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看了“5名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的报道就已非常气愤。昨晚又看了[东南雨]网友的《转帖：贵州5名垃圾箱内死亡男童的家(组图)》，更加上了难言的悲伤。当看到面对那样让人心酸的图片，竟然还出现 [毛时代，所有的农村地区都是这个样子。( poot 2012-11-22 19:26:20)]的无耻跟帖，大于就实在愤怒得想骂人了------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是这个样子吗?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会出现这种情况吗?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下面这篇《寻找傻丫头》的回忆，写的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的事，它也不是为了与贵州毕节“垃圾箱五亡童”作对比而写的;但是这“一个傻丫头”的幸运与“垃圾箱五亡童”的悲惨确实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还是看看吧，特别是这个 [poot]睁大眼睛认真看看吧!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看看现在的农村应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再想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大家都想清楚了，这样的悲剧也许就可以再也不会发生了。
附：《人民公社岁月(6)寻找傻丫头》 (：古彭万俟轩)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傻丫头”是前院杨启亮的二闺女，小名二丫头。由于她小时患“大脑炎”留下后遗症，不光脑子不好使，连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都喊她“傻丫头”。她比我小一岁，1964年10岁整。故事就发生在那年大家高高兴兴过大年的时候。
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过年。因为过年首先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其次能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好玩意。
距离过年还有好几天的时间，有条件的生产队就从饲养场放倒两头大肥猪，杀了分给社员过年。还有的生产队提前开始磨豆腐、下粉条，为过年做准备。小孩子最喜欢看生产队杀猪，猪的嚎叫声让孩子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
过年除了吃扁食(有的地方叫水饺)、饺子(有的地方叫大混沌)、包子、馒头外，还会出现很多过年特有的食品。比如油炸丸子，油炸“猫耳朵”(红薯切成片在锅里煮熟，然后晾干用油炸)，熬白芋糖、胡萝卜糖，做千层饼等。这时候，就是欣赏和比较农家主妇谁是巧手的时候了。
吃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玩。寒假一个月，孩子们能放开玩30天。寒假与暑假不同，暑假不仅天气炎热，还要帮家里干农活。而寒假没有什么农活需要小孩子干。再加上整个寒假期间还有腊月初八熬“腊八粥”、腊月二十四吃“锅盔”(用白面烤的厚饼，类似北方的壮馍)、除夕夜敬灶老爷、大年初一拜年讨压岁钱、元宵节挑花灯等好几个民间传统节日。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难得有这几天空闲。因为年初五之前不能“动针”，所以连不肯闲着的家庭主妇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整个寒假就在这非常热闹的气氛中不知不觉过去，大家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特别是孩子们，全都觉得不过瘾。
寒假里好玩的玩意更多。有的村刚进腊月就开始组织剧团排话剧(说是“话剧”，其实也有唱段。我们这里除了使用河南豫剧腔调外，主要就是演地方戏，俗称“泗州戏”，也叫柳琴戏或“拉魂腔”)，还有的村子提前安排人扎高跷、扎旱船，或者扎狮子、扎龙、扎花轿等，准备到过年、过元宵节时好耍。没有条件的村庄，就只能提前与其他村预约，请这些村的剧团来他们村演几场，或者到远地方去请正规剧团。条件最差的村庄也会请一支外地草班子唱几晚花鼓戏。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大小队干部就是想让大家乐呵乐呵过几天，然后好投入春耕生产。
