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文革论》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编者按：

　　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我们发表了郭建波同志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现在我们献给读者的是《文革论》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文革溯源》（上册）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和矛盾中来探究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发生的原因，《文革溯源》（中册）则是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和矛盾中来探究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发生的原因。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志将阶级矛盾仍然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石。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认为一九五七年出现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不过是毛泽东同志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导火线，而不是决定性原因。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现单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必须同时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滥觞。

　　在本册中，以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发生的四个重大事件为线索，勾画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基本过程。从一九五七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走向文革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时候，尽管有不少干部群众，学习过这个理论，宣传过这个理论，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这个理论的真谛，对一旦违背了这个理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缺乏清醒的估计。许多人只是在践踏了这个理论以后，当资本主义已经大量涌现的时候，才认识到这个理论闪烁的璀璨光芒。

　　为了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从反面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光辉。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是进行空洞的说教，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出发，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从历史的角度对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客观分析，这种研究态度是我们赞同的。

　　我们发表该文，就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的思考。通过探讨和争论，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社会主义大道在中国越走越宽广。

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

　　文革论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郭建波

　　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三节：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一：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主线，从开门整风到开展反右派斗争，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1、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

　　2、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

　　3、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4、全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实践—整风运动的发起。

　　5、整风因何转为反右？

　　6、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评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7、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8、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仍然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

　　9、整风反右的历史启示。

　　（二）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的争论趋于激烈，这种争论从实质上反映出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争论中出现的右倾则从客观上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关系问题的综述。

　　2、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内外、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议论纷纷，庐山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致使意见难以统一。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党内思想难以统一，还会动摇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3、透过庐山会议的激烈争论，见微知著，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企图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若干迹象，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右倾思想业已产生，因而就及时提出要进行反右倾斗争。

　　4、在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来洞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旦被否定后所可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严重隐患。

　　5、在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不仅仅是认识的分歧，而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6、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内外因对立统一的原理来分析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问题。

　　7、运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来正确处理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

　　8、关于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及其扩大化问题。

　　9、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党内阶级斗争。

　　（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三：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引发了政治战线上的矛盾和斗争。这个时候出现的右倾则进一步说明在党内高层存在阶级斗争。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

　　1、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重要表现。

　　2、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产生的严重分歧使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3、通过对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的分析，毛泽东认为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４、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及其内涵。

　　5、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从性质上来说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分歧还要严重，但是却没有导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激烈争论和斗争，也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患，最终能够以比较平缓的方式得以处理的历史原因分析。

　　6、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一九六二年党内分歧的深远影响。

　　（四）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四：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表明，走资派就在党内，而且还存在于党内的高层。虽然他们的分歧以《二十三条》的制定而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其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

　　2、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表现淡漠。

　　3、一九六三年二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在全党拉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

　　4、毛泽东通过批转关于社教的典型材料，与地方领导人谈话，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关于社教问题上的构想，以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为标志，形成了毛泽东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5、为了对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能够从方针政策上及时予以指导，规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社教运动的健康发展，继《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之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

　　6、在修改《后十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上出现重要分歧。

　　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遭到了党内官僚干部队伍的强烈抵制与反对，这使得毛泽东对党内官僚主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允许对一些腐化变质的单位开展夺权斗争，并进一步探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

　　8、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严重分歧与以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他们的分歧因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制定而予以解决，但是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9、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10、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严重分歧的历史影响分析。

　　11、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斗争。

　　（五）斗争说明了什么？

　　前 言

　　现在献给读者的是《文革论》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

　　《文革溯源》（中册）主要研究的是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至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前这十年间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状况。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选取了这个时期对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影响比较重大的四个事件作为研究的重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通过对这四个事件的研究剖析，来梳理这个时期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脉络，探究在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后来最终走向文革的真实原因。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是在文革期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理论的若干内容却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出现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形成了雏形，以后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直到文革期间才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石。因而要接受这个理论，就必须首先承认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表明态度，他自己也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着思索。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发生在我国的右派进攻及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终仍然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两对基本矛盾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对立统一。

　　他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进一步探索这一基本矛盾的能动关系，要想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迅速发展，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在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说明阶级矛盾已经在生产关系领域得到了基本解决，在这个领域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巩固，因为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平等，产品分配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权利仍然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制。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平等，产品分配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权利仍然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制，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也同样尚未真正实现，产品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也仍然存在，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同样尚未巩固。这种不巩固更表现在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

　　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因为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需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反过来就必然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最终会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仅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的任务尚未完成），也是不巩固的，同时还必须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就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话，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紧接着进行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关于这个革命的理论，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个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都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标志着在这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领域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只有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可能有人会问，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为什么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从理论上作了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必然需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否则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进而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但是旧有的上层建筑的根基仍然存在着，它不会自动变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想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内阶级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由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就会颠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我们说阶级矛盾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是主要矛盾，还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们看到，在经济基础领域（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这两种不同判断的原因，还是由于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和基本完成后，采取了不同的阶级划分标准。只要弄清了这个问题，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阶级矛盾中的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而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中的资产阶级，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后，阶级的划分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标准的；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第三个里程碑的奠基石。

　　那么，毛泽东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到底对不对呢？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来分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显然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还会得而复失，这就说明阶级矛盾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是主要矛盾，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样看来，原先按照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已经不再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划分阶级的标准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了。

　　因而我们认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阶级划分的标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由以前以生产资料作为划分的标准变为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然的话，如果仍然按照原先的划分标准，那么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就不仅从理论上背离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原理，而且还会在实践上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进而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当毛泽东开始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人们囿于当时的局限尚无法看清这个理论蕴含的真理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则提供了沉痛的教训。苏联和东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也没有能够获得巩固，最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中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失败后，最终导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基本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工农大众的主体又一次沦为雇佣劳动者。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不过，令人痛心的是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来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辉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因而不论理论上的论证还是实践上的证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划分的标准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正确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采取了那些形式呢？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导向文革的呢？

　　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石。他指出仅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上，他认为阶级矛盾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一部分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因而大部分阶级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而只有一部分才采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就是一次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是要不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有一个起码的认定，只有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后，才能理清纷繁复杂的线索，揭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找到庐山会议发生转向的真正原因。

　　我们要把彭德怀在信中说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肯定的话，放到当时具体的场景下，与这封信转发会议后实际上起到的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同时，还要将反右倾斗争开展的正确性与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区分开来（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不应传达到县以下，在县以下应该继续纠“左”。）；也要看到一旦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只有这样，才能拨去笼罩在庐山会议上的云雾，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

　　实际上，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纠“左”工作，纠“左”业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否定氛围，如果不是毛泽东出来反右的话，从当时的态势看，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中国社会的发展，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征求了地方领导人的意见，又在七月二十二日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位常委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才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提出了反右问题。

　　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右倾，具体表现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其核心是在农村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对走集体化道路发生了动摇。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有五位常委同意或认可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种严重的事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如果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一旦被否定，那么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坚持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该深思的是，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右倾是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右倾更为严重的事件，因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是要否定农业合作化的成果，但是为什么这次党内分歧却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而庐山会议却把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了呢？

　　在反击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坚持了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理性的思考，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社教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产生了重要分歧。当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而刘少奇仍然坚持他的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还一度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使社教按照刘少奇的主张进行。但是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就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件事又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联系起来，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不适合再作党的接班人了。

　　从以上事件发展的脉络中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及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识到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一九六四年在“四清”运动问题上产生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就是党内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毛泽东明确指出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就是修正主义路线。这虽然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这种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这些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出现在党的高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是出现在苏共党内的高层。同时，共产党又处于执政地位，这不由得使毛泽东产生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内比党外危险，党内高层比党内中下层危险。这样如何防止党内高层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为社教运动的重点。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才提出了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究竟能不能避免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呢？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深思，愈发对这种方式的作用表现出怀疑的态度。

　　不论是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还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乃至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的扩大化，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违背中央的政策，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他们没有受到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没有深入实际，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有的甚至为了一己之私，随意扭曲中央的政策，造成了扩大化。

　　鉴于过去的教训，如何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成为对干部队伍的制约力量，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就需要寻找新的方式。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能不能使干部幡然醒悟，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呢？特别是当着有些干部已经变质，还直接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于是就不得不进行夺权斗争。这在“四清”运动中就已经出现了。

　　“四清”运动是由上级党委派出的工作队来进行指导的，但是如果上级党委变质了，派出的工作队还能够起到指导“四清”运动的作用吗？那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一旦党内高层（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单纯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就要将群众组织起来，群起而攻之，将走资派夺得的权力再夺回来，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就是文革的方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发动了。

　　第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三节：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说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难以获得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也就会付诸于东流。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而，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是维护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要求。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就成为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

　　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才能够完成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来探索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一：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主线，从开门整风到开展反右派斗争，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在经济领域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消除了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到底还有没有矛盾存在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呢？到底还存在不存在阶级矛盾呢？如果存在的话，阶级矛盾在社会矛盾中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艰辛的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回答这个问题。

　　1、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到底还存在不存在社会矛盾呢？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由于在他们生前除了仅存在七十二天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外，无产阶级并没有能够在一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使得他们难以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而只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未来社会作了一些设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时期，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初级阶段来看待。到了列宁的时候，才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开始对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探索，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总结。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对抗消失了，但是矛盾却存在着。到了斯大林时期，又从列宁的观点上后退了。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消失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应该说，首先承认和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列宁。一九二○年五月，列宁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当读到书中“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一语时，他批注道：“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由于列宁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太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未能展开论述。[1]

　　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不仅没有在列宁认识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倒退，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2]

　　尽管斯大林在去世前，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但是他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影响仍然存在。以致于后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后，苏联官方仍然否认苏联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3]这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而毛泽东则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不仅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正是这些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前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演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学说。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对我国社会进行分析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4]

　　毛泽东这里指出了要正视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要承认我国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妥善解决，来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旧社会存在的矛盾从性质上说又有什么不同呢？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5]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才能获得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得到解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同时无产阶级又掌握了政权的缘故。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从性质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乃至旧社会的矛盾有着根本的不同，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6]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环节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7]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过是这个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从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罢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从基本上说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适应表现在社会主义能够允许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完善，与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同时，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上也同样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具体表现的矛盾，在解决后仍然还会出现新的矛盾，这就需要在新的情况下再予以解决。

　　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认为只有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制约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这从我国生产力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不完善，与生产力之间还存在着矛盾。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就要求我们党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在探索中通过适度变革，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尽管尚未巩固，在某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变革，但是业已建立起来了。这样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虽然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也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但是却没有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样就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出发，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8]

　　前文我们说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要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只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完成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沿着正确的方向迅速发展。如果没有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也就难以巩固。而一旦失去了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颠覆，资本主义会随之复辟，这就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进行的，在前面已经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来源。

　　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说明在经济基础（也就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经济基础上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难以完成，就会直接动摇乃至瓦解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直至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由此看来，在我国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因而毛泽东认为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了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存在着敌我矛盾，但是却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9]因而就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探索，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这样就可以化解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利于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矛盾。通过对本地区和本单位具体矛盾的研究，了解具体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制定适宜的方针政策，以利于推动本地区和本单位的工作。

　　比如，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要处理好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大关系问题，也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这十大关系就是十对矛盾，处理好了这些矛盾，才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这里讲得是在社会发展和建设中的具体矛盾。

　　毛泽东不仅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还指出既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要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具体矛盾。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样毛泽东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学说，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2、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兄弟党和其他国家在政治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又及时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这样就便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

　　尽管这些政治制度尚不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但是光靠这些制度并使这些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就能够完成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保障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吗？这在当时还真是难以做出确定性地回答。因为这是一个有待于在实践中得到解决的问题，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通过实践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巩固了人民政权，而且还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又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样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这个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矛盾也就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中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11]），因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了。

　　这个时候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在警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中进一步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性。

　　一九五六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多事之秋”。二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随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策动下，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潮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所谓波兰事件，是指波兰波兹南市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发生后，在协商无望的情况下，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出动军队，将骚乱平息了下去。

　　紧接着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党员和干部，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革命暴乱。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匈牙利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的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鉴于事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出发，在中共的支持下，苏共中央决定出动军队，将暴乱镇压了下去。

　　在苏联、东欧出现事变的时候，我国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的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10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上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十一二万户，等等。有人在闹事过程中公开提出来一个“匈牙利”！[12]

　　这里我们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是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院，和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而县政府根本不顾群众的意见，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八名警察赶赴现场，开枪打死五个人，打伤九个人。二是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当然，用这种办法对待群众闹事是极个别的，但采取种种压制和压服手段的则所在多有。[13]

　　当时，有没有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员和干部呢？有，但不多。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是一个好的例子。1956年9月初，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达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学生，没有受影响，而且很少怨言。其实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他们并没有闹事，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团省委写的材料说，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校领导说老实话，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学校没有饭厅，师生都吃“露天食堂”，每逢雨天，干饭成了稀饭。但是学生说：“看见老师的干饭也变成了稀饭，我们年轻人还怕这些困难？”发现个别的坏人坏事，严肃处理，并让大家讨论，受教育。就这样，“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毛泽东十分称赞他们的做法，说：“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14］

　　我们看到，当出现矛盾的时候，由于处理方法的差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少人还是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习惯于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来处理罢工、罢课等问题，结果不仅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导致了矛盾的激化。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从对这些事件的理论思考中来研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了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15]

　　当时在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16]

　　由此看来，这个时期我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一般表现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还会威胁到人民政权的稳定和生存。毛泽东就是由此出发，提出了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

　　3、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社会的矛盾主要地不是表现为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因而毛泽东才于一九五七年二月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是很慎重的。他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从一月会议到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于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千八百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正式讲话，后来经过修改后，又作了若干补充，于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17]

　　那么，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知道，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前提。要想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必须首先能够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认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够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想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必须准确把握两类矛盾的性质。因而准确把握两类矛盾的性质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前提。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两类矛盾的性质呢？

　　应该说，即使从理论上弄清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私心杂念，处以公心，也不见得在实践上能够将这两类矛盾区分开来。因为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

　　毛泽东说：“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18]

　　由于这两类矛盾是容易混淆的，因而我们就必须不仅从政策上规定要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而且还要从实践中去探究如何正确把握这两类不同矛盾的性质。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之一，是首先要弄明白人民在现阶段的准确含义。

　　要想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人民在现阶段的准确含义。

　　毛泽东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9]

　　敌我之间的矛盾，敌就是指敌人，我就是指人民。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首先分清敌我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也就是敌人和人民的划分标准问题。由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因而要想将敌人和人民正确地区分开来，就必须准确界定人民的具体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不是拥护社会主义就成为划分敌人和人民的根本标准。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之二，就是要准确把握两类矛盾的对抗性程度，将是否具有对抗性作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根本标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所以性质不同，就是因为其对抗性程度不同。因而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准确地把握矛盾是否具有对抗性及其对抗性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20]

　　由此我们看到，矛盾是否处于对抗性是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根本标准。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无产阶级和民族阶级之间则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为什么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呈现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呢？

　　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21]

　　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之所以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是由于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对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就可以将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反之，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改造，就可能演变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

　　正是因为这样，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演化为敌我矛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要弄清楚人民这个概念在现阶段的准确含义，切实把握矛盾的双方是否具有对抗性及对抗性的程度，这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根本标准。当然，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掌握这个标准，还需要下一步进行认真地探索和研究。

　　（2）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前提和基础，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目的和归宿。因而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必要条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充分条件。

　　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在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方面，又分别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毛泽东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22]

　　由此我们看到，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因而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敌我矛盾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专政的方法，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处理上采取民主的方法。对敌人进行专政，对人民采取民主的方法，就构成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上，采取专政的方法，那么这个专政的职能是什么呢？又是有谁来行使这个专政的职能呢？

　　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23]

　　由此我们看到，这个专政具有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对内的职能就是镇压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对外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解决对外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不能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个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因而这个专政的职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族人民来行使。

　　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要采取民主的方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呢？这种民主的方法是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呢？这种民主的方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要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对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只有理解了这些概念，才能采用民主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呢？

　　毛泽东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24]

　　毛泽东认为，民主和自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没有阶级性的。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需要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为它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需要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为它服务。因而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民主和自由并非是一种目的，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失去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总是表现出具体的内涵，呈现出相对性的特点。

　　毛泽东在这个分析中，清除了笼罩在民主这个概念上的非阶级性、抽象性、绝对性和认为民主是一种目的的烟幕，深刻揭示了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民主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具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具体内涵，它与集中构成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这也就决定了民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对民主的科学认识，对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和说明，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才出现的呢？在以前究竟存在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呢？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25]

　　由此我们看到，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以前就早已存在。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罢了。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而且又对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作出了深刻而又细致的分析说明，为下一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指明了方向。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而具有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为什么又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新问题呢？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26]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早就开始这样做了。不过是由于过去敌我斗争尖锐，人们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掩盖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缘故。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个时候大量表现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使阶级矛盾也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呢？

　　毛泽东说：“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7]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的方法。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因而这种矛盾就表现出非对抗性，这也是能够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前提和基础。这个经验过去在历史上我们党曾经成功地应用过。

　　毛泽东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以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28]

　　由于历史上我们党曾经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了内部的矛盾，增强了全党的凝聚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后，我们要将这个方法推向全国，探求在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式，来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对抗性的矛盾转化。

　　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恰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29]

　　由此我们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转化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我们要通过对转化的条件的研究，防止人民内部矛盾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的转化，同时一旦发现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后，就要及早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也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手段，它有具体的内涵，它与集中形成对立的统一，因而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上，就是由于能够正确而又妥善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而才不断增强了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通过对转化条件的研究，尽可能地将敌我矛盾化解为人民内部矛盾，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历史经验，探索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式，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3）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要达到的目标及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呢？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又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意义呢？

　　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30]

　　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31]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以后，我们社会仍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矛盾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而这个时候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仅关系到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否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的问题。从这里出发，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全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实践—整风运动的发起。

　　在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为了使全党学会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整风，以便化解矛盾，改进作风，凝聚人心，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党内外又是什么样的反映呢？

　　（1）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党内外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反映。

　　我们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考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当时的党员干部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是积极支持呢，还是消极应付？

　　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文艺和学术发展的方针，文艺和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生的气象。可是，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与这些气氛不相协调的现象。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提出了批评意见。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限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文章还说，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提出了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陈其通、陈亚丁在《人民日报》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对此作了自我批评。[32]

　　针对当时我国的文艺和学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已经确立了党对文艺和学术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才能促进文艺和学术的发展呢？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文艺和学术发展的方针，希望以此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陈其通等四人在文章中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文章也表明他们头脑中缺少辩证法，这样才没有认识到文艺和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认识到文艺和学术只有在斗争和争鸣中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他们只知道维护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却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实现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而还想照搬以前的老一套办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如果不实行“双百”方针，我国的文化事业就不能得到顺利发展。当时主要是打破文化事业发展上的“一潭死水”，形成蓬勃发展的局面。特别是在“双百”方针刚刚开始实行，过去的禁锢尚未打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还未形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发表实际上起了阻止“双百”方针实行的作用。

　　这种意见并不仅是陈其通等人的，而是在党内有着相当的普遍性。他们的文章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及后来《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批评陈其通等人文章上的消极态度上就可以反映出来。这当然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后，因为写了中央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在文艺界遭到了围攻。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毛泽东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发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33］

　　毛泽东在谈话中主要谈了对王蒙小说批评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在王蒙遭到围攻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他的小说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既指出了小说中存在的缺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小说予以了肯定。毛泽东主张应当去帮助年轻人，不要一味地去批评，而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批评要有说服力。针对有人在批评中认为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的观点，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不对的。既然中央会产生坏人，怎么会没有官僚主义呢？这不符合事实嘛。因而他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批评是没有力量的，也是难以服人的。

　　从上面我们引用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双百”方针制定后，党内确有一股力量对中央的方针还不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抵触情绪。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和对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不过是这种抵触情绪表现出来的两个具体事例。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批评以及对王蒙小说的支持不仅是他对这种抵触情绪的批评与反击，也是他身体力行地执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存在这种抵触情绪的人，到底是一种认识的问题呢，还是利益使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三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他到南方巡视，一路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话，宣传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么当时党内干部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映呢？四月上旬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动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是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向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34]

　　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的反映看，当时党内确有一些人认为“双百”方针影响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提的不是时候，是不赞成的。而毛泽东则认为“双百”方针提的正是时候，他主张要消除党与非党的鸿沟，调动党外群众积极性，这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选择。他注意到现在关于“双百”方针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外传达很快，而党内反映迟，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对此也很少反映，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党内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消极态度。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别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35]

　　思想政治工作是灵魂，抓了思想政治工作就可以提纲挈领，带动全面工作的开展，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第一书记要抓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共产党不与知识分子改善关系是宗派主义作风，主要原因不在知识分子，而是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因而他要求共产党员要与知识分子改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不论是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改善，还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抓紧与加强，主要责任在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他在谈话中将矛头指向了党内领导干部，这样一些领导干部产生抵触情绪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为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36]

　　从刘子见反映的情况看，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有些人并没有认识到人民内部还有矛盾。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那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搞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掩盖了的缘故。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理解民主党派的难处，更强调共产党的责任，他要求打通党派之间的鸿沟，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况，这是共产党的责任。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党内干部是否对此有了足够的认识呢？我们从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提了批评意见的人被划为右派的结局中可以找到答案。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的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37]

　　从吕志先反映的情况中我们看到，党外的人士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是兴奋的，当毛泽东问到党内的反映时，吕志先却回避了。其实党内对毛泽东报告的反映是有不同意见的。对于党外党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还是由毛泽东自己点明了这个问题，说他的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想抵触，而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的大多数。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38]

　　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相当多的党外话讲得是对的，他要求对党内外提出的意见，不要一下子顶回去，要进行分析，对的就要接受，坚决改正，否则就会陷于被动。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然要求。这里我们要深思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意见能够被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接受吗？

　　从叶飞的反映来看，党员干部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理解和应用上是存在强烈反差的。这里固然有认识和缺乏经验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克服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洞悉即使从个人利益的角度上党员干部也是对毛泽东的主张存在抵触心理的。不过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要想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许多党员干部中是有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到底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还是与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密切相关呢？从后来对整风运动中给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许多人被划为右派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这后一个因素起着更大的作用。

　　这次南下，给毛泽东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39]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引者注），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后来胡乔木说《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40］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领导人的批评是严厉的。尽管邓拓作了解释，从毛泽东反驳的内容来看，邓拓的解释是很牵强的。至于胡乔木后来作的解释和说明，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即使按胡乔木的说法，毛泽东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说暂时不要宣传，那么在非党报纸大讲特讲后，《人民日报》社的领导人也应该就宣传的有关事宜及时向上请示，并提出建议性意见。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把《人民日报》社在陈其通文章上的态度、最好国务会议及宣传会议的报道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不能不说《人民日报》社领导人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深刻而又公道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党内外确实表现出了两种不同意见：党外反映热烈，传达快；党内则反映迟钝，传达起来颇费周折。党内确有不少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对此持抵触态度。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采取了批评、教育和开导的方式，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治局面。

　　（2）整风运动的发起。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在党内外遇到了不同的反响。这种不同的反映进一步使毛泽东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迫切性。党内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论是在宣传还是在执行方面出现的迟滞，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党特别是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首先在本单位能够践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起草了《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的党内指示。

　　指示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41]

　　这个指示是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的。这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省部级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也是向他们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的调查。指示中提出的这些要点，既是要求他们向中央报告中写明的内容，也是对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的指导。毛泽东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检查个人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省部级单位搞好后，再进一步向下推广。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活动推向深入，毛泽东开始考虑提前发起整风，以便使全党在新形势下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文献资料中显示，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42]

　　这样就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发表为标志，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始了。

　　（3）从文献资料中来透析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特点。

　　这次整风运动是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为指导，以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为基础，要求全党在新形势下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次整风运动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① 整风的主题、方针和原则。

　　在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这次整风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43]

　　指示还要求全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实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进行整风运动。[44]

　　② 整风的对象。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因而这次整风就与延安整风有了不同，用官僚主义替换了延安整风时的党八股，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整风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45]

　　③ 采用小民主而不是大民主的方式进行整风。

　　毛泽东到底是如何看待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呢？在整风运动中他是主张采用大民主的方式呢，还是小民主的方式？

　　据我们现在获得的文献资料，毛泽东首先讲到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还是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我们就借用这个话。”[46]

　　从以上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讲大民主和小民主最初还是由于几个知识分子干部在民主问题上的议论引发的。这些干部主张的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当然被毛泽东否定了。但是这种形象性的说法却被毛泽东所肯定，以此来阐释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毛泽东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打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4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民主是一个方法，它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有资产阶级的大民主，也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他列举了过去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表现形式，说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成为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锐利武器。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如果有些人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官僚主义积习难改，群众就要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来迫使这些官僚主义者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官僚主义者屡教不改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群众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反对官僚主义者。

　　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48]

　　如果官僚主义者高居于群众之上，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不与群众同甘共苦，拒不改正错误，在人民群众请愿、要求、申诉无门的情况下，就要采用大民主的方式来反对他。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把学生、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看作好事，赞成他们的行动，这表明他是坚决支持群众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毛泽东点出了共产党要得到教训，就是说如果党内的官僚主义盛行，一直得不到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一旦在党内占了主流，共产党就有可能被群众所推翻而亡党。

　　毛泽东在谈到党内的官僚主义时又说道：“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49]

　　这里毛泽东特别指出了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县委以上的几十万干部手中。如果他们滋长官僚主义而在长时间内得不到克服，就会形成一个贵族阶层（后来叫特权阶层）。这会导致党和政权的变质，进而走向覆灭。因而毛泽东全力支持人民群众去革除官僚主义。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官僚主义的痼疾不仅不是一朝一日可以消除的，而且还会顽固地寄生在在党员干部身上，致使党的肌体发生腐化变质，进而丧失战斗力。因而为了克服我们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在党员干部沉迷享乐，斗志丧失，不思悔改的情况下，他主张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向党内的官僚主义者发起攻击，打掉他们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气息，使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个时候，群众的大民主就成为迫使党员干部改掉官僚主义作风的有效手段。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肯定了大民主是人民群众对付党内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那么在整风运动中到底是运用大民主呢，还是小民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整风运动时说：“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要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50]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主张在整风运动中采用小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整风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保护和批评相结合的方针，要求犯错误的同志主动坦白交待问题，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后来他又多次讲到在整风过程中要采用小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与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说：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51]

　　三月十二日下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要是搞得一点民主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52]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济南讲话时谈到整风问题时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5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大民主的方式还是存在顾虑的，认为有人会利用大民主来整人，这不适合于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他主张不仅在党内整风中，而且在人民内部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都是采用小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认为大民主是人民群众对付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但是鉴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因而，一般来说，毛泽东还是主张用小民主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整风的。只有在党内官僚主义顽固不化，屡教不改，在采用小民主也没有成效的情况下，他才主张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反对官僚主义。

　　④ 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由于我们党现在掌握着政权，因而这次整风与延安整风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仅仅是共产党自己在内部整风，而是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要求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及其他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共产党整风后，各民主党派内部再进行整风。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谈到全党的整风运动时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54]

　　从以上讲话中我们看到，涉及许多人的事，不搞运动，搞不起来。开门整风是把党外力量作为一种压力，来监督、促进党内整风，以使整风取得成效。这次整风就是要发动党外人士，造成一种批评的空气，党内党外打成一片，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进一步促进党外人士参与共产党的整风，推动整风运动的发展，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党内指示。

　　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55]

　　从这个指示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整风过程中，既可以采取党外人士参与整风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方式，发动党外人士对我们党内存在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形成一种风气，造成促使党员干部改变缺点错误的强大社会压力，否则整风不易收效。从最近两个月以来的情况看，党外人士提出的大多数批评是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极为有益的。对于他们提出的错误的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及时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不能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这些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些人的面貌，利于将来我们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在我党整风取得成效后，再进行社会各界整风。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正是处于担心整风流于形式，避免整风走了过程的意图，才实行开门整风的。通过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这样就便于克服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

　　⑤ 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克服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手段。

　　这次整风运动还特别强调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抽出必要的时间来参加劳动，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改进干部作风的重要手段。

　　关于为什么要求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在四月三十日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全党的整风运动时曾说道：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点劳动。” [56]

　　由此看来，通过干部参加劳动不仅可以消除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而且还可以深入到基层，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将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真正落实下去。

　　在整风运动中为了进一步促进干部及时参加劳动，并将干部参加劳动逐步形成一种制度。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党内指示。

　　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步）。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57]

　　在这个指示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年抽出必要的时间去农村、厂矿、工地或其他场所参加劳动，通过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疾苦，克服老爷作风，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同时还要加强对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增强领导能力，提高领导艺术，及时掌握情况，说服干部和群众，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将领导干部参加劳动作为克服自己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整风运动能否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保证。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为了在整风运动中取得成效，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这次整风运动是以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对象，采用小民主、开门整风、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5、整风因何转为反右？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次整风是建国后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为了使这次整风能够取得成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开门整风的形式，发动民主党派、党外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并将在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刊登在报纸上，以期形成一定的压力，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58]

　　在整风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尤为发人深省。尽管有的人在批评过程中用语尖锐，但态度还是中肯的，批评也是善意的，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希望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能够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使党员干部改正错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有人利用整风鸣放之机，将矛头对准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将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和不良作风，说成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这样就超出整风的范围，将整风发展为一场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事变。这种行为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已经出现，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召集的座谈会上。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会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无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59]

　　从章伯钧的发言来看，他是要改变“党组决定一切”的状况，取消党组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权，要党组交权与党外人士的。章乃器却将共产党员维护党的领导和坚持党的原则批评为“党党相护”，说共产党内存在着维护党派利益的宗派主义。从他们的发言看，他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示不满，尽管在用语上还是比较委婉的。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秘”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60]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在发言中提出的意见是尖锐的，但也不过是对具体问题由感而发，而没有攻击乃至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61]

　　从他们的发言看，邵力子虽然批评了“以党代政”问题，但还是在肯定党组领导制度的前提下，对党组在政府机关的领导形式提出了意见。王绍鏊说要消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隔阂，这不是共产党一方的事，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好。张治中从思想认识、制度上、生活和交往及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党和党处人士关系的建议。这些发言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大多是建设性的。

　　五月十一日，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健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委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重视不够。[62]

　　这次发言是在肯定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的前提下，针对党的领导和干部选拔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批评与建议。致公党和台盟从党派利益出发，对统战部对他们重视不够提出了批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湘，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这次座谈会。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63]

　　我们看到，虽然这次座谈会受到社会上的影响，但是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高级党外人士，他们不会不明白应该在承认共产党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进行发言，而不应一味地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责难和非议。可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却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向民主党派放权，民主党派要取得和共产党真正的平等地位。还说共产党能执政就执政，否则就下台，交给别人来干。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宾，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声音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64]

　　在这次座谈会上，明显出现了两种声音。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对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否定一切的极端倾向提出了批评，他表示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应该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好。可是当场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认为他们那个党没有缺点，缺点和错误全是共产党的。张奚若还对共产党冷嘲热讽，挖苦式地进行攻击。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65]

　　我们看到，在讨论高校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时，有人提出了取消高校党委负责制，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要取得与中共组织平等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交出高校教育权，或者至少也要让民主党派参与共同治校。

　　这个时候，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66]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候下有人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嘲讽对共产党讲公道话的人，煽动学生上街和工人罢工，试图制造动乱，形势有急剧激化之势。

　　前面我们引用了统战部与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发言的一些文献资料。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和各地进行的整风来看，出现了两种动向：一方面揭露出了建国后我们党内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着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党进行整风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有人借整风之机，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是要通过开门整风的形式，发动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法，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对整风过程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全党高度重视，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

　　《解放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邀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五月十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这个摘要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五月十四日阅后非常重视，随手写下批语：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毁了。”他还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67]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有人却公然提出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的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

　　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曾代表中央以统战部名义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后来他回忆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同志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政治上很敏感。”[68]

　　作为统战部长，李维汉是要把座谈会的详细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的。他的回忆反映了当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后，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69]

　　这两次会议的召开，表明在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已经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警觉，通过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这个动向的性质及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虽然这两次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我们可以从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和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及他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得到印证。

　　针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中央在这两次会议期间又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看到，中央一方面要求全党认真对待并诚恳接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意见，一方面高度重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并对这种动向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定性，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措施。

　　（1） 全党要认真对待并诚恳接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必须估计到他们（指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引者注）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其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 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70]

　　五月十六日，中央下发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7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整风运动中曝露了我们党在近年来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大部分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全党同志不管批评意见提得如何尖锐，不管是谁提出来的，只要是正确的，就要立即改正，越快越好。对于那些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不信任的人就要迅速调动他们的工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人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善意的。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高度重视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２） 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向的分析及应对策略。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党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这是党的高级领导层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① 从对党内外思想状况的分析中来看待当前政治形势的变化，确定这种动向的性质。

　　面对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毛泽东从党内外的思想状况入手，分析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并进而确定这种行为的性质。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对党内思想状况的分析。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在共产党内，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72]

　　毛泽东在这个分析中，将党内成员的思想状况划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虽然有缺点，但并不严重；一个是教条主义者，这种人虽然有片面性，但是在革命目标上还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一致的；一个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人是危险的，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下面又进一步指出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体等表现。从毛泽东的意向来看，虽然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是少数，但是却已成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然后，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分析及采取的对策。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73]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比解放初期大为进步了，他们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大多数批评也是对的。[74]但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自觉转化为无产阶级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要完成这种转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成员当中仍然存在，一有机会他们还想在政治上显示出力量。毛泽东通过右派的进攻认识到，资产阶级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的失去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这篇文章中把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仍然当作资产阶级来对待。

　　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就自动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原先附着的皮（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已不存在了，现今附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上，但是他们仍然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75]因而在文章中毛泽东仍然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是毛泽东与党内某些高级领导人的主要分歧之一。因为党内有些高级领导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过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随着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由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的阶级属性也就发生了变化，转化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而毛泽东却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不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而自动消失，在他们头脑中仍然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要使他们将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还要进行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采取双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将他们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充满信心地指出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改造是一定可以达到目的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76]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党外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也进行了估量：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中间大约占百分之七十，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至十。这也就形成了下文提出的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右派的策略。

　　毛泽东在在这篇文章中又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77]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高等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主要还是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初步锁定了右派出现的范围，并且指出了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右派的猖狂进攻。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通过对党内外的思想状况及面临的政治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是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个鲜明特点，应该引起全党的高度注意。他对党内外思想状况进行的分析，是为了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此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明白应该依靠谁、争取谁、打击谁，为制定斗争策略作好准备。

　　② 我们和右派斗争的焦点及右派的进攻策略。

　　这个时候，我们和右派斗争的焦点及右派进攻时策略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78]“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79]

　　由于中间派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占了大约百分之七十，因而争夺中间派就成了我们和右派斗争的焦点。右派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局。先争夺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而后再争取整个中间派。明白了右派的斗争策略以后，我们就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将中间派争取过来，这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

　　③ 对右派数量的估计。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了右派的数量问题：“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80]

　　我们结合前文党外知识分子派别的划分情况可以看到，大量的还是中间派，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右派占百分之十左右。这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可能多些或少些。作出这样的估计就是要求高级干部对这个问题要心中有数。

　　④ 初步确立了划分右派的标准，准备进行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了区分的标准：“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81]

　　“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下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82]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间内）在你们手里。”“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决定。”[83]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划分右派的主要标准—接受不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文章中表示要给右派“扣帽子”和警告右派“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来看，这是要准备反击右派了。但是从“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何去何从，要右派来选择看，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还要看一看。

　　⑤ 放任右派分子的言行，静观其变，作好反右派斗争的准备。

　　对于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暂时采取放任态度，不仅不予以批驳，还将这些言论的全文登到报上，以便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言论，来增长见识，增强免疫力。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议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84]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85]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写道：“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到达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86]

　　五月十六日，中央下发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87]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后，暂时并没有反驳，表明态度，而是将这些言论全文登到报上，以便在人民面前暴露出这些人的反动面目，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故意“引蛇出洞”，意思是说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进行鸣放，而后针对党外人士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再进行反右派斗争，共产党这是在搞阴谋。

　　其实，这是误解。共产党是诚心诚意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要借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突破了底线，究其原因还是这些人自己造成的，这又能怪谁呢？

　　出现这种想法还是由于有人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原因的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我们知道，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实说过暂时不要反驳，让他们表演一番，暴露出来以后再反击的话。这是针对右派说的，而不是指那些响应党的号召，真诚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尖锐批评的人。后来由于确实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把不少处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因而有人就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的事实出发，反向推理，与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党中央暂时不予反驳而要右派继续暴露的要求联系起来，认为是共产党搞“引蛇出洞”，让别人提意见，而后进行打击迫害造成的。这就将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党员干部由于没有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造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转移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

　　后来，毛泽东在回答当时为什么将右派的言论登在报上，暂时不予以回击的时候说：“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间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88]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会见匈牙利政府代表团的时候，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在这个时期的策略是，党委领导人、支部书记只准听他们的批评，不准说话。我们也不告诉他们和下级干部如何办，要他们自己用脑筋去想，要他们在这两个星期中不睡觉。很多人流了泪。”[89]

　　周恩来后来也曾就这个问题予以解释和说明。那个时候，有些人问：既然要反击，为什么不在问题刚刚露头时就反击呢？

　　周恩来解释说：“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敲起警钟，马上反击，反而让他们在报纸上、大字报、大辩论中这样大讲特讲呢？因为右派分子来势很凶，本来我们讲的‘鸣放’只限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文化上的百花齐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党都搞成鸣放。这样一来，问题就扩大了，什么反动话都打算说出来。既然来势很凶，我们索性就让他们都说出来。否则，如果马上反驳，群众必定眼着起来反驳，正义的人也要跟着起来反驳。结果少数人的话说了，右派中的多数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悬起来了，将来还有一天又要露出来，所以不如让他们都说出来。于是一个短时间内，拿北京来说，包括党校在内的各学校、机关好像是乌云遮天，了不起。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动观点都露出来，使群众更容易认识它的反对性，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众的正义。”[90]

　　这样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暂时不公开表明态度，就是让右派公开暴露出来，让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右派进攻的事实面前，自己去分析判断，辨别是非曲直，以增强他们的政治鉴别力。

　　右派的进攻是由于其阶级本性决定的。只要他们越猖狂，暴露的越充分，就越容易被锁定目标，被歼灭。这最终还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决定的。针对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受人欢迎的。就是有人提的意见很尖锐，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以此为借口趁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那是不允许的。是提批评意见，还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善意，还是恶意，这是可以看出来的，也是区分右派与否的标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因而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对此予以研究和讨论，以便在党内高层统一认识，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方面肯定了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绝大多数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予以接受，并切实加以改正；另一方面又将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公开发表，用以教育人民，并对左派与右派争论的焦点及右派进攻的策略、右派的数量、划分标准、右派进攻的性质及当前形势的特点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毛泽东的文章和这两个指示当时没有发表，只是在党内传达，要求党内高级干部从思想上对已经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引起注意，并保持高度的警惕，作好反击右派的准备工作。

　　我们也应注意到，从这些文件在党内传达而没有公开发表也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纵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反右派斗争作了必要的准备，但是还没有对开展反右派斗争下定决心。

　　是不是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这取决于右派分子下一步的行动。如果右派分子悬崖勒马，偃旗息鼓，放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那么就没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右派斗争，即使进行反右派斗争也会是另一种方式。如果右派分子铤而走险，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那么反右派斗争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因而毛泽东还要对右派分子下一步的活动状况进行观察以后才能最后做出决定。

　　以上召开的两次会议和毛泽东写的文章及中央发的两个指示都是在内部进行的，没有公开发表出来，因而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仍在按照原来的程序继续进行。

　　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又开了七次会。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措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91]

　　我们看到，尽管章伯钧打着“走社会主义的路”的旗号，说的也比较委婉，但是他提出设立的“政治设计院”，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至少要与共产党平分权力。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于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92]

　　我们看到，在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的情况下，罗隆基主张在党外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平反委员会”，对过去共产党发动的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审察。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组织党外“平反委员会”呢？难道共产党领导的司法组织不能纠正冤假错案吗？这样做显然就是以让共产党交出司法权为突破口，进而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或者与共产党分享权力。“平反委员会”不过是罗隆基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第一步。

　　六月一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健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健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93]

　　我们看到，储安平从章乃器的“党党相护”讲起，将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为“党天下”，说当今“一切宗派主义现象”，“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党群关系的不好”，“全国性的缺点”，皆是共产党的领导造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储安平明目张胆地要求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这期间举行的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与这两类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94]

　　除此之外，在整风运动中还出现了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反对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95]

　　还有我们前面介绍的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们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又叫“轮流坐庄”），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他们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他们还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说什么“三害”（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等。[96]

　　由此我们看到，从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十分紧张，社会上极少数人乘“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97]这种反攻倒算已经发展到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和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程度。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许多党员也都着急，对少数人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以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98]

　　这个时候，根据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在五月下旬加强了对整风运动的领导，并着手准备反右派斗争。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话的方针。”中共中央指示各省市党委要注意加强“孤立右派，争取中间”的政策，并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做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传和写文章争鸣问题，同时抓紧组织专人撰写反驳右派观点的文章，为反击右派作准备。

　　五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

　　邓小平在会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99]

　　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点、改进工作；另一个是团结党内外中间派。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采取“放”的方针策略。中央决定主要在国家机关和大专院校集中一周左右的时间“放”，党员暂不反击。这次会议实际也是在具体落实《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要求，准备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100]

　　我们看到，中央不论在五月下旬发的党内指示还是召开的会议，事实上是根据近期右派发展的动向，积极落实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作好反右派斗争的准备工作。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五月十四日、十六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会议期间发的指示和毛泽东写的文章中已经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保持着高度警惕，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当时还是没有决定要开展反右派运动。这是因为中央要根据右派分子下一步的作为，来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此后，右派分子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猖狂地行动起来，认为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严重问题，不能继续领导下去了，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至此他们的面目已经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下定决心，发起反右派运动。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完全错误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101]

　　在右派公然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毛泽东公开表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批评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这是向右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下定了发起反右派运动的决心。

　　在决定了要发起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又从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一是打招呼。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维汉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六月九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二是发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102]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初，在招待法国总理富尔的酒会上，章伯钧对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心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103]

　　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及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104]

　　我们看到，进入六月份后，右派分子造谣生事，鼓动是非，还要煽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形势在急剧恶化，反击右派已经是刻不容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早已下定了反击右派的决心，这个时候出现的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恫吓的事件就成为发起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了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他还指出，一些人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认为，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该由两方面来拆，并且批评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105]

　　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六月六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还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他表示不怕威胁，不怕辱骂，还要讲话。[106]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107]

　　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恫吓的事件以及他在会议上的发言第二天（六月七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看到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反击右派的机会。于是，他把胡乔木和吴冷西找来，决定以这个事件为突破口发起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要以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恫吓的事件作为反击右派的突破口呢？

　　后来吴冷西对此有一个回忆：“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

　　“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108]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09]

　　这样就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整风也就转为反右了。

　　6、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评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从前面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风运动中出现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后，就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在对形势分析后决定暂时采取观察的方针，根据右派下一步的表现来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但是右派却毫不收敛，仍然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策划串连，要上街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以卢郁文事件为突破口，《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发动了反右派运动。

　　反右派运动发起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出了不少重要指示，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指导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展。这个时期，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和文章有：六月六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六月八日，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七月九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起草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八月一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110]在这些指示和文章里，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现在我们根据这些文献资料并结合反右派斗争开始前的相关文献对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

　　为什么要发动反右派斗争呢？开展反右派斗争又有什么意义呢？反右派斗争的前景如何，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呢？毛泽东在起草的指示和文章的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111]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指示中表示了对右派分子的藐视，展示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胜信心。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而并非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毛泽东把即将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形象地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也是有着科学依据的。这也表明毛泽东对这场反右派斗争是高度重视的。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112]

　　毛泽东在指示中充满信心地指出国内形势是好的，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是支持我们党的。这也就决定了大的乱子是出不了的，我们的反右派斗争必然会取得胜利。通过整风克服了我们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在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右派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攻击，这样就将可能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分割到各个机关和学校去处理，从而避免发生大的动荡。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打胜这一仗，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正好可以通过反右派斗争来识别右派，经受锻炼，接受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113]

　　毛泽东要求地方党委要培养人才，以适应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狠抓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这种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不仅要使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工商界的人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且也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接受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充满信心的。他从“匈牙利事件”和右派的进攻出发，认识到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才可以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制定了那些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呢？我们下面再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1）对右派的性质及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判断。

　　在右派发起进攻后，毛泽东对右派的性质及敌我力量对比又是作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114]

　　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毛泽东明确指出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种判断是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才产生的吗？当然不是。这从我们前文引用的李维汉在五月上中旬向毛泽东汇报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当即予以否定，认为是“敌我”的判断中就已经产生了。[115]当然，这并非毛泽东的主观臆断，而是由于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过是为了对右派再观察一番，才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毛泽东认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要信任并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主要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这个判断是英明的。共产党只要能够维护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就会获得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人的支持，共产党也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共产党一旦维护不了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了，共产党也就会失去工农大众的支持了。失去工农大众支持的共产党就会成为“泥足巨人”，在国内外资本的挤兑下，迟早是要垮台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公有制经济，则是共产党维护工农大众利益的根本保证。而右派恰恰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讲清道理后，共产党必然会获得工农大众的支持。这是毛泽东做出这个判断的基本依据。就商、学两界中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会一时受到蒙蔽，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共产党的教育和现实面前也会清醒过来的。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文章中批评了现在许多党员干部在右派进攻下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力量对比估计上的错误，说服他们要认清形势，不要过低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要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力量，要对阶级力量对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对阶级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在反右派斗争中对这场斗争采取的措施、反击的程度和打击的力度，后来不少党员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严重扩大化就与他们的这种对阶级力量对比的错误认识密切相关。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对右派的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毛泽东的这段话看，到底是毛泽东估计的过于严重呢，还是党内有些人估计的过于严重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毛泽东为了消除党内许多党员干部对右派进攻过于严重的估计，还是作了不少思想工作的。这篇文章的相关文字就是一个证明。

　　（2）依据在运动中的表现对本单位人员进行排队，作好反右派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

　　“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116]

　　由于前一段时间当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经要求各级党委不要表示态度，观察一番。这样就使得各单位的人员在运动中的政治态度显露了出来。因而毛泽东才要求各级党委根据本单位人员在运动中的表现进行排队，锁定右派，为开展反右派斗争作好准备。

