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3年“统计与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因篇幅较大，经过删节之后刊于2014年第2期《开放时代》】
文革主要的政治现象是群众运动，而且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我读过三个版本的主流文革史，严家其的、金春明的、王年一的，这三本书读完，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分清到底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这三本书还特别突出文革中间的各种“恶”，特别是各种骇人听闻的受迫害情节、受迫害数字、经济损失数字。这三本文革史写法有两大特点：一是遮蔽掉文革中间的明确政治分野，二是强调各种“恶”，试图给读者建立起大数量的“恶”与一个含混的文革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文革史写法应该不算偶然，而是可以检验出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前面谈到大跃进大量人口数字确定的困难，实际上确定文革的相关数字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还要大得多，大跃进时期还有一个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政府机构，文革期间不仅政府丧失权威和调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组成政府(或者革委会)的成员，不管是来自前造反派还是来自前当权派，都陷入了派性政治的泥坑。
我对武汉文革的研究主要通过口述史方式进行，以前试图反映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后来也只能舍弃保守派和当权派这两个方面，这两部分人很难接触，接触之后也很难让他们敞开心扉讲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我的口述史研究，到最后得到的主要是来自造反派方面的资料，用这些口述史资料认识文革，应该算是一副带有造反派局限的“有色眼镜”。不过，从造反派的有色眼镜看文革，能够看到很多主流文革史写法中间忽略或者是“删去”的重要方面：文革理论和政策设计与文革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特别是当权派和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关键表现。这也还算是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可以很方便地把主流文革史遗漏的关键部分重新找回来，拼出了一幅更为完整的文革画图，在这样一幅画图中间，能够识别出大部分“受迫害”事件的“加害人”。
一、 文革的实践层次：群众运动与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历史的悲喜剧也许还是应该用当时的台词来描述，才会更准确一些，所以，我使用造反派同意的“镇压”“反抗”和“当权派”等词汇来表述武汉的文革政治博弈过程，同时，为了方便，也初步做出文革派、反文革派和非文革派的区分，这个初步的区分有助于说清楚文革期间不同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的态度及分野。就武汉造反派的亲历而言，他们大多数人承认“十年文革”的提法。在这十年中间文革派力量和反文革派的力量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我倾向于选用“政治博弈”的概念，但是，造反派非常强调自己的弱势，不同意我用“博弈”和“回合”的概念，认为力量对比极度不均衡条件下，这两个词汇都不准确。在造反派眼里，文革十年中间始终存在着反文革派的优势力量及其野蛮的镇压活动，整个文革十年是由反文革派的八轮“镇压”和造反派的六轮“反抗”构成的，自己才是文革中受受迫害最为深重的群体，他们是全国人民中最凄惨的人，甚至在1976年之后这个镇压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还升级了。
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在底层文革派的有色眼镜里面，有一个好处：可以看到非常强大的反文革派力量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是当时绝大多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强势组合，而这个强势组合的巨大力量及其表现恰好是主流文革史所遗漏的。在“删去”了强势群体的表现之后，各种迫害行为就变成了没有“加害人”的受迫害叙事;同时也只有“删去”了强势群体表现之后，这样的文革史才能够支持那个著名的文革概念“一个人发动十几个人利用上亿人被愚弄”。经过底层文革派的有色眼镜，可以把在主流文革史里面遮蔽掉的、删除的力量及其表现，在口述史再现历史现场里面找回来。
武汉文革十年期间的“八轮镇压”和“六轮反抗”具体过程是：
第一轮镇压是“工作组镇压期”，1966年6-8月各地省市委派出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发动群众运动，普通的学生参与政治，绝大多数是响应这种“面对面”的发动之后才参与的。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和武汉水院的党委一起联合召开大会，要求学生必须写大字报，说“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和不写是态度问题。”在学生贴出大字报之后，工作组和党委秘密召开学生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左派会议”，让这些人去搜集学生的言论预备在运动后期“定右派”。与此同时，工厂中间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作队把朱鸿霞、刘传福、李向阳三个工人(该厂有一个13人的非专职的工人写作组，这三人都是写成员)打成“三家村”，后来朱成为“钢工总”一号勤务员，刘则成为宣传部长。正是在工作组指导下在群众中间“抓坏人”的运动方法，在群众中间造成了“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的明确分野和对立，前者是受到工作组和党委支持的“多数派”(后来公开建立组织成为保守派)，后者及其同情者构成“少数派”(后来建立组织成为造反派)，文革底层运动中间的两派，以及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内容，都是当权派通过“面对面”的发动造就出来的。
根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资料，1966年6至7月，由省、市委工作队在21个单位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横扫牛鬼蛇神”，以“三家村”、“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和“反对和破坏文革罪”被枪毙的1人，死缓的1人，无期徒刑的1人，判15年徒刑的1人，被逼自杀的6人，自尽致残1人，受到纪律处分的112人，打成黑帮、右派、三家村批斗、游斗的1081人、被捕400余人(其中学生159人)，共计1608人蒙冤受害。1966年8月24日省、市委指挥的武汉地区的官办红卫兵，掀起的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第二次“革命行动”中，先是改路名，对老字号商店门牌又砸又换，隨后，凡是他们认为的“牛鬼蛇神”、“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右派”，都采取批斗、抄家、挂牌戴高帽、游街、剪裤子和剃阴阳头等“革命行动”，七天功夫，被抄家的21000多户，抄得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万7千块，现金与存析440万，导致自杀112起，被恐嚇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其实，这个时期受到迫害的人士，都还没有介入到文革运动中间来，从后来的演变看，被抄家被游斗的“黑五类”都是文革运动的围观人士，是标准的“非文革派”，而在运动初期挨整的学生和工人中间，只有一部分出身比较好的人士后来参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着手组织造反派，成为十年文革期间底层文革派的骨干分子，这一部分人算是“准文革派”——在自己明确参与文革之前就已经受到过政治打击，武汉许多造反派头头都有这个共同经历。
