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美苏三国博弈及其总结
——“八一”建军节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按语] 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内政外交最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能力发挥极为杰出的一年。面对来自东南、西南和西北三面“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险恶环境，毛泽东同志举重若轻，敢于亮剑，也善于亮剑，用力不多，却有效地震退了周边所有明火执仗的反华势力，一举打开外交难局。今天中国正在经历自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崛起，这必然再次招致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的围攻。因此，研究并总结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经验并从体会和学习毛泽东战略战术，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下面的内容选自张文木新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第四节。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
全文目录
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
二、毛泽东东南明修 “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
三、毛泽东引而不发，东南美蒋已势同水火；蒋介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四、毛泽东西南“敲山”，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与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
五、毛泽东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划更加悲观
六、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后果的基本总结
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
1959年至1961中国国内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粮食，1960年是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1030亿斤，低于1952年的水平;棉花生产1960年是1600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1680万担，钢的生产1960年虽然达到1860万吨，比1957年的530万吨增加了1330吨，但到1961年很快下降到870万吨，比1960年减少960万吨。工农业经济困难加重了市场供应紧缺。粮食消费1957年全国人均406斤，1960年降为372斤，减少79斤。棉布、针织品的消费量也明显下降。吃、穿、用物资均感不足，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约30%。[1]
1961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621亿元，比上年下降31%。其中，工业总产值1062亿元，比上年下降38.2%;农业总产值559亿元，比上年下降2.4%。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钢，870万吨，比上年下降53.2%;煤，27800万吨，比上年下降30%;发电量，480亿度，比上年下降19.2%。粮食，14750万吨，比上年增长2.8%;棉花，80万吨，比上年下降24.7%;油料，181.4万吨，比上年下降6.5%。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27.42亿元，比上年下降67.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7.7亿元，比上年下降12.8%。国家财政总收入356.1亿元，总支出367亿元，赤字10.9亿元。[2]
1962年，中国农业形势略有好转。当年工农业总产值150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下降10.1%。其中，工业总产值920亿元，比上年下降16.6%;农业总产值584亿元，比上年增长6.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钢667万吨，比上年下降23.3%;煤，22000万吨，比上年下降20.9%;发电量，458亿度，比上年下降4.6%;粮食，16000万吨，比上年增长8.5%;棉花，75万吨，比上年下降6.2%;油料，200.3万吨，比上年增长10.5%。基本建设投资总额71.26亿元，比上年下降44.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4亿元，比上年下降0.6%。国家财政总收入313.6亿元，总支出305.3亿元，结余8.3亿元。[3]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活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省份是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 “在这些省份中，安徽可能是人口减少最严重的。”[4]
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1959年1月3日至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美国度假期间会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军事磨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20日，印度军队又从南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5]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6]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万花纷谢一时稀”[7]的艰难处境。
外交方面，1962年，新中国周边也是险象环生。
在西南方面，1962年4月21日、30日，中国政府先后两次照会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新的军事据点。5月11日至28日，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和东部朗久地区，并在中国境内增设军事据点。中国政府于11日、19日、28日照会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22日，中国政府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河谷地区，并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武装攻击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9月13日至27日，印度军队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并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在东南方面，美澳新条约组织在堪培拉举行部长理事会，决定出兵泰国，以对越南和老挝施加军事压力。5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命令派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往泰国。与之配合，台湾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在西北方面，4月至5月间，苏联也利用中国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通过其驻在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到苏联境内。
