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收听敌台，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公民，大概都不会陌生，或者本人，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中或曾有人有过这种经历。而所谓的敌台，则是与我国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些国家的电台，早先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台，后来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人的“老大哥”的苏联人的电台由于中苏两国政府关系的恶化、破裂也被归为敌台之列。其实，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曾出现过收听敌台的现象，本文所要介绍的乃是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所披露的二战结束后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苏联社会收听敌台的相关情况。
战后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收听敌台现象
事实上，自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后，苏俄就存在收听敌台情况，或者是潜伏的别国间谍通过收听敌台接受指示和任务，或者是苏俄政权的国家安全部门出于跟踪、分析敌情之需而监听敌台。然而，收听敌台作为一种现象开始出现在苏联社会，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事情。
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出生于1893年的В.А.维德蒙特的卷宗就明确记载道：“在1945—1953年期间，维德蒙特对党进行了批评，并且懊悔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批判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劝告熟人不要入党;维德蒙特还转述‘美国之音’的报道内容。”出生于1898年的乌克兰人А.Н.谢尔巴丘克的卷宗中也清晰地记载道：“自1946年起，谢尔巴丘克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无线电台的报道，并且向熟人转述这些报道的内容。”又如，犹太人Х.А.格拉德施泰因—切尔塔克的卷宗中也明确地记载道：“自1946年起，格拉德施泰因—切尔塔克开始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无线电台的报道，对低下的生活水平经常表示出不满情绪，经常抱怨商店里没有东西可买和面包质量差，等等。”再比如，亲身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并且在战争中受伤而残疾的П.М.奇库的卷宗中也记载道：“在1947—1952年期间，奇库对斯大林提出批评，他还转述境外无线电广播的内容，在村图书室里朗诵反苏诗歌。”
上述几份档案材料表明，早在1945年、1946年、1947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不久，苏联社会就已经开始出现收听敌台现象。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一时期的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收听敌台现象?
打出国门的红军官兵的国外见闻对苏联民众思想的强烈冲击
这主要是由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的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战争的影响，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军民奋起同入侵的纳粹军队进行殊死的搏斗，在长达四年之久的这场战争中，千千万万苏联军民跨出国门，亲眼目睹了苏联之外的世界及其人们的生活，亲身领略了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跟盟军打交道的过程中对英美等国的情况有了最初的真切了解和认识，从而不由自主地要将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与他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比较一番，比较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苏联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这些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对苏联国内长期以来的相关宣传内容产生了质疑。
特别是这场战争使得来自苏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年龄不一的红军官兵们有了交流各地各行业真实情况的机会和平台，一经交流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吃不饱饭、饿肚皮的不仅仅只是自己所在的集体农庄的庄员，物质匮乏也不只是自己所居住城镇独有的情况，而是全国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于是，这些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独立和安全的千千万万苏联红军官兵自然会格外关心战后国家的命运和自身的未来，特别是在亲眼目睹了苏联之外的世界、对国内外的各种情形作了种种对比之后，思变之心就越发迫切了。