第一轮反抗是1966年8月-1967年1月底批评工作组和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早起工作组或者党委领导运动，在群众中间进行“左中右”排队，选定打击对象之后，指使党团员、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搜集“右派学生”的黑材料，这个搞法一开始，就有少数学生对这个运动的搞法不满意，采取公开批评或者越级上访告状的方式进行反对，这种“反对力量”的存在，导致工作组和党委更为严厉的打击。北京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反干扰”，据后来统计，北京24所高校中间，有102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和2591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武汉水院学生郭明正因为透露“左派会议”内容并明确不同意在学生中间抓右派，受到工作组和当权派的构陷，省委指示公安厅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逮捕他，打击郭明正的背景是王任重根据北京的“反干扰”精神给湖北省委写了一封信。根据后来造反派汇集的资料，在决策“反干扰”“抓右派”精神中间，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陈毅、李雪峰、胡克实等政府高官都是一致的，康生、陈伯达到七月中旬才在内部会议中间表示坚决反对，直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七月下旬，文革小组成员才公开出面支持批判工作组的少数派。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支持，显然，第一轮反抗就会迅速被镇压下去。
中央对于造反派的支持，就武汉地区而言，有两个举措的实际效果很大。一是周总理亲自指派人民大学的学生为领队、北师大为副领队、北航的大部队组成“南下造反大队”到武汉，这个造反大队到达武汉之后，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省市委，其中最激进的学生提出“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傅军胜本人在张体学(当时任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接见时表示“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对这个意见当面的表示是欢迎和接受，但是在背后，张体学说傅军胜这个大个子“坏透了”。湖北省委还部署“驱赶南下一小撮”，省委这个决策是通过本地多数派群众组织去执行的，方法是围堵南下学生进行辩论，有些辩论连续进行几十小时之久，不让吃饭和休息，引发南下学生9月2-4日在省委门口举行绝食进行抗议。二是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明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各地多数派学生面临着“犯政治错误的危险”逐步趋于消极，而造反派学生普遍建立公开的组织并逐步掌握运动的主动权。
到了1966年冬天的时候，在全国高校中间造反派普遍由夏天的少数变成了多数。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较高，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间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中间造反派的优势地位，这两大优势使得文革期间大学生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许多地区的工人组织或者农民组织中间也是大学生在发挥领导作用，西安的“东派”和“西派”对立中间，西派的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力量很大，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东派编了个顺口溜说“农民总会没农民，里面坐着个‘西电临’;工矿企业是空架，里面坐着个‘西工大’。”其他各地也是一样，南京的两派与南京大学内部的分裂和对立相关，武汉最大的“工人总部”组织勤务组作出的决定，湖北大学学生陈春茂一个人有时就可以推翻。上海王洪文等人敢于成立“工总司”这样的造反派组织，与南下串联的学生特别是包炮有很大关系，武汉造反派的组织化过程的加快也与南下学生有很大关系。
在中央支持学生建立组织的背景之下，各地工人也开始串联并建立自己的组织，武汉的工人总部是11月10日建立的，与上海王洪文等人发起“工总司”的时间一致。如果说高校学生建立造反派组织还属于政策容许和文革小组支持的话，工人超越政策容许范围建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则完全是工人中间政治反抗能量积聚后的产物，张春桥在现场决定支持“工总司”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而毛泽东表示支持也是一种事后追认工人组织这种与内在于社会群体中间的政治反抗能量相匹配的产物。
在第一轮的镇压和反抗中间，贯穿文革十年的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两派力量都出场了，运动初期挨整的少数派后来建立组织称为造反派，而运动初期紧跟工作组或者党委整人的多数派，后来先于造反派建立起全市性的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1966年9月12日)，而造反派组织迟至10月26日才成立。而那些被抄家的黑五类，则是“非文革派”，无辜受害。为什么文革要按照“反右派”或者“打黑五类”的方法来搞，张体学在66年8月27日和30日省委常委会议上是这样说的：“炮打司令部是打倒牛鬼蛇神，不是打倒省委。百分之五的右派比例要在全省平均算帐，不能在一个学校算的。”“对民主党派资本家冲击，这是不可怕的，把那些老寄生虫狠触动一下，狠吓他一家伙，以后，再来保护他过关。”这代表了在毛泽东决策撤销工作组并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之后，文革在中央层次已经明确要把批判矛头向上指向当权派，而且在各地的基层，从前受到批判、斗争的少数派，受到文革指导性文件《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以及周总理等人公开支持，少数派逐步向有组织的力量过渡，各地高级官员面临着上下两个方向的压力，张体学对于这两个方面压力采取了新的应付策略，省委所提出的策略主要是通过保守派组织实施的，有些来不及组织保守派的单位例如长航，是党委让保卫部门对“黑五类”和知识分子进行抄家和游街的。
第二轮镇压是1967年1月底-4月的“二月逆流镇压期”，1月底军队支左之后，首先抓捕军内造反派数百人，然后宣布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抓捕全市、企业两级造反派头头近500人。同时派出“军训团”压制学生造反派组织整风，试图压垮学生造反派组织并扶持保守派组织起来。
第二轮反抗是1967年3-7月“反逆流”时期的“反军乱军”，针对武汉军区支左后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及其后宣布的罪行，学生造反派组织很多调查组深入工厂调查，反驳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出来之后，学生造反派开始重新集结并游行示威;到五月中旬，一些中学生开始进行绝食斗争，武汉三中要求释放“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工人头头夏邦银，在汉阳公安局门口绝食，武汉一中的学生在“新公校”(公安局军管会支持该校保守派武斗打伤大批造反派)绝食，然后大学生组织发起声势浩大的游行进行声援和支持。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喊出“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还有中学生贴出标语要“夺取陈再道的军权”。5月27日武汉首次出现“百万雄师”武斗杀死20中学生张昌森，晚上造反派组织在省委附近召开追悼会，悼词题目就是“陈再道杀人”，把武汉军区司令员看做是武斗的后台。军区支左办公室设立了一个“制止武斗办公室”，造反派给他们打电话，就直截了当地称他们是“武斗办公室”。
第三轮镇压是1967年夏天的“武斗镇压期”，1967年2月武汉市人武部系统成立以“武装基干民兵”为核心的“红武兵”组织，到5月16日正式又联合其他保守派组织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根据后来的审讯记录，百万雄师成立后“在东湖召集所有五十多个头头开了一整通宵的会，……原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第二步组织集体亮相，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第三步横扫‘牛鬼蛇神’。经过一夜的争争吵吵，最后他们决定把第三阶段的任务提前，与第一阶段同时并举，即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横扫‘牛鬼蛇神’，交叉进行搞所谓集体亮相，进行夺权。他们的策略是先汉阳，后汉口，再武昌。在汉口先中山大道后解放大道，一条街一条街地对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进行打砸抢，什么三天扫平、一天扫平，计划很多。”市委还派了辛甫、林立等六个干部作为百万雄师的顾问小组。武汉军区“六四公告”发出之后，肯定解散“工人总部”的大方向正确，六月八日，百万雄师地制定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此后，大规模的武斗陆续展开。到六月中旬，造反派认为汉阳是“敌占区”，汉口是“游击区”(只剩下少数造反派据点)，武昌是“解放区”，这个局势恰好与百万雄师成立时作出的“扫平计划”相吻合。到六月底的时候，汉阳各造反派力量比较大的单位，都已经被武力扫平，其中规模最大的武斗是6月24日攻打汉阳轧钢厂，是役造反派死5人，伤数百人，武大学生古立盛、张朝阳被杀;6月16-19日在汉口中山大道民众乐园路段，连续数日发生“红武兵”武力攻打造反派宣传据点，死20余人，伤数百人;6月24日攻打“工造总司”司令部，死23人(一说死28人)，女中学生朱庆芳被残忍虐杀;6月26日”长办联司”被赶出单位，至此汉口也已经没有造反派的安全据点了。大批被武力驱赶出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除了外逃北京上海之外，都躲进武昌的大学校园里面，水院最多的时候住了上万人。在郑州当权派与保守派联手，明确提出要打垮造反派组织，希图在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时让中央找不到造反派，从而实现军队干部、当权派与保守派的三结合，这个意图之所以被发现很偶然，1984年代郑州在一个工程挖地基挖出前保守派头头杨某的日记，其中明确记载了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开会时的武斗计划和目标。