　　（3）对右派数量的估计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117]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11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认为右派仅占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后来说的极右派）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这是毛泽东对右派数量的基本估计。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中写道：“右派和极右派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119]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北京和全国的右派人数。当然，这个人数是各地在反右派斗争中报上来的。将右派人数通报是为有关党委进行反右派斗争时参考的。

　　毛泽东在七月九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说：“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120]

　　在这个通知中我们看到，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右派骨干增加了一倍，达到八千人左右。同时决定要增加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右派人数，但到占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这样不论是右派骨干和登报点名批评的右派人数均有大幅度的增加，这自然就增强了反右派的斗争声势。

　　由于反右派斗争在向地县两级展开，并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深入挖掘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121]

　　从指示中我们看到，随着反右派斗争向地县展开和在省市两级的深入挖掘，右派人数逐步增多，因而需要在报上点名的右派骨干分子也要逐步增加，可以达到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五十。我们注意到，指示中点明了右派骨干分子必须是实事求是鉴定了的极右派，也就是说是货真价实的极右派，而不是误划造成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数量的估计是慎重的，认为右派只占百分之几，而百分之九十几的是中间派和左派。应该说，这个估计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经中央认可的右派骨干分子从四千人上升到八千人，中央同意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也随着不断增加，直至占右派骨干分子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自然就增强了反右派斗争的声势，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但是不论从全国右派骨干分子的人数，还是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我们也不能不说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4）反右派斗争的重点。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122]

　　我们看到，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右派刚刚开始冒头的时候，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动向就发现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的右派最猖狂。既然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是这次右派活动的重灾区，那么如何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进行反右派斗争呢？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123]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个指示中介绍了一些方法。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召开座谈会，让左中右的人参加，向党提意见，这样就给右派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舞台。然后党委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讨论，将正确的建设性的意见和破坏性的批评区分开来，对建设性的意见就予以接受，对破坏性的批评就予以反驳。指示中还介绍了组织座谈会的一些具体策略问题。

　　对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反右派斗争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毛泽东在六月十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做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124]

　　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指出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是闹得最凶的，并进一步分析了这部分右派分子闹得最凶的社会原因。

　　这个指示是在指出了反右派的重点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以后，把整风运动中的民主党派，根据其表现进行了分类，指出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表现最为恶劣，点了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名，列举了他们的右派言论，进一步点明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是重点中的典型。

　　接着又对民盟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指出了民盟的右派大约占百分之十以上，比例较大，但是却肯定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好的，是有希望改造好的。这种分析和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具体人物要进行具体分析，掌握确凿的证据材料，实事求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要看得准，打得准，始终将打击的矛头对准极少数右派分子。这是一个策略原则。

　　毛泽东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写道：“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大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数。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125]

　　毛泽东在社论中又一次对民盟及其控制下的报纸《文汇报》和农工民主党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他们在整风运动中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再一次指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是一小撮人，分布于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资产阶级队伍中，也存在于共产党和青年团里面。右派人数虽少，但是能量颇大。他们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后，取而有之。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将反右派的重点对准了在整风运动中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若干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对他们的言论进行分析，对建设性的批评认真接受，对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要打得准，将矛头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就为反右派斗争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5）将反击右派知识分子和争取先进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对于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阶级面目，毛泽东与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知识分子依存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而就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动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毛泽东则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知识分子依存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在思想意识和世界观方面也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却没有自动转变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在他们身上仍然占着支配性地位。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说：“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126]

　　这是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之一。这种分歧后来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成为党内高层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分歧的重要源头。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这需要通过教育，靠说服而不能靠压服，逐步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次整风运动主要是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后再搞。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又说道：“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12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在知识分子中间还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他们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只能靠说服而不能靠压服，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他特别指出，我们的事业需要大量知识分子，我们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当然他也坦率承认当时共产党在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上还存在欠缺，还难以实施有效地科学领导，这就要求我们党在不断加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同时，果断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加强我们党对于知识分子和科学事业的领导工作。[128]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前就有吸收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来加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工作领导的想法。他在三月二十日下午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129]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同时，还是积极团结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大力争取知识分子中的中间派，力求发展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巩固和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的领导工作。

　　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130]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在肯定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要靠说服教育，而不能靠压制。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改造和科学工作的领导，就必须吸收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是加强党在这个方面领导的重要保证。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击右派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加大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力度，这对于我们党改造和争取知识分子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

　　（6）采用“四大”进行反右派斗争。

　　所谓“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大民主。原先毛泽东希望通过小民主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进行党内整风。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右派分子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转而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来进行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在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既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131]

　　毛泽东在起草的指示中对大民主的表现形式—大鸣大放和大字报予以肯定，通过鸣放和大字报使建设性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都显露了出来，这就为我们弄清他们的政治态度，为下一步进行反右派斗争提供了条件。

　　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辩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132]

　　通过座谈会，使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辩论，在辩论中提高左派的识别力，教育中间派，进一步暴露右派的真实面目，使右派显形于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钓鱼”、“引蛇出洞”吗？其实不是这样。共产党进行整风，发动党外人士向党意见，可是有人却趁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难道不明白向党提意见和否定党的领导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事件吗？知道了还要这样做，那么就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后来遭到打击，这又能怪谁呢？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是因为整风期间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了意见的不少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出现的误解。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情。” [133]

　　从文章中我们看到，后来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已经在这里显现，毛泽东又一次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表示了赞赏和肯定。因为“四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共产党人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打击右派分子的有力武器。通过辩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四大”不过是一个工具，右派分子可以用它来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反击右派分子的利器，同时还可以克服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起到使人民受到教育的作用。毛泽东是在整风反右过程中才逐渐认识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重要意义。他将“四大”用于反右派斗争，后来又写入宪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反对官僚主义，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有利武器。

　　（7）对右派分子的策略。

　　在反右派斗争中，又要采取那些具体的策略措施呢？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

　　“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能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134]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暂时不要整风，但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也要注意做好回乡大学生的工作；在斗争中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近期内要在高等学校和机关中尽快解决一批不合理的事，以便为争取中间派创造条件。这样就为反击右派作了重要的准备。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架。”“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135]

　　在这个指示中，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决定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了，因而才对右派的进攻由守势转为攻势，要求各级党委采取措施禁止右派分子到外单位串连，动员群众将他们贴的标语撕毁。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做好工厂干部和工人的工作，对他们讲清利害，取得他们的支持，保持稳定，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了。指示还提醒各级党委要根据本地具体实际灵活制定相应的策略措施。

　　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136]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又一次指出要做好回乡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要使他们认识到合作化的好处，对他们解释清楚二类社三类社暂时没有办好的原因。如果他们煽动农民闹事，就要予以批评和阻止，但是要以理服人，不要采取简单粗暴的作法。

　　从理论上来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毕竟已经被消灭了，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又使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补偿，因而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表现是好的，没有乘机闹事起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他们的工作，注意改善与他们的关系，使他们保持稳定，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右派分子。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137]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又一次重申了在右派进攻的情况下，暂时要耐着性子，观察两三个星期，待右派充分表演后，再进行反击的策略。在反击中，要采取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方针。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制定了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要在工厂中进行教育，获得工人阶级的理解与支持，做好回乡学生的工作，化解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力争解决在整风过程中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争取更多的人站在我们这一边，最大限度地孤立右派，这样就为反右派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8）关于对右派分子定性的标准问题。

　　在反右派斗争中，判断是不是右派分子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我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138]

　　从上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鉴别右派真假的根本标准。在整风运动中，多数人的批评是合理的或基本合理的，毛泽东特意指出了这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傅鹰那样的尖锐批评在内。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这种批评是善意的。而右派的批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恶意的。善意与恶意，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区分善意和恶意，不能以批评是否尖锐为标准，而应该以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准绳。后来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就是因为有的党员干部，故意混淆这个标准，将别人对自己提的意见作为向党进攻的证据，从而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分子。这到底是这些党员干部辨别能力的欠缺呢，还是他们借反右派斗争趁机进行报复呢？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后者在起作用。

　　在右派发动进攻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时，加了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139]我们引述如下：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消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消弱这种领导；（六）有利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140]

　　从这六条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已经显现。这六条标准的核心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是与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鉴别右派真假的根本标准相一致的。这六条标准可以作为反右派斗争中划分右派的重要依据，当然我们也看到这还不是划分右派的具体标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中改写了一段文字：“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引文中加着重号的为毛泽东修改时加写的文字。—引者注）[141]

　　从毛泽东修改的部分来看，为了改造右派，争取中间派，他主张对右派采取打击、孤立、分化的政策，要将右派言论与右派行动区分开来，对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要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要争取他们，一般不要划为右派。由此可以看到，既然有右派言论的人还不能轻率地划为右派，那么仅仅向党委及其负责人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就更不能划为右派了。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不少党员干部违背了毛泽东的这一政策主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七月十一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在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的基础上加以解释，虽然具体了些，但仍较空泛，不便于掌握。直到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八届三中全会才定出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十月十五日下发。《标准》中有一条：“在根本立场上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分右派分子。”[142]

　　我们看到，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的相关规定比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指示稿中加写的话更为具体详细，只不过是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指示的落实而已。因为两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才能划为右派。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指示稿的修改中明确指出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要采取教育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一般不要轻率地给他们扣上右派帽子。既然仅有右派言论的人一般不要轻率地划为右派，那么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共产党的个别组织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就更不宜划为右派分子了。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毛泽东在修改稿中对右派言行的区分似乎更倾向于分化和争取右派，缩小打击面，为右派回头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而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标准更侧重于对划分右派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是因为通过对反右派斗争的实践进行总结的结果。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划分右派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文章和指示中多次指出了这一点。围绕这个根本标准，毛泽东又提出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并且提出将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区分开来，对仅有右派言论的人要做好工作，一般不要轻率地划为右派。后来中央又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制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作为在反右派斗争中划分右派的依据。可惜这些文件和指示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最终造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9）加强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政策指导。

　　在反右派斗争中，只有给予右派以坚决地打击，才能消除他们的嚣张气焰，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143]

　　在确定了对右派分子进行严厉打击政策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不断根据新的斗争情况，作出政策指示，指导着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44]

　　在通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意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以这个领域存在着右派的“准确的事实”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再与他八月一日起草的没有右派就不要乱找的指示联系起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右派还是必须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为条件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就要进行反右派斗争，如果没有右派就以正面教育为主，不必再开展反右派斗争了。由此看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条件。至于有的地方党委负责人违背政策，主观随意，人为地制造右派则是又一回事。

　　从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看，这个时候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为制定反右派斗争的政策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曾经召集意识形态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就划右派问题制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要划右派，需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对海外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需把材料送给他看。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处理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分子的通知（草案）》。通知指出：“各校在学生的左、中、右的排队时，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强求一律。”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也是经过周恩来修改审定后下达的。他十分同意邓小平在批示中加写的“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该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145]

　　从这个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及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要划为右派需报经国务院批准，对应届高校毕业生进行左、中、右排队时要实事求是，对于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除个别情节严重的外，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从后来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来看，我们不能不发出疑问，这些政策规定到底落实了没有呢？又是在什么程度上落实了呢？没有落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起草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说：“（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146]

　　我们在这个指示中看到，毛泽东要求在反右派斗争中实事求是，不要主观主义地去找右派；要划清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对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政策；要从事实的真相出发，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论辩的方式，让大多数人在受到教育和心服口服的情况下来划定右派分子；要加强对地县两级及工厂的反右斗争的教育和指导；对党内团内右派分子与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进行严厉批判；要及时改正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取信于人。

　　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在反右派斗争中到底贯彻执行没有呢？又是在什么程度上进行贯彻执行了呢？如果毛泽东的这些措施能够真正贯彻执行的话，还会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0）对右派分子的处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很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例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147]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由于右派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与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而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但是我们称他们为右派，而不称为反动派、反革命派。还要将只有右派言论而无破坏性行动的右派与既有右派言论又有破坏性行动的右派区分开来。对前者要宽大处理，除对他们的言论进行彻底批判外，还可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就是对那些没有转变的死硬派，也就是极右派，只要他们不再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不触犯刑律，也不治他们的罪，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还要给他们一点事做。

　　这样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对右派分子的称呼上，或者是对右派分子言行的区别对待上，还是对死硬派右派分子的处理上，毛泽东都是作出了具体的政策指导，其目的是为了分化右派，争取中间派，以便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教育人民，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制定的政策措施是否真正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1）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时间估计。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中说：“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风整风。”[148]

　　从这个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有十五天左右就行了，也就是现在可以对右派进行反击了。反右派斗争大约需要一个月就够了，然后就进入和风细雨的整风阶段。可是后来反右派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八年夏季，不论从持续的时间还有波及的范围上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估计。这是应该引发我们深思的问题。

　　（12）关于反击右派的时机问题。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们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149]

　　毛泽东在指示中指出，北京市于六月八日已经开始对右派的反击，即使在反击右派开始后也会登载建设性的批评，对这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必须认真汲取，立即加以改正。同时，还要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们在对比中接受教育，得到警惕。至于各地开始反击的时间，由各地党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己决定。

　　（13）反右派斗争由省市两级、高等学校向地县、工厂等地扩展，反右派斗争的范围逐步扩大。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50]

　　在通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意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以这个领域存在着右派的“准确的事实”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再与他八月一日起草的没有右派就不要乱找的指示联系起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右派还是必须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为条件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就要进行反右派斗争，如果没有右派就以正面教育为主，不必再开展反右派斗争了。由此看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条件。至于有的地方党委负责人违背政策，主观随意，人为地制造右派则是又一回事。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151]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两个月在反击右派方面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还要深入发展，因为这一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在运动向地县两级发展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中央有关机关和省市要注意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受到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今冬明春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152]

　　我们应该注意到，将反右斗争引向深入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党内整风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这两者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当然，不同时期在测重点上会有一些差别。我们看到在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反右斗争要向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进入深入挖掘，向地县深入发展，那么，这是不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呢？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这个指示中可以看到，其实毛泽东要求反右斗争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深入挖掘，向地县深入发展的同时，在这个指示中还要求“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在反右斗争中“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要对“地县两级”“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153]

　　由此我们认为，尽管毛泽东在指示中要求对反右斗争深入挖掘并进一步扩大到地县及基层单位，但是随后他在指示中又对反右斗争在政策和策略上制定了一些具体规定和要求，特别是在“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的情况下，[154]更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指导。可是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在指示中的这些要求，到底落实了没有呢？在地县及其他基层单位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中央有关机关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他们有没有进行及时的教育指导呢？如果进行了及时的教育指导，又怎么会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呢？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想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再转入党内整风的。当然，这也并不是事先预计好的，而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后，才不得不由整风转入反右，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才又转入党内整风的。因而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写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入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155]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 “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判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156]

　　在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在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再进一步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根据前一个时期整风的经验教训，他将整风分为四个阶段，整风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要一哄而上，整风不能耽误生产。这对于下一步开展的整风当然是必要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向全党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文章，其中不少重要的指示和文章还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这些指示和文章规定了反右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成为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方针。

　　由于右派进行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因而这种矛盾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敌我矛盾。但是为了争取中间派和分化右派，不称他们为反动派或反革命派，而是称他们为右派。对右派只要他们不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就不追究他们的罪责。就是对于右派中经过教育争取而仍不悔改的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于右派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对他们的处理却是慎重的，也是极为宽容的。

　　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认为整风过程中提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意见是正确的，要求各级党委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在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批评意见。要对在整风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进行认真思考后，分清那些是正确的批评，那些是错误的批评，提出批评时是处于善意还有恶意，并且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是不难分清的。对正确的批评就要虚心接受，认真改正。对错误的批评如果不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就要耐心地加以解释和说明；如果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就要予以坚决反击。

　　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估计是百分之几，极右派不到百分之一，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左派和中间派。后来虽然右派的数量进一步扩大（从六月二十九日全国右派约为四千人扩大到七月九日的八千人左右），但是从我们获得的文献资料上看，还是在报纸上点名的人数在迅速增加，直到占所划极右派的百分之五十。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右派，中央还要求有关党委要做好工厂中工人干部的工作，向他们讲清利害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也要协调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注意做好回乡大学生的工作，主动解决在整风过程中反响比较强烈的一些问题，以期化解矛盾，争取主动，将主要矛头对准右派。

　　根据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反右派斗争的重点确定为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要求相关党委召开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座谈会，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右中左的人都参加，在鸣放辩论中使右派分子暴露出来，进一步锁定右派对象，确定反右派斗争的目标。对民主党派也是有所区分，重点点了民盟和农工民主派的名。就是对民盟也仍然肯定其多数是好的，或者是有希望改造好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也只是有大约百分之十以上。这样就不仅有利于团结左派和中间派，还可以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分化右派。要将仅有右派言论和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动的人区分开来。对前者侧重于争取和教育，一般不要轻易戴上右派的帽子。

　　中央还制定了右派划分的标准。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制定的标准越来越详细具体。从毛泽东在六月十九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到七月十一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直到十月十五日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发。这些规定成为划分右派的重要指针。

　　当反右派斗争在省市两级深挖和向地县扩展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特别要求省市要加强对地县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同时还要求，划分右派一定要实事求是，没有右派就不要乱找；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划分右派要以事实为根据，要使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要边整边改，取信于人。等等。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风过程中，当出现右派分子的进攻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了反右派斗争的决策。为了指导这场斗争的顺利进行，通过指示和文章，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措施。如果这些政策和策略能够真正得到贯彻执行的话，又怎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呢？

　　可是后来的史实却证明，在反右派斗争中，确实发生了扩大化的失误。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内容也是适宜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7、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反右派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发起，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当时估计，右派最多有15 万左右。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单位还规定了划右派的具体数字指标，而上面规定的指标在下面一些单位也被突破了。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在全国中小学教职工中开展反右派斗争，仅小学教员中就划了10 多万右派分子。最后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整个运动历时一年，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157]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期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至一九六四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九月，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进行复查，截至一九八一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都得到了改正。[158]

　　由此我们看到，改正的面是很大的。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当然应该予以改正，就是“其中有些人是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的”，也“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后来改正的占55 万多被划右派分子的98%以上。[159]基本上是“一风吹”了。这是当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为了分化争取右派分子，创造一个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要求。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种作法的效果并不理想。

　　既然被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人后来都予以改正了，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错误的，当时本来就不应该发起反右派斗争呢？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决策的错误呢，还是实际执行中的错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由此引发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1）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和发起反右派的决策是正确的。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文件中将右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这个定性正确不正确呢？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在整风运动期间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的若干史料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起草的文件中多次表示，在整风运动中对我党所提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批评和建议是正确的，即使有些批评措词尖锐，我们也一定要虚心接受，认真改正缺点和错误。可是右派分子却不是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从批评和自我批评出发，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来提出批评和建议，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说明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区分右派与否的根本标准。既然右派的根本目的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那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也就自然要定性为敌我矛盾了。因而我们说这个定性是正确的。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还看到，在右派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攻击后，五月十四日、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表明，右派的进攻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警觉。虽然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简短讲话已经表明决定要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我们注意到直到六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正式发起反右派斗争。右派进攻从引起中央警觉到最后中央发起反右派斗争，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时间，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发起反右派斗争是慎重的，是在全面观察和分析了右派分子的行动以后，经过权衡利弊得失才做出的反右决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时如果不能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就难以获得稳定的政治局面，巩固党的领导地位，难以建成社会主义，因而我们说反右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后来通过的党的历史决议和主要领导人的谈话中获得印证。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60]

　　虽然我们对历史决议的基本观点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决议在反右派问题上的这个判断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可以认同的。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时，多次肯定了当年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当然也谈到了扩大化的问题。

　　邓小平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161]

　　邓小平在一九八○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162]

　　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就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163]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历史决议和邓小平谈话的文献资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九五七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及发起的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这种正确性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一个事件上得到反映。

　　当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茅于轼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七八年后平了反。但是他却说当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现在平反了就说明“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以此来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看他下面的自白。

　　茅于轼说：“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164]

　　从茅于轼的这个自白中我们看到，一九五七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及做出的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当时茅于轼虽然还比较年轻，不是右派分子的骨干，在大右派中还排不上号，但像他这样的右派还不是少数。直到几十年后，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识还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近年来，茅于轼打着资本主义的旗号，组织了一个傀儡机构—天则研究所，拿着美国人的钱，到处宣扬“普世价值”，就是想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重新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时候的茅于轼可真算是右派中的死硬派了。一九七八年后我们党从分化、争取右派的良好愿望出发，给茅于轼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却又燃起他的资本主义激情，加速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由此我们认为一九五七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及做出的反右派的决策是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行动，这是一场护宪运动，因而是正确的。

　　（2）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分析。

　　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扩大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出版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中有一段分析，我们引述如下：

　　由于当时复杂的情况，卷进去的人们情况各有不同，属于敌我矛盾的人是极少数，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确有一些处于敌我矛盾边缘、拉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也有一些一时还难以分清属于哪类矛盾的人。还有一些情绪偏激但并不是出于敌意的人，甚至只是对本单位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的人。这几种人中的许多人都被划成了右派，打击面严重扩大。[165]

　　从这一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的是极少数，而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判断基本上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紧接着下面又列举了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四种情况：处于敌我矛盾边缘的人被划为右派；由于一时难以分清是属于哪类矛盾的人被划为右派；当时情绪偏激但并非从根本立场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被划为右派；对本单位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的人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这几种人中的许多人被划为右派，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有见地的。

　　不过，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果真正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六月二十九日将“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与“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的指示，[166]还会发生将处于敌我矛盾边缘的人划为右派的结果吗？至于一时难以分清到底是属于哪类矛盾，当时倒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真正贯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按当时规定的标准来划右派，后来还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吗？如果真正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五月十六日起草的“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的党内指示，还会出现将情绪偏激的人，将对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分子的严重后果吗？[167]

　　令人遗憾的是，党史著作的们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地分析，也没有对这四种情况在反右派扩大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深入地分析。

　　后来邓力群在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时候也曾说道：“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168]

　　从邓力群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他在讲话中采取了一种设问的语气，但是他的意向是明显的。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后来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由于违背了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在反右派斗争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不少单位负责人，借助反右，假公济私，针对在整风运动期间对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党内外人士打击报复，发泄怨恨，这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作出这个判断，可能会有些人不理解，认为是武断地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推给了各单位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党员干部，是所谓“决策者无过，执行者受罚”，果真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扩大化了，把许多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单位负责人提了批评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把这些在整风运动期间响应党的号召勇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分子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党内外确实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反映：党外反响热烈，传达快；而党内却反映迟钝，传达起来颇费周折。党内确有不少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和认识上对此持抵触态度。当然这里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经验不足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毛泽东提出这些观点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和约束领导干部的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这种抵触显然更具有维护个人利益的因素。正是由于这样，才导致他们不能在整风运动中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们提出的批评性意见。一旦由整风转为反右后，就乘机反击，成为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背景。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这里就从两个事件说起。

　　一个是整风反右期间发生在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事件为什么叫“二王、八司马事件”呢？我们还要先从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说起。

　　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是指唐顺宗永贞年间，王伾、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们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宦官集团又联合地方节度使整垮了王叔文集团。为首的二王：王伾贬为开州司马后，不久病死；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其属下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员干将，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在整风反右中发生在中办秘书室的事件，恰巧牵涉到了八名科级干部，而支持八人的领导又恰恰是二人（田家英和彭达璋），毛泽东就把他们比喻为“二王、八司马”，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事，告诫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

　　那么，中南海里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还要从整风运动说起。这个事件跨越五七年和五八年两个年度，中间经历了一些曲折的过程。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办秘书室的几个年轻人给秘书室主任何载和支部书记王文提了不少意见。据戚本禹回忆，他曾对何载提出如下批评：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棘手问题绕道避开；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

　　结果在六月份全国开始反右后，中直机关党委欲将八个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戚本禹，打成反党右派，说他们给领导提意见是向党进攻。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田家英和彭达璋也受到牵连，彭达璋已决定调出。他们不服，认为真正的右派不是他们，而是何载、王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何载曾秘密写了《建议书》，建议定他们反党。杨尚昆还讲到这样一件事：“（戚本禹）曾和刘华峰（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或中直党委的什么人吵过一架，态度很坏，为此曾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讲过他主张开除戚本禹的党籍。”

　　在双方争论趋于激化的时候，这个事件曾经因为一九五七年九月何载下放十三陵水库劳动，王刚接替何载主持中办秘书室的工作而一度平息了下去。

　　虽然何载离开了，但是中央秘书室关于谁是右派的争论却仍在继续。进入一九五八年后，双方的争论又趋激烈。后来刘少奇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

　　戚本禹讲：“正是这个工作组，在中直党委的支持下，把我们八个青年打成反党小集团。从三月到四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大会、小会残酷斗争。秘书室的同志都不敢跟我们接近了，我们成了比右派还要反动的反党分子。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因为在给我们定性之前，王光美那里一直退给我的文件，不退给我了。”王刚甚至以中直党委的名义整了一份林克的材料，托叶子龙交给了毛泽东。

　　那段时间的中秘室，林克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工作组甚至布置人盯梢（比如方世郁就是从青岛市公安局调来干这事的），盯的对象是支持“八司马”的领导：田家英和彭达璋。四月二十三日，何载又写了第二封《建议书》，托人转给王刚。到四月末，反党小集团的宣布已是箭在弦上，林克回忆：“当时我曾含着泪对妻子说，为了不牵连你和孩子，准备离婚，我准备去劳改、去坐牢。”恰在此时，毛泽东要身边的秘书打电话给林克，叫林立即去广州。

　　林克走后，反党小集团就宣布了，戚本禹说：“对我们的结论已经作好了。就在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去新疆劳动改造时，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在外地的毛泽东，从林克那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派徐业夫来中秘室抄大字报。知道主席关心，双方都沉寂下来，批斗会也停止了，大家都紧张地等待主席表态。”

　　据林克讲，毛泽东一见他便明确表态：“有人就是要吃掉你，但是，他们吃不掉。”表态之后，才让林克汇报。汇报之后毛泽东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

　　那次会，邓小平、杨尚昆、田家英都在场，毛泽东当众表态：“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轻人，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些年轻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轻人……因此，出了个‘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我提请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组织力量，彻底查清，向党中央报告。”

　　五月一日毛泽东由广州飞武昌，是夜和林克彻底长谈。五月三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便在卧室菊香书屋召开了由中秘室对立双方都参加的会议。

　　参加菊香书屋会议的人，林克讲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党委工作人员晓岚，原中办秘书室主任彭达璋，林克、李公绰等八人，王刚、阎草等人。戚本禹回忆，还有田家英、邓力群(中办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

　　戚本禹说：“开会之前，主席照例对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然后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主席的话，一下子把我的紧张情绪解除了。”

　　“会议开始，主席让他们先讲，王刚等人不吭声，只有晓岚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至于为什么定我们反党，她说：‘他们攻击中直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说：‘吆！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吗？’”

　　“轮到我们讲时，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的把柄，李讲话不硬气，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于是就当仁不让地讲起来。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秘书室和中办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彭、田却被说成是我们的后台。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确实有官僚主义。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罢他用眼看杨尚昆，杨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出来打圆场。他先说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不对，话锋一转，又说青年人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双方应各打五十大板，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反右。主席当场反驳：‘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挨板子，那么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受了批评，邓力群后来改变了观点，1964年我调《红旗》杂志社，时任副主编的他热情地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会议最后，毛泽东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其要点如下：

　　“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

　　“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

　　“谁叫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久仰大名，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

　　“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

　　“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大家立即展开讨论和揭发。不少人热泪盈眶、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169]

　　因为对“二王、八司马事件”的错误处理，中直机关第一书记杨尚昆，书记曾三、刘华峰都受到了批评或处分。杨尚昆虽然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名义继续指导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两个党委的工作，却不再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的职务。

　　后来杨尚昆对此有一个回忆：如果评价我这个中直党委书记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稳的话，那么，到了1958年在秘书室整风反右运动中，我被指责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事后，我辞职未成，但已开始物色适合担任中直党委书记的人选，准备换届交班。[170]从杨尚昆的回忆看，他对自己当年的错误并没有想通，还是耿耿于怀的。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中央书记处是在一线直接负责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杨尚昆这个时候还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成员竟然有此认识，这对于反右派斗争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了。

　　这就是发生在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的整个过程。这个事件发生在毛泽东身边，还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才将“二王、八司马”的冤案翻过来的。毛泽东甚至还说了“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的话，这说明即使在毛泽东干预的情况下，也有人还在负隅顽抗，这就足见当时官僚主义势力的强大了。

　　不过，所幸的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终于翻了案，没有重蹈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的覆辙，还算幸运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事件却没有这么幸运，即使在毛泽东过问的情况下，被错划的右派也还是没有能够改正过来。

　　这个事件就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曾经对李慎明谈过的他们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情况。李慎明后来回忆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年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那时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强。回到医院我又不能说是主席的指示。我们总支讨论多次，要往下砍，但每个科室抓了一个，每个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为每个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与自己对着干的‘刺头’。在整风时，这些科室领导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人，十分窝火。整风被迫停止开展反右斗争后，正好给这些领导提供了出气的机会。在我们当时的友谊医院，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整风时要给科室主任提意见，一位老同志劝他说，这个主任官僚主义确实严重，但他报复心也很强，你还是不提为好。这个小伙子说，党开展整风号召群众提意见，就是让他改掉这个官僚作风的，为什么不能提？这位老同志摇头说，你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小伙子说，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那位科室主任说，你敢说党是老虎？这还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脱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领导的坚持，原来划定的十多个右派，一个也没被砍掉。” [171]

　　我们看到，朱仲丽所在的友谊医院就是在毛泽东过问的情况下，错划的右派一个也没有能够减下来。虽然当时的科室主任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意见。但是从他们谁也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右派”来看，还是有来由的。因为这些“右派”在整风运动期间大都给自己提了不少批评意见，因而他们就利用反右的机会，乘机树威，公报私仇，拔掉自己的“眼中钉”，这也就足见这些人的官僚主义有多严重了。

　　李慎明由此作了一番评论，他说：“笔者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可能有一定的普通性。有些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我们也应看到，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责任。整风被迫中止开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此后，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都是小心翼翼的了。1957年以后，我们党又开展几次小规模的整风，但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的扩大化，成效都不明显。”［172］

　　李慎明虽然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可能有一定的普通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但也只是比较谨慎地承认了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他没有进一步对这些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过程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进行深入分析，并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在右派的进攻下毛泽东当时对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同时又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修改联系起来，从而得出“左”的错误开始出现的结论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他的认识还是有局限性的。

　　刚才我们列举的这两个事件，都是由于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在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典型事件。到底这是两个偶然性的事件呢，还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果是两个偶然性的事件，那么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对在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的打击报复行为就不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两个事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那么这些负责人的打击报复行为就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在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书中在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是这样评述的：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方向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来解决，不应该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由于反右扩大化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173]

　　从这段评述中我们看到，被划分“右派分子”的人中，除去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以外，大部分是被错划的。错划的原因，一是由于“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造成的。一是由于“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却被“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造成的。前者属于打击报复，假公济私，后者主要属于认识问题。

　　就是这些认识问题，也是由于对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指示出现了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在处理上出现不当造成的。试想，如果按照中央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为的人不要轻率划为右派的指示，[174]以及规定的其他一些标准，还会在这方面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吗？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评述中着重指出了许多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借机进行打击报复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但是也不过是比较委婉地说这是由于这些干部把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没有对这些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明确的界定。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也曾说：

　　“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175]

　　从邓力群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还是因为各单位负责人没有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政策，对在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打击报复造成的。这样经过反右派斗争，全党的三风不是减少了，反而是更厉害了，整风的目的没有能够达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领导干部假公济私，把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并没有什么异议。这里的分歧在于这些领导干部的作为在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问题上到底是起了重要作用呢，还是主导性作用？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确定的判断，就必须弄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问题上到底是否制定了相关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以及这些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的执行与否对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必须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考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否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

　　从前面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问题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其中不少指示还是毛泽东起草或修改的），毛泽东也在《事情正在起变化》、《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几篇文章中不仅就这些问题进一步作出了说明，还对反右派斗争从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上作出了新的分析和指导。从这些文章和指示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反右派斗争从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上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如果这些文章和指示规定的基本原则能够被从事反右派斗争的绝大多数干部严格遵守和执行的话，又怎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呢？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这些文章和指示规定的基本原则没有被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绝大多数干部严格地遵守和执行？难道单纯是因为他们理解和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吗？

　　我们承认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干部在理解认识上的错误确实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但是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重要原因，却并非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像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在一般情况下本来是不难分清的。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也说“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176]

　　而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绝大部分人是错划的，这错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人又是给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人。既然被错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给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同时在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政策与标准也是不难分清的背景下，这些提了批评意见的绝大多数人却最终被错划为右派，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认为他们正是由于在整风运动中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给这些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性意见，才被这些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干部划为右派的。因而我们说这才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下面的一个史实上获得进一步的验证。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已划右派分子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177]

　　在对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于十月十五日下发。[178]

　　这个标准虽然下发的晚了一点，但是这个标准如果能够被负责反右斗争的单位负责人严格执行的话，在已经划了62000多人的右派分子，就是在会上的透“底”估计才有约15万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出现比透“底”估计还多划40万右派分子的不幸后果呢？就是会上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15万右派分子，在会前也已经划了62000多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如果严格执行这个标准，又怎么会出现再划88000人为右派分子的结局呢？就是对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62000人，还可以根据这个标准进行甄别平反啊！

　　可见在当时虽然中央通过了这样的政策和标准，但是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单位负责人，却置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标准于不顾，主观随意地划定右派分子。从所划右派分子中有许多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响应党的号召给单位负责人提了不少批评意见的人来进一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负责人的打击报复是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既然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的打击报复是造成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斗争的政策、策略及标准的情况下，这些负责人为什么能够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于不顾而能够肆意妄行呢？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央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书记处和地方省市级党委的问题了。

　　② 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反右派斗争指导和监管不力，致使反右派斗争失去控制，这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中央书记处和省市级党委指导和监管不力，当然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中央书记处一般不直接划定右派，而是对各地进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指导和监督，以保证反右派斗争的顺利进行。地方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指导和监督本区域的反右派斗争。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问题上，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导和监管不力，这是没有疑义的。但问题是这种指导和监管不力，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来说，到底是一般性的原因呢，还是主要的原因？

　　从前文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可以看到，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的杨尚昆显然对此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就是在文革以后，他也没有对此承认错误，还是对当年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耿耿于怀的，甚至还想给这个事件平反。作为书记处成员的杨尚昆尚且有此认识，那么作为具体负责全党反右派斗争的中央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作用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和反思。、；了。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在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说：“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179]

　　从邓力群的国史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只是泛泛地谈到了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的责任问题。在反右派向省市级以下单位开展的时候，书记处没有对地方党委的反右派斗争进行监督和指导，总以为有了理论和政策，照政策办就行了，对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干部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没有检查和督促，结果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中央书记处的一些领导成员，后来在谈到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时，也谈到了书记处的责任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一九八○二月二十九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80]

　　黄克诚一九八○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中说：“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成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181]

　　从两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都认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能由毛泽东一人负责，作为当时书记处的成员，他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他们承担了自己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上的责任，这也就承认了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上的责任。这也就说明书记处指导和监控不力，确实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不论从邓力群的国史讲话，还是邓小平、黄克诚的讲话，他们都承认书记处指导和监控不力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的角度看，书记处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导和监控不力，到底是不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呢？他们的讲话并没有做出这样的界定。

　　现在我们先从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作用上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中央书记处是领导全党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指挥机构，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具体领导地方的反右派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就反右派斗争中的策略及划分标准问题也作了明确规定。其中许多指示还是毛泽东起草的。在中央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斗争策略及划分标准后，下一步就需要中央书记处和省市级党委来具体组织实施了。能不能将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落实下去，并指导和监控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对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上来，以供中央参考，并及时提出调整反右派斗争政策和策略的建议，这是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特别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中央作出的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又制定了适宜地方针政策、斗争策略及划分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正确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就主要取决于对这些政策措施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了。因而从领导和具体组织实施的角度上讲，反右派斗争的重任就落到了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的肩上。他们能否正确而又妥善地组织实施反右派斗争，就成为反右派斗争能否避免扩大化的决定性因素。

　　下面我们再从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占所划右派分子的比例上来进一步分析。

　　我们知道，九月二十日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已划右派分子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这多划的40万人还是在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产生的。 [182]

　　这个标准虽然下发的晚了一点，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标准下发的时候，才划了62000多人的右派分子，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也才有15万右派分子，如果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严格按照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这个标准，怎么会再有88000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呢？更何况比透“底”估计又多划了40万右派分子？就是对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62000人，也可以根据这个标准进行甄别和复查啊！

　　不论是透“底”估计中的88000人右派分子，还是比透“底”估计又多划的40万右派分子，都是在八届三全会中央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产生的。这个时候，反右派斗争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就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183]

　　可是，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同时又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各单位领导人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违反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向，但是为什么中央书记处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却没有对此进行纠正呢？如果他们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及划分标准去领导、组织和检查反右派斗争的话，又怎么又会出现近49万人被划分右派分子的结果呢？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具体负责全党和各地反右派斗争的工作。被划为右派的55万多人中的近49万人是在反右派斗争向省市自治区以下展开，中央也已经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而毛泽东又要求他们对反右派斗争随时给予检查和教育的情况下出现的。对地方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问题，不论是中央书记处还是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该予以及时的指导、检查和纠正，可是他们却没有能够这样做。因而我们认为从领导和组织实施的角度上说，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导和监管不力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③ 由于斗争对象和划分标准的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尚未被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掌握，在反右派斗争中又缺乏经验，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前进行的群众运动，不论是土地改革运动，还是三反五反运动，虽然斗争的对象不同，但是划分的标准往往在数额上有着明确的规定。土地改革运动中，把占有多少亩土地，是否存在剥削行为作为划分是不是地主、富农的标准。在三反中，又往往把干部贪污多少钱作为区分大小老虎的主要标准。五反中则往往把资本家行贿、盗窃国家财产及偷陋税的数额作为主要的标准。这些运动中，在划分的标准上，往往在数额上有着明确的规定，因而操作起来，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对号入座”了。

　　这次反右派斗争，则是针对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在划分标准上没有也无法从数额上作出明确规定，因而执行起来就比以前的运动存在不少困难。以前的标准有明确的数额限制，而现在的标准则是抽象的，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明确的数额限制。后来虽然制定了统一、具体、可操作性的划分标准，但是这些标准仍然不如按规定的数字划分起来方便易行，直接套用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起来就容易出现偏差。

　　同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刚刚提出，尚未被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掌握。 在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没有真正理解和灵活把握的情况下，贯彻执行起来也就容易出现问题。一种再好的理论，在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时候，也只能是纸上的东西。列宁指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又说：“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事实的确是这样。[184]

　　又由于过去又没有搞过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可以遵循。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到底什么样的言论属于右派言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右派行为，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划分右派，什么样的人属于右倾，什么样的人属于中间偏右分子，虽然有了政策的规定，但是要真正划清界限，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摸索和研讨。

　　这样就容易采取简单化的作法，将所有提过意见的人，看成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将他们划为右派。正是因为这样，在反右派斗争中，才容易出现判断上的失误。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属于敌我矛盾。这样处于对敌斗争的仇恨，反击起来，也往往出手重，打击狠，容易造成扩大化。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反右派斗争的特殊性，难以像过去运动中那样从数额上制定出明确的划分标准，也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没有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又由于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区分上，没有经验可循，存在一定难度，一时又难以辨别清楚，才造成了处理上的偏差，这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个重要原因。

　　④ 反右派斗争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而群众运动自身是存在副作用的，这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我们党搞过多次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在号召群众，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行对敌斗争，完成革命任务方面，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党的历史上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群众运动也是有副作用的。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有其自身发展的惯性，在没有得到有力引导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盲动性，从而使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控制，甚至会产生破坏性。即使得到了有力的引导，其自身的副作用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因而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在颐年堂与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谈到群众运动时说：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185]

　　从毛泽东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他着重指出了群众运动的副作用，有人总想利用大民主来整人，因而这个时候搞大民主是不适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要接受以前的教训，探索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但是反右派斗争为什么又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呢？

　　这是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从性质上说属于敌我矛盾，是对敌斗争。发动群众进行反右派斗争，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要求，是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方式。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反右派斗争，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经受锻炼，接受教育，增强他们的鉴别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培养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因而就在反右派斗争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

　　右派的进攻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他们早就对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极为不满。这样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给了他们同右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他们就大张旗鼓地同右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就使群众运动的副作用迅速凸显出来，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动因。

　　邓力群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这样说道：“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18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群众运动本身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右派的进攻又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这样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就使得群众运动的副作用急剧发展起来，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⑤ 毛泽东没有将反右派斗争一直负责到底，致使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偏差，这也成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毛泽东起草了一系列的指示和文章，对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及斗争策略作了明确规定，指导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在七月召开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在和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后，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既对前一段反右派斗争进行了总结，又对下一段反右派斗争作出了部署，还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

　　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187]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看到，他认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这样在反右派斗争已经走上轨道的情况下，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也就放在了农业及其他工作上来了，因而整风反右只占了他讲话的一小部分。[188]这说明毛泽东工作的重点已经从反右派斗争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而后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的大局已定，就将这个工作交给了处于一线的中央书记处去负责，而自己将精力转移到另一个方面去了。因而我们也就难以在文献资料中找到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起草或批发的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文章或指示。

　　恰恰在此以后，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

　　我们知道，在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已划右派分子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189]由此看来，八届三中全会后又划了右派分子488000多人。

　　邓力群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曾说道：“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190]

　　从邓力群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虽然作了数字的控制，但是他没有将反右派斗争一直负责到底，而是在反右派斗争发展到省市自治区以下后，将反右派斗争转交别的领导同志负责，“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去搞别的工作了。这却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七月份以后，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就开始将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农业上来了。八届三中全会后，他将反右派斗争交给在一线工作的同志，自己将精力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可是就在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全国才划了右派分子62000多人。在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却又划了右派分子488000多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主要产生于这个时期。因而我们说毛泽东没有将反右派斗争一直负责到底，致使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偏差，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以上我们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没有将反右派斗争负责到底、群众运动的副作用以及缺乏经验确实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却并非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不少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对在整风运动期间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打击报复，寻私舞弊造成的。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和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又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具体纠正这些错误，这样就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3）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

　　我们上面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那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不少单位负责人，借助反右，假公济私，针对在整风运动期间对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党内外人士打击报复，发泄怨恨，这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责任就应该由具体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来承担。

　　我们注意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是在转入省市自治区以下的时候发生的。一九五七年八月初，反右派斗争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深入挖掘的同时，开始将主要力量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以下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到九、十月间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时，才划了62000名右派分子。在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又有前一阶段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八届三中全会也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到运动结束时又有488000余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作为一线从事反右派斗争的各单位具体负责人显然应该承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责任。

　　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反右派斗争指导和监管不力，致使反右派斗争失去控制，这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而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应该承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领导责任。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毛泽东就提议中央分一、二线。毛泽东处于二线，主持大计，一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往往是在方针政策作出决定以后，毛泽东就退居幕后思考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而由一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来具体组织实施。一九五七年八月以后，当反右派斗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别的工作上去了，全党的反右派斗争就由中央书记处来具体主持开展了。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到八届三中全会时才划了62000多名右派分子。这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

　　可是当反右派斗争转入省市自治区以下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后，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了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谆谆给予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党内指示，[191]这个指示不仅是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也同样适用于此后具体主持全党反右派工作的中央书记处。

　　在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又有了前一个阶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八届三中全会又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反右派斗争的标准》，并在中央要求对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的反右派斗争随时进行检查和指导的情况下，却又划出488000多名右派分子。这恰恰是中央书记处具体主持全党的反右派斗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持本地反右派斗争的阶段。

　　在毛泽东主持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反右派斗争的第一阶段，全国总共才划了62000多名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闹得最凶的也就集中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因而这里面有不少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这个阶段虽然也有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但其比例在整个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中是很小的。

　　在中央书记处具体主持全党反右派斗争和省市自治区主持本地反右派斗争的第二阶段，总共划了488000多名右派分子。这个时期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占了整个被错划右派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没有按照中央已经制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及《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去检查和指导工作，及时纠正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致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因而我们认为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应该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负主要领导责任。

　　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领导责任。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性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机、政策和策略都作了明确规定，在他主持的中央全会上又制定并下发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工作上去了。在反右派斗争转入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后，他仍然担心反右派斗争可能会出现偏差，于是又起草了要求省市自治区对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反右派斗争及时检查和指导的党内指示，但是不论是具体主持全党反右派斗争的中央书记处，还是主持本地反右派斗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没有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尽管这样，鉴于毛泽东担任着中央主席这一领导职务，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也与他对工作的监督不力有关，因而我们说毛泽东也是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领导责任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负有主要责任。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领导责任。

　　8、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仍然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显示，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也已经结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索，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

　　那么，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阶级矛盾还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下面我们就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研究这个问题。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探索。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到底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又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他并没有轻率地做出判断。这是因为他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对这个问题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的这个认识可以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得到验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92]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已经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他并没有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阶级矛盾的实际存在情况区分开来，而只是概括地说阶级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层出不穷。这表明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了，对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的全国宣传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答问题时说：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193]

　　看来当时有人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仍然认为以阶级斗争为主，因而才在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了到底是以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问题。从毛泽东的回答看，他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现实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还是以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不过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具体说明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的。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194]

　　在这次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现在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过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党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建党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们全党学会了阶级斗争，夺取了政权，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面貌。现在我们全党也一定会学会经济建设。力争少犯错误，负出较小的代价，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就是全党下一步的任务了。

　　三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195]

　　从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显现出来了。他又进一步解释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含义，就是说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意识形态方面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我们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指出了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斗争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说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认识深化了。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时，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196]

　　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接着就要转入与自然界的斗争，实现工业化，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党要认识到这种变化，为实现这个任务而奋斗。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在我们面临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197]

　　从这次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指出了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出现的矛盾就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于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我们注意到，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他还没有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而到同年九月召开八大的时候，却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新的理论的产生，并影响其发展。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也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98]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甚至还要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这个时期出现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一般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今后出现的更多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会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要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甘肃省委向中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个矛盾，应当以哪个为主，毛泽东说，还要看一看，没有答复。[199]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时说，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200]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还是后来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里，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既没有对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作出肯定性的表态，又没有提及八大政治决议中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也没有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解释。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阶级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问题；也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仅仅是完成了经济战线（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仅不能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且还会出现倒退，直至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生，这样就必然破坏而不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还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进行新的研究和思考，以求在探索中确定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2）毛泽东对八大决议提出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表示质疑。

　　我们知道，在八大政治决议上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是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论断质疑呢，还有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才对这个论断产生疑问的呢？对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决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01]

　　这是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那么，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和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见，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202]