除了打出国门的苏联红军之外，还有在战争中沦为纳粹军队俘虏的大量苏联红军官兵和老百姓也被强制押解到苏联境外，这些人也亲身领略了苏联之外世界的真实面目和实际情况。随着战争结束之后千千万万跨出过国门的苏联军民返回苏联各地，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也随着他们被带进了国内城乡各地，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生动形象的讲述通过口口相传开启了苏联国内各阶层民众的世界视野。
一方面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受到千千万万跨出过国门的苏联军民关于国外见闻的强烈冲击和深刻影响，二者的结合使得苏联民众期盼改革，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越发炽烈了。战后初期，苏联农村广泛流传着集体农庄将要解散的消息。广大集体农庄庄员之所以期盼解散集体农庄，实在是因为长期以来集体农庄制度窒息了苏联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们既无权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所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必须悉数按照国家规定的低廉价格上缴国家，自己却不得不时常忍受饥饿的煎熬和折磨。
然而，苏联领导人则不愿意顺遂民意进行变革，在他们看来，苏联之所以能够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恰恰是因为苏联战前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是有生命力的。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二战的结果表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受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因而，战后苏联非但不会改革，反而会加强贯彻战前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这样一来，广大民众所期盼的变革，便无从谈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后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了收听外国电台现象，这成为战后苏联民众化解心中痛楚、赖以自我精神慰藉的一种无奈之举。
战后初期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现象之特点分析
首先，战后初期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的主体，主要是曾经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跨出过国门、亲眼目睹了苏联以外世界的苏联红军官兵;在战后苏联领导人发动的整肃运动中备受歧视和凌辱的苏联犹太人;在一次又一次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遭受压制、摧残的苏联知识分子;以及既承受着沉重的生存和生活压力，又忍受着政府的严酷管理和高压控制的苏联工人。相比较而言，文化水平较低、眼界相对狭窄、对集体农庄之外的世界知之甚少，并且很难搞到收音机的集体农庄农民们则很少收听外国电台。
其次，收听外国电台者往往喜欢向别人转述他本人从外国电台中偷听到的内容。这里必须谈及苏联人普遍存在的一个生活恶习——酗酒，由于地处严寒，苏联人往往喜欢喝酒精度较高的烈酒来御寒，且常常会喝醉。众所周知，无论哪个国度的人，只要喝醉了酒，其言行表现一般就会不同于往常，平时行为做事比较谨慎，在喝醉酒状态下就会变得口无遮拦;清醒状态下绝对不会说的话、做的事，在喝醉酒状态下就会说出来、做出来。相当多的收听外国电台的苏联人往往就是在喝了酒或者醉酒状态下向熟人或者同事转述了他本人从外国电台中偷听到的内容，于是就会被人告发而锒铛入狱。比如，居住在莫斯科市的В.И.博利亚诺夫，他的档案卷宗就清晰地记载着他获罪的经过：“在喝醉了酒之后，博利亚诺夫撕毁了4张刊登着斯大林画像的悼念报纸，还与朋友们一起散布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无线电台的报道内容。”
第三，是收听外国电台者往往因知情者告发而失去自由。解密档案卷宗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出生于1910年、居住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考纳斯地区的З.С.斯塔纳伊季斯的档案卷宗记载道：“斯塔纳伊季斯收听并转述美国无线电台的报道，并威胁告发人说：当苏维埃政权在立陶宛垮台之后将对其进行镇压。”又如，出生于1911年、居住在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雷布尼察市的Я.Д.戈林的卷宗中记载道：“自1951年起，他开始收听以色列电台的宗教广播;在与见证人交谈时，戈林‘建议他研究一下摩西的继承者——伊希的学说，同时还说，马克思的学说只是关于政治的，而真正的学说是伊希的学说’。”
第四，是收听外国电台者往往表现出情绪化的过激言行。
情绪化言行之一，是批评或者辱骂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的社会制度。
情绪化言行之二，是毁坏苏联领导人画像。
