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人们喝彩司马南大侠对联想股权的追究。如果说通钢事件是工人的命运之搏，奏响了第一乐章，司马南、明德先生抨击联想的阶段性社会海啸，奏响了捍卫国资的第二乐章。按照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和民营经济31条引导，“通钢事件”的条件不再具备，但辨清是非远未了结。
遥想当年所谓“不要问姓社姓资”，“今天的雇工，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于是解放思想成了麻醉剂：一切都在自由选择的“公平买卖”中，或下岗、或破产后的流民、摊贩、“胡同串子”、“重头再来，心情豪迈”的屡屡碰壁者、包括公益专利者对资本的长期乞讨，形形色色的“苦力”、“码农”、农民工的各种劳动者，和工农的长大了的子女，表面上光鲜，实则简历如厕纸的各种漂流者，不敢结婚生育，或大部分为负资产。和马克思时代相比，饥饿变成小康，不过是童工成了“打工”——这是从“南风窗”吹来的珠三角的新汉语词汇。从阶级固化的经济机制看，从贪腐所及的草芥地位看，“人民胜利今何在？满目新贵满目衰”，于是终于不再忍受，借联想一事，借对国有资产的捍卫，激昂凄厉，抒发的是丧失平等地位的呐喊。这在资本和特权的维护者和追随文人看来，是守旧，是否定改革，是“夹头”。
捍卫国资的本质，是人际关系。当年，被一纸用工合同，带来“公平改革”的新鲜感推下了峰顶的劳，经过“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马恩全,23卷199）的螺旋式，现如今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切身感受到“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恩选,2卷589）的劳资关系，是对自身经济地位的反思。这种感受，后辈更甚。就连六年级小学生的网红作文，也知道拼搏只能从月入四千拼到六千，绝拼不到四万。
马恩把阶级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合作生产上。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恩格斯,马恩全集,36卷416）。列宁把“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合作企业看作除资本主义企业和“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以外的“第三种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论合作社》,列选,4卷772）。
毛泽东的贡献是，聚焦于公有制合作生产的平等人际关系，抓住关键：干部，倡导焦裕禄式的为人民服务。
“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从将军当农民的甘祖昌到一大批柴云振那样的英雄，有无数“不需要你歌颂我，江河知道我”的籍籍无名者。1975年，老人家生理生命枯灯将尽，改张元干词，“君且去，休回顾”，多少战友牺牲了，有“恩怨相尔汝”，压在心底深处的霞姑，更有蔡和森与无数先烈。——你活下来做了官，受点苦吃点亏何妨？
1965年抗美援越，老人家在失去儿子15年后，对侄子说，“我们家就只有你一个壮丁了。”“你敢不敢去打一仗呢？”，于是侄子在大学毕业后到空军高炮独四师三营一连三班当了战士。（毛远新：毛主席谈科学技术）——革命先烈是干部吃亏受苦的坐标。1967年1月22日，毛主席怒斥给干部戴高帽子、搞“喷气式”“不知天高地厚”（同日毛泽东年谱），同年9月22日的专列上，老人家用两个胳膊向后，学作“喷气式”状，回应纪登奎“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为战友扫除官气，接受严峻考验而爽朗一笑，笑声是赞许（《同舟共进》2012年11期,:彭劲秀）。但是，这个干部“坐标”被形形色色、居心叵测的个人主义者操作成炼狱，成为老人家晚年的隐痛：“这一次……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了。”（毛泽东年谱1968年10月5日）而一些人后来摇身一变，嫁祸甩锅为毛泽东是“极左”，于是毛泽东就在特定的时期成为红黑各方的共同对手。
毛主席既牵住了共生共富的牛鼻子——权力，因为可派生资本，又牵住了生产力发展的牛鼻子——平等关系。这些在今天可以由华为企业内外的共生伙伴方式体现出来。华为干部奋斗吃亏的企业文化与不让雷锋吃亏的机制融洽运作，干部吃亏在不让雷锋吃亏的基础之上。这不是锱铢计较的买卖，而是劳动回报的机制。这种吃亏牺牲反映在华为人对战场、地震等自然灾难的逆行，有不菲的补贴，但钱买不来生命。即使如此，孟晚舟被羁期间，此生也许不再相见的苍凉父亲，却不同意国家为此做出让步——从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岳母刺字，秋瑾女侠，中华民族从来不乏正义的义利观。而无产阶级的牺牲，从湘江战役扯断肠子的陈树湘师长，到朝鲜邱少云、黄继光，令中华民族的义利观升华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的最光辉境地，从此以后，这种崇高将会代代相传，但它不是官僚权力资本权力克扣压迫劳动回报的借口，也不是贪腐犯罪、流氓无产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即社会利益的理由。
列宁说，发现“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选,4卷768）毛主席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进了一步。华为实际上继续了毛泽东的被赫鲁晓夫们中断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三者利益统一以及甚至包括对托拉斯的探索，大开大合，从分配到产权。华为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先僵化，再固化，后优化”流程在毛主席第十个关系中有相关论述（参见《论十大关系》,1956.4.25）。华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合作奋斗的生产方式正在成长，由此产生平等的生产关系。任正非对资本和劳动，活劳动和死劳动的界限有深刻的认识。把收入大幅度投向研发，既为企业后劲，也反映对“有钱的华为”和相对“穷”的人民之间有清醒的头脑。
