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6年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探索
——谨以此文纪念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诞辰121周年
1 坚持“两点论”，维护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956年初，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初级社大批地改造为更为有效的高级社，土地和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由私有变为集体所有。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推动下，迅速地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苏共20大于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进行了重新估价，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政治路线。米高扬在发言中公开批评斯大林，甚至认为斯大林主持写出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不符合历史，要重写。赫鲁晓夫则在闭幕会上做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它是完全反斯大林的。毛泽东对世界大事一向感觉敏锐，他在第一时间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是：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就是说是苏共、苏联和斯大林不是一点错都没有。这就破除了迷信，各国共产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捅了娄子，就是说，对斯大林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赫鲁晓夫不同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会搞乱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可能要在世界上造成一个反苏反共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对此要有所准备。为了弥补赫鲁晓夫等人的机会主义(那时还没有把赫鲁晓夫当成修正主义)可能造成的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混乱，毛泽东立即指示中央要写出一篇文章，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态度。
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在其它兄弟党面前向来是以老子党自居，苏共和斯大林都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让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国小党感到没有独立平等。斯大林自己是有主观主义的东西，对内对外都比较地作风专断。正是这个东西造成了他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被赫鲁晓夫这些人后来批评为搞“个人崇拜”。其实，要说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有资格，这不但是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其实都有他赫鲁晓夫的份，而且也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几次重大的“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的错误指导有关。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造成白区党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导致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皖南事变震惊世界。第三次是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要打内战，斯大林反对我党进行自卫反击，他从莫斯科来电报说什么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第四次是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要搞中长路中苏共管，旅顺口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合股公司，这些实际上就是苏联不想放弃对我国的新疆和东北三省的控制权，是搞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因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这些错误，就从个人利益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局部利益出发，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里，从大方向上去否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去否定斯大林坚持的是列宁的十月革命原则，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认为斯大林尽管犯过严重的错误，但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正确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从《共产党宣言》算起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从十月革命算起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这是盘古开天的伟大的事业，又没有经验，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而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书。斯大林的书还是要读的，但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外国的经验，都不要教条主义的方法，生搬硬套，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具体论点，由陈伯达执笔写出的，坚决捍卫了共产主义的原则，捍卫了十月革命道路，捍卫了斯大林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性，对斯大林的错误，则是从哲学高度上加以论述，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从个人感情出发，搞情绪宣泄。所以文章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苏联的《真理报》也转载了。
2 借赫鲁晓夫“揭盖子”发起党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是列宁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主要是通过党内的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国际派)来实现的。国际派的教条主义很重，毛主席长期以来都是与他们进行斗争的，民主革命就是在这种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它是毛泽东第一次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延安整风曾把国际派分化了，一些人靠向了毛主席，但它的领袖王明这种人是不可都转变过来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人，要说也都是国际派的，只是回国的时间各自不同，经历的复杂斗争也就不同，各自根据具体的艰苦斗争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在当时是靠近了毛泽东，却在建国后又和毛泽东拉开了距离。
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斯大林对毛泽东就是不放心的，把民主党看作第二个铁托，我们建国后斯大林还是这样，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斯大林才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实际的领导者的地位，我们要向苏联学习怎么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尽管斯大林态度不好，但我们在建国后还是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也是坚决采取了这个方针。这有很多好处，例如有苏联挡着，我们就不怕美国帝国主义，有苏联的重要援助，我们的工业化可以起步轻松一些，起点高一些，但这也给苏共提供了继续通过我们党内的国际派影响我们党的重大政方针的机会。党内的确有一些人挟苏联自重，一切都要照搬苏联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一些人总认为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王明、李立三都是七大代表，进城后也是中央委员，王明很多时间都在莫斯科养病，他靠近苏共中央，对国内的那个国际派影响力很大。王稼祥、张闻天建国后都当过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这里面是不是有国际派因素就不好说。国际派当然不是铁板一块，政治上他们都紧跟苏联，寻找马列主义的正统性，寻找苏联的依靠，而经济政策上，他们又各有各的主张，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主张，有的要搞社会主义，有的则要像刘少奇那样“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现在赫鲁晓夫自己主动揭盖子了，就说明无论在政治方针上，还是在经济政策上，人家苏联人都不认为自己放的屁都是香的了。这就给毛主席又一次发起思想解放运动，肃清国际派内一些人的“左”的教条主义和另一些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激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自己的搞社会主义的主动精神，创造了一个好的外部条件。所以，从1956年2月25日苏共20大闭幕到4月11日这差不多两个月时间，毛主席夜以继日，先后和35个(也有说是34个)国家部、局、委的负责人谈话，做调查研究，之后经过分析、提炼、总结我们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和苏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的教训，形成了他的《论十大关系》的主要思想。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讲到“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毛泽东还用贾桂做例子，批评一些人的教条主义和奴隶思想：“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这些思想是他对《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当时毛泽东借赫鲁晓夫揭盖子发起党内的思想解放，党内有人可能已经觉察到毛泽东要另起社会主义建设的炉灶了，就制造舆论说“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论调不简单是一个援助不援助的问题，而是一种反对摆脱苏联影响、反对我们搞独立自主的态度，反映出的是某些国际派同志的复杂心理。毕竟历史上从延安整风开始就已经有过先例，毛泽东一旦决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国际派在党内的地位就会下降，这对国际派来说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向党内正式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前几天，毛泽东在一次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等人，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的时候，就已经毫不留情批评党内一些人就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有奴隶气(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2，页563)。在党内正式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他在更大的范围内第二次批评一些人的奴隶气。4个多月后，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讲话，借鉴历史，再次提醒党内同志，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他说：“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的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从这些讲话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照搬照抄苏联一切的倾向的批评是严厉的、坚决的。他只能这样，不这样就没办法第二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3 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如何处理这十大矛盾?毛泽东一一提出了系统的看法。这些看法是他在新形势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探索。我在这里不必具体重复毛泽东是怎么讲的，愿意致力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关心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不是一己之私的人，或者愿意增加自己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的人，都不妨找来《论十大关系》好好读一读，那是一篇不长的文字，极为通俗，读起来十分容易。