情绪化言行之三，是给苏联领导人或者苏联国内的一些重要报刊写匿名信，阐述自己对国内现状的不满或者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比如，居住在弗拉基米尔州科夫罗夫市的А.К.博利沙科夫，“自1951年开始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无线电台的报道”，“1952年3月1日，给维辛斯基(时任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寄发了一封匿名信，而在1952年春天，又给《真理报》寄了一封匿名信。博利沙科夫给维辛斯基写道：你在联合国大会上批评美国的制度，而我们这里的制度比人家的还要差;在给《真理报》的信中，博利沙科夫写道：‘睁开眼睛吧，编辑同志，请看看实际情况吧，我们这里都干了些什么，让我们依靠人造奶油、数字和空话过日子，快关闭在联共(布)市委和州委里的地下商店吧。你们害怕真相、不相信人民，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封锁了外国的无线电广播’。”
情绪化言行之四，是给国外无线电台写信，倾诉自己对苏联国内现实的不满，并阐发自己的见解。比如，出生于1928年、居住在克里木州辛菲罗波尔市的Б.М.阿基姆奇科夫“给‘解放’无线电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说真理‘已经被共产党人践踏了、歪曲了’，‘共产党人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饥饿荒原。’”
情绪化言行之五，是一些收听外国电台者跟驻苏联外国使领馆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联系，以期实现自己的出国愿望。比如，出生于1904年、居住在尼古拉耶夫市的В.Д.魏因什托克和出生于1903年、商业基地包装工人М.И.克拉因斯基“经常收听外国无线电广播的报道，寻找前往以色列的途径，准备并打算给以色列总统和总理大臣寄发含有以下内容的信：‘如果以色列国家政府认为需要和能够与真正具有独创精神的犹太人建立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将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阐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情况。’”后来，В.Д.魏因什托克于1954年7月26日死于监狱的医院里。
情绪化言行之六，是制作并散发传单等方面。比如，出生于1939年、居住在里加市的А.Ю.奥列斯托夫“在外国电台报道的影响下，制作了传单，声称苏联人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工资制定不合理，还在他母亲工作的马戏团巡回演出期间，在苏联各个城市散发了15份这样的传单和信件”。
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应对收听敌台现象的对策和举措
根据解密档案文件来看，在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应对苏联社会出现的收听敌台现象的对策和举措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禁止苏联人民收听美英等国电台报道，一经查获即予以逮捕。
第二，从技术层面对敌台实施无线电干扰等措施，让苏联人不易收听到敌台的报道。比如出生于1908年、居住在滨海边疆区纳霍德卡市的С.П.穆欣“多次传播匿名的手抄材料：‘美国之音关于苏联真实情况的报道要比苏联报刊、无线电广播和其他鼓动宣传中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特种气质的共产党员以极其凶狠的手段声嘶力竭地干扰美国之音的无线电波的缘由……’”再如，苏共党员、居住在弗拉基米尔州科夫罗夫市汽车学校教师А.К.博利沙科夫“在1952年夏天给《真理报》寄发了一封匿名信：‘……你们害怕真相、不相信人民，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封锁了外国的无线电广播。’”这些档案文件间接地反映了苏联政府从技术层面干扰外国无线电台电波情况的存在。
第三，通过在苏联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人员中物色并发展国家安全部门的线人，查获收听敌台者。曾经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多年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基奇欣后来回忆证实说：“有些人同我们合作是希望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关如何改善我们生活的建议传达给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人是希望生活得好些或得到些物质享受。我们帮助他们出书、出国、获得住房、安装电话。”
实际上，相当多的收听敌台者被苏联国家安全部门查获，都是因为有知情者的告密和揭发，比如，出生于1905年、原先居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卡季耶夫卡市的А.Н.阿韦尔科夫的卷宗就赫然记载道：“1950年12月17日，在地方苏维埃选举期间，阿韦尔科夫向投票箱里放入了两份反苏内容的便函……根据见证人的证词显示，阿韦尔科夫还定期地收听外国无线电广播的报道。”又如，出生于1919年、原先居住在阿尔泰边疆区鲁布佐夫斯克市的工厂仓库管理员Ш.М.利布拉杰尔的卷宗中记载道：“利布拉杰尔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宣传‘美国之音’所报道的内容……以下内容摘自于见证人的证词：‘利布拉杰尔是一个有些特别的人，他什么也不喜欢，每次当谈到在资产阶级波兰的生活情况的时候，他总是说：是的，那才叫生活，而我们这里叫什么生活，也就是活着。’”