这迫使正在经历经济困难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军事斗争，尤其是西南方向的军事自卫反击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自4月气候好转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在西段边界线恢复巡逻，并重新建立一些哨所。另外，根据中央指示，中国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治委员吕义山等组成东段指挥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治委员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在拉萨指挥所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的西段指挥部。面对印度的咄咄攻势，西南战争迫在眉睫。
二、毛泽东东南明修 “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
为了保障西线自卫战胜利，中共中央在东南台海一带增兵布防。毛泽东这一仅用于声东击西的军事调动立即使美国紧张，认为它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此种类型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8] 1962年6月18日，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就“中共的军队调动”写给国务卿腊斯克的报告要求国务卿“严肃看待中共的意图”，认为“不能排除中共正为突然地竭尽全力地夺取金门或马祖，或两者兼而有之而做准备，大概使用他们在1958年所没有的装备”。[9]同时报告认为这会再次加剧美蒋矛盾：
这次中共在金门和马祖对面的军事集结不仅使沿海岛屿本身的问题，而且也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意图问题成为重点。一次美国与中国国民党利益的直接冲突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中共进攻，美国将面临来自蒋、他在东南亚的朋友以及他在美国这里的朋友的压力，他们要求美国参与保卫这些岛屿。这将立即要求对这种进攻是否是进攻福摩萨的起始行动的问题做出决定，正如在《福摩萨决议》中所详细说明的那样，而蒋无疑会将各类意在表明是这样一种进攻的“情报”公布于众。
如果中共实际没有进攻，但制造了一种1958年式的政治—军事危机，局势只是稍微好些。蒋的要求将会是紧迫的，而如果美国的支持不是随要随到的，这些要求无疑将会变得公开而刺耳。
中共有重要的动机去恶化美国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并可能在任何时候开始这样做。另一方面，蒋一直把使美国参与重新征服大陆作为其优先考虑的目标之一。一旦中共就位了，蒋可能挑起一次进攻，或以其他方式采取主动为他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种局势。
因此，一旦北平的军队完全就位，主动权就似乎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或者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如果有必要采取预防性的或干预性的行动以捍卫美国的利益，那么，似乎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这种行动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10]
现在回头来看，毛泽东布兵东南只是为西南军事斗争准备而作的“虚晃”动作。6月19日，也就是接到希尔斯曼的报告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致电驻台“大使”，“尽早约见”蒋介石，提醒他：“中共军队在福建大规模集结的迹象”，这便“存在非常现实的可能性：中共意欲对一些岛屿发动全面进攻”;同时也要求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能以中华民国政府官员发表的任何公开声明、或以中华民国政府的任何行动给这种进攻提供任何借口”。[11]
大陆在东南福建省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使美国风声鹤唳，各部门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始终也搞不清中共的意图。
为此，6月20日，白宫召开会议，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怒火冲冲，“声明里透着对情报机构的轻蔑”。麦克纳马拉说“我们要着手弄情报;没有情报”，他“暗示中央情报局工作干得很糟”。[12]
6月21日，中情局邀请艾森豪威尔，听取这位前总统对“中共在福建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一事的判断。艾森豪威尔将军推测这次集结是对国民党宣传的反应。艾氏以专家的口吻告诉麦肯局长：“中共军队在福建省的布阵情况将会表明，他们是想进攻还是防守。防守的阵形应该是沿海岸分布开来，而预备队呈扇形在后方梯次展开。进攻阵形则是在目标附近大量集结部队。”[13]艾氏还介绍了他当年任职时对台政策及1958年台海冲突中的一些做法。当天(6月21日)代理国务卿鲍尔致电肯尼迪总统提出“建议采取的与中共军事集结有关的外交行动”，其中第一条就是“暗示”苏联驻美大使勃雷宁，“假如苏联人或中共对有关中国国民党准备入侵大陆的谣传感到不安，美国目前情况下无意于支持这样一种行动”；向他们强调“中国国民党已经同意，不经完全协商和美国方面的事先同意，不会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以让苏联和中国大陆放心。[14]还是在当天(6月21日)，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致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表示美国对大陆军事调动“在目前的情况下，做出任何有关美国保卫沿海岛屿的坚定的决定都是明显不利的”。[15]同一天(6月21日)，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写信给政治事务副国务卿马济进一步提出：“我们认识到，有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一项寻求中华民国政府最终自愿从沿海岛屿撤离的政策。”[16]
6月22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哈里曼召见英国大使，告诉他美国“不清楚中共在福建的军事集结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希望英国人帮忙“尽快告知北平”，“有关中华民国政府计划进攻大陆的传闻，美国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意于支持这样一种进攻”。[17]当天(6月22日)，美驻香港总领事馆致电国务院提出分析报告，认为中共大陆的军事调动有四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中都有两种结果，其结论不知所云。[18]
6月23日，美国与中国华沙谈判代表卡伯特向王炳南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卡伯特一再表示美国不愿再看到一场世界大战，他甚至向王炳南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19]
