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及各种因素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思路。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历史渊源不同，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不同，理论内涵和政策主张不同，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不同，实践的结果也大庭相径。自我国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时起，两种不同发展思路之间的争论就未停止过。目前，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这两种不同发展思路的争论，已经发展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建筑等方面，并涉及到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对于两种不同发展思路的争论及其所涉及的诸多原则性问题，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绝对不可轻而视之。
关键词：改革和发展;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发展思路的争论;涉及的原则问题
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一文中，我们对危机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迎接挑战、解决困难和问题的有利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在本文，我们拟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战略的角度，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种不同思路进行评析。
一、两种不同发展思路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及各种因素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以吴敬琏、高尚全、张维迎等崇尚西方经济理论的一批经济学家的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一种是以刘国光、卫兴华、程恩富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思路。
新自由主义本源自西方，产生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界初期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萧条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勃兴于20世纪70年代、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涨”性危机、以国家垄断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益激化、反对国家干预的呼声甚嚣尘上时期，在全球广泛蔓延于20世纪70—80年代、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实现并巩固其世界霸权、向全世界扩张、把它作为推行全球一体化和制度安排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意识形态的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快速演变的时期。[1]
新自由主义系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演变而来。斯密的自由主义分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集中，让企业家享有最大的行动自由，呼吁建立“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2]在全球广泛传播的新自由主义，继承了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反对“权利集中”、“让企业享有最大行动自由”、建立“自然自由制度”这一核心内容，并结合当今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把它加以发展,达到极致。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分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也分为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3]在经济方面，新自由主义竭力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方面，竭力强调和顽固坚持“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谓“集权主义”;在政治战略和政策安排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一体化;最后演变为由美英国家主导并在全球推行的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三重特性的“华盛顿共识”。[4]
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时起，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逐步传入我国。在我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追捧者吴敬链等人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得到不断充实和发展。目前，在学术界关于全面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社会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激烈争论中，这种新自由主义，在吴敬链等人的归纳总结和包装设计下，达到了更加系统和具体化的程度。例如，在经济方面，鼓吹“计划经济苦难论”、“国有经济无效率论”、“非公有制优越论”、“市场经济自行调节和纠偏论”;在政治方面，宣扬“强势政府集权论”、“权力集中腐败论”、政府控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论、“国家政党机构主导”的体制“严重缺陷”论;在战略方面提出重启改革议程，竭力推进私有化化、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建立包容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实现从“权威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转型的总蓝图;在具体政策上，鼓吹全面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主张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非禁即入”“非禁即行”原则，“把国有公司股权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直至做实职工“个人账户”、“保护私有财产(私有制)”、实行“宪政民主”、建立“公民社会”、“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要求“淡化意识形态”，坚持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保障“新闻自由”;等等[5]在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了主导舆论，干扰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些人更是著书立说，发表讲演，甚至在全国各大书店开设售书专柜，兜售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积极热烈之极，非同一般。
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安排的理论基础、战略和政策性工具，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传播和推广，在使美英等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盈得一定空间的同时，也更加深化和发展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美英等国发生持续两年多的新世纪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之后，21世纪10年代末又直接导致了百年一遇、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给西方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了沉重的灾难。例如，自拉美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胁迫下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国有企业私有化，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突出;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显著削弱，社会问题丛生;金融过度自由化，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遭到了破坏，结构性矛盾和不平衡问题不断积聚并日益发展;结果在1994—2001年间，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相继爆发了金融和经济危机，经济社会发展的势头被打断，国民财富大量流失，失业和贫困问题严重，经济盈余国变为沉重的负债国。[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危机，这是南美国家20世纪以来从未遇到的最严重的集经济、政治为一体的危机，在经济上欠下1000多亿美元的外债而无力偿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在政治领域，先后有四位总统在短短半个月内相继走马上任;在社会领域，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敲着锅碗瓢盆，抗议之声此伏彼起，抢劫商店，堵塞交通，甚至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7]再如，实行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帮助设计的新自由主义“经典之作”——“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在实行所谓经济转型1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局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贫困化，深深陷入社会经济危机之中。这种惨烈状况，如普京所言：“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亦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普京承认，2000年，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左右。苏联曾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当今的俄罗斯1998年则下降到世界第16位，落后于西班牙、荷兰，甚至被巴西、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超过。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造成俄罗斯人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社会两极悬殊、贫富分化严重。多年来，俄罗斯社会10%的最高收入阶层与1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相差14倍。自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开始减少，死亡率高于出生率1.8倍，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数，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普京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75万人，预计15年后将减少2300万人，这相当于现在俄罗斯人口的1/7。[8]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也给东亚各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大家知道，在1997年之前的30多年里，八个东亚经济体即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一直保持着世界最成功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纪录。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实行了放开国内金融市场、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不仅没有实现其预期目标，反而招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倒退、金融危机，甚至政治和社会危机。在这次危机中，东亚各国货币贬值，股市下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大增，银行严重亏损，债台高筑，经济倒退，政府更迭，政局动荡。[9]