第四，侦查收听敌台者的各种不轨行径，并对当事人进行惩治。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等部门组织力量对收听敌台者给苏共中央或苏联政府领导人写匿名信、给《真理报》等重要报刊写匿名信、给外国无线电台写匿名信、跟驻苏联外国使领馆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制作并散发传单、成立非法组织等行径，进行侦查、取证，并对当事人实施惩治。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促使苏联社会出现较大规模收听敌台现象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结束后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份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违背、践踏社会主义法律的种种事实进行了翔实而深刻的揭露和抨击。秘密报告引起世人震惊，同时使苏联民众陷于震惊、仇视、憎恨、失望、疑惑、苦闷情绪的纠结之中，在这种复杂情感的驱使下，很多苏联公民开始收听外国电台。比如，居住在马加丹州的М.К.帕尔菲奥诺夫就是“自1956年夏季开始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居住在扎波罗热州的Н.М.瓦西里琴科也是“自1956年夏天起，向工人们转述外国无线电广播报道的内容”，居住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叶先图基市的И.И.希基洛夫也是“在1956—1957年期间收听并向他人转述外国广播的报道内容”。
1956年苏共20大之后，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现象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往往是苏联国内或者国际社会发生了重大事件之后，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广播的人数就会剧增。比如上文叙述的1956年2月苏共20大的召开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达，就使得苏联国内收听外国电台的人数一下子增多起来。再比如，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召开，也引发很多苏联公民收听外国电台报道，居住在萨哈林州的И.Е.马留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档案卷宗证明了这一点：马留廷“收听了‘美国之音’广播的报道，表示不赞成1957年七月全会的决定”。国际社会发生重大事件，同样会促使苏联国内收听外国电台人数剧增。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就使得苏联国内收听外国电台的人数一下子增多。
第二，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初期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的人员构成相比，苏共20大之后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者多为知识分子和工人，而在战后初期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人员构成中占有很高比重的苏联军人和犹太人，则并不多见。收听外国电台报道的苏联农民仍然很罕见。
第三，收听外国电台者开启了自由、自主思想的进程，对现实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反思往往不自觉地触及到制度层面。比如，有收听外国电台者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进行思考，居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境内的林产化学企业试验员И.И.卡尔多纳斯，“在1956—1957年期间，收听‘美国之音’，给那里写了5封‘民族主义内容’的密信，并按照提示的地址寄出。在信中请求用立陶宛语言对青年广播，说‘他们已经忘记了本民族的语言、立陶宛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一些收听外国电台者还对苏联的教育体制、选举制度、民主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第四，相对于战后初期，收听外国电台者情绪化言行和过激举动升级、加剧。具体表现在谩骂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的政策和制度、撰写并散发传单、部分收听外国电台者千方百计试图逃离苏联。
极少数收听外国电台者铤而走险试图劫持飞机离开苏联前往其他国家，比如，出生于1942年、居住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克莱佩达市、飞机场工作人员、共青团员А.И.米卡劳斯卡斯和Г.А.科亚利斯两人，伙同他人，于“1962年4月10日夜里，把飞机场的值班人员捆起来，夺了一架飞机企图飞往瑞士。由于没能发动飞机马达，他们只好开了一辆公共汽车前往波兰边界，打算向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请求政治避难权并通过广播发表反苏声明”。出生于1959年、居住在塔林市的В.И.莫纳斯特尔拉，伙同妻子Л.Д.莫纳斯特尔拉及杂工С.Н.皮鲁琴科成功逃离了苏联，他们的档案卷宗记载道：他们三人于“1985年9月7日乘橡皮船从苏联逃往芬兰，并从芬兰转到了瑞典”。
一些收听外国电台者，公开号召推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权，少数收听外国电台者威胁要对苏联领导人和基层党委书记实施谋杀行动，比如，居住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的警察局民警Ю.М.马约罗夫，于“1963年2月给苏共州工业委员会书记写匿名信，批评粮食状况，同时还含有恐吓;1963年12月，又给这位书记写了两封恐吓信，同时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局写信说，有人准备谋杀党的州委第一书记”;居住在埃里温市的亚美尼亚大学生С.А.梅尔科尼扬，“被指控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写了匿名信，威胁要谋杀他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居住在科斯特罗马市的俄罗斯人В.Н.科切托夫，则在“1971年1月17日在苏共科斯特罗马市委大楼里制造了爆炸”。
