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是每个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会牢记的一天，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从这一天正式打响。本人多次去过卢沟桥边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曾到过东京靖国神社旁边那个臭名昭著的为侵略者招魂的“游就馆”，亲眼看到中日两国对“七七事变”爆发的截然不同解释，不过双方都认为当天开始的战事改变了两国的命运。对中国人来说，正如革命音乐家麦新当时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所唱的那样：“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从“九一八”开始的局部抗战，至此变成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日军铁蹄虽然踏上了平、津、沪、宁，蹂躏了中国腹地，却深陷泥潭并激化了同美英苏的矛盾，进而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中国对日抗战的胜利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惨败，正是在“七七”这一天所注定。
卢沟桥事变看似偶然，中日决战却是必然
比“谁先打响第一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卢沟桥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若论起中日战争的“第一枪”，又根本不是在卢沟桥打响。
日本明治天皇亲自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之后，日本便产生了各种版本的侵华构想。
“七七”枪声的意义在于，此前日军开枪开炮的结果总是迫使腐朽的中国政府求和息事，这天之后中国方面却不论日军如何进攻都以抵抗的枪声回击。
笔者曾多次访问过日本，同一些右翼史学家也打过交道，发现他们热衷于讨论所谓“卢沟桥事变谁先打响第一枪”。这一命题的险恶用心，就是声称黑夜中意外出现“奇怪响枪”纯属偶发事件，想以此论证是中方“刺激”行为导致日军发起战事，本国侵略的罪责自然可由此抹掉。
对此，本人的态度是，中国人根本不用同日本人“讨论”这一问题，只应该先问一下对方 “卢沟桥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日军在黑夜中抵近中国在卢沟桥边的军营搞“实弹演习”，接着以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城搜查，遭拒后又以“遭遇意外射击”(还无伤亡)为由发起进攻，谁挑起战争还用得着研究吗?
若论起中日战争的“第一枪”，又根本不是在卢沟桥打响，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便由日本首先开火。此后，日军又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接着在日俄战争中蹂躏南满，1914年攻占胶东半岛，1928年攻入济南制造“五三”惨案，1931年侵占东北，接着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1933年又突破中国军队的长城防线直攻到北京、天津城下 几十年间，日本侵华的枪声可谓一直持续不断。自然，“七七”这一天的枪声确实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此前日军开枪开炮的结果总是迫使腐朽的中国政府求和息事，这天之后中国方面却不论日军如何进攻都以抵抗的枪声回击，以持久抗战到八年后让日军缴枪投降。
当年日本要侵略并企图灭亡中国，是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国策，至于选择某地进攻、寻找什么借口以及在什么时间挑起，则要视时机而定。自从明治天皇颁布诏书，鼓吹“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亲自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之后，日本便产生了各种版本的侵华构想。日本那些疯狂的少壮军人，还经常不待政府首肯便主动寻衅，因而表面看似偶发的卢沟桥事变，实属必然。
1937年上半年，平津一带的中日两军已处于剑拔弩张状态。原驻当地的国民党中央军于两年前已被日方逼迫撤退，只剩原西北军宋哲元所率的第29军驻扎。当时日军公然到北平长安街进行步坦协同的巷战演习，西北军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大刀队演练。
7月6日，驻丰台日军列队强行要通过卢沟桥，被守桥的中国第29军拦阻，双方士兵近距离持枪对峙达10小时，日军指挥官见打起来占不了便宜才率队撤回。这些狂妄的东洋武士不肯善罢甘休，7日晚间又到卢沟桥中国守军哨所面前几百米处搞“实弹演习”。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故意寻衅，战事一触即发。
7月7日当晚在卢沟桥指挥发起进攻的日军联队长(相当于团长)是牟田口廉也，在1944年已升任在缅甸作战的第15军司令官。他面对日本败局已定，不止一次向同僚哀叹：“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
仔细而论，牟田口廉也懊丧时的哀鸣说得并不完全准确。一个日军联队长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只是点燃火星者，当时点火的狂妄日本武士又何止他一个。1936年已连续发生绥远事件、南京日人失踪事件、日人强行赴成都设领馆遭殴毙事件、北海商人事件，日本少壮军官都主张借机开战，能不能让火星燎原的关键是东京当局是否以政策浇油。卢沟桥战事发生次日，首相近卫文麿为首的日本内阁一度对发动大战时机是否成熟感到犹豫，曾提出“不扩大”方针，因此中日两军代表签订协议停止卢沟桥战事。事过三天，日本内阁和军方在11日召开会议，多数人又认定这是“一举解决支那问题”的机会，并得到天皇同意，于是决定派遣3个师团到华北，此前两军代表刚签订的停战协定马上被撕毁。7月28日，日军援兵到达后向北平发起总攻，29日古都沦陷，两国大战不可避免地全面展开。
