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形势
——兼评某部长最近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
前些时，某部长应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钱颖一院长的指派，到那里作了一次演讲，说是对清华校庆的贡献。高官露面给母校长脸的确是一个贡献，只可惜他的演讲内容怕是起不到长脸的贡献作用。尤其是清华的最著名校友更早些时候强调要依宪治国，但该部长的演讲，却半点也不涉及宪法中规定了的指导思想。
对于该部长的演讲，我本来没有半点兴趣，因为他以前在海外投资上的崽卖爷田心不疼的表现让我认定他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尽管有人吹捧他是学者型官员。而且钱颖一院长的水平我也质疑过，他邀请去演讲的人的水平自然也不可能高。但是，前几天范景刚给我打电话，要我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就是宪法中规定了的指导思想，来分析一下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兼评一下该部长的演讲，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谈谈我暂时没有精力去写成文章的一些东西。
该部长的演讲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分成四个方面。我先按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再谈点看法。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的分析
该部长首先指出，“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位部长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他先是说“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然后，又说“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既然如此，那么工资低的同时，企业的其他成本提高，从而又怎么能肯定利润比较高呢?他只看到他挣的七八十元，比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少，但是，他的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的福利要远比广东打工的多，他却没有看到。把他的工资与福利相加的总劳动报酬，并不会比广东打工的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成本真实化，是把作为企业其它成本的福利反映到工资里，因此，所谓工资的增长只是一种虚假的增长，根本谈不上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谈不上“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的问题。那个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完全是当时一些领导人的错误，尤其是引进西方货币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恶果。可能还有人记得，当时还搞价格的双轨制，于是一些人低价从体制内获得产品，高价在体制外出售，完全是不劳而获，形成自己的原始积累，他们的所得，就是国有企业及其职工之失，减少了国有企业用于更新改造的资金，妨碍了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一方面，按体制内低价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少计算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体制外的高价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给工资增长造成了压力。后来放开价格，体制内的低价格向体制外的高价格看齐，造成货币贬值，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打乱了有序的资源配置，造成经济动荡和社会动荡。这不是一句波折就可以一笔带过的。
至于很多乡镇企业垮掉的确跟竞争有关，但在竞争中垮掉的企业很多，甚至包括跨国公司，而不只是乡镇企业。但是，中国乡镇企业从集体走向私营，则是很多乡镇企业垮掉的原因之一，相反地，一些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乡镇企业反而发展得不错。而对于这一点，这位部长只会选择性忽视，是不会去反思的。
另外，工资的高低，还涉及货币的币值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清楚，通货膨胀后的高货币工资，未必比通货膨胀前的低货币工资有更高的实际工资水平。只是这一点看来这位搞财政金融的部长也是不清楚的。
再来谈一下经济增长。在马克思看来，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同一劳动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是相同的。因此，如果今年与去年投入的劳动时间量是相同的，在创造的价值量上是没有增长的。如果有增长，那一定是今年投入的劳动时间量更多，这要么是延长了每个人的平均劳动时间，要么是提高了劳动强度，要么是增加了劳动者人数，从而在这个意义上讲存在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劳动人口的增长率是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因此，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奇怪，这位部长忘记了一些人挂在口头的改革红利。要知道，在很多私有制企业里，包括内资与外资，平均劳动时间大大超过劳动法规的规定，劳动强度也很大，以至于只有青年工人能够胜任，应当说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剥削红利，这也是红利的本义。
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的比重下降。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尽管农忙时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但农闲时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大大减少，而工业每天或每周都能凝结相当程度的劳动量，平均下来，就一年的时间来说，农业能够凝结的劳动量低于工业。从而，农业的比重下降，农业劳动力转化成工业劳动力，也能导致经济增长。
上面是从新创造的价值量来看经济增长的，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部分，是由计算方法和通货膨胀造成的。比如，去年生产了一万双鞋，今年同样生产了一万双鞋，是谈不上经济增长的。但是，去年生产了一座厂房，今年同样生产了一座厂房，却是有经济增长的，因为在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中，要算入去年那座厂房的折旧的。如果今年是把去年生产的厂房炸了，重新生产了一样的厂房，也是有经济增长的，因为GDP只算增量，不算存量，即便存量减少了，也不影响增量，而且炸掉旧厂房的费用是要算入增量的，所以经济还是有增长，如果通货膨胀导致房价上涨，那就更有经济增长了，即便仍然只有一座厂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何拉动经济增长要靠投资和拆迁了。