极少数收听外国电台者在跟国外电台、外交官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与境外情报机关发生了联系。比如，原先的苏联内务部工作人员Г.В.科贝托夫，“在1976年8月21日夜里，潜入美国驻苏联大使官邸，请求提供政治避难和帮助非法出境。向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通报了一系列机密情报”。居住在列宁格勒市的工厂检查员、苏共党员Л.Я.卢布曼，“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了积极开展反苏破坏活动的建议信，在这份文件中还叙述了一系列包含国家机密的情报”;集体农庄土壤改良技师、苏共党员П.Н.迪姆琴科，“1984年6月，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寄了一封挂号信，‘自荐可以为收集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情报效力并且附上了1983年8—12月在基辅市第408医院治病时……记下的军事情报’。”所有这些案例中的主人公，都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相应惩处。
1956年苏共20大之后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现象及其特点，特别是苏共20大之后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者情绪化言行和过激举动升级、加剧的种种表现，暴露了当时苏联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揭示了苏联社会所蕴含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了苏联社会所潜藏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严重的政治危机。
首先，很多收听外国电台者对长期的低水平的物质生活状况表达了强烈不满。比如，集体农庄庄员、居住在斯摩棱斯克州格扎茨克区的М.К.卡纳耶夫就抱怨说“苏联的生活要比沙皇俄国的生活糟糕”，并且认为这“应该归罪于共产党员，应该将他们与赫鲁晓夫一道都绞死”;而居住在高尔基州的Ю.М.日尔科夫，则认为“要改善生活就应当消灭这个制度”，“将共产党员统统打死”。
第二，民族问题、民族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很多收听外国电台者的档案卷宗中都反映了这一点。比如，立陶宛人、居住在维尔纽斯市的И.И.达舍拉斯，“自1956年起给各种机关写信，称立陶宛是俄罗斯的殖民地，法西斯刽子手已经受到了惩处，而苏联的法西斯分子却逍遥法外。”拉脱维亚人Э.Э.利日博夫斯基，则用英语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请求帮助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人民获得独立”。吉尔吉斯人、地质技术员М.乔特卡拉耶夫，“从1962年起，在交谈和写给苏维埃机关、外国及苏联公民的信中断言：中亚各族人民受俄罗斯人的压迫，号召为争取吉尔吉斯脱离苏联而斗争”。爱沙尼亚人Т.Э.帕夫列、П.В.贝伊克利克，在“1963年2月28日、5月1日、6月23日、8月7日和11月1日，在塔林市散发了号召争取爱沙尼亚脱离俄罗斯人的传单”。摩尔达维亚人Г.П.穆鲁久克，“自1966年3月起，在熟人中间多次表示主张摩尔达维亚脱离苏联”;塔吉克人К.扎基罗夫，“多次在水泥制造厂的工人和其他人员中间进行鼓动，挑起对俄罗斯人的仇恨，传播各种诽谤，旨在反对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这些案例表明：早在1956年苏共20大之后，苏联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危机就已经开始显现，一些地区对俄罗斯人和莫斯科政权的敌对和仇视已经比较深，要求独立的民族越来越多，去苏联化、去俄罗斯化倾向和趋势越来越明显。
第三，民众对苏共及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不满。比如，居住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什帕科夫斯基区的Ф.И.舒马科夫，对集体农庄制度提出了批评：“1961—1962年，在集体农庄庄员中谩骂共产党员，说应该把他们统统绞死，正是因为共产党员，集体农庄庄员才生活贫困，对限制副业和禁止集体农庄庄员喂养牲口感到愤怒。”居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М.М.科努霍夫，则号召人们为争取言论和报刊自由而斗争：“公民们!为推翻苏维埃政权、确立列宁主义原则而斗争吧!为消灭警察机关，为争取正义以及行动、言论和报刊自由而斗争吧!”
第四，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出现危机。比如，居住在哈巴罗夫斯克市的И.Р.乌尔科夫，在“1963年9月底写了一份声明，要转手寄给美国总统，称：‘通过对自己懂事之后的生活进行仔细的分析，我得出了结论：奠定苏维埃制度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想，不过是欺骗人民的幌子，目的在于让共产党员自己发家致富’”;而居住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河畔上的共青城的俄罗斯钳工А.Л.阿瓦科夫，则在1969年3月16日指出：“数百万善良的人们加入到了共产主义的戏剧中，但是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这就是苏维埃制度永远软弱和不能长久有力的原因所在。”
苏共20大之后苏联政府如何应对收听外国电台现象
苏共20大之后，苏联政府如何应对收听外国电台现象呢?
