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以来，我们的社会毫无理智追富、崇富、炫富，对任何追求财富的手段都进行法制包装和道德美化，对富人的阔绰生活极尽各种手段加以展示，甚至用源源不断的豪华电视剧推出这些富人的豪华生活，供全社会模仿，让青年一代看得目瞪口呆，随之产生明显的错觉：中国富人已经太多太多了，自己再不努力赚钱，至少混一个中产阶级，过上小资生活，那真是OUT 了!
喉舌媒体一般总能很适时的公布GDP增长数据，有意无意标榜中国坐定世界经济总量第二把交椅，恰到好处地对这种错觉进行持续强化。与此同时，媒体还告诉人们，中国海关出入境人次从改开初期的区区之数稳步上升达到现在约每年4.5亿，中国富人在海外已经取代日本人的地位，无论何处都被人奉为财神，光是海外炒房团就让世界各国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以至于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为了平息本国百姓的怨气而开始关闭开向中国富人移民的大门。
中国的“财富神话”就这样传遍世界，“中国奇迹”概念就这样深入人心。中国改革的经济成果是如此之巨大，富人就数不过来，中产阶级，小资，还不多如过江之鲫?这样的媒体声音，和青年实际正遭受到的财富窘迫有了鲜明对比，把新一代青年一个个变成油锅里被热炒的豆子——火急火燎，上窜下跳，不得安宁，无法淡定——又让他们明显感到逃不出油锅的恐慌和焦虑，以至于他们中一些人以各种方式在网络里四处发着牢骚或者在社会中光怪陆离的犯着和财富有关的罪行，少有人愿意彻底静下心来，就自身的命运和社会的未来做一点实质性的思考，或者一“思考”，就跟着媒体不是跑到“中华帝国主义”的狂妄之中，就是掉进美式资本主义的现成模式里。
可是，中国真有那么多富人吗?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实地考察和对某些同胞的行为习惯的分析，我敢说，任何一个国外的城市，哪怕是纽约，如果有1000个中国投机客进入房地产市场，这个城市房地产市场就会翻江倒海;任何一种国外奢侈品，只要有1000个中国富人入市抢购，这种奢侈品的价格就会坐上飞机;即使是我们国内大蒜、姜这样的日常厨房配料，有1000个温州炒家做市，这些配料的价格就会连滚翻好几次。换句话说，少则1千，多则1万，最多10万中国富人，就可以把全世界原本运行良好的任何市场，炒它个天翻地覆。财富神话和财富概念本身都已经成为了泡沫，所谓中国富人的实际数量，比任何人感觉中的都要少得多。
我国人口13-14亿，1%就是1300-1400万。中国现在真有1300-1400万富人吗?恐怕没有。5%就是最少6500万，它是三个澳大利亚的人口，中国现在有6500万可以达到我“新一代小资”文里设立标准的中产阶级和小资阶级吗?显然没有。说“1%或者0.1%占有70%的全国财富”是很抽象的，而落实到具体的富人、中产阶级和小资的数量，才是有意义的。我在“新一代小资”文里过，老一代小资主要出在1977年-1985年入高校的最多270万大学生这个群体，而即使这个当时得天独厚的群体，真正成为我说的小资的人其实也很少很少。
一个确实有点自我追求，有点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是不是该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提示?要是类似以上做一个小计算，做一个类似的自我提示，还会继续做油锅里的豆子无法淡定吗?我记得，当年大学毕业穿着破衣烂鞋背着旧书包走在北京大街上的时候，非常自信的对自己说过：什么都没有，但有20岁的年龄，这就是一切。青年所以为青年不能只看年龄，更在于其活跃的思想和敢于行动的意志。根据美国实用主义鼻祖皮尔斯的说法：一种思想如果不能产生相关行动并带来效果，这个思想是毫无意义的。
年青人的思想天然活跃，但系统思想需要一个合适的入口。当时，因为社会的惯性作用，思想入口实在太多，加上许多所谓“思想导师”，横空出世，成为青年的“精神领袖”——就如今天。我们一个一个就从不同的思想入口进入思想史和哲学史里，然后就跟着改革起来，不似今天的青年主要地是沿着缠中说禅，时寒冰，或者老左进到股市里(即使后来有股市了我们也是绝大部分没有跟进)，或者跟着孔先生，骂过“三妈”之后，就被“和谐”请入“中华帝国主义”战壕，当起“帝国战士”!