从“百万雄师”5月16日正式成立到7月24日最后一次攻打武汉体育学院，总共存在了68天，据不完全统计，68天里百万雄师搞了70多场较大规模的武斗，杀死造反派近百人，杀伤数千人。“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基本上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是彻头彻尾的武斗队，其中真正参与攻打造反派据点的“红武兵”组织，成员人数大约在一两万人左右。在2009年百万雄师的头头和造反派头头的聚会中间，杨道远问他们对造反派具体有什么意见，打得那么凶，百头头答不出来，杨说那就不是你们自己有什么看法，你们完全体现别人的意志，有百头头表示同意说他们自己是“皮影戏”。
第三轮反抗1967年夏天的“抗暴”时期，在造反派的单位和据点受到“红武兵”武力攻打时期，造反派相应地成立了“抗暴指挥部”，试图组织和调配力量进行有效的自卫。在这个时期的造反派内部，曾经对采取何种策略进行过辩论，最激进的主张是要“文攻武攻”，最消极的主张是“文攻武守”，中间派主张是“文攻武卫”(这个主张后来受到过江青的肯定)。总体上看，在进行“文攻”方面，造反派相对保守派和当权派有着巨大的优势，“百万雄师”公然杀人还到处进攻，这给武汉市民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怖，相应地造反派就得到很大的舆论同情。当时造反派主编的报纸《长江日报》市场价格是每份四分，《百万雄师》同样纸型报纸每份价格只有两分。6月26日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来电指责武汉军区，要求停止“百万雄师”对一些单位的围攻。
第四轮镇压是1968年“清队镇压期”，1968年2月，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相继成立，各个基层的厂矿企业或先或后都成立了革委会。省市两级革委会中间，造反派占据常委以上的成员名额40%左右，基层的革委会中间造反派的比例更高。在1967年成立的革委会中间，造反派的分量就更重，甚至一些单位例如水院的革委会主任也由造反派学生充当。1968年夏天开始，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提出“捅马蜂窝”，把造反派从革委会内部赶出去。其实，要把造反派从革委会里边缘化，不需要这种激烈的手段就能够完成;就造反派的执政经验而言，参与革委会多数是名誉性质的，并不足以在革委会内部发挥实质性作用，朱鸿霞(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编了个顺口溜说自己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轿车来。”至于决定大事情不仅参与能力不足，而且参与机会也很少。随后，就是派出工宣队、军宣队派进学校，1968年首批派出的工宣队多数是造反派成员，目的是做学校两派的团结工作，消除派性，1969年以后重新派的工宣队从成员构成到目的都不一样了。
第四轮反抗是1969年春天的“反复旧运动”，在1968年夏天还处于派性争执的“钢派”和“新派”，在胡厚民(工人总部二号勤务员，结合之后是省革委会常委)推动之下，多次上门向新派组织头头吴焱金等人做自我批评，对68年的“钢新之争”承认错误，最后钢新两派工人造反派头头联合起来搞“反复旧运动”。作为反复旧动员令的著名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由钢派头头朱鸿霞、李想玉和新派头头吴焱金共同署名。造反派的主要感受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革委会会议很少开，大多数干部逐步恢复职务，此外，“百万雄师”等保守派组织趁机造舆论说他们从来没有错，他们支持的干部现在都出来了说明他们支持对了。造反派发起游行示威，最激进的部分还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市革委会。在九大之后，周总理亲自出面把参加省市两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召集到北京，在京西宾馆集中了二十多天，批评造反派有意见和问题不是通过革委会内部协商解决，而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还试图“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随后中央发出的“五二七指示”批评造反派居多，这个中央指示实际上部分地终止了“游行示威”的权利。
第五轮镇压1969年底-1972年的“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运动”，到了1969年之后，工宣队成员就完全变成保守派，目的就是开展“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也基本上是1969年夏天之后，造反派在省市革委会内部已经不起作用了，派出工宣队和军宣队完全由军队干部和结合的地方干部决定。1969年11月，在北京集中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开班，把武汉市造反派头头和骨干1000多人集中到空军学院，说是要批判派性搞好团结，结果在陈伯达的主导下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与此同时，省市区和企业层层办“五不准学习班”(五不准一般是包括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络等内容)，把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成员集中起来，由脱产的保守派成员做专职的“动力”进行“逼供信”，要求交代参加“五一六”的问题。这个运动的结果，几乎全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成员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造反派1972-1974年连续多次向中央上访，汇集的数字湖北省清出40多万“北决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张体学(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老干部)曾经告诉造反派说是总共是60多万。
据王力回忆说，中纪委官员告诉他全国共打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的结果看，这个运动是军队干部主持、老干部参加、以保守派为脱产“动力”搞“逼供信”，以造反派头头和骨干为清查对象，最后的结果是把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而且，这场运动不仅针对基层造反派，而且针对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哪怕是文革期间履行职务行为只要是有利于造反派的都统统受到追究，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各地的大多数记者也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受到迫害，因为他们在文革前期采写运动情况并向中央反映各地真实情况，对于中央作出支持造反派的种种政策提供依据，所以，也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构陷。