首先，加大无线电干扰力度，影响收听外国电台的收听效果。一系列档案卷宗内容反映了这一点，比如，电力机车司机С.М.拉普捷夫的档案卷宗中记载的他给政府机关所写的匿名信内容，就揭示了苏联政府对外国电台实施无线电干扰的情况：“共产党员害怕‘美国之音’的真实报道，因此对它们实施了干扰”;居住在阿什哈巴德市的电工А.В.叶梅林于“1962年9月22日，在警察局里谩骂苏维埃政权，说‘苏联人民是一群绵羊，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害怕真理，因此对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报道进行干扰，只有在国外才有言论自由，在我们这里没有’”。
其次，严禁收听，对违反者实施惩处。前文所披露的种种收听外国电台者案例资料，全都是他们被捕入狱之后个人卷宗中所记载、披露的翔实情况，这已经足以证实违反禁令收听外国电台会受到惩处、失去自由。
一些技术人员因为粗心、疏忽造成外国电台被苏联公民接收并收听，也会获罪入狱。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文件中就记载了几起因为粗心、疏忽造成意外事件而获罪的情况。比如，阿克纠宾斯克州克柳切沃地区博戈斯洛夫卡镇通讯处负责人А.С.雷先科的档案卷宗中就记载道，“1953年3月15日夜至3月16日，雷先科在村无线电站值班期间，把‘美国之音’的报道通过无线电网转播给了村里，并实况转播了这种报道15分钟之久”，尽管他申辩这是由于自己疏忽而无意造成的失误，但他还是被捕入狱了，一直到1954年10月30日才被改判并获得减刑。
无独有偶，居住在塔林市的水上救助站马达工人В.Х.维亚因萨鲁也因为自己的疏忽而获罪，他的档案卷宗记载道：他在“1968年8月26日，在浴场救助站房间里，搜索到了‘美国之音’频道并开始收听，却不知道收音机已经跟转播网接通了，结果报道内容通过扩音器在浴场上播送了五六分钟。”他也因此被捕入狱。
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叶中苏两党关系的日渐恶化，中苏两国亲密的兄弟关系也逐步演变成了彼此敌对的关系，两国的电台自然也成了彼此的敌台，收听对方的电台也会获罪。1967年2月7日晚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帕尔季赞斯克区维尔什诺镇地方无线电台的值班员，未及下班时间到就提前溜号了，结果喝醉了的安装工开始“无聊地转动无线电转播装置上的按钮”，导致接通反苏内容的北京电台广播持续10分钟之久。肇事者被开除并被立案侦查。
第三，是加强意识形态控制。1956年12月1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向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地区党委下发了题为《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和击退反苏敌对分子的攻击》的公开信，公开信号召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共产党员“明辨是非，捍卫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警惕敌对分子的阴谋，依照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制止各种犯罪活动。”
1964年10月接替赫鲁晓夫上台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同样对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开启的自由思想潮流感到忧虑和恐惧，他在1966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国内意识形态状况问题的会议上指出：“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有一个领域我们做的还很少，这就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他责成书记处“充分考虑今天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然后拟定一份旨在从根本上改善我们全部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计划，并要规定完成期限和负责人员”，“一句话，所有党中央书记，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投入这项工作”。
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肃。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笔者注)主席，1967年7月克格勃第五局成立。根据自1977年起就在第五局工作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基奇欣披露，第五局有一个处专门负责同自由电台作斗争。
多年担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作了披露：1967年5月安德罗波夫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后的一天晚上10点钟，安德罗波夫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提出让博布科夫出任新组建的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第一副局长，同时还阐述了组建这个局的目的和动机：“这个局是基于目前局势而建立的。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立场坚定，有决心巩固苏维埃国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敌人殚精竭力地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掌握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渠道，既要利用合法的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出版的信息，也要利用我们的特工机构，除了那些表面文章，还有秘密的手段，而我们的机关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克格勃第五局必须在社会各阶层为自己物色、发展大量的谍报人员，亚·尼·基奇欣的讲述揭示了克格勃第五局发展谍报员的方法：“克格勃改革后所披露出来的关于第五局内情的材料描绘出一幅作家协会、剧院及电影院等机构充斥着大批克格勃谍报员的画面”，“在这一领域，有些人跟我们合作是希望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关如何改善我们生活的建议转告给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能生活得好一些或者得到一些物质上的享受。我们帮助他们出书、出国、获得住房、安装电话。”