新自由主义传到我国，也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年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党政”改革的鼓噪此起彼伏，“去政治化”、“淡化意识形态”、以“普世价值”为指导、“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调多次见诸于报刊杂志和一些论坛。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泛滥，严重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些地区和部门私有化取向的改革，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甚至发生了动摇;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改组和改制过程中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被误导为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全国28个重要行业有22个行业被外国公司和私营企业控制;亿万劳动者在私营经济中就业，沦为雇佣劳动者，导致雇佣劳动制度复归;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挤出效应使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挤压，以致有名无实;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阶级阶层分化日益严重甚至固化;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结构失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明显下降;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突发事件屡禁不止，群众不安全感增大;利益主体多元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多样化，加上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地位、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面临严重挑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将危及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思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化历史的传承;是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是90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艰难探索、正反两方面经验科学总结的伟大成果;尤其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进程中“摸着石头过河”，反复试验，反复探索，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确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依据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程，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紧密联系、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前30年，是我国社会制度建立，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也即为后30年改革开放，开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更加宏伟的社会主义业绩，提供理论前提、制度前提和物质技术基础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极端贫弱，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是一无实践，二无经验，只有向前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冷战、进行对抗的同时，也利用各种机会，动用各种力量和资源，对我国进行包围和封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和帮助，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逐步探索出一条既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大体相同，又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框架包括：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个体经济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个体劳动者自劳自得为补充的收入分配制度;以“鞍钢宪法为指导”，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科学研究，大搞技术革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党委领导、厂长经理负责的企业管理体制;以国家计划为主体、适当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即“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运行体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以一府两院为行政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以长期并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本质特征，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
虽然这种制度体制还带有“初创”的性质和很不成熟的特点，甚至还存在一些缺陷，但还是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思想高度一致，行动高度统一，激发出磅礴的热情，极大地调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较好发挥，经济社会发展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0]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然而，经过近30年的努力，在毛泽东生前，我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还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同时，我们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获得长足进步，基础工业项目门类比较齐全。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建立，使我国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在平等原则下发展对外经济往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为以后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11]再如，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从1955年的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国家经济实力。以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GDP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GDP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8→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不变或略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提前。[12]再如，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我国粮食的人均占有量却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我国这些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还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量增加了近200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国人民节约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还是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的一个奇迹。教育事业。从1949年到1976年，我国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不仅为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而且也使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医疗事业。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从1976年发展到6.3万家，其中县以上医院7952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还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人民公社的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合作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建国前，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5%，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建国后，全国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与此相适应，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大延长。