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2007年拟写下的《人民公社反思录——前言》，当时由于资料不足没有完成整个反思)。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制度创新”就成了个时髦词。何谓“制度创新”?顾名思义，应该是指创造出新的制度以取代旧的制度。这个“新”，要么是自己原来不曾有过的，要么是别人原来也不曾有过的。它可以是全部的新，也可以是部分的新——只要有本质属性的更新就行。如果只是某些形式的略作改动，异时异地加以使用，就不是什么创新。
以此观察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创新”，对比于它们的母本，不难发现它们并没有本质属性的更新，不过是对自己或者别人的过去的简单复制。例如，“小岗村模式”是复制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复制欧洲沿用至今的一种古老的企业管理制度(而且本质内容还没有复制过来);“市场经济”是复制原始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则被拒绝了)。
以我之陋见，共和国开国至今，真正谈得上“制度创新”的制度设计都只见于毛泽东时代。政治顶层的设计自不待言，政治底层的农村人民公社设计尤其具有典型性。横看，人民公社虽然从1871的“巴黎公社”借来了“公社”二字，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同于“巴黎公社”，其生命力也不是“巴黎公社”所能比拟的。所以，它不是对别人过去的复制。纵看，它不同于我国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的乡村体制。自秦始皇改制建立中央集权设郡县制以来，乡村一直游离于中央集权制度之外，维持乡村政治经济生活的是家族制和宗法制，所谓的“乡绅”、“贤达”在乡村日常事务中作用举足轻重，许多时候不可或缺和替代。人民公社设计则首次通过纳入国家政治体制的“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让中央集权穿越郡县，延伸到全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自然村，使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再也没有“天高皇帝远”的政治管辖盲区了。所以，它不是对自己过去的复制。
人民公社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镶嵌在历史镜框中的人民公社这一图像本身具有观念的一面和现实的一面。这一双重性决定了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今天，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还残存着数千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它们也都不同程度上保留着人民公社的痕迹，但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国家主导性的农村“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治经济组织，早在1984年前后就退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就此而言，人民公社是失败了。现如今，认为“人民公社是失败了”的观念，虽然不见得具有更高的真理性，却明显具有更高的政治正确性!在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看来，人民公社是乌托邦，是大锅饭，是平均主义，是造成共和国开国以来中国农村落后与贫穷的根源，它不适应现代中国，因而被人民自发地抛弃了。这是观念的一面。
现实的一面又怎样呢?现实有历史的现实和当下的现实两个层面。历史的现实是，人民公社自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初创，经过全国人民广泛的社会实践和探索，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最后落实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基本核算单位之上，并在1970年代初期，趋于完善。这时的人民公社具有健康的头脑——党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领导作风，强健的身躯——完善的各级公社组织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机制(这一机制确保在公社内部消除平均主义)，还带着“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菜园子，集市，自由市场等等(它们极大了丰富了农民的物质生活)。到此时为止的农村人民公社，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简而言之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稳定了农村，使农村成为共和国工业化的坚强后盾，支持和确保了了共和国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建立起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二是作为一种高效的政治和经济动员工具，有效动员和组织了亿万农民，投身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通过开垦荒山平整土地围湖造田等活动，大规模增加了生产用地，通过新修水利，大江大河治理，水库建设湖泊池塘改造等改变了数千年来靠天吃饭的农村生产被动局面，基本稳定农业生产解决了原有五亿人和新增三亿人合计8亿人的吃饭问题。