　　由此我们看到，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通过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的。从他对八大政治决议“琢磨了半天”来看，当时对这个论断还是有疑问的。由于大会快闭幕了，时间比较紧迫，毛泽东当时又没有发现什么别的问题，也就认可了。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他的疑问，随后他又对此提出了质疑。那么，他提出质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当有人问道，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年，不是先进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203]

　　我们看到，毛泽东驳斥了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指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在如何纠正这个错误，以便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在进行着探索，但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因而他希望大家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谈话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当时还未开展反右派斗争，我们再结合前面的文献资料就可以断定，毛泽东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疑问，并非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才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这就表明他不是因为反右而是在此前就意识到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存在着严重问题。

　　那么，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知道，社会主要矛盾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只有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纲挈领，势如破竹，以点带面，推动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从当时社会存在的多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中去寻找，而不能置这个矛盾体系于不顾，从将来或外国的发展历程中去寻找。正是从这里出发，毛泽东才说将落后的生产力与外国比较，或者与将来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在理论上说不通的。这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会出现两种解决矛盾的方法：一种是改变社会制度以使它“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得到解决。

　　如果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这一矛盾出发，就容易使人认为既然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同时这又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还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社会主义制度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因而才产生了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应该退回去，重新确立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就是生产关系），这样就会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论来。于是当时党内就出现了要搞新民主主义，反对合作化，认为搞社会主义是下一步的主张以及后来出现的“补课论”。

　　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尽完善，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来说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建国后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史实也初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和过去相比生产力发展并不落后的原因。

　　另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既然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这种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能够协调发展，这样就必然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目的，也是他们一生致力追求的目标。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对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思虑再三，没有轻易否定。就是在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尽管毛泽东并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也认为这个表述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但是他却没有要求立即纠正。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解释。”[204]

　　十月九日，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时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205]

　　关于毛泽东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后来邓力群回忆道：“我们在三大改造以后，据我的接触，也是毛主席讲，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觉悟的。尽管毛主席对乔木的那句话（指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引者注）表示了不同意，但没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是右派进攻以后才引起注意，还有右派，还有阶级斗争，来个反右派斗争，形成了这套理论和政策。”[206]

　　后来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在谈到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时说：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半年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我们很多同志就觉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207]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八大通过政治决议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产生了疑问，后来他不仅多次表示了他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意见，而且还指出了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存在错误的原因所在。鉴于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中，蕴涵着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容，同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有待于毛泽东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因而毛泽东即使并不赞同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也只不过是在党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暂时没有公开予以否定。只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毛泽东才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既然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毛泽东才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反右派斗争是不是毛泽东将阶级矛盾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原因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3）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确立阶级矛盾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原因。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在探索中他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在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由于在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因而就有不少人认为是反右派斗争才导致毛泽东否定了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将阶级矛盾又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对毛泽东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决定性的作用呢，还是一个导火线？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前毛泽东就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毛泽东不仅自己一直在进行着思考，而且还一再鼓励全党同志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于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作为对中央一级单位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单位反右派斗争总结性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两篇文章中，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也并没有明确提出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才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

　　这里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派斗争到底是毛泽东确立阶级矛盾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原因呢，还仅仅是一个导火线？

　　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造成匈牙利政局动荡，内部出现严重的骚乱，最后是出动军队才镇压下去的。而中国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发起的攻击，则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退的。这两个事件是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呢，还是社会内部矛盾的必然表现？如果是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在镇压了匈牙利的叛乱和打退了右派的进攻之后，就可偃旗息鼓了；如果是社会内部矛盾的必然表现，就要通过对两个事件的剖析，挖掘出产生这两个事件的根源，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这类事件的重演。

　　从理论和实践上，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后，如果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匈牙利事件和右派的进攻不过是偶然性的孤立事件，他就不会在反右派斗争后，从对匈牙利事件和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事件的反思中，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之所以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在客观上表明他从对这两个事件的思考中已经认识到这并非偶然性的孤立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发生作用的结果，并由此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后来毛泽东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08]

　　这是毛泽东为总结中央一级单位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单位反右派斗争和匈牙利事件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里的文字。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可以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互相补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必然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获得巩固。

　　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部分按语。毛泽东为此于三月十九日特地写了一个说明：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209]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派斗争中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虽然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没有取得基本的胜利，或者说完全的胜利。而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的胜利，或者说完全的胜利，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胜利就是不巩固的。这就是毛泽东从对这两个事件的理论思考中产生的新的认识。由此看来，不是这两个事件，而是这两个事件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毛泽东确立阶级矛盾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也曾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210]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通过对匈牙利事件和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分析，认为它们并非是偶然性的孤立事件，而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在生产关系其他方面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因而在这个领域的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表现，因而他提出要解决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匈牙利事件和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毛泽东确立阶级矛盾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导火线，而并非决定性的原因。

　　（4）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在党内达到共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渊源已经形成。

　　我们知道，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毛泽东是谨慎的，没有轻易表示态度，他仍在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着探索和研究。在反右派斗争后，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将这个问题提交党的中央全会进行讨论研究。在讨论中，尽管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是最终还是达到了一致意见，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形成的滥殇。

　　① 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毛泽东一直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可是在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谈到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时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来看，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211]

　　我们看到，在去年甘肃省委两个矛盾以哪个为主时，还难以做出回答。而现在毛泽东却明确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在讲到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阶级矛盾包含两类矛盾。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既包含着人民内部矛盾，也包含着敌我矛盾。八大说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那是说在经济上的阶级矛盾解决了，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矛盾还没有最后解决。不过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没有将经济上和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矛盾分开。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所讲的过渡时期与一九五三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有区别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一段时间。而现在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一九四九年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还要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者我们称为狭义的过渡时期，后者我们称为广义的过渡时期。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误。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引者注）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帐上。要集中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1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基础上）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尚待完成。这个问题在八大的时候还没有看清楚，现在认识清楚了。尽管现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报纸上先不要宣传，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整风，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213]

　　我们看到，在谈到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关系时，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比九月十九日谈话讲的更清楚了。阶级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既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又包括敌我矛盾。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阶级矛盾中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数的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敌我矛盾，也就是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反之亦然。

　　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再一次谈到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214]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又一次重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在八大的时候还没有看出来。他也又一次指出了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不对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他又对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及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分析和说明。那么，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后，中央委员们又有什么意见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② 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与会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终在党内达成了一致意见。

　　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参加三中全会的与会人员对这个论断究竟是什么看法呢？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个论断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讲话后，当时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九月二十四日的一期会议《情况简报》反映：“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许多同志觉得毛主席……又把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提出来了，这和八大决议以及一些整风文件中的提法不一致，希望中央负责同志再解释一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讨论过程中基本上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即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有的同志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一点有时被忽视了。1956年三大改造胜利，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致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多，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强调不足。这一点在八大也讲得不够。只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没有更明确地指出所有制虽已解决，但人的改造、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却没有解决。因此在今后15年到20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仍将是国内的基本矛盾。”

　　有的同志说：“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是过渡时期仍有人民内部矛盾存在，而且解决这些矛盾，总不能脱离两条道路的斗争。”

　　还有的同志说：“过渡时期既然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就应该说当前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这一矛盾，是顺利地解决其他各种矛盾的主要关健。”

　　另一种看法，不同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仍然坚持八大的基本观点。

　　有的同志说：“虽然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右派，但不应把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有的同志说：“这渡时期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是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的。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是多方面的，而敌我矛盾比较简单。当前主要是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是很重要的敌我矛盾。但这只是少数的，而大量的、经常的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八大决议对当前国内矛盾的分析仍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估计。”

　　还有的同志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了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又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八大决议对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正确的。”

　　持这种看法的人，其中心意思就是说，虽然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激烈的、尖锐的，但它是“一个时期的”、“少数的”，不应该由此断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215]

　　我们看到，在三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后，与会人员在热烈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种是不赞成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正确的。同意毛泽东观点的人自不待说，反对毛泽东观点的人，他们的论据也就是只有敌我矛盾才是阶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现在大量存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时期的”少数人的作为，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虽然这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才是正确的。

　　在毛泽东已经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明态度的情况下，在中央全会上仍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这从客观上说明那时的中央全会还是民主的。在出现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毛泽东认真听取了与会同志的发言，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他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经过讨论最终在党内达成一致意见。

　　可能有人会问，当时是不是有人碍于毛泽东的权威，违心地同意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呢？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的存在，但是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在中央委员会内就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共识的结果。虽然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曲折，但就在一九七八年以后，也就是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被否定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而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却仍然得到了肯定。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这样表述：

　　“1957年右派进攻的事实证明意识形态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确是没有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的完成而自然结束。但是怎样处理好这种斗争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党还缺乏经验。”[216]

　　在这部党史著作中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而自然结束，这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没有完成。至于如何完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部党史著作的只是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党还缺乏经验”，却没有作出回答。

　　我们看到这部党史著作的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遮遮掩掩的，欲说还休。其实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既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两种可能性，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必然还是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分析下去的话，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矛盾显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与一九七八年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相冲突，因而该书的为了逻辑上的一致，就省略了后面的分析。

　　薄一波后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而在这方面（指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者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国内国际，可以说‘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以后的20年（1957年—1976年）中，尽管在实践上我们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犯过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但从理论上说，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还是站得住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觉。应该看到，在世界上还存在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也不能轻易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人民同某些与人民为敌的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斗争也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这种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往往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如果对这种斗争不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很危险的，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217]

　　这是薄一波就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关于我国阶级斗争问题加写的一段话的评论。

　　薄一波结合此后国内外发展的史实，对毛泽东关于我国政治上思想上阶级斗争的论述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他认识到了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联系，提出的“在世界上还存在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也不能轻易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观点也是富有远见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之上的。这就与他前面的观点产生了矛盾。

　　有人可能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呢？

　　我们认为，既然薄一波认识到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仍然存在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两种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么就应该把阶级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果薄一波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和说明，就会得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与他认可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产生了不合，也与一九七八年后中央作出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相冲突，因而他只是抽象地肯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国内国际，可以说‘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从理论上说，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还是站得住的”，而没有明确地指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就是确立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而仍然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与他前文所说的在政治上思想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从以上两个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两个文献资料的虽然都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尚未结束，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否定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然而一九五七年后国内外发展的史实却对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不断作出新的印证。这就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争论仍未完结，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当时被全会接受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的。

　　由于八大政治决议中有一个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同时在三中全会上讨论时又存在不同意见，而当时又处在整风时期，如果公开提出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会对整风造成冲击，因而毛泽东尽管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但还是不同意当时予以公开宣传，因而在全会后就暂时只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不提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那么，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是什么时候才公布与众的呢？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公布与众的呢？

　　薄一波对此有一个回忆：

　　毛主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为全会所接受。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这次会议之后，一段时间内只提两条道路的斗争，暂时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12月9日，毛主席到杭州，16日，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同志开会，周总理参加。毛主席看到江华同志12月9日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十分高兴和重视。17日凌晨，他给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他的秘书叶子龙写信说：“叶子龙同志：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二时。”接着，17日下午和18日，毛主席连续召集这些同志以及江华同志继续开会，主要讨论江华同志的报告。23日下午，毛主席又约江华、胡乔木、田家英同志，谈江华同志报告的修改问题。

　　经过修改后的江华同志报告的第一部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写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这篇报告由《人民日报》于1957年12月28日发表，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江华同志“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

　　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同志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其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提法和江华同志报告中的提法基本相同。毛主席审阅了柯的报告，并作了一些修改。《人民日报》于1958年1月25日发表，并加编者按说：“柯庆施同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的处理，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这样，通过发表江华同志和柯庆施同志的报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就公之于世了。[218]

　　虽然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个论断在党内也达成了共识，后来也公之于世了，但是在程序上完成对主要矛盾的修改还是八大二次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219]

　　③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滥觞。

　　通过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定上是慎重的，他虽然并不赞同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却也并没有冒然提出新的论断，而是从实践和理论上仍在进行着探索和思考。就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分析反右派斗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两篇文章里，他还是没有提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显示，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才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三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逐步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这个时候讲的过渡时期是指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后来他讲的过渡时期还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我们注意到，后来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内容和期限的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以匈牙利事件和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切入口，通过深入的思考，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两个事件并非是孤立的偶然性事件，他们的发生有着深层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主要矛盾表现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在经济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前，阶级矛盾就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又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推动他们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他们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就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联系起来，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他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从根本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这从建国后我们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分配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仍有一些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这也就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就是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下，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通过对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的分析和思考，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仅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方式（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在上层建筑（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上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只能说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还不能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这是因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还未解决，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复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最终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才提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这样看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战线（主要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前提，没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可能开展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保证，没有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难以巩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颠覆，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不论是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如果把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话（第一次），那么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第二次）。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由来。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矛盾中，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中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少数表现为敌我矛盾。这样在处理阶级矛盾的时候，多数阶级矛盾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只有少数阶级矛盾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这就要正确区分和处理阶级矛盾内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我国社会阶级矛盾性质的论断。这就要求我们党以这个论断为指导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进行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在这个论断的指导下进行的。比如在庐山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定性为一场阶级斗争，也不过是将他们调离一线岗位，却保留他们的党籍，仍然留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文革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在被定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二把手的情况下，直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前毛泽东还希望选举刘少奇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始终保留党籍，后来又被委以重任。这是阶级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范例，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

　　不过，我们还应注意到毛泽东说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性质相同，但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业合作化上，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方式来完成的，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则是通过和平赎买，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特点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私合营为特点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与此相似。这都是通过和平的而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的。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是将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变为公有制，资产阶级又掌握着生产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也可以提供理论指导，这种斗争是有形的，目标是清楚的，因而在这情况下进行阶级斗争也就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却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了。这不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没有前例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而在阶级斗争的对象、形式及特点方面均与过去有着重大不同。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不仅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更要探索如何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次党内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成效呢？实行以后的经验教训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9、整风反右的历史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那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尽管中共八大的政治决议中已经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毛泽东却对此表示质疑。这个时候，他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在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后，以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经过深入的思考，认识到仅有一个生产资料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只不过是表明在经济战线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得不到解决，那么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也就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得失。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维护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充分条件，因而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石。

　　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范畴内的大部分矛盾，从性质上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一小部分矛盾从性质上表现为敌我矛盾。在阶级矛盾中，处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阶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向敌我矛盾转化，反之亦然。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存在的阶级矛盾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存在的阶级矛盾虽然性质相同，但其表现形式及解决方式又是有着重大区别的。

　　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因而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是有形的。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往往表现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观念上，因而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是无形的。这种无形的矛盾就表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比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复杂得多，艰难得多。

　　我们还要看到，既然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以初级、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整风反右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方式。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为了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及时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使全党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了整风运动。但是右派却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不得不发起了反右派斗争。

　　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中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斗争策略，但是最终却出现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时负责反右派的各单位负责人借助反右，假公济私，打击报复，是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反右派斗争指导和监管不力，致使反右派斗争失去控制，这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这样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责任就应该由中央书记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具体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各单位领导人来负责了。

　　正是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不少热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向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批评意见的人被错划为右派，整风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党的作风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好转，反而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这种状况的消极影响，使得以后进行的几次整风，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毛泽东试图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途径的努力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220]如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被划为右派，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吗？毛泽东这样讲也就表明他不仅意识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且知道这种原因就是因为不少向党员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人被错划为右派，遭到打击报复造成的。这使得他对官僚干部队伍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单靠党员干部队伍的内省、修养及自我改造，没有相当的外部压力是难以实现党的作风的根本好转的，也是难以达到整风的目的的。尽管此前他也有这方面的认识，[221]但是这次整风的失利及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他的认识比以前更为深刻了。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的争论趋于激烈，这种争论从实质上反映出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争论中出现的右倾则从客观上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前面我们分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全后，以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毛泽东认为单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国内外、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的情况下，庐山会议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空前激烈，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为标志，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庐山会议上进行的斗争，是坚持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是不是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场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使中国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继续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二。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关系问题的综述。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而八大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对这一提法表示质疑。

　　虽然毛泽东并不赞成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上，他是极为慎重的，并没有轻易作出判断。后来他以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经过深入地探索和思考，才认识到仅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才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22]

　　我们知道，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源于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决定着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如何决定着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生产力。

　　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因为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权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同时也还未进行上层建筑上（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223]如果没有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如果一旦失去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就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已经付诸东流，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理出发，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必然会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将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因而要想使我国社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就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要想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就必须再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巩固，才能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由此看来，正是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决定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既表现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也表现在上层建筑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在上层建筑上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解决这个领域的阶级矛盾。这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2）阶级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

　　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既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具有对抗和非对抗的两面性质。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一部分表现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因而大量的阶级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224]

　　我们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时候，大部分的阶级矛盾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只有一部分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矛盾，在解决过程中当然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化解矛盾，达到团结的目的。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上层建筑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存在。如果上层建筑上的阶级矛盾不能得到解决，不仅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成果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得失，因而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一部分表现了敌我矛盾，具有对抗和非对抗的双重性质。这就要求我们党在解决阶级矛盾的时候，采取适宜的措施，避免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是阶级矛盾的激化，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而这次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右派与人民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那么，这次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事件，又是否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呢？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出发，这次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应该按敌我矛盾来处理呢，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内外、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议论纷纷，庐山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致使意见难以统一。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党内思想难以统一，还会动摇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在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同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之间又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会议的争论空前激烈，如此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是由于这样，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才发表了长篇讲话，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1）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自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很快毛泽东就觉察到在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于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领导全党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

　　我们先看庐山会议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纠“左”取得的成效。

　　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召开的武昌会议和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划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两个界限，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要办工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225]

　　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要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了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226]

　　在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召开的上海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重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和旧帐要算的问题。[227]

　　在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前期他又提出了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地位问题。[228]

　　从后来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虽然纠“左”尚未完成，在供给制、食堂和生产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及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左”的问题，但是我们通过对整个纠“左”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纠“左” 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再看在大跃进高指标方面的纠“左”取得的进展。

　　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中规定：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229]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将钢产量从三千万吨调低到一千八百万吨。[230]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到五日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又决定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一千八百万吨降低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降低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231]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引者注），就是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232]

　　六月，毛泽东在阅读李先念六月十一日关于一九五九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情况的报告时，批注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233]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经过调查研究，在纠“左”过程中，对一九五九年钢产量和粮食产量的指标已经作了大幅度的压缩，虽然压缩后的指标仍然偏高，与实际可能达到的指标还存在差距，但是压缩后的指标毕竟在逐渐接近实际的生产能力，且与实际生产能力已经相差不大。同时，从毛泽东的讲话看，就是压缩后的指标仍然还存在调整的空间。这从后来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指标的进一步调整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还认为经过纠“左”市场供应状况正在好转，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实现根本好转，形势在逐渐地好起来。

　　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还可以从八月十六日下午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中反映出来。他说：“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的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234]

　　从这段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说“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显然是认为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北京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六月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在纠“左”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他们在以前存在严重“左”的错误的时候，在纠“左”的会议上却不提出问题，而在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反而提出了这些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

　　由此我们认为，不论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是大跃进，在庐山会议前尽管在纠正“左”的错误方面尚未完成，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但是毕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

　　在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当时国内外和党内外又是如何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呢？

　　首先我们看右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

　　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235]

　　对于右派的这些言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七月十日和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均提到过。[236]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机关党外人士的议论。

　　六月间，国务院所属工业、农业、财经、文教十几个部委的党外人士，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统战部作了一个综合反映：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看法。例如，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有的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有的甚至说：“现在物资供应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一机部的工程师说：“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错了。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一机部一位人大代表说：“我在思想上有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就是如何对待运动。我很怕运动。对有些意见，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干。”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237]

　　这个材料反映了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有不同看法，对去年大跃进有怀疑，认为去年全民炼钢的口号不正确，认为去年的群众运动有偏差，认为人民公社运动的速度太快了，对现行政策发生怀疑等等。七月五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会议。[238]

　　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有不同看法。我们先看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提到的江西省委党校的议论。

　　一九五九年五月间，当讨论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公社方针时，江西党校八十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初步鸣放后，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有如下看法：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3、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就是农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对公社化运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2、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3、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4、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239]

　　同时还认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两大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的复活，其中许多提法是错误的，给下面造成了困难等等。这个材料在七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会议。[240]

　　在国务院直属机关中也存在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

　　六七月间，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自由议论学习中，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看，认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急太猛。要算政治帐，但也应算经济帐，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可以进口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使政治影响不好。“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241]

　　在军队中也存在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我们看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提到的广州军区的材料。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反映（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1956年好，1957年较好，1958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路线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242]

　　这个材料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这个简报中的材料又是来源于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我们看到在这个材料中，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攻击地方干部，对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各项规定也有不满，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这种情况。七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将这个材料印发会议。[243]

　　在地方一些省市区也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我们看下面这份材料。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将《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印发会议参考。这个材料来自于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否定大跃进，说工业跃进了，农业没有跃进，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有跃进，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劳民伤财，很不合算，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244]

　　就是苏联也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赫鲁晓夫也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三道四，指手划脚。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将《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材料印发会议。[245]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国内外、党内外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虽然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但是批评和指责的话也不少，有的甚至说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将这些材料及时印发会议，提供给出席会议的高级干部参考。希望他们正确对待这些意见，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在讨论的基础上，对形势的认识达成一致意见，以利于将纠“左”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在考察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时，不能不注意到这个背景。

　　（3）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存在严重分歧，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使会议的争论更趋尖锐、激烈。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之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

　　关于庐山会议前半个月的会，在表面平静的背后却隐藏着激烈的争论。对此，黄克诚也曾回忆说：“庐山会议前半个月被称为神仙会，提了十几个问题来讨论研究，发言虽有分歧，却无重大交锋，气氛并不紧张。但在表面的平静下，却隐藏着‘左’、‘右’之争。‘左’的方面气势高，不愿听人谈问题严重，有人甚至在会上打乱别人的发言。‘右’的方面则想把缺点、错误谈够，要求对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认识，认为不如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对会上不能畅所欲言，感到压抑。这种情况主席是知道的，但也认为是正常的。”[246]

　　虽然黄克诚的回忆是建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错误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但是却也反映出庐山会议前半个月在表面平静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左”右之争。至于右的方面要求将“错误谈够，要求对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结合前文对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来进行分析，他们的意向也就很明显了。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在收到这封信后，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看下面两份文献资料。

　　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吴冷西在回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文章中写道：“家英还说，从今晚的谈话看，主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批判彭老总。我问为什么？家英说，主席今晚谈到彭老总时说，他开始并没有觉得彭的信有什么问题，所以批了几个字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既然有这些意见，而且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登在简报上了，把这信印给大家看看也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更没有打算23日讲那番话。”[247]

　　邓力群后来在《国史讲谈录》中也回忆道：“庐山会议的前期是反‘左’，但后期因彭德怀同志的信会议发生了变化。王任重同志后来讲，刚收到信时，有些同志看了，对彭老总的信有些意见。毛主席还讲：他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党中央主席，一个政治局委员写信给我，尽管有些意见不太妥当，没什么关系，这是正常的。”[248]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并没有觉得这封信有什么问题，从组织程序上说他也认为是正常的。他之所以要印发会议，是因为从会议前期的讨论及彭德怀的信中，毛泽东认识到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尽管毛泽东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在国内形势问题上，“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249]但是会议却没有按照毛泽东设想的轨道前进，仍然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从会议的分歧和争论中，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是无法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完成会议的决议，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因而为了在党内进一步统一认识，毛泽东才提出改变庐山会议人员分组办法的建议，同时提议留守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副主任，来参加庐山最后一星期的会议。这样看来，毛泽东还是希望通过延长一个星期的会期，通过深入地讨论，使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的认识上达成共识，以便继续纠“左”，完成今年的任务。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施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这种争论还表现在会议文件《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上。［250］

　　可见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更趋激烈。从当时的态势看，如果争论下去，不仅党内的意见无法统一，甚至还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我们再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黄克诚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持保留态度的。他后来回忆说：“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251]

　　看来，黄克诚一开始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怀疑态度。在庐山会议已经进行半个月后，中央通知他到庐山开会，具有丰富党内斗争经验的黄克诚已经意识到会议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他确实有许多意见，希望能够借机向中央直接反映。

　　黄克诚上庐山后，与出席会议的人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交换意见。

　　他回忆道：“当天晚上（7月17日）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252]

　　从黄克诚的回忆看，李先念和他有着共同的认识。特别是周小舟、周惠、李锐认为要改变“左”的方针，这实质上就是要改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不过是说得委婉一点罢了。他们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这就反映出当时会议争论的激烈，客观上说明了他们要求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行动遭到了抵制。

　　黄克诚又回忆道：“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豪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明。”[253]

　　黄克诚与谭震林是井冈山上的老战友，相知甚深，因而没有什么顾忌，能说心里话。这两位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战友之间的争论，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的激烈程度。

　　黄克诚也承认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当时党内外的确意见很多，甚至很激烈。”[254]谈到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时，他回忆道：“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255]

　　从黄克诚的回忆看，当时的争论还是很激烈的。在会上发言时，他所在的那个组除了罗瑞卿、谭震林外，绝大多数人是与他有同感，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的。

　　李锐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与会人员围绕彭德怀的信进行的发言情况。他也认为“尽管对彭德怀的信看法不一，甚或有各执一端的，但总的说是正常的发表意见，不过有了更多的、甚至较尖锐的争论。”[43]他还说“我的记录本上，记有7月20日刘少奇提的三个问题：1、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2、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1300万吨是否右倾？3000万吨是否“左”倾？”[256]

　　从李锐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使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更趋尖锐、激烈。至于他记录本上刘少奇提出的“左”倾和右倾以及是否犯了路线错误的问题，就不仅反映出当时会议争论的激烈，而且还说明了这种争论已经触及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否犯了路线错误的程度。这种争论的高潮就集中表现在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对彭德怀信支持的发言和七月二十二日柯庆施、李井泉对彭德怀信的不满上。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257］

　　在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庐山会议上，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出现了如此激烈的争论，特别是这些争论发生在几位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如果会议不能统一思想，又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呢？但是又如何才能够统一思想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呢？他在采取这些措施和手段之前，征求过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没有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3、透过庐山会议的激烈争论，见微知著，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企图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若干迹象，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右倾思想业已产生，因而就及时提出要进行反右倾斗争。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议论纷纷，毛泽东从会议的简报、谈话中了解到，庐山会议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争论更趋激烈。他先前希望通过会议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意图不仅没有能够实现，而且从发展的态势上看，还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这种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258］毛泽东在与这三位常委商量后，准备第二天开大会。［259］

　　虽然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我们无从查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是在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这三位常委商量后才决定第二天开大会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断定他们谈话的内容肯定涉及到了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状况、争论的性质以及中央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引导和对待这种争论。毛泽东在第二天大会上讲话的主要观点应该在这几位常委之间初步达成了共识，否则的话，毛泽东是不会在七月二十三日讲那番话的。

　　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这三位常委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谈话来看，毛泽东对发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提出反右倾是慎重的，他是在征求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这三位常委的意见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而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却信誓旦旦地说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前没有和其他常委交换过意见，[260]以此来攻击毛泽东个人专断，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是别有用心的。

　　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在敏锐地觉察到纠“左”过程中右倾已经出现了的情况下，才在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后，在庐山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健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261］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262］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点名，但实际上是批评彭德怀等人的。毛泽东承认他们反映的事情是属实的，讲话的内容还是基本正确的，他们也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确的前提下讲话的，但是他们讲话的思想、方向、立场是存在问题的，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动摇性。他们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而是介于左右之间的中间派，中间偏左还是偏右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这里让人疑惑的是，既然他们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确的前提下讲话的，毛泽东也承认他们讲话的内容是基本正确的，那么又为什么批评他们讲话的思想、方向、立场是站在哪一边，说他们存在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呢？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到底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呢？

　　这里就涉及到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评价问题了。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呢？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到底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不能看他们口头的表述，而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透过现象把握问题的本质。首先要弄清楚彭德怀等人是否认为前一个时期的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纠“左”尽管还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是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并力主加以纠正的。从以前九个月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来看，纠“左” 的主要政策措施还是毛泽东在调研过程中提出来的，而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什么贡献。对此彭德怀等人也是知道的。这就不能不使人发出疑问：在以前进行纠“左”的会议上，为什么他们不提出意见，而当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反而对纠“左”表现出不满，在会议上争论不休，致使意见难以统一呢？他们要干什么呢？

　　由此我们进一步做出判断，从他们以前在纠“左”会议上没有提出批评意见，而这次在庐山会议上却不仅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而且还进行激烈的争论来分析，他们实际上认为纠“左”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在以前存在严重“左”的错误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而在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再去提出这些意见了。而毛泽东恰恰认为经过九个月的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样就在纠“左”是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庐山会议前在纠“左”问题上是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分歧，到底仅仅是认识上的分歧，还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分歧呢？

　　彭德怀等人是出席了以前的纠“左”会议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划分两个界限，认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降低生产指标，保护干部的积极性等等，使人们从思想上逐渐澄清了模糊的认识，制定了适宜地政策措施，当时混乱的局面已经出现了重大改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里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的是，他们为什么对以前在纠“左”过程中取得的实质性成效缺乏清醒地意识呢？如果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表示赞成的话，为什么他们无视前一个时期在纠“左”过程中取得的实质性成就呢？这与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认识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作为参加庐山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知道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议论纷纷。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就已经提出“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263]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乃至激烈争论他们又是置身其中，心知肚明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还要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呢？难道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他们不知道，出现问题后，一味地批评指责，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时候就是要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付诸于实施，争取早日摆脱困境。这样争论下去，又怎么能够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达到统一呢？如果会议不能使思想得到统一，又怎么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呢？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庐山会议在纠“左”问题上是不彻底的，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以前的纠“左”只是一些具体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实质问题。这个实质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从黄克城与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小舟等人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是不行的，而黄克诚从一开始就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保留态度的。[264]

　　因而综合以上这些因素我们进行分析，在纠“左”进行了九个月，又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仍然认为纠“左”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才不顾毛泽东在会议召开时所打的招呼，不顾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议论纷纷的事实，执意在会议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致使会议的思想难以统一。在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照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样在纠“左”问题上是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分歧，就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事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问题了。因而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起码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产生了质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他们是站在那个思想、方向、立场上来看问题了，说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产生了动摇。

　　毛泽东对党内出现的右倾的觉察和批评还表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写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批语中。

　　他写道：“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过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了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出现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265]

　　在这个批语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明确指出了党内外出现了右倾思想和活动。他认为党内出现左右之争，从党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是正常的。他把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资产阶级右倾性质的；一种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我们和坚持资产阶级右倾观点的同志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和无产阶级内部在思想认识问题上有错误的同志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和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和成绩认识的不同。对党内外出现的这种动态要给予符合实际的估计，既不要估计过低，也不要估计过高，以便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站到革命的行列中来。当然这种团结争取工作既包括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上出现错误的同志，也包括产生右倾动摇思想的同志。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国内外、党内外、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中，敏锐地发现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动摇乃至否定的右的倾向已经产生，因而他就在讲话和指示中向出席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旗帜鲜明地指出来，希望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以期纠正这种倾向，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

　　我们还可以从后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中看到当时会议的争论已经涉及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还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266]

　　毛泽东八月二日下午在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时还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议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议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267]

　　他又说：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找错误、缺点。确实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缺点，已经改正了，他说改正了不算，还要再改。他们抓住那么一些东西，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领导机关错误。是否如此，需要讨论。我们七月这一个月的庐山会议大体经过就是这样。[268]

　　从这两次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从会议的激烈争论中认识到，当时争论的实质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确与否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健。正是由于这样，他才提议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究竟要采取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民公社还要不要办下去，不搞外交辞令，开门见山地把这个问题扯清楚，以便于统一思想，完成下一步的任务。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庐山会议期间，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国内外、党内外、会内外已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议论纷纷，毛泽东原来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的设想，[269]不仅没有能够得到实现，就是在参加庐山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个时候，彭德怀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彭德怀的信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于是他索性批示印发会议，同时改变庐山会议人员分组办法，通知留守北京的中央及各部委领导参加会议，以期在讨论的基础上，在党内就这个问题取得共识，完成纠“左”和今年的任务。

　　但是在彭德怀的信印发后，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更趋激烈。在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实质上就是坚持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问题。从会议的发展态势看，出现了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迹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于是在征求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位常委的意见后，毛泽东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4、在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来洞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旦被否定后所可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严重隐患。

　　我们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大跃进就是要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自然也就归全国人民共同享有。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通过农村生产关系的适度变革，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全民大炼钢铁、土法炼钢、高指标、共产风、对人民公社所有制及商品经济等问题上的错误作法，不过是一些具体形式而已，根本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只有抓住这个本质特征，我们才能够拨开笼罩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迷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

　　既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要从中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纠“左”过程中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与其具体形式区分开来，要弄清出现的错误究竟是其具体形式还是本质特征造成的。只有在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是由于其具体形式而非本质特征造成的以后，我们党才能够在探索和实践中，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纠正其错误形式，找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确途径，找到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我们还应将已经制定的纠“左”的政策措施和这些措施尚未落实区分开来。前面我们说过，在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说在纠“左”政策措施的制定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这些政策措施一般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我们不能因为纠“左”的政策措施尚未完全落实，就否认纠“左”在政策措施的制定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也不能因为制定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纠“左”措施，就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已经落实了。在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这些纠“左”的政策措施虽然尚未完全落实，但是这些政策措施毕竟已经制定出来了，还要在纠“左”问题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程序上讲，这些政策措施是会很快落实下去的。彭、黄、张、周等人作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不会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在已经制定出了纠“左”的政策措施，而且会议还要继续进行纠“左”，进一步落实这些政策措施的情况下，彭、黄、张、周等人为什么还要对如此纠“左”表示不满呢？

　　这里令人迷惑的是，不论是彭德怀的信还有张闻天的发言都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前提下来提出意见的，这就需要我们透过迷雾来看到问题的实质。

　　虽然彭、黄、张、周等人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来提出意见的，但是他们却无视在政策措施的制定上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的事实，在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庐山会议上也已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他们却还在大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照此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到底是他们认识的局限，还是由于他们从心里根本就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呢？值得深思。

　　从他们所处的地位及认识能力上来看，他们不会不知道前一个时期在纠“左”过程中制定的政策措施及国内外、党内外、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他们也不会认识不到在纠“左”的政策措施业已制定，纠“左”也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在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的情况下，如果照这样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因而我们认为尽管他们名义上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意见的，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从实质上来说，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关系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是他们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这才是问题的要义所在。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召开前在纠“左”方面尽管尚未完成，但是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特别是在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庐山会议上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当时的态势看，毛泽东认为在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如果沿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有两种结果：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这两种结果都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为了避免这两种结果的出现，就必须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不仅仅要继续纠正“左”的错误，而且还必须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倾向作斗争。这就要发起反右倾斗争。

　　五十多年过去了，如果说当时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难以看清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再回过头来分析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发展道路只能有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适合国情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只能有一条，而不可能有多条。这就要求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既不能照搬苏联模式，更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探索，因而他担心如果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也就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非自主型的）。为了避免这两种结局的出现，在庐山会议上当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表现出动摇乃至要否定这条路线的时候，他就要发起反右倾斗争。

　　毛泽东认为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也就只有照搬苏联模式了。

　　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触目惊心的。一五期间由于我国刚刚开始工业化建设，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但是毛泽东已经看出了其中的严重弊端。同时，在苏联模式也已经暴露了不少问题的情况下，如果再去照搬苏联模式就必然会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隐患。因而照搬苏联模式是走不通的，也是毛泽东所竭力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就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而以一九五六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行的反修防修斗争，就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因而当庐山会议上出现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迹象时，毛泽东就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反对。

　　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这种探索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毕竟使我们逐渐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对维护中国主权，独立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避免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浪潮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能够不倒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如果既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又不去照搬苏联模式，那么中国就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历史提供了活生生的验证。

　　我们看到，毛泽东去世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被否定，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再照搬苏联模式，但是却照搬了西方模式（欧美模式）。在照搬西方模式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峻局面。

　　我们沉重地看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被否定以后，虽然没有照搬苏联模式，但是中国社会却向着一九五三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方向倒退。在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走向瓦解，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业已出现。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循环被打破，进入九十年代后，国企出现了全面亏损，最终以破产改制、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为手段，开始了国企的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攻守易形，非公有制经济占据了主体地位，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基本上被否定，这成为导致今天中国两极分化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外资进军中国市场，开始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这样中国不仅已经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也有向一九四九年前倒退的严重隐患。

　　从历史的对比和反思中，我们才能够发现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真实原因，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作出的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和正确！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战略抉择。

　　5、在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不仅仅是认识的分歧，而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阶级矛盾在这条战线上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那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到底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还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呢？党内斗争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呢？又如何区分基于认识的分歧和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党内斗争之间的界限呢？

　　要判断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是否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就要看这种斗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如何。我们要从对中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影响中来界定这种斗争到底是基于一种认识的分歧还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我们判断的根本标准。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三条：一是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辟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照搬苏联模式；三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实质上就是要不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有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鉴于以前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的沉痛教训，苏联建设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严重弊端，按照苏联建设模式制定的一五计划也暴露出来了不少问题，如果再继续照搬苏联模式的话，就会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畸形发展，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健康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激烈竞争中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注定难以长久的，最终结果还是要滑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教训也就从反面说明了这个模式不仅是难以长久的，也是最终要倒向资本主义社会的。

　　在合作化时期出现的是走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争论表明，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上党内外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严重分歧不仅表现在是否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也表现在是否进行工业化问题上，集中体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上。[270]这种分歧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在以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艰难和曲折的时候又会再一次表现出来。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

　　农业合作化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巩固。人民公社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一旦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否定后，不仅会影响到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巩固，并进而会打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循环，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就会受到严峻挑战，甚至会面临瓦解的危险。一旦公有制经济失去了在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就会失去，资本主义就会卷土重来。

　　我们不幸地看到，改革开放时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否定以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走向瓦解，全民所有制经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通过股份化（私有化），大面积破产改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失去在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则取得了迅速发展，并逐渐占据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否定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发展态势的演变，就从反面证明了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既然庐山会议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斗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了。庐山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然这种斗争也就属于党内高层进行的阶级斗争问题了。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了。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27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庐山会议上进行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至少要斗二十年，或者半个世纪，直到阶级灭亡才会止息。他从性质上揭示了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继续，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激烈争论，是否表明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呢？这种分裂的倾向在以前有没有迹象呢？

　　毛泽东在八月二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他说：“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我当时说，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在国际上打世界大战，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272]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会议上就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不过在那个时候尚不明显而已。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个迹象，就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发出了防止党内分裂的预警。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也讲过要防止党内分裂的话。这两次会议讲的防止党内分裂主要针对的还是彭德怀。[273]从庐山会议的发展态势看，毛泽东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会议的激烈争论仍然将全党推向分裂的边缘。

　　从披露出来的文献资料看，彭德怀、张闻天曾经攻击毛泽东专制，像斯大林晚年。[274]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的当年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又到黄克诚、彭德怀住地，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示不满。周小舟对毛泽东的讲话有没有经过常委讨论表示怀疑，说这样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周小舟还攻击毛泽东“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李锐也攻击毛泽东“翻云覆雨”，说毛泽东“不能一手遮天”。他们出来时碰到罗瑞卿。后来在小组会上被追问那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干了些什么时，他们不是主动向毛泽东或与会者坦白交待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却心存侥幸，遮遮掩掩，岂图蒙混过关。李锐七月三十日在给毛泽东写信时用政治生命来担保说清了七月二十三日那天晚上的活动，却将他们议论中最关健的比如像攻击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话给隐去了。当八月十日黄克诚看到罗瑞卿带着李锐走进会场时，意识到七月二十三日他们攻击毛泽东的话被揭露了，于是才不得已讲了那天晚上的情况。结果会议急转直下，反党集团的印象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275]

　　毛泽东过去曾一再表示可以允许阳谋，但不允许阴谋。我们不禁发出疑问：在当时会议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争论不休，毛泽东又已经就这种争论表明了态度的情况下，他们有问题为什么不直接向毛泽东本人提出呢？不管毛泽东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至少这种方式从党内生活上讲是可以允许的。就是他们提出的意见没有被毛泽东接受，他们还可以保留意见，以待以后实践的证明。可是他们却聚在一起，背后议论攻击党的领袖，这是要干什么呢？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毛泽东一再提出“团结问题”，说“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276]而且在会议上又已就争论表明态度的情况下，从党的政治纪律的要求看，他们到底该不该进行这样的活动和议论呢？这种活动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有利呢还是无利呢？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嘛。

　　毛泽东在八月十日起草的《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中写道：“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277]

　　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活动与高饶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种联系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呢？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文献资料看，这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事实依据的。[278]从前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庐山会议上的争论和活动确实呈现出党内分裂的迹象，这种争论实质上还是是否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指出了彭、黄、张、周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真实态度，进一步揭示了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源是由于他们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判断是准确的，也是深刻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争论不仅关系到党内的团结和分裂，也是关系到中国是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进行的党内斗争就不能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庐山会议上进行的斗争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结局表明党内坚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还是占有支配地位的。当然这是毛泽东进行的艰辛探索和付出的巨大努力的结果。

　　6、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内外因对立统一的原理来分析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问题。

　　我们知道，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内外因相统一的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内外因辩证统一的矛盾中，内因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外因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

　　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呢？

　　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成为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外因。党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是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思想根源。这是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内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只有在党内存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够发挥作用，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同时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全国政权，这样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就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因而党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就决定着党内乃至我国阶级斗争发展的成败和走向。抓好共产党内部的阶级斗争，就成为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

　　①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仅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源，也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内部原因。

　　我们知道，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并成为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是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之所以能够反映到党内来，还是因为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否则的话，即使反映到党内来，也是难以形成党内阶级斗争的。这个条件从思想根源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世界观之间的斗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标志着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得到了基本解决。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时候要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根源，因而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样才能使人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培养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否定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不论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最终的结果还是沦落到资本主义社会。因而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如果在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是一致的话，本来是不致于出现这样激烈争论的。这样激烈争论的出现从实质上说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其思想根源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八月十一日上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说：“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间是没有解决的。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我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历来都是这样。问题为什么要从这里谈起呢？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就限于政治问题，就不讲世界观了，而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世界观。我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说犯错误的同志，比如彭德怀同志，我就感觉到，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是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实际上他们是党内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同盟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是积极的，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是仇恨的，对蒋介石是仇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279]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他把庐山会议上进行的斗争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并进一步指出这是犯错误的根源。他分析道，从阶级立场上来说，这些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产场上，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是积极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却没有精神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仿佛是突如其来的。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通过庐山会议进行的激烈斗争，透过重重的迷雾，敏锐地发现这种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理论素养，使全党同志确立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建议读《哲学小辞典（第三版）》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这两本书。他写道：“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280]

　　毛泽东从庐山会议发生的争论中认识到，全党同志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而他才提出要学习哲学和经济学，提高理论批判能力，以便使全党同志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增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洞察力和鉴别力，克服经验主义，确立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中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281]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讲到了彭德怀等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态度。他们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他们是为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为了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参加共产党的。正是由于这样他们才在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为了进一步揭示庐山会议上斗争的实质，教育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陈伯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毛泽东阅后，作出如下批示：“此件看了，很好。”“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于是亲笔将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后来这篇文章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题发表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的《红旗》杂志上。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还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282]

　　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争论的实质是两种世界观之间进行的斗争。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抓住斗争的实质，进而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毛泽东九月十一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他（彭德怀，—引者注。）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283]

　　从这个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的概念。这个提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是积极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甚至认为走得太快了，搞早了。这就是庐山会议上激烈争论的实质。从他们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来看，自然就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了。这就是后来批判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源渊。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透过庐山会议激烈争论的表象，敏锐地发现这种斗争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产生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他进一步揭示了虽然他们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因而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而非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②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在党内形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外部原因。

　　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在这个时期内，不论在经济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仍然存在阶级斗争。

　　这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党内的阶级斗争不仅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同时又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具有能动作用。党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八月六日在修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稿时：“我们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此外，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还有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当然，在国家和公社的正确的管理之下，这些成分不会向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彻底克服。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离完成还很远。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中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引者注）[284]

　　在修改的这段文字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为什么会存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揭示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阶级斗争之间的逻辑联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八月十六日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时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民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285]

　　毛泽东在这里又一次明确指出了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不论高、饶还是彭、黄、张、周问题的出现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同时，也要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人是会变化的，昨天的功臣可能会变成今天的祸首，要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寻找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样在一定条件下总有一部分党员干部会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因而党内阶级斗争的出现就是必然的。这就要求我们从思想上要保持必要的警惕，一旦出现苗头，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防止事态的激化。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党内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根源，这是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外因。而不少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党内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源，也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内因。正是由于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因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才能够反映到党内来，在党内寻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党内阶级斗争关系到党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种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整个阶级斗争的走向，决定着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7、运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来正确处理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出现的争论定性为一场阶级斗争，这是一场党内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的胜负关系到是肯定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从实质上说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那么，这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到底是属于敌我矛盾呢，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庐山会议上出现的阶级斗争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从前文引述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高潮过后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曾经阐述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阶级矛盾既包括敌我矛盾，也包括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一部分阶级矛盾表现为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286]

　　这个观点虽然是在反右派斗争高潮过后主要针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讲的，但是同样也适用于党内的阶级斗争。因而尽管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出现的阶级斗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还是认为此时的阶级矛盾属于右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处理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八月二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时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改，要给一条路走。对于一个同志，要加以分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从分析中看出，这些同志还是有希望的。犯了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一个改，一个不改，一个能够改正，一个不能改正。所谓看者，就是看他改不改。所谓帮者，就是帮他改。犯了错误，要有一个等候的时期。你不等候，强迫人家马上就接受，不可能的，而且要有材料才能说服。谁人没有一点缺点，谁人没有一点错误？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能够改变的。要有这个信心，不能改变的是很个别的。要努力，要有好心帮他们。批评的时候，对于错误的东西要无情，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那种比较粗的办法。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总的方向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辩论，大鸣大放大辩论。[287]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寄于希望，要通过说服教育，使他们认识错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虽然有时候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但从总的方面来说还是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通过辩论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

　　毛泽东八月六日在修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稿时，他改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除了那些查明属实的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需要开除出党以外，对于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他们善于自处，不走绝路，我们的政策恰当，把他们争取过来，重新合作，还是可能的。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惯于看风使舵，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管性质如何严重，党的方针仍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犯错误的同志必须用实际行动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则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至于完全从拥护总路线的立场出发，向党的组织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人，他们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正确的，必须坚决保护，不允许有打击压制行为。”（文中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引者注）[288]