对于上述成就，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法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当时在《经济学》第十版里也说，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13]在当时，上述巨大成就，不仅使中国极度贫弱的面貌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而且也为后30年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从此，我们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新的30年的征程。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通过总结前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大胆实践，不断探索，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摒弃了以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又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国施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图谋，坚决抵制和排除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方略的新教条主义思潮，逐步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科学、中国特色更加突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总体要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的基本框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多项具体制度。这条道路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4]
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我们战胜了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风险、困难和挑战，到上世纪末，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历史性成就。进入新世纪，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实现新的跨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经济发展速度。从2003年到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1.65%;2008年到2011年，在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同时，GDP累计增长了44.4%，年均增长率仍为9.6%。经济总量。2011年，GDP从2002年的12.03万亿元增加到47.3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10.7%。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4.4%提高到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超过20%。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508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10.1%。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4920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2003年至2011年，我国基础设施累计投资25.7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建成投产，形成了有利于长远发展的优良资产。能源生产供应能力稳步提高，2011年，能源生产总量比2002年增长1.1倍。交通运输能力持续增强，高速铁路迅速发展。“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和西部开发八条公路干线建成。2011年，铁路营运里程9.3万公里，比2002年增长26.6%。公路里程410.6万公里，比2002年增长1.3倍，其中高速公路8.5万公里，比2002年增长2.4倍。民用航空航线里程349.1万公里，比2002年增长1.1倍。沿海规模以上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2.7倍。邮电通讯。全国邮电业务总量年平均增长23.2%。2011年移动电话年末用户达98625万，比2002年增长3.8倍，互联网上网人数5.1亿人，稳居全球第一。科学技术事业。2011年全球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8610亿元。比2002年增长5.7倍。重要科学前沿和战略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研制成功，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创下7062米的下潜深度;百亩超级杂交水稻试验田亩产突破900公斤，嫦娥一号、二号探月工程成功发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等等。教育事业。全国城乡实现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100%;学前教育快速发展，学前毛入园率达62.3%;高中教育加快普及，毛入学率从42.8%提高到84.5%;中高级职业技术教育已占同级教育的“半壁江山”;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从15%提高到26.9%，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医药卫生事业。2011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5万个，卫生技术人员620万人，医院卫生机构床位526万张，201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4.83岁。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物质文化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升腾景象。[15]
以上分析表明，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历史渊源不同，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不同，理论内涵和政策主张不同，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不同，实践的结果也大庭相径。依据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历史趋势，鉴于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势和特点，两种发展思路，谁个科学，谁个荒谬，谁个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谁个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已是尽人皆知，不言自明。
二、两种发展思路的争论及其所涉及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上述两种发展思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并不是自发地和偶然地产生的。就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的产生来说，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弱阶级思想的存在是其国内根源，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包围、封锁、威胁、腐蚀、利诱、意识形态渗透、各种媒体的传导和影响，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其国际根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国际上无先例可循，在国内也无现成的实践经验，只能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靠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总结，渐进而行。这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在我国产生影响并发生作用的土壤和条件。这样，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不能不形成两种思路相互并存、相互对峙、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局面。
事实上，自我国改革开放之日起，上述两种发展思路的对峙和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要不要反对精神污染、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种主张的斗争;90年代关于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制度兼容，关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不同思路的碰撞;关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两种路线图的争论;21世纪的最初几年，关于国有企业改制方向、措施及其后果不同评价的“郎顾”之争;近几年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08宪章”、“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去意识形态化”、“新闻自由”等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无不说明两种发展思路相互对峙、相互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不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又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导和包围下进行的，上述两种发展思路的对峙和争论必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和进行下去。
上述两种发展思路的对峙、争论甚至斗争，就其实质来说，绝不是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般性和枝节性问题的争论，而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举什么旗、抓什么纲、走什么路的问题，也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朝着何种方向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由华盛顿共识”设计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还是坚持以按要素分配替代按劳分配、造就少数亿万富翁、导致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是坚持由广大职工群众以主人翁身份参加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企业管理制度，还是实行资本为主导、广大职工群众边缘化以致成为弱势群体的厂长经理一人说了算的企业管理制度;是建立一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建立一个不要政府宏观调控、完全由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建设上，是坚持、发展和完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还是走由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和西方“宪政民主”道路。在社会建设方面，是构建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法制保障、公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一个政府主导、覆盖城乡、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可持续的基本公众服务体系，还是构建一个脱离党和政府领导、由少数社会精英主导、体现所谓“中产阶级”利益、把下层老百姓边缘化的西式“公民社会”。在文化建设方面，是建设和发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还是建设和发展以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为指导、意识形态多元化、充斥低级庸俗奢靡等腐朽情趣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价值观的文化。对上述这些问题的争论，绝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小题大做，它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绝对不可轻而视之。