如果有什么可以作为我们一代人的标记的话，我认为就是：寻找有价值的思想!我当时花157元(正好三个月全部工资)买过一辆金狮牌(江苏常洲出的)自行车，骑车转遍了北京各大城区的几乎所有街道和重要胡同，对全市的主要书店(包括旧书书店“中国书店”)一清二楚，顺便也对各主要地域厕所位置了如指掌，预防内急。“个人奋斗”之路，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我的家庭图书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的——它见证了全部30多年的改革历程。和我同样的“个人奋斗”着的，不是一个小人群，而是整个时代青年群体——不论他们是不是上过大学。这样的“个人奋斗”实际就成为一种集体奋斗，成为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运动。
虽然时代已经不同，但推动任何时代前进的第一动力都是来自思想。即使现在已经穷途末路的改革，第一动力也是先产生于某些人头脑后变成一种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修正的“毛泽东思想”。年青人如果远离有价值的思想，就将不再是青年，而是未老先衰的两脚生物或者行尸走肉。
那么当代青年的思想入口在哪里?我以为就在于思考文革。文革是一个思想的宝葫芦，入口小小，身体却肥硕，因为内含太多的源泉通道，宝物取之不尽。它外联古希腊诸贤，罗马大帝国，基督教运动，欧洲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英国宪政，美国民主政治，俄国革命，列宁主义，斯大林工业化运动……，赫鲁晓夫“开明专制”。内接先秦诸子百家，秦汉帝国，儒释道，唐朝辞赋，宋明理学，明朝党争，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孙中山革命，五四运动，……。一个思想者能想到的任何人类有价值的思想和世界历史大事件，文革里全有反映。
文革带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各种特征，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脐带，法国大革命的剖腹产刀口，以及俄国革命的输氧管，但它100%是内源性的——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撕心裂肺捶胸顿足乃至挥刀自裁的反省。正因为带着西方思想的胎记，许多人指控它是一场外源性的破坏运动，摧毁了了中国传统文化。讽刺的是，这样指控的人同时又说毛泽东是封建专制帝王思想，而他们自己才是现代化的而且是西方至上的“西方主义者”(如一般左派所骂的“普世派”就是)。这一切的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找到入口进到文革中，把文革翻个底朝天就明白了。作为副产品，出来后，一个人就将不再有任何烦恼——即便此生此世光棍一条，一文不名。
文革入口里有很多通道，最快捷的通道是“十六条”。一般人会说是“516通知”，或者《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但我以为不是，而是“十六条”。把“十六条”找出来，把每一条的含义搞搞明白，后来的具体执行及其后果，牵涉哪些人和事，哪些历史与未来，都大致搞搞清楚，自然就明白为什么会有之前的“516通知”，会有《炮打司令部》，会有更早的批吴晗《海瑞罢官》，及今天会有邓玉娇，杨佳，马加爵，彭宇案，上海“鬼妹”救我们同胞，还骂我们是“fucking Chinese”;会有贪官污吏，腐败越反越腐，会有中国的事情先要请示白宫;会有今天你们自己当房奴，当油锅里的豆子，然后牢骚满腹，等等。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将会明白该怎样让思想产生行动并取得效果。总之，对现实中任何问题的答案，包括谁为什么上不起学，谁为什么娶不着老婆，谁为什么被迫卖身，谁为什么主动卖身，杨澜到底是不是中国籍，她凭什么参加中国两会，某个人为什么要跳楼，另某个人为什么要外逃，这样琐碎事务的答案，文革统统提供了。
关于文革，政治欺骗已经成为现实政治的常态，因此需要一点免疫能力。以下文字算是轻敲一下警钟。文字是取自一篇《对造反派的误指和妖化》的文章，周伦佐是右派人物，连他对他们自己人的做法也看不过去了：
【一、失忆与误指
……“不少并不可笑的笑话”：比如在一部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传记中，写到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于1966年6月遭到迫害时，写了一个细节：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实际上，李达当时是被中共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头子的。当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黑帮”阶段，不仅造反派尚未出现，就连“造反”一词也还未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更不可能有什么“红袖章”。
笔者在生活中也遇到不少这类令人想哭的“笑话”。
一位朋友的母亲，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党，“文革”前任本地区某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四清”运动中被定为“漏划地主”而撤职。1980年代某一天她对笔者谈起“文革”中的事，愤恨地说造反派把自己整惨了。笔者知道她的情况，便故意询问她挨整的时间和具体的运动，她说是1966年6月“四清运动”，但强调当时“文革”已经开始，正与“四清”交叉进行。笔者告诉她：当时还没有造反派，就算整她的不是“四清”而是“文革”，具体整她的人也不会是造反派而只能是官方工作组。笔者还指出1968年该校造反组织曾替她鸣冤翻案的历史事实。她默认并若有所失。
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某农场知青聚会，如今已是市政府某局领导的宋君偶尔谈到其父1966年9月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之事，脱口而出：造反派太坏了。事实上其父是因“地主成分”而被官办红卫兵抄家并揪斗的。当笔者指出这一真相，他承认并解释为：这些年说顺口了】
是啊，这些年“说顺口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上文提到“黑帮”。新一代青年们早就听说了红卫兵罪大恶极，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文革中的红卫兵，有“黑帮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二者区别在哪里?为什么“特种印刷品”都是含糊其辞简而言之“红卫兵”?