关于通货膨胀，我在《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中提到，目前计算通货膨胀的方法，低估了通货膨胀。比如，去年生产一万双鞋消耗了4万小时劳动量，而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今年生产两万双鞋同样消耗了4万小时劳动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今年的鞋价应当只有去年的一半。如果由于纸币的大量发行使得今年的鞋价与去年一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应当有100%的通货膨胀率，但是现代的计算方法则会认为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鞋价没有变化，只有鞋价上涨才有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尽管价值量没有变化，但是由于隐性通货膨胀的存在，经济增长率反而达到了100%。南开大学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的叫柳欣的教授，曾经研究过日本和中国的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是货币现象，货币发行的多，经济就增长的快。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他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货币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位财政部长大概也不知道这一点。
还要指出，中国的GDP增长不等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国的GDP中包含着外资企业的产出，也就是不归中国所有的部分。中国的GDP增长完全可以高于甚至远远高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我想，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别，这位部长大概也是不大清楚的，否则他不应当笼统地讲什么经济增长。
这位部长接着说，“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不依赖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可以仅仅靠刺激政策。这表明，这位部长不懂劳动生产率为何物。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是用销售收入来计算的，同样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如果产品卖价高或卖得出去，劳动生产率就高，如果因为销售方面的因素导致产品卖价低或卖不出去，劳动生产率就低。
这位部长一方面鼓吹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又只要求企业集体谈判，反对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这也是自相矛盾的。显然，如果一个劳动者每进入一个企业就要进行一次谈判，其流动性和灵活性，会大大低于一个劳动者进入一个行业或一个区域只需一次谈判的情形。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无疑会促进本行业和本区域内劳动力的流动。
其实，这位部长的意图并不在于劳动力的流动，而在于压低谈判工资。如果是企业集体谈判，企业主可以用企业外的同行业工人或同区域工人替代集体谈判工人来要挟压低工资，而如果是行业集体谈判或区域集体谈判，企业主就难以进行这种要挟。
这位部长把底特律汽车业破产归咎于行业工会力量的强大和工资福利特别高，但是，账面上的收入水平高，不等于实际生活水平高。在1976年，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得生活费用达到5050美元的四口之家的家庭成员只能“不看电影、很少肉食、无钱治牙、不订报纸、缺少衣服，等等。”[1]还赶不上同一时期年生活费用达到1800元人民币的中国家庭。在1977年，美国的贫困线确定为年收入6191美元。如果工人不高的生活水平，也会造成企业破产，那只不过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到了历史的尽头，无法让人们过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了。事实上，曾经的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的老总宗庆后在实施《劳动合同法》后还呼吁政府少收点税，以便他能给工人涨工资，也就是说，连资本家都觉得中国工人现有的收入水平太低了些，而政府的部长却觉得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似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假如，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有300元，他提供的利润是500元，每年工资上涨10%，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他所创造价值的货币价格每年上涨8%，这样一年后，他的月工资是330元，所创造价值的货币价格为864元，提供的利润为534元。我们看到，虽然工资增长率高于所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资本家得到的利润更多了。这样持续2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将达到每月2018元，他提供给资本家的利润为1711元。资本家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呢?更何况，虽然在单个工人身上，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增长率，低于工资增长率，但是，如果在这20年里资本家的企业扩大，招工人数增加，例如年均增长3%，资本家的利润增长率也会超过工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才是资本家在意的人口红利。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被大大低估。劳动生产率是按企业的销售收入来计算的，而真正的劳动生产率应当按最终的销售价格来计算。在《〈资本论〉正义——怎样理解资本主义》一书中，我提到这样一个例子。香港乐施会给出了2004年一件零售价100元的T恤的利润分配情况，其中品牌公司及零售商拿走75元，其它环节占10元，原料和工厂营运成本即生产企业的出厂价只有15元。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只是按生产企业来进行的，但是其余的85元也是工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也应当算入劳动生产率。根据这个例子，我算出，如果一个生产T恤的工人一天工作10小时，那么他只有12分钟12秒是为自己工作，也就是生产自己的工资，其他的时间都在为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生产供他们瓜分的剩余价值。而我们的部长居然认为这样的工资水平不应当增长得比劳动生产率更快些。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
这位部长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他认为，经济换挡的原因，第一是老龄化，第二是劳动阶段人口的净减少，第三是工资陡然上升，即前面提到的所谓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他说，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
