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11日，坦克开上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大街，一边朝前冲一边开炮，战斗机呼啸而过，轰炸政府大楼。智利总统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们被围困在总统府里。楼里只有36名总统的支持者，叛军向总统府发射了24枚导弹。阿连德自杀身亡。政变的发动者是皮诺切特将军。有着160多年民主历史的智利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国家。
根据已经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美国在背地里支持了这场血腥的军事政变。美国将政治上左翼的阿连德视为眼中钉。当阿连德竞选获胜之后，尼克松总统就跟CIA的头子Richard Helms说，得想办法让智利经济“惨叫”。美国最担心的是阿连德会将智利的外国企业国有化。美国当时的对外投资约有20%流向拉美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比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担心自己在智利的投资会被收归国有，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扳倒阿连德。
正当皮诺切特的坦克炮轰总统府的时候，几个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聚集在一家右翼报纸的印刷厂里，催促着工人赶紧印刷军政府的经济计划书。9月12日中午，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经济计划书已经摆在了军事司令部的办公桌上。
这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小子”，因为他们都是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他们之所以能够到芝加哥大学，是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1953年，美国驻智利国际合作办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一起访问智利，他们对当时以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首的拉美经济学家深感厌恶。在这两个美国人看来，拉美经济学家都是“粉红色”的，他们离社会主义思想太近了。两人商量，何不设立一个项目，专门由芝加哥大学来训练一批年轻的，思想正确、作风过硬的智利经济学家?这个建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但当福特基金会找到智利最好的大学智利大学的时候，被校长冷冷地拒之门外。智利大学的校长说，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派学生到哪一所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我们宁可不接受这一恩惠。无奈之下，福特基金会找到了另一所名气稍差、但更加保守的大学，即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当时连经济系都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条件，他们立马就和福特基金会达成了协议。
从1956年起，一批批智利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到芝加哥大学深造。每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都会有大约40-50名来自拉美的留学生，占其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哈佛或MIT，拉美留学生一般只有四五人而已。智利经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教室里、饭桌上，热烈地讨论左翼经济学家的政策到底错在哪里。
当这批学生学成归国之后，他们中有一批人回到智利天主教大学任教。1963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13名教师中，12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们被称为“芝加哥小子”。芝加哥大学希望这批学生回到智利，能够称霸学术界，进而影响决策的方向，但“芝加哥小子”们回国之后，一直被边缘化，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奇谈怪论。
直到皮诺切特的部队在大街小巷搜捕左翼人士的时候，“芝加哥小子”们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后来说，皮诺切特一开始是自己蛮干，到收拾不了局面的时候才求助于“芝加哥小子”。这是撒谎。皮诺切特还没有上台之前，“芝加哥小子”们就已经参与了密谋。他们为皮诺切特制定的经济计划书就是证据。这份计划书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越写越长，最后被称为El Ladrillo，意思是像砖头一样厚的书。“芝加哥小子”们提出的建议和他们的老师弗里德曼的主张如出一辙：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公共支出。
乍看起来，政治独裁和经济自由似乎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事实上，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它们都信奉“休克疗法”。
美国军方曾经将“震骇”(shock and awe)战术定义为，通过制造超过人们想象的恐惧和破坏打击对手。皮诺切特正是这样做的。他刚上台几天，就逮捕了上万人。一卡车一卡车的人被押送到圣地亚哥的两个足球场，士兵带着蒙住自己面目的告密分子，一个一个地指认谁是“颠覆分子”。士兵们把被指认出来的人拖到更衣室审讯拷打，很多人被就地枪决。
这种明目张胆的屠杀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于是，皮诺切特和他的人变得更加“谨慎”。人们不再是被处决，他们只是“失踪”了。士兵和警察依然肆无忌惮地逮捕人，从家里抓人，在大街上抓人，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妇女被揪住头发拖下车，一对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在亲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他们被带走之后，就被关押、枪决，尸体被扔在荒凉的乱坟岗上，或是用直升飞机运到海上，抛进海里。为了防止尸体浮起来，秘密警察会先用刀把尸体的肚子剖开。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皮诺切特拷打或杀害，据估计，至少有10万到15万人被捕，上万人被害。