6月24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问英国并与英国首相会谈，腊斯克首先谈到中国在台湾对面的军事集结，同时“他可以向英国保证，北平知道美国不会允许进攻大陆”[20]。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言词激烈”的批评，麦克米伦说他“简直不理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存在”，他说他不知道美国的“长远政策是什么”。麦克米伦认为“这是以任何逻辑都无法辩解的”。他说“北平政权显然代表中国”，美国竟让“一个来自台湾的家伙”坐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上。[21]
当天(6月24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同时也以此测试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底线。
腊斯克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似乎吃到了“定心丸”，这时他又想与中国拉近关系。6月25日，美英双方继续会谈，腊斯克说，“北平当局播出了一篇文章，将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说成是防御性的”;这一点也为美国的情报及对大陆中国空军部署情况分析报告所证实。接着腊斯克话锋一转说美国计划对中国大陆进行食品援助。他说“我们并没有预见食品如何能从外部对中国的总局势产生多大影响，”但“不管怎样，我们并不排除参与某种一般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可能性”。[22]美国军方则读不出6月24日中国新华社文章的内含，以至就在腊斯克在英国想如何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当天(6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在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就使用核武器做好准备”[23]。
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6月28日，美国国务院致驻台“使馆”，让他们转告蒋介石美国总统的“强烈愿望”，“即美国和台湾政府在此时避免显示出正在计划攻打大陆的迹象，是至关重要的”。[24]
7月2日，赫鲁晓夫发表讲演，强烈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挑衅，称中国人民将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决支持。
7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致电国务院称已将肯尼迪的想法转告蒋介石，蒋已“保证台湾不会首先在金门和马祖地区发动任何反对大陆的行动”，当问及赫鲁晓夫的讲话时，蒋坚持认为“苏联不会进行干涉”。[25]第二天(7月5日)，蒋介石再次会见柯克，说“下午要去住院，近期不会出来，所以想就7月4日的会谈再作一些补充”。他向肯尼迪再次表态：“他不会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而只会更密切的同美国合作”，并使他的政策与美国的协调一致。他说：肯尼迪总统公务繁忙，他“保证不会再给总统增添新的问题”。[26]
三、毛泽东引而不发，东南美蒋已势同水火；蒋介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进入7月份后，中国西南边界冲突日益升级，中国备战日急。
7月5日，印军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7月7日和11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7月14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毛泽东认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27]
与此同时，毛泽东仍在东南方向大造声势，搅得美国与蒋介石当局鸡飞狗跳，矛盾升级。
9月6日，柯克与蒋介石在阳明山会谈，台湾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长”沈昌焕、“新闻局长”沈剑虹等。这次蒋介石在会谈一开始就对美方强烈不满。柯克先介绍说：“中共军队在福建沿海的部署似已完成。这些军队的力量大大强于1962年6月以前部署的那些军队。我们认为中共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不能排除进攻的可能性。”[28]这话本身就包含了对蒋反攻计划的埋怨。柯克接着含蓄地批评蒋当局“没有可靠及时的情报”，这使“肯尼迪总统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29]
蒋介石立即反唇相讥说：“除非针对大陆采取行动，否则很难有美国政府所要求的那种‘过硬’的情报。国民政府还有许多尚未向美国透露的情报来源。即使告诉美方，美方也不会承认它们的价值。许多情报来源建立在口头协议的基础上。在发起行动之前，不能让人知道、看见或是摸清这些情报来源。”[30]柯克说：“美国政府仍然希望行动最好限制在小规模空降范围内。”蒋回应说：“此事以后再说。”[31]蒋对美国充满“怨恨”以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他说：
美国政府也必须认识到人民和军队的感情的重要性。大陆人民的愿望极其强烈，不能无限制地拒绝他们。他们渴望解放，特别是在美国的援助下。美国可以一时压制住这种感情但不会太久。美国政府可以公开宣称国民政府返回大陆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却承担起阻止国民政府反攻大陆的责任。这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最终，任何政府要保持对局势的控制都是非常困难的。国民政府会遵守条约，但当形势发生变化时，就必须重新考虑条约。[32]
柯克说：蒋提出的有关条约问题，已经超出了大使的职权范围。如果对条款不满意，也许可以由台湾的“大使”在华盛顿提出来。蒋介石立即反驳说：
谈及条约是因为柯克大使提出了条约的事。修改或取消条约是一回事，而让世界知道国民政府受条约所限不能自由行动又是一回事。这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且引起了怨恨。如果大陆发生大规模的暴动，美国可以说这是内部事务。而事实上，美国人是让人知道在条约的限制下，台湾政府不能擅自进攻大陆。[33]
柯克解释说，“肯尼迪总统还要担负繁重的世界性责任。就像蒋总统要对他的人民负责一样，肯尼迪总统也要对中国人民负责。1954年的条约规定，双方必须一致行动。”蒋介石立即回敬说：
总统所需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宣布国民政府反攻大陆完全是内部事务。这样的声明即使不能阻止也将削弱苏联的公开参与。他重申他保证不会采取违反条款的行动，但他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国民政府对它的人民尽责而又不违反条约条款。美国政府必须拿出这样的解决办法。
柯克以为蒋介石想向美国要军火支援，说：“美国还要对北约的盟国和其他地方负责。秘密向台湾运送轰炸机和登陆艇是不可能的。这种行动将被看作是侵略行为。”蒋介石针锋相对且火药味十足地回敬道：
他并没有设想要这些装备。他想的是希望台湾和美国之间能够达成更广泛的谅解。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应是这样一种看法：美国正在成为中共的朋友却束缚其盟国的手脚。美国不应该让中国人民认为，美国不能区分敌友。美国甚至阻止国民政府用它自己的钱购买美国的出口物资。这实际上是对国民政府的禁运。他不知道是否对敌人也进行了禁运。[34]
9月8日，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根据1948年前后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明确告诉泰勒：“万一大陆出现动乱，赫鲁晓夫也不会帮助毛，因为他们彼此间的仇怨颇深;即使共产党在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被推翻，苏联也不会进行干预。”[35]泰勒在回国后于9月20日起草的文件中称：“如果不能坦率地向总司令表明我们的意图是什么，而不是支持他反攻大陆，那么我们大概在为我们自己积累麻烦。”[36]
