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哈拉比、格雷弗·弗、埃尔伯特·萨吉斯在"美国人的苏联研究"座谈会(图片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
5月19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邀请美国历史学家格雷弗·弗（Grover Furr）（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博士）；苏联军队问题专家，埃尔伯特·萨吉斯(Albert Sargis)（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军事分析学院）；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韦德·哈拉比(Wadih Halabi)先生举行了"美国人的苏联研究"座谈会。格雷弗·弗研究了大量的证据和第一手材料，得出一个不同凡响的结论："赫鲁晓夫整个'秘密报告'全部由谎言拼凑而成"。赫鲁晓夫用于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没有一件与事实相符。在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发表50周年的时候，格雷弗·弗出版了他的专著《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本书现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的马维先研究员译成中文，不久将付梓出版。《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一书彻底颠覆了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和报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高度评价，推翻了他们关于 "秘密报告"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之类的溢美之词。另外，格雷弗·弗曾与俄罗斯学者合著《被诽谤的斯大林》、《1937年。斯大林依法审判。不容申诉！》等。
在我小的时候，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之所以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产生兴趣其实是缘于越南战争。越战期间有一部分美国人支持政府的战争行为，也有一部分人是反对的，我没有经过很深的思考便很自然地站在了反战这一边。于是一个支持越战的人对我说，你不应该反对这场战争，因为胡志明和斯大林一样，是一个残暴的政治家，他们杀害了成百上千万人。自那时起我就决心，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斯大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1960年代我开始研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初步结论是部分虚假，后来苏联解体解密了很多的档案，我便开始了正式的研究。
格雷弗·弗教授(图片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
在欧洲和美国，学者们对前苏联的研究结果基本上都是对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对前苏联的研究有一个"潜规则"，就是要在结论中把斯大林和前苏联描绘得无比邪恶。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这一情况在欧美愈演愈烈。在前苏联，1956年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并组织了一批学者著书立说达百余本，都是对斯大林的攻击。这些书籍和文章经过翻译传至欧洲和美国，造就了欧洲、美国的普通人及学界对斯大林和前苏联的认识。当时欧美并没有把这些文字理解为赫鲁晓夫政府所做的宣传，而是把它们作为前苏联的史实来对待，即使那些洞悉了这实情的学者们，也没有指出这一点，从而纵容了这些宣传文字成为对欧美学界对前苏联研究的基础。
我还想说一下托洛茨基，其实托洛茨基早在30年代就开始批评斯大林的残暴了，1956年赫鲁晓夫的报告出现以后，虽然托洛茨基已经过世，但是其追随者认为托洛茨基准确地洞悉了斯大林的本质，拥有某种类似"预言"的能力，因此托洛茨基一度受到热捧。由于托洛茨基临终时要求其档案40年不能公开，因此直到1980年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才向世人开放。通过阅读档案和相关的资料，人们才发现他在30年代发出的声音其实是有很多是谎言，托洛茨基说谎这件事在他和他儿子的书信中也有很多的体现。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斯大林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虽然戈尔巴乔夫和赫鲁晓夫的动机不同，但是他们却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第三次大量涌现了抨击斯大林的文章和书籍。至此，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字材料、托洛茨基的大量主张及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众多文章和书籍，成为了欧洲和美国学界研究斯大林和前苏联的三个重要文献来源。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公开档案和书信。在公开档案的过程中，不同的档案馆公开档案的时间和公开程度都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从公开的档案中人们发现，档案中的记载和此前对斯大林的评述是相互矛盾的。戈尔巴乔夫非常欣赏的一位历史学者，沃尔科戈诺夫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许可，有查阅所有档案馆中的档案的权限，于是他派出自己的学生遍访前苏联的档案馆。在沃尔科戈诺夫去世前，他将许多档案复印，并辗转送往国外，这一行为是在叶利钦的许可之下进行的。这些档案的复印件先是被送到英国，而后辗转至美国，直到现在这些档案在大英图书馆等地依然能够查阅到。
1995年至1996年间，很多人对档案的外流表示担忧，因此俄罗斯用新的档案馆取代了一批旧的档案馆，新的档案馆直接由政府进行管理，同时一大批已经解密的档案又恢复到保密的状态。另一边，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俄罗斯的历史学者通过接触外国的苏联档案意识到，俄罗斯官方书写的历史与史料是有出入的，于是开始了反思。7年前俄罗斯有过一个名为"历史上的达人秀"的电视节目，在人们最喜爱的历史人物的投票中，斯大林的得票取得了领先，俄罗斯官方出于恐怖对投票结果做了手脚，最终斯大林没有得到第一名。现在的俄罗斯，不反苏联不反斯大林、乃至支持他们的书籍是可以出版的。我的第一本书《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2007年在俄罗斯出版，但是直到2011年美国才有出版社愿意在将此书在美国出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研究领域中美俄的不同，以及美国学术界对我的观点是难以接受的。我的看法在美国是不被主流学界所接收的，但是仍然有研究前苏联问题的学者在私下对我的研究表示认可。
为什么要私下支持我，而不敢公开支持我呢?因为支持斯大林的人在俄罗斯的高校是可以任职教书的，但是在美国就很难很难了。在美国，如果不把斯大林比作是希特勒一样的人，那么就很难在美国的苏联研究领域中生存，文章也是很难在核心期刊中得到发表的。而我之所以可以一边任教一边写出我的这些观点，是因为我在学校里教的是中世纪英国文学，在英文系任职。我这样的人在苏联研究院之类的地方是呆不下去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在预设了结论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研究是无视证据的研究。我的第二本书《谋杀基洛夫》在前几章中梳理了此前研究基洛夫之死的那些学者的研究，他们为了预设的结论对证据和史料简直达到了完全无视的地步。为了保住工作，为了赚钱生活，他们向学术界的这种不正之风屈服了。
耶鲁大学有一位教授蒂莫西·斯奈德，他写了一本书 Bloodland(中文译名《血色大地》，未出版)，被翻译成21种语言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我查阅了这本书中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假的，因此这本书也充斥的谎言。我把我对这本书的考证编成了我的第三本书，一个月之后会在美国出版。斯奈德在这本书中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做了比较，说斯大林是杀死了几千万人的恶魔。这本书在世界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很多书评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斯奈德也自此成为了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这次克里米亚的事件，媒体也邀请他发表了评论。但是他的书中基本上没有真相，我认为这是美国学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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