余承东的感叹是最好的总结：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国家利益大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同时，若没有精读毛选，熟读《资本论》的任正非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余承东的“我们太相信全球分工了”将也会类似地被迫接受美国监官的高薪，向其透明企业一切，支付巨额罚款，直至被搞残萎缩。——合作奋斗的生产关系产生的战略警觉令华为成为不死鸟，独家单挑资本主义阵营的壮举，在今天也启发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对于公企，是建立合作奋斗的公益性市场主体；对于私企，要持续合作奋斗的最佳状态，最终还是要回到所有制变革，摒弃雇佣，重塑社会角色，否则最终被动于股东至上困境。
有些学术大家批评毛泽东把等级制当作资产阶级法权，不符资产阶级早期的公平自由，这是一忘记国情，二不解先烈，三不懂生产，四无视劳动合同制后，在“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中，堂而皇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马恩全,23卷199）的两极分化，劳动者相对贫困的事业。这是高墙深院里的一种书呆子现象，视玉石为瓦砾。
华为把5G、鸿蒙等重要技术专利交给国家，反的是垄断、资本逻辑，反对以科技为名攫取并垄断超额剩余价值，更反对放弃研发投入，甘当买办奴才，自然也是反对雇佣的逻辑。在这些反对中，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就产生了。过去曾说过反对洋奴哲学、反对霸权是“极左”，要国际大循环，两头在外，要市场换技术，要贸工技……有“藤校”归来的前大员著文曰，我国享受了国际分工的收益，在单方“享受”的感激涕零中，殖民地残余则溢于言表，终被余承东的感悟清脆打脸。外恭必然内倨，因为看群众脸色的时候过去了，同时，用坚苦卓绝换来的弱者平等的关系也就丧失了。
美国对华全面制裁唤醒了国人，总书记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螺旋式上升的回归。正如五次反“围剿”的鲜血催生了遵义会议，伟人的一个观点具有法则意义：重视反面教员。
新中国的产业工人主体不是和资产阶级同时诞生的，是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对农民的吸收，改造，文革中的派性，对私有化的驯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陌生，是这个伟大阶级的时代弱点，这恰恰反映出通钢工人风骨的宝贵。通钢出了人命，绝非人们的意愿。王珉事发后，人们方知通钢事件的主导者。前大学教授在私有化改制中扶摇上位，其轨迹是工人——工农兵学员——学者官员——吞噬1.46亿的囚徒的渐变，是从淮南工人到出卖通钢工贼的堕落；又是大暴露——承诺通钢永久退出改制，原来走资派也是纸老虎。在我党的马列毛旗帜下，平等的同志地位经斗争争取，也可戳破拉大旗的虎皮，柳暗花明。
人们可以发现一种巧合，历史“浩劫”中的“重灾户”往往由拨乱反正到矫枉过正。如教科文卫从曾经个人的斯文扫地到集体的斯文扫地。自打梁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后，顶尖两校就演变为留美预科，培育的人才华为不敢要，成了华尔街收割中国顶尖教育果实的基地，对华制裁后，又等同于人才资敌，直至总书记座谈会后才开始好转。文艺卫生界，呵护灵魂和肉体的天使，在市场中成了商人，被“逼良为娼”，严重者或成了赖昌星、许家印们的金丝雀，或变成孙思邈怒斥的“含灵巨贼”。同样是“重灾户”的中科院，一边有无数科学家在传承红色，奉献黑科技，也有学院派中的败类腐败学术，由少数人吞并主要财富，包括联想资本的私有化运作，以至于高管半数入了外籍，电脑捐赠美军，投票挫败华为，产品贱卖给洋人贵买给国人……。总之，彻底颠覆平等关系、同志关系，这是四十年来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让人久居鲍肆，不闻其臭？甚至给买办商人、庞氏骗子戴上类似“优秀党委书记”、“两会成员”之类的桂冠，从蜕变的轨迹即知：哪一步不是先踢翻干部带头牺牲旗帜，再祭起干部党员带头先富，封之“先进代表”的牌位？哪一步不是公企遇到问题，先否定干群公认的抓领导班子，而是迷信私有化？总之，哪一步不是踏进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的陷井？1996年3月27日，在山东诸城有观点提出“小企业可以卖掉，不能把这个叫私有化”——倘若卖给全体员工合作生产，的确算不上私有化，但是，提出“不必争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就丧失了原则，敞开少数人持股，进而冲击基本经济制度。“当年全国有1600个考察组到诸城”，由此开始所有制易位拐点，埋下13年后通钢事件伏笔。
翌年，联想改35％员工分红权，开始了股权运作，少数人占有；同年，前武钢工人许家印抓住国企出售地皮的付款时间和贷款时间差，空手白狼，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私人资本运作。同一时期，华为的员工持股则步步深入，任正非个人持股逐步稀释至今不足1%，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作平等劳动也可以高质量柳暗花明。
今天看来，经过长期理论务虚准备，刨下基础的第一镐从诸城开始。“背景”呵护着吴小晖、许家印们合法攫取，王珉们非法贪污，这些人窃取权力、荣誉，窃钩者盗，窃国者侯，皆从一纸用工合同、皆从“不必争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开始。颠覆合作生产的平等关系，就是这样量变到质变的。当年老人家说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年谱，1971.9.12）。2021年春，总书记在党史教育动员上提出：“壹引其纲，万目皆张”，新时代提法旨在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总结历程，理清是非，正当其时。
近日，“中国杰出贡献企业家”段永基先生，豪横宣称“人类社会几千年难道不是私有制发展的？”“公有制搞不下去了，不是才改革吗？”，把两个毫不动摇变成唯第二个“毫不动摇”，想吃人民的豆腐，仿佛已经变天。正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和诸城不同，私有化不再羞羞答答，释放了尾大不掉，抗拒马克思的信号。
今天，毛泽东热在青年中逐渐升温。“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人们怀念昔日的布票粮票？非也，人们在怀念那个时代伟人带领的平等关系，这种关系的枝节问题，被两极分化的捍卫者攻击为“平均主义”。但是，人们在觉醒。13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本文旨在以总结具体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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