上述两种发展思路的对峙和争论，严正而鲜明地提出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这些原则性问题，要求我们在进行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计时，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
第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现实国情，必然要求我们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捍卫和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实践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进一步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科学理论和根本保证。因此，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含糊不得，动摇不得。对于以吴敬链、高尚全等人以“淡化意识形态”为名，推销充斥西方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错误观点和错误理论，必须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和坚决批评。
第二，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向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上面说过，近年来，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趁我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机，进入我国并得到广泛传播，滋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严重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诸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全面私有化”、“过度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倾向;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改变我国国体、实行“宪政民主”、构建“公民社会”的倾向;在高等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和西方社会学几乎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边缘化的倾向;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文学艺术创作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文艺作品和文艺演出过度娱乐化、戏说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网络媒体领域，谣言四起，色情泛滥;在新闻出版领域和和报刊杂志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招魂的论著不时出现;等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主导地位，要做到不改旗易帜，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千秋万代、永葆青春，对上述种种思潮和不良倾向，就不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较多，矛盾较尖锐，性质也较为错综复杂，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对上述思潮和倾向，必须旗帜鲜明，积极应对。
第三，关于如何评价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也即如何看待前30年和后30年走过的路程问题。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以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证明，并不是一团漆黑，如吴敬链等人所说“是榨取性体制”、“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16]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虽然是惊人的，成就也是伟大而辉煌的。但是，如果客观而公正地、仔细而审慎地思考一下，没有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没有前30年所创造并值得骄傲的物质技术基础，没有前30年获得和积累的丰富而宝贵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后30年的宏伟业绩是无法凭空创造出来的。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历史是现实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起点、条件和基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割断历史就会使现实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成就就是在对前30年开创的社会主义业绩继承并扬光大的结果。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吴敬链等人不顾历史事实和事物发展的条件性、连续性、逻辑性和规律性，全盘否定前30年党和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璀璨历史，把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吹得九天九地，以图在我国复制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用心之苦，顽固之极，实在令人怀疑他们和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需要而必须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第四，关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和实践问题。大家知道，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践就是，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不高、多层次、不平衡。虽然经过30多年的努力，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制度设计和经济运行的政策安排，必须依据和适合这一国情和特点。具体来说，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其基本经济制度还须具有“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个基本特点。如果没有“公有制为主体”，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就不能缓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就无法规避和化解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社会风险，甚至危机机。但是，如果没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对基本制度的设计和政策安排，必须既要坚持和保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还必须创造条件，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共同发展。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其发展。这是我们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准则，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本标志。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崇尚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的少数精英人士如吴敬链、高尚全、张维迎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各种形式，竭力宣传公有制“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国有经济无效率”;“非公有制优越”，“应成为主导”，“不要再提公有制为主体，谁有能力谁就应当成为主体”;主张“以公有制为主导”替代“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竭力主张把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进行所谓“MBO”收购，卖给经营者，或者把公有资产尤其是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归入个人账户，等等。同时，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他们又大造舆论，鼓吹重设体改办公室或体改委员会，重启改革议程，以图鼓起新一轮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浪潮。这些议论和举动，严重干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造成了社会舆论和人们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对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构成了极大冲击和威胁。对此，我们必须需高度警惕，并予以抵制和反对。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以来，理论界就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市场经济中性论”。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没有“姓社姓资”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吴敬琏等人又据此把市场经济的内涵归结为“市场+社会公正”，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市场经济，前面不必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如果加上“社会主义”，就束缚了改革开放的手脚，给人以“画蛇添足”之感。直至当前，市场经济“中性论”的观点，依然出现在不少报端和期刊上。笔者历来不同意“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说法。[17]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市场经济是一个二重性的事物。