《论十大关系》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没有向社会公开发表，但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中，《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各种主张在党的实际的工作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只可惜因为苏共和赫鲁晓夫捅出来的大娄子自那时开始已在不断影响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国际国内都发生了重大的事变，使《论十大关系》的一些主张未能完全贯彻执行。邓小平后在毛主席逝世重新上台之后，居然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说《论十大关系》“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页383)。毛主席说党内懂马列的人不多，决不是夸大其词。不过，《论十大关系》即使被念坏了，今后的社会主义者还是可以正本清源，回到它本来的原则和立场上，用它们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4 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缓提无产阶级专政以便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在《“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对比现实看建国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文已经指出，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已经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2年在对统战部的一个批示中，毛泽东更具体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间阶级”。革命的进程不同，革命的任务不同，革命的对象也不同，革命的手段也不同。对于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看法，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对于这个革命对象不能是采用暴力革命消灭的办法，而是要采取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教育和改造”的办法。
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之中，民主党派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他们在历史上是依据革命的内容和革命的进程而采取不同的态度的，对于反帝，他们中很多人是赞成的，但他们不愿意也担当不起反帝的领导者的担子，对于反封建，搞耕者有其田，他们中很多人其实不赞成，反孔夫子的学说，那就更多人不赞成了，他们一些人很快就当起了观潮派、动摇派、甚至投降派;随着革命的进程的不断推进，看到抗日要胜利了，他们大部分都变得坚决反帝了，到了民主革命进行到反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似乎又开始观潮、摇摆，一直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又都愿意积极参加革命，并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都是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见《论十大关系》中“党和非党关系”一节)。民主党派的这种革命的不坚定性，毛泽东是不看好的，但还是真诚希望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有民主党派这样的反对党的合作，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所以在《论十大关系》的“党和非党关系”之中，毛泽东提出了与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与此同行，针对民主党派有人听说斯大林三十年代肃反时错杀了一些人，就说我们1951年、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也是错误的，杀那批反革命是杀错了，毛主席痛斥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毛主席历来是主张对社会上一般的反革命不杀，只对极少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处以死刑。机关肃反(包括政府机关、学校、部队等里面清查反革命)则要坚持延安时期的政策，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不杀的，都要给饭吃，给出路，让他们改过自新。但是，不杀不等于不要分清敌我关系。“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见《论十大关系》之“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1956年8月，毛主席在修改八大报告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关内容的时候，特别指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前，我们没有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没有破坏农民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他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明显地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它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起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页608)
在这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不如《论十大关系》来得斩钉截铁，但是还是有清晰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在《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但也说“共产党和民主党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派也总又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要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制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在这样一篇划时代的讲话里，毛泽东斩钉截铁正式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这说明毛主席当时越来越重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越来越重视当时政权的性质必须要符合马列主义，必须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看来在想方设法说服共产党内的许多人，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还有革命历史的实际证据作为证明的，当时是在根据地建立起了局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那么从现在开始到将来的某个时候，必须建立起全国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因为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全国性的政权，而不再是只有根据地的局部政权。共产党自己不要忘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那就不符合中国革命的理想。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最高纲领的第一步的要求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
在八大召开之际，苏联已经在接着苏共20大的路线全面严厉批判斯大林、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和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出现过重大失误，毛主席也决心要解放思想，走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这个背景下，又有《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在前，所以，八大政治报告还不能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妥协，是一种多方“政治谈判”的产物。对比《论十大关系》和八大政治报告不难看出，《论十大关系》反映的是毛泽东的个人思想，而八大政治报告体现的是全党的意志。在修改八大报告时，党内各种意见的交锋到了毛泽东这里，毛泽东不得不加以考虑，而且，在兼顾党内反对搞社会主义过渡，搞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见的同时，显然还要兼顾有文化、有知识，曾对革命有所贡献，现在主要地掌握着现代科技知识和国家管理知识的那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承受力和合作意愿。所以毛主席就在亲自修改的八大报告中，没有直接废除人民民主专政而直接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而是同意采用了“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实际上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样一种过渡性说法，其与1954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保持了一致性，为今后完全的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铺垫。但是这个说法既然是政治谈判的产物，那就在理论上其实多少有点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八大政治报告又不得不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为什么在“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实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的时候，还要搞一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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