四、毛泽东西南“敲山”，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与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
1962年9月始，加勒比海战云骤起。
9月2日，苏联将手直插美国腹下，宣布已与古巴达成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的协议。9月4日，肯尼迪发表对古巴的政策声明，称必要时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9月5日和8日，两艘运送一批中程弹道导弹的苏联货轮抵达哈瓦那。9月12日，塔斯社发表授权声明，谴责美国蓄谋入侵古巴，并警告说：入侵古巴意味着战争。第二天(9月13日)，肯尼迪针锋相对声明重申：只要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将采取行动。9月25日，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宣布：苏联将帮助古巴在哈瓦那建立一个“渔业基地”。
就在肯尼迪声明的同一天(9月13日)，印度军队也开始大举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此时毛泽东考虑组织西南自卫反击战役的时机已经成熟。
10月16日，肯尼迪接到了经过核实的确凿情报称美国发现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中有进攻性导弹后立即表示：必须对这种来自古巴的威胁作出反应，导弹必须撤除。为此美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期间，又得知共发现至少16枚，也可能是32枚射程超过1000哩的导弹，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
10月16日，中央军委抓住时机，从7月份的“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的方案迅速转为“亮剑”西南的决定：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10月20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
10月20日清晨7时30分，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塔格拉山脊下达了对印反击的作战命令。顿时中方阵地万炮齐发，天摇地动。中午即占领了克节朗河正面的印军各阵地。战斗不到三天，印度的王牌军第七旅便全军覆灭，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于10月22日被俘。在克节朗河以南驻守的印度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旅约4000人，得知第七旅覆灭后，立即南逃。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东新桥，10月25日进入达旺。在中印边界东段东端，中国军队从昌都、林芝、山南军分区的大约五个营的兵力，从察隅、瓦弄方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印军发起攻击，驻守在这个地区的五营印军均闻风而逃。中国军队顺利进入哥里西娘、马尼风、呷林公等地。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边防军在何家产司令员指挥下，只用一个多团的兵力，集中力量从北向南，经过几天连续作战，消灭印军近300人，随即进入休整。[37]10月26日，印度总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10月24日下午2时，美国海军宣布封锁古巴。美国在古巴领海周围设置了警戒线，近百艘舰艇在空军和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入警戒海域。与此同时，在佛罗里达及邻近各州，美国集结了强大的登陆部队，虎视眈眈。同一天(10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美苏双方建议停止向古巴运输军火三周，同时暂停封锁。10月25日，赫鲁晓夫表示接受吴丹的建议，肯尼迪则重申在古巴撤走苏联的武器。10月26日上午，美国强行检查第一艘苏联租用的驶往古巴的船只。当天晚上。肯尼迪接到赫鲁晓夫亲笔信，信中承认古巴有苏制导弹，并表示决不再向古巴运送武器，已在古巴的则可撤除和销毁。但第二天(10月27日)，美国又接到苏联外交部正式文件，又提出要以美国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苏联撤走古巴导弹的交换条件。同一天(10月27日)一架U-2飞机为古巴击落，驾驶员死亡。肯尼迪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在24小时内得到苏联撤除古巴导弹的保证，否则美国在星期一就要
军事行动。10月2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同意撤走导弹的答复。11月8日，苏联船只从古巴运走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美国海军靠船的“肉眼观察”。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至此，古巴导弹危机结束。[38]
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美苏双方提出停止向古巴运输军火三周，同时暂停封锁建议的同一天(10月24日)，周恩来也向尼赫鲁提出三项停火建议，为尼赫鲁拒绝。同时印度积极增调两个师九个旅，全线加强边界兵力。到11月上旬，在东段印军仍归第四军指挥，又增加了第二师，兵力达两个师十个旅共22000人，西段又增加了七个旅，总兵力达8000余人。
11月14日，也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前六天，中国军队开始第二轮反击。当天印军先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遭到失败。11月16日，中国军队三个团进占瓦弄镇，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在惊慌之中丢掉部队，乘运输机逃走，其所率印军第十一旅纷纷溃散。11月19日晚，尼赫鲁向全国发表了紧急讲话说：
我们不得不把新的挫折告诉你们。两支中国军队开进了东北边境特区。我们丢了瓦弄和西山口。今天，邦迪拉已经失守。在楚舒勒地区，中国对我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局势是严重的，使人伤心的。[39]
11月20日深夜，尼赫鲁急忙亲笔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呼吁美国紧急军事援助。11月21日中国追击部队到达中印传统习惯线即奉命停止前进。就在印度下令从东北各邦紧急疏散人口，撤退侨民的一片混乱之际，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印度对此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
中国宣布停火的时间比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时间只多了一天。
五、毛泽东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划更加悲观
印度军队对中国边界的蚕食性进攻，是对中国的“抗震”力的检验，美国、苏联乃至台湾蒋介石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应及其结果。因此，印度的惨败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影响是重大的。
就在中国对印反击战进行期间，蒋介石也同期启动了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10月1日到12月6日间，蒋介石先后派出九股特务由高雄乘船，偷渡到广州沿海的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五县登陆。[40]