第五轮反抗1973-1974年的“反潮流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间，造反派在文革前期所做的一切都被说成反革命阴谋活动，受到无穷无尽的“逼供信”折磨，所以，这个时期最先提出的口号非常有针对性。1973年十大之后，首先提出口号“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批林批孔时期，武汉造反派有两个层次的博弈：一部分参加了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被称为“议会派”，这一群人参加省委在首义路招待所主持的座谈会，面对面地跟省市委书记谈判，要求为整造反派而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另外一部分人坚持街头斗争被成为“反潮流派”，这派人除了在武汉街头组织宣传活动之后，还组织上百人的上访团到北京上访，曾经在京西宾馆门口组织静坐示威。经过造反派多次与省委协商，1974年“工人总部”二号头头胡厚民被放出来，出来之后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第六轮镇压是1975年的“治理整顿时期”，据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回忆录《丹心照玉宇》中间披露，他和省委书记赵辛初一起去北京找中央领导，这位领导给他30个抓人指标，他们回来之后在2月7日广播了最后通牒，不等“反潮流派”有所反应，当天就出动警察抓人，其中的武齐华死在监狱里，他弟弟始终认为是被活活打死的。后来根据“把闹事派一年调动三百五十六次”的高官讲话，参加省市两级革委会常委以上的造反派，都被流放农村劳动。
第六轮反抗是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敦促省委“转弯子”。这个时期造反派成立“夏、谢、朱、李、吴、胡、顾”七人领导小组，提出“滚出去的要请回来”“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口号。胡厚民还两次去找从前的保守派头头喻文斌，想要说服他一起参加运动，团结起来对付当权派，结果这个“团结”愿望受到很多造反派头头的批评，说他是“投降派”
第七轮镇压是1976年10月之后的“群众专政”时期。粉碎“四人帮”之后，从前的保守派“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和骨干，自发地地起来搞“群众专政”——先是抓造反派头头进行游街批斗，还有一些人百万雄师的头头在政府机构决策就抓捕一些造反派头头办“五不准学习班”，要他们交代与“四人帮”勾结的问题。这个过程不是很长，不久就传言邓小平说“文革两派都错了”，“百万雄师”很多人对此非常不服气。到1977年11月底，所有被“群众专政”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都被要求移交给公检法机构或者本单位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
第八轮镇压是1977年11月底开始较为正式的“揭批查运动”，这个运动上面由胡耀邦担任“两案领导小组”领导，下面层层设立“揭批查”运动办公室。在纪检委主持的审查中间，仍然使用保守派成员当“专案组”成员，一个造反派曾经问过百万雄师的专案组成员，你们参加审查积极搞逼供信，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人老实回答说：我跟你以前根本都不认识，没有任何个人恩怨，领导告诉我，搞完审查之后帮我提一级工资。纪检委审查的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审查的进度很慢，武汉有的单位一直拖到1992年才给审查对象作出“文革期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其中武汉被判刑的造反派头头，是等到中央审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才参照其量刑标准宣判的，全国多数省区的审判也都是在中央审判完成之后才进行的。目前知道浙江是例外，先于中央的审判步骤，把张永生、翁森鹤从重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两次减刑之后，这两个人都是坐满了30年监狱于2005年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15年。
因为经受太多的打击，造反派中间的骨干成员，到1976年也多数“非政治化”了。1976年春天武汉一中文革初期最积极的骨干，组织了一次游览东湖的活动，在三十多个成员中间，大多数对未来人生的规划都是要学好技术争取提高技术级别，追求更高的收入，早期的政治热情已经退潮了，大多数人完全生活化了，仅仅只有一个另类提到修正主义话题却没有得到多少响应。而且在造反派内部头头和普通群众之间曾经也有很深的隔阂，一些中学生甚至说下一次文革就是要揭发批判那些造反派头头，因为，在很多普通造反派挨整的时候头头们在表面上还是副主任、常委什么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还很风光，这跟自己的落难处境形成对照，并由此推测这些副主任常委也没有为底层挨整的群众说话。等到文革结束造反派头头被判重刑，底层造反派也或多或少挨整，这个时期又等于重新确立了新的政治阵线：头头挨整更多被视为为了多数人的政治活动承担责任付出牺牲，旧有的认同又重新回归。而且，更重要的重新确立对于对立派的判断，有好几个工人造反派对我说过：现在老保掌权，在造反派的语境里面，老保实际就是为了自己向上爬不惜一切整人的人，除了对领导拍马屁职务没有别的原则，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别人踩下去，重新把对立派视为政治堕落的代名词并再次把这些人与毛泽东和周总理作出区分;原先有很多造反派在自己挨整的时候，对于毛泽东和周总理都不无怨言，我们挨整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吗?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在重新认识了对立面之后，这种怨恨情绪也极大地下降了。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再政治化”过程：重新审视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政治同盟。到目前为止，当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中间，已经自负费用出版文革回忆录将近20本，这个数字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间应该也算是比较突出的，这些回忆录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化的努力：除了为自己辩诬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帮助人们认识文革及其后的政治演化过程。
二、 政治迫害与文革派性政治的关系
就武汉的文革过程而言，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数确实非常多。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受迫害”是从属于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政治博弈目标的，双方受迫害人数的多寡与力量对比成正比，因为反文革派力量比较大，所以是造反派受迫害的人数比较多。
从政治上“受迫害”情况看，那些把自己的优势地位视为当然的派别，更加不兼容对立派政治利益。反文革派的派性大于文革派的派性，换句话说，当权派和保守派对于造反派的政治利益的不兼容程度是最高的，这个强势派别有一种“朕即国家、老子代表党”的优越心态，批评我就是“反党”。在造反派内部则是“老造反派”对于“新造反派”的政治利益兼容程度较差，这其实也与反文革派的不兼容程度高有内在一致性：老造反把造反时间早、冒着政治风险起来批判“资反路线”视为一种资本，有没有“资本”作为一种标准，就成为一种选拔或者排斥的不兼容心态，这是一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优势心态。
文革期间的派性政治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兼容别派的合法政治利益，而且在派性政治的背景下，那些为“派性斗争”添砖加瓦的人士往往较快地获得话语权和领导权，这成为派性政治难于解决的一大死结：任何为削减派性对立作出努力的人士在派别内部，都有可能被扣上“右倾投降”“老机”的帽子迅速边缘化。在这样的派性政治逻辑中间，很小的分歧往往发展为势不两立的争斗，对于革委会席位的最大化愿望总是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最后总是发展到一派把另外一派打成反革命为止;武汉一月夺权之后的“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七二〇事件之后的“钢新之争”，都是这样一种基于革委会席位的派别斗争。
在1966年8月和1968年清队运动期间，确实也有许多“非文革派”受迫害现象，前期主要是“反文革派”为了转移运动方向所致，这种政治迫害行为是最为堕落的，迫害造反派多少还体现为一种政治追求，而西纠在北京发出第三号第七号通令，把所谓的“黑五类”家庭赶出北京城则是完全毫无必要地伤害无辜。
除了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博弈带来的政治迫害之外，干部中间长期存在的山头问题和宗派问题也一样在文革期间起作用，文革初期抛出干部中间的弱势群体以及与高层官员有矛盾的官员，就是这种常规权力斗争的体现。成立革委会之后，军队干部揪住党政干部的各种问题不放，导致解放干部的政策长期不能落实，也是这样一种山头主义逻辑起作用的。