第四，苏联政府加大了刑法惩治力度。1962年7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罪”，规定触犯这一条将被处以6个月至7年不等的监禁。1966年9月，又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增补了第190条：“对于经常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或印发诋毁苏联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作品者处以三年监禁或劳改一年或罚款100卢布的惩罚”。
根据上述刑法，苏联社会一批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受到了严酷惩罚。严酷惩罚措施之一是驱逐出境。比如，曾在苏联劳改营里受过八年煎熬、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74年2月13日被押上飞机驱逐出境。根据1975年苏联克格勃的一份报告来看，仅1975年一年，就有“25名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和煽动其他反苏行动者，被通过移民渠道驱逐出境”。
严酷惩罚措施之二，是流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三次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苏联核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由于站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前列，于1980年1月22日在去上班的路上遭到克格勃的逮捕，并且被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长期受到克格勃的监禁。
严酷惩罚措施之三，是监禁。根据克格勃的一份报告来看，仅1967—1970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就达到了2456人，其中犯“叛国罪”423人，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罪”381人;1971—1974年，有2423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犯“叛国罪”350人，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罪”348人。这其中就包括了因为收听外国电台而获罪的苏联公民。比如，出生于1945年、居住在加里宁市的工业学院德语教师М.Б.库布拉诺夫，因为“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自由’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内容”而“被判2年徒刑”;再如，出生于1948年、居住在赫尔松市的航海学校学生Д.И.库雷尼亚克也因为“收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和‘德意志电波电台’”而不仅被学校开除，且被捕入狱。
“边界正在变成透明”
然而，严酷的惩罚措施依然遏制不住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者越来越多的趋势，人们的收听技巧越来越隐蔽和高明，收听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比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工厂技术员Л.Г.舍菲尔等人就将“美国之音”和“德意志电波电台”的报道内容录到磁带上播放给别人听，而居住在加里宁市的М.Б.库布拉诺夫也“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自由’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内容，把关于С.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女儿——笔者注)的回忆录报道录在磁带上，并播放给别人听”，“被判2年徒刑，后来获假释”。
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试图分析并找出这一现象得以出现的原因，1976年12月12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由克格勃第五局局长菲利普·博布科夫执笔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对苏联青年进行思想瓦解时敌人积极地利用了国际交往的各种渠道，他们赋予了广播宣传以特殊的意义。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个小时，其中的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对材料的分析表明，在青年中对国外广播有广泛的兴趣，比如，根据苏联科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在应用社会研究部进行的‘西方电台的莫斯科听众’的研究资料，有80%的大学生和大约90%的中学、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定期或不定期收听外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收听外台已成为一种习惯”，“外台似乎以其在提供新闻方面效率及其报导的客观性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例如，‘西方电台的莫斯科听众’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被咨询者中有24.2%的大学生、21.6%的高年级中学生、8%的青年工人、10%的青年知识分子相信‘美国之音’的广播。”
上述状况使得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也曾无奈地感慨说：“边界在军事意义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于接触的扩大和信息的流动，边界正在变成透明的。”也就是说，试图用包括克格勃第五局在内的国家机器遏止随着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开启的自由思想是极其困难的。
由于苏联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刑法进行了修改，1989年夏天克格勃通过了撤销第五局并成立苏联克格勃“捍卫苏联立宪政体”局(简称“З”局)的决议。8月29日，发布了克格勃主席第00124号命令，撤销克格勃第五局，成立“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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