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决定了在发展中最先遭遇而且贯串现代化的全过程的问题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或东方与西方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向外国、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如作肯定的回答，又学习什么及如何学习?近代以来，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拒斥外来文化的保守主义;一种是盲目照搬的全盘西化论。在两种极端的观点之外，也有一种持中西结合的融合论。而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认为东西方文明各有优长，可互相比较补充。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他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全面阐述中外(东西)文化的关系，说明了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和学习什么、怎么学习等问题。
毛泽东以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看待各民族文化的价值，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从文化的时代性看，要承认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在文化上外国比我们高;从文化的民族性看，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又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学什么?学优点，学普遍性的东西，学科学原理。他从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来说明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任何事物，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只承认个性、民族性，否认共性、普遍性，拒绝学习外国优秀成果是错误的。只承认共性、普遍性，否认个性、民族性，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同样是错误的。普遍原理不分中外、东西，普遍适用。学习外国就是学共性的东西，拒绝学习外国的优点，拒绝学习普遍原理，对本国的发展不利。针对历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主义，毛泽东简洁而明确地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学”是指反映普遍规律的基本理论，普遍真理不分中外、东西。正因“学”是普遍的东西，因此在学习外国时必须坚持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解决了清末以来长期争论什么是“学”的问题及怎么学习的问题，破除了传统的“体用”的思维模式，既有力地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又有力地批判了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
在如何向外国学习上，毛泽东强调：一要取分析态度，外国文化有优点，也有缺点，要学人家的优点，不要学人家的缺点;二是要立足中国的实际，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与中国的实际(包括现实实际和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以适合中国的需要，“洋为中用”;三是反对迷信外国，反对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来，反对贾桂作风，反奴才习气，反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强调以我为主、独立思考，强调自尊、自信、自强，强调创新发展，要有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决不是盲目自大的东方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认为，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看，革命中心由西逐渐向东转移，依次由英国、法国、德国转向俄国。俄国十月革命后，则继续向东转移。他说：“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中国人要有这种自觉、志气和责任，既要虚心向西方学习，又要破除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迷信，以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总之，毛泽东认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认识更前进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大胆吸取人类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充分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今天，既有拒绝学习和借鉴西方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保守主义，又有迷信洋人、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毛泽东的中外关系的论述依然是治疗以上两种顽症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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