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标志着知青一代业已成熟
摩罗
我没当过知青，但是我在乡下见过知青，在求学和工作过程中见过更多曾当过知青的人。在我阅读量最大的青年时期，有知青背景的人所写的各种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我读了很多很多。
如何理解知青，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如我这个不是知青的人，跟知青的关系也颇为复杂，远非一句话所能说尽。可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文字世界，对知青运动及知青命运的解读，是极其简单的，极其公式化的。无非是：一腔革命热情受到欺骗和戏弄，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迫害中受尽不必要的苦难。
我因以文字为业，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阅读别人的文字，然后自己也写点文字混饭，所以难免一辈子生活在由文字建构的虚拟世界中。几乎所有人的文字都在控诉那个时代，都在说上山下乡就是政治戏弄和政治磨难，我的脑子也几乎被这种定论占尽，而没有心思去关注自己真实的经验。
最近热播的电视片《知青》，终于摆脱了形成几十年的阐释框架，不用成见看待知青历史和知青生活，而是从千万知青的真实经历和感情中，认真咀嚼知青生活，反应那一段特殊时期的历史真实。
在老知青梁晓声看来，知青当年的理想不是被煽动、受欺骗的问题，而是源自生命激情和热血的，极其真实，极其可歌可泣。他们追求社会正义、追求生命价值的热情，永远应该予以肯定。在我少年时期，我家里曾经接待过一批知青。他们下放在附近一家林场，那几个人在一位当地青年带领下，穿行在附近各个村庄，目的是借书。那位当地青年把那五六位来自城市的知青带到我家，因为我二哥那时刚刚高中毕业，也爱看点书。他们一起讨论读书问题，那种认真和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心里的知青，主要是正面的形象。
在当今流行的知青叙事模式中，知青的生活是充满屈辱的。我原先也大致接受了此一看法。在梁晓声《知青》的启发下，回顾我对知青的印象，似乎不尽如此。每到春耕和夏收的时候，上级都会安排一二名知青到我村里参加生产劳动。他们跟村民难于打成一片，但是的确受到村民的关爱与照顾。他们虽然锻炼了若干年，其劳动能力不及我这个少年。可见平时他们干活不多。他们主要是由农民养活的，再加上家长的一些补贴。他们的生活的确艰苦，但是那个时代普遍艰苦，相比而言，他们倒是享福的。他们在乡村世界受到政府和农民的双重尊重、双重照顾。那天五六位找书的知青来到我家，我母亲那么热情地留他们吃饭，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献给他们。在餐桌上，母亲无数次地表示歉意，说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招待他们。他们完全享受了人上之人的待遇。有一天我们村里所有人都在水库工地上挑土方，我可能是其中唯一的少年劳力。一位知青来找我二哥说事，他戴着一把漂亮的洋布伞，这一幕给我印象极深。我当时不仅有羡慕，还有点嫌恶他们游手好闲。我那样想未必是对的，但跟农民比起来，他们几乎是一个神仙群体，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都不受乡下条件、制度的制约。他们一直是人上之人。
他们当然对个人前途充满了忧虑，这也是很真实很现实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脱离民族前途和社会条件一味渲染他们的屈辱感，并以此来控诉当时的政治、否定当时的制度。讨论任何问题都应该有正确的历史眼光，对于知青问题也一样。电视片《知青》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现实和经验，而不是予以概念化的解读，更没有流于简单的控诉和批判，我认为这些创作人员，对于历史真实、对于个人经历以及自己内心的体验，都是很认真的，不是人云亦云。
《知青》编剧梁晓声就是知青一代。我读过他青年时代描述知青生活的不少文学作品，那时候他看待知青历史就比较客观、丰富，不是一味控诉。《知青》所展示的历史更加宏阔、丰富，更加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经验。《知青》的热播，标志着知青一代业已成熟，已经能够正确看待、正确表现自己一代人的历史，而不是跟着政治家和“大文人”定下的腔调起哄。知青这一段历史，跟中华民族摆脱苦难、在绝境中探索崛起之路的艰难历程息息相关。
起哄是容易的，讨好俗流同样容易，理解历史、描述历史的真实，却需要超越俗流的胆识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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