毛泽东在中国西南方向指挥反击战的同时，在东南方向也对蒋介石进行了干净、彻底的痛击，令蒋介石在东南的反攻行动血本无归。从10月1日到12月6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歼美蒋特务172人，其中有七个特务纵队“司令”、14个“副司令”。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3艘，缴获一批美制电台、手枪、冲锋枪等。蒋介石派出的九股特务除一股未敢登陆外，其余全部被歼。[41]1963年9月11日，蒋经国拜见肯尼迪，在被问及“最近骚扰行动的成功率”时也承认：“作为军事行动，这些骚扰并不算成功”;在回答人员伤亡情况时，蒋经国承认：“伤亡率为85%”。[42]尽管蒋经国提供的数字与大陆有出入，但其反攻行动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则是共认的事实。
蒋介石的登陆惨败使美蒋之间埋怨升级，1963年2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向肯尼迪总统汇报时说：蒋介石“埋怨美国使其倒台，我觉得他有朝一日回到大陆，也不会感激美国，而且会变得很难对付”;“我已很难见到委员长，他总是敷衍我。觉得我不理解中国人，总是搬出条约来刁难他。我进一步说，委员长有时会要求来访者间接地将信息传递给肯尼迪总统，而这本应由美国大使来传递。这表明委员长不可能与我融洽相处，他想用其他的方法绕开我。这是中国式的老把戏。”[43]当肯尼迪知道蒋介石最近的反攻“特遣队”“全部9队人马都被俘虏”后，问柯克蒋介石“对印度怎么看，中共打得过印度吗?”柯克说：“委员长讲中共占有优势是不成问题的，印度人哪方面都不行。”[44]肯尼迪这句话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印度人哪方面都不行”，那你蒋介石就更不行了。柯克向肯尼迪表示：
我本人强烈反对给予蒋介石总统任何余地，无论他怎么试图绕过他与美国签订的条约。
a. 我还认为目前有必要采取步骤让蒋介石明白，我们不会参与。b. 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适当地发表一些公开声明，即我们不打算背离我们公开宣布的我们将保卫台湾的立场，但我们将不支持现在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发动侵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步骤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法，它介于(a)以一个简短的通知发出严厉的不要去做的警告，或(b)一旦总司令已经开始了入侵行动，就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45]
值得注意的是，柯克这个建议与过去不同的是，“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的对象已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台湾蒋介石。这说明中印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反攻计划”产生了蔑视和不耐烦。事实上，自1962年底毛泽东的西南“亮剑”不仅使美国也使蒋介石集团内部对其军事干涉中国大陆政治的效果有了更加悲观的评估。
1963年9月6日至13日，蒋经国访问华盛顿。9月9日会晤了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蒋经国向克莱恩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蒋总统已经授权他声明，除非大陆出现反抗运动，否则在未来18个月内，台湾不打算发动军事进攻。” [46]9月10日蒋经国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邦迪会谈，重申：“国民党政府将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允诺不会进行导致冒战争危险的行动。国民党愿意就削弱中共政权并最终推翻该政权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讨论，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必须更侧重于政治而不是军事。”[47]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修订了策略，确定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即视大陆为主战场，台湾海峡为支战场，将反共斗争的方式从军事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48]
1964年9月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写信给副国务卿莱特说：“与‘蓝狮’[49]计划报告相关，我饶有兴致地看了你在发给我们的138号电中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光复大陆问题。你所发现的中华民国计划重点的转变是自然的，尽管我们对此不能完全响应。”[50]同时美国持续压缩台湾可能“反攻大陆”的战略空间，同一天(9月4日)美国国务院就“中华民国在泰国和缅甸的活动情况”致信美国驻台湾“大使馆”，要求明确告知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在东南亚另有打算，在追求反对大陆的目标时，中华民国自然倾向于超出我们认定的谨慎限制，对我们不那么诚实”;美国“的确曾向缅甸人保证，反对再出现中国非正规军的问题”，美国“决定尽一切可能确保中华民国不采取过分和鲁莽的行动”。[51]
1965年11月6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中华民国关于登陆大陆中国”致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建议“美国不应全面参与有关中华民国登陆大陆中国构想的双边研究”，并通过“蓝狮”委员会“批评中华民国政府的单方面计划”;美台双方的“任何协商必须不会导致使美国承诺承担参与制定计划，支持中华民国登陆大陆的义务”。[52]1965年9月22日，蒋经国向麦克纳马拉递交了一份“国民党登陆大陆抢占西南5省的计划(代号为‘大火炬5号’)”，9月29日，蒋介石在12月29日也向美国惠勒将军递交了同样的建议。1966年1月24日，蒋介石得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否定的答复。蒋经国对此的反应是“失望和恼怒”。[53]国务卿腊斯克也明确指示美国驻台北“使馆”：“在目前可预见的形势下，我们不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的登陆行动，并且不能同意任何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54]
1966年3月，美国在即将出台的对台“军援手册”中明确规定：“美国的军事援助将不刻意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反攻大陆。”[55]
1967年3月，蒋介石想借美国在越战中的困难形势再次向美国提出“现在正是中华民国进攻和颠覆大陆中共政权的时候”，其结果得到的回答仍是：
蒋总统向戈登波格大使所倡导的路线与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政策相抵触。这种路线将把中华民国卷入危险和灾难，并且会导致规模更大的战争危险，给亚洲、美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仅不会同意采取这种行动，而且会反对。[56]
此后，蒋介石反攻大陆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渐式微。1968年4月30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詹金斯在给助理国务卿罗斯托的信中说“蒋介石已重新估价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可能接受了无法重返大陆的现实(尽管他不能这样说)”。[57]