伴随这两大贡献而面世的，是人民公社挤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集中到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社队企业，为农村产业升级做好了物质准备。毛泽东曾说：“人民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准确了抓住了这一产业升级的前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队企业脱胎而出的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本来是农村产业升级，农村工业化大潮来临的明白无误的标志，可“身在桃花源不知有魏晋”的领导人，却以为是农村分田单干的改革带来的“意外收获”。错误的政治判断必然产生错误的政治行动。结果是，乡镇企业在2002前后遭遇到了人民公社1984年前后遭遇到的同样的命运：用政治手段从共和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清除。于是，农村产业升级革命，胎死腹中。天作孽犹可怨，自作孽不可活，自2003年以来，“三农问题”横空出世，无情地嘲讽和报复了自作孽者!“三农问题”正是人民公社映照出来的“当下的现实”这一面：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我国农村落后与贫穷的根源，那么，反人民公社而行的“小岗村模式”推广后，中国农村就应该快速走向富有详和才符合逻辑，但是，经过了远比人民公社更长时间的实践，“小岗村模式”带给我国农村的不是欣欣向荣，而是困扰当今最高决策层和全国老百姓的所谓“三农问题”。
在这样的困困扰之下，人们不由自主地重返历史，再度检阅和认识中国农村曾经走过的那一段集体主义道路。虽然连厉以宁这样的最为激进的私有化倡导者，也曾良心发现般指出，“新农村”的出路还在于“合作化”(当然此合作化不是彼合作化)，虽然邓小平也曾经说过，家庭联产计酬为标志的分田单干是第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将来再走向集体道路就是第二次革命性的变革——这不是终点又回到起点的“吓折腾”吗?但是，理性的阐述人民公社的诸多好处和优越性，在当下凡庄严的政治场合，似乎还是会被身居庙堂的专家学者和领导视为禁忌而刻意加以回避。在他们的意识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任何现实一面的力量，而是纯粹观念一面的力量。因为人民公社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无法分开，肯定人民公社的好处和优越性，就必然要面对被他们抛弃的毛泽东晚年治国思想。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精神恐惧，足以导致他们观念世界的整体性崩塌。
人民公社退出共和国政治经济生活，从本质上讲与人民公社的成功与失败无关，与人民的意愿无关，主动抛弃也好，被迫放弃也好，起作用的只有政治强力这惟一的因素，它是当时政治顶层少数人“唯个人意志论”的结果。学者潘维在《农民与市场》一书里，开门见山地说：“历史没有被1978年切断，改革前的中国和改革后的中国之间有一座精致漂亮的桥梁，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来自改革前原有的被普遍认为是失败了的基层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组织”。诚哉斯言!这个“基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组织”是什么?它就是人民公社制度。潘维写下这历史反思的时候，“三农问题”还不像今天这般严重，农村群体事件当时也基本没有出现，所以他还是从正面肯定所谓“农村改革的成就”。今天，面对“死去的农村”，若再谈“农村改革的成就”，恐怕不再是一个正面的评价，而是一个历史的反讽了。
我并不坚持任何的“决定论”，但是我明确无误的感到人民公社的探索为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答案，至少预造了打开这一大门的密钥。我们如何求得这个密匙，需要我们求真的反思，而不是政治正确性的阿谀奉承。反思也不能是任何形式的蜻蜓点水，那样是不会搅动水面下的丰富世界的。难点在于：一方面，人民公社是当时意识形态思维驱动下发生的，那时，意识形态语言实际上包含了意识形态之外的许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话语并非目的，只不过是一种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手段，它大大简化了全民动员过程和国家管理成本，使中央最高层的意志便于让全国老百姓领会和执行。因此，脱离当时意识形态的话语，无法获得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在今天批判毛泽东本人和他主导的时代的人，在进行批判的时候所采用的是当下的意识形态观念，这些观念已经深刻扭曲了人民公社的客观性，显著地造成了认识主客体之间的隔阂。因此，如果不超越当下的意识形态观念，同样也无法获得历史的真实。当下的意识形态观念在现实语境里具有政治正确性，对其超越何其难也。这不光来自政治的压力，也来自人性的弱点。