但是，老龄化与经济增速换挡没有直接联系，它只意味着劳动阶段人口的相对减少，与经济增速换挡有关的只有劳动阶段人口的绝对减少。但是，虽然劳动阶段人口绝对减少了，却存在大量失业和待业人员，无法把这些人的劳动能力有效利用起来，这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部长认为上海的工资比吉隆坡和曼谷高时，他比较的不是上海与吉隆坡和曼谷的人均GDP，而是比较中国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人均GDP，这是为了得到“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而故意进行扭曲的比较。事实上，在中国的GDP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属于外国人时，中国还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就足以表现中国的工资普遍偏低了。
这位部长看到，“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他本该由此得出工资增长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论，进而支持工资增长才对，只可惜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反而把工资增长视为洪水猛兽。
这位部长接着说，“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
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在的问题又与工资增长没有关系了，反而是与货币发行过多、政府债务、造城搞房地产和过剩产能有关。当然，有人会说，这不是与工资增长无关，而是这些问题与工资增长的问题叠加。那也先得把这些问题去掉后，再来谈工资增长问题吧。说不定这些问题去掉后，工资增长已经不再是问题，而是成绩了呢。而且，与工资增长的问题不同，上述问题主要是政府部门自己造成的，比如，拨改贷直接提高了杠杆率，限制地方国有企业的发展，自然减少了设备投资，因此，无论怎么说，政府部门及其部长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再去指责其它吧。而M2/GDP较高，也与这位部长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越高，人民币的发行量也越大，这些外汇储备是用人民币换来的。而这位部长在海外的投资失败，导致外汇储备白白损失，减少了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商品回笼人民币和刺激GDP增长的可能性，直接影响到M2/GDP偏高。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
这位部长认为，“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这位部长的上述论述中，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陷阱来。如果在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的情况下，全体国民的人均收入还能停滞不前，不正表明下降了的劳动力人口的劳动效率的提高吗?至于这位部长所讲的经济发展过程，则完全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胡编乱造。英国资本主义早期的工资水平高于后来的工资水平，以至于为了扶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英国早期的法律规定了最高工资水平来加以限制，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下降过快，才用法律规律了最低工资水平。根本不存在“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的问题。而在工资很低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确很快，但是，资本的质量并不会因此而提升，因为完全没有提升的必要，反而机器使生产更贵。只是在发达国家工人阶级进行远比集体谈判激烈得多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增加，发达国家的资本质量才得到提升。因此，如果说什么经济因素会导致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那就是工资和福利的增长出现停滞，工人阶级受到更为沉重的压迫。而这正是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状况。
这位部长为不滑入陷阱开出的药方是，“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他还提到，“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
问题是，我们在前面的计算表明，不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铁律。而作为财政部长，他要求提高宏观税负的做法，反倒是违背了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国家的减税“铁律”的。他要进行的再分配，其实也是一种成本的非真实化，并存在再分配后工资和福利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问题。他用南欧国家来举例，可惜那里并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而他在中投公司时虽然没有去巴西投资，但是后果却是严重亏损，可见，投资有无收益，跟行业集体谈判并没有直接关系。
他还提到，“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当中国在生产的一件100元T恤中，只能收回15元的成本和收益，反而要让出85元的利益时，如果谁还会说，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不是跟中国打交道的外国和外资，我只能怀疑他有没有计算能力。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放弃对外开放，而是反对殖民地式的对外开放，要求平等开放权。另外，既然财政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财政部长能否不再提高宏观税负，不然怎么看都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嫌。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的分析
这位部长虽然在前面也开了点药方，但最主要的药方还是在这一部分中。他的第一个药方是“释放农业人口”，而做法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但是怎么看，这个做法都释放不了农业人口，反而束缚农业人口。这是因为在国家的帮助下，有些事情农民可以交给国家去做，而如果把全部事情都交给农民去做，农民就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更不可能从农业中释放出来。而价格放开的后果，必然是价格的大起大落，中国的小农受得起这种折腾吗?这位部长是要制造大量的贫雇农吗?这样的贫雇农，能够支撑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这位部长的第二个药方是“户籍改革”。他提到，“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但是，难道一个地区的学校可以随着学生学籍的流动而流动?这个药方，如何促进中高速增长，也是一个谜。他还指出，“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这位部长的第三个药方是“合理的城镇化”。但这个药方与上一个药方有冲突。因为，要做到合理的城镇化，就要避免人口拥挤在人们最愿意落户的大城市里，而这位部长所理想的户籍改革，恰恰会造成后面这个后果。