　　在毛泽东改写的这段文字中，他明确指出了庐山会议出现的这场阶级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因而要采取民主的方法，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来解决在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阶级斗争。他又进一步揭示了党内阶级斗争与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联系，指出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直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被消灭的时候才能结束。他提出要把拥护总路线和反对总路线的人区分开来，肯定了从拥护总路线的立场提出了批评意见的人，不论他们进行批评的言辞多么尖锐，其动机和行为也是正确的。

　　八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说：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国防部和军委的工作了。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工作是要改的。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是赞成开的，请你们去研究一下。大概顶多开两个星期就够了，或者开十天，不要开长了，不要像去年那么久。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不然没有证据。这个决议，大体上就是我先前讲的方针，无非是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这个党没有危险。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通过的，我代表常委会说话。我建议，我们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神仙会议，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评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估计到那些同志们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他们从来不提出团结这个口号的，我所以在三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上提出团结问题（指《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引者注），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人抓这个旗帜。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我们要估计到他们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首先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因为我们这个会开到今天四十天，从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讲过：难道我们三十一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这个关系应该继续下去，应该搞好，而不应该在这一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头，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样，就必须要搞两条：一条叫做批判从严，一条叫做处理从宽。这个处理从宽，并不是一点职务都不变动。必须满腔热情帮助他们，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他们最近这几天有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289]

　　在这个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了在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同志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既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也要注意到他们的反动性。前一段时间对他们的反动性的一面批判得较多，现在是应该注意到他们具有革命性一面的时候了。正是由于他们具有革命性，因而才要对他们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一看二帮，促使他们改正错误。正是由于这样，虽然他们犯了错误，仍然要把他们留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这对于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是有利的。当然对于他们实际担负的具体工作还要作必要的变动，这要由大家讨论来决定。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写道：“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指列宁一九一九年六月写的《伟大的创举》和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引者注）的时候的情况想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290]

　　我们看到在这个批语中，毛泽东列举了庐山会议上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对党的领导人和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攻击和批评，列举的攻击和批评是以这些犯错误同志的言论为依据的，这是有案可查的。毛泽东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法国的巴黎公社及俄国革命相比较，引发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群众运动，应该如何对待前进中的曲折和困难，进行深入的思考。就是这样，毛泽东还是主张将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够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291]

　　在这个批评中，毛泽东又一次表明不能将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同志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而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他们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通过民主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因而不仅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留在中央政治局内。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有可能改正过来，也可能改正不过来。由于他们具有革命性，同时我们再采取正确的政策，是有可能通过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不致于激化为敌我矛盾。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说：我们要允许他们有个思索的时期，允许他们有个改正的时期。他们承认错误，愿意跟大多数同志合作、团结，愿意革命，我认为这方面也是收获，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大家也要做工作，应该跟他们往来。大家应该多采取热烈态度，到他们那里去，穿房入户。你是去影响他，帮助他，帮助害病的人嘛。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那么散了啊？我看不要告别。我们尽一切力量，我们要跟他们搞好。我也寄希望于他们，现在他们自己也表示，愿意跟大家搞好。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么一点。[292]

　　在这个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提到在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同志既有可能转变过来，也有可能转变不过来。他再一次提到了在革命队伍中已经并肩战斗了三十一年的彭德怀，不要因为庐山会议犯了错误就分手决裂，互不往来。要对他们采取热情的态度，不仅与他们往来，还要积极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的转变表示欢迎，极力争取他们早日转变过来。但也不要匆忙，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时间，使他们从思想认识到能够转变过来。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是否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庐山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的实质。这种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发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认为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将在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彭、黄、张、周等人作为敌我矛盾，而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们不仅留在党内，而且还留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内，只是对他们所担负的一线工作作出了变动。毛泽东还一再表示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热情地帮助他们纠正缺点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那么，毛泽东为了帮助彭、黄、张、周等犯错误的同志纠正错误，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为了促使彭、黄、张、周等人的思想转化，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来处理问题，防止激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彭、黄、张、周等人的问题是以前阶级斗争的继续，但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了促使他们思想的转化，毛泽东率先垂范，作了大量的工作。

　　① 关于彭德怀的转化问题。

　　为了进一步打通思想，帮助彭德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促使彭德怀从思想上转过弯来，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高层政治生活会。

　　这两次会议都没有正式纪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会议。会上，大都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讲了意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直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不能接受的意见，表明了态度。[293]

　　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生活会后，为了使彭德怀从世界观上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八月七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十分，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主要谈了世界观、思想方法等问题。[294]这样就使彭德怀从世界观上来思考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九月九日收到彭德怀的信后，立即做出批示：“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改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它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写完批示后，毛泽东将批示和彭德怀的信“即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阅，请尚昆办。”[295]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来信表示热烈地欢迎，对彭德怀认识的转变表示由衷的高兴，对党的政策充满信心。他对彭德怀工作的安排极为关切，认为彭德怀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进行观察和调查是可以的，但是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可以读几年书。这还要待中央同彭德怀商量后再作出适当的决定。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说：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处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志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大国，是各部分组织形成的。军队有各部分的组织，这个区域，那个区域，地方党也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大党，一个大军，都是五湖四海的人。那末用什么东西团结起来呢？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把我们团结起来。不管你是哪个山头，哪个地方，跟自己要好的，或者有点别扭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是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一致，就能团结。[296]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听取杨尚昆汇报昨晚彭德怀同他谈话的情况。[297]

　　我们看到，毛泽东再一次对彭德怀的进步表示欢迎，并且相信在大家的帮助下彭德怀及其他一些犯错误的同志是会改好的。我们党和军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理论基础上团结起来。这是我们团结和统一的根本保证。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五时分，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杨尚昆参加。十时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参加谈话。谈话后，共进午餐。毛泽东要杨尚昆去彭德怀处，每月二次。[298]

　　关于这次谈话，杨尚昆后来回忆道：“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刻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99]

　　我们看到，虽然庐山会议严厉批判了彭德怀，但是毛泽东还是极为关心彭德怀的。他要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及几位元帅一同与彭德怀进行谈话并共进午餐，还要求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至少每月看望彭德怀两次，了解彭德怀的思想动态，解决彭德怀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甚至还希望彭德怀在适当的时候再做一点事。这体现了党的干部政策的一贯原则。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彭德怀谈话。在刘、邓、彭到达前，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当彭德怀表示愿去农村，不愿去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当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时（三条保证是：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地，自食其力。—引者注），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刘、邓、彭到后，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德怀表示愿去边疆搞农业，去三线担心因自己犯过错误，说话没有听。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些。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300]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在彭德怀表示愿意到农村或边疆搞农业时，毛泽东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仍然坚持要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地区工作，以备将来发生战争时带兵打仗。这实际上是重用彭德怀。

　　毛泽东也意识到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可能会有人对此产生不同意见，他表示有人不同意要找他来谈，并要刘少奇和邓小平召集西南局有关同志干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为了打消彭德怀的顾虑，让他放手去工作，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过去他自己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彭德怀要一分为二，不要因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对他自己也是一样。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在与彭德怀谈话时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表明毛泽东认识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批评错了，这是变相地给彭德怀平了反。如果我们联系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同时又从他讲这句话时的语境，并结合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工作有顾虑来分析，毛泽东讲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似乎是要彭德怀不要纠结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是是非非，要甩掉历史包袱，打消思想顾虑，充满热情地投身于今天的三线建设。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是谁非，还是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若干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工作上及生活的安排上他对彭德怀都是极为关心的。为了帮助彭德怀从思想上认识到错误，他不论是采取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彭德怀集体谈话的方式，还是自己亲自与彭德怀谈话，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都作出了不竭的努力。

　　② 关于黄克诚的转化问题。

　　为了使黄克诚能够认识错误，极早转变思想，毛泽东又作了那些工作呢？

　　对此黄克诚有一个回忆，他说：“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我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会后（指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针对彭德怀问题召集的高层政治生活会，—引者注），主席把我们四个（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301]

　　从黄克诚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是在与他们谈心，交流思想观点，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转变过来。不论是毛泽东与他们直接谈话，还是让他们列席彭德怀的政治生活会，谈话的气氛是融洽的。黄克诚的心情也是轻松的，这时他还没有感到有定他们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八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给黄克诚复信说：“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此信及黄来信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一阅，尚昆将我复信抄一份存底，连同黄来信归档。然后将我复信送与克诚。”[302]

　　我们看到，毛泽东收到黄克诚的信后，亲笔给他回了一封信，对他态度的转变，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对他寄于希望。毛泽东还将黄克诚的来信及复信在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进行传阅。

　　后来黄克诚回忆道：“1961年的国庆节，让我上天安门观礼，气氛缓和，确实像是有转机。我坐在休息室时，毛主席自己坐过来和我谈话。他告诉我，他收到我的信，很高兴。又说，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话等等。我乘机问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主席说：可以，可以。他又问：还想回军队么？我说：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303]

　　我们看到，毛泽东收到黄克诚的信后很高兴，在天安门城楼上主动和黄克诚谈话，通报一些情况，不仅表示可以分配黄克诚的工作，还为此征求黄克诚的意见。这表明毛泽东对黄克诚还是非常关心的。

　　由以上引用的若干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通过谈话、让黄克诚参加彭德怀的政治生活会、通过信件等方式，在做黄克诚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从思想上能够认识错误，转变过来。

　　③ 关于张闻天的转化问题。

　　毛泽东又是如何促使张闻天思想转化的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二日，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壁，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304]

　　从信中我们看到，张闻天给毛泽东打了几次电话，要求和毛泽东谈话。毛泽东因为忙，就先给张闻天回了一封信。信中引用枚乘《七发》里面的话，谈古论今，锋芒毕露，鞭辟入里，用词辛辣。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对张闻天作了严厉的批评，但还是希望他痛改前非，对他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

　　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的信后，于八月三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日，毛泽东将张闻天的来信和检讨，批示印发各同志。张闻天的信中说：“你八月二日的信，我读过了。”“我伏案而作自我检讨，长约万言。今特呈上，务请多加指点。”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及检讨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305]

　　我们看到，张闻天在收到毛泽东的八月二日信件后，写出了检讨，而后于八月三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检讨，一同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随即指示将张闻天的来信及检讨印发会议。

　　庐山会议结束后，离开庐山前，八月十八日上午张闻天给毛泽东的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到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今天读到你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和机关枪及其他，更使我深受感动。”“因为没有得到你的通知，所以我没有去见你。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批示印发这封信时，拟题为：“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给毛泽东。”

　　毛泽东随后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306]

　　毛泽东对张闻天在信中表明的态度表示热情地欢迎，并将他的信拟了题目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各同志。这表明毛泽东对张闻天思想转变是持肯定态度的。

　　由以上引用的若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还是将张闻天的检讨及信件印发会议，毛泽东在采取措施促进张闻天思想的转变，他对张闻天认识的变化表示由衷的高兴。

　　④ 关于周小舟的转化问题。

　　毛泽东又是如何促使周小舟思想转化的呢？

　　七月三十日上午十时十五分，毛泽东同周小舟谈话。[307]毛泽东又要周小舟等四人列席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针对彭德怀召集的高层政治生活会。并在会后毛泽东又与周小舟等四人谈话，与他们交流思想，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八月一日夜十时，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信：“‘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308]

　　毛泽东在信中说的朱鲔，东汉初人。刘玄称帝后，被任为大司马。曾劝刘玄杀刘秀长兄刘縯。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张绣，三国时董卓部将。后降曹操，不久又反叛曹操，曹军败，长子曹昂在战斗中身亡。曹操征袁绍时，张绣再度归降，在官渡之战有功，任破羌将军。毛泽东在信中引用这两则故事，是为了借古喻今，规劝周小舟等人，不要有心里负担，只要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早日转变过来，还是好同志，自己也是信任他们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是寄予希望的。

　　周小舟接到毛泽东八月一日信后，八月二日给毛泽东写信。周小舟的信中说接到了您一日夜的信和《丘迟与陈伯之书》。他在信中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表示希望经过这次深刻教育之后，坚定站稳立场，改造思想，进一步把工作做好。毛泽东批示将周小舟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309]

　　毛泽东将周小舟的信印发会议后，还是担心周小舟的思想转不过弯来。于是，八月十一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同周小舟谈话。谈话后，八月十二日上午六时，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信：“昨谈甚快。请你将昨日所谈全部情况和意见，用书面形式写给我。希望今天能送给我，不然，明日送来也可。交我的秘书高智同志。”八月十三日晨二时，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八月十四日毛泽东批示将这封信印发给八届八中全会各同志。[310]

　　毛泽东通过谈话，启发、开导周小舟，使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从毛泽东要周小舟将所谈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印发会议来看，毛泽东对周小舟所做的思想工作是有成效的，他对周小舟认识的转变也是肯定的。

　　尽管毛泽东对周小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周小舟在对错误的认识上仍然存在差距，因而没有让他在大会上作检讨。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八月十六日才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讲话时说：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他又说：除了周小舟，其他的同志，主要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看起来，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认识，承认了错误。当然，还有一个将来实践的问题。[311]

　　由以上引用的若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通过信件、谈话、列席政治生活会等方式，希望通过开导周小舟，使他能够认识到错误，早日转变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上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庐山会议上出现的问题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是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因而在处理上就要采用民主的方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继续将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内，仅对他们担负的一线工作作了变动。为了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特别是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率先垂范，对于彭、黄、张、周等人通过谈话、信件等方式作了大量的工作，既有严厉的批评，又有耐心地启发和教诲，同他们进行交心，以便于弄清思想，认识错误，早日转变过来，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宽阔胸襟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大局意识。

　　8、关于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及其扩大化问题。

　　庐山会议期间及会议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但是反右倾斗争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那么，当时到底该不该开展反右倾斗争呢？反右倾斗争又为什么会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呢？反右倾斗争又是否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呢？出现扩大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的反右倾是必要的。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开始前，虽然纠“左”的任务远未完成，但是通过前九个月的纠“左”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召开庐山会议就是要将以前确立的纠“左”措施落实下去，进一步将纠“左”引向深入。

　　在庐山会议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形势作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本判断，他还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312]

　　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年问题》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313]

　　但是会议并没有按照他希望的那样进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当时不仅在国内外和党内外，就是在参加庐山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也产生了不少分歧和争论。特别是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会议的争论更趋激烈，从当时的发展态势来看，如果照此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会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这就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走上歧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在征求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后，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提出了反右倾。因而我们说反右倾是必要的。

　　（2）庐山会议后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庐山会议提出的反右倾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反右倾扩大化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谈到反右倾斗争时这样评述道：

　　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11月中央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因而没有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批判了大批农民党员和党外群众，不过没有戴帽子。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314]

　　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在谈到反右倾斗争时这样评述道：

　　1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但由于“反右倾”斗争实际形成了一次政治运动，结果仍波及非党干部和群众。

　　“反右倾”斗争开始时，中央并没有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统一标准，因而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其是，普遍发生了任意扩大打击对象的倾向。1959年11月和1960年1月，中央分别下发和转发《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方法》、《关于在反右整风运动和农村整党运动中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面的通知》等文件，试图加以控制和约束。规定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应限制在国家供给的、脱产的党员干部的范围以内；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的1﹪以下；农村正式党员中重点批判对象的人数，也应该严加限制，大体上不超过正式党员总数的1﹪。由于党员干部总数很大，即使按照这个比例控制，仍有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整个“反右倾”斗争中，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共计三百几十万人。[315]

　　薄一波后来在谈到反右倾斗争时回忆道：

　　庐山会议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精神上、工作上受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伤，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316]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重点批判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有三百几十万人，这么多的党员和干部被重点批判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显然是扩大化了。

　　那么这三百几十万人的党员和干部又是如何被重点批判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呢？

　　我们知道，虽然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制定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具体标准，但是随后在十一月份下达了这个标准以后，以前错划的还可以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纠正。这次反右倾由于明确规定只在党内干部中间进行，因而即使波及到党外干部和群众，也只是一些局部现象，而并非主流。由于在政策上明确规定了划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的1﹪以下，农村正式党员中重点批判对象的人数，大体上不超过正式党员总数的1﹪。就是对农村党员中的重点批判对象，也只是批判而已，并没有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我们应该注意到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列为重点批判的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就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并非像右派那样是敌我矛盾，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样我们看到这次反右倾运动只是在党内干部中间进行，只有党内干部才可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农村中被重点批判的党员也仅是进行批判而已，并没有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同时在划分的标准及比例上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又为什么出现了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问题呢？我们下面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3）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我们看到，反右倾斗争是必要的，但显然是扩大化了，那么为什么被扩大化了呢？扩大化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① 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

　　对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的影响，薄一波后来后来有一个评论，我们引述如下：

　　“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等，在城市则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等等。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及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搞得厉害。两年持续“跃进”，虽然重工业项目，靠着拼体力、拼设备、拼资源，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钢产量1959年达到1387万吨，1960年达到1866万吨，煤、铁等也增长较多，但重工业的这种“单兵突进”，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生品，也都有大幅度减产。[317]

　　这个评论基本上还是公允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从这个评论中我们看到，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实际上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掀起了比一九五八年更大规模的跃进，以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又严重泛滥开来，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的严重失调，成为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既然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那样严重的影响，那么这是否说明反右倾斗争是错误的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② 对一则文献资料的辩析。

　　胡乔木曾说在庐山会议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刘少奇主张批彭只有小范围进行，另外再发一个反“左”的文件。

　　对这个问题，胡乔木后来回忆道：“庐山会议在毛主席讲话以后，少奇同志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起草，我感到不好写。我对他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少奇同志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我请彭真同志找少奇同志谈，决定不写了。现在看，如果写出来，少奇同志也要牵进去。”“从广州回来时（指一九六一年出席广州会议，—引者注），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这件事上对我批评得很厉害。”[318]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后来也多次提到过。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谭启龙谈话。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又助长了“左”的空气。少奇同志看出了这个问题，告诉乔木，他们当时也没有跟我讲，他们认为那种空气一下扭不过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也提到过，他说：彭德怀最近说，当时不写那封信就好了。把他们的问题传达到底下去，现在看来不妥。当时，你（指刘少奇—编者注）是主张不传的，可是又没有坚持，也没有给我讲。[31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刘少奇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不传达到下面去，会后还要继续纠“左”的事实是没有疑问的。这里让我们感到疑问的是，在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后才发表的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标志着会议的重点开始转向反右。像起草这样反“左”的文件，从组织程序上说，他应该首先向毛泽东报告，说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和毛泽东沟通意见，取得共识后，再让胡乔木起草为宜。但是刘少奇却没有能够这样做。在刘少奇让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时，胡乔木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才感到为难，建议刘少奇先和毛泽东谈一下。可是刘少奇却对胡乔木的善意表示不满，还发了脾气。后来胡乔木在无奈之下，才找彭真做工作，化解了此事。

　　在一九六一年从广州回京的路上，胡乔木向毛泽东谈到了这件事。从毛泽东在广州会议前后的发言看，这个时候他是非常惋惜庐山会议后由于反右冲击了纠“左”，没有继续将纠“左”进行到底的。[320]因而他听到胡乔木的反映后，是不会在继续纠“左”的问题上对刘少奇表示不满的，只会对刘少奇没有及时将这个意见反映给他提出批评意见。可是我们看到刘少奇在工作会议上却对胡乔木“批评得很厉害”。

　　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刘少奇在起草反“左”的文件前没有报告毛泽东呢？既然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为什么没有向毛泽东去表明自己的看法呢？如果说此前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在胡乔木提醒后，为什么他还对胡乔木发了脾气呢？在彭真做工作后他又为什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呢？从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在广州会议前后在纠“左”问题上的态度来分析，毛泽东在听说这件事后是不会批评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后继续纠“左”的主张的，而只会批评他当时没有将这件事提出来，可是刘少奇却又为什么在工作会议上对胡乔木“批评得很厉害”呢？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从庐山会议后由于反右冲击了纠“左”，从而给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来看，刘少奇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同时，我们再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一贯态度，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质疑，以及随后积极倡导实施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还有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彭德怀问题时，侧重于讲彭的问题是在党内存在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321]，而回避彭德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问题。如果对这些事实进行综合分析后，我们又不能不说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所主张的纠“左”实际上还蕴涵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和信心不足的问题。

　　因而我们认为尽管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发一个纠“左”的文件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合理性的内涵，因而是应该肯定的，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由于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怀疑和信心不足造成的。

　　③ 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开展反右倾斗争是必要的，可是在开展反右倾斗争后又造成了那样的影响。这里关健是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呢？

　　我们知道，反右倾斗争的对象限定为党内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的1﹪以下，在农村进行重点批判的党员也不应超过农村正式党员人数的1﹪。就是作出了这样的政策规定，还是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遭到重点批判，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后来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反思和分析，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322]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与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时说：“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323]

　　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324]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了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325]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式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就把工作丢了。那一回，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还不觉悟。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我们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326]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反右倾斗争的决议应该传达到县级为止，在县以下继续进行纠“左”。可是庐山会议后由于在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却将反右顷斗争的决议一直传达到了基层，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样反右倾斗争冲击并代替了纠“左”， 中断了纠“左”进程，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

　　毛泽东在肯定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前提下，适时地指出了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问题。反右倾斗争仅在县级以上干部中间进行，在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同时也要继续进行纠“左”；在县级以下继续进行纠“左”，而不开展反右倾斗争。这样就将反右倾斗争和继续纠“左”结合起来，既保证了反右倾斗争沿着正确的轨道实行而不致于扩大化，又能够使纠“左”得以顺利进行，而不致于出现后来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了。

　　有人只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反右倾斗争开展后，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乃至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没有对这些损失和困难进行辩证分析的情况下，不加考证地进行逆推，从而得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反右倾斗争是错误的结论。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我们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基本原则与具体措施、作法区分开来，从社会实践出发，通过调查研究进行验证和鉴别，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在分析反右倾斗争的时候，要将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与扩大化区分开来。既要看到反右倾斗争是必要的，否则的话，从当时会议的态势看，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同时也要承认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中断了纠“左”进程，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以后，我们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既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又敢于及时纠正“左”的错误；既指出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又承认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通过对历史史实的考证与分析，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我们还要看到，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遭受重点批判的农村党员，有不少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敢讲真话的党员和干部。他们在庐山会议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提出了批评意见，在反右倾斗争开始后，那些被批评的领导干部就打着反右倾斗争的旗帜，给这些党员和干部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和进行重点批判。这显然是打击报复的行为。这也是造成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斗争和纠“左”问题上部署的失误。当时应该将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县级为止而不应传达到县级以下，在全国应该继续进行纠“左”。在庐山会议前纠“左”期间被批评的领导干部利用反右倾斗争打击报复也是造成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是酿成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期间虽然提出了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发一个纠“左”的文件，这个想法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一贯态度上来进行分析，这种想法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信心的不足。造成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反右倾斗争和纠“左”问题上部署的不当所致，不能因此就否定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

　　由此我们认为，反右倾斗争的开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时在如何处理反右倾斗争和纠“左”问题部署上的失误，造成了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成为造成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9、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党内阶级斗争。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是毕竟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没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因而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阶级矛盾存在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经济战线上阶级的存在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的根本标准，因而是有形的，直观的，革命导师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从理论上又对此作了比较明确地论述，因而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比较容易得到众人的理解和认可，操作起来也相对简便易行。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仅在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中没有明确论述，同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确立后，作为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特别是由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与经济战线上的阶级矛盾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同，因而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在划分的标准、对象及方式上也会有着重大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探索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和方式。

　　既然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这个主要矛盾也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327]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也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外因。党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存在，这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源，也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内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个外因是通过党内存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个内因才发挥作用并进而产生党内的阶级斗争的。因而在进行党内阶级斗争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更要注意党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斗争。因为党内存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决定着党内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因而就要把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作为进行党内阶级斗争的重点。

　　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是执政党，因而党内发生的阶级斗争也就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走向，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庐山会议上进行斗争的焦点虽然集中在是否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上，但其实质还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庐山会议上进行的这场斗争才被定性为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

　　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在多数情况下是非对抗性的，因而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才不得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因而我们要准确认识党内阶级斗争的性质，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力求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进行解决，防止激化为敌我矛盾。

　　这里我们还要将基于认识分歧形成的党内斗争和基于立场分歧形成的党内阶级斗争区分开来。如果将基于认识分歧形成的党内斗争当成基于立场分歧形成的党内阶级斗争，就要犯“左”的错误；如果将基于立场分歧形成的党内阶级斗争当成基于认识分歧形成的党内斗争，就要犯右的错误。

　　在党内斗争中，将认识分歧和立场分歧区分开来，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深入地考察中我们发现，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是将认识分歧和立场分歧区分的根本标准。在庐山会议上，当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争论趋于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的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睦，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328]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说：“搞社会主义，中间出现了‘大办’、‘共产风’、瞎指挥、高征购等错误，我们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这些都是认识上的问题。”[32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要将立场分歧和认识分歧区分开来。基于立场的分歧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基于认识的分歧属于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是没有疑义的，只不过是对于错误的大小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至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出现的‘大办’、‘共产风’、瞎指挥、高征购等错误也是属于认识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区分以来，才能够对党内的阶级斗争状况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正确地开展党内阶级斗争，既防止党内阶级斗争熄灭论，也防止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当然即使是基于立场分歧的党内阶级斗争，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在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会议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鉴于会议业已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的同时，毛泽东又提议留守北京的高级领导干部来参加会议，并将与会人员重新编组，希望通过讨论，统一思想，在形势的认识上达成共识，以便将纠“左”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会议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发展，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争论趋于激烈，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在征求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的意见后，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据黄克诚回忆说，就是在八月初，仍然没有将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330]后来他们之所以被定为反党集团，原因是复杂的。

　　尽管毛泽东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中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争论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将这种争论定性为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但是以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不论是对彭、黄、张、周等人，还是后来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重点批判的党员干部，都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在庐山会议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尽管反右倾斗争限制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对反右倾斗争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重点批判的党员干部从比例上也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但还是发生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这主要是因为在反右倾斗争和纠“左”问题上的安排部署失误，也是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左”的错误的领导干部利用反右倾斗争打击报复所致。这是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标志着阶级斗争的激化。这是发生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争论，从实质上说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同样也是阶级斗争的激化。这标志着阶级斗争已经转向了党内，党内产生了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划分的标准、斗争的对象及方式等方面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如果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么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就是政治战线上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了。

　　（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三：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引发了政治战线上的矛盾和斗争。这个时候出现的右倾则进一步说明在党内高层存在阶级斗争。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

　　一九六二年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上党内产生了右的倾向，这种右的倾向主要表现为经济形势上的黑暗风，经济恢复措施上的单干风和如何看待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翻案风。一九六二年夏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纠正了党内出现的右的倾向，使经济恢复的任务在一九六四年底就顺利完成了，使得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通过这次斗争，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九六二年的斗争表明党内存在分歧和矛盾，那么，当时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1、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重要表现。

　　一九六二年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一，是对困难形势的估量上。毛泽东认为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而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这被批为黑暗风。

　　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是否已经过去了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

　　毛泽东认为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判断写入了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这样以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为标志，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认识就成为全党分析形势的基本依据。

　　但是当时对这个认识并不是没有分歧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就不同意这个判断。这表现在毛泽东要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陈云以“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讲”为由对毛泽东要求的拒绝上。[331]这表明在七千人大会上虽然党中央做出了在经济形势方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论断，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对这个论断仍然是存在分歧的。

　　七千人大会后在调整过程中，当发现有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时，刘少奇又推翻了七千人大会上关于经济形势的正确论断，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问题是对困难估计不足。[332]而周恩来的讲法则与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判断相衔接。[333]毛泽东仍然坚持原先关于经济上最困难的形势已经过去了的判断，他对七千人大会上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讲得更严重是有不同意见的。[334]

　　这样我们看到在经济上最困难的形势是否已经过去了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2）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二，是对困难形势形成的原因上。

　　一九六二年在对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上，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而是由于在工作中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缺乏经验造成的。

　　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的方向是正确的。这表现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后，他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领导纠“左”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也是由于从当时的态势看如此发展下去就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因而毛泽东才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并没有就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发表意见，而主要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335]没有贯彻好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缺乏经验是前几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刘少奇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对三面红旗的方向产生动摇、怀疑乃至予以否定。[336]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就是说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人祸”造成的。但是他对“人祸”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这样就容易使人们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的方向与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错误混淆起来。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到底是他的疏忽呢，还是他自己已经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动摇乃至怀疑或反对呢？虽然他在讲话时也说过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的话，但是如果再联系到他下面说的有些问题现在还看得不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的话来分析，同时再与后来他积极支持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说的“人祸” 显然是包括三面红旗的，他认为正是由于三面红旗的实施才导致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当然他并没有明确地做出这个判断，需要我们通过分析才可以推导出来。

　　由此我们看到，在造成经济困难的的原因上，毛泽东认为主要是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缺乏经验造成的，而刘少奇则认为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出现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认识上的差异所致。

　　（3）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三，是在克服困难采取的措施上。

　　毛泽东主张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探索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陈云、田家英、邓子恢等人认为应该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这在当时被批为单干风。

　　从一九六○年冬开始，在发现了存在的严重经济困难后，毛泽东不仅要求继续贯彻落实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制定的纠“左”措施，而且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反对两个平均主义（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人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为突破口，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除五保户等极少数困难群众外），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来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毛泽东认为在坚持人民公社化方向的基础上，经济恢复的时间主要是六二、六三年，六四年扫尾。

　　而刘少奇、陈云则认为面对当前严重的经济困难，应该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方式，来渡过难关。陈云认为采取了这种方式四年就可以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否则需要八年时间。这个主张在陈云的倡导下，竟然一度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如果没有出现意外事件的话，按照党内的组织程序，下一步就会成为党中央的决策，化为全党和全国的实际行动。

　　这样我们看到，在经济恢复采取的措施上，毛泽东主张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建立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应该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这就形成了他们在经济恢复采取措施问题上的分歧。

　　（4）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四，是对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认识的差异上。

　　一九六二年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批判了翻案风。

　　当时的翻案风一个是指彭德怀在七千人大会后给中央写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进行全面审察，作出正确的处理。另一个是围绕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而引起的政治批判，说习仲勋支持小说《刘志丹》的写作是在为高岗翻案。由于在高、饶活动期间，彭德怀也有过一些不当言论，因而就把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了。

　　一方面是有人闹翻案，一方面是有人在甄别平反问题上采取“一风吹”的作法，甚至还有机关单位在为右派甄别进行试点工作。

　　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曾向几个单位分别布置了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这个材料登在《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上。毛泽东阅后九月二十九日批示如下：“刘、周、邓（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引者注）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337]

　　由此看来，毛泽东高度重视业已出现的这种动向，他对中央机关有人积极为右派分子平反一事是不满的。那么，毛泽东对给右派分子平反一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平反时说：右派分子如果真正改正了错误，就摘掉帽子。不过近来有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338]

　　由此看来，在给右派分子平反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是慎重的。他既不是一概反对给右派分子平反，更不是在平反问题上采取“一风吹”的作法，而是真正搞错了的就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的不能平反。

　　毛泽东对在甄别平反问题上采取的“一风吹”作法又是什么态度呢？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谈到甄别平反问题时指出：甄别要实事求是，对县以上干部的甄别不要一风吹，县以上情况很复杂。县以下违法乱纪也不能一风吹，其他可一揽子解决。[339]

　　我们看到，毛泽东并不赞同当时在甄别平反问题上采取的“一风吹”的作法。他认为县以上的干部很复杂，因而在甄别平反的时候，要慎重对待，不能一风吹。县以下在违法乱纪问题上也不要一风吹。看来是有人在甄别平反问题上采取了“一风吹”的作法，毛泽东才讲了以上的话。

　　由此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不禁是有人在闹翻案，还有人在支持翻案，这种动态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过，从对当时政局发展的影响看，闹翻案的几个问题还是主要表现在翻案风中提出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问题的右倾定性上，因而我们下面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进程，有不少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致使一九六○年掀起了比一九五八年波及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共产风”，不仅丧失了纠“左”刚刚取得的成就，而且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人们对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重新进行审视，当时到底有没有必要开展这样一场斗争呢？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定性是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评价紧密相联的。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定性就是无可质疑的，没有必要翻案；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定性就是错误的，应该平反。反之亦然。彭德怀等人是因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动摇和质疑被定性为右倾的。如果彭德怀等人翻了案，平了反，就是对这种动摇和质疑的肯定，这就必然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否定。

　　毛泽东认为一九五九年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这个反右倾斗争应该搞到县为止，在县以下继续进行纠“左”。正是由于将反右倾斗争搞到了县以下，因而才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搞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困难。[340]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谈话时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341]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知道，就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后直到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主要批评的是彭德怀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右倾错误，还没有定彭、黄、张、周等人为反党集团的迹象，[342]而八月的庐山会议却将他们定为反党集团，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他对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庐山会议是不满意的，尽是别人说了算，弄得他是没有办法的话。[343]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毛泽东在讲到彭德怀问题的时候，侧重于批评的是彭德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右倾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因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从这个角度上说彭德怀是无案可翻的。

　　刘少奇则认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而并非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右倾问题。

　　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344] 那么，为什么要批判他？为什么要肯定“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呢？刘少奇列举了四点理由：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毛泽东插话补充说，彭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345]

　　从这个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刘少奇强调了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而讳言彭德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右倾错误。如果我们再与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别外发一个纠“左”的文件（这个主张无疑具有合理性的内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346]我们就不能不说刘少奇在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右倾错误的态度是消极的。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彭德怀的问题无案可翻，不宜平反，但是他们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由于他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认识上的分歧所致。毛泽东侧重于认为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右倾错误，而刘少奇则侧重于认为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的错误。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是犯有右倾错误的；而刘少奇则不以为然，认为在这方面还谈不上彭德怀的什么错误，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的问题。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彭德怀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当时是有着共识的。

　　（5）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五，是在对外政策上。

　　这表现在王稼祥等人提出了“三和一少”和毛泽东对“三和一少”的批评上。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了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指1961年12月在斯德歌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议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后来，毛泽东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路线”。[347]

　　这种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一边，还是站在帝、修、反一边，是关系到在国际舞台上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的重大外交战略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三和一少”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这是和国内政策调整中提出的“三自一包”密切相关的。国内为了克服困难进行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实用主义的“三自一包”政策，反映到对外政策上就是利已主义的“三和一少”政策；同时“三和一少”外交政策的推行又会反过来影响“三自一包”政策的实施。这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

　　正是因为这样在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主张的时候，就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和反对。这就成为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第五个严重分歧。

　　由此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当时困难形势的估计上，造成这种困难形势的原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摆脱困难，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的评价，以及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上。

　　毛泽东认为当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缺乏经验，要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来解决困难。一九五九年进行的反右倾斗争虽然在具体的部署上出现了失误，但是当时进行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因而在彭德怀问题上没有案可翻。在国际斗争中，要站在广大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同帝、修、反进行斗争，因而“三和一少”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路线”。

　　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当时经济中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造成这个困难的原因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他们认为应当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方式来克服当前的困难。刘少奇讳言一九五九年对彭德怀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的右倾定性，而是侧重于讲彭德怀的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在对外政策上，王稼祥提出了“三和一少”的政策，这会导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失去立足点，陷于孤立。

　　由此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的性质是什么？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还是具有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内涵？党内的这种矛盾和斗争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问题。

　　2、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产生的严重分歧使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毛泽东对这些分歧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认为这些分歧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呢？

　　上文我们列举了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的五个表现。这些分歧实质上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当时的形势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克服困难这两个问题上。因为在造成困难的原因上的分歧，实质上就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认识上的差异造成的；在彭德怀问题上的分歧，也是主要表现在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定性上，这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认识差异造成的；至于“三和一少”上的分歧不过是这些分歧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而已。因而我们认为这些分歧就主要表现在关于形势的认识和克服困难采取的措施这两个问题上。

　　下面我们就集中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为什么这些分歧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1）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领导人在形势认识上的不同，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特别是中南海西楼会议后，当时党内高层领导人在形势认识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毛泽东仍然坚持七千人大会上的观点，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而刘少奇、陈云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这种分歧的呢？这种分歧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毛泽东是如何向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阐述自己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的？

　　我们知道，七千人大会后，党内高层在经济形势的认识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而毛泽东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对七千人大会上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讲得更严重是有不同意见的。[348]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形势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征求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意见，通过与他们协商、探讨，适时阐述自己的看法，以便使与会人员在形势的认识上趋于一致，在党内达成共识，化为今后全党的共同行动。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形势问题时，问：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349]

　　毛泽东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当时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问题，要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有有点光明？”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350]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地区党委负责人谈话。他说：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光明一片；还是基本光明，有些问题，要抓紧解决，而前途是光明的？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中央、省、市、专、县、社、队。实际情况是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好一些，还是坏一些？[351]

　　八月五日，毛泽东与华东、中南区负责人谈话。谈到形势问题，毛泽东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35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正式发表讲话前，先找各大区的负责人进行吹风，了解情况，沟通思想，以便在关于形势的判断问题上能够取得一致意见。从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今年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的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经济形势在走上好转，当然这也不是他自己想当然做出的判断，而是通过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既不是一片黑暗，也并非一片光明，而基本上是光明的，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八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在谈到形势问题时，他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353]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谈了自己对形势的认识。他既不赞成一片黑暗的意见，也不赞成一片光明的意见。他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经过了严重经济困难后，党内讲一片光明的人少了，而讲黑暗的人则多了，且占了上风，因而毛泽东的批评也主要指向了这部分人。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插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354]他还说：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整个说来今年夏季是增产了，山东就增产八亿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是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重，人口报得多，土地报得少，困难报得重，要我注意。这位同志的话是对的，值得注意。[355]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说过去作战时真正遭到大的伤亡，遇到大的困难时，往往人们不叫苦，而在遭到小的伤亡，遇到小的困难时，才大叫困难。他这样讲还是旨在说明虽然现在人们大讲困难，但是实际上当前面临的困难已经不算是什么大困难了。

　　过去浮夸风盛行，夸大粮食产量，掩饰灾情，多征多购。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隐瞒粮食产量，虚报灾情，少报土地，在困难面前畏首畏尾。江西省委一位同志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更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

　　因而毛泽东认为这一段困难讲得太多了，过分了，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毛泽东这样讲是有事实依据的，这可以从山东、河南、湖南、江西等地夏季粮食的增产中得到验证。[356]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上，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泽东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重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是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357]

　　这里的主要问题、本质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下面我们还要谈论这些问题，此处从略。从毛泽东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他从历史上专门揭露黑暗的文学作品讲起，来说明自己是不赞成专讲黑暗的，是反对黑暗风的。从毛泽东关于陕西来信的评论看，他批评了信中对形势的悲观态度，表达了自己对形势发展的乐观态度。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358]

　　在这段插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了党内在形势认识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山东省委书记周兴在形势认识上的变化，不过是说明当时形势正在好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一个实例而已。

　　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形势问题时，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他说：“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359]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集中论述，这个论述的基本点是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在好转。他坦言“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并简要分析了不好的原因：一是过去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二是修正主义干挠了我们对错误的纠正。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就开始改变了。经过斗争我们不仅顶住了修正主义的压力，而且促进了国内形势进一步走向好转。

　　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在谈到经过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360]

　　毛泽东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并且预计今年可以增产二百亿斤粮食，再有两年国民经济就可能走上轨道。后来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

　　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去年比前年好？除了“十二条”、“六十条”之外，还有物质原因，农民少拿出一百七十七亿斤粮食。社会主义我们不会办，没有经验，现在开始有点经验了。[361]

　　我们看到，毛泽东又进一步讲了形势在不断好转的原因，除了制定了适宜的方针政策和我们有了经验外，农民少拿出一百七十七亿斤粮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

　　尽管国内的形势在走向好转，但是毛泽东对这种好转还是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九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发言时谈到如何看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插话说：去年比前年好些，今年比去年还要好些。一个是公报，一个是领导干部讲话，不能一股风，讲得太好了。[362]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批评了黑暗风，说现在是一年比一年好，形势正在走向好转，但还是要求要正视当前仍然存在的困难，不要“讲得太好了”，这表明毛泽东在形势问题上还是非常慎重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关于形势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既反对将形势说成一片黑暗，也反对将形势说成一片光明。他认为形势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会前他通过与各大区负责人的交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希望在讨论中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在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上能够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

　　② 对形势认识上的不同实质上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映。

　　当时在形势的认识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光明或基本上是光明的；一种是黑暗或基本上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或基本上是黑暗的意见显然是占了上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产生的呢？毛泽东下面的谈话揭示了这个问题。

　　在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36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对形势的认识与社会主义以及实行的方针、政策和世界观联系起来了。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在对形势的判断上，毛泽东是不赞成一片黑暗或基本上是黑暗的看法的，况且讲黑暗又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自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纠“左”，到现在为止断断续续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以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到这个时候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纠“左”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形势还是一片黑暗或基本上是黑暗，那就说明社会主义不行。既然社会主义不行，就要实行全部单干或大部单干了。实行单干实际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在形势认识上的不同，就会在实行的方针政策上，在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上反映出来。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插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边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364]

　　毛泽东这里说的“有人”是指陈云，因为陈云曾跟毛泽东说过实行分田到户经济恢复只需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的话。[365]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陈云。

　　毛泽东认为如果像陈云说的恢复需要五年、八年，那么就说明实行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了，或者说这些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而陈云又说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四年就可以实现经济恢复。这就说明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要优越于农村集体所有制，优越于刚刚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一旦全面推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实行单干，就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这样我们看到，对形势认识的不同，是由于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政策的分歧所致。而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又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我们说对形势认识的不同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当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是由于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制定了适宜的政策，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所致；而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以前在纠“左”过程中制定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应该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样四年就可以恢复，否则需要八年。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措施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形势认识上产生的分歧说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分歧所致。

　　（2）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方式来克服困难，实质上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抉择。

　　我们知道，在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有两种克服困难的方法：一种是探索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种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那么，为什么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方式来克服困难，直接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认为是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呢？这种认识到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毛泽东认为是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六二年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曾经一度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但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如何认识的呢？他又是如何向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分析和说明的呢？

　　我们知道，田家英、陈云、邓子恢曾经先后向毛泽东保荐过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的方式，毛泽东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田家英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自己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田家英说：全国各地出现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与其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全国农村可以60﹪的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40﹪的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366]毛泽东听完后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毛泽东又接着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367]

　　我们看到，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将田家英的建议提到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高度来认识，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重视和警惕。虽然毛泽东听完田家英的汇报后问了田家英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的问题，但是我们从田家英主张60﹪的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以及毛泽东的反问来分析，显然毛泽东认为田家英是主张以个体经济为主的。在毛泽东追问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时，田家英没有说实话。随后陈云的申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七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应约接见了陈云。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需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368]

　　后来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在回忆毛泽东与陈云这次谈话时说：“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369]

　　看来，毛泽东在与陈云谈话的时候，对陈云分田到户的意见并没有表态，是第二天才对陈云的主张表明态度的。此后毛泽东又找陈云个别谈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370]这说明毛泽东对陈云主张分田到户还是非常慎重的。

　　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向毛泽东当面陈述包产到户的意见。邓子恢向毛泽东力荐“责任田”，介绍了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的内容，并明确地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说：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371]

　　关于邓子恢的这次汇报，据后来毛泽东说：他（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37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与邓子恢谈话时，针对实行包产到户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产生了疑问，但是邓子恢并没有回答毛泽东提出的疑问，只顾讲实行包产到户的好处，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说自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

　　同时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听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汇报时就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373]

　　尽管这样，毛泽东在听了邓子恢关于包产到户的汇报后，并没有当场表示意见，而是要邓子恢将他的报告及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一并送来，在看了这些材料以后再做出决定。这表明毛泽东在处理邓子恢提出的包产到户问题上是极为慎重的。

　　正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后，毛泽东后来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邓子恢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374]

　　这个时候，安徽省太湖县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在调查研究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保荐责任田，为包产到户辩护的信。在信中钱让能说：责任田的具体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是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仍是按劳取酬，集体劳动方式也没有改变。它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欢迎。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农民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毛泽东八月二日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375]

　　后来邓力群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你们说：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具体同毛主席怎么谈的，现在没有文字记录，但你们看了太湖县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主席的信，觉得对实行包产到户很有说服力，可是毛主席没有被说服。由此认为，毛主席对包产到户是断然拒绝的，根本不予理会。我想毛主席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376]

　　从邓力群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认为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田家英、陈云、邓子恢分别向毛泽东保荐分田到户或保产到户的方式，特别严重的是这种方式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或认可，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和不安。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上旬，毛泽东同罗瑞卿、萧华谈话，问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回去查查军队中的意见怎么样？[377]

　　萧华八月二十日报送的《对邓子恢同志〈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的反映》材料。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再次对这个材料作批示：“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378]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但是现在我们党内一些同志要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却要解散集体经济，从这一点上来说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毛泽东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以期引起高级干部的重视和警觉。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１）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体经济道路？（２）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379]

　　我们看到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从毛泽东的谈话中“觉得事态很严重”，并感到“十分不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产生的不满是何等强烈！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不是有点光明？”［380］

　　从这段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看作是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他实质上是说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对于非要搞包产到户的农民他主张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要耐心地启发和教育农民，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谈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陈云实行分田到户四年就可以恢复的观点。

　　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地方中央局负责人分别进行了谈话。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他说：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381]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形势是光明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从存在的问题中可以反映出国内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中国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大事。阶级斗争的时间将是很长的，即使一百年以后也还会存在这个问题。这里毛泽东将对形势的认识及存在的问题与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了。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地区党委负责人谈话。他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382]

　　单干就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单干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

　　八月五日，毛泽东与华东区、中南区负责人谈话。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383]

　　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下百分之四十。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极分化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搞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的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千差万别。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384]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陈云和田家英，他们是主张分田到户的。毛泽东在同地方中央局负责人交谈时说到一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出现两极分化，买卖土地，放高利贷，娶小老婆，这些已经被消灭的东西还会卷土重来。他说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要勉强他们转过来，等到两极分化出现了，在事实面前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毛泽东谈了自己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方面的底线，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但是要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他是不赞成的。他用“党内势必分裂”来表达自己在这方面的坚定态度。他让大家在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上再议一议。

　　在同地方各中央局负责人吹风后，毛泽东八月六日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谈了单干问题。

　　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引者注）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385]

　　在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估计一下，全国闹单干的农民到底有多少。他认为坚持集体化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是关系到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当然对于已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农民，暂时不要强迫他们去纠正，但是要注意对他们做工作，引导他们逐渐走上集体化的道路。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因而这次会议上要做一个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文件。

　　八月九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有两重性，“草上之风，必偃”。有一部分富裕农民，资产阶级是要争夺的。[386]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387]