皮诺切特说，这些人都是极端的恐怖分子，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智利被赤化。事实上，被害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企业家和学者。他们之所以被害，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有凶器，而是因为心中有信仰。著名的民谣歌手Victor Jara就是其中一员。凶手们先把他的双手剁下，这样他就不能再弹吉他了，然后，他们朝他射出了44发子弹。智利大学经济系有很多师生不同意“芝加哥小子”们的主张。一天，在经济系的大门口，六位学生被当众枪杀，为的就是要“震骇”。Orlando Letelier原来是阿连德总统的驻美大使，后来被皮诺切特关进了牢房，发配到苦役集中营。1976年，他终于被解救出来，到了美国华盛顿，在一家进步主义的智库做研究。他写了一篇抨击皮诺切特和“芝加哥小子”的檄文。一个月之后，当他开车上班，穿过雍容华贵的使馆区的时候，一颗遥控炸弹爆炸了，汽车被炸得飞上了天，Letelire的双腿也飞上了天。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死去了。
政治上的“震骇”为经济上的“休克疗法”铺平了道路。皮诺切特听从了“芝加哥小子”们的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对金融投机的管制;降低进口关税;削减10%的政府开支——当然，军事支出大幅度提高了。
经济奇迹出现了吗？
阿连德总统执政期间，智利经济并非没有问题，通货膨胀率曾达到150%。皮诺切特执政之后，通货膨胀率继续攀升，到了1974年达到375%，这是当时世界各国最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是怎么一回事?1975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飞到圣地亚哥，受到了摇滚明星一般的热烈欢迎。皮诺切特犹豫地问大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大师斩钉截铁地说，你唯一做错的地方是改得不够快，不够彻底!
1975年，“芝加哥小子”们将公共支出进一步削减27%，到1980年，智利的公共支出已经降至只有阿连德总统时代的一半。被砍掉的主要是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医疗保险和公共养老金都被私有化。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实行的头一年，智利的国民经济总值下降了15%，失业率从阿连德时代的3%飙升至20%。
可是，举世闻名的“智利经济奇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皮诺切特一共在位17年，多次变换政策方向。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82年，当时，智利经济仍然处于高通胀、高失业的困境，而且，由于放松金融管制，智利积累了巨额外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皮诺切特用了当年阿连德的招数：他将很多银行、企业收归国有!智利经济之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崩溃，是因为皮诺切特留了一手，尽管他将很多企业都私有化了，但却留下了Codelco，智利的国有铜业公司。这一家公司就贡献了智利出口收入的8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智利经济逐渐稳定，并出现了快速增长。但“芝加哥小子”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这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增长。1988年，智利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外国产品潮水般涌来，大批国内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低收入家庭受到物价腾跃的冲击更大。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原来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老是听人讲智利的左翼政策多么多么地失败，最后他感到很好奇，一定要跑到智利亲眼看看。当他到了智利之后，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留下来在智利大学教书。弗兰克目睹“芝加哥小子”给智利经济带来的痛苦，写了一封致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公开信，里面就写到：在阿连德时代，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够支付食物和交通费，但在皮诺切特时代，普通工薪阶层用其收入的74%，只够购买面包一项支出。家里买不起牛奶，孩子们饿着肚子到学校，学校里也没有牛奶，因为这项公共福利被砍掉了，很多孩子晕倒在学校，还有很多孩子索性退学了。
弗里德曼从来也没有承认智利的“休克疗法”存在缺陷，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和皮诺切特的合作表示过自责。他至死坚信“休克疗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005年，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了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成了重灾区。90%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新奥尔良成了人间地狱，到处充斥着抢劫、强奸、纵火等罪恶。留在市中心的除了遍地死尸，还有缺粮缺水、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
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说，“这当然是一场悲剧，但又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休克疗法”的绝佳机会，彻底地改革当地的教育体制，废除公立学校，实行教育券制度，一切交给私人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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