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方面远比中国先进，战略思维却因过于狂妄而表现得十分低能。日军在华北开战后，军部头目和天皇保证“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即迫使中国屈膝，没想到已经觉醒的中国人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
疯狂的日本侵略者无视中华民族思想上的觉醒和社会环境的进步，犯下了最重大的战略错误落后固然可能挨打，落后加腐败就注定要挨打并被打得很惨中华民族已经觉醒，日本军阀一厢情愿的估算只能落空，而且只能进一步惊醒过去沉睡的东方巨人曾被中国人称为“蕞尔小邦”的日本竟想以蛇吞象实现亡华，固然是狭隘岛国上滋生的扩张欲所驱使，从清王朝到民国政府的腐朽无能又为侵略者横行提供了条件。落后固然可能挨打，落后加腐败就注定要挨打并被打得很惨。过去我国众多宣传品揭露了日军屠杀、掠夺的凶残暴行，不过也应该进一步反省一下，人口只有7000万、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为什么敢于向当时拥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发动全面战争?偌大的中国为何会被几十万侵略者所蹂躏?国人在不忘日本侵略罪行时也应该从本国当权者的表现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19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后，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的发展上便超越腐朽僵化的清王朝。进入民国年间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战和搜刮民脂民膏，又以“不抵抗”政策弃守当时国内最富庶的东北，在经济和军事水平方面的差距同日本越拉越大。国民党当局曾宣传全面抗战前有所谓“十年黄金建设期”，其实从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的十年间，蒋介石政权一直忙于同其他派系的军阀混战和进行“剿共”战争，国内民生凋敝，在东南沿海所搞的一点建设规模也小得可怜。至1936年间，国内钢产量不过4万吨，日本产钢却达580万吨。国民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1亿元法币(折合3.7亿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八分之一和美国的八十分之一。当时日本和西方列强视中华大地为可以宰割可做交易的物品，就是认为古老的神州已衰落到毫无生机希望，熟读蒙元灭宋和清灭明历史的东洋军政要员都认为他们也能轻易地以小亡大。
近代中国一些人的民族精神缺失和洋奴媚外思潮出现，又为日本军阀提出的狂妄计划提供了佐证。当年日军侵入中国一城一地后，经常会有些民族败类出现组织“维持会”来媚颜接待，“九一八事变”后还出现了东北众多高级官员集体附日当汉奸的现象，溥仪等清朝遗老和不少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的失意政客更是卖身投靠充当傀儡政权的头目。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军部头目曾认定只要出动10至15个师团，以三个月作战便足以打垮中国政府军主力，南京政府或者降日或者垮台，关内各地随之也会纷纷建立像“满洲国”那样的附日伪政权。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军阀不仅大大低估了中国军民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当时中华民族已经觉醒，他们一厢情愿的估算只能落空，而且只能进一步惊醒过去沉睡的东方巨人。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民众面对战争大多表现得麻木不仁，日军能轻易取胜而清军一败涂地，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看是一个走向近代化的国家同古老的封建国家较量的必然结果。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紧跟世界进步的大潮，国内已经建立了先进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中国知识界和众多民众有了民族解放的意识，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国内多数人的自觉意识，如同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至于像伪满、伪蒙政权的头目和汪精卫等民族败类，已成为根本不能代表大众的一小撮。
日本侵占东北和华北告急后，1935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赢得国内多数党派和民众团体的赞同，1936年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基本停止了中国内战。蒋介石在同意抗日的条件下从西安获释回南京后，也看到国内的民意难违，开始放弃剿共政策而准备抗战。此时日本当局却仍以甲午战争时看待清王朝的眼光审视中华，只看到中国经济、军事的落后而无视思想上的觉醒和社会环境的大进步，自恃军力强悍而在1937年夏进攻华北，接着又进攻上海，并认为只要“对支(那)一击”便可速战速决，从而犯下了一个最重大的战略错误。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开始，国民政府的军队输掉了一场场战斗，从北平、天津退到黄河，在华东也丢失了上海、南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随后却深入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建立了广大根据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又阐明了中国拖住日本的正确方针。此时中国虽然丢失了近一半国土，却取得战略上的一大胜利，预示着必定能以“持久战”“熬时间”的办法把侵略者拖得灯枯油尽。