在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造反派内部派别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夺革委会的席位：要在最大化本派席位的同时最小化别派的席位。为了实现席位竞争的目的，妖魔化别派头头的行为大行其道，武汉两派之前没有重大矛盾，派别冲突就是从席位竞争开始。最开始是“工造总司”说“工人总部”和“二司”的头头“修”了，这导致“工总”和“二司”撰写了《二八声明》进行反击，反过来说“工造总司”是“半路杀出来的投机商”，“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看不到人，夺权的时候就跑出来了，是“摘桃子”的。对于《二八声明》的不同态度，导致“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在军队支左后，毒草派中间的造反派一样受压，这样，才又与二司联合起来组织“抗暴指挥部”，但是，直到七二〇事件前夕，毒草派仍然坚持“工总”头头是“牛字号”(即牛鬼蛇神)，只同意“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
派性的存在和持续发酵，妨碍了对立派之间建立起互信机制，结果又诱发新的政治上的不兼容，导致各级革委会的难产，甚至革委会建立之后也很难确立必要的工作权威。在不兼容对立派政治利益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办法建立起互信机制，最终又诱发了一种类似于“预防性战争”性质的顽固派性，这种派性的心态是：“我可以不掌权但是绝对不能让你们掌权，你们一掌权我们就可能要挨整”。为了降低自己“挨整”的政治风险，所以，要预先采取行动不让对方掌权，既然目的是不让对立派掌权，就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反对对立派的头头乃至对立派推举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代表。一方面是为了本派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对方的强势人物掌权，昆明两大派“八派”和“炮派”的表现最为典型，双方都竭力丑化对方支持的“亮相干部”：八派支持的赵建民被炮派说成是“叛徒”，而炮派支持的秦基伟则被八派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秦的太太是重庆资本家的女儿)。由于这两个人身上都富集了对立派赋予过多政治反对能量，中央在考虑云南革委会人选的时候，只好不选这两个人。派性的存在成为文革期间最为重要的“现实”，为了规避派性可能带来的问题，中央在作出政治选择时充满了各种策略和权宜之计，而无法按照事实或者政策来作出最佳选择，这无疑加剧了当事人的不满，秦基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的不满程度甚至还超过被指斥为叛徒的赵建民，毕竟赵建民支持八派是违背中央要求的，但秦基伟却是按照中央要求支持炮派最后一样没有用他。
派性政治的逻辑在文革期间有着充分的表现，最后实际上成为推动文革运动走向的一大动力。在文革期间各个派别内部，始终存在着大量的积极分子去为派性能量最大化而添砖加瓦，最后使得任何派性斗争只要一开始，就会自动地在各派内部积极分子的推动下迅速最大化，最终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清华两派的分裂从1967年4月份开始，文斗了一年多，到1968年终于走向“百日武斗”，许多师生逃离清华校园。双方争辩的实质，被李李仕林等人概括为“两派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伪装成路线斗争的派性斗争”。无序的政治竞争在这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制造出一个真正的“霍布斯丛林”，最后不得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去履行“利维坦”角色。积极参与制造“霍布斯丛林”的人，就这样把自己淘汰出局了。
在武汉的八轮镇压和六轮反抗中间，按照加害人和受害人身份，各种政治迫害事件可以粗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占据至少70%的比例，这类迫害数量最大，其中清查北决扬、五一六运动打出反革命分子约40万人(造反派数字，张体学估计数字为60万人)，此外文革初期工作组“抓右派”“打反革命”，1968年“清队”运动期间都有造反派受到迫害，不过数量要少得多，在几千数量级。
第二类迫害事件属于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这大约占25%的数字，1966年8月省市委决策，并由中学保守派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其头头是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实施的抄家、破四旧运动，受害人数万。在1968年“清队运动期间”，也有一批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受到打击，高校老教师在这个期间受迫害的现象特别严重(因为这些人大多数是解放前完成高等教育出身多属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也有上千这个数量级。西安的“红色恐怖队”和北京的“西纠”打击“黑五类”就是这个性质的迫害事件，而武汉和其他地方打击“黑五类”的做法是受了北京“西纠”通令的影响。
第三类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占大约4%，这是干部里面的山头主义在文革期间发作的结果。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曾经公开讲过“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军队干部掌权时期设立了很多秘密的专案审查这一大批干部，只有有一点点问题就揪住不放，使得干部解放问题长时间得不到顺利解决，有一个湖北日报的老记者曾经与文革前市委书记宋侃夫“监护”在一起，老记者问宋书记怎么看文革，宋回答说：造反派群众喊“打倒宋侃夫”都是假的，不起作用，只是毛主席要群众起来批评批评干部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们那就真的倒了，我相信主席不会这么办的，不过，要是那些穿军装的人铁心要打倒，那就真的起不来了。宋侃夫的这个说法是符合革委会成立之后的事实的，当时主要是军队干部掌权并决定如何审查和解放干部的。
第四类是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一月夺权之后“批斗老干部”，全市性和单位内部的批判，合计发生过几千起;七二〇事件之后“揪斗”老干部和“百万雄师”坏头头，也有上千起，还有上千名“百万雄师”坏头头被扭送各个派出所。这些被扭送的坏头头，几天之后因为没有人管只好释放出来，此外，还有中学生造反派报复打死保守派的恶性案例，全市大约5-6起。受过造反派批斗的高级干部，到了文革后一个人出一本回忆录，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很多人读到这些回忆并由此形成自己对文革的印象。但是，受迫害最严重的群体，出版回忆录的机会非常少(造反派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极少，目前只见过一例，黑龙江范正美的《秋梦追思》)。其实老干部群体在文革期间的遭际，只是文革政治迫害事件的极小比例，受迫害的程度也相对较轻，过于依赖这种回忆录来认识文革，有可能极大地低估文革政治迫害的严重程度，对文革期间对立派别的派性和政治不兼容问题也会认识不足。
第五类占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这是造反派内部的派性竞争引起的，武汉的钢派和新派组织之间曾经发生过武斗，最严重的是1968年5月3日“新中原武斗”，死伤十数人。
全国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与武汉的情况接近。
在各种政治迫害中间，清查北决扬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时最为恶劣的，受害人数最多，持续时间很长，遗留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这个清查运动之所以特别恶劣，关键在于要把事实上不存在的五一六问题制造成为一个打击造反派的借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投入海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逼供信”，实现以“口供”定罪的目的。为了打出上千万的反革命分子，文革初期那种依靠积极分子的方法就不够了，这个时候开始引入“脱产”的专案组成员，武汉称之为“动力”，南京叫做“小分队”，每一个重点审查对象往往要投入好几个完全脱产“动力”(多数动力都是保守派成员)，这样才能保证多数专案人员对单个审查对象的体力和精力优势，轮流对审查对象进行逼供。这个持续数年的“清查”运动虽然实现了把造反派彻底整下去的目标，但是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