　　在这段插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集体化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巩固要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共产党应该代表贫下中农的利益，也代表一部分富裕农民的利益，因而就应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方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会很快产生两极分化，出现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少数人富裕起来，买卖土地，放高利贷，娶小老婆，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的破产，其中包括四属户、五保护，而这些人却是共产党依靠的社会基础。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就会发生变化，那就会产生共产党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的疑问了，共产党也就存在变质的危险。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多次插话。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刘少奇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泽东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388]

　　刘少奇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检讨的性质，承认当时对形势和单干的估计是不准确的。毛泽东的插话则用事实来反驳当时的这些估计，他进一步指出形势好转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坚持人民公社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

　　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还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边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389]他还说：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整个说来今年夏季是增产了，山东就增产八亿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是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重，人口报得多，土地报得少，困难报得重，要我注意。这位同志的话是对的，值得注意。[390]

　　毛泽东认为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举过去军队作战的例子也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单干风越到上边风越大。他认为如果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调整了政策后，困难没有得到克服或者政策长期不见成效，那就说明这些政策措施不行，需要另搞一套，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山东、江西等地夏收的增产就是政策调整的结果。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反映的动向应该引起注意。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经济，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毛泽东传》注），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391]

　　这里毛泽东指出了共产党内在农业发展上的两条路线：一条是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走集体化道路；一条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走小农经济之路。从毛泽东的谈话看，地方许多领导人是要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但是田家英却不想修改。毛泽东点了田家英的名。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392]

　　毛泽东用山东、江西、河南等地农业生产恢复的事实来驳斥钱让能包产到户的主张，更有说服力。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这初步说明走集体化道路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393]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394]

　　毛泽东认为前一个时期确实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这是确定无疑的，没有必要回避。但是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已经调整了政策，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适应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方针政策对头了。这样不仅会比较快地克服困难，还会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田家英连一个公社都没有调查完，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这种调查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建议邓子恢看一看，过一两年到底是集体化好，还是包产到户好，自然就见分晓了嘛。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395]

　　这里毛泽东阐发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是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他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生产力论，不是单纯为了生产去讲生产，而是把发展生产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系中去考察，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中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体现了毛泽东宏大的视野和对唯物史观的精辟见解。同时，他相信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制定的方针政策，会在两三年内使农业恢复过来。随后经济迅速恢复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多次插话。刘少奇说到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时，毛泽东插话说：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是单干。他认为这是由于不懂马列主义，属于认识问题，过几年一看形势好些，就改了，当时没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没有想到国际国内关系。主张包产到户和单干，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396]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种主张断然不可接受，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由于不懂马列主义造成的，是把它作为认识问题来看待的。过几年形势好了，这些人就可能改变过来。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谈到如何对待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户时，毛泽东说：有一家就一家，有几家就几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得很多的地方，如安徽可以分二年、三年，说服愿意的先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397]

　　对于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户，由于不过百分之十几，毛泽东主张不要强迫他们，批评他们走台湾道路，但是要指出他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通过做工作，使他们逐渐组织起来，走上集体化的道路。这也是一个对待包产到户农民的政策问题。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北京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全会期间，不论是在与地方中央局负责人的交谈中，还是在中心小组和大会的讲话中，或者在会议上别人发言的插话中，他将坚持集体化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反复阐明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以期引起与会高级干部的警惕和思考。

　　毛泽东认为如果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分化，最终会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他认为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心由之路。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反对全部或大部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上，表示了坚定的态度，决不退让。当然他又说农村有百分之十几的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是可以的，对于已经搞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不要强迫他们改过来，但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告诉他们这个方向是不正确的，要逐渐把他们引导到集体化的道路上去。

　　毛泽东认为从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经过政策的调整，在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农业生产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得到恢复和发展，根本不需要五年、八年。他相信历史会证明这一点。一九六二年山东、河南、江西等地的夏收就可以提供初步的验证。一九六四年底经济的全面恢复又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这个判断。

　　② 毛泽东为什么将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这种说法到底是他个人一种主观的武断呢，还是有着现实的依据？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到底有没有合理性的内涵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分析分田到户问题。

　　早在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互助合作的谈话中就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随后十一月四日他又说：“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398]

　　毛泽东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在农村发展的方向上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如果共产党不领导农民通过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搞农业合作化。因而搞不搞农业合作化是直接关系到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399]

　　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料、资金积累和广阔的市场，而农业合作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可以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原料和资金积累，而且还为农业机械化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农业机械化的实施，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兴建，不仅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和资金积累，还可以进一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大幅度提高农民的购买力，这样就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原料、资金积累和更广阔的市场。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又进一步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市场。由此就形成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循环，而其决定点则是农业合作化的实现。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在新中国成立后坚决主张进行农业合作化，在要不要进行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同时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也先后进行了三次斗争。（见前文的分析）这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是否实现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的成果能否得到巩固，不仅对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分田到户是陈云、田家英倡导的，并且业已获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分田到户，不仅解散了人民公社，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且也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这就必然瓦解集体所有制经济，实际上又使农村退回到了土地改革后至一九五三年农业合作化前的状况，恢复了农民土地私有制，这就首先在农村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随着土地的买卖，高利贷的放行，大量的贫苦农民就会失去土地，陷于破产，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已经被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趁机复活，农村中必然会出现新的阶级分化。贫下中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面对贫下中农基本生产资料的丧失，地位的衰落，生活的日益贫困化，共产党不仅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还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就会从根本上失去农民阶级的支持，这将严重动摇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并最终会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就是土地归农民所有，可以自由买卖。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在封建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农民往往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而中国农民土地私有制的性质不仅难以抑制土地兼并，反而为土地兼并大开方便之门。这样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成为历代农民起义的天然后备军，任何强大的王朝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也往往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

　　共产党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导致中国的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规模崛起，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导致广大工农群众又一次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从而酿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就说明共产党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蜕变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的成果也必然是付诸于东流了。

　　下面我们来分析包产到户。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知道，邓子恢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他认为“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400]但是在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毛泽东针对他宣扬的包产到户，提了几个问题，不料邓子恢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却没有能够作出回答，以致于毛泽东后来说他受了邓子恢一个半钟头的训。[401]

　　应该说，邓子恢主张的包产到户与陈云、田家英主张的分田到户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其码在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上还是公有制，但是在生产工具、劳动形式、分配方式及对两极分化的影响等方面与分田到户又很难说有什么不同。尽管邓子恢对毛泽东说这不是单干，但是毛泽东却毫不理会，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邓子恢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402]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一概否认经营管理的责任制，对于在实践探索中提出的一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责任制和管理方法，毛泽东是赞成的。比如八月二日晚，他在与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就说：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403]因而我们说毛泽东并不是一概否认责任制，对生产过程中提出一些先进管理方法，他是支持和肯定的，他反对的是邓子恢讲的那种责任制—包产到户。

　　我们今天需要弄明白的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子恢讲的包产到户，在实行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到底对不对呢？

　　由于我们前文在研究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进行的第三次斗争的时候，已经对包产到户瓦解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问题做过分析，因而现在我们就简要地谈一下这个问题。

　　这还要从毛泽东关于包产到户的一个谈话说起。

　　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对张平化说：“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404]

　　从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看，他认为一旦实行包产到户，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础就会发生变化。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解体，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就会大量涌现。这样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这是因为集体经济的瓦解使工业品失去了销售市场的缘故。工业公有制经济就会出现停滞、亏损、萎缩的发展态势，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发生变化，在中国经济中失去统治地位。这样随着公有制的失去，私有制必然是大规模的发展，两极分化会很快出现，广大工农群众就会沦为雇佣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内外夹攻，共产党拿什么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巩固国防，那样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灾难就要来临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在谈话中表述的观点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不幸地看到毛泽东的预言在一九七八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得到了验证。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先是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引发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一九八五年后，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一九八八年的时候，国有企业三分之一赢利，三分之一赢亏相当，三分之一亏损。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国有企业出现了全面亏损。于是有人提出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的论断。只要把关系经济命脉的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就能够保证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股份化改造，开启了国企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进入新世纪后，国务院又先后制定了新旧三十六条，要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又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名义，引进“民间资本”，将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又以“土地流转”的名义，由资本对农业进行规模经营，将农民剥离土地，在土地私有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急剧下降，私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私有制经济从产值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并且正在向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进军。这个期间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空前加剧，基尼系数直逼国际警戒线。广大工农群众纷纷沦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合法权益难以获得有效保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由一种可能正在向现实的方向迅速推进。开放后，到二○○五年，中国已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中有二十一个已经被外国控股，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峻，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不安。

　　有人可能会说，不论是实行包产到户还是分田到户，这是为了使经济早日恢复的权宜之计，并非存心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就可以转到集体化的道路上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进行的辩解，与事实相去甚远，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

　　这里关健的问题是，当时依靠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到底能不能较快地克服困难呢？如果不能够较快地克服困难，那么他们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倒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够较快地克服困难，却仍然要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那么他们这样做就是别有用心的。从后来经济恢复的事实中我们看到，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一九六四年底就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就表明经过集体化的方式是可以较快地克服困难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抛弃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刚刚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呢？

　　难道这仅仅是他们认识的问题吗？

　　其实不然。一九六五在农业生产已经恢复的情况下，刘少奇还想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找证据，来证明他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搞集体化是不适宜的。[405]一九七八年后，在农业形势大好的情况下，邓小平、陈云又在全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方式。现在有人却以政策的连续性为由，在农业机械化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就是反对采取集体化的方式，却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将土地经营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由此我们说，一九六二年党内有些人以当时农业生产困难为由，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待以后农业生产恢复后再实行集体化的说法是言不由衷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而不是农业集体化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他们又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给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不同影响缺乏深刻的分析和足够的估计，因而毛泽东及时发出这样做就会导致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预警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历史以其固有的惯性按照其自身运动的逻辑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变化着。对照当年毛泽东的预言，反观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态势，我们不能不对当年毛泽东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政治远见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折服！可是当时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众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和洞悉这位人民领袖和伟大导师的良苦用心呢？正是由于他们思想的蒙昧和茅塞未开，才没有形成遏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行动，才会出现由国家的主人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悲惨命运。这不由得使我们发出这样的概叹：莫非广大的工农大众只有在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境地后，才会在切身的体悟下，产生深刻的认知，萌发高度的阶级觉悟，真正把握自身的命运，变成自觉的阶级吗？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不论是分田到户还是包产到户都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打破了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之间的有序循环，导致国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出现动摇，并进而引发国有制经济的大面积解体。这样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急剧下降，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占的比重就会急剧上升，并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有什么性质的经济基础，就会要求什么性质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并且开始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上业已复辟。在经济基础上已经复辟的资本主义，必然要求改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我们从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中已经初见端倪。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认为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上的争论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3、通过对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的分析，毛泽东认为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前文我们研究了毛泽东通过对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严重分歧的分析，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通过对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现象的深入分析，不仅使毛泽东对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还提出了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的科学论断。

　　（1）从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的分歧出发，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我们知道，不论是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还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毛泽东已经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存在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党内出现的一系列分歧，说明党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存在着严重的党内斗争。这种党内斗争，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还是具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呢？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这些分歧和斗争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因而我们说这是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

　　那么，党内的阶级斗争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知道，党内阶级斗争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阶级斗争是对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因而我们要分析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就必须分析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并进一步把握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之间的能动关系。

　　毛泽东就是从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认为党内斗争已经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又一次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以期引起全党的警觉和注意。

　　为了使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有思想准备，能够对这个问题能够进行研究与思考，毛泽东事前采取会前“吹风”的方式，与他们进行谈话，调查了解情况，提出问题，交换意见，以便在这个问题上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在党内取得共识。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406]

　　这里毛泽东从国际上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到国内出现的右倾出发，鲜明地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领导权掌握在那一个阶级手中，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维护那一个阶级的利益。党内右的苗头的出现，说明革命领导权已被资产阶级侵蚀，如果不注意，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导致无产阶级失去领导权。随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失去，无产阶级专政也必将被颠覆。毛泽东在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是为了向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敲响警钟，避免这种悲剧的出现。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他说：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407]

　　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了当时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国内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斗争经历的时间很长，一百年后还会存在这个问题。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地区党委负责人谈话。他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408]

　　其实，单干道路就是在农业发展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这次会议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又进一步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了，还有修正主义，因而现在我们重视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斗争。就是必要的了。

　　八月五日，毛泽东与华东区、中南区负责人谈话。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 [409]看来在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我是五年计划就见马克思去了，而阶级斗争要贯穿整个历史时期。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410]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411]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412]

　　在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解释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他说阶级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我们一般还是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与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关于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谈话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进一步说阶级斗争要贯穿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存在，就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实行分田到户，把五亿多农民变成小生产者，也就是小资产阶级，而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上的分田到户，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小资产阶级专政。因而毛泽东提出了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先和大区的负责人就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谈了话。在谈话中他提出了问题，引导大区的负责同志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在与大区负责同志初步沟通后，毛泽东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到阶级问题时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413]

　　这是毛泽东向大区负责人调研后，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发表的一次比较系统的讲话。他首先让大家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苏联赫鲁晓夫说没有阶级了，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概念。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在我们国家适用不适用？他要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维护阶级利益和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只要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不会出现“全民国家”、“全民党”。赫鲁晓夫这样讲实际上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这并不符合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中发现，我们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听说国内有阶级存在，为之大吃一惊。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党内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也存在着同赫鲁晓夫相似的观点。不过毛泽东处于党内团结的考虑，只是把它看作党内存在的一种现象而已，说的很含蓄，没有点名罢了。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阶级矛盾虽然是对抗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阶级矛盾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而且还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阶级矛盾解决了，但是还会有别的矛盾继续存在的。

　　阶级是由阶层组成的。农民阶级中闹单干的是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发生阶级分化，新生的剥削阶级就会产生。这就要求共产党注意做工作，巩固集体经济，防止出现阶级分化，避免两极分化的产生。

　　毛泽东从会议的进程中发现，在讨论过程中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于是在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414]

　　我们看到，毛泽东注意到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与会人员只是抓住具体问题，而没有从具体问题的剖析中来发现潜藏在其中的普遍问题。没有抓住普遍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出其中的规律，这样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纲挈领，抓住本质，毛泽东才特别强调要承认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阶级矛盾，而且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矛盾。因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仅要处理好阶级矛盾，还要解决好其他形式的矛盾。因而八月九日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415]八月十一日，在提到矛盾问题时，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416]

　　虽然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苏联有现成的经验，但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使社会主义更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我们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们还没有经验。这就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艰辛的探索。在探索中，出现一些曲折，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抓住矛盾，进行剖析，发现其中的规律。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417]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后，还是得到了回应的，与会的高级干部中还是有人理解并认同毛泽东的观点的。当然这也并非是个别人，不然的话，毛泽东的观点又怎么会能够在会议上通过并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呢？

　　毛泽东讲到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为了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既然这样，那他为什么还要强调阶级斗争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不是孤立地考虑如何发展生产，而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出发，来探索如何发展生产的。发展生产，也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要想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和按劳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存在。因而要想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除了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外，还要在上层建筑上（即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上层建筑上的阶级矛盾。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上层建筑上的阶级矛盾，就要进行阶级斗争。当然斗争的形式和特点会与以前有重大不同。只有在上层建筑上开展了正确的阶级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否则的话，就会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看来，毛泽东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将视野局限在狭隘的生产领域内，走唯生产力的路线，而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中来谋求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当然在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以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方面，还没有经验可循，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出一些乱子，走一段曲折的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既不能因为怕走弯路，就不敢进行这种探索和研究；也不能因为走了一些弯路就否定这种探索和研究。这就需要我们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两者结合的正确之路。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418]

　　这里毛泽东指出了党内存在淡化阶级斗争的倾向。他认为现在进行的阶级斗争与过去相比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敌我之间泾渭分明，比较容易鉴别。现在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与潜藏在自己意识深处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与破坏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虽然是敌对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因而既要认识到从事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又要认识到进行这种斗争的复杂性；既不能用过去的阶级斗争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斗争，说现在根本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也不能用过去的阶级斗争方法来进行今天的斗争。要认识到今天的斗争与过去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虽然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在斗争的方式及特点等方面是有着重大不同的。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在谈到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419]

　　我们看到，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借用别人的话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自己对这种说法也是持肯定态度的。马克思公然宣称他创立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服务的，因而也是有阶级性的。经过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来。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推动整个工作的开展。不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难以推动整个工作，还会走到邪路上去。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阶级问题时说：“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420]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接着他引用列宁的话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因。这是因为国际上资产阶级还存在，同时本国资产阶级的残余及从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中生长着的资产阶级分子依然存在，正是由于这样，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建立了，阶级斗争却仍然存在。同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经历过几次封建王朝的复辟活动。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会议讲一次，不仅老干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尤其要对青年人进行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警惕，在这方面要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彻底，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也由于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残余和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进行阶级斗争。这个时期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进行的阶级斗争虽然在本质上相同，但是在斗争的形式、特点等方面又有着重大区别。这就要求我们党探索在新的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这个时期所讲的阶级斗争是指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搞好了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进行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黑暗风实际上体现了对农村集体化道路的一种悲观情绪，是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表现。黑暗风必然导致单干风。单干风则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造成新的阶级分化，使已经消灭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产生出来，因而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原因。

　　（2）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内和党内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出现资产阶级分子，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出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内和党内可以出现修正主义的预警。

　　① 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内。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一定条件下，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社会上也会在党内产生出来。党内特别是党内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手中掌握着权力，会通过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这应该引导全党的高度警觉和注意。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说：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421]

　　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中发现，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因而才提出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

　　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背景下，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既然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他们又怎么会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呢？这样在发展中就会极容易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毛泽东不论是在一九五九年批评彭德怀，还是这一次批评邓子恢，说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其实在党内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仅仅是他们两位，而是相当多的，他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代表而已。这使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在邓小平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说：人是可以变嘛，坏的可以变好，好的还可以变坏。普列汉诺夫原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不是也变了，考茨基也是变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派别，在党内没有反映，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有一条和苏联不同，就是不开刀。斯大林就是不该杀人。[422]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变化的。过去英勇斗争的革命者，在新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当了叛徒和走狗。

　　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严重的党内斗争，形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一般情况下，我们党把阶级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效避免扩大化，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既要防范别人，更要严格自我约束，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423]

　　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内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各级领导权，不就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了吗？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党内走资派的观点由此萌芽。

　　如果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人，这些人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阶层，把持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由此产生的党内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难道说这不就是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吗？

　　从文献资料中显示刘少奇也认为党内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后来在四清运动期间他又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等方面与毛泽东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呢？这又是为什么呢？在研究四清运动的时候我们再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光有才干不行，还必须有马列主义，这是个重要问题。在有人谈到党内有混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我们党要整顿，减少几百万党员好不好？另外要吸收真正的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总不能是我们队伍中的人吧！自由市场，对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开放自由市场，有一定的作用，但副作用也很明显。[424]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开放自由市场虽然对发展经济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这是对我们党员干部的一个严峻考验。他强调干部要懂得马列主义，要有坚持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现在党的队伍存在严重问题，要通过整顿党的队伍，清除几百万不合格的党员，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战斗力，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组织保证。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由于党内相当多的干部缺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可以变化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严重的党内斗争。这个斗争就不仅仅是认识的分歧，而且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就需要加强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整顿工作，教育乃至清除党内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② 中共党内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我们知道，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乃至于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引起的，毛泽东将这看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当时中苏两党关系恶化，我们党正在进行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是赫鲁晓夫就是搞了修正主义，也没有解散集体农庄，而我们党高举反修防修的大旗，却要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就不仅令人产生疑问：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不是真正地反修防修呢？

　　对于这个问题，邓力群后来回忆道：“会上王稼祥同志讲，这个问题不简单，我们批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可是赫鲁晓夫到现在也没有解散集体农庄，我们反修正主义的人，反而让农民分田到户了。”[425]

　　“毛主席在北京批评田家英后，王稼祥说，我们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他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如果我们解散人民公社，人家会怎么说我们？在北戴河起草文件的时候，谈到分田到户是否作为征求意见的一条，有不同的主张。我曾说过，我们一直批评铁托搞修正主义，重要根据之一是他解散集体农庄，现在我们搞分田到户，人家反过来问我们：这是不是叫修正主义？我们怎么回答？田家英说：我们自己秘密地干，干了一段以后，重新恢复集体化。我又问他，几亿人民的事情，你能够保住秘密？能不让人家知道？田家英的奇想令人难以理解。他主张分田到户，可是反对包产到户，反对邓子恢的主张，反对曾希圣的做法。”[426]

　　从邓力群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当时我们党批评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但是尽管他搞了修正主义，也没有解散集体农庄，仍然保持着集体所有制经济。我们批评铁托搞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他解散了集体农庄。如果我们党搞了分田到户，解散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那算不算走了修正主义道路呢？搞了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没有解散集体农民，而反对修正主义的我们党却搞了分田到户，解散了集体经济，赫鲁晓夫可能要问：到底是谁在搞修正主义呢？

　　这就会使我们党陷于极大的被动，反修防修也就难以开展下去了。王稼祥和邓力群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而田家英的说法则是幼稚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他对中国出修正主义是什么态度呢？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427]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可能出修正主义的。当然如果我们反修防修搞得好，就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就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不要紧，从辩证法来看，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最后也要被马列主义所否定。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乐观的，言谈话语中显示出人民领袖的豁达、深邃和睿智。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矛盾问题时说：“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428]

　　毛泽东讲的这一系列矛盾，其实概括起来就是全世界人民和帝修反的矛盾。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今天的修正主义。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除了工作问题外，就是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从八届十中全会公布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讨论阶级斗争的时候，虽然也讲到了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但是会议批判的重点是党内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主要讨论的是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

　　虽然毛泽东从党内的团结出发，没有直接说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就是修正主义，但是从会议期间对这三风的批判，会后中国农村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发展来分析，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这三风作为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的苗头和若干迹象来看待的。这还可以从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的讲话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429]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这两次会议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党内会出现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也提出了中国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党内出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然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如果党内的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掌握了权力，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后来他讲的走资派的萌芽，因而才在四清和文革期间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问题。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党内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对是否会现修正主义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只是放在可能出也可能不出两个方面来考虑，当然是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将这个问题看的很迫切，认为中国面临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危险。

　　（3）对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若干思考。

　　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到底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呢，还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分歧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呢？ 我们现在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下面一个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讲到消灭阶级问题时说：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430]

　　从这个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问题的深入思考，他认为阶级可以划分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和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经济剥削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仍然存在。这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解决这两条战线上的阶级矛盾。

　　毛泽东之所以将阶级划分为经济剥削上的阶级和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是因为在阶级的划分上他采取了不同的标准。这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臆造，而是他以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深入分析的结果。

　　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单有经济基础（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必须同时要有上层建筑（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已经消灭了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又会大规模地卷土重来。因而即使在经济基础（主要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主要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阶级矛盾在这个领域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上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还是主要矛盾，这就需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鉴于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能取得胜利，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还会得而得失，因而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为了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进行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斗争的形式及特点上有什么不同呢？在阶级的划分标准上又有没有区别呢？

　　我们注意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虽然本质上相同，但是在划分的标准上是有着重大区别的。经济战线上的阶级划分，是把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标准，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划分，却不是这样，而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

　　经济战线（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上的阶级斗争是在经济基础领域进行的，斗争的对象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斗争的直接目的是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这个领域（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阶级斗争也就基本结束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斗争的对象是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人民政权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斗争的直接目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人的世界观，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这样看来，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斗争的范围、斗争的对象及斗争的直接目的上是存在重大不同的，因而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斗争的形式及特点上也会表现出重大区别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区别以后我们还要详细论述，此处从略。）

　　当然，如果按照传统的划分标准（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更不用说还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经济战线上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弄清楚了这个问题，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明白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划分标准的不同以后，就容易理解党内因何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了。

　　正是因为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划分是以思想意识和世界观作为标准，与以前的阶级划分标准有重大不同，因而即使在个人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党内也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世界观的分子，只要有适宜的条件（不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以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复辟资本主义。

　　可能有人会问，是不是党内所有的分歧都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呢？

　　当然也不是。党内出现的分歧，有些属于认识的分歧，有些则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这就要求我们将认识的分歧与阶级斗争的分歧区分开来。既不要把党内的一般认识分歧说成阶级斗争的分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犯“左”的错误；也不要把阶级斗争的分歧当作一般的认识分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面前，缺乏阶级警惕和敏锐性，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犯右的错误。

　　那么，如何将党内基于认识的分歧与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区别开来呢？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到底是一般的认识分歧呢，还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呢？

　　区分的根本标准还是看这种分歧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九六二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上。对形势的估计也是由于恢复农业生产措施的分歧造成的，因而我们就主要从农业生产恢复措施的分歧上来分析这个问题。这种分歧表现在是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上。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随着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由于失去了市场，也会逐步走向解体。这样随着公有制经济的瓦解，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就会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又会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出现。这必将导致严重的阶级斗争。

　　本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存在着阶级斗争。在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导致社会出现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后，阶级斗争不论从斗争的规模还是激烈程度上，都会同以前相比有重大不同。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并进一步篡夺党的领导权，制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正是由于这样，我们说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这是发生在党内的一次严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

　　４、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及其内涵。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却先后发生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右倾和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右倾，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和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和完善，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

　　（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过程。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这条基本路线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否则的话，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还会得而复失。因而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在作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后，他又进一步分析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431]这就为区分和处理阶级矛盾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供了思想指导。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产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是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争论从实质上说就是走不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从性质上说则是一次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这表明党内乃至高层存在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保证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对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定性为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但最终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

　　一九六二年党内发生的严重分歧，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实际上就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瓦解了农村集体经济。这是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更为严重的事件。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已经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情况下，问题的性质显得更为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将这个事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又采取了比庐山会议更为平和的方式予以处理，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保证了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

　　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发生的右派进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右倾及一九六二年党内发生的右倾的回顾，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揭示了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修正主义的内在联系，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２）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的涵义及要点。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这两次会议期间的讲话、谈话特别是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会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公报引文下方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引者注）[432]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引文中加重点号的文字为毛泽东在审阅公报草案时加写的文字。[433]至于引文中“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述，显然是出自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434]其余的文字则是公报草案起草人员根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谈话整理成文的。因而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435]

　　后来这一段话也被称作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确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436]本文在研究中采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提法。

　　既然这段话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集中概括，那么，这条基本路线的涵义及其表述的要点又是什么呢？

　　这条路线的基本涵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展开各项工作。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包括四个要点：

　　① 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时间。

　　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至于这个时期到底存在多长时间，并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国内外条件及诸多力量的斗争决定的，因而毛泽东只是作了一个大概的估计，说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这是说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②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还存在阶级斗争，这是由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决定的。在国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还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小生产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在人民中也有一些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同时国际资产阶级也对社会主义国家虎视眈眈，企图进行和平演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③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由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还不巩固，旧的反动守旧势力，虽然已经被推翻，但还在社会的许多领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国内外还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诸多因素，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紧张，有时缓和，有时激烈，有时平稳，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特点。

　　④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产生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这样就揭示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修正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

　　由此我们看到，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涵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要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存在的时间，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阶级斗争的特点，阶级斗争的影响。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上层建筑领域探索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结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其确立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并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5、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从性质上来说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分歧还要严重，但是却没有导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激烈争论和斗争，也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患，最终能够以比较平缓的方式得以处理的历史原因分析。

　　我们知道，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党内分歧，从性质上来说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争论还要严重。因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产生的分歧的实质是有人要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有人不仅要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还要否定农业合作化成果，这样就使农村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的发展状况。

　　尽管如此，从两次党内分歧的处理结果来看，却迥然不同：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随后发起了反右倾运动，刚刚纠正的“左”的错误又泛滥开来，成为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会议讨论，最后以比较平缓的方式来解决了内部的分歧，避免了一次倒退，使中国农村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保证了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和发展。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并没有将信看得有多么严重，认为是正常的，不过是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最后才导致了那样的结局。对于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有意见的，以致于事隔多年他还在讲话中带着几分怨气地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437]

　　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特别是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竟然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就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否定了农业合作化成果，如果一旦付诸于实施，就会又使中国的农村退到了一九五三年前的状况。对这个问题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地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恰好这个时候陈云同志也在青浦县的小蒸公社亲自作了比较系统的、详细的调查，其中向包括他当年搞农民运动的老朋友。那些人都讲：现在还不够，还应该退到分田到户。陈云同志也有了同田家英一样的看法。田家英讲农民有这个意见，陈云同志讲我们这儿的农民也有这个意见。他们两人的看法一致。田家英回到北京，时间是6月中旬还是上旬，我记不清了，首先给少奇同志汇报。少奇感觉到这是个大问题，说毛主席现在在外地，你先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田家英同毛主席一联系，主席讲他很快就要回去了，有什么情况，等回到北京后再说。在这个期间，少奇同志还对田家英讲，你可以在北京范围里听听意见，但是不要说我同意了。于是田家英找了邓小平、林彪，周总理那时在东北，陈云还没有回来。实际上，除了陈云外，常委中又增加了三个人同意。6月二十几号，陈云同志从外地回来了，分别同少奇同志，找林彪、找邓小平征求意见。他们都同意，赞成分田到户。到了6月底，周总理也回来了，陈云征求意见，周总理也表示同意。朱总司令那个时候不太管事。七个常委，除了总司令，刘少奇同意、周总理同意、邓小平同意、林彪同意、陈云同意，六个常委中有五个同意分田到户。”[438]

　　我们看到，邓力群比较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在中央政治局的几位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基本事实。从回忆中看，他认为周恩来是同意分田到户的。但有的文献资料上说，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示意见；还有的文献资料上说，周恩来一开始没有对分田到户表示意见，过了一两天又表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在分田到户上的真实态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因而本文在谈到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态度时，只是用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这样的表述。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全会的召开，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却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获得了解决，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1）毛泽东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讲究斗争艺术，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党内的分歧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从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分析中，已经认定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尽管他在七月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又在八月五日在北戴河与华东组和中南组负责人谈话时说过如果全部或大部分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党内势必分裂的话，[439]但是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已经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情况下，他并没有轻易放弃原则，简单地服从多数常委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也没有将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在党内公布，而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最终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党内的分歧。这既表明毛泽东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反映出他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这个问题处理上的慎重态度。

　　那么，毛泽东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方面的分歧呢？我们下面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引导会议的发展方向，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弄清思想，统一认识，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好准备。

　　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是持赞成态度的。当然也并不仅仅是这几位常委，实际上这也是当时不少高级领导干部的想法，而且在地方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毛泽东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通过讨论，使人们认识到单干道路走不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在坚持集体化道路的问题上在党内取得一致意见。

　　为使会议开好，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向地方中央局负责人吹风，通过与他们座谈，了解情况，沟通思想，掌握动态，为开好会议创造条件。

　　在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开始前，为了了解参加会议的地方中央局负责人的思想动态，使他们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一个心理准备，引导他们对现实中出现的党内分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与参加会议的地方中央局负责人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日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意见，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彭真、陈伯达、罗瑞卿、王任重等参加的会议。毛泽东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谈了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在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

　　八月三日下午，同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下午，同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包产到户问题。

　　八月五日，同华东地区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地区的陶铸、王任重等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440]

　　在同地方中央局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后，毛泽东才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作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说，实际上是起了点题的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没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后来毛泽东又在八月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441]

　　为了激发与会高级领导干部讨论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毛泽东在八月六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大家所要讨论的题目，除了“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外，在这次会议上他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讲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其目的还是为了让人们畅所欲言，发扬民主，在讨论中真正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增强与会高级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觉性。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开始前，先找地方负责人进行谈话，了解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他们中间存在的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模糊认识予以澄清，使他们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信心，端正方向。

　　为使会议开好，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之二，是成立中心小组，采取大会、中心小组和小组三级会议的方式，通过民主讨论，及时把握会议动向，研究解决问题，推动会议的进程。

　　八月三日晚上，毛泽东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开法，决定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 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说：先开中央工作会议，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工作会议为全会准备文件。过去的十几天，起草了一些文件，从今天起就开始讨论。因为大会不好讨论，组织了许多小组，有六个组。单是这六个组讨论，似乎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组织一个核心小组，或者叫中心小组。这是少奇同志提议的，常委的同志都赞成他这个意见。核心小组成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中央管业务的几个同志、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组成。[442]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44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虽然成立中心小组是刘少奇提议的，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个方法好，于是经过常委讨论，就采用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会议成立中心小组和小组，就是为了能够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以便更好地讨论这些文件。从会议的进程看，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既可以把各小组会议上讨论的情况及时反映到中央常委，又可以对各小组的讨论及时给予指导，以便于解决会议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再召开大会予以解决。

　　为使会议开好，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之三，是根据会议动向，采取必要措施，及时予以指导，使会议讨论沿着预定的轨道发展。

　　毛泽东在八月六日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发现各组在讨论过程中还是就事论事，集中于一些具体问题，而没有深入到这些问题的本质，揭示出隐藏在这些问题后面的规律。

　　因而毛泽东才在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444]

　　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为了使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理解他所作的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能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使会议沿着预定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又在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五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445]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讲话后，密切注意着会议的进程，根据会议讨论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及时采取措施，使会议讨论沿着讲话的方向发展。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规律。这是会议能够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使会议开好，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之四，是通过较长的会期，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在打通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再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围绕八届十中全会的议题，先后召开了长达两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为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好了准备。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翻案风。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正如毛泽东在二十四日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446]

　　由此我们看到，在党内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为了开好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先后开了两个月之久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这两个会议期间，与会高级干部围绕八届十中全会的议题，在毛泽东八月六日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的指导下，经过民主讨论，逐渐统一了思想认识，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通过召开会议，进行民主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分歧问题。为了使会议能够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他向地方负责人吹风，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会议采取大会、中心小组和小组讨论三位一体的方式，来推动会议的进程；根据会议动态，他及时采取措施，引导着会议讨论向着预定的方向发展；为了保证讨论的充分和取得实际成果，他决定采取较长的会期。这样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人们的认识逐渐统一，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就作好了准备。

　　② 以起草并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为突破口，进一步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反击单干风，推动人们认识的转变，是扭转当时斗争态势的重要手段。

　　在田家英七月六日向毛泽东当面提议实行分田到户后，尽管田家英表示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是在同一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也直接向他当面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分田到户，实际上就是瓦解集体经济，因而为了遏制这股单干风，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447]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还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448]

　　针对当时出现的单干风，毛泽东提出要作出一个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业生产的决定。这样，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分歧，也就集中在是否搞这个决定上。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决定的起草、讨论并最后通过，来反击单干风，扭转当时的斗争态势，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达到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目的。因而这个决定的起草并通过与否也就成为进行斗争的标尺。

　　③ 用困难省份农业生产恢复的事实，批转正反两方面的材料，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使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党内同志放弃原先的主张，走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

　　当时全国有一部分省已经开始实施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种作法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或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是如何扭转这种风潮的呢？

　　毛泽东首先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受灾最严重的河南、山东农业生产恢复的事实来说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449]

　　毛泽东回京的当天（七月六日），田家英、陈云接连向毛泽东建议实行分田到户。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450]

　　由此我们看到，面对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在单干风上一边倒的状况，毛泽东用河南、山东、江西、河北、湖南等地农业生产已经开始恢复的事实来说服他们，使他们认识到不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是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上，也是可以克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农业生产的。

　　抓住地方巩固集体经济的重要材料，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地方党委讨论，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坚定在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

　　这个纪录介绍了目前龙胜县全部生产队中，大约有60—70％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性质。纪录对全县存在的五种生产管理形式的性质、对生产的作用、利弊得失及农民的接受程度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要根据集体经济的四个特征来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最后提出了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根据自愿和示范的原则，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同志们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451]

　　我们看到，毛泽东发现陶铸报送的广西龙胜县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材料后，极为赞赏，认为不论是在材料中所作的分析，还是分析后提出的意见，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农村集体经济问题的一个范例。因而在阅后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地方党委讨论，进一步探讨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方法，坚定在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田家英、陈云、邓子恢亲自向毛泽东提议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表明他们对于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信心不足，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前景存在疑虑。为了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化，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将新华社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期上，在第五页刊登的波兰《政治》周报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摘要批示给他们参阅。

　　这篇文章说，农业小组是一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组织，目前这是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中心环节。通过农业小组升入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是建立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他们将在农业小组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毛泽东阅后批示：“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同志阅。阅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一篇，在第五页上。”[452]

　　我们看到，毛泽东用社会主义国家波兰通过农业合作化，建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事实材料来说服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使他们认识到走集体化道路，建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也是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不仅将反映集体经济发展的正面材料印发给会议及地方党委和相关同志阅读和讨论，而且对于提倡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材料也同样印发会议讨论。我们看下面两份文献资料。

　　其中一份是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保荐责任田的信。信中说，根据太湖县一年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责任田的具体办法是，定田到人，责任到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是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仍是按劳取酬，集体劳动方式也没有改变。它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欢迎。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信中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八月二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453]

　　从毛泽东将钱让能的信印发会议讨论来看，他没有利用职权压制包产到户的意见，而是将这种主张付诸于会议讨论，希望与会同志在讨论中明辨是非，得出正确的认识。

　　钱让能给毛泽东写的这封提倡包产到户的信，就是在几十年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454]但毛泽东却没有被说服，这是因为他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认识到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钱让能的信印发会议后，还是在会议期间引起了讨论。比如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的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455]

　　由此我们看到，会议期间人们对钱让能的信进行了讨论。毛泽东的态度是鲜明的，他希望通过讨论使与会的高级干部在思想上取得统一认识，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前提下，使农业生产尽快恢复起来。

　　另一份文献资料是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八月八日向毛泽东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报告。这份报告说，农村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之所以还没有充分地调动起来，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基层干部、社员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生产队组织长期的由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的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三包”（包土地、包工、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八月十六日在胡开明写给他的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456]

　　毛泽东不仅将胡开明的报告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还亲自征求地方负责同志的意见。八月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问李雪峰：胡开明的主张怎么样？李雪峰说：包产到组，由于和包产联系，按这个逻辑发展，必然发展到包产到户。胡开明认为农村的黄金时代是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毛泽东说：他只讲到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457]

　　我们看到，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认为胡开明主张的包产到组，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从他转述的胡开明的互助组和初级社是农村的黄金时代的观点来看，胡开明对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是持否定态度的。毛泽东指出了胡开明只讲到了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问题，因而他的观点是片面的。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毛泽东说他与邓子恢谈话是挨邓子恢的训，因为邓子恢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来看[458]，我们可以说，不论是胡开明还是邓子恢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他们都没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全面深刻地分析问题，因而他们的观点带有几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色彩。

　　从毛泽东向会议印发钱让能的信和胡开明的报告来看，他是重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意见的。对于这方面的材料他并没有视而不见，采取压制态度，而是将这些材料印发会议讨论。他希望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在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上能够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

　　为了进一步说服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同志认清是非，转变思想认识，毛泽东又将关于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材料印发会议讨论。我们看下面两份文献资料。

　　八月二日毛泽东将《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情况报道》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该报道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中透露了他们在工业、农业、内外贸易、财政、南盟的组织和政治思想等方面存在着许许多多使他们烦恼的重大问题。他在批示中写道：“南斯拉夫的经济混乱情况，印发大家一阅。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好。”[459]

　　八月二日，毛泽东将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题为《南斯拉夫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一篇新华社通讯印发会议。通讯说，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二十三日透露，最近召开的南盟中央全会未能提出使南斯拉夫摆脱经济困难的办法。此前铁托发表的几次讲话，承认在南斯拉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各种反常现象和消极现象”。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对现在的处境存在严重的不满。毛泽东批示：“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请同志们讨论一下。”[460]

　　毛泽东将南斯拉夫的两份材料印发会议讨论是有深意的。当时我们党认为南斯拉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解散了集体农庄。[461]毛泽东将反映南斯拉夫解散集体农庄后经济上出现困难局面的两份材料印发会议，是为了要大家特别是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同志汲取教训，认识到走单干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还是要回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

　　为了使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如何搞好集体化农业有更深入的认识，毛泽东还将美国农业资本家评论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材料印发会议讨论。

　　这个材料就是《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该文介绍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一九六二年四月二日这一期刊载的该杂志记者对衣阿华州农场主加斯特的访问记。访问记说，据加斯特看来，苏联农业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直到一九五五年才开始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一九五五年的苏联农业大致相当于美国农业一九三○年达到的水平。赫鲁晓夫的真正问题是对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资金数量估计得过低。另一个根本问题是，苏联没有美国这样的运输网。苏联有了适当的投资，就能够以与美国同样的百分比提高农业产量，并且在一九七○年能够把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从目前的百分之四十或五十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二十。但在大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上，苏联总也赶不上美国，因为苏联的耕作季节太短，气候太干燥。赫鲁晓夫应该冷却军备竞赛，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毛泽东八月二日作出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印发各同志。”[462]

　　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到，加斯特认为，苏联农业方面的根本问题是投资少和缺乏便利的运输网。抛开美苏气候条件差异，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在农业上苏联是可以取得和美国同样的生产效率的。毛泽东向会议印发这个材料，无疑是为了提醒全党同志要以赫鲁晓夫的教训为戒，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是告诫那些宣扬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同志，在同样的情况下，集体化的农业并不比私有化的农业缺乏效率，他们宣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是没有依据的。

　　从以上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采用农业生产恢复的事实，还批转农村集体经济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同时还将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方面的相关材料印发会议讨论，就是要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说服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同志转变态度，使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在发展农业集体化方面达成共识，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④ 通过地方负责人主张走集体化道路，反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言行，来进一步推动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转化，消除分歧，化解矛盾，达成共识。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知道，当时中央政治局中的多数常委已经表示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采取让地方负责人讲话，通过他们的言行来推动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提高认识，放弃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转到集体化道路上来。

　　后来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对此曾有一个评论，我们引述如下：

　　“这种情况之下（指当时五名常委赞成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引者注），如果正式开会是个什么结果，六名常委中，五名赞成，只有一人不赞成。毛主席采用老办法，就是他过去讲的，中央犯错误，就让地方来造反。他听了陈云、邓子恢的谈话后，立刻找河南省、山东省的同志，还有几个省的同志，到北京来议论搞集体还是搞单干的问题。大家说搞集体，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于是，毛主席让陈伯达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交中央传阅，并发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征求意见。陈云同志非常敏锐，看到这个决定草案后，马上写信给邓小平和毛主席，表示同意。”[463]

　　从邓力群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也认为毛泽东是采取让地方负责人发表意见的方式，来推动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转化的。从前文引述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曾让刘少奇、邓小平、田家英找河南、山东、江西省委的负责人了解这些受灾比较严重的省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的情况。[464]

　　随后，毛泽东又批示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省、地两级党委讨论。[465]这是一个如何分析和办好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范例。

　　当时形势在明显地好转中，特别是六二年夏收已经初步验证了这个判断。可是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仍然讲困难、讲缺点，甚至还有人认为六二年的夏收不如去年，地方上有不少领导同志对此是有意见的。

　　六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同韩先楚、许世友、杨成武、罗瑞卿谈话，了解夏收情况，他们对有关今年夏收不如去年、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说法，表示有意见。毛泽东说：你们都是中央委员，可以讲嘛！[466]

　　七月二日，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也曾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467]

　　我们看到，当时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对前一段时间老是讲困难、讲错误是有意见的。因为在制定了农村“六十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如果形势还是没有好转，困难仍然那么严重，那就说明农村集体化道路走不通，只有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了。因而对形势认识的不同，直接关系到是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正是由于从这些地方领导同志的不满中可以看到他们对集体化道路的认同和支持，毛泽东才鼓励他们发言，希望以他们的言行来推动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的转变。

　　毛泽东还通过中央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地方领导同志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来反击黑暗风和单干风，进一步推动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的转变。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六个组汇报讨论情况，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李井泉在发言时谈了单干后的两极分化问题。

　　八月十三日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在发言时批评了钱让能的信，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又讲了要抓生产问题。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468]

　　这样通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使党内在形势的认识和克服困难的措施方面逐渐形成一致意见。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论是要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找地方负责人了解情况，还是批发地方关于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座谈会记录，以及支持地方负责人对中央有人讲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不同意见，或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鼓励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人发言，他的根本目的总是一致的，就是希望通过地方负责人的言行，来推动中央领导同志及其他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改变态度，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上来。

　　⑤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并没有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在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分歧，也没有在会议上对任何一个常委点名批评，在处理问题时讲究策略，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经过正确的党内斗争，最终扭转了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面对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当然是党内出现的一股右的倾向，毛泽东当时是怎样处理的呢？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这样评述道：“八届十中全会前是确有右倾，而且很严重。当时田家英提出分田到户，陈云、邓小平、刘少奇、林彪都同意，周恩来去东北调查还没回来。六个常委，四个同意，除朱德外，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坚持。如果当时不顶住，分田到户一来，已经调整好的生产关系、全国农村的集体经济一下子就可能瓦解。问题多么严重啊！当时领导集体的多数同意分田，而且有的常委说，现在遇到一个大问题，准备分配土地。但毛主席对这件事处理得很好。他首先对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纪录写了批语，发到各级党委。陈云非常好，马上写信表示赞成，各地也纷纷表示拥护。然后在1962年7月25日到8月24日开北戴河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与陈云个别谈话，批评了陈云。（这是在会议初期，大概在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之间，因为在七月三十一日陈云通过邓小平报经毛泽东同意就因病休养了。[469]—引者注）作为常委同意分田，应该批评，可是批评得太过分了。但无论大会、小会，毛主席从来没有点陈云的名，因为陈云只是给主席讲，而没有到处宣传分田的主张。田家英是最早提出分田到户的，毛主席在会上批评了他，但说他在组织上没错误。毛主席说，是我派他到农村调查的，他回来向我汇报了农民的意见，所以他在组织上没有错，是意见错了。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没顶住，但会上也没有讲。也没点邓小平的名。” [470]

　　邓力群在回忆中认为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太过分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试想，尽管当时非常困难，但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毛泽东经过反复调研已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后（生产队与初级社只是规模相似，但是在分配方式上是有着重大不同的。因为生产队是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而初级社在分配方式上则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资料分配相结合，是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这并非单纯的后退，而是前进中的后退。），不是想着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如何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来摆脱困难，而是主张实行分田到户。这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且也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否定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是一种严重的动向，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虽然陈云在组织程序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陈云不是一般的高级干部，而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却出现这样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陈云进行的严厉批评又怎么能说是过分的呢？

　　从邓力群的评述并结合业已公开的其他文献资料可以看到，面对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已经同意分田到户的严峻状况，毛泽东只是在与刘少奇单独谈话时批评他没有顶住这股风，还说了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的话；[471]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初期在与陈云个别谈话时作了严厉批评。但是毛泽东不论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还是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他既没有将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事在会议上公布，也没有公开点任何一个常委的名。就是到一九六五年八月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没有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事公之于众。[472]