全面抗战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也促成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卢沟桥战事爆发引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也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地位一味以受害悲情乞求外国仁慈相救，只得到被嘲弄的结果。中国得到他国真正有力的支持，关键在于自己在抗战中显示出了抗击日本的力量近代中国因为国力微弱，在国际上处于非常卑微和屈辱的地位。在一战中，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并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但自己的领土和权益却遭到了瓜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青岛和山东的特权，全部被转让给日本，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此后，中国人民掀起了伸张主权的运动，抗日救亡的意识从此高涨。
史称“七七事变”的卢沟桥战事爆发引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也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地位。过去任列强欺凌的中国敢于抗击当时“世界六强”之一的日本，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敬佩和支持，日本却因其野蛮侵略行为遭到绝大多数国家反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也由此奠定了重要基础。
庞大的中国在近代曾是列强共同争夺的半殖民地，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持势力平衡曾一致同意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自甲午战争结束时被俄国、法国、德国逼迫向中国“归还辽东”后，侵华长期采取了“入股”方式，如参加八国联军、出兵夺取青岛时同英军联合行动。1922年日本还接受《华盛顿条约》规定的各国不得单独控制和夺取中国领土的要求，被迫从山东撤军。1928年日本关东军中的狂徒河本大作曾以炸死张作霖制造事端，想一举夺取整个满洲。看到英美脸色不对，日本当局又没有批准关东军行动。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日本的侵华行动受西方列强制约，基本还是“蚕食”而不敢“鲸吞”。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对华、对西方关系中都是一个转折点。日本看到西方因经济危机无力东顾，以突然袭击一举强占中国东北大地，并对国际联盟要其撤军的决议不再买账，接着又把侵略矛头伸向上海、华北。此时受到日本威胁的苏联积极促进中国团结抗战，美英等国也一改旧态表示赞成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抗日，过去在国际上受列强共同欺压的中国终于赢来了一个“得道多助”的有利契机。
然而，贫弱的中国要想抓住这个契机，得到他国真正有力的支持，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显示出抗击日本的力量。俗语称，“人必自侮而后他人侮之”，同样的道理是，“人能自强而后他人助之”。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南京政府的口号是“彼有强权，我有公理”，一味以受害悲情乞求外国仁慈相救，在崇尚强权蔑视软弱的国际社会中只得到被嘲弄的结果。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后来曾悲痛地回忆说，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让他伤心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美英只发出希望日本撤兵的空洞言论，苏联同样只是增兵远东边境，都未采取实际援华的措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想独吞中国的野心为美英所反对，苏联更是希望中国能牵制日本。中国一旦实施了坚决抵抗，8月间苏联便对华签约同意提供军事援助，苏军的空军也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来华参战。此时美国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日益激化，看到中国的抗战能拖住日本的战略价值后，也从1938年春起开始对华提供经济贷款。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实际上不得不在三个战略方向分散力量，一面以陆军半数以上的师团陷入中国关内战场，一面集中精锐师团在关东军内防范苏军，一面以海军主力准备对美国和英国作战。此时日本的盟友纳粹德国远在西欧，实际上不能对日提供直接援助，东洋狂人们在东方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状态。日军在关内战场久拖不下，同苏联又在张鼓峰、诺门罕发生局部战事，为准备同美军在太平洋作战又要投入近半数军费扩充海军舰队。当时人称日本因过大的野心与实力不符，等于“同时追三只兔子”，哪一只也追不到并徒费了体力，中国的持久抗战又正是使其多头兼顾不能集中力量的关节点。
由于中日双方国力相差悬殊，加之当年中国腐朽的统治者指导不力，尽管国内军民以劣势装备持续奋战，对日作战在长时间内仍处于相持状态。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背景下，中国迎来了对日抗战的胜利。历史证明，这一胜利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革命力量在抗战期间得到了大发展，从而为随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雄厚的力量。当欢庆日本投降的鞭炮声举国响起四年之后，一个灿烂的新中国便自豪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七七事变”为标志开始的全面抗战虽然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随后却也促成了伟大的社会进步，而那些想征服中国并进而征服世界的日本狂人则从此走向灭亡，历史的辩证法正是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系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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