着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两国青年政治信仰状况也各有不同：中国青年政治信仰在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国民党右倾政治信仰以及中间派政治信仰的三元分化时期;而苏联则正处于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青年政治信仰以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为主。但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以及德国对苏联发起侵略，分别打乱了中苏两国各自的发展脚步，为了抗击日德法西斯侵略者，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苏联也掀起了卫国战争，青年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参与这场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民族独立和荣誉的正义战争。中国青年政治信仰原本的三元分化和苏联青年的共产主义信仰发展都因为日德侵略者法西斯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一切民主制度而被迫打断，但反击入侵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则上升成为该时期中苏两国青年政治信仰的主流。
积极与世界反法西斯精神相融合相支持。二战爆发后，日德意结成轴心国集团，侵略了包括中苏在内的许多国家，这些受害国联合起来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斗争也就成为世界各国青年共同奋斗的事业。各国青年保卫国家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共同斗争中升华为世界反法西斯精神。因此，与世界反法西斯精神相融合，打败法西斯轴心国，捍卫世界和平与自由，就成了中苏两国青年政治信仰共同的强大信仰后盾。同时，中苏两国青年得以在世界反法西斯共识下互相支持，与亚非欧等更多反法西斯国家的青年们取得政治信仰的互相认同与支持，并在这一政治信仰的指引下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度过了残酷而漫长的战争岁月，最终为同盟国赢得二战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两场战争中苏青年政治信仰的不同之处
开战前后政治信仰演变过程不同。抗日战争和卫国战争开始之前，中国与苏联有着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这就注定了反侵略战争的开始会导致两国青年政治信仰状况会产生不同的演变过程。日本于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1927～1937年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期间，中国青年政治信仰正因国共两党的激烈对峙而经历着从国民大革命中形成的共同反帝反军阀青年政治信仰开始向马列主义政治信仰、国民党右倾政治信仰和中间派政治信仰三元分裂的过程。这三个政治信仰分支在这十年期间互不相融，但日本的全面入侵逐渐使得三个分支开始放下过去十年的隔阂与间隙，为了全面抗日而选择求同存异，在保持各自政治信仰独立性的基础上互相合作，形成了抗日爱国主义的共同政治信仰主流，并为之做出让步和付出。但苏联的情况则与中国完全不同，二战前夕的苏联处于苏共斯大林执政时期，1936年苏联刚刚完成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建成了社会主义架构，正准备在1939年向共产主义过渡。国内青年已形成比较统一和稳定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不存在像中国那样的多元化的、重大的青年政治信仰分裂状况。因此，中国抗战爆发前后的青年政治信仰状况存在停下原本正进行的三元分化而逐渐走向相互聚合的过程，但苏联青年政治信仰由于没有主要分歧，故不存在此过程。
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政治信仰形成过程不同。日本开始进犯中国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正处于国共两党对峙时期，作为中国官方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忙于内战，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日本入侵做出反应，是中国的热血青年在第一时间自发组织抗日，并坚持发出“停止内战”和“抗日爱国”的呼号，不断唤醒更多的国人“不做亡国奴”，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因此，中国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政治信仰形成过程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过程。相比之下，彼时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无内战纷争，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苏联政府第一时间调动军队发起反击，并迅速动员和号召全国人民抗击德国侵略者保卫国家，因此，卫国战争时苏联青年们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政治信仰形成过程在官方号召下、自上而下的，因此中苏两国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政治信仰形成过程不同。
战争过程中政治信仰演变过程复杂程度不同。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中国青年形成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政治信仰，但这只是三支青年政治信仰的共同部分，此外，三支青年政治信仰依旧保持着各自的立场。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国内各方政治力量消弭青年政治信仰三元分裂的努力，促成了1939和1943年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但这两次努力的失败也使抗战过程中中国青年政治信仰各分支隔阂加深，使演变过程更加复杂化。与中国相比，苏联并不存在这一情况，由于卫国战争开始前苏联已处于稳定的斯大林时期，因此在卫国战争开始后，苏联民众全力以赴投入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战争，并没有针对政权组织形式发起过政治运动。此外，曾与苏维埃政权有罅隙的东正教还积极参战备战，努力弥合政教矛盾，使得苏联青年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和爱国主义信仰更加统一和稳固，在卫国战争中的演变过程更加单纯化。因此，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青年政治信仰与卫国战争中苏联青年政治信仰的演变过程的复杂程度不同。
战后政治信仰发展走向不同。中苏两国青年政治信仰发展在抗日战争和卫国战争开始前后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差异，导致反侵略战争结束后两国青年政治信仰发展走向的不同。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青年政治信仰中共同的抗日爱国部分的存在意义淡化，加上抗日过程中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努力的失败，使抗日战争开始前中国青年政治信仰原本就存在的三元分化的隔阂更加深化，并终于在抗战结束后因合作基础的消失而走向彻底的决裂。与中国相比，苏联青年政治信仰状况由于在卫国战争之前并不具有严重分化，在战争中又得到传统民族宗教的支持，因此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政治信仰为原有的苏联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增添了新的力量，变得更加稳固和统一。
中苏青年政治信仰异同比较的当代启示
坚持不断更新执政理念。社会管理者应密切结合世界发展形势，坚持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避免出现老化、腐化和僵化。社会管理者只有在执政理念上永葆时代先进性，才能在当前和未来更好地引导青年政治信仰朝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解决结构性社会矛盾。社会管理者应切实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政治体制，积极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对社会结构进行及时、有力、有效和灵活的调整，使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达到动态平衡，进而从结构上减少各种社会矛盾发生的根源。毕竟，青年政治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集合和价值群，其良莠兴衰最终取决于社会存在现状，政治力量对思想的控制即便能左右其一时也难以持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构建起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尽可能地消除社会现实中对青年政治信仰产生消极影响的矛盾根源，青年政治信仰才能获得良性发展的肥沃土壤。
青年教育结合社会实践。社会管理者应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拓展社会教育和实践，积极完善相关机制的建设健全，努力实现《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这一优质教育战略目标。让青年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发展现实，在更加了解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形成政治信仰，减少青年政治信仰的内容出现偏离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可能性，实现青年政治信仰的良性发展。
注重青年政治信仰状况。社会管理者应对青年人的政治信仰予以充分了解和关注，重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和改进相应的沟通机制，给青年人更多顺畅表达自己政治声音的机会。因此，社会管理者应不断完善和发展相应的青年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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