　　此间文献资料显示，就是在毛泽东谈到陈云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恢复需要八年，如果实行分田到户的话，只要四年就能够恢复的话时，也只是用“有人说”、“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这样不确定的用语来表达，而且还是在与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较小范围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过；在谈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时，虽然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的，他还有意用“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这样隐晦的语言来表述。[473] 由此可见，他不论是将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问题公之于众，还是在会议上直接点名批评主张分田到户的常委，都是经过反复思考，极为慎重的。

　　对当时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过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对他们三人的处理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毛泽东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的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474]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直接向他当面陈述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的批评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对他们批评的程度和场合的不同上。出现这种区别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份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及作为造成的。这表明毛泽东在对他们的问题进行处理的时候并没有感情用事，而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坚持原则，讲究策略，既要弄清是非，又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宽阔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已经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情况下，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处理是非常慎重的。他只是在与刘少奇、陈云单独谈话的时候分别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在会议上既没有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事情公之于众，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常委点名批评，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斗争手段，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对当面向毛泽东建议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的批评也是语重心长，讲究策略的。

　　⑥ 针对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毛泽东采取延安整风时的方法，希望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使犯错误的同志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对于在党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呢？

　　邓力群回忆道：“8月6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形势、阶级、矛盾的报告，采取的是同志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符合党内生活的原则，方式是正常的。报告中谁的名都没点，有错误的同志自己在会上分别作了自我批评。从党的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原则和方法来看，这次会议与庐山会议不同，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一个重大的危险制止住了。”[475]

　　毛泽东认为在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还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变，使他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在对邓子恢的批评和帮助上鲜明地表现出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公开批评最厉害的人莫过于邓子恢了，以致于几十年后，当时参加会议的袁宝华还对邓子恢作检查那天“脸色煞白”的印象记忆犹新。[476]

　　尽管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说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随后中央又撤销了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但是也并没有把邓子恢个人怎么样，仍然调他任国家计委副主任。[477]

　　八月十一日，邓子恢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作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老帐。[478]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重印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材料时，写了如下批语：“此件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给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479]

　　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这份材料，是邓子恢带领工作组下乡调研后写成的。转报中央后，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将这份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四级党委。在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称赞“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 “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着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48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邓子恢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贯彻“六十条”后的农村工作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这种做法不仅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还向全党予以介绍和推广。可是不久邓子恢却又热衷于搞包产到户，从原先的立场上动摇了。

　　如果将邓子恢这次出现的动摇，与他建国后在农业合作化上的一贯表现联系起来看，这个时候邓子恢产生的对形势的悲观看法和大力提倡包产到户，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他一九五五年不愿搞合作社，后来又以整顿为名砍掉几十万个合作社，乃至以前提倡四大自由一脉相承的。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毛泽东将邓子恢的这些错误联系起来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在这里他批评的不仅仅是邓子恢一个人，而是邓子恢所代表的党内的一种现象，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部分人。后来这部分人被毛泽东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

　　毛泽东在批语中还写道：“我们欢迎邓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481]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对邓子恢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检查进行了分析，既肯定了他在检查上所作的自我批评，对他认识的转变表示欢迎，又指出了他在检查中没有从自己当时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主张在城市中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的角度从思想上作出深刻的剖析，因而他的认识还是有局限性的，也是不够的。

　　八月十三日中心小组会议上，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482]

　　从毛泽东在邓子恢作检查时的插话来看，他批评邓子恢没有经过细致的调研，一遇到困难，就认为集体经济搞不好，匆忙实行包产到户。这是与邓子恢自己当年主张贫农团相矛盾的。对于党在农村方针政策的调整，要持非常慎重的态度。这就要经过全面的调查，进行具体的历史的深入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田家英也只是分别调查了三个公社的三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完，就得出分田到户的结论。到底怎么样，还是再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作结论嘛。毛泽东引用长征结束时中央对形势估计的事实，还是旨在说明在遭受困难，总结经验教训后，我们比以前是强大了，还是会取得比较迅速的发展的，因而悲观的设想是没有根据的。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在用事实来说服邓子恢转变态度。

　　八月二十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483]

　　在邓子恢作检查后，毛泽东考虑到邓子恢在思想认识上不见得立即转变过来，可能心里还保留着自己的看法，因而才表示到底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既表明了毛泽东的自信，也显示出毛泽东的宽宏大度。他没有利用职权来压人，而是通过民主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邓子恢认识错误后，又心平气和地说出这样一番话，让人心悦诚服。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精神和平等的态度。

　　曾经提出“三和一少”的王稼祥，在会议期间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应王稼祥的要求同他谈话。王稼祥说，我在莫斯科裁军大会所犯的错误，想在十中全会上专门作一篇检讨发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不必弄到常委会议上，也不必到中央全会上去作检讨，中联部有几个副部长对你有意见，你同他们好好说通了就行了。[484]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应王稼祥的要求，见了王稼祥。在王稼祥要求在全会上做检讨时，由于王稼祥及时认识了错误，影响也不大，因而毛泽东就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全会上或常委会上做检讨，而是让他在中联部内部生活会上与几位同事沟通好了就行了。

　　关于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集中体现在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上。他说：“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485]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对党内修正主义的处理问题。他讲的“里通外国”、“秘密反党小集团”显然是讲的彭德怀、习仲勋等人掀起的翻案风。从讲话中看，毛泽东对他们还是抱有希望的，是把他们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是搞修正主义，但是从他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谈话来看，这个意向是明显的。不过，当时是处于党内团结和有利于思想认识转变的考虑，他才没有直接讲出来罢了。当然，毛泽东也认为即使党内出现了右倾，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如果改正了错误以后，他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还可以看到，他是把修正主义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的。他没有将这些犯错误的同志看成不可救药的人，而是期待着他们的悔悟和觉醒。他重申了党的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的政策，要求全党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决不会不理他们，而是要抱着欢迎的态度，满腔热情地去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他明确表示要采取延安整风时的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只要向党诚实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还是好同志。他用民主革命时期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延安整风后改正错误的事实，来说服今天犯了错误的同志仍然可以像他们当年那样能够获得全党的信任和谅解。

　　从以上我们对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后，毛泽东为解决这些分歧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采取召开会议的方式，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他密切注视着会议的进程，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引导着会议的发展方向；他批转农村集体化的材料，制定发展和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反击单干风，推动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他用困难地区农业生产已经开始恢复的事实，通过地方负责人要求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的发言，批转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印发兄弟党的相关材料，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进一步推动主张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的转变；他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出发，对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批评上坚持原则，在处理上讲究策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为推动这些同志思想的转变，做出了不竭的努力，显示出党的领袖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这成为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分歧能够得以平缓解决的决定性因素。

　　几十年后，在回顾当年这场斗争的时候，邓力群感慨万千，对毛泽东的敬佩发自肺腑，溢于言表。他在《国史讲谈录》中由衷地赞叹道：

　　“会议中间（指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还讲了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样就把一场单干风波平息了。从结果来讲，确实不严重。如果毛主席不采取这些办法，如果生硬处理，如果把常委六人中五人主张分田、只有一个人不赞成的分歧公诸于众，如果按照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的，无论是错误也好、正确也好，他都是简单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那情况就严重了。当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只有五年多，虽不能说全部农村都要分田单干，但是相当多的农村要分田单干，这样情况就不是不严重。而实际上没有出现这样严重的局面，那是因为处理得很好。要讲右倾，这是实实在在的右倾。”[486]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转过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与庐山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伤人。解决得非常好。”“现在真正有右倾了，不用说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就是用其他的办法扯开了，把工作会议的分歧公开了，公开五个常委要分田到户，一个不赞成。如果那样，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毛主席。我们这个中央好就好在这里，大家相忍为国。想起这一段，问题那么严重，解决得那么高明不能不佩服毛泽东。”[487]

　　从邓力群的评述中可以看到，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情况下，面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毛泽东既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主张公之于众，也没有简单地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服从多数常委要求分田到户的主张，而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以高超的斗争艺术，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使农村沿着集体化的方向继续前进，避免了一次后退。这不能不使我们对毛泽东产生由衷地敬意和爱戴。

　　（2）党内被批评为黑暗风、单干风的领导同志偃旗息鼓，在批评和帮助下，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成为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能够以平缓的方式予以解决的重要因素。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形势估计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拒绝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上[488]，而且还表现在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为贯彻七千人大会确定的方针政策而召开的两次会议上。一次是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另一次是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由于发现了一九六二年尚有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因而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改变了七千人大会上做出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判断。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陈云认为当时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而周恩来的讲话则与七千人大会上关于形势的判断相衔接。[489]

　　从上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林彪）已经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周恩来没有表示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田家英、陈云和邓子恢先后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提议。

　　七月八日，毛泽东召集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了他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反对态度。七月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490]

　　毛泽东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批评他没有顶住，还说了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的话。[491]

　　在毛泽东表示了反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态度后，刘少奇又进一步了解了农村的形势，他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

　　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492]

　　后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八月十一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性发言。

　　刘少奇的发言在谈到形势问题时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泽东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493]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作了一些补充和说明，还用事实对刘少奇说的五月会议上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的观点进行反驳。从刘少奇的发言看，他承认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认识上存在失误。当然他在谈到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时说的还是很含蓄的。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间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494]

　　邓小平在发言中以承认毛泽东提出的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及时的方式，纠正了自己原来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态度。

　　从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心小组的发言看，他们实际上不论是在对形势的估计上，还是对原先同意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措施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

　　当时积极向毛泽东推荐分田到户的陈云，在毛泽东明确反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又是什么态度呢？

　　从前文引用的邓力群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北戴河会议正式召开前，毛泽东在与陈云进行个别谈话时，对陈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495]在毛泽东对他批评后，陈云的态度又如何呢？

　　七月二十八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近来我心脏的病况很坏，体力也极衰弱，为了力求避免心绞痛的再次暴发，力求避免心肌梗塞，我请求不参加北戴河的各种会议，都请假。特此报告。”这封信经邓小平转报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同意，送刘、周、朱、陈阅后，交尚昆存。”[496]

　　由此我们看到，陈云以写信表示赞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方式，放弃了分田到户的主张。他自己则因病休养了，没有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从前文我们引述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子恢曾经于八月十一日和八月十三日先后两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作检查，说自己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497]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虽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但是在毛泽东表明反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态度，同时也作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当时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常委转变了态度，放弃了这个主张。尽管毛泽东对多数常委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表示不满，但是也没有在会议上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的分歧，更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让未经中央同意就出头露面宣传包产到户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会议初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论，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争论转为激烈。在当时的态势下，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几位常委商量后，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虽然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却也没有像批评反冒进时对周恩来、陈云批评的那样严重。不过是在讲话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彭德怀等人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被打为反党集团的。

　　相比之下，一九六二年发生的党内分歧，在毛泽东表明反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意见后，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多数常委及相关干部在毛泽东的批评、开导和帮助下，迅速改变了态度，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而没有在会议上继续争论不休，致使会议失控。这也就成为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能够以平缓方式得到解决而没有像庐山会议那样走向激化的重要因素。

　　（3）以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为鉴介，纠正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妥善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这是能够以平缓方式处理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而没有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酿成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造成反右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共产风”又乘机刮了起来，刚刚取得的纠“左”成果毁于一旦，酿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如何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工作的关系呢？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498]

　　这就不仅使我们产生疑问，当刘少奇提出应该规定一个传达范围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未加思索，就当即表示了赞成呢？在决策这个问题时刘少奇提出的建议到底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还仅仅是一个导火线？应该怎样看待刘少奇提出的这个建议呢？

　　我们还是从当年的文献资料中来分析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一九六一年前半年，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就认识到了庐山会议后由于反右倾斗争部署失误而造成的沉痛教训。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499]

　　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500]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了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501]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前，在纠“左”过程中就已经察觉到不应该将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在县以下继续贯彻落实《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进行纠“左”。正是由于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才反出了一个浮夸风，造成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中断了纠“左”进程。

　　这样看来，在刘少奇提出这个建议后，毛泽东之所以未加思索就表示赞成，是因为此前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由此我们认为，刘少奇的建议在这个问题的决策中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当然，我们对刘少奇提出的这个建议还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正是由于这样，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才在八届十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要求大家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工作问题的关系，不要因为抓阶级斗争，把工作丢了。

　　他说：“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给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502]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汲取了庐山会议的教训，妥善处理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才不仅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严重分歧，避免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右倾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还要严重，但是却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能够得以解决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讲究策略，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由于当时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常委及相关高级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的批评和帮助下改变了态度，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还由于接受了庐山会议的教训，妥善处理了阶级斗争和工作的关系问题。因而才能够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一九六二年的党内分歧。从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因为这样，在经过长达两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后，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才正式开幕。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503]这样就以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发表为标志，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

　　6、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一九六二年党内分歧的深远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右倾虽然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还要严重，但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林彪等常委放弃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看，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人只不过是从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而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坚持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深层历史原因。这表现在直到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找证据，说自己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观点是正确的；[504]也表现在后来林彪虽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但是当着文革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进入到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林彪从文革阵营里分化出来，演变成强大的反文革力量；还表现在一九七八年后，当邓小平、陈云主政中央后，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从而导致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全面崩溃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六二年党内发生的分歧，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忧心，但是并没有改变他对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的看法，在毛泽东心中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这表现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上旬，毛泽东在修改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时，将原稿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亲笔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问题上，[505]也从后来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506]

　　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虽然以比较平缓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毛泽东后来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听取罗瑞卿汇报战备问题时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507]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的“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的话，显然是处于团结的缘故才这样讲的。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几乎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反对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其他常委并没有顶住。由此我们看到，尽管过去了三年，当时毛泽东也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合继续作接班人了，但是他仍然从维护领导班子其他同志的威信出发，没有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公之于众。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仅强调了领导人、领导集团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性，而且还将其与一九六二年党内发生的分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指出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现实性问题。他还特别说明国内外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虽然一九六二年的党内分歧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以后随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的进一步发展，结合以后的事实，毛泽东再返回头来重新审视这次分歧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路线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他才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508]

　　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当出现困难的时候，产生了黑暗风。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数领导同志，不仅没有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去探索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反而却在毛泽东经过反复调研，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仍对此漠然置之，以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为名，热衷于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

　　这里让毛泽东特别忧心的是，在单干风蔓延的时候，党内高层不仅没有进行过抵制和反对，还竟然获得了多数常委的同意或认可，要不是自己坚决反对，一九六二年就会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否定农业合作化成果。农业合作化成果被否定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就会走向瓦解。由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会逐渐走向解体。这样随着公有制经济的解体，私有制经济将会迅速发展，两极分化快得很。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难道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数领导同志对此缺乏了解吗？

　　其实不然，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已经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大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问题。[509]时隔七年，常委的多数领导同志却仍然对此没有清醒地认识。一遇到困难，就想走回头路。他们对于我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破坏，缺乏深刻的认识。更让毛泽东担心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一般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而且还出现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处于决策位置的领导人中间。还不是常委中的个别人，而是常委中的大多数人。毛泽东在想，一旦自己不在了，现在的班子能否承担得起领导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大任？自己将班子交给他们又怎么能够放心呢？这可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啊！[510]

　　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又使毛泽东不能不把它与此前发生的矛盾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一九五七年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以波兰、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地基础上，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他还进一步指出阶级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表现形式。[511]

　　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右倾和进行的反右倾斗争，说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已经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了党内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更为严重。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竟然要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就否定了农业合作化成果。要不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就会以中央的名义付诸于实施了。毛泽东通过对一九六二年党内分歧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党内出现的分歧并不是孤立的，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在困难时期，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形势看得比较严峻，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表现淡漠，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种状况反映到党内来，才出现了多数常委同意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举动。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又一次反映，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

　　现实发生的这一系列问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沉思。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思考，这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512]

　　他不仅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还要求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从具体问题中摆脱出来，要看到隐藏在后面的普遍问题。[513]他希望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从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以分析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为突破口，经过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和发言，以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为标志，全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

　　尽管这样，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严重分歧，特别是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事实仍然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这使他非常担心，如果党的核心领导层出现了问题，产生了修正主义路线，这要比下层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大得多，那又该怎么办呢？[514]因而如何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如何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够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就成为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迫切问题。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年大计。这就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四）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四：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表明，走资派就在党内，而且还存在于党内的高层。虽然他们的分歧以《二十三条》的制定而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其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为了落实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在城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和机关叫做“五反”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运动。由于城市的“五反”运动后来纳入“四清”运动之中，因而我们在研究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就主要研究“四清”运动。

　　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上，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还没有经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社会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行着艰辛的探索活动，先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作为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在这种探索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通过与地方领导人谈话，进行调查研究，将地方社教的典型材料批发全党，指导着全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他的观点对社教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同样也在进行着思考。在修改《后十条》的过程中，刘少奇与毛泽东在运动的方法上产生了分歧。特别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的分歧趋于激化，并出现了当面冲突。虽然最后以体现毛泽东观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的通过并下发全党而使毛、刘之间的冲突暂时予以化解，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

　　当时为什么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的基本状况又是如何呢？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呢？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对后来形势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五七年出现的右派进攻及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这些在党内外出现的事件表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根源。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又给中国共产党人以严重的警示。因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为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任务和要求。

　　其实，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是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早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即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不久，他就表示“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八月八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央再一次提出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从一九六○年起，先后在农村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又一次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515]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在我国建立起来了，但是还不巩固。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可以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才又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表现淡漠。

　　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重新提出了阶级斗争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对此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呢？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又搞得怎么样呢？

　　我们先看八届十中全会后地方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视状况。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516]

　　由此我们看到，八届十中全会后，只有湖南省、河北省闻风而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他绝大多数的省没有行动起来。这令毛泽东非常不满，因而想通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统一认识，部署全党的社教工作。

　　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转了湖南、河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但从后来的情况表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并不满意。原因是，他在会议最后一天，想延长会期，专门讲讲社教问题。为此采取了一个非常婉转、含蓄的办法，将湖南、河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安排在第一排就座，想以此引起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对社教问题的关注，但中央的领导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会议如期结束。五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二月会议的时候，我准备叫他们两人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你们不赞成。当时为什么叫他们讲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边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517]

　　邓力群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可是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想办法使阶级斗争开展起来。他到处谈话，到处调查，到了1963年开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亲自把几个省委书记，湖北的、湖南的、河北的三四个省的省委书记，安排在政治局委员这一排的中间。会议的安排一向是，主席团是六个常委，第一排是政治局委员。这次会，毛主席亲自安排这几个书记。包括尚昆同志，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叫他们发言，只把他们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原来是这些省、市曾向他汇报，或者他到那里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些省委书记抓了阶级斗争，搞了一些试点，有一些经验，提出了一些问题，能够领会他提出的十中全会的精神。”[518]

　　这样看来，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批转了湖南省、河北省关于社教的报告，而且还破格地让进行了社教的湖南省、河北省两个省的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坐在政治局委员的席位上，以这种座次的安排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推动社教运动的发展。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不仅地方领导人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表现淡漠，就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也是如此。这还可以从以下的文献资料上得到验证。

　　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先后收到地方关于社教的几个报告：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

　　毛泽东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

　　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同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519]

　　由此看来，虽然当时侧重于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但是却对防止自身出现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识不足，就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也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和不安。他要以此为鉴，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3、一九六三年二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在全党拉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在与地方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发现，多数省委负责人并没有重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而他希望通过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来打通思想，进一步在社教问题上形成共识，推动全党社教运动的发展。

　　中央工作会议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城乡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叫做“五反”运动，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后来命名“四清”运动。会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乡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1）在城市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520]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指示说：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目前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这个指示在三月一日由中共中央在全党予以发布。[521]

　　会后，城市的“五反”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522]一九六五年一月中旬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规定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523]

　　这样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以将城市的“五反”运动纳入“四清”运动为标志，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统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2）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原先不叫“四清”运动。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采用保定地委的提法，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定名为“四清”运动（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后来，又采纳王任重的建议，将“四清”运动的内涵确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在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三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 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524]

　　一九六三年四月，毛泽东收到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525]由于保定地委报告中提出的“四清”，抓住了农村矛盾中比较集中的四个环节，解决好了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化解矛盾，调动农民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坚定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还能够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因而毛泽东决定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称为“四清”运动。

　　后来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看到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因而毛泽东十二月二十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526]

　　这样“四清”运动就由原先的“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也就是单纯地清理经济，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清”运动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

　　（3）一九六二年冬及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的谈话及随后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他关于“四清”运动中思想的萌芽。

　　从前文引述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主张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来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这个时候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就成为农村工作中的一个迫切任务。

　　当时如何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全党还没有经验。毛泽东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结合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关于社教报告的相关内容，在一九六二年冬至一九六三年初的南巡中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或讲话中，谈了如何进行社教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就成为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思想的萌芽。

　　① 八届十中全会后至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前，毛泽东在与地方领导人的谈话中初步提出了关于社教的观点。

　　八届十中全会后，从一九六二年冬至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南巡当中与十一个省的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汇报了社教问题。毛泽东在与地方领导人谈话时，根据了解到的社教的情况，在谈话中初步提出了关于如何进行社教的观点。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在天津专列上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吴砚农、杨一辰、万晓塘汇报。谈到整风整社问题时，他说：整风整社不要打击很多人，只打击那些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对这些人也是处分那些严重的，一般的采取教育的办法。是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用民主的办法，开会讨论，多开小组会，少开大会。有错误，谁的账就是谁的账，是上边的由上边负责，是下边的由下边负责，是中间的由中间负责。除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以外，一律采取教育的办法。当了解到河北有三十个县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会议没有开好时，他说：要派得力的干部去开好县的会。比如你们下去开，开以前可以先派些工作队，作些调查研究，准备好再开。[527]

　　这里说的整风整社，就是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主张采取开会讨论，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打击那些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就是对这部分人也是只处分那些最重的，一般地也是采取教育的办法。要派得力的干部，做好充分地准备，进行这项工作。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同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林乎加等谈话。毛泽东说：要有计划地训练干部，除了原来的两本书（《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生活》），还要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整社主要是整党，把党整好了，树立了骨干核心，才能把社整好。整社要用几年才能整好。[528]

　　毛泽东在谈话中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特别指出要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掌握着农村的政权，因而要想整好社，必先整好党。将党整顿好了，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把社整顿好。于是毛泽东就将整社与整党结合起来，将整党看做整社的充分条件。鉴于此，他认为整社不要匆忙，要扎扎实实地搞下去，需要几年才能整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主张的“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的渊源。

　　二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委书记刘子厚等人的工作汇报。他们主要汇报整风整社，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贯彻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六十条”的情况。当汇报到河北省委、地委、县委负责人亲自原原本本地讲解公报、决定、“六十条”，全省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党员都参加了听讲时，毛泽东说：这是个很大的教育运动。要把这个由负责人讲课的方法介绍到全国，介绍谁开讲，怎么个讲法？当汇报到群众拥护“六十条”，认为“六十条”就像拉锯有了墨线一样时，毛泽东说：有了“六十条”就有了准则了，有了规矩了。“六十条”就是公社的章程，就是农村搞社会主义的章程。没有这样一个章程，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农村怎么搞好呢？“六十条”是从广州会议时搞起，加上以前合作社时期搞了个章程，不是短期就搞出来的。当了解到河北的三类队占百分之十五时，毛泽东说：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干部班子问题。[529]

　　从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中我们看到，他充分肯定了河北省从省委到县委的各级党委负责人亲自到农村去讲解八届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的作法，还表示要把这个方法介绍到全国去。

　　“六十条”是办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主要讲的是如何办好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集体经济，而对于在农村如何搞好阶级斗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如何组织阶级队伍等问题，却讲得很少。虽然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搞阶级斗争，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搞农村的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还需要全党的进一步探索。要搞出一个如何搞好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像“六十条”那样的东西来，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干部班子在生产队乃至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处于关健地位，因而毛泽东指出三类队的基本问题是干部班子的问题。整顿干部班子是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环节。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指出了干部班子是农村社教中的主要对象。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后至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在与地方负责人谈话过程中，针对农村的社教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要进行阶级斗争，在农村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要采用民主的方法，以说服教育为主；各地党委负责人要亲自深入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整社要需要几年的时间，整社就是社教，整社就是整党，要建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党风纯正是社风纯正的充分条件。

　　② 一九六三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

　　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或别人发言时的插话中进一步谈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南海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刘少奇《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

　　当刘少奇讲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时，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当刘少奇讲到我们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国家和军事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香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当刘少奇讲到就是有可能，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时，毛泽东说：根据十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来看，也有可能使我们大多数干部了解，使他们跟群众结合，首先是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就有可能团结上中农，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当刘少奇讲到今后我们大概五年要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整党，例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五反”一样时，毛泽东说：五年搞一次，太长了不好。[530]

　　从以上插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因为中国也有出现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有的人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了。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上中农，使干部和群众相结合，才能在农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因而要每隔五年周期性地开展整党工作，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这个时候，“四清”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宣讲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来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531]

　　当有同志提出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于党的建设时，毛泽东说：要重新整党。有的党员开会不到，什么作用不起，意志衰退，他起不了模范作用那就请他不要做党员了。要加强党的经常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整党建党要抓，要当作大事情搞。[532]

　　从这段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主张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以八届十中全会三个文件为纲，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到基层中去，亲自进行宣传讲解，以此来加强农村的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建设，建立一套防止修正主义的制度。这样就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还要在思想上使社会主义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使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同时，他还讲到了整党问题，提出要把整党当作大事来抓，清除不合格的党员，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搞好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充分条件。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了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热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他说：各大区的党委、省委、地委、县委要注意去争取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就是贫下中农。[533]

　　他接着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办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

　　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

　　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最后，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534]

　　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中我们看到，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干部不懂社会主义，因而他主张要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对象包括干部和群众。这个教育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才一两年时间，但是他相信社会主义教育，一抓就灵。现在就是要根据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借鉴湖南、河北社教的经验，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走群众路线，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式。

　　他主张地社教中要保护大多数干部，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把包袱放下来。在社教中要给干部洗“温水澡”，也就是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干部在社教中受到教育。在社教中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富裕中农和改造好了的地、富分子，打击歪风邪气和牛鬼蛇神。他表示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就是对牛鬼蛇神，也是打击他们的气焰，把他们改造过来，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毛泽东还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与生产结合起来。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提出了关于社教的一些观点，以八届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为纲，领导干部到亲自下去进行宣讲，在社教中要保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采用党内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要依靠贫下中农，在社教中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建立一套防止修正主义的制度，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社教要与整党相结合，社教就是要整党，整党就是社教。进行社教还要与生产相结合。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冬至一九六三年初的谈话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些观点。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地迅速开展起来了。

　　4、毛泽东通过批转关于社教的典型材料，与地方领导人谈话，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关于社教问题上的构想，以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为标志，形成了毛泽东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当时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也在进行着探索。他从全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社会实践出发，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对地方社教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用来指导全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央二月工作会议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陆续将本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认真批阅各地送来的社教报告，为有代表性的报告撰写批语，做出指示，转发全党参考。他根据各地提供的社教材料，通过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形成了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就成为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的指导思想。

　　（1）毛泽东通过批转地方典型材料，撰写批语，做出指示，提出了关于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指导着农村社教运动的发展。

　　中央二月工作会议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了，地方关于社教的情况汇报不断送达中央。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

　　这个材料是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的摘要。报告说，一九五九年以来，昔阳县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一年比一年多，补贴工分一年比一年少。县、社负责干部也带头参加劳动。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使干群关系像鱼水一样密切，带动了广大社员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恢复了清早上地劳动的习惯，也有助于迅速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报告还介绍了中共昔阳县委在干部参加劳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1）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干部觉悟，经常注意检查。（2）把劳动态度作为选拔大队、生产队干部的首要条件。（3）县、社负责干部，带头参加劳动。（4）坚持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每年春天落实到人。（5）大队干部固定到一个生产队或作业组，按他们的劳动底分同社员一样分地、分活，评工记分。（6）评比竞赛，层层树立标兵。（7）自上而下改进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严格控制会议、表报，为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创造条件。[535]

　　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536]

　　与这个材料一块下发的还有为转发这个材料起草的中央指示及山西省委的批语。在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指示中说，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一九六二年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级每人平均八十二个。他们到哪里下乡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干部参加劳动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逐步这样做的。中央要求各省、市、区常委，地委，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537]

　　五月二十日，这个材料和中央三月二十三日的批语、山西省委一月二十九日的批语作为《前十条》的附件六下发。[538]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收到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后，极为赞赏，不仅将这个材料批转全党参考，同时为了增强材料的感染力，还亲自修改了材料的题目，将经他审阅的中央指示及山西省委的批语一并下发，以此来推动社教运动中干部参加劳动的风尚。这样干部参加劳动就成为社教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个是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

　　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报告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并且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毛泽东四月八日南下路过天津时看到这个报告，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539]

　　五月二十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作为《前十条》的附件五下发。[540]

　　由于保定地委的这个报告从农村中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抓住了农村社教中处理干群关系中的四个重要环节，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使得农村中的干群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迎刃而解，因而毛泽东当即对这个报告予以肯定，接着又向山东、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以后毛泽东又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定名为“四清”运动，而“四清”也就成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个是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还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541]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意后，于五月十日以《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的名义发出。[542]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作为《前十条》的附件二下发，批示的落款由“中央”改为“毛泽东”。[543]

　　批示在谈到河南省委的报告时说：“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544]

　　我们从毛泽东起草的指示中看到，在中央二月工作会议以前，河南的社教并没有什么起色，而在二月工作会议后，由于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河南的社教工作风生云起，大有起色。接着又介绍了河南省委经过试点，分步骤进行社教的方法。既然河南省委在二月工作会议后，能够端正思想态度，抓住问题的要点，采取适当的方法，将本省社教搞起来，其他省、市、区在借鉴了河南的经验后，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毛泽东在起草的批示中提出，在社教中要团结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坚持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政策，讲究斗争策略，始终将打击的矛头对准极少数人。

　　批示在谈到宋任穷的报告时说：“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545]

　　从这里可以看到，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通过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来对青年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种方法是可以在各地进行推广的。

　　最后，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546]

　　毛泽东要求省、市、区党委要重视社会主义教育，检查地、县、社是不是抓紧了这方面的工作，抓住要点，进行试点，探究适合本地社教的方法，不要赶时间，不要影响生产，坚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既介绍了宋任穷报告中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又从河南报告中总结出在社教运动中要抓住要点，进行试点，分步骤地进行社教的方法。他提出要团结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坚持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在社教中执行比较稳健的方针。

　　第四个是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四月中下旬致中央的两个社教报告。

　　四月十六日湖南省委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给中央、毛泽东、中南局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自二月八日作过一次报告以来农村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高潮，在这一段组织生产高潮中，在修订规划和改进经营管理的工作中，仍然突出地暴露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分田单干、雇工放债和各种“黑风”上面，而且还表现在经营方针、生产计划、劳动力管理、收益分配等许多方面。因此，今后还必须继续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教育。报告提出，要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从教育干部入手，从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一层层地训练、揭盖子和解放思想，将训练干部和搞试点结合起来。[547]

　　四月二十二日湖南省委给中央、毛泽东、中南局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最近派工作组到零陵专区进行了调查。他们在社教运动中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取得了反“黑风”的巨大胜利。这几年对依靠贫农发生动摇的最根本原因，是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农村阶级情况缺乏经常的调查和分析。报告介绍了零陵地区树立贫农优势的经验，教育干部要重新认识贫农，从政治上发挥贫农的主人翁精神，从组织上发挥贫农优势，从经济上帮助贫农翻身。省委推广零陵地区普遍建立贫下中农代表小组的作法，要求各县做好建立贫下中农代表小组的试点，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广，目前全省已有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代表小组。[548]

　　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起草《前十条》期间召开的杭州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549]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作为《前十条》的附件三下发。[550]

　　我们看到，湖南省委的这两个报告都是从农村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出发，前一个报告主要介绍的是阶级斗争不仅体现在生产活动中，也同样体现在经营、计划、管理、分配方面。后一个报告提出在农村社教运动中要依靠贫下中农。为发挥贫下中农的作用，从组织原则上说就是要建立贫下中农代表小组。从这两个报告中可以看到，由于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广泛存在，因而就要依靠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进行社教的问题。

　　第五个是将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四个材料转发全党。

　　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河南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这两个材料，毛泽东说看了以后受到启发。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551]

　　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作法是：第一步，分析阶级斗争形势，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统一认识，提高觉悟。第二步，领导层层带头，自觉地放下“包袱”。第三步，民主讨论政策界限，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第四步，总结会议经验，研究下一步如何串联发动和组织阶级队伍，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安排生产和群众生活。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和花明楼公社的作法与此大体相同。这四个材料后来作为《前十条》的附件四印发。[552]

　　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553]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的批语和这四个文件作为《前十条》的附件四下发。[554]

　　从以上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四个材料都是通过召开多级干部会议的方式，分析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统一认识，提高觉悟，领导带头，检查自己的工作，讨论政策界限，探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方法，社教不仅没有影响，反而却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各级党委要通过收集这些典型性的事件来推动社教运动的发展。

　　第六个是将浙江省七个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及毛泽东为转发这个材料起草的批语下发全党。

　　毛泽东在审阅浙江省委办公厅一九六三年四月编印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时，将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后来这个批语连同浙江省七个材料作为《前十条》的附件七印发。

　　这七个材料是：（一）中共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廖锡龙写的《我们是怎样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二）钱天镇写的《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应四官是中共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支部书记；（三）章轶仲写的中共金华县汤溪公社汤溪大队支部书记、老劳模陈双田访问记《怎样才能更多地参加劳动？》；（四）中共桐庐县委副书记娄秉宜写的《严如湛同志三下后进队》；（五）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写的《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六）中共余杭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七）中共青田县委书记袁长泽写的《五年来干部坚持种实验田的体会》。[555]

　　五月九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七个材料写了一个长达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这个批语从干部参加劳动起笔，一气呵成，文笔犀利，高屋建瓴，入木三分，以饱满的激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感，深入论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意义。就是在今天读来，仍然是醍醐灌顶，发人深思！

　　批语首先对浙江省这七个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进行了高度评价：“浙江省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556]

　　从批语中看到，三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后，浙江省委响应中央的号召，并进行了讨论和安排，他们编印的这七个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内容好，文字也不难看，要将这七个材料在省、地、县、社干部中进行阅读和宣传，使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认识到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由于在中央转发山西省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后，没有见之于地方的广泛行动，反映尚少，因而毛泽东在批语中向地方领导人提出要求：“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伟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557]

　　从批语中看到，毛泽东要求地方领导同志要高度重视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宣读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进行认真地讨论，还要从本地选出这样的好范例来让干部学习，他希望第一年能够争取全国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三年内使全体农村支部书记都能够参加生产劳动。工厂的支部书记也应该成为生产能手。

　　为什么要求各级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呢？

　　毛泽东在批语中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顶伟大革命活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558]

　　干部参加劳动，既是进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进行阶级斗争。这是进一步密切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消除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毛泽东在批语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559]

　　如果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消除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也就难以防止修正主义。这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从思想上成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俘虏，被他们腐蚀侵袭，成为他们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直至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党变修、国变色，走上修正主义道路。

　　如果我们联系到今天党内存在的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社会上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我们不能不钦佩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宏大的战略眼光和深远的历史视野。

　　既然不这样做就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结局，那么这样做是不是很困难呢？又应该如何这样做呢？

　　毛泽东在批语中进一步写道：“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560]

　　毛泽东认为这是不难解决的。只要从思想上重视这个问题，下定了决心，收集了可靠的材料，弄清了实际情况，政策和方法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同志作为核心领导，一个公社几个星期就够了，一个县有几个月就够了，一个省要搞好搞透，还需要一两年或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在批语中还谈到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写道：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561]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斗争，在斗争中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通过与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斗争。通过社教运动，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使我们的党变得更加光荣与伟大，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类中出现新的气象，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首先高度评价了山西省昔阳县和浙江省干部参加劳动的活动，他又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重要性，进一步指出只要下定决心，明了情况，方法和政策正确，有强有力的干部作领导，这些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最后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这是一次教育人、改造人的伟大斗争。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依据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分析了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和材料，对其中的优秀报告，总结出来的典型材料，批转给各地予以参考。在对这些来自一线的报告和材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社教运动就是阶级斗争，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干部参加劳动，着重解决好“四清”问题，经过试点，分步骤进行，采取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政策，通过召开多级干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社教等观点，这些观点收入了由他主持起草的社教文件《前十条》，成为全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

　　（2）毛泽东在听取地方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和起草《前十条》的过程中，就社教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谈话，阐述了关于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这些谈话与他为批转地方的社教报告写的批语和指示一样，成为起草《前十条》的指导思想。

　　前面我们分析了为转发地方党委上报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和材料，毛泽东在起草的批语和指示中，提出了关于社教运动的观点。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在听取地方负责人的社教汇报及起草《前十条》的过程中，他在进行的一系列谈话中提出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

　　中央二月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于四月七日晚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起草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文件，四月十五日到达杭州，住汪庄。途中，他与地方负责人谈话，了解社教开展的基本状况，阐述关于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

　　四月八日，毛泽东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

　　当汇报到天津“五反”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反浪费是很要紧的，这个问题很大，抓住这个问题后很多问题就抓起来了。发动群众是根本路线。不管是铺张浪费，还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刮黑风，一发动群众很快就搞出来了。靠上面派下来的人不见得行，不一定能把问题搞出来。农村也是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不行。

　　当汇报到农村“四清”的情况时，毛泽东反复讲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表示这么做是对的。他特别问到“四清”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

　　当汇报到在农村组织阶级队伍，搞贫下中农委员会时，毛泽东说：就是要组织阶级队伍。人要分左、中、右，如地富反坏叫右派的话，中农、富裕中农就是中间派，贫农、下中农就是左派，这是一般地讲，个别的也还有右的。

　　当汇报到在“四清”中教育干部时，毛泽东说：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怎么搞社会主义。比如过去我们就教育干部如何搞土改，如何搞合作化，现在合作化这么多年了，不搞“四清”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中央有同志跟我讲，“五反”得五年搞一次。现在十年没有搞了，今年准备搞一年嘛。对百分之几的那些人，我们就是依靠群众继续管住他，还不是劳改嘛，不是依靠杀人来解决问题。斯大林曾依靠杀人，但是未能解决问题。

　　当汇报到保定地委指定干部进行蹲点时，毛泽东说：这样好，你们要搞个制度。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保定地区二十二个县哪能都搞得过来，搞一两个点就清楚了。[562]

　　由以上谈话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社教运动中主要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他肯定了保定地委在农村社教中进行的“四清”，并关切地询问是不是有逼死人、打人的问题。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社教中要划分左中右，组织阶级队伍，依靠贫下中农。对社教运动中要打击的百分之几的那些人，还是主要依靠群众而不是专政机构来管制他们。干部要深入群众，通过蹲点，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

　　四月九日，毛泽东到达济南。听取山东省委及军队负责人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汇报工作。

　　汇报说，山东有个地方修宗庙，一个地主坐在上面，他以族长身份要人家叩头，许多党员、团员向他三拜九叩。毛泽东说：这是封建复辟活动。

　　汇报到农村干部和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教育，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时，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不整风，哪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

　　汇报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搞。民主党派不搞“五反”，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对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要使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心情愉快。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可以实行劳动改造，不要杀人。至于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脱离群众的，又当别论。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于做结论和处理。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不要逼死人。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拿出中共河北保定地委四月四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给白如冰，说这个报告很好，请山东很好地研究一下。在保定地委的报告谈到干部“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处，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中央注”[563]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从有的地方修宗庙和地主要人叩头这一事件中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在搞封建复辟活动，这是向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严重挑战，是农村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后来这种现象被作为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的第三种表现写入《前十条》。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毛泽东主张不要在民主党派和工人中间进行“五反”，而主要是整共产党。对工人还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正面教育为主。

　　毛泽东关于城市“五反”的方针政策，原则上也适用于农村的“四清”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到，他认为社教主要是整共产党，透射出后来他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征兆。

　　在“五反”中，要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洗温水澡。对于犯有严重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主要实行劳动改造，而不是杀人。要杀的，仅是那些有血债，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

　　在社教运动中，处理问题要慎重，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不要逼死人。他向山东省委负责人推荐了保定地委的“四清”报告，并对干部退赔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为了会见外宾，毛泽东曾于四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三日两次从杭州到达上海，在与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中毛泽东又谈到了社教问题。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时说：我们搞“五反”刚刚开始，“五反”是一种阶级斗争。我们有不少党员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为群众服务。我们过去搞过“三反”、“五反”，已经有十来年没有搞了，这是一条教训。搞“五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教育大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564]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再次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这次的“五反”报上不登，鉴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搞“三反”、“五反”运动，报上一登，出了许多问题，搞错了许多人。这次“五反”，我们要谨慎一些，在工厂、机关内部展开批评。[565]

　　五月四日，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代表团。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566]

　　从这几次与兄弟党代表团关于社教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会生长出资本主义因素，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会变成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就是其重要表现。

　　“五反”就其性质上说是一种阶级斗争，搞“五反”就是要对大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鉴于过去“三反”、“五反”运动的教训，这次要更加谨慎，不登报，防止扩大化。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长资本主义的土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侵蚀到共产党内，就会在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分子。这就要通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式，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这次运动要谨慎小心，防止扩大化的出现。

　　在杭州起草《前十条》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继续阐述了关于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讨论草案第一稿。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中央二月工作会议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省、地、县三级是否都抓住了，还是一个问题。比如，湖北孝感地委书记就思想不通，他自己到五里界搞了试点，才相信了。[567]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若的。[38]他还说：不要着急，但是要看得到，抓得起。要看到矛盾，看到什么是基本矛盾，这就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568]

　　从这次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了八届十中全会后许多省没有根据全会精神去抓阶级斗争，就是在中央二月工作会议后，虽然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动起来了，但他对地方领导人能否抓住要点，进行试点，找到正确的方法，还是担心的。

　　这次谈话中，他在对地方上报的社教材料和报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问题。

　　毛泽东在谈话中进一步对这些要点进行了论述。他谈到社教要抓住基本矛盾，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以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劳动，浙江省七个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为例，说明干部参加劳动是防止修正主义的必要手段，因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他希望几年内能够落实这个问题。

　　他谈到在农村中要组织阶级队伍。以前制定的“六十条”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这次制定的社教文件就要弥补这个缺憾，解决农村的阶级队伍问题。在农村中要进行阶级分析，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其中最穷苦的农民，也就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贫下中农。这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

　　由于以前没有搞过社教，因而这次社教要经过试点，讲究方法。“四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才属于敌我矛盾。要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在社教过程中发动群众，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通过洗温水澡的方式将他们团结起来，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抗拒从严，处理从宽。有些人在退赔后，可以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要注意伤人不要过多，

　　他还提出“四清”运动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后年继续搞，一定要稳妥，讲究质量。“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的。

　　五月八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住地召集会议。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入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是生产斗争，一个是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劳动，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他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569]

　　在这次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不仅包括阶级斗争，而且还包括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干部参加劳动，既是社教的内容，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形式。阶级斗争是可以促进生产的。他这样讲是有理论根据的。因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归根结底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这种革命是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他强调这次“四清”伤人不要过多，百分之五、百之之六也过多了。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要不追不逼，不打不骂，靠说服，不要靠压服，而说服要有一个过程。要依靠贫雇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干部洗手洗澡，这样才能心情舒畅，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地富反坏的反攻倒算，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

　　谈到整党问题时，毛泽东实际上是说社教也是整党。他不是就整党而整党，孤立地谈整党，而是把整党与当前的社教结合起来，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进行群众性的整党活动，使党员干部在社教中经受教育，提高认识，洗手洗澡，轻装上阵。社教的任务完成了，整党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二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接着大家对决定草案进行讨论。

　　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了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

　　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曾作过专门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毛泽东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570]

　　毛泽东还说：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哲学看得那么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还是要破除迷信，但是不要像前几年那样，连不该破的也破了。不要破除了科学，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看过雷锋日记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点哲学。[571]

　　从毛泽东这次谈话中我们看到，他主张农村社教要搞稳一点，不要急，要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搞，有先有后，可以搞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

　　他提出社教要注意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不同特点，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不要去刻意搞阶级斗争，就是在那些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地方，比如说那些一类队，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还要搞多少年。

　　他认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在社教运动中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社教主要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将广大干部和群众发动起来，依靠当地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自我教育，来办好人民公社。在谈到干部退赔问题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是也要合情合理，退得太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过些时候群众也会同情他的。

　　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关系方面，他认为不抓阶级斗争，只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人们的精神面貌就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不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只抓阶级斗争，说拥护党的总路线，那是假的。

　　实际上，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发展生产力，而阶级斗争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抓阶级斗争是为了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明白了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就会具有处理这个问题的思想指导，通过社教的深入实践，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比较好地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因。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572]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件起草完毕，农村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要进行的前夕，还是担心这次社教像过去的运动那样出现纰漏，重犯一哄而起，搞出不少毛病，伤了人，后头还要平反的错误，因而这一次他显得特别谨慎，又一次将中央局的书记们找来，要他们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作好部署，防止出现乱子。

　　他再一次强调，不要急，要准备搞一两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对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来说服，要让贫下中农去说服他们。还要及时制止蛮干的，开会将他们说服，防止出现乱子。

　　从以上我们对毛泽东在中央二月工作会议后和起草《前十条》期间发表的谈话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会出现资本主义，共产党内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这就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走上修正主义道路。

　　他从调查研究出发，提出了社教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依靠贫下中农，干部参加劳动等一系列观点。他认为“四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时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社教主要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要将广大干部和群众发动起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打击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

　　他一再强调，进行社教要抓住要点，经过试点，分期分批，稳妥地进行，不要操之过急，要计划搞三、四年的时间。在社教过程中，要洗温水澡，对犯错误的干部要进行说服，而不是压服，还要运用证据和发动群众来说服他们，不要伤人过多，不要出乱子。要正确而又妥善地处理干部的退赔问题，既要进行退赔，又要合情合理，也不要把干部搞得过不下去了。

　　社教运动搞好了，这不仅可以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是使生产力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因而社教运动是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那种将社教和生产相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样通过对社教运动作出的批示和发表的谈话，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就构成了当时正在起草的社教文件《前十条》的内涵，成为社教的方针政策，付诸于全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与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和谈话为指导思想，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出发，以各地开展社教运动的报告和材料为依据，深入分析，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规划部署，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需要中央制定一个关于社教的文件，来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样就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指示、谈话为指导思想，以他批转的二十份社教材料为基本素材，在中央书记处主要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在毛泽东主持下，由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草案）》（简称《前十条》）。

