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主人公宋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出身小吏，家里也是当地的小地主，算是小康家庭。手上虽然没啥权力，但在当地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三教九流都吃得开。如果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日子虽然平淡但也会很幸福，比上不足但比下绰绰有余。但宋江不是一个岁月静好的“日子人”，他有理想有抱负，想要为朝廷效力，干一番为国为民的大事业。
无奈的是，空有一腔报国热血，却没有报国的门路。因为那个年代“官”和“吏”的界限是很分明的。由于“官”的数量有限，在行使行政权力时需要增加人手，就招募了很多“吏”。古代的“吏”，差不多就相当于今天体制内的临时工。今天考上编制的基层公务员，虽然辛苦一些，但如果走狗屎运的话，还是有可能当“大官”的。但以前的“吏”，基本是没有什么上升途径的。
宋江就属于这样的“吏”。他当时的职务是郓城县押司，也就是衙门里的文书人员。作为编外临时工，宋江这样的小吏享受不到朝廷的俸禄，其工资是县令发的，属于衙门自组的办事机构成员。虽然宋朝没有将“吏升官”的路完全堵死，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宋江作为一个小吏，既享受不到朝廷士大夫的待遇，也被士大夫们看不起。
这样的命运，宋江不甘心。他是个心眼活泛的人，正道走不通，可以走邪道。他利用自己作为一个小吏可以结交三教九流的优势，开始打造自己的“人设”。宋江依靠自己作为小地主的家财和作为衙门押司的俸禄，广泛地结交朋友，仗义疏财，每每江湖救急，雪中送炭。小到平民百姓，再到绿林好汉、绅士、员外，再到县衙官吏，甚至县太爷，没有不买他账的，黑白两道通吃。他因此获得了“及时雨”的美称，成为了江湖中人尽皆知的“大网红”，获得了一众见过面或没见过面的铁杆粉丝。这是宋江的资本，是他报效朝廷的铺路石或者是垫脚石。
正当宋江意图大展宏图之时，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命运的捉弄下，他从一个官僚后备军，一夜之间沦落为朝廷罪犯，直至最后落草为寇。此时宋江的内心，感到了无比的屈辱和悲哀。他的内心既扭曲又拧巴，一边对有编制的朝廷官僚嗤之以鼻，一边又无限地羡慕那些官僚，渴望能有朝一日为朝廷效力，当上朝廷的奴才。
当时的梁山，吸引了一大群富有正义感的绿林好汉。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宋江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挂上了“替天行道”的牌子。宋江屡屡向朝廷释放想要“招安”的信号，但却始终得不到积极的响应，回应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征剿。
想当奴才而不得，这是当时宋江的愤懑。我们理解他的这种愤懑，因为他比当上了奴才的那群士大夫，对朝廷更为忠心耿耿，却始终被朝廷当成敌人。士大夫们作为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整天考虑的是自己蝇营狗苟的小利益，纸醉金迷、尸位素餐。但宋江，这位被迫沦落于体制外的忠臣，却时时刻刻关心着大宋朝廷的安危。
来回拉扯几次之后，宋江的梦想终于成真。他终于穿上了大宋朝廷的官服，领上了大宋朝廷的俸禄，当上了大宋朝廷的奴才。但大宋朝廷给他的，都是一些脏活累活，让他带领梁山众兄弟去征讨方腊等反贼。
所以鲁迅先生评价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在征讨“别的强盗”的过程中，宋江表现得比朝廷的正规军要更卖力，不惜牺牲一众出生入死的兄弟，也要完成征剿反贼的任务。因为他需要更卖力地表现，才能让朝廷相信他没有“异心”，才能让大宋皇帝相信他是“自己人”。就像当年共产党的叛徒投靠了国民党后，在抓捕共产党人这方面比国民党出身的人更卖力、更疯狂一样。
但不管宋江如何卖力地表现，不管他牺牲了多少兄弟，屠戮了多少曾经的同道中人，他始终不为大宋朝廷所信任。因为在大宋朝廷眼中，他始终“非我族类”，只是一个临时拉来干脏活的奴才，上不了台面。在完成了征剿方腊的任务之后，宋江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很快被大宋朝廷无情抛弃了。
一杯毒酒，饮恨西北，这是奴才的下场。喝毒酒之前，还要拉着李逵一起垫背，这是奴才的觉悟——朝廷虐我千百遍，我待朝廷如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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