这位部长的第四个药方是“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他要求实行“多缴多得的制度”，但是，要多缴，就要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又可能与他限制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冲突。另外，他后来又指出，“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这表明，多缴的短寿者并不能多得，而只是补了长寿的别人，从而与多缴多得又是相互矛盾的。
与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大目标相比，上述四个药方，即便没有互相冲突和内在矛盾，也有小马拉火车的感觉。可以看出，这位部长的目的之一是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但是，这个流动主要不是劳动力的自觉自愿的流动，而是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的强制性流动。要说这种流动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位部长还得好好论证一番。只不过，我怀疑他根本没有论证的能力。
五、小结
最后，这位部长指出，“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他最后说的这些话，只是给他自己找场子的敷衍的官话，并不是他真实的想法。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那么在前面的演讲中，他就应当好好解说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而不是另外提出工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反对劳动合同法等主张。他前面的演讲表明，如果不修改劳动合同法，不把工资增长率降下来，即便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也是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也许他会辩解说，他只是表明，如果不按他说的做，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就无法完成。他是为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出主意。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演讲也是表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文件很肤浅，连最根本要做什么都不清楚，从而即便按照那些文件去做，也达不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的。
撇开这位部长给他自己找场子的想法，我认为，只要我们做到一条，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中全会文件的说明中所指出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就不仅能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能够进入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在这里，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关键，是遵循宪法所规定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文件中加了一个“科学发展观”。政府部门负责人尤其要遵循这些指导思想，不要对马列主义一无所知，只会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歪脑筋，那样必然与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规定的决定性任务背道而驰，不仅会使中国陷入停滞不前的陷阱，而且会使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倒退局面。
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一种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是，主要的一个因素高速增长会受制于再生产的条件。在《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一书，我参照马克思的计算，给出了一个数值举例，也就是撇开货币的贬值问题，即便1克黄金那么微小的经济规模，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连续增长742年后，它也将增长到超过与一个地球同等质量的黄金即超过600亿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若按60亿人口来算，人均将超过10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与马克思指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相适应，存在一个平均增长率下降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仍然存在高速增长的可能性。
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进入了垄断竞争的时期，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也是因为他们进入了垄断竞争阶段，从计算的角度来说，垄断也是生产力。而中国目前的一些政策却是鼓励自由竞争，限制垄断，这是造成一件100元T恤，我们不得不让利85元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遵循其规律，推动垄断竞争，那么只要我们从让利的85元中收回15-20元，中国经济就还能有一个高速的增长阶段。但是，要在中国推动垄断竞争，那么我们既不能让外资垄断中国，使中国成为外国的经济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让国内的少数家族垄断本国经济，重回四大家族统治中国的黑暗时代;我们愿意做的，只能是实现公有制经济的垄断竞争，这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时代体现。但是，现在的一些政策却是要做大坐实前两大类垄断竞争，这也是造成中国现在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对此，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维护国家利益，毫不动摇地在中央、省、市、县各级发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若能如此，中国的前程必然一片光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坚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撑下不可动摇。
[1] 参见陶大镛：《现代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贫困化》，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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