六、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后果的基本总结
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在处理压力四逼的诸矛盾中充满高度的辩证和艺术的眼光。当时东南是蒋介石反攻，从形式上看是主要矛盾，但这个主要矛盾是长期的和战略性的，蒋介石对大陆的反攻是有限的，且属内战残余性质，其矛盾属敌我矛盾;从西南方向看，尼赫鲁对中国的蚕食是无时限、无止境的和入侵性质的，其矛盾却属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从西北方向看，苏联在中国新疆制造的群众外逃事件是制造动乱并对中国施压的社会帝国主义性质，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又有苏联霸权主义的内容。
这三方面的矛盾的共同点都是借中国的暂时困难制造国内政治动乱，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通盘再看，东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但只是战略层面的主要矛盾;西南则是对中国危害最直接因而需要立即制止的主要矛盾，但它只是战术层面的主要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中，前一种在战术层面是有限的，在战略层面是无限的;后一种矛盾在战略层面是有限的，却在战术层面是无限的。为此，毛泽东采用虚实相兼的方法，即东南虚打，造国际声势;西南实打，一面讲理忍让，一面积极准备，等待后发制人且又易于控制战争规模的机会：开战的前提是不能有大国的介入。
恰好古巴导弹危机为中国解决西南矛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962年10月20日，就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当天，中国宣布对印反击战开始，其攻势之猛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下了“解除”动员令。当天(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此后，中国军队又静若处子。
一月之内这一动一静，保证了战争的有限性，也保证了反击战的战术性，最终还保证了对周边各种对中共政权不轨企图的震慑性。最重要的更是中国适时启合战机，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和平;在国际舆论中既是胜利者又是和平的使者。
毛泽东全赢这场战争基于对东南两个方向力量对比的客观估计。1962年6月8月，他在听取杨成武、许世友等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有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时，就蒋介石反攻大陆能投入多少兵力说：“敌人最多来十五万，再多也不可能。”毛泽东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同时毛泽东又表示，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58]这里毛泽东将东南蒋介石来敌进犯的最大规模已作了“最多来十五万”的极限估计，尽管这在毛泽东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从东南、西南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考虑，这也是尽量要避免的。
为此，毛泽东在东南、西南两方面战场中选择西南方面，同时又用再次启用1948年10月解放战争中用过以文退敌的巧计，[59]从心理上弱化美蒋大规模东南进犯的企图。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紧接着，英国、法国、苏联都对蒋介石反攻的计划施加了国际压力。
毛泽东东虚南实的策略收到出奇的效果。
在确认东南无虞后，毛泽东7月开始在西南认真布局。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军方高层会议结束时说：
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到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要搞点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我看，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打出威风，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60]
结果毛泽东虚势于东南，调动了全局，在国际舆论中又孤立了美国，同时又出其不意“亮剑”西南，速张速合，既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有限矛盾性质，同时又在中国国内最困难的时候震慑了美苏企图干涉中国事务的各种试探。仔细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初出兵朝鲜相比，毛泽东西南对印度出手是手下留情的，此役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 在1950年毛泽东在东北方向是要与美帝国主义争打出新中国起码应有的战略地位，而1962年毛泽东在西南要的则是长时段的稳定与和平。
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以赞赏的口气评价道：
从战斗的特点看，中国的损失无疑小得多。许多印军小队在突然袭击下倒下，其余的逃走。在政治上，北京给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仅无偿归还全部东北边境特区，而且归还全部战俘以及开列出详细清单的卡车、大炮和弹药。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61]
反观赫鲁晓夫则整个一付“欲学鲲鹏无大翼”[62]的样子，没“金刚钻”却在古巴楞要“揽磁器活”，充好汉，结果弄得苏联在1962年底的世界大国政治博弈中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同期的国际政治，在赫氏手中玩成了外交包袱和国家耻辱，而在毛泽东的手中则玩出了艺术和哲学。1972年2月22日，在访华途中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63]拿破仑三世在大国政治历史中似乎是一个活宝级人物，基辛格曾将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作比较说：
拿破仑三世的可悲之处是他眼高手低;俾斯麦的遗憾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则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64]
马克思也曾将法国历史上的两个拿破仑皇帝作过类似的比较说：
老拿破仑习惯于占领现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仑则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场面，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到一些无关重要的国家，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塞进这么多死胡同里。[65]
尽管不太确切，从这个视角观察1962年的苏联外交和中国外交及其后果，我们也会得到启发。基辛格说“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66]更为重要的是，苏联1962年的外交还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赫鲁晓夫由此也失去了国内政治的支持并导致他1964年下台。
从中国方面看，如果不计美、苏等国的“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67]外，毛泽东西南一次“亮剑”，不仅东南逼退了美蒋，西南也达到了“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的战略目标。