黑帮红卫兵坏事做绝，打砸抢无恶不作，把彭德怀抓来斗争，从而开启无数恶劣事端之先河，完全扭曲红卫兵运动，搞得毛泽东焦头烂额的就是黑帮红卫兵。其领袖人物之一叶XX，当年叱诧风云，还企图偷渡香港，其种种恶行周恩来也管不住或者就是纵容。现在她的公开名字不叫叶XX，她是艺术家，刘晓庆主演的根据曹禺名著改编的《原野》就是此人导演——此片开启我国暴露片之先河。某人在文革后“倒华”成功，坐定龙椅后就开始“清理三种人”，造反派红卫兵替黑帮红卫兵背黑锅遭清洗，黑帮红卫兵一个个位居高位者继续高位，当时太过行为极端遭到处置的，也遵旨改头换面，政治上洗白，然后陆陆续续直线曲线进到权力位置，步步高升，保卫起“红色江山”来了。现在其实不过是黑帮红卫兵的时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序言里说：“在科学的悟性的过程中，最要紧的是把本质的东西找出来，使它和所谓非本质的东西成为明显的对照，但是要使这桩事情成为可能，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本质的东西”。
“红卫兵”有“本质和非本质”，文革中太多事情都是这样，有本质和非本质之别。为了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未来，青年一代是否该去搞搞清楚?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要用抽象力来代替。”
关于文革，要获得黑格尔说的“本质”，就必须要用马克思说的“抽象力” 。因此，进入文革思想，不要相信“正直人”如巴金者的眼泪和忏悔，不要理会刘心武们的矫情和伤痕，更不要相信“特种印刷品”的权威性。方鸿渐说：“没有受教育的时候，被人骗，受了教育，让印刷品骗”。毛泽东让你们的父辈们受教育然后让你们自己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但毛泽东不是让你们被印刷品骗的，尤其以凯迪网站为代表的那些可爱的痴呆儿们，不要被印刷品骗，而那些天真无邪的“帝国战士”们显然是已经被人骗了而且还在被骗才当起“帝国战士”的。
寻找思想，便是寻找政治出路。
马克思1842年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刚从法国传入德国，他对这种思潮其实没有多少了解，就如同现在无论左派或右派青年对文革其实没有多少了解。德国当局以《莱茵报》走私贩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闭了《莱茵报》，此后的马克思才意识到社会主义成了一个问题，于是差不多同时就终止了纯粹抽象哲学生涯，转而投向经济学研究，最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文革现在也是个禁区，如同社会主义思潮对于当时的德国和马克思。任何也不甚了解文革的人，是不是也该如同马克思当时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问题那样，把文革看作一个值得探讨且必须探讨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如此让你们不满意，一方面制造这种让你们不满现状的人，对文革深恶痛绝，那么害怕你们走向文革思想，几乎要把任何对于文革具有一点探索精神的人，对毛泽东有点发自内心热爱的人，都要打成“文革余孽”，甚至对于他们自己的同志加兄弟凡涉嫌借鉴哪怕一点点文革思想者流，也要格杀勿论。
如此诡异的事情难道还不能刺激起你们一点点好奇心?
历史上任何一场深刻影响其后历史进程的变革运动，其意义、价值和所赋予给历史的能量，往往不是在其正在发生的时候为历史所实际洞察，恰是在之后长期的社会变迁中，为思想者慢慢体会出来，再传播给大众，成为一种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社会主义思潮、民族独立运动，我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孙中山革命、五四运动，等等，莫不是如此。所有这些运动，即便是向世界输出过最重要现代思想的法国大革命，比之于文革都显得简单，缺乏内涵。这是因为，文革因为比法国革命晚了177年，比法国革命吸收了更多重要现代思想养分。
文革自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历史的刻刀，雕刻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就是把喜马拉雅山搬到北京，也阻挡不住它的雕刻和它的现代性。社会个体，无论老一辈，中年一辈，还是新一辈的，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其思想、心灵、价值观和道德意识，也无不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文革的雕刻。
青年一代，接受到最现代的教育，拥有最强的活力和最现代的技术，你们的心和时代贴得最近，没有理由不成为时代的引领着。我们一代，从大学开始，就不同程度向社会输送思想，而不是被社会的各种时髦货色所左右。今天，无论有多少青年成为银屏的牺牲者，为流俗所俘获，但中国未来的领袖还是要出自你们之中。你们难道不该现在就开始有所准备吗?