就市场经济内在的基本规律和运行机制来看，他具有一般性的特点。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哪个阶段，也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或者只要是商品经济，就必然有市场，就必然有市场调节，就必然有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调节机制发挥作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并在经济运行中占统治地位，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调节机制就占统治地位，在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中就起基础性调节作用。这就是所谓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然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调节机制又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及其法律化形式社会经济制度中运行并受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决定和制约、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服务并最终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样，市场经济就不能不打上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特定阶级的烙印。这就是它的个别性和特殊性的特征。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相互联结、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市场经济中性论”的观点，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非科学性。因为它只看到市场经济一般，忽视了市场经济个别，不仅割裂了市场经济包含的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也抹杀了市场经济个别的和特殊的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特定阶级利益的特征，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境地。在实践上，“市场经济中性论”也是十分有害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往往会导致两种极端的倾向和做法。一种倾向是，只看到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认为市场经济既然是“中性”的，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在我国是个新鲜事物，一无实践，二无经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历史，有着成熟的体制模型和运行机制，我们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于是在实践中就出现了脱离我国基本国情、照搬西方的主张和倾向。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就是在这种形而上学方法论造就的土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又有一种倾向，只看到市场经济的个别性和特殊性，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否则就会出现复辟，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排斥市场，拒绝搞市场经济的主张也是在这种形而上学方法论造就的土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者，不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义者，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安排时，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二重性，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也要依据自己的基本国情，看到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个性和特殊性，既要继承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宏观调控成功的经验和优势，也要摒弃其过度集中、排斥市场调节的弊端和缺失。归结起来，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可以叫做“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可以叫“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鉴于我们的基本国情，绝不可搞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所主张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经济。[18]
第六，关于分配制度改革问题。近年来，收入分配问题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一部分人已成为亿万富翁，中国富翁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绝对数量在世界上也已名列前茅。[19]收入差别之大，贫富差距之悬殊，已经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据此，党的“十七大”提出缩小贫富差距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把该问题作为重点，进一步阐明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原则问题。然而，对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从理论界、政界到实业界，却存在着一种倾向，这就是撇开所有制和财富占有，就分配谈分配，只在“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问题上打转转。解决“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问题的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也只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上着手。笔者认为，这种思路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问题的。如果硬要以这种思路去解决，缩小收入差距，改变贫富悬殊，实现所谓“公平”，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可以说在国民收入分配尤其是再分配环节费了不少脑筋，结果是事倍功半，收入差距还是越拉越大，贫富愈来愈悬殊，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以致在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占领华尔街”之类的群众运动始自美国遍及欧洲，波及世界近百个国家。[20]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来说也是如此。”“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21]“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22]总之，是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着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产品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的结果，而不是相反。西方国家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思路和效果，正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问题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安排，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相关论述为指导，从其产生的根源上着手，从生产关系尤其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财富占不平等有不平等的调整上着手。也就是说，必须从实际上而不是从口头上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切实保障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和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原则性问题。
第七，关于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问题。在当今世界，由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世界经济已经或将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由此，便形成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问题。就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说，国内发展迫切需要对外开放来支持，同时，对外开放也要以国内发展为基础并为国内发展服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相互联结、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这是从我国6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但在我国近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在某些地区和部门，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在引进和利用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人才等方面，盲目追求数量扩张、粗放经营的倾向，结果造成外贸、外资、外产、外源、外技依存度偏高以及外汇储备规模偏大的情况。[23]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引进质量不高、综合效益下降、经济结构失衡、国内经济风险增大、规避国外风险能力下降等不正常情况。这次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巨大冲击，在处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关系问题上的偏差，不能说不是其中原因之一。因此，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安排，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正确处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外开放要为国内发展服务的问题。