1962年，尤其是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中国西南就只有战声而无战事，东南美蒋只有进犯“贼心”而无“贼胆”，美国对台湾蒋介石“反攻”计划压制更加严厉。1963年6月，蒋介石又派六批武装人员登陆并遭全歼;1965年5月和8月，国共两次海战，蒋介石除了喊喊外，再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三产业24-225页。
[2]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44.html。
[3]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48.html。
[4]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
[5]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军事冲突。来源：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6]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7]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冬云》为题作七律诗记录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8] 美国1962年5月13日《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共已经向台湾海峡对面派遣了七个陆军师，可能还有五个师在路上，这意味着它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此种类型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引自“会议记录”(1962年6月20日下午6时—7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注释①。
[9] “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致国务卿腊斯克备忘录”(1962年6月1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312页。
[10] “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致国务卿腊斯克备忘录”(1962年6月1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11] “国务院致中华民国大使馆”(1962年6月19日下午8时23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
[12] “会议记录”(1962年6月20日下午6时—7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
[13] “备忘录：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话纪要”(1962年6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14] “代理国务卿鲍尔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2年6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
[15] “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致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备忘录”(1962年6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16] “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尼采致政治事务副国务卿马济函”(1962年6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17] “国务院致英国大使馆”(1962年6月22日下午9时25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18] “驻香港总领事馆致国务院”(1962年6月22日下午7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19] 转引自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20] “谈话备忘录”(1962年6月24日下午8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21] “谈话备忘录”(1962年6月24日下午8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22] “谈话备忘录”(1962年6月2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23]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2年6月2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24] “国务院致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2年6月2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25] “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1962年7月4日下午2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26] “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1962年7月5日下午6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27]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4页。
[28]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29]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47页。
[30]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31]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
[32]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350页。
[33]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34] “会谈备忘录”(1962年9月6日上午10时—11时30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35] 来源：1962年9月17日，从台北发出的403号电报。转引自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注释①。