　　这个文件起草的基本过程又是如何的呢？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四月七日晚上乘专列离京南下，四月二十六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五月一日，毛泽东通知柯庆施、陶铸、李井泉到杭州，二日又通知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到杭州，参加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五月二日，毛泽东同这天到杭州来参加会议的陶铸、李井泉谈话。毛泽东让他们两人汇报工作，各讲半个小时，然后给几个材料（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的报告、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的报告、中共保定地委1963年4月4日的报告、中共邢台地委1963年3月14日的报告）要他们看。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部分会议。[573]

　　会议期间，他曾说道：“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敌情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熟识无睹的。”他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五反”、“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574]

　　五月三日至六日，毛泽东从杭州到上海会见外宾。毛泽东在上海的几天，彭真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在杭州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575]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实际上是说，文件要从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内在社教运动上的认识分歧出发，来说明进行社教的必要性，从而促使党内对社教运动淡漠的同志从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他主张文件要简明扼要，旗帜鲜明，将社教提到是坚持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把它作为全党社教的指导方针。

　　五月八日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他还说：河南两个材料刊登在《中南通讯》。你们也出个通讯嘛，就是登载这些既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过程、有阶段、有结论的报告。[576]

　　从彭真的自我批评中可以看到，不论是中央书记处还是中央局的书记中间是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的，当然这里也有认识的原因。他们之所以从北戴河会议以后跟不上毛泽东，也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和领会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的调研材料，探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同时仍然对基层的材料熟视无睹，没有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剖析，发现阶级斗争的规律，从而制定出适宜的方针政策。因而不论是毛泽东建议他们办个通讯也好，还是对他们起草的文件提出批评也罢，其实就是要他们克服这些缺点和弱点的。

　　有人说，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传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

　　后来（五月十一日晚）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说：“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是抓阶级斗争。”[577]

　　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起草文件和开会的方式，将全党的工作统一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阶级斗争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反对生产，而是只有搞好了阶级斗争，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种认识恰恰是不少高级领导干部所缺乏的。

　　五月十日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讲了他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就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同周恩来交换意见。[578]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毛泽东修改时在决定草案稿的十个问题的前面，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他写道：“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579]

　　毛泽东认为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十个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是建国以来十三年特别是近三年来农村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晶。正是由于对十三年特别是近三年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才写出了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是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

　　然后，他笔锋一转，发出设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接着就自问自答，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否定了客观唯心主义），也不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否定了主观唯心主义），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然后毛泽东论述了认识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客观外界的现象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形成感性认识，而后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由物质到精神，由实践到认识，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个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不能得到证明，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

　　这就要进入认识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由精神到物质，由认识到实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能不能取得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一方，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由于力量对比上的差异造成的，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一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从客观外界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并没有别的检验真理的方法。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以上就是毛泽东论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他起草的这段文字后来被命名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继《实践论》以后毛泽东又一次系统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著作。

　　《实践论》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后形成的哲学名篇，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则是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建国后十三年，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尤其是从一九六○年近三年来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科学总结后形成的又一哲学名篇。

　　其实，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从认识论的角度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他说：“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580]

　　如果说在讲话中毛泽东是从自由和必然的角度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那么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他则是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循环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和《实践论》比较起来，以通俗简洁的语言，恢弘的气势，论述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阐明了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比较顺利，而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相对顺利，而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七年这二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则充满了曲折呢？

　　我们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一五计划”期间，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因而发展的比较顺利。如果在“一五计划”以后，我们还是照搬苏联模式，那么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平稳的发展，但是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就会日益显现，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也就难以经得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强烈冲击，最终导致改旗易帜的结局。

　　一九七八年后，正是由于吸取了以前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照搬西方发展模式，而不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对平稳得多，但是从长久看，其隐患则是相当严重的，难以避免改旗易帜的结局。

　　正是由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既没有继续照搬苏联模式，更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间既有成功，也有失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酿成了沉痛的教训，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种探索是相当成功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空前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以其特有的魅力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就是在今天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南，也是中国能够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强大动力。这是毛泽东以其深远的战略眼光为中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做出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起草的这段具有前言性质的文字中最后写道：“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本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

　　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581]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列举了这个决定后面所附的二十件材料，要求各级党委首先阅读这些材料，然后再看这个决定（草案）。因为决定（草案）就是对这些材料分析后做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是不可能制定出这样一个决定（草案）的。从材料到这个决定（草案），是从物质到精神的阶段，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范例，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一）形势问题。着重说明整个农村的形势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九个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法统治的活动；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报告中的一段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五）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在二月工作会议上的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一定要分步骤，一定要经过试点。（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在农村中要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组织成员由贫下中农选举产生，对社、队管理委员会起协助和监督的作用。（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二十个材料。

　　以上十个标题，都是毛泽东加上的。毛泽东对这十个问题的内容作了修改，其中，对第十个问题加写了一段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582]

　　从毛泽东在文件第十个问题中亲自加写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指出一些处在领导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相当精辟的。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党内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能消除自身存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调查研究工作搞不好，不知道怎样搞社会主义，而且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还会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成为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分子，乃至走资派的思想渊源。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实际行动。

　　更让人忧虑的是，当时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及时向党内发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预警。其他领导人虽然也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避免修正主义的出现，但是不论是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对这个问题性质的定位，乃至于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上，与毛泽东相比都是望尘莫及的。因而毛泽东在这个决定（草案）中特别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化，深入社会实践，进行调查研究，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是意味深长的。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的根本途径。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他对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明天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也可以发一份。开会的方法，可以先发材料，要先看这二十个材料，看个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在这个草案制定出来后，毛泽东还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然后再由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下发全党执行。

　　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一清早，毛泽东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担心在社教运动中一哄而起，造成扩大化，难以取得成效，因而他十二日一大早又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来，再一次嘱咐他们要稳妥一点，不要把社教搞乱了。

　　为了稳妥有序地进行社教运动，避免扩大化，防止走过场，毛泽东不论在这个文件的传达范围上，还是如何传达这个文件的方法上，都作了具体规定。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稿。在通知搞的“这个决定（草案）要一直发到农村和城市党的基层组织支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但在‘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城市中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下达。”[583]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案）》时，将文件中介绍五月杭州会议情况的一些话，和引用的他在杭州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加写的阐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大段话、对浙江七个材料的批语中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的一段话，全部删掉，并批示：送恩来同志修改。此件已看过，可用。但杭州会议几段话，暂时不要采用。[584]

　　七月五日，毛泽东在有人建议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普遍发到农村支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一定要有政治上强的工作组到达地方，才可以发到支部，由内到外，普遍宣读，否则一律不发。”[585]

　　由此看来，不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社教决定草案的制定上，或者在决定草案传达的范围和方法上，毛泽东对于开展社教运动是极为慎重的。

　　至于毛泽东主张稳妥一点，不要性急，不要搞乱了的要求到底能不能得到落实呢，我们以后还要研究这个问题，此不赘述。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586]

　　从以上分析看来，为了落实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精神，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城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农村社教实践出发，以地方提供的社教材料为依据，在与地方领导人进行谈话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就成为起草决定（草案）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将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集中到杭州，集思广益，一起来讨论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其间他多次谈了社教运动的观点和和看法，拟定了决定草案中十个标题的题目，又对决定草案进行了许多修改，并加写了不少文字。特别是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阐述了从社教实践到决定（草案），再由决定（草案）回到社教实践的能动过程，这对全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决定（草案）起草完毕后，毛泽东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而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通过后，才下发全党执行。

　　5、为了对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能够从方针政策上及时予以指导，规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社教运动的健康发展，继《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之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

　　在《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下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那么，为什么要制定《后十条》呢？《后十条》又是怎样制定出来的呢？这个文件与《前十条》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毛泽东又是如何看待这两个文件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制定的背景。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制定《前十条》的过程中反复叮嘱：社教过程中不要性急，要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准备搞两三年的时间，要稳妥一点，伤人不要过多，不要搞乱了。他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是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587]

　　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588]

　　根据五月十一日晚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的提议[589]，彭真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八省视察工作时，也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对于上中农、工作人员中的地富和资本家子女、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防止出偏差；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在不损害严肃性的原则下尽可能从宽处理。他特别强调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教育好的，除领导权被地富篡夺的、蜕化变质的或情况很混乱、无力领导运动的社队应该派工作组外，“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应该领导、教育并且基本依靠原来基层的组织和干部进行此次运动”，“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590]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及时解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保证社教运动的顺利发展，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才决定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的。

　　（2）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的制定及其修改状况。

　　在社教调研中发现，为了保证社教运动的正常发展，应该对社教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如何处理上作出政策规定，于是就要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又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

　　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在十月五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刻看。于是，党内就出来一种议论，说《后十条》右了，是纠偏的。究竟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起草者一无所知。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带着《后十条》，于十月十日晚离京南下，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的负责人征求意见。随后，又到华东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文件上加了有关点面结合的一段，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591]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向地方党委负责人征求意见的呢？他对这个文件又做了那些修改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在长沙同王任重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修改，并要王任重等把这个文件修改一遍。二十五日下午，再次同王任重谈文件的修改问题。毛泽东着重谈了要教育干部的问题，还谈了他不当党的主席、不当领袖的问题，不要终身制。[592]

　　十月下旬，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在第二条中的“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进行”之后，毛泽东加写：“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

　　毛泽东在规定（草案）中“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之后和“不能包办代替”之前，加写了“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这几句话。[593]

　　在第二条中的“在运动中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之后，毛泽东加写：“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

　　在第九条中的“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之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上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至于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悔改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594]

　　从毛泽东对规定（草案）的修改中可以看到，他认为社教运动中首先应该领导干部 “洗手洗澡”，做出表率，否则是很难搞好“四清”的。他对工作队的任务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对“四清”中的点面结合，从时间和要求上也作了具体规定。他在肯定捕人标准的前提下，又对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这里的修改来看，毛泽东是在规定（草案）的基础上，又对相关政策作出了新的解释和说明，进一步界定、补充和丰富了原先的条款，使这个文件制定的政策更趋于完善。

　　毛泽东在就《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继续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将这个文件印发全党，于是起草了宣传这个文件的通知稿。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长沙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通知》稿。二十六日批示：“刘、周、朱、邓、彭、富治、瑞卿、伯达、尚昆、家英同志阅，并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对这个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听取中共湖南省委二届七次全会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主要内容的汇报，肯定了生产救灾的主题，还先后同岳阳、零陵的地委书记谈话，询问两个地区的工作情况。

　　同日，毛泽东同王任重等谈话。毛泽东说：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和政策要普遍宣传。对于四类分子，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监督改造他们。凡不捕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捕。大部不捕，是指四类分子百发之九十五以上的不要捕。毛泽东一再谈到许多想不到。谁想到参加共产党？二十六岁以前不知道有马克思，不知道有共产党。大革命没有想到蒋介石叛变，没有想到下乡打游击，谁知道打仗？哪里看过《孙子兵法》，是到延安后写战略问题时才看的。凯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孙子兵法》。谁想到打仗看《三国演义》？是打出来的，逼出来的。

　　同日，毛泽东从长沙到达南昌。在长沙期间，曾就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征求意见。还听取了华国锋、李瑞山等关于湖南的形势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汇报。[595]

　　我们看到，毛泽东就起草的通知稿先在中央领导人中间征求意见，并明确表示如果不同意，还可以再作商量，这是毛泽东民主作风的重要体现。他听取了湖南省委及部分地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就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向他们征求意见，特别是他同王任重等人关于“许多想不到”的谈话，更是意味深长的。这是在提醒他们客观形势是不断变化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当前形势的发展和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认真搞好社教运动，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南昌视察工作，就《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征求意见。江西的同志说：文件对多吃多占的干部处理写得太宽了。毛泽东说，准备同华东局和上海的同志谈一下再说。

　　这个文件对干部的多吃多占是这样规定的：“对于干部的多吃多占错误，应当分别情况处理。数量较大的或者情节恶劣的多吃多占，必须退赔。少量的一般性质的多吃多占，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不退或者少退。检查多吃多占的时候，时间也不要计算得达远，一般地可以从1962年算起。”[596]

　　从关于退赔的规定中可以看到，这是与毛泽东主张的退赔要讲究政策，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退赔不要将干部挖得太苦了，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的主张相一致的。这里有疑问的是关于一般性质的多吃多占是否退赔或退赔多少及计算多吃多占的时间上。针对江西同志提出的意见，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只是说在征求了华东局及上海同志的意见后再说。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慎重的。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第六稿。刘少奇说：主席在南方与几个省和中央局的同志交换了意见，在文件上加了点面结合一段，这是一个重大的修改。可以把这个文件的标题改一下，改成一个正式规定，叫《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邓小平说：这个文件主席修改了，一个是点面结合问题，一个是全民教育问题，这是主席修改的主要意思。[597]

　　由此看来，刘少奇修改了文件的题目。从他们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南方征求了地方负责人的意见后，对文件作出了重大修改：一是在社教运动中实行点面结合的问题，二是将社教文件传达到全党全国人民中间去，进行全民教育的问题。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批示林克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印三十份，发给各同志研究，准备修改意见。”[598]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刘少奇、邓小平等也到达杭州。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罗瑞卿、谢富治、田家英和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讨论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599]

　　我们看到，毛泽东为修改规定（草案）继续进行征求意见，同时他还谈到了社教运动为什么由分期分批到实行点面结合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汇报到过去干部多吃多占，只要诚恳承认错误，坚决改正，群众会原谅时，毛泽东说：人有错误是可以变的。除了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的就照常使用，严重的调离使用也是必要的，还可以劳动改造。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要进行。我在中南开了一次会，在华东开了一次会，大家认为分重点、普遍两种方法进行好。重点的分批，三四个月一批，普遍的搞半月二十天，不普遍刹一下风不行。河南是重点与普遍相结合，湖北早就这样做了，湖南也提议这样搞。原来在杭州会议上确定是分期分批，现在接受各地的经验，改变过来。[600]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仍然坚持对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方针，进一步谈了对犯错误的干部的处理问题。社教运动由开始的分期分批到后来实行点面结合的方法，是因为在调研中吸收了地方社教的经验，采纳了地方的意见后才决定的。

　　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这个通知，对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起草的通知的修改稿在内容上又作了一些修改，通知的标题也作了改动。

　　十六日晨，毛泽东审阅田家英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田家英在附信中说：“十一、十二两日，在京的中央同志分组讨论了这个文件。这是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所作的修改。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已原则上确定照此印发人代会。”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尚昆即办。”中央的通知和《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于十一月十八日发出。[601]

　　这样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经过多次修改后，最终于十一月十八日下发全党，并进而向全国人民传达。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规定（草案）从起草到最后下发全党，进行了多次修改，不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而且还在中央领导层中间进行了讨论，又向地方负责人征求了意见，毛泽东也对决定（草案）作了重要修改，起草了印发和宣传这个文件的通知稿，这说明这个文件是全党集思广益的结晶。这个文件对在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政策上作了具体规定，这对于防止运动扩大化，保证社教运动的正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在关于社教运动具体政策的规定上，《后十条》与《前十条》相比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后十条》和《前十条》都是在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指导下，对社教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后制定的。《后十条》还首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术语，因而这两个文件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不过是《后十条》对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了具体规定而已，

　　《后十条》的主要条款、对前一阶段开展社教的评价及其要点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正好也是十条，故称《后十条》。这十条是：（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四）关于贫、下中农组织；（五）中农问题；（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八）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九）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十）正确地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后十条》对上述问题都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

　　《后十条》对前一阶段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后十条》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抓住的五个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并强调：“这五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 [602]

　　《后十条》与《前十条》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后十条》首先肯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并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603]

　　《后十条》确立的社教运动的基本方针及强调的几个政策要点是什么呢？

　　《后十条》与《前十条》一样，继续强调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后十条》确立的社教运动的基本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

　　《后十条》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广大基层干部要全面分析，要一分之二，切忌片面性。第二，对犯错误的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既要严肃，又要谨慎。第三，不仅要反对坏人坏事，也要表扬好人好事，对于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应当给予表扬。第四，对待上中农成分的干部，应在保证贫下中农成分的干部在领导机构中占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妥善处理。第五，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否做党员、当干部，主要看本人表现。

　　《后十条》指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必须执行的一项根本政策。要落实这一根本政策，就必须坚定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还要在具体执行政策的时候，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体说来，必须分清以下几个界限：（1）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2）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3）在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中，还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4）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性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后十条》指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少数上中农，只能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应当包括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

　　《后十条》强调开展社教运动必须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社教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方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

　　《后十条》还规定，社教运动的进行，必须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运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耽误生产；运动中的一切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在整个运动中间，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上去。 [604]

　　由此看来，《后十条》在社教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明确表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前提，并对如何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作出了政策规定；同时明确指出社教必须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界定了工作队与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工作队只能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他们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决不能包办代替；还指出社教要与生产紧密结合，社教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后十条》与《前十条》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后十条》对社教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从政策上作了具体规定，这表现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的前提，社教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对工作队的职权作了严格的界定，将社教运动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上去。

　　（4）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来判断毛泽东对《后十条》的真实态度。

　　我们知道，在《前十条》制定不久，又制定了《后十条》。在《后十条》制定前，毛泽东在社教问题上的观点到底是否发生了变化呢？前后两个十条又是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进行宣讲的呢？毛泽东对《后十条》的真实态度又是如何呢？

　　下面我们就从《后十条》制定前，毛泽东在社教问题上的讲话及决定将两个十条进行广泛宣讲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对《后十条》的真实态度。

　　① 《后十条》制定前，毛泽东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知道，《后十条》是在《前十条》下发后，为了对在社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作出政策规定才制定的。那么，在《后十条》制定前，毛泽东在社教问题上的观点到底有没有变化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干部也没有经验。过去对干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还不够，所以这次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我们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修正主义与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们的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能改的。[605]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原因，他表示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强调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不然的话，以后就会出现修正主义。他又进一步指出了修正主义与一般的在思想上有点“左”和右是不同的，修正主义的出现是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的，这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他在谈话中揭示了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问河北有什么新材料？林铁交给毛泽东几个材料，说其中有保定地委、高阳县委蹲点的材料。

　　当林铁谈到唐县整风试点情况时，毛泽东说：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四清”，不搞干部参加劳动，整党整不好的。

　　当林铁说华北局已定了贪污一百元以下，坦白好，基本退了赃，群众也通得过，就可以不处分。但一百元以上到二百元的还未定。

　　毛泽东说：还可以宽点，考虑到四百元或五百元。不管多少，坦白就好。

　　对林铁提出的有一个干部贪污八千多元，他自动坦白了，并积极退赃，是否要坐牢或劳改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坐牢了，也不要劳动教养了，还是给他工作，但要把工作调换一下，治病救人嘛！

　　当林铁谈到河北和平土改加上土改还不彻底的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还多点时，毛泽东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是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的牌子。

　　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反了投机倒把，对自由市场是不是有影响？ 是不是有人认为自由市场不搞了？不要这一反，自由市场不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要抢着搞，认识不了的，落后半年一年，有什么要紧，决不要一哄而起，一定要分期分批地搞。[606]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重申了社教与整党的关系问题，社教就是整党，社教搞好了，整党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关于社教运动中干部的处理问题，他仍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方针，只要认识了错误，积极退赔，在处理问题上可以适当从宽。毛泽东从湖北和河北领导人的汇报中作出了农村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判断，这是后来提出的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观点的萌芽。他还强调社教要分期分批地搞，不要一哄而起，防止走过场和扩大化。

　　九月九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中央主席威廉斯的时候说：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在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说：我认识中国经过很长时间，走过很长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有一个时候可以说是中国人不认识中国。我向马克思学习，向列宁、斯大林学习，向敌人学习，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607]

　　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要真正认识中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这里关健是要向群众学习。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单靠中央和地方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将他们整掉，搞好整风。这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阐明了群众运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这是毛泽东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判断。后来的腐败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愈演愈烈，就是在反腐败斗争中排斥了人民群众的参与。这从反面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城乡的工作应该抓紧做好。刚才总理讲的城市“五反”、农村十条（指《前十条》—引者注），十条包括三个内容，一个阶级斗争，一个“四清”，一个干部参加劳动，在明年这一年要进一步展开，可能后年还需要一年，也许要三四年才能搞好。要团结绝大多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孤立那个极少数的确是破坏分子、反动分子的人。至于有些人，他现在不赞成我们的方针，他公开批评，对这些同志，或者这样的人，是个说服的问题，这是少数人，不要紧。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了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608]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社教是为了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他重申了《前十条》的内容，也就是阶级斗争、“四清”、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抢时间，准备用三四年的时间搞好社教。尽管《后十条》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获得了通过，但是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在讲话中却没有谈到《后十条》。

　　十月二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他说：我们正在进行斗争，反对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反贪污浪费、反投机倒把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做了。党内隐藏了许多坏事情，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十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609]

　　从谈话中看到，毛泽东主张通过社教来纯洁党风，清除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将被敌人占领的部分组织的权力夺回来，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否则的话，中国也是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邯郸专列上会见中共河北省委及部分地委负责人林铁、刘子厚等人时指出：县委要先搞“五反”，然后就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县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很有必要，地委开行不行还不知道。县代表会有几百人就行，时间一个星期。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谈话。他指出：县一级要先进行“五反”，才便于在面上开展“四清”运动。先在面上扫一下，然后再分期分批地仔细搞。[610]

　　从谈话中可以看到，根据《前十条》的有关规定，要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发挥贫下中农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毛泽东主张县一级的社教，在点、面结合的方式方面，要先在面上扫一下，然后再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和一位工程师。

　　当谈到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经常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不过，现在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正在抓这个问题。我们注意阶级斗争的问题，注意清理账目，干部不要多吃多占，不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再就是参加劳动。农民看到他们和自己在一块劳动，不是在那里指手画脚，心里就高兴了。不然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

　　托雷尔说，谭震林会见他们时所谈的阶级斗争和党对阶级斗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对他们很有用处。

　　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经过了十几年，逐步看到这些问题。实际工作中反映出这么一种情况，原来是很好的干部，后来跟地主、资本家走了，原来出身很贫苦的农民，后来不愿意参加劳动，而愿意做投机生意。我看总有一小部分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多数人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剥削总要有个对象，只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不能是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我们一定要依靠劳动者中的多数，只有这样，这个党才可以巩固，这个政权才有保障。[611]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了农村中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他又一次强调了阶级斗争、社教、干部参加劳动和“四清”问题。他进一步谈到这些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而是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才发现的。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会发生两极分化，这只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而不可能是多数人剥削少数人。只有依靠劳动者中的多数，才能保障政权，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联系今天的现实状况，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又是多么的富有远见！

　　通过以上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后十条》制定前，毛泽东在关于社教问题的谈话中阐述的基本观点和《前十条》相比，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变化，他的这些谈话不过是对原先的社教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而已。在《前十条》下发仅仅才三个月，而毛泽东关于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又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必要再制定《后十条》这样的文件，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成为他考虑的问题了。

　　② 在调研中采纳地方领导人的建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将《前十条》和《后十条》这两个社教文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同时进行广泛宣讲。

　　我们知道，《前十条》制定后，在传达问题上是有严格规定的。在“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城市，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下达。[612]

　　可是在《后十条》制定后，却决定将这两个社教文件同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宣讲，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通知是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为中央起草的，后经毛泽东和中央有关同志修改，于十一月十六日定稿。通知所署时间定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党，直至基层支部。[613]

　　通知指出：“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重要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为有利。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614]

　　从通知中可以看到，中央是在采纳了地方中央局和省委负责人要求实行点、面结合的建议后，才改变了《前十条》传达决定的。所谓点就是指开展“四清”运动的各个具体单位，这在全国来说当时毕竟还是少数地区，所谓面是指在全国各地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点、面结合，就是说既在部分地区开展“四清”运动，同时又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宣讲社教的两个文件。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前十条》制定后，从社教汇报中了解到一些省有三分之一的社、队不是社会主义的严峻状况。[615]这就使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如果形不成社教的强大声势，就难以推动社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的变化就成为毛泽东决定将两个社教文件同时宣讲的重要因素。

　　那么，在这两个文件的传达范围上又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呢？

　　通知指出：“（一）五月二十日的‘决定（草案）’，九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七个附件，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二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616]

　　从通知中可以看到，中央要求将这两个社教文件不仅传达到全党，而且还要传达到城市、农村、军队、民主党派、五类分子。为将文件精神落到实处，中央要求上级领导干部亲自到城市、农村、军队基层去进行宣读和讲解，以此来推动社教运动的发展。

　　通知在谈到这次宣读两个社教文件的意义时说：“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最后要求“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617]

　　毛泽东十分重视“双十条”的宣讲工作。找到这样一个推进社教运动的方法，他感到高兴。他从各省得到的消息，宣讲工作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军队方面还没有动静。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林彪的复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618]

　　毛泽东在信中首先肯定了林彪对这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然后要求军队各级首长要到基层连队去宣讲这两个社教文件，并提出了一些讲解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信中要求“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瑞卿、肖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619]

　　信中还指出在一次讲解完毕后，还要巩固讲解成果。部队在搞好自身社教的同时，还要派出干部到工厂、农村去进行宣讲，进一步密切军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军民之间的情谊。因而信中才要求“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620]

　　这样，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在点上进行的“四清”为在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素材和经验，同时在面上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又推动了点上的“四清”运动的发展。通过将这两个社教文件在全国各地的普遍宣讲，进一步普及了社会主义教育，为社教高潮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③ 毛泽东对于《后十条》的真实态度考证。

　　毛泽东对于《后十条》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后十条》是在《前十条》下发才仅仅三个月，而毛泽东关于社教问题上的观点又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尽管在九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则通过了《后十条》，但是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九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只是讲到了《前十条》，而没有提及《后十条》。[621]这是耐人寻味的。

　　同时，毛泽东在收到《后十条》后的态度也让人深思。他在十月五日收到《后十条》的草案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刻看，而是带着《后十条》的草案于十月十日晚离京南下，向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当时党内确实出现了《后十条》是否右了的议论。[622]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是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他对《后十条》的态度的。

　　他说：“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了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623]

　　由于《后十条》对社教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政策规定，因而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了《后十条》还是有些内容的。鉴于前年冬天至去年春天地方社教经验比较多些，在《前十条》刚刚制定三个月的情况下，还是没有多少社教经验可供总结的，因而《后十条》里面并没有包涵多少社教经验在内。《后十条》长而繁杂，并不精练，在文件起草技术上也是存在问题的。这是毛泽东对《后十条》的基本评价。

　　从讲话中看到，毛泽东认为这个文件虽然有些内容，但是并没有包涵多少社教经验在内，同时在文件起草技术上也存在问题，因而这个文件的制定似乎没有必要。由以上史实看，毛泽东对于《后十条》不是没有看法的。

　　从前文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不论是《前十条》还是《后十条》，这两个文件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后十条》还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只不过是针对社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了具体规定而已。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就《后十条》的草案多次向地方领导人征求意见，他也亲自动笔对《后十条》的草案作了若干修改，采纳了地方领导人提出的社教运动要采取点、面结合的建议，决定将两个十条传达到基层，又为中央起草了宣讲这两个文件的通知。因而我们认为从这些史实中显然难以得出毛泽东反对《后十条》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说毛泽东反对《后十条》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是没有依据的；但是要说毛泽东赞成《后十条》似乎也缺乏充分的理由。因而我们认为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在彭真等人起草了关于《后十条》的草案，接着这个文件又在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获得了通过的情况下，尽管毛泽东认为制定这个文件似无必要，文件在技术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由于这个文件毕竟还是具有一些内容，与《前十条》在本质上又是一致的，因而毛泽东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出发，尊重在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主张，在征求了地方领导人的意见，并作了多次修改后，也就最终同意了这个文件的下发。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前十条》制定后，彭真在调研中发现了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从政策上作出具体规定，因而向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进行了报告。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了这个文件，并在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予以原则通过。毛泽东接到这个文件后，尽管他认为这个文件没有包涵多少社教经验，在技术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由于这个文件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则通过了，和《前十条》从本质上又是一致的，同时也确实有一些内容，因而毛泽东就将这个文件向地方领导人征求意见，加上了点、面结合的内容，并进行了多次修改，决定将前后两个“十条”同时下发全党，向全党乃至全国进行宣讲，来推动社教运动的发展。

　　6、在修改《后十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上出现重要分歧。

　　在修改《后十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上。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已经隐现。此后，刘少奇南下调研，一路阐述自己在社教问题上的观点。七月二十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了社教情况，并在八月一日召集的驻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进行的长篇讲话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八月四日与田家英谈话时表示了对刘少奇观点的不同意见。但是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是仍然按照自己的主张来修改《后十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我们就先从双十条下发后，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社教问题的指示和谈话说起。

　　（1）双十条下发后，毛泽东在起草的党内指示和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社教的基本观点，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

　　双十条下发后，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说明开展社教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重视和警觉，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路线。他还通过下发指示、转发材料、进行谈话或讲话，进一步阐述了社教问题的观点。同时在调查研究中，密切关注社教过程中出现的新动态，将具体的经验转变为一般的方针，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

　　①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就是修正主义的内外纲领，因而他及时向党内及兄弟党领导人发出了反修防修的预警。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敢解散集体农庄，可是在一九六二年党内却有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解散集体经济，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更让人忧虑的是，包产到户的主张还一度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或支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此召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他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将这股单干风压了下去。

　　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防修，也就是防止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中国能否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关健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

　　一九六二年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就是修正主义的内外纲领，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路线，不过这条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占据支配地位而已。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人谈话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624]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一九六二年出现的“三和一少”就是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威尔科克斯夫人，谈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问题。

　　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

　　威尔科克斯夫人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还需要有反对派？”

　　毛说：“不是需要，而是事实上必然出现各种反动派。”

　　威夫人说：“我现在的确越来越年轻。”

　　毛说：“我也是这样。现在很高兴。前几年不那么高兴，这有一个过程，一斗就高兴了。”

　　紧接着，他谈到了国内。

　　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按：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为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也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主张“三自一包”。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

　　毛泽东还说：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625]

　　前面我们介绍过王稼祥提出的“三和一少”和邓子恢主张的“三自一包”，那么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又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是由于掌管着统战部的李维汉，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对资本家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改造方面，在统战工作理论政策上提出了一个“五社一短”的改造目标：既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变成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各民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宗教成为社会主义的宗教，并且在短期内消灭资产阶级。李维汉的这些思想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得到体现。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很快受到批评。从一九六二年十月开始，在统战部内开了四十多次批判会，历时半年多。就是批他提出的统战理论政策中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626]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批评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并不否认当时批评的时候，可能有过火的地方，但是对这种批评还是应该肯定的。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确有一部分人认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原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也就自动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原先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的阶级属性也就消失了，变成劳动者的政党了。毛泽东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我们知道，政党是有阶级性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斗争是政党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在一个存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政党的阶级性又怎么能够会被人为地消除呢？从李维汉的统战理论政策来看，他认为经过努力民主党派是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党派如果真像他希望的那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了，那和中国共产党又会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这样的话，民主党派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了，那还不是要消灭民主党派吗？他这种改造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他将民主党派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就是抹杀政党的阶级性，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

　　至于说短期内消灭阶级的观点，更是异想天开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消灭阶级，不是凭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在国内外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提出短期内消灭阶级，不仅会放松进行阶级斗争的准备工作，还会导致在思想上解除武装，成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因而我们认为当时对李维汉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也是一分为二的，既有马列主义（当时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也有修正主义。“三和一少”和“三自一包”就是修正主义的纲领，他点了联络部的王稼祥、统战部的李维汉、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的名，表示要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指出当国内外形势处于逆境的时候，修正主义就要出现。

　　一九六四年二月，金日成到中国来，毛泽东同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谈话。

　　毛泽东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也有过分裂主义吗？”毛泽东问。

　　金日成说：“我们也有过。”

　　毛泽东接着说：“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又说：“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上半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擞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开了两个月—8月到9月。”

　　毛泽东继续说：“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有一个同志是主张三自一包的，就是邓子恢，他是长期搞农村工作的，是农村工作部长，是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所以，要有意识的保持对立面。例如王明和赫鲁晓夫一样，彭德怀是赫鲁晓夫的人，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现在仍然保持原有职务。但是王明不同。这种政策将来可能危害我们，也可能危害你们。”

　　说到这里，毛泽东道出了他最深层的担心。他说：“彭德怀象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这些人总是想复辟的。所以要提高警惕。”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毛泽东问金日成。

　　金日成答道：“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毛泽东说：“总会比阿尔巴尼亚好一些。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的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他说：“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金日成不解地问：“你不是说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义吗？”

　　毛泽东回答说：“是打了预防针。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东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在座的有不少朝鲜的年青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1000万人。我计算了一下，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1/65，就是65个人中有一个。如果现在不加以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627]

　　从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再一次向兄弟党领导人谈到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出现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国内纲领，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而且在各级党委中都有这样的人。一九六二年开了两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后才将这条路线纠正过来，犯错误的同志作了检查，承认了错误。如果中国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就会发动政变，对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大开杀戒，复辟资本主义。他希望到时候兄弟党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他认为即使中国真正出现了修正主义复辟，也是搞不长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因而现在就要注意这种情况，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

　　四月十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袴田里见等作了一次交谈。话题仍然是国内外反修防修问题，重点却在国内。他说：“就在那年（1962年）8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作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就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毛泽东接着说：“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10几个是修正主义者。”[62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又一次提到了“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中央委员会就有十几个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从中央到地方还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八届十中全会虽然纠正了这些错误，但是党内反修防修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

　　四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他说：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走过来的。现在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好多干部也是这样。[629]

　　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许多党员干部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可能有些人会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怎么还会有许多党员干部还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呢？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这是由于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后，毛泽东在阶级划分标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而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因为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经济战线上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而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不能这么讲。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识到如果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的话，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得到维护，甚至还会得而复失。因而他提出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的这种看法对不对呢？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事实从反面验证了毛泽东的论断。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才作出了许多党员干部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判断。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澳共（马列）主席希尔时说：“过去我们的干部、党员和人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公开争论开展以后，大家才知道有两种共产主义，有两种共产党。”[630]

　　通过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人们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从思想上增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敏锐性和自觉性。

　　通过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与兄弟党领导人谈话时不仅谈到了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问题，而且还着重谈到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搞修正主义的有中央委员，也有书记处书记，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光中央委员会内就有十几个人搞了修正主义。他又具体指出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联络部的王稼祥，统战部的李维汉，搞了修正主义。他又进一步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内部都有这样的人。不过，这种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党内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和反对，还不占据统治地位而已。

　　毛泽东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修正主义上台的可能性，反修防修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因而他希望一旦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兄弟党就要高举马列主义的大旗，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从谈话中看，毛泽东对于前景还是乐观的。

　　正是因为这样，才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增强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使他们团结起来反对修正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举措。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② 双十条下发后至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南下视察前，毛泽东通过发表谈话、作出相应的指示和转发地方社教材料，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

　　双十条下发后，毛泽东继续在谈话中阐述关于社教运动的观点，转发地方的材料，作出相应的指示，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切拉等。毛泽东说：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用行政的办法和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的方法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对待这些人，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改造好的。至于少数分子，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的人改造不过来。[631]

　　毛泽东在谈话中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般来说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通过教育的方法，去改造人，单靠行政的方法是整不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能够这样做，因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也是做不到的。这个思想在文革期间得到了广泛实验，在砸烂公检法的情况下，犯罪率却出奇地低，就是一个证明。

　　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拉洛塔率领的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说：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共产党的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如不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什么也不懂。[632]

　　毛泽东在谈话中肯定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其实政策就是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客观事物在人头脑中的反映，然后再经过领导人的加工和思考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从领导人头脑中自发产生的。制定政策必须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否则的话，不仅难以获得群众的拥护，甚至还会遭到群众的抵制和反对。这里毛泽东讲述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

　　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华国锋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

　　报告说，我们省委的几位同志和各地、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等三十二人，于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五日参观了广东省的农业生产。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广东省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到处有大面种高额丰产的纪录，到处有观摩学习的人群，到处是建设新农村的景象。主要体会是：高举三面红旗非常突出，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非常突出，抓水、抓肥、抓种方面非常突出，抓经济政策方面非常突出，在农业生产上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非常突出。

　　报告表示通过参观，扩大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胸襟，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干劲，学习了许多宝贵经验，应当把广东省的经验和湖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加以运用和推广。[633]

　　在社教运动中出现的这个报告表明，湖南省委负责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到兄弟省份学习先进经验，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本省农业发展的新路子，这对于克服干部队伍中实际存在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骄傲自满的思想，使广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看待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掀起社教运动的高潮，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在十二月十三日为中央起草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指示，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对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的现象，在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这个指示写好后，毛泽东接着作出批示：“刘、邓、朱、彭、瑞卿、康生、伯达、一波、先念、富治、震林同志：湖南这个文件似可转发，有很大好处。请审阅处理。或者开一次会，议一下。”

　　在征得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后，毛泽东又将指示作了修改。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批示将修改后的指示“送少奇、小平二同志再阅”，他写道：“少奇、小平同志：此件改了几个字，请再阅后，连同湖南文件，即可印发。”[634]

　　这样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连同湖南省委的报告一起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在党内印发。

　　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看到，毛泽东首先在指示中表示“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然后在指示中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处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

　　接着毛泽东在指示中列举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夜郎自大的现象：“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的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

　　他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认识根源，批评了有些干部孤陋寡闻，实际存在的形而上学思想，他们拒绝学习外单位的先进经验，不去总结并推广本部门的成功经验。他写道：“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熟视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存在这种现象的尽管是一部分同志，但是有大量好同志却被他们给压住了，因而危害还是比较大的。这就要求对他们要进行批评和教育，要他们正确分析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将向兄弟单位学习作为一种制定固定下来。

　　他写道：“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

　　毛泽东指出湖南省委正在克服过去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学习兄弟省的先进经验，认真改进自己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写道：“湖南省委过去在一个时期内，不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示，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至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635]

　　从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希望通过转发湖南省委的这个报告，来进一步克服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夜郎自大的思想，提高广大干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处理问题的能力，正确对待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全面、客观而又辩证地分析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增长才干。同时，还要具有宏大的视野，及时借鉴并吸收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在对比中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

　　这样就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因而批发这个报告必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

　　这时，中共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日将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两个十条的情况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中央两个社教文件的通知下达后，我们除了组织县以上机关干部和一万七千名工作队队员学习这两个文件外，并部署各地先在县、市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读讲解，还要求地、市委的负责干部亲自深入一两个社队向群众试读讲解。目前，已有四十二个县、市的三级干部会议和二十三个面上或点上的先行公社，进行了这一工作。报告接着又汇报了宣讲社教文件后产生的影响及在宣讲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636]

　　毛泽东阅读这个报告后，认为江苏省委的这个报告对于宣讲两个十条，推动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因而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为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报告的指示。

　　指示指出：“（一）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参考。（二）请你们把这件事认真抓起来，争取在春耕以前，在农村、城市、军队、机关、学校（小学除外）普遍讲解一次，并且略作讨论，粗线条地解决一些问题。（三）要随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给予指导。（四）农村中分期分批进进行点上的工作，同时进行，不要放松。”

　　起草完毕后，毛泽东又写下批示：“刘、邓、朱、彭、震林同志：比较各地报来的情况和意见，以江苏此件为较好，故予以转发。震林前拟指示不发，改发此件。”[637]

　　这样经过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圈阅后，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连同江苏省委的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在党内印发。

　　毛泽东还在同兄弟党或外宾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

　　在谈到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由于几十年来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而产生的。他在一九三六年，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强调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完全一致，从来不说有矛盾。他又不划分社会主义的两类矛盾，即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正常，多年来国内没有真正民主，干部高人一等，使群众感到干部不能批评。后来进行肃反，又把肃反扩大化，动不动就用杀人的办法。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教训，对捉人、杀人十分慎重。此外，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

　　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没有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社会阶层的反映。和平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更困难些，也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638]

　　毛泽东在谈话中首先分析了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于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造成的。因为斯大林没有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和群众之间缺乏民主，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群众不能有效地监督干部，肃反又搞了扩大化，苏联还出现了高薪阶层。正是由于这种状况，才导致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出现，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是一定社会阶层的反映。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存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及产品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上层建筑领域没有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只有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基础领域真正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对分配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给予必要的限制后，才能消除修正主义存在的基础，避免修正主义的出现。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并没有把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责任完全归罪于赫鲁晓夫，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思想，对修正主义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分析，揭示了修正主义出现的社会根源，他走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修斗争的最前列。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才认识到只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必须同时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严格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整风和社教运动，使群众能够行使民主权利，来监督和揭露干部，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因而修正主义在中国要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但是到底怎么样，还是有待于以后的检验。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法律工代表团时，谈到法律工作时，毛泽东说：搞法律工作，专门在法律条文上做文章是做不出来什么的。主要不是靠法院判决和监狱关人，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639]

　　这里毛泽东表达了一个可贵的思想，法律工作不能只依靠法律机关，而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来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这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也不敢这样做的。这个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得到了比较成功地实践，但是后来我们却以与世界接轨的名义，放弃了这一可贵的思想。这是令人惋惜的。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途经北京的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毛泽东说：在中国还有黑暗面，就是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640]

　　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在《关于中央统战中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641]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中国可能要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在这里讲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也就是社教工作搞不好，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手中，人民群众思想觉悟不高，没有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如果消除了这些条件，也就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现在进行的社教运动就是要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只有从这个角度上才能真正认识到社教运动的重要意义。

　　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八号楼再次会见金日成。毛泽东说：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显治，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毛泽东说：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64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与越南、朝鲜兄弟党领导人谈话时提到了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毛泽东认为，现在就是要特别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能量很大，还会泛滥成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就是明证。毛泽东还告诫兄弟党领导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要坚决反对。这既是在向兄弟党领导人通报情况，也是在提醒他们注意反修防修，不要在思想上解除武装，以增强抵制修正主义的自觉性。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从地方报来的社教宣讲报告中，选择典型的材料，配以中央的指示，转发全党予以参考，为社教运动的发展指明方向。

　　一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社教的宣讲报告。报告说，全军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开始宣讲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到今年二月中旬基本结束。这次教育，大体经过三个步骤：（一）由高级首长和各级领导干部原原本本地向官兵进行宣讲，让党的政策不走样地同群众直接见面；（二）发动群众进行专题讨论，深入解决官兵的模糊认识和思想疙瘩；（三）总结提高，使教育落到实处。通过这次宣讲，在部队中收到了很好的结果。

　　另一份是中共曲阜县委关于颜家村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宣讲报告。报告说，这个大队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至今年二月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对敌斗争、组织建设、生产建设四个阶段。报告最后提出工作组一头扎在贫农家里，坚持与群众“四同”，是迅速打开局面的关健。[643]

　　为了转发这两份报告，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报告，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毛泽东起草这个指示后，作出批示：“刘、周、邓、彭、贺龙、陈毅、康生、伯达、定一、冷西各同志阅后，尚昆处理。”[644]

　　这个指示在经过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圈阅后，与转发的两个材料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在党内印发。

　　从这个指示中看到，毛泽东再一次告诉全党社教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至少要三至四年才能完成。其实他在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与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人谈到社教运动时，还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工夫不够，至少四年，不能急。有的省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完，太快了，你没有那么多好干部嘛！[645]

　　这是为了防止地方党委在社教运动中一哄而起，避免社教运动走过场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为了宣讲中央的社教文件，推动全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要求组织宣读队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成员及干部，除去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至少要到基层宣讲一到两次，这是进行全党全民社会主义教育，也是进行自我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必要手段。否则的话，就是“消极怠工分子”。

　　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执行的怎么样呢？

　　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干部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深入基层，宣讲文件，兢兢业业，进行工作，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仍然有不少干部却无动于衷，墨守陈规，消极对抗，迟迟没有动作。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此不赘述。

　　由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双十条下发后，毛泽东通过谈话、发出指示、转发地方材料等方式，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他在谈话中对苏联出现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提醒兄弟党领导人要注意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他坚信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工农群众），宣传教育群众，培养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的出现。

　　为了保证社教运动的质量，他反复强调，社教运动必须进行到底，不要着急，至少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为了推动社教运动的发展，他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除去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都要深入基层，亲自去宣讲社教文件。这样就为社教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推动了社教运动的发展。

　　③ 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至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在南下进行调查研究期间，发表了一系列谈话，继续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地方社教运动的开展情况，为即将在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素材，他于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三月二十八日晨，毛泽东到达邯郸。下午，他在邯郸听取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陶鲁笳及阴发祥，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刘子厚及河北省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五个地委的负责人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主要由陶鲁笳汇报。

　　当汇报到山西省已经搞了和正在搞“四清”的大队占百分之十三时，毛泽东说：这个好，不要太多了，不要太急了。

　　当汇报到去年十二月以来，全省面上普遍讲了“双十条”、公社“四清”进行大队试点时，毛泽东说：面上也搞，公社也搞，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河北、山西的同志说，“四清”并不妨碍生产。毛泽东问：有工作组的大队和没有工作组的大队相比，哪个生产搞得更好些？陶鲁笳回答，有工作组的大队生产搞得更好些。

　　关于普遍宣讲“双十条”，毛泽东说：革命这些年，公开宣讲我们也是第一次嘛！革命革了这么多年，才学会这个办法。几亿人口，几个阶级，把政策交给他们。

　　谈到中央“五反”指示时，毛泽东说：中央“五反”指示对阶级斗争没有那么强调，这是一个缺点。

　　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那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说成没有。

　　谈到有人以不能要求“四清”解决一切问题为借口，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时，毛泽东说：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什么明年要搞完。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急了不能达到目的。要讲质量，要搞好搞透。我说的是至少三年到四年，还有“至少”二字，三年到四年是从去年五月算起。别着急，这是需要时间的。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把心安下来。

　　毛泽东还讲到官僚主义问题，他说：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可以取消，让秘书干。[646]

　　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社教要实行点面结合，反复地说“四清”不要太急，要慢慢来，讲究质量，搞深搞透，切实解决问题，不要走过场。他关切地询问“四清”妨碍了生产没有，要求“四清”每一个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这次通过公开宣讲文件，对几亿人口进行教育，将政策交给他们，革命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他认为以前下发的“五反”批示，没有强调阶级斗争问题，这是一个缺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共产党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这种现实状况出发，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用事实批驳了有人说的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观点。他又批评了北京的不少高级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自己不动手写东西，让秘书代劳的现象。这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汇报，主要由林铁汇报河北救灾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陶鲁笳也汇报了一些问题。

　　当汇报到有的省先搞对敌斗争，后搞“四清”时，毛泽东说：贫下中农不起来，就没有对敌斗争的队伍。“双十条”上写的就是先解决内部问题，先组织阶级队伍，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嘛。