还有两种“干部丧失权力”情况，与通常的政治迫害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涉及到的干部的绝大多数。一是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省市地县政权实际上“作废”了，绝大多数干部因此丧失了权力和地位，这个原因不在于造反派或者其他的什么人，而是毛泽东针对干部“罢工”的局势所下的决策——通过三结合的方式重新建立各级政权。此后新成立的各级革委会实际不承认从前的政权，革委会选用的官员数量不足从前党委和政府官员总数的20%，这才导致大量“剩余”干部下干校。二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通过一个人直接点名的方式，把那些镇压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指为“林彪死党”，那些整人比较热切的军队干部则指为“活党”“上了林彪贼船”的人，其中一些人也丧失权力甚至被关押起来，这一次涉及的高官数量也有几十人;然后就是“权归政，兵归营”，结束军队支左，大批军队干部退出革委会返回军营。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十五军军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都被指为“上了贼船”，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省革委会副主任)被指为“死党”关押秦城监狱十年，河南军区的王新、成都军区梁兴初也同样被指为“死党”。这一次“死党”的待遇比刘少奇还差，刘还有专案组审查他的历史问题。这一次被指明为“死党”，连审查的程序都没有，我后来访问刘丰的儿子，他告诉我说刘丰被抓进“秦城监狱”关了十年，没有一个人来理他，出狱之后按照正师职待遇安置在江汉油田。
“一月夺权”之后重新建立各级政权的重大步骤，触动了当权派群体的根本利益，最大化了官员的不满，谭震林和陈毅等人在“二月逆流”中间说文革小组某些人和造反派“想要打倒整个老干部”，实际上是指桑骂槐，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对毛泽东本人的不满，把各级政权作废的决策，跟文革小组成员没有关系，跟文革小组支持的基层造反派也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一个人针对干部罢工的形势作出的决策。革委会成立之后，机构极度精简导致对干部的需求过低，致使文革十年期间滞留干校或者赋闲的干部数量过大，得到“任职机会”而“解放”的干部数量只是少部分。从这个历史背景出发，很多干部写书说自己“被打倒”，这不是事实，但是“丧失权力并参加体力劳动”则是真实的。与今天的网络词汇“剩女”一样，文革期间机构精简带来大量的“剩官”。
1971年周总理告诉斯诺，文革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人。”周总理还告诉斯诺：剩余的干部被送去五七干校，去干校并不是惩罚，而是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级别，有80%以上的干部丧失了权力地位。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之初只结合了96名干部，后来又陆续调入一些，合计也不超过从前的20%。为了安置这些“多余”的干部，多在农村兴办“五七干校”，然后要求没有“结合”的干部下放劳动。除了多余的干部之外，在职干部按照当时的要求也要轮流下干校劳动，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也一样下过江西的干校并在干校里结婚生子。
此外，文革期间高校等文教机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停办或者停止业务，在1969年形势紧张时期进行过“战备疏散”，这些机构的成员，也一样下到各地农村的干校里搞体力劳动，例如费孝通就曾经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旧址兴办的五七干校呆过一段，文化部下属一些机构则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兴办了五七干校，钱钟书等大家都在那里呆过。很多人写回忆录说自己“进牛棚”，其中少数人确实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批判和管制，但多数人只是下干校干过体力劳动，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牵扯。
三、 从底层文革派的“有色眼镜”看文革
就全国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而言，研究者较多地关注了北京和上海的情况，其实这两个地区的代表性很差，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两个地区的群众运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着直接的联系，这在全国其他各省区都是不存在的;二是这两个地区的群众运动过程相对单一，到1966年冬天以后保守派的活动就很不明显了，这也是全国比较特殊的案例。
1、如何界定文革政治实践的起始时间：造反派的造反行为与组织成立
无论上层的政策设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为文革不同于其他政治运动的首要特点是“群众运动”，而且文革的群众运动的首要特点还在于有一个独立于党政官员控制之外的造反派组织。如果以这个特点来看待文革的话，很显然，造反派组织何时兴起以及造反派组织何时开始其政治活动，就需要作为文革实践的标志性事件来看待，以此而论，文革的实践过程其起始时间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966年6月底(这个时候北京的高校里开始出现“驱赶工作组”的少数派力量);7月底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公开出席高校的群众大会，为少数派平反，并支持他们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北京是9月7日成立“首都三司”这个全市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武汉市是10月底才成立全市性学生造反派组织。11月初全国多个城市都出现工人造反派组织。1966年10月份开始出现全国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因此，就文革的实践层次而言，开始时间不仅晚于《五一六通知》而且也与这个文革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没有关系，这个文件是作为机密文件只下发到县团级，普通群众看不到;而且，造反派的造反行动也不是《人民日报》社论影响的结果，而是认为“反右派”这样一种“整人”方式不正当并且不符合中央精神。从这个时间和事件的排列可以看出，文革中间底层文革派的力量形成过程，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也不是文革小组从外部操纵的，而是对于当权派与保守派合作整人的方式提出批评意见，由此受到沉重的政治打击，由此激发了少数派更强烈的反抗意志，这种反抗意志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受到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成员开始公开支持，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通过批判“资反路线”的努力，于1966年9-10月份才完成批判力量的组织化过程。
造反派的视野里，文革实践的起始时间，与中央上层的各种分歧和争论的关系都不大，是从工作组或者党委“面对面”发动群众开始的。武汉当权派发动的文革，是把文革当做是第二个反右运动来搞的，这与《五一六通知》这样的中央文件没有关系。而后来成为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两派群众组织，也是肇因于整人或者挨整的差别，其中保守派是当权派按照原有的政工工作系统直接组织起来的，是当权派“正向动员”的结果，造反派则是因为受到整治打击而被“反向动员”出来的。当权派造就底层两派群众及其之间的对立内容，这都跟中央的指导性文件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符合“官场惯习”。
等到造反派正式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之后，群众中间的派别分野和对立就彻底明朗化了。在这个现实面前，当权派实际上没有可能保持含糊态度，而是必须自己选择“站队”——你到底是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官员在群众公开分为两派之后，也必须公开选择“站队”，站在那一边则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关键指标，这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政治过程——基层的问题和分裂出现之后，上层需要相应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些至关重要的选择，政策的指导作用几乎看不到，官员也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和官场惯习作出判断的。