现实体制显然具有不可持续性，它倒逼出了全民族对文革的再思考，但思考明显是肤浅的。你们必须站到这个思考的前沿，引领人们加深思考，引领历史前进。不考虑正行走其上的特色路，摆在中国未来的路无非是两条：或者回归毛泽东社会主义，或者走向美式三权分立(或所谓宪政民主)。
我本人并非三权分立的理论反对者，我也清楚看到，无论是左派青年还是右派青年，实际上都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失去兴趣。左派青年举起毛泽东旗帜者，所坚持的无非是“修正的特色路线”，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完全无关，所以才乐于当起“帝国战士”。这从山城事件所透出的信息看得一清二楚。我是任何特色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无论这特色是原版的特色还是修正的特色。右派青年，以凯迪主流网民为典型代表，无论自己对宪政民主和社会主义都多么缺乏了解，却几乎是完全不加思索的接受了宪政民主，拒绝社会主义。
三权分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实际试验失败了，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争斗使新机会也丢了。国共两党有类似的党国体制基因，毛泽东要实现其对战争中支持了共产党的人民做出的承诺，就必须用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向老百姓作出合理的历史交代，却又不能把社会主义搞成蒋介石的党国体制。这样他才对他所在的中国社会和共产党本身，进行过一系列的大改造。
这个改造是伤筋动骨的，而当时的物质条件和人民的基本思想，都达不到他的要求。更不利于他的改造的是，他的战友中，坚持具有“打江山就要坐江山”，“老子革命儿接班”这种封建帝王思想者，人数众多，他们渐渐成为一个强大政治中心，盘踞党内，联合党内外一切反对他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组成一个政治联合体，抵抗他的改造，并借他的改造之机，动员各种力量，制造社会事端，酿成不少不人道的事情甚至惨剧。后来改开派(他们许多是“抵抗联合体”的核心领导人物)却又正是借用这些改造中出现的负面东西，全盘否定毛泽东本人和他所做的改造，推翻他通过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毛泽东的尝试到底符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来的历史叙事者都实际没有搞清楚，也没有机会搞清楚，却又都做了太过感性的处置。鉴于此，我们需要重返历史，弄清楚毛泽东，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东西。
本真的社会主义包含了民主自由人权人道这些重要的社会共识。社会主义，从制度上提出清除一切剥削，实行彻底的人道主义，从而是终极的人道主义;又以每一个人的自由为终极目标，也是终极的自由主义。这样的思想无论从马克思还是毛泽东的理论论述中，还是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获得过在一个大国实践其社会主义理论的机会)，都是体现出来过的，而又被诋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国内外政治势力故意掩盖了。这样做的政治势力专好在毛泽东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上做文章，把他建立社会平等，达成社会主义的必要强制手段，诬蔑为专制独裁，再从这里入手否定社会主义有任何自由民主人权人道的要求。
改开派愤怒于毛泽东对党国体制所做的改造和破除，掌权后立即把党国体制从外到里进行了修复，又特别加固外壳(如把军队和武警置于个人之下等等)，同时把毛泽东本来追求的民主自由人道人权的社会主义内核(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成这个内核建造)完全丢掉了。这样，才造成一种现行体制不具有合理合法性，并导致天怒人怨的局面。这些本来和毛泽东及其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关系的东西，右派青年却都跟着某些“精神领袖”把账目记在毛泽东和他的社会主义身上，丝毫也不打算做一点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完全政治上的无知和残废，在这样的无知和残废中成为房奴、蜗居者以及油锅里的豆子，是丝毫得不到社会同情的。
青年思想上更愿意接纳西式三权分立的体制，如果这种接纳是一种彻底反思历史，深入到历史中，再从历史中出来所获得的自觉，那么，这样的接纳就没有什么瑕疵。显然，事情不是这样的。此外，抛弃毛泽东思想却又借用了毛泽东没有完全摧毁的党国体制外壳的人，已经成为大家所说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可能让三权分立得以实现。所以，三权分立，在现实中国不是一个可不可以进行理论探讨的问题，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不具有实践可能的问题。在这样情况下，认真发掘毛泽东社会主义价值，要求体制兑现当时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承诺并一直在努力的民主自由人道人权，应该可能比三权分立更有现实性，符合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原则。这实际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愿。
社会公众，包括新一代青年，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存在很深的误解和片面性，原因都在于对历史和现实发掘不够，现在的所谓左派青年，多是在高谈阔论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没有也并不愿意做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探讨;青年右派则是想走捷径，一步进入三权分立，以为如此之后，中国问题就获得一个总解决，从此一劳永逸。自己也不房奴了，也不油锅里的豆子了。这是彻底的机会主义。
是否先从本人给出的思想入口进去，借马克思说的“抽象力”完成历史反思，找到黑格尔说的“本质”，出来之后再做出政治出路的选择，而不是先入为主或者被特种印刷品牵着鼻子，全在左右派青年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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