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高山》遇到了舆论困境，这恰恰是我们社会的希望所在。这说明不认同共产主义，想方设法消解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越来越没有了用手中的文化资源影响大众的能力。
因为现今这个时代群众的精神需求早就不是这些人自以为是的精神产品能够满足的。
所以，下面这个知乎回答，得到了高赞。
群众的精神需求升级是有着明显的层次感的。
2015年之前，大体上还是自由主义的霸权时代，电影圈亦如此。
2013年的《小时代》就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部电影的宣传文案有一句话特别能够代表当时的一部分文化“精英”的认知：“这是一个梦想闪耀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理想冷却的时代”。这里的梦想是指个人梦想，“理想冷却”的意思大约就是龙应台说的“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引导人们追求“小确幸”。这部电影收获票房4.84亿，在当时是个不低的收入。
但到了2015年之后，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就跃升到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层次了，“小确幸”不能满足大国崛起中人们的精神需求，爱国题材影片的黄金时代来了。
吴京拍战狼系列，一开始筹资都很困难。因为当时的资本不看好爱国主义题材。如同现在一些人为《我本是高山》剧组偷换主人公精神动力而辩护的理由是“你不能把信仰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人物前进的原动力，这太虚了，会让观众没有代入感。”在当时，资本对爱国主义题材不感冒的心理（不是全部）也与此差不多，把前面那句话里面的“信仰共产主义事业”，改为“爱国情怀”，基本就是他们当时的心理活动。
战狼系列出来之后，果然遭受了很多攻击，但支持的更多，《战狼2》创造了票房纪录。
这让资本如梦初醒，发现他们看不上的题材已经成了票房金矿。于是乎，原来深耕于商业片和文艺片的导演，开始投入精力挖掘爱国主义题材的商业价值。
虽然他们拍出来的爱国题材影片，经常让人感觉跟吃了一盘食材还不错，但味道又怪怪的菜差不多，但来自群众的精神需求在升级的事实，他们否定不了，只能迎合。
2021年《觉醒年代》的热播可以作为群众的精神需求又继续升级的一个标志。《觉醒年代》中的共产主义元素，并没有影响到这部剧的好评如潮。
现在对《我本是高山》的批评，有这么多集中于其没有如实展示张桂梅老师的共产主义信仰，足以说明群众的精神需求从民族主义继续升级已经是更可确信的事实：非但没有因为是共产主义信仰就排斥，反而纷纷自发自觉站出来维护。
投资方和剧组，他们对中国人精神需求的变化缺乏敏感度，或者说就是强烈的抵触让他们选择无视。
当今时代群众的觉悟在升级之后，他们被拉开的距离更远了。
现在，不是这些掌握了大量文化资源和话语权的“精英”在引导群众，而是群众在教育这些思想停留在十年前原地不动的“精英”。
如果伟人在天有灵，看到这些情景，会很欣慰的。这就是他希望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实现自我觉醒。
失望的是那些自以为高高在上、要居高临下给中国人做启蒙教育的文化“精英”。他们的精神同类、财新传媒的常务副主编高昱早就发出哀鸣：“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
中国的群众根本不需要他们的所谓“帮助”，反而发现最需要警惕的就是这些要给中国人做启蒙的人。
这些年，中国人正在去掉被植入的思想钢印，从各种形式的认知战输入的精神麻醉剂中实现觉醒，以最终完成观念的解放。
强大的中国需要心理的自信，重建精神的高地。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爱国主义的回归，只是中国群众自我觉醒的起点。
张桂梅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做出了感动中国的不平凡事，从她身上，人们看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光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特定的时刻，张桂梅的事迹唤醒了很多人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大范围地有这么多人坦然自信地肯定共产主义信仰了，难怪有些人说“我不相信有人会信仰共产主义”。
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小人物，成为当代群众普遍认可的精神偶像，这并不是偶然。我认为是主客观形势发展到了这个特定阶段才会出现的现象。
主观方面：
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随着国力的上升越来越自信，而西方的那套价值体系，随着西方综合势力的下降，从金玉其外，变成今天的裸奔，对年轻人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中国人需要从中国内部寻找信仰源。现实中有张桂梅这样的先锋模范感动着自己，对比一下那些想方设法要瓦解中国人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一个个如此不堪。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了比较就有了鉴别；加上舆论战进行了这么久，中国人的整体鉴别能力真是提高了很多。
客观方面：
人类正在面临发展方向和模式的再次选择。西方的那套模式已经遇到严重的困境。西方为什么这几年出了那么多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刚刚，被称为“荷兰特朗普”的维尔德斯又胜选了，欧洲的极端右翼势力越来越强。
因为西方的模式下，老百姓对原来的建制派越来越不抱希望，所以就宁可选择一些观点更极端看似不靠谱的人来试试。
历史上，西方的内部危机加重就容易导致极端的政客上台。上个世纪的大萧条之后，德国美术生上台.......
如果极端民族主义也被证明无法解决国内的问题，西方人对西方模式的失望就不会持续满足于政党更替，对体制的反思、质疑和否定就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实现了大发展，但呈现给我们的成绩单，依然是少数国家富有，多数国家贫穷；富裕国家内部同样贫富悬殊严重，欧洲和美国的普通人生活压力也是越来越大；而且始终解决不了一边是生产过剩，一边是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科技越进步，生产力越提高，多数人的生存压力反而更大。如果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实现，资本主义的体系面对新的生产力，会遭遇被撑爆炸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百变变局最大的考验，今天一次性说清楚》和《解决历史性世界难题，我们需要登高望远》两篇文章里面做过一些分析（虽然还不充分和完整），在此就不展开了。
西方文明的困境就是资本主义的困境。
这种情况下，就面临着一个历史课题要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要寻找方向和出路。
谁来带头解决这个问题呢？目前看，极大概率是中国来承担，因为其他国家暂时不具备挑战西方模式的希望。但光有实力还不行，还需要我们从西方的认知战中走出来，重建我们的信仰，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
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中华民族复兴要担负其为人类文明寻找方向和出路，实现文明升级的历史使命，这样才会具有世界意义，我们的辉煌才会持久。
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其实就两个：要么相信资本主义能够永恒存在，终结历史，要么就要升级到更高的阶段。
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突破西方文明的天花板。
未来的竞争，绝对不只是科技和生产力的竞争，更是生产关系和人的观念的竞争。因为相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人的观念，已经成为更重要的制约因素了。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迫切，也更难。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
美国走英国的路，走上顶峰后几十年时间就迅速衰落，说明西方式现代化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要的不是昙花一现的辉煌。
所以，因《我本是高山》的争论而凸显的中国人重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并不是偶然出现。
这次的争论，并不只是针对电影本身，主题宏大，而且影响深远：既关系到文化主导权的争夺，又影响到未来方向的选择。
这就是东升西降在精神文化领域内的表现，只是来得比我们大部分人的预料都早了一些。
中国人重建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已经开始。
共产主义写在我们的宪法里、党章里、课本里，本来就是应该是我们的集体精神信仰。
何况，只要我们不带有色眼镜地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真正把中国从历史悬崖边拉了回来，解决了民族独立的百年梦想，并通过经济和社会建设，奠定了我们今日民族自信的物质和精神基石。
否定共产主义，就是否定我们从低谷走向辉煌的历史，就是背叛为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和牺牲的先辈。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何况是背叛历史呢。乌克兰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最充分的反面教材。乌克兰否定和背叛共产主义最彻底，所以，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里面，现在变成最惨。
一百年前，一帮为救国救民而苦苦探索的中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信仰，一百年后，处于中国伟大崛起进程中的中国人开始重建共产主义信仰。
（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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