第八，关于“顶层设计”与“基层群众意见”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顶层设计”并不是我国的“专利”，西方国家也常谈及“顶层设计”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不要“顶层设计”，关键在于如何搞好“顶层设计”，使之符合我国国情，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战略性、长远性、预见性和科学性，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顶层设计”不是空中楼阁，要有地气。“顶层设计”要以“基层实践”和“基层群众意见”为基础。“基层实践”、“基层群众意见”要成为“顶层设计”的重要依据。“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基层群众意见”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相互支持、相辅相成。不能人为地把二者相互对立起来，使之相互脱离。“顶层设计”好比一个加工厂或总装厂，要完成“加工”或“总装”的程序，使之成为“最终产品”或“产成品”，必须有相应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否则，“加工”和“总装”一个产品或一部整机就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设计”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就是通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翻阅了200个到300个重要工厂和建设工地的书面汇报，又分别听取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搜集并积累了丰富而具体、系统而不零碎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加工”“总装”而完成的。我觉得，“顶层设计”，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贫富愈益悬殊，阶级、阶层分化愈益严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对立情绪日益表面化，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和贫困者阶层已经形成。“顶层设计”的宗旨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还是为少数资本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服务;是为广大弱势群体和贫困者阶层服务，还是为少数暴富者阶层服务;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三心二意，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做表面文章，而要真心实意，脚踏实地，做足做实;不要嫌贫爱富，或被既得利益者集团所绑架;要切实站在广大劳动群众一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其次，还有一个观点问题，就是以什么观点为指导的问题。我们应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绝不是历史的被动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要总是把群众当做阿斗，把自己当做圣人或救世主;凡要做出重大决策和重要布署，都要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问计于民;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不能害怕群众;要虚心向群众求教，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刺耳的、难听的甚至是反对自己的或者骂自己的意见;要当好群众的学生，不要老是当先生，给群众训话，盛气凌人;要看群众买账不买账、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不要与群众对着干，甚至直接与群众发生对峙和冲突。最后，还有一个方法问题。我们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应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作“顶层设计”，不能单靠少数人关在小房子里，翻材料、找数据，冥思苦想，闭门造车;对西方某些基金会、国际经济组织、甚至某些要人的研究报告和建议，要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具体分析，只能借鉴，不能实行拿来主义;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通过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不断充实、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把“顶层设计”科学地完成。总之，搞好“顶层设计”，必须注意“基层实践”和“基层群众意见”，要正确处理“顶层设计”与“基层群众意见”的关系。这种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之认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是我们党和从事所谓“顶层设计”的工始终必须遵循并一以贯之的原则性问题。
上述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性设计和政策安排所提出的必须考虑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绝不是凭空而论，也不是逻辑推理，而是我国目前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具有较强针对性、现实性、尖锐性和政治性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觉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顺畅进行，经济社会就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境就能预期实现。否则，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引发各种风险，甚至折戟沉沙，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记取。党中央一再提醒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树立忧患意识。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对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判断。
三、结论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从本质上说，是以维护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妄图阻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人类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思路。它代表的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发展思路在70—80年代得逞，绝不表明它的优越，而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资本主义在其暮年阶段病态百出的回光返照。近年来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一系列具体矛盾，反而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债权危机、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历史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来说，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灵丹妙药，而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一条祸国殃民之路。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思路，则是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之路，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辛勤劳动、艰苦努力、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高歌猛进、实现人类崇高理想——共产主义愿景的康庄之路。中华民族近200年的坎坷经历、100多年的中国革命史(含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6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以及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也是历史给我们指出的方向和作出的必然选择。
通讯地址：安徽省淮北市东山路100号(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
邮政编码：235000
电 话：0561-3802313、13965888940
简介：张作云(1945- )，男，安徽萧县人，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BKS035
[1] 参见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 参见(意大利)阿列桑德洛.荣卡格利亚：《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130页
[3] 参见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4] 参见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5] 参见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293-310页
[6] 参见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152页
[7] 参见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02页
[8] 参见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9] 参见成思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民主与建设出版1999年版社第57-67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11] 参见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12] 参见国家统计局：《奋斗的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页
[13] 参见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279页
[14]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15]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2页
[16] 参见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页
[17] 参见张作云：《〈资本论〉的方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16-25页
[18] 参见程恩富：《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未来发展方向》(记者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第16页
[19] 参见程恩富：《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未来发展方向》(记者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第17页
[20] 参见程恩富：《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未来发展方向》(记者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第1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33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7-998页
[23] 参见程恩富：《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未来发展方向》(记者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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