2、从文革实践提出来的中心命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1966年《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之前，先出现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方向路线错误”两个提法。针对工作组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多数派)在高校批判“右派”和“黑帮”的运动方法，就早已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判，这就是最初产生的“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在7月底的时候地质学院已经有少数派，贴出大字报把工作组和多数派合伙干的事情冠名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加以批判。毛泽东7月底批评工作组的错误时用的是“方向路线错误”这个提法。在9月18-20日文革小组主持的座谈会上，决定写一篇社论来批判文革初期工作组的错误，最初也是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经过几次反复之后，才最后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里可以看出，造反派的造反内容——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从来没有在文革指导性文件中间被预先指出或者规划过，而是从具体的实践中间提出来的，然后，政策设计才紧跟这个实践中间出现的中心命题。
1966年10月正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全国各省市党委领导运动及工作组和多数派的错误，就逐步归结到“资反路线”的名义下给予批判。同一篇社论还要求干部重新站队：“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杭的地步。”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规定：“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此后，就要求犯了资反路线错误的干部重新站队，陈伯达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间还提出“重新站队”的具体标准：“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3、各级政府组织中间绝大多数当权派反对支持造反派的中央决策
追溯造反派的造反历史及其力量的集结过程，可以方便地识别出来文革实践的起始时间，通过检验对造反派的造反是支持还是反对，可以识别出当权派中间的文革派成员，毛泽东、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成员是文革派，而各级干部中间的绝大多数是“反文革派”。林彪本人泛泛地支持过发动群众批判干部、支持为那些运动初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人平反、推动制定交还“黑材料”的中央文件，但是在军队内部特别是针对空军、海军司令部和总后的文革实践中间，林彪是支持保守派的。后来定为林彪集团成员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反对造反派的，属于反文革派阵营。全国各省市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反文革派。在造反派眼里，中央高层支持群众造反运动的人很少，只有毛主席、周总理、文革小组成员，早起还要加上林彪，这个很小的名单构成“顶层文革派”，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邓靠边了，决策层次上支持群众造反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说周总理在文革期间“说了一些违心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这个说法暗指周总理是反对文革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间认为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总理，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从文革早期的中央领导发表讲话支持群众造反看，发表讲话次数最多的就是周总理，翻阅《周恩来年谱》也可以看到，周总理出面接见并支持造反派的次数，比任何一个文革小组成员都要多。文革伊始，周总理自己就选定浙江作为自己的试点省，还派飞机张永生(后担任“省联总”一号勤务员)接去北京，亲自教育他如何领导运动，并向省长周建人进行政策交底，要他支持造反派。在提出“一月夺权”之后，周总理非常积极地指导“夺权”试点，在外交部试点夺“运动领导权”“业务监督权”，支持造反派建立部司两级业务员监督小组;在广播局试点连“业务领导权”一起夺过来的经验。其实，对于文革是否必要的认识，主要是奠基于对官场的判断，如果认为多数干部还不错，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反过来，如果认为官场问题格外严重而且当权派不能自己革命的话，显然，发动群众的副作用哪怕再大也是必须的，看一下周总理1963的讲话《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就知道他对于官场的判断是比较糟糕的。
各地官场中间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极少，省委书记中间全国仅有河南的刘建勋是支持造反派的，绝大多数是公开反对文革并镇压造反派的，这构成文革的一大特点：政府内部决策层次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分量很重所以占据优势，文革早期各项政策出台多是有利于造反派的;但是决策需要通过各级干部这个庞大的执行层次去实施，而执行层次的大多数干部恰好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中央文件很难执行，结果中央文件对于运动的指导作用很小。1966年10月发出的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当众销毁或者交换本人，给群众平反昭雪，但是，武汉的“黑材料”大多数是造反派组织抢出来的，而不是主动发还的。
文革期间政权组织内部“执行层次”反对“决策层次”的后果是：文革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结果出现顶层文革派支持最基层的群众组织造反，反对庞大的中间执行层次这样一种景观。
4、底层文革派与顶层文革派的不同政见
在造反派看来，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的支持，造反派不可能产生和存在，这是上下一致的地方。即便是这个方面，底层造反派也是有意见的，在造反派遭遇到的系列镇压中间，来自上层的支持，在时间上总是滞后的，在力度上也显得不足，而且越到后来的支持力度就越小。在批评工作组的“资反路线”时期受到的支持是最大的，不仅支持给受打击的群众平反，还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资反路线;此后的支持力度就越来越小了，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和抗暴时期，支持在时间上不仅严重滞后，力度也严重不足，仅仅是支持给造反派平反，但是不支持造反派追究责任人——批判“军内一小撮”。在造反派看来，1967年720事件之后应该继续“揪军内一小撮”追究政治责任乃至于刑事责任。在1968年夏天之后解散群众组织的“倒旗”运动也有很多中学生不满意。1969年武汉的“反复旧”还受到周总理的批评，只好终止，这个批评只好实际上已经不许再搞大民主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形势很好，但是毛主席直接下令停止的。
1967年年初成立的革委会中间，都没有结合保守派组织头头，到这年秋天的时候，中央已经决定三结合不排斥保守派。这就意味着，对于保守派不仅不给于批判放弃追究他们的责任，还要结合保守派进入革委会，这也是很多造反派有不同意见的地方。1968年在谈判建立辽宁省革委会的时候，对“辽联”(支持东北局的一派)“辽革站”(支持沈阳军区的一派)和“八三一”(造反派)三派同等对待，张翔久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结果被隔离到卫戍区。武汉如果不是因为百万雄师搞了七二〇事件也肯定是要结合的。
在1976年开始的“揭批查运动”之后，许多造反派头头锒铛入狱，此后，一些造反派对于毛泽东和周总理等顶层文革派的意见反而逐步消失了。
5、“舆论博弈”的“个人崇拜”外观
造反派和当权派之间的政治上的不兼容，表现为两种相互对照的舆论博弈策略：造反派通常批判当权派“反毛”，当权派和保守派往往批判造反派“反党”。当权派的舆论策略中间，试图把当权派自己不符合政策和法律的行为也与党组织捆绑在一起，从而规避批评;而造反派在后来的大批判中间往往批判当权派“反毛”，说当权派只顾自己的利益和特权，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等等。很多人往往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文革期间常常出现“以言获罪”的反人权政治迫害，这是删除了派性政治的内在逻辑之后，才会出现的“皮相之论”，政治迫害的问题不是以言论治罪，而是不兼容对方的政治利益已经成为先在目标，然后才搜集对方的言论用大批判的方式证明对方是坏人，这是服务于目标的手段。