那年我们村剧团排练的是《朝阳沟》，但唱腔不是豫剧，而是我们村特有的柳琴戏(“拉魂腔”)。才刚开始排练，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追着看。正式演出从除夕晚上开始，第二天(大年初一)白天或晚上还会再重演一次。等到年初二起，剧团就开始外出，有时跟其他村剧团对调，有时则是别的村庄专门来请。一般村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为了让本村社员在年初十之前都能看上戏，这个时间段只和其他村剧团对调，初十之后才能应邀到其他村子去。那一年的春节就是这样，到正月十一这天晚上，我们村的剧团出远门，也没有其他村剧团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些孩子还没有从欢乐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就只好跑到其他村去看。记得那年正月十一晚上，我们村东边7里远的王桥村放电影，天还没黑孩子们就开始出动。那天晚上放映的是《小兵张嘎》，大家看得真过瘾!电影放完后，又追问第二天晚上到哪里去放。放映员说去胡庄，于是大家都记住了。
胡庄在我们村正南方向，大约12华里左右。太阳还没落山，许多小伙伴就开始相约，三五成群开始朝胡庄赶。前院的“傻丫头”看我们兴高采烈地要去胡庄看电影，也随在后面跑来了。
电影放到大约9点就结束了，孩子们三五一伙开始朝家跑，谁也没有注意“傻丫头”的去向。我跑回家已经快11点，就赶紧钻进被窝睡觉。还没睡着，就听前院的杨大娘在门口喊，问我见到她家二丫头没有，我说没见，就自顾自睡了。没想到这一夜我们村子就像翻了天，几乎所有大人都被惊动了。
杨大娘连续跑了几家，都说没有见到“傻丫头”，她这才真慌了，立即把“傻丫头”丢失的事告诉了生产队长。队长听她一说，觉得这是大事，连忙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因为找孩子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他赶紧召集队委会成员，然后又分头把所有男劳力都喊起来。他们一致分析认定，“傻丫头”肯定是跟着其他村孩子跑“迷路”了。队长将这些劳力分成20多个小组，由队委会成员、民兵连长等带队，分头向公社东南片(胡庄周围)的20多个自然村去寻找。大队团支部书记就住在我们村，她自告奋勇去公社求援。她翻山跑到公社后，先叫醒了公社总机(电话接线员，那时候的电话都是手摇的)，让她电话通知东南片8个大队赶紧打开广播大喇叭;然后又喊醒了公社广播员，让她立即通过广播发布寻找“傻丫头”的信息。夜里1点钟的时候，公社东南片8个大队的广播大喇叭先后打开了，20多个自然村同时响起寻找“傻丫头”的声音。听说出了丢孩子这样的大事，公社党委书记都爬起来了。那个全公社唯一的公安员还跟随团支部书记一道，专程赶到我们村帮助寻找。
但是，最后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出去寻找的队伍陆续回来，都说没有找到。广播喇叭“开播”之后，这8个大队也陆续回电话，说他们那里没有发现“傻丫头”的踪迹。大家都绝望了，“傻丫头”的母亲杨大娘忍不住放声大哭。很多妇女围着她旁边安慰劝解，还说有可能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呢。我后来才知道，那天夜里，我们村至少有一半人没有睡觉，特别是大小队干部，更没有一个合眼的。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正当大家已经彻底绝望的时候，突然发现村子正南方向的大路上来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正是“傻丫头”。可能是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她的头上还裹着绿色的头巾，身上还围着一床花棉被。
赶马车的中年人告诉大家，他是东邻公社牛栏村(距我们村18华里)的。昨天夜里，这个孩子(傻丫头)随着他们村看电影的孩子一道，跑到牛栏去了。等到大家发现时，才知道她跟错了“队伍”。由于“傻丫头”说不清自己的村名，也说不清父母亲的名字，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只好把她先送到一个五保老人家里住下，准备等到天亮后再帮她寻找家。
赶马车的中年人说，今天一早，生产队长派他把孩子先送到胡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胡庄跑出来的。他到胡庄以后，才知道整个公社为了找这个孩子已经折腾一夜。他听后二话没说，就朝我们村赶过来了。
“二丫头”回来了，她的突然失踪让大家虚惊一场。
时间已过去40多年，但这件事我却一直记忆犹新。
有时我常常想，那时候的人真热心，干部也都负责任，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家有难大家帮。哪像现在，“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好，年轻姑娘什么时候都敢出门，大人也不会担心。现在不要说一个姑娘家不敢随便出来，就是年轻小伙也不敢独自走夜路啊。最近几年，我听说老家年年都会出现抢劫、凶杀、强奸等恶性案件，到现在还有两起强奸杀人积案没有侦破。因为区划关系，老家现在这个镇只有原来公社一半大，最多4万人口，公安派出所的民警加上联防队员有好几十个，是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几十倍。然而，治安人员增加了，社会治安状况反而比人民公社化时期恶化了。看来，社会治安状况与管理人员的多少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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