[36] “总统军事代表泰勒起草的文件”(1962年9月2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37] 参阅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38] 参阅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古巴导弹危机”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39] 转引自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40] 1962年10月1日，执行“海威”计划的武装特务第五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二纵队”共14人，在海丰县遮浪屿偷渡登陆，“司令”陈正光以下全部被歼。10月7日，执行“海威”特务第一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纵队”全部被歼。10月8日，执行“海威”计划的武装特务第四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一纵队”，全队14人在惠来县神泉偷渡登陆后被全歼。10月28日，执行“海威”计划的武装特务第三分队和第七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五纵队和独立第六纵队，共22人，在电白县爵山公社偷渡登陆后全部被歼。11月2日，执行“班超”计划的武装特务“海龙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先锋队”，全队33人，包括一、二、三分队和一个通讯队，在台山县蛇鼻湾偷渡登陆后全部被歼。运送特务的机帆船也被击沉。11月29日，执行“海威”计划的武装特务第六分队，又称“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分七纵队”，共35人，在台山县荷仓岛偷渡登陆时全部被歼。运送特务的机帆船被击沉。12月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特务机构“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C)派出的中校特务李华常等，蒋介石当局派出电台台长张志君等，乘间谍收音机在阳江县石磊山区跳伞登陆后全部被歼。12月6日，台湾当局中的情报局“长风训练班”训练的武装特务“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二十三纵队”，以及负责指挥和护送登陆的特务共39人，在惠来县前詹偷渡登陆后全部被歼。运送船只被击沉。
[41] 资料来源，魏宏运、祁建民：《国史纪事本末•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下)》(第四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152页。
[42] “会谈备忘录”(1963年9月1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43] “会谈备忘录”(1963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44] “会谈备忘录”(1963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363页。
[45] “驻中华民国大使柯克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3年3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
[46] “会议记录稿”(1963年9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注释①。
[47] “会议记录稿”(1963年9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48] 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49] 1962年9月6日，柯克与蒋介石会谈中提议美台应通过两个组织来加强具体合作，一个是处理秘密情报的联合委员会，一个是研究公开作战的“420委员会”。后者发展为代号“蓝狮”的美台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大陆一旦发生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能力。
[50] “邦迪致莱特”(1964年9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页。
[51] “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4年9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52]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纳马拉备忘录”(1965年11月1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页。
[53] “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4年9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54] “腊斯克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无日期)，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
[55] “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6年3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7页。
[56] “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7年3月16日下午3时43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页。
[57] “詹金斯致罗斯托备忘录”(1968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
[58] “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6页。
[59]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也施用过同样的一纸文章巧脱危局的妙计。1948年10月，蒋介石得到密报：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蒋介石即召集傅作义，并亲自部署，试图“乘冀中兵力空虚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西柏坡。当时毛泽东已将所有的兵力都调到辽沈和淮海战场，西柏坡几乎是一座“空城”。知道傅作义来袭的消息后，毛泽东即让新华社于10月25、27、30日连续发表由他起草的《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三篇文章。蒋知消息走漏，恐反遭伏击;责怪傅作义“行动迟缓”，逐悄然撤兵。参见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记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1页。
[60] 转引自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61]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555页。
[62] 1963年1月8日，毛泽东写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草稿中有“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句，此句后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8页。
[63] 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64]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65] 马克思：“奥地利-普鲁士条约。——5月29日的议会辩论”(1854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卷第314页。
[66]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页。
[67] 引自毛泽东1963年1月8日发表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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