造反派为什么不直接批判当权派的资反路线，转而用那种“要为毛主席打抱不平”的舆论策略呢?这大概与当权派和保守派组合的力量优势紧密相关，也就是说，造反派不太有把握斗得过对方，为了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与强势群体“扳手腕”，而不是从自己的冤屈出发去控诉当权派的倒行逆施。1967年北京造反派处于鼎盛时期所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间，就充满这种语言和机巧。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在自己受到批判的时候，还非常强硬地要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在运动后期“交出几个右派来”。在武汉的文革之初，王任重就提出过“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秋后算账”三大策略，这对于弱势的造反派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威胁，采取“捍卫毛主席”的发言方式，算是一种“弱势群体”的竞争方略，从文革的实践看这个自我保护的策略并不成功。前面提到清华大学两派斗争中间都用“路线斗争”的语言进行“伪装”，其外观也一样具有“个人崇拜”的表象，群众组织间的大辩论，核心问题一样是派性政治的不兼容问题，这是第一位的。
6、巨大的派性政治能量导致过多的策略和权宜之计，降低了政治信誉
文革期间政治上的“派性”非常严重，派性的一个特点是不兼容对立派的政治利益，而且每一个派别内部都存在着“为派性的增长而添砖加瓦”的积极分子群体，这个派性积极分子群体还往往以“本派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和领导权，这个积极分子群体的存在使得调解和弥合派性的外部努力难于起作用。
文革自从两派形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有了内在的推进力量：受到派性的推动而脱离预先规划的轨道。派性政治的强大能量，实际上使得1968年之后中央对各种重大事务的处置，丧失了最优选择乃至于次优选择，大多数都是策略性地应付。过多的策略和应付措施，损害了政治信誉，助长了各种对于政治的失望情绪。文革从派性政治中间获得“自主”前进的动力，对于派性政治缺乏分析，这也是主流文革史的重大遗漏。
7、毛时代的政治异化：文革期间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问题
从造反派自己受迫害的经历出发，可以观察到“坏干部+假积极”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同盟在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中间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文革早期的工作组时期，更是有突出的表现，这个同盟的存在恶化了大多数人的政治状况。造反派批判当权派和保守派，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毛时代政治异化的关键内容，这是造反派的政治代表性所在。非常遗憾的是，出于对派性政治恶性发展的担心，毛本人没有办法支持造反派对这个关键的政治异化机制进行深入批判，反而说“犯了资反路线错误，站过来就是了。”对于群众中间那些专门搞政治投机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也说要“在同学中间取消保皇派这个词”。在武汉水院成立革委会前后的争论中间，造反派提出“二代红就是二代机”——即很多文革前党委的红人在文革早起一样工作组的红人，在文革中间又以造反的面目出现要钻进革委会，这个观点推论下去就是要重新设立发展党员的标准，彻底改造基层的政治，堵塞投机分子变成党团员的通道，进行某种制度方面的建设。不过在文革派性政治的背景下，这个说法一出来就引起“前保守派”成员党团员、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强烈反感，视为“老造反派”想要垄断革委会席位的手段，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建设作用，确实导致无原则的派性斗争的升级。毛泽东1967年10月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这个说法，实际上被造反派理解为对自身政治敏锐性和问题意识的一种肯定。
总之，在派性政治的背景之下，不要说解决问题，就是制度建设的第一步——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做不到，这个方面的努力未能深入下去，是那些理想色彩较浓的造反派也对文革失望的一个原因。
四、 小结：展望一种真正的文革研究
从武汉文革的实践看，中央层面在文革期间采取的各种步骤，无论是1966年打倒“彭落陆杨”还是1968年打倒“杨余傅”，无论这两件事正确还是错误、公正还是不公正，都与文革基层的实践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在机制。把基层的群众运动排列上层的各种步骤之下，实际上梳理不出来逻辑一贯的叙事，反过来的写法可能更为可取，把基层的文革实践作为主线，把上层的种种步骤放置在对基层运动的“影响因子”的位置上进行考察，可能更为有利。三本公开出版的主流文革史，除了可以混淆造反派与保守派这个问题之外，在写法也陷入逻辑困境：想要排列上层的种种步骤，并把这个作为主线，然后再强行把群众运动“剪切”成合乎需要的材料，这种写法本身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甩开对立派别基于政治利益关系的博弈，试图从毛泽东或者文革小组“操纵”文革群众运动出发，去梳理这一段复杂的政治过程，这也是不可能成功。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写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这本书“更加具体地凸现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这一条主线”(唐少杰评语)，就陷入了这个困境，首先是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文献材料支持从这个视角展开叙述，这迫使不得不捏造证据来自圆其说。因为要证明一个人控制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就必须建立一个联系全国的“命令链”和“信息链”与群众组织进行沟通，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要通过数百万官员队伍去联系全国民众，给定毛泽东的操纵效率高出十倍百倍，恐怕也要依靠数以万计的联系人，才能实现操纵文革群众运动的目的，而一个数以万计的组织是不可能秘密存在的，最后，不得不在承认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编造一些惊人的说法：“在文革开始之际，秘密‘耳目’——伟大的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用这个词来指代皇帝的间谍——遍布中国。”“毛的‘耳目’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工厂、学校、国家机关等普通公民工作的场合秘密地运作着，其中有些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在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时这算是一个优点)。不幸的是，在毛了解事情以及与同事相处中，他们起了什么作用，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原书第四章)与国内出版的文革史相比，要说毛泽东更多的坏话，却找不到足够合适的证据，证据对于结论的短缺程度更为严重，这个严重的矛盾就鲜活地体现这一段看起来就像精神错乱的语言中间。
换句话说，文革研究的主要问题，除了要摆脱那种特定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之外，还需要走出“上层主导”的狭隘观察视野，在这种视野里就已经潜在地引入了“行政操作逻辑”，这恰好与群众组织中间较高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行政操作的色彩最低)特色截然相反，“自上而下”的有色眼镜带来的局限性就可想而知了。而从底层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实践层次出发，这不仅可以规避“上层证据短缺”的问题，也更有助于梳理文革的种种曲折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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