人民公社最为人诟病的问题之一莫过于一度时兴(又很快被废止)的大食堂制度，所谓“大锅饭”之说，当源出于此一现象。公共大食堂，当然无法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求的多样性，但其重要启示在于它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理念，预示了未来民众生活发展变化的方向。这一超前性可以从现在流行的快餐文化中窥见。在一定意义上讲，今天城市里的快餐，无论是中式的兰州拉面，还是西式的麦当劳，都可以视为“大食堂”。此外，托儿所，养老院等也都是家庭生活社会化的产物，在当时的人民公社里，尤其是城市人民公社，都可以找到最初的胚芽。可以说，人民公社提供的生活方式代表了未来，其核心精神被今天的城市社区生活继承下来了。我在西方生活的时候，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西方城市中的suburb简直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民公社的终极版。人民公社一般都有较为完整的基础设施体系，如小学，中学，邮局，书店，合作社，购物街/角，理发店，餐饮等等，人们不出人民公社，就可以获得一切日常生活方面的服务。在西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西方城市是由一个个的suburb紧密相连形成的，每个suburb区域很有限，人口也不多，但都有一个中心区，在那里有购物超市，邮局，书店，理发店，美容店，餐饮，附近有学校，幼儿园。其结构和人民公社几乎一模一样。这从一个侧面可看出，毛泽东人民公社建制在中国的独创性。1978年后发起的农村改革，中断了共和国农村产业升级之路，也使“城市化”走向了歧途，让农村未能完成城市化，中国的人民公社终于未能发展成西式的suburbs, 但是，人民公社的理念的提出和对这一理念的社会实践，显然指示了人类社会政权结构中基层构建的有效方向。人民公社在中国被废除了，中国农村荒芜了。许多专家学者在寻求新农村的发展之路，在寻找农村城市化的秘诀，可是却偏偏没有人对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西方世界的suburb。毛泽东没有西方基层社会构建的具体知识或者理论，他看中的就是我国底层民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其谋求的人民公社制度和西方的suburb基础结构，居然有高度吻合性。今天我们要批判的不该是毛泽东顺民意的人民公社道路，而是要反思为什么这样的理想，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失败”了，但在西方表现出强盛的生命力，开花结果，成为西方现代城市文明的载体。东西方自古就是在各自独立探索人类发展的道路，纵观5000年来的历史，每个重要的文明阶段，东西方没有交流，却又取得十分类似的文明成果，如古希腊的哲学对应的是中国同时代的诸子百家思想，罗马帝国对应的是我国的秦汉帝国，如此类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现代西方的suburb也是这样的人类文明成果。
在1970年代初期，江苏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最快最好，后来也是江苏，在改革开放年代，以乡镇企业发达而著名(所谓“苏南模式”)，直到今天江苏城市和农村集体经济，依然远强大于其他省份。华西村“70年代造田，80年代建厂，90年代造城”揭示的正是集体经济的魅力和实效所在。江苏和浙江为邻，“苏南模式”成就了江苏的高度发达，“温州模式”成就了浙江的高度发达，但相比之下，江苏的发展毫无疑问更具有可持续性。江苏正是得益于那个年代确立的集体经济传统，它与人民公社的贡献分不开。这说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集体传统有着内在的正相关性。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反思，因为主观的偏见，实在是太肤浅了，对不起那些曾努力实践过这一伟大创造的先辈们。
人民公社是否有朝一日王者归来，并不取决于它过去的成功和失败，或者它的真理性，只取决于中国政治家的头脑。许多人会都觉得人心散了，尤其干部队伍散了，不可能了。这当然都是客观的认识，但是，如果农村动荡持续加剧，国际歌有再度响起的现实可能的话，未来政治家就会放弃当下关于人民公社观念一面的的偏见，屈身向现实一面请教!“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毛泽东从底层人民的力量中得出的真理。中国人不会都死绝。因此，这一真理将把一切观念的偏见蹍得粉碎。
我曾在人民公社争过工分，我做这一反思，不想简单重复这个话题下任何人说过的话，不打算接着任何的话往下讲，而要自己讲。我将沿着以下大致的思路进行，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将有所充实和调整，力争给阅读者一个关于人民公社较为真实和较为全面的轮廓。这个反思不简单否定任何既存和现存，也不倡导任何简单的复制，包括复制自己和别人成功的制度。我唯一的目的是想启发更多更多人加入，形成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反思，为未来的中国社会准备一些变革的思想动力。若达到这个目的就善莫大焉。
1，人民公社起源
2，人民公社的发展 (初创期，巩固期，成熟期)
3，人民公社的功能 (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
4，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 (工分制的实际内涵，工分制的按劳计酬)
5，人民公社的民主生活(选举制度)
6，人民公社的公粮与余粮
7，人民公社的救济制度
8，人民公社的干群关系。
9，人民公社社员关系
10，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
11，人民公社与农村城市化
12，人民公社被夸大的缺陷(平均主义，大锅饭，低产，低效率等)
13，人民公社被忽略的价值意义
14，人民公社的消失
15，人民公社和小岗村之路，谁更通向“三农”问题的解决
16，人民公社再度兴起的可能性评估。
（20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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