　　陶鲁笳谈到“四清”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在起草第二个十条时，就有争论。那时对“四清”强调不够。我们认为“五反”、“四清”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特定的形式，四清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说：对，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第二个十条还可以再修改一次。

　　当汇报到农村支部书记中问题严重的占百分之二十，生产队四不清问题严重的占三分之一时，毛泽东说：我们真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

　　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泽东说：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

　　汇报中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的情况，毛泽东表示要看看陈永贵的材料。[647]

　　从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主张在“四清”和对敌斗争的关系上，应该是先搞好“四清”，组织好阶级斗争队伍，再进行对敌斗争。“五反”、“四清”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式，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表示《后十条》还可以再修正一次。关于农村干部队伍的状况，毛泽东认为真要有三分之二的农村干部没有问题就了不起了。这并非毛泽东的主观估计，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他同意干部由选举产生，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毛泽东在这次汇报中了解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事迹。大寨村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山穷水恶，土地贫瘠。陈永贵带领支部一班人，率领全村老百姓，拦水筑坝，修建梯田，平整土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要国家一分钱，不但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年年交给国家公粮。在当时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国家不仅难以对农业进行大量投入，反而要求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的情况下，大寨村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他们坚持干部参加劳动，这也是防止修正主义出现的必要手段。因而毛泽东后来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半，毛泽东离开邯郸前往郑州。

　　三月三十日、四月一日，毛泽东这两天下午在郑州听取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刘澜涛、陕西省委的李启明、安徽省委的李葆华、河南省委的刘建勋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汇报“四清”和“五反”情况。

　　一开始，他接连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到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648]

　　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入手时，毛泽东说：现在各地的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的，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谈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看起来，“五反”要搞几年，通过“五反”，一定要搞厂矿、企业、机关的革命化。现在的问题在于革命化，还是官僚化？

　　谈到会议多、报表多时，毛泽东说：会议那么多，要想个办法。中央工作会议推迟到五月五日开，开二十天。会后回去做一段工作，八月再开一次。[649]

　　从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要用至少三年到四年的时间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要着急，这个运动一定要进行到底，不要滑过去，否则将来还要进行补课。运动中要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如果领导权被篡夺了，就要先进行夺权，解决敌我矛盾问题。

　　不论“五反”也好，还是“四清”也罢，就是要实现革命化。什么是革命化呢？毛泽东对柯庆施谈过，革命化有三个意思：（1）要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2）要下去实践，同工农相结合；（3）要学习唯物辩证法。[650]这不仅是社教的目标，也是社教的内容。

　　他还提出了要精简会议、报表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

　　四月二日，毛泽东到达武昌。当天下午，听湖北省委每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毛泽东还问王任重，你们是不是去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王任重回答：“省委、地委、县委大多数同志都去宣讲过了。我自己还未去过。”毛泽东说：你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没有病，应当亲自向群众去宣讲两个十条。” [651]

　　毛泽东在谈话中了解到湖北计划今年百分之五十的社队要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担心这样搞太急了，会不会走过场。他建议社教要先从“四清”入手，然后再搞对敌斗争。他了解到王任重还没有下去宣讲两个十条，当即予以严厉批评。由此我们看到，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有的高级干部还是没有积极行动起来，到基层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宣讲社教文件。这并非个别的现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带有普遍性的。这种动态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四月十日，毛泽东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王任重随行。

　　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汇报。张平化告诉毛泽东，陶铸和王任重让他向主席请示一个问题，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四月五日在湖北的谈话中，王任重曾经提出过，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一次，他作了明确的回答：“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这样，社教运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652]

　　当然这个时候的阶级划分，在承认以前按生产资料进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还根据新的阶级划分标准，也就是从政治思想上来划分阶级，以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依据。

　　四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离开长沙。次日到达南昌。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昌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谈话。毛泽东说：在杭州时，林乎加同志曾要我按延安整风的办法，讲他几篇。现在有了“双十条”、“六十条”，全党各级干部、各阶级都有了章程。

　　在谈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要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653]

　　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现在有了“双十条”、“六十条”这样的章程，又有了干部和经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该比土改时搞得更细致一些，不要赶时间，不要急，以搞好为主。干部要参加劳动，依靠贫下中农，不能影响生产。生产搞坏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失败了。

　　毛泽东还将地方反映上来的有代表性的社教材料，批发给其他领导同志参阅，以便于沟通思想，交流看法，促进社教运动的开展。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阅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第一至八期。会议简报反映的是：与会代表的构成以及他们参加会议的心情、所抱的态度和提出的要求；五个地区分组讨论阶级路线问题的情况；各地区代表参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受到的阶级教育的情况；分组重点讨论党和贫下中农互相依靠问题的情况，等等。

　　毛泽东阅后作出批示：“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后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准备在1964年5月举行的工作会议—引者注）一谈。” [654]

　　通过分析地方提供的社教材料，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之于指导全党的社教运动。这是毛泽东一再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同江华、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谈话。

　　毛泽东说：做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压服，要说服。

　　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搞得慢一些，我们是全国最慢的，以公社来算我们试点的只占百分之五。毛泽东说：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百分之五，“五反”还只进行了百分之三，“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谈到机构庞大时，毛泽东说：因为不打仗了，太平世界机构庞大，一打仗人也就不愿意集中在一起了。过去延安机关两万多人，胡宗南一进攻，中央就分了两部分，我们留在陕北的只有几个人，我、总理、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五个人，工作了一年。[655]

　　我们看到，当林乎加汇报到江苏的社教搞得比较慢时，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他们，反而对他们比较稳妥地进行社教表示赞赏，在社教过程中要说服而不是压服，用证据才能说服人。毛泽东曾多次表示，机构庞大，效率低下，必然会滋生官僚主义，出现修正主义，因而要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干部参加劳动，到群众中去，到生产第一线去，这是克服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的根本保证。

　　五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

　　汇报到“六十条”、“双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时，毛泽东说：“六十条”、“双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呢？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时，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我们现在丰衣足食了。全国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我赞成省一级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使他们感到也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在讲到划阶级有必要时，毛泽东说：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656]

　　我们看到，“六十条”、“双十条”就是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了，人的积极性也就调动起来了。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依靠贫下中农，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把他们组织起来，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他担心以后会有人忘记贫下中农，致使贫下中农又沦落为被压迫被欺凌的境地，从后来的发展看，毛泽东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五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

　　在谈到划阶级问题进，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给大家。”[657]

　　毛泽东进一步说：如果只按出身，那末，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下生活、工作，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

　　当讲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有政治上强的懂事的人作领导。真正认真抓，是去冬今春。点面结合，准备搞四到五个冬春。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是什么？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658]

　　从毛泽东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主张在各行各业都要划分阶级，这是看了西安查阶级的报告后才提出来的。在阶级成分和个人表现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讲成分，但重在个人表现，出身不好的，只要改变了立场，就应该接纳他们。他还举了马、恩、列、斯的例子作为例证。他还说要团结地富子弟，就是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他们愿意改造，也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转变过来。他还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从三月下旬到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前，毛泽东在南巡过程中，通过与地方领导干部的谈话，不断阐述社教运动的内容及意义，及时了解社教开展的基本情况，并给予必要的指导，他明确肯定社教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复提醒地方领导人不能因为社教影响生产，生产搞得好坏是检验社教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搞好社教的四个标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双十条”下发后到一九六四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毛泽东通过下发指示、转发典型材料、发表谈话和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关于社教问题的观点，指导并推动着全党社教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修正主义的内外纲领，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党委中都有这样的人，不过从总体上说他们还没有占据支配地位而已。

　　毛泽东在南巡期间，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了解地方开展社教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关于社教运动新的观点和设想，计划对第二个十条进行修改，为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2）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探析一九六四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的真实态度。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刘少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他是支持呢，还是反对？这个时候，他和毛泽东在社教问题上有没有分歧呢？他的真实态度又是如何呢？

　　这还要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揭开了社教运动的序幕。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是什么态度呢？

　　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个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主要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劳动工资以及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等问题。七日，当彭真汇报时，刘少奇在插话中强调这次运动的意义，并且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了。他说：“估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们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又说：“要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不会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广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危害更大，反起来更难，而且人数比上一次‘三反’、‘五反’要多”。[659]

　　从刘少奇的插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次运动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这是一次比“三反”、“五反”规模更大，涉及人数更多的运动。这次运动主要是抓新生的资产阶级，抓党员干部中的资产阶级，这些人危害更大，人数比“三反”、“五反”要多。从这里可以看到，不论是在阶级斗争、社教运动的性质、新生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员干部中的资产阶级方面，还很难看出刘少奇和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区别。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于十一日召开。在十二日的全体会议上，彭真作了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在讲话中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他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已经消灭过资产阶级，现在又有新的资产阶级。对于新的资产阶级和对于老的资产阶级的态度不一样。老的资产阶级，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赎买政策，还要他当政协委员。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比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小得多。那些老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本钱比较大，有店铺，有工厂，有生产资料，而这些新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在国家和人民困难的时候剥削来的，是破坏性的。”因此，要把“五反”运动“看作是一个消灭新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看作是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660]

　　我们看到，刘少奇在讲话中表示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来部署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他认为社教从性质上来说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对新老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对老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政策，而对新资产阶级则是要坚决打击，因为他们的东西是利用国家和人民困难的时候剥削来的。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他在报告最后谈到国内如何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提出要把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农村中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在人民中间进行阶级教育等，作为防修反修的主要内容来抓。他把这个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说：“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他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661]

　　刘少奇在报告中谈到反修防修问题时，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反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修防修的主要内容。他把这个问题提到生死存亡、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从这些话中看，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从刘少奇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上，他也是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来开展阶级斗争，主张反对党员干部中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社教运动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从这里我们还看不出他与毛泽东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有什么明显的分歧。

　　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时，刘少奇又是什么态度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由于刘少奇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六日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因而他没有参加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为制定《前十条》而召集的杭州会议，五月十二日杭州会议结束时，他还在国外。[662]

　　刘少奇从越南回到昆明后，看到决定（草案），很赞成，认为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干部队伍中确实出现很多不良现象，例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663]

　　由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刘少奇虽然没有参加制定《前十条》的会议，但是他对制定出来的《前十条》并没有意见，而是持赞成态度的。

　　那么，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的过程中，刘少奇又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知道，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主要是针对运动中出现的急躁情绪和过火斗争、乱打人抓人等违法乱纪现象而起草的。刘少奇因为在九月十四日出访朝鲜，没有参加后一阶段的会议。

　　回到国内后，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十月三十一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他建议将这个文件的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会议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同其他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的有中央华东局负责人和华东各省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上对文件作了进一步修改。同时，会议还在毛泽东起草的基础上，改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刘少奇在九日回到北京。十四日，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这个《规定（草案）》和《通知》。[664]

　　从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虽然刘少奇没有参加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一阶段的会议，但是后来他除了对《后十条》的题目作了改动外，对这个文件再也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修改，最后又是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这个文件。由此我们认为，刘少奇当时对《后十条》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同意这个文件下发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刘少奇不论是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还是此后两个十条的制定及下发过程中，从总的来看，他还是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来进行社教工作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

　　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对社教运动无动于衷，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对此不能说是没有责任的。

　　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有意安排湖南、河北的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坐在会议的第一排，想让他们并且自己也讲一讲社教问题，但是却没有引起刘少奇的重视，会议如期结束。毛泽东后来在五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对此作出了批评。[665]当时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对此也是负有责任的。

　　后来在制定两个十条的时候，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除了对《后十条》的题目有所修改外，他并没有提出其他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虽然由于出访的原因他参与的时间比较少，但是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在制定这两个社教文件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也还是很罕见的。

　　因而我们认为，不论是刘少奇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还是对制定两个十条的态度看，从总体上说他还是遵循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但是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也表明他确实存在着对社教运动淡漠的倾向。不过，从这个时期他关于社教运动的认识来分析，还看不出他与毛泽东有什么明显的分歧。

　　但是事实上，在“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后来与毛泽东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最后发展到了要变动刘少奇党内接班人地位的程度。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分歧呢？他们之间的分歧到底是在社教运动中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首先搞清楚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反修防修和社教运动问题上的认识状况。下面我们就先来研究这个问题。

　　（3）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反修防修和社教运动问题上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各地开展社教的经验，以及调查研究的材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就反修防修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进行着新的探索，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

　　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666]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为了在农村中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使贫下中农能够有效地行使职权，他曾经建议制定一个贫下中农组织条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田家英起草了《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第一稿），五月十五日报送毛泽东。五月十八日，毛泽东阅后做出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阅。阅后即印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并确定下来。”六月二十四日，田家英将根据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的条例草案和中央关于印发这个条例草案的指示稿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同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667]

　　中共中央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中提出，组织贫农下中农协会，是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项组织方面的基本建设”，并认为“要使这个阶级队伍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一个先决的条件是保证它的纯洁性。参加协会组织的贫、下中农，必须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在有些地方，过去划分阶级的时候，把某些上中农、小商人，甚至地主、富农，划成了贫农或者下中农，也有的把真正的雇农、贫农、下中农，划成了中农。在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时候，都应该经过认真的审查，改正过来。”

　　《条例（草案）》规定了贫下中农协会的性质、基本任务、会员、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同社队组织的关系等内容。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组织贫下中农协会是党在农村中的一项组织建设，县以下的党组织要在社教运动结束后，采取有效措施，使它充分发挥作用。[668]

　　这样以《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印发为标志，就使贫下中农在社教运动中有章可循，不仅可以在农村迅速建立贫协组织，而且还为充分发挥贫下中农在社教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组织保障，这对于维护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搞好社教当然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把一些好的发言材料批示给相关同志阅读，希望以此来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变，推动社教运动的发展。

　　六月三日，毛泽东阅李雪峰五月三十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会上的发言记录。李雪峰的发言中说：今冬明春的一批“四清”，是华北地区“四清”的第一次大决战，是搞好今后“四清”的关键性一仗。干部蹲点，参加“四清”运动，各行各业都应当认真实行。文教、财贸、工业交通等战线的干部，除了参加“五反”以外，都应当有计划地下乡参加一下“四清”。最好搞一期，蹲点五六个月。失掉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机会是很可惜的。毛泽东批示：“此件送吴冷西同志一阅。阅后退我。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669]

　　毛泽东为什么把这个发言批示给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呢？

　　这是因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人民日报对各地的跃进材料不辩真假，推波助澜，吹得太凶、太多、太大，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这样下去人民日报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提倡鬼戏。一九六二年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又登出了许多包产到户的材料，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一九六四年二月，毛泽东又批评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很少。[670]

　　毛泽东这次将李雪峰的发言记录批示给吴冷西阅读，还是希望吴冷西能够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带领报社一班人，深入到社教的实践中去，活学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使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成为新闻舆论战线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排头兵，引领着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方向。

　　可惜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虽然吴冷西参加了九评的起草，进行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是在防止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真谛，因而在文革前夕，他被毛泽东批评为半马克思主义[671]，但是他不思悔改，不顾姚溱的劝告，甚至未经组织审查，以个人定稿签发的名义，连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具有浓厚理论色彩、论辩式的批评军报“突出政治”的社论[672]，公开与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样毛泽东也就把他“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了。[673]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说：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几天，我头一次同大家见面。但是，材料（指简报—编者注）努力看，看了一半。有很多好东西，如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五反”。[674]

　　看来，毛泽东为了抓住社教运动中的症结，有的放矢，他一开始并没有出席会议，而是在看各地社教的材料，搜集素材，为讲话作准备。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

　　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出了嘛。

　　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

　　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的中央，要顶住。 [675]

　　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共产党，一种是假的共产党。假的共产党当然就像赫鲁晓夫那样搞修正主义了。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提高警惕，作好准备，想一想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他希望如果出了赫鲁晓夫的中央，各地要顶住。

　　毛泽东认为白银厂和小站公社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这次会议上，还印发了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夺权的报告。[676]

　　至于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判断是有来源的。一九六○年整风整社时，广东的坦州整社工作团，就认为原被划为二类社的坦州公社，20％的大队、30％的小队的领导权已掌握在坏人手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也曾提出：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各地大约20％烂掉了，领导权落到敌人手中了，凡是三类县、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有关。[677]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邯郸与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了解到河北和平土改加上土改还不彻底的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还多点时，毛泽东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也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不彻底，有的是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678]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汇报到农村支部书记中问题严重的占百分之二十，生产队四不清问题严重的占三分之一时，毛泽东说：我们真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679]

　　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看了不少各地反映上来的社教材料。在六月八日的会上，周恩来、彭真又讲了地方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情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做出了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判断。

　　由此看来，毛泽东做出这个判断并不是冒然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他是在阅读了地方反映上来的材料，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又经过了理性的思考后，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后来，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过这个问题，说明了这个判断的来源，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薄一波汇报说他最近到处走了一下，看了一下，正如主席估计的，有三分之一的单位烂掉了。毛泽东说：什么是我发明的？都是大家告诉我的，是群众发明的。[680]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中央第一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谭启龙谈话。

　　当刘澜涛谈到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时，毛泽东说：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群众不觉悟，自己不起来，怎么能当权。这次一是民主革命，二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谓民主革命，要把阶级斗争搞彻底，是地富划为地富，是农民划为农民，还有封建迷信等等。

　　刘澜涛提出，过去主席著作中都是说地富占户数的百分之八，占人口的百分之十。毛泽东说：那时包括地富子弟在内，现在百分之五不包括他们了。他还说：我跟少奇同志说，自一九二七年起，二十二年革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五年，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的时间会很长，又认识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我们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也不要紧，过去我们只有延安。[681]

　　九月七日，毛泽东在长沙的专政上听取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我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百分之五、不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

　　毛泽东又进一步说：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指《前十条》中所讲的十个问题。—引者注），都是别人告诉我的。[682]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看到，薄一波以他自己的调查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判断，在他向毛泽东提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告诉他这个判断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群众作出来的。他在九月七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又重申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这个判断是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后作出来的。

　　毛泽东认为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要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将群众发动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真正实现他们当家作主的愿望，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不是指一般的多吃多占和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指这三分之一的领导权是代表百分之五的那部分人，而不是代表百分之九十五的绝大多数人。这部分政权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意思是说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对这部分干部，他们中的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还是可以转变的，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仅对其中掌握领导权的一小部分人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我们看到，刘少奇也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内出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谈到要追根子，下边发生的问题，上边都有根子，因而要一追到底。一般来说，刘少奇的这些认识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那么，刘少奇提出追根子的主张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关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的追根子的主张，是他在这年春节期间同王光美谈话时提出来的。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下旬，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搞社教，并担任工作组副组长。春节期间，王光美回京休假，向刘少奇汇报桃园大队一些基层干部中“四不清”的情况，提到：群众反映一些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同公社、县、和地区的某些干部有牵连，在上面有“根子”。

　　听到这些情况，刘少奇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基本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边的根子有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边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在公社、区、县和地委都有根子，要切实追查一下，要切实整一下。”

　　他还说：“可以提挖上面的根子，这是群众提出的，是有事实根据的。要好好想想，在什么时候提，什么时候往这方面引导，要看情况。”“有些大队和公社，个别的县，在一个时期内，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并不可怕，只要上面清醒，发现了这种情况，能够下决心革命，就好了。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

　　刘少奇这些谈话内容，王光美春节后回到抚宁，向县工作队长肖风作了传达，肖风记录下来。记录整理稿在三月三日报送河北省委。

　　刘少奇提出这个问题，也受到毛泽东的影响。王光美回忆说：“我参加‘四清’每次回北京，主席都问我很多情况，也不是专门的汇报，是在跳舞时谈的。记得第一次回来是十二月（一九六三年），大约在中旬。有一次跳舞时见到主席。主席就问我，桃园是一类队，为什么群众有那么多意见呢？我说可能是上面有人支持，还举了干部吃吃喝喝的例子。公社干部带着下面的干部吃，群众都说干部‘吃懒了’。讲到这里，主席就说，根子在上面。回来后，我把同主席谈话的内容向少奇汇报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为了稳妥起见，把肖风的记录整理稿又作了个别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审阅。[683]

　　从以上文献资料看，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追根子的主张来源于和王光美的谈话。王光美在与刘少奇谈话时说这种说法是她在蹲点期间桃园群众自己说出来的。当然这是有事实依据的。至于毛泽东在与王光美谈话时说的“根子在上面”，不过是从王光美转述的群众意见中自然得出的结论，对刘少奇提出这个主张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六月八日的发言看，他们都是主张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还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刘少奇讲的反修防修的性质、方法、修正主义的具体内涵及其产生的原因，又与毛泽东是不是一致呢？当时还是难以看得出来，以后随着社教的深入发展，他们的分歧会日益严重，直到在会议上发生直接的冲突。这是后话。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的会议上还说：这次会议，十二日闭会恐怕不行，开到十五日，再搞一个星期，请少奇同志讲一讲反修斗争的形势和发展前途，并且议一议；一般的国际形势请总理和陈毅同志也讲一讲。我看，中国这个党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修正主义比较难一些。我国七亿人口，工业不发达，比较落后，但比苏联民主。他们不仅在国际上搞父子关系、猫鼠关系，而且在党内也是这样。[684]

　　我们看到，为了使与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了解反修的形势和发展前途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还建议延长会期，由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讲一讲这些问题。他还谈到在中国共产党内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修正主义比较难一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经常进行整风，现在还要搞社教，因而比苏联民主的缘故。

　　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兄弟党领导人的时候继续谈到中国进行的社教问题。

　　六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中央书记格里巴率领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毛泽东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头脑如果不清楚，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就会混进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我们不搞“五反”、“四清”，不搞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过十年，在中国准要出修正主义。我看，不是十年，就是二十年，准要出来。现在，我们国家还落后，再过十五年，将像个样子。[685]

　　从谈话中看，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十五年后，将会像个样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就要搞阶级斗争，进行社教运动，将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清理出来，这是防止修正主义的必要手段。否则的话，中国肯定是要出修正主义的。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报告。

　　在刘少奇提出既然苏联搞了四十多年都可以出修正主义，列宁的党可以变质，那末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将来也要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毛泽东说：如果不注意，准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无非是闹那么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十几年，又要走向反面。这个修正主义它不做好事的，脱离群众的。要准备出，若干年之后出来怎么对付，现在就要想一想。斯大林是长期抹杀社会矛盾，反对讲社会有矛盾，强调一致，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一致的。我们就鉴于这个教训了。要公开地发动群众和广大干部来认识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搞的这种“五反”、“四清”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和“五反”，用什么办法？是干部跟群众结合，还是只是干部搞一搞？没有群众就是不行。不随便抓人，不随便开除党籍，不随便杀人。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就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686]

　　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提到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将来出不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出，一种是不出。现在就要将这个问题告诉党员和群众，做好将来出修正主义的思想准备。由于修正主义是脱离群众的，就是将来出了修正主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闹腾十几年，最后还是要走向反面，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他主张要借鉴斯大林的教训，正视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现在进行的“五反”、“四清”就是要解决这些矛盾的。只有解决了这些矛盾，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做到长治久安。因而毛泽东对于前景是乐观的。

　　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情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睛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687]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承认有许多问题是难以预料的，比如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就没有料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接着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修正主义出现的可能性问题。他号召全党要做好出修正主义的思想准备。从讲话中看，毛泽东对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他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六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提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688]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情况汇报时，就提出了搞好社教运动的四条标准。[689]这一次他根据实际情况，又增加了两条标准（也就是第二条和第四条），形成检验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过中央同意后，写入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和《二十三条》，作为检验各地社教运动的通用标准。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社教运动，防止修正主义问题的同时，还特别讲到了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最初还是因为看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一个报告引起的。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阅宋任穷五月十三日报送的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报告。报告说：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把培养接班人看作是能否好好把住江山的大事来抓。他们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东北局准备在全区各级党组织中再次提出加强教育青年的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意义，并在进行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顿党组织的地方，帮助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对培养接班人做出规划和安排。毛泽东阅后，迅速作出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阅。阅后印发工作会议，予以讨论。”[690]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后来在六月八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专门讲到了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691]

　　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接班人的培养，干部配备要有一、二、三线，以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能不能做好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不能后续有人的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红色政权是否改变颜色的问题，因而各级党委要把这件事作为一件大事来抓。那么，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呢？毛泽东六月十六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讲话。

　　六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与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后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羊坊观看完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汇报表演后，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毛泽东在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最后说：我想得不完全，你们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692]

　　毛泽东后来曾经谈到过这五条选拔接班人的标准，他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693]

　　这样看来，五条选拔接班人的标准构成了一个整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以坚持马列主义为发展方向，必须以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目的，必须以团结大多数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为方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于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后来写入了九评。

　　毛泽东不仅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而且他还要求新闻宣传单位要广泛报道各地关于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先进事例，以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七月四日，毛泽东阅本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北京市怀柔县北宅公社一渡河大队党支部热情培养、放手使用优秀青年干部的报道，这篇报道说：几年来，一渡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也着重在青年中接收新党员。老干部注意对他们进行具体培养，放手使用，热情帮助，严格要求，结合工作随时随地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吴冷西同志：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该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此件并送彭真、安子文、定一、瑞卿四同志阅。” [694]

　　由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修防修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主旋律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宋任穷的报告中敏锐地意识到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新生力量，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也是关系到以后能不能沿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继续前进的问题，因而毛泽东提出了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他不仅要求各级党委要作好干部的配备工作，而且还要求新闻宣传部门为做好这项工作提供正确的宣传舆论导向。

　　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还密切注意着会议社教精神的落实情况，他将地方关于社教问题的报告及时批给其他领导人阅读，以便沟通思想，了解全党的社教动态，及时指导社教运动的发展。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阅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传达中央五月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甘肃省委的报告说：我们于六月二十四至七月七日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精力讨论了城乡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着重讨论了当前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大家特别对以下四个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了。一、部分单位职工队伍严重不纯。二、部分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三、关于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我省基层单位中，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肯定是不少的，有些地方很可能超过三分之一。四、关于“朝中有人”问题。过去有些问题暴露出来了，但我们没有追，挖根子，问题总得不到彻底解决，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看后，作出批示：“此件送少奇一阅。少奇同志现在何处（可能在合肥、南京、上海一带），请机要室查明送到。” [695]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南下就社教运动问题进行调研，毛泽东才要机要室查明刘少奇的具体位置后将这个报告送到刘少奇手中。

　　中央工作会议后，甘肃省委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社教问题的报告。从甘肃省委的报告看，当时基层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初步验证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以及刘少奇强调要追根子的主张是正确的，因而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示给刘少奇一阅，希望他注意这种动态，在社教运动中从思想上有所准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主张要反修防修，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进而作出了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刘少奇则提出要追根子的主张。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毛泽东的判断，还是刘少奇的主张，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主观判断，而是对各地的社教材料和调研报告进行深入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从维护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反修防修的大计考虑，毛泽东提出了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要求各级党委重视选拔接班人的工作。

　　由此看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反修防修和社教问题上的认识从基本上来讲是一致的。但是此间文献资料显示，这个时候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开始出现分歧，后来这种分歧从运动的方法又进一步发展到运动的重点、性质及主要矛盾上，并成为最终导致刘少奇党内接班人地位变动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在运动方法上存在的分歧又是怎样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呢？这种运动方法上的分歧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4） 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运动的方法上出现重要分歧。

　　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社教问题上出现重要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其实，这种分歧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已初见端倪，而后刘少奇南下调研，八月一日在北京发表关于社教问题的讲话中基本形成，八月四日毛泽东与田家英关于修改《后十条》的谈话又进一步明朗化。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怎么出现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开始出现分歧。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反修防修和社教运动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在“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开始出现分歧。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五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他主持的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提出：《后十条》强调发动群众不够，比较多地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强调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于是，基层干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就拿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来反对“四清”。[696]

　　六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付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697]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后十条》比较多地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强调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这样基层干部和那些“四不清”干部便利用这些政策来对抗工作队，同时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因而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组织。这样就显然改变了两个十条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组织开展运动的规定。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②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在南下调研期间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和讲话，最后以八月一日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形成了系统的观点。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开始表现出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在部分省市的调研中予以阐述，随后又在八月一日举行的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党予以公布，逐渐形成了系统的观点。这些观点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698]

　　刘少奇在调研中，一方面了解地方社教动态，一方面对地方的社教作出指导，阐述了自己在社教问题上的观点。由于刘少奇在江苏期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之间产生了分歧，并进行了思想交锋，这次交锋对于分析刘少奇在这个时期的活动更具有标本性意义。因而我们下面只是概要地介绍一下刘少奇在河北、山东、安徽期间的情况，重点阐述并分析刘少奇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社教问题上的交锋状况。

　　七月二日，刘少奇召集出席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他谈到如何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说：一条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搞能够确实解决问题，锻炼干部，又出经验。一批一批地搞看来似乎慢实际快。再一条是省地县书记真正去蹲点。所谓蹲点不是到点上听听汇报又回来了，而是从扎根串联开始一直到四清搞完为止，一直搞下来，取得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各级党委才能真正领导好这次革命。[699]

　　在这天的讲话中，刘少奇再次讲到了“追根子”的问题。他说，注意上边的根子是贫下中农提出来的。贫下中农说：“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贫下中农这个意见引起了我的注意。群众有他的经验，为什么搞不动，因为上面有根子。下面的根子，地富反坏是基本的根子，要追清楚；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不要有任何顾虑，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不追不行。[700]

　　我们看到，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了两点：一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二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去蹲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其实就是将进行社教的干部集中到社教的点上，首先突击这些点，然后再一批一批地进行社教运动。刘少奇认为，这样既能解决问题，锻炼干部，又出经验，表面上看起来慢，实际上还是很快的。至于蹲点，刘少奇针对当时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脱离实际，漠视调研的倾向，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深入到基层，到社队去，从扎根串联到搞完四清，取得完整的经验，用以指导整个运动。

　　刘少奇还谈到了“追根子”的问题，这是贫下中农提出来的。下面的干部为非作歹，专横跋扈，贪污受贿，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庇护，是很难得逞的，因而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指出上面的根子更危险，因而表示要一追到底，追到哪里算哪里，显示了他要将“四清”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是应该肯定的。

　　七月八日，刘少奇召集出席山东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如何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在谈话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带工作队到一个生产大队，参加“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亲自取得一项新的工作的实践经验。[701]

　　我们看到，刘少奇又一次强调了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带工作队到生产大队去蹲点，要亲自参加“四清”运动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实践经验，指导运动。

　　七月十三日，刘少奇召集安徽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在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说：这个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革命、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四不清”，又要开展对敌斗争，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这些事情过去都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比土地革命困难得多。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702]

　　刘少奇认为这次社教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又要开展对敌斗争；既要解决干部“四不清”的问题，又要使干部能够参加劳动。这是一场比过去土地革命和合作化更广泛、深刻而又复杂得多的革命。如果各级领导干部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是无法领导这个革命的。

　　从刘少奇在河北、山东、安徽的讲话来看，他提出在社教运动中，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这次社教运动是比过去土改、合作化更广泛、深刻而又复杂的革命，因而各级领导干部要引起高度重视，亲自到基层去蹲点，取得一个单位完整的社教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指导社教运动。

　　由于刘少奇到华东地区调研社教运动情况，当刘少奇到济南时，华东局就派魏文伯陪刘少奇视察工作。在刘少奇一行抵达合肥后，魏文伯就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提前向他和省委一班人打了招呼。总的精神是，刘少奇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魏文伯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703]

　　看来刘少奇对山东、安徽两省的社教运动很不满意，并为此还大发了脾气。那么，刘少奇是在那些方面不满意呢？从前面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和下文刘少奇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社教问题上的争论中可以得到答案。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到了南京。他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在省委办公大楼，在办公室里临时搭了了铺。当天下午就听取了江渭清等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刘少奇在汇报时曾有许多插话，省委办公厅专门整理了《少奇同志在听取江渭清同志汇报时的谈话》记录。接着，刘少奇又亲临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分别于七月十五日和十七日作了两个下午的讲话，省委也都整理成记录，印发省委和其他到会同志学习。

　　刘少奇讲话的中心是阐述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教育。他认为，现在，不仅国际上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且国内也出了不少修正主义。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就是把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我们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联系起来。从这个基本精神出发，他在几次讲话中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包括江苏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批评。

　　归结起来，集中在三个估计上：

　　一是对“大约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他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市）、县领导同志没有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就说没有那么多，这是对“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险的。

　　二是对干部队伍状况的估计。他认为，“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团结了95％群众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数；因此，如何认识对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依靠”的关系，应该是“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而且“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再来依靠”。

　　三是对运动情况的估计，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搞了一年多，“农村、城市都没有搞好”。这个革命运动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因此没有充分时间不行。

　　刘少奇在讲话中向大家透风，《后十条》要修改。他反复强调只有团结95％群众，才能团结95％干部。要放手发动群众。群众尚未发动，先交代具体政策，就会变成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

　　他指出：“四不清”不光是经济方面的，还有政治“四不清”、思想“四不清”、组织“四不清”。所以，“四清”不只清经济，还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这就比较全面包括了大“四清”的内容。

　　他再次强调，要“追根子”，认为生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大队有人保护。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公社有人保护。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严重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工厂、机关也一样。处长有严重问题，一定有部长保护。“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不可不追。

　　刘少奇针对在场的省、地（市）、县几级领导干部，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同志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江渭清插话说：是“蜻蜓点水”。）他反复强调，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各级领导都要蹲点。他还认为：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他又说：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提出：省、地（市）、县委书记以及其他负责人，都要参加两期农村“四清”，搞两个大队，从扎根串联到整顿组织，取得比较完整的经验。还要参加两批城市“五反”，搞两个单位的运动。有了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704]

　　从刘少奇在江苏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全国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干部占了基层干部的多数，过去一年的社教运动没有搞好。这里关健是对基层干部的估计。既然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干部占了基层干部的多数，那么弄清事实之前，在社教运动中就不能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而由工作队去领导整个运动了，这样也就自然会得出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

　　同时刘少奇还认为只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没有发动群众以前，先交待具体政策，就会限制发动群众；四清不仅要清经济，还是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要“追根子”，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要紧追不舍，挖掉“四不清”干部的“保护伞”； 他认为现在靠开调查会不行了，要采取扎根串联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严厉批评了各级领导干部，浮在上面，不去亲自带领工作队到生产队蹲点，取得第一手的材料和经验。他进一步说如果一个领导没有到大队和工厂去进行蹲点，就没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他认为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认识，过去一年社教运动才没有能够搞好。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刘少奇已经初步形成了在社教中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运动方法的认识。

　　刘少奇在调研中阐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观点，遭到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抵制，在就这个问题争论时，江渭清“顶撞”了刘少奇。后来江渭清曾经回忆了他和刘少奇的这次思想交锋。

　　他回忆道：“但是在刘少奇同志几次讲话中，对于城乡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估计，特别是‘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超过了毛主席关于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对毛主席的估计，我已觉得过头了，对少奇同志的估计，我认为显然更过于严重。对于基层干部状况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成绩的估计，以及‘桃园经验’中抛开基层干部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的一套做法，我也有不同看法，或者持保留态度。记得在刘少奇同志七月十七日下午讲话以后，我曾向他当面直言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讲了学习他讲话的体会，对他所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都没有搞好，我认为江苏不是这个情况。少奇同志说：过去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我说：不能这么讲。据我们了解，已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或者要重搞。

　　我对他讲话中所说好的、没有‘四不清’问题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也讲了不同看法。我说：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少奇同志说：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我回答说：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少奇同志打断我的话，问我对王光美同志向参加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的同志所作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这是因为，王光美同志作报告时，我没有到会，请了省委其他常委主持会议，可能少奇同志认为这是对‘桃园经验’重视不够。特别是‘桃园经验’基本的一条，是认为社、队干部烂掉了，有的是‘和平演变’变过去的，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都不能靠。所以，他听我讲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很反感，并进而问我：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我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少奇同志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我说：不盲目执行。

　　当时，刘少奇同志听我讲了看法并未发脾气。第二天晚上，临他离开南京前夕，我偕同我爱人徐敏，去看望他和王光美同志。少奇同志与我个别交谈，严肃地说：你昨天讲的那三个不同意见（即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我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少奇同志发了脾气。”[705]

　　“桃园经验”是刘少奇通过王光美亲自抓的一个点，是体现刘少奇社教观点的一个标本。“桃园经验”认为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基层干部大多数烂掉了，在弄清事实之前，不能依靠基层干部和组织，由工作队包揽地方大权，通过扎根串联，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来进行社教运动。

　　从江渭清对“桃园经验”的认识来分析，他没有主持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会，不是没有来由的。这是由于他并不赞成“桃园经验”中讲述的基本观点，这在后来他同刘少奇的个别谈话中已经委婉地表示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他主持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会，就不得不在报告会上表明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在当时的场景下，他是不便于公开表示自己对“桃园经验”的不同看法或保留态度的。因而在他既不便于表明自己对“桃园经验”的真实态度，又不愿意违心地说出同意的话来的情况下，干脆就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从江渭清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江渭清就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的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基层组织和干部大多数烂掉了、过去一年的社教没有搞好以及对刘少奇进行“四清”的样板—“桃园经验”的看法等问题，向刘少奇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江渭清的意见与刘少奇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反的，刘少奇发了脾气，严厉批评了江渭清，但江渭清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作为主持江苏省委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江渭清对上级领导的指示，不人云亦云，盲目执行，而是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独立思考，慎重决断，这是值得赞赏的。其实，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期间，江渭清也与毛泽东发生过分歧。他曾坦率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当时毛泽东不见得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对他这种犯颜直陈独立思考的精神还是肯定的。这从随后毛泽东在召开的由各省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听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要执行；不正确的，你要过虑，打坝嘛！”[706]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于领导干部提出的不同意见，并没有轻易否定，而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那么，刘少奇和江渭清在社教问题上的分歧，到底谁的认识是正确的呢？

　　这个问题还是复杂的，需要作一番分析。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刘少奇谈的社教问题是针对全党全国范围来讲的，而江渭清则是谈的江苏一个省的社教问题。这种视野的不同也成为他们在社教问题上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江渭清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和社教采取的方法上的认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他对当时干部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蹲点的认识则是肤浅的，至于他说“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由于当时有不少领导干部满足于听汇报，看报表，凭着感觉去指导工作，不到基层去调查研究，因而刘少奇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没有下去认真蹲点的批评则是适宜的，也是恰当的，而他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和社教采取的方法上的认识则是脱离实际的。至于刘少奇说的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和对过去一年来社教没有搞好的判断是否符合江苏的实际情况，由于没有找到更多的江苏方面的社教资料，即使前面有江渭清说过的江苏开展社教的百分之六十的社队打了胜仗的话，我们还是难以做出确定的判断。

　　刘少奇和江渭清在社教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并没有因为他们之间的争论而得以消除，分歧仍然存在。由于当时刘少奇所处的位置，同时他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方法的负面作用尚未显露出来，他对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认识也还没有表现出来，因而即使遭到了地方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刘少奇的观点仍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上升为全党的决策，化为全党社教的行动。

　　在这次调研过程中，有些地方干部认为“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七月二十一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实事求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 [707]

　　我们看到，即使在江渭清提出不同意见后，刘少奇的认识也没有发生变化，他仍然认为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至于有的地方干部提出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的问题，其实这还是由于他们理解上的错误所致，而并非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当然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刘少奇也没有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说这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没有改造过来的、变质的干部手中。那么，对这部分干部，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呢，还是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我们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和讲话看，他主张对已经变质了的政权，就要开展夺权斗争。但是对这部分干部中的多数人，特别是没有掌握领导权的干部，他还是主张通过社教，使他们转变认识，提高觉悟，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只对那些既掌握政权又死不改悔的领导干部，才按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矛盾的，有些地方干部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刘少奇于七月二十四日结束了这次调研，七月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刘少奇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考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708]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刘少奇汇报的具体材料，但是我们判断刘少奇在汇报中应该是将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考察的实际情况，以及他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特别是他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及社教运动的方法，在汇报中合盘托出，与其他常委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虽然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其他常委在听取他汇报时表达看法的材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作出进一步判断，刘少奇在向常委汇报后，这次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会成为他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的基本素材，他关于社教的观点又会成为这次讲话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也正是通过这次汇报，才得知了这个时候刘少奇关于社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那么，毛泽东对此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到听完刘少奇的汇报后，毛泽东于七月二十九日乘专列去了北戴河，他没有出席八月一日的会议。[709]如果联系到八月四日他和田家英在谈到社教时指出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到一个点上来分析[710]，他没有出席八月一日的会议决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表明了他对刘少奇社教观点的态度。不过，由于毛泽东退居二线，这种现象不易被人察觉罢了。

　　刘少奇在向常委汇报后，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当不成了。

　　他说：“毛主席讲，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来是有些地方少一些，有些地方还可能多一些。”“据我看，包括蜕化变质的，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农村里面犯‘四不清’错误的，可能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还有不少的单位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711]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到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712]

　　刘少奇的讲话对各级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发出了警告，如果不下去蹲点，就别当中央委员、部长、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了。这实际上是用“罢官”的方式将各级领导干部赶到基层去蹲点调查。这里需要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刘少奇要用这种“罢官”的方式呢？如果联系到此前毛泽东多次要求干部下去而许多干部却没有下去来分析，[713]刘少奇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也就一目了然了。

　　刘少奇认为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农村里面犯“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现在用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要搞社教，去发动群众，就只有通过扎根串联，进行秘密工作的方式，才能将问题搞清楚。

　　因而他认为就不能像《后十条》中要求的那样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去进行社教，而应该在社教中首先去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是不对的，说反了，应该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当然可以依靠基层组织；如果基层组织脱离群众，犯了“四不清”的错误，就不能依靠基层组织，而由工作队成员去扎根串联，发动群众，了解实际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就不仅仅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分析问题，而必须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接管社教地区的各级组织，统筹安排生产和社教工作。这样在基层组织和干部靠边站的情况下，就必须组织强大的工作团队才能担负起这一任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也就成为社教运动中的主要方法了。

　　从讲话中看，他认为现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更大，因而要“追根子”，追到哪里算哪里，要一直追到中央。现在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出现。他后来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观点，并把它作为社教时期的主要矛盾，这成为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表明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是他主张对《后十条》加以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原因。

　　由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南下就社教问题进行调研，进一步了解了地方的社教情况，阐述了自己在社教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方法上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八月一日召开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得到了比较系统地阐述。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的方法上，他的观点与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③ 毛泽东在与田家英谈话中明确表示了对刘少奇在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方法上的不同意见。

　　在八月一日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到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714]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此后在中央不论是社教工作还有社教文件的制定和修改都是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他八月一日发表的讲话是他在南下调研后关于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方法上的观点的系统阐述，也是修改《后十条》的指导思想。从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谈话看，他显然对刘少奇在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方法上的观点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没有直接找刘少奇谈话，而是通过田家英将自己的看法转告了刘少奇，希望能够引起他的注意。从后来的事实后，刘少奇当时虽然紧皱眉头，但是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告诫，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社教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开始出现分歧。会后，刘少奇南下调研，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与以前相比在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八月一日他系统阐述了自己观点的讲话上。这种观点也就成为修改《后十条》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通过田家英给刘少奇传话，表达自己对刘少奇在基层干部估计和社教运动方法上的不同意见。这表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对基层干部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已经产生了重要分歧。

　　（5）毛泽东就农村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的方法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后，在刘少奇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情况下，为了党内高层的团结，毛泽东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采取了支持刘少奇的态度。

　　在八月一日召集的驻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在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由于在农村“四清”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新的情况，当时就出现了修改《后十条》的意向。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至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715]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转告了自己在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希望引起刘少奇的注意。但是刘少奇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告诫，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党内高层团结的大局出发，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对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采取的措施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那么，刘少奇在随后的“四清”运动中，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又采取了那些措施呢？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的措施又是如何予以支持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刘少奇在八月十六日致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中，提出在省委或地委统一领导下，组织成千上万的工作队员，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方法后，毛泽东对此是什么态度？

　　我们知道，八月一日刘少奇在驻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后，就南下广州去修改《后十条》。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

　　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716]

　　信中还说，中央各机关也要抽出人来组织工作队，科长以上各级干部大体抽出三分之一，再加其他工作人员可以有一万至几万人[717]，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和准备，然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员应当分到县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县以下的“五反”，四分之一以下的人员去各大中城市进行“五反”。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今冬明春每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明年翻一番，搞两个县，后年再翻一番，搞四个县，如只依靠县里搞不出明堂。[718]

　　来信还说，在城市和农村，对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新富农，要有一些具体办法来反对他们。[719]

　　我们看到，刘少奇在信中报告了他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新的情况，由于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决心，或者不够坚定，又缺乏办法，同时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县委的一些人员，因而难以发动群众去进行揭露、批评和斗争，给予适当的处理。这样社教能否搞深搞透，也就无法得到保证。刘少奇主张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将各县的工作队集中到地委，中央机关的工作队也分到各省，中央及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地委，集中成千上万的人，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然后循序渐进，不断扩大战果。如果只靠县里搞，是搞不出明堂的。

　　从他在信中说的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来看，这实际上就撇开了县委以下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了。他在信中还提到，这个方法经过湖北、湖南省委和中南局讨论，他们赞成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的信后，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少奇同志：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意见，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到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毛泽东又写下如下批语：“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720]

　　我们看到，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他在信中表示，在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就按刘少奇的办法迅速实行。现在就应该立即训练工作队，为秋冬进行“四清”运动作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地方各级党委应该首先就这个问题讨论一次，然后再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的回信在经过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后，即可印发。

　　从前文修改《后十条》前毛泽东与田家英在八月四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并不赞成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估计的一团漆黑和将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的作法，但是我们从八月十六日刘少奇致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主张在省委或地委领导下，集中成千上万的工作队员来搞一个县，这实际上又重复了将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到一个点上的作法。同时在运动中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主要依靠强大的工作队来开展运动，这是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信任，将基层干部估计的一团漆黑的重要表现。可是我们从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的回信看，他却同意了刘少奇的这种作法。这里就不仅使我们发出疑问：莫非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吗？我们下面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还将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建议向地方中央局和省委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信的意见。

　　毛泽东先谈了关于社教的一些情况。他说：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没有搞过嘛！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了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至于第二个十条，是根据第一个十条，去年九月工作会议大家参加搞出来的，你们都参加了。我没有看，到南方找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陶铸四个人念了一遍，出了一个主意，要宣读，念给所有人听，也念给地富分子听。大宣讲是在今年二、三月。现在又出问题了。少奇同志走了天津、济南、合肥、南京，在四个地方都讲了话，他在北京不是作了报告吗？（指刘少奇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驻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引者注）这次又下去了。少奇同志十六日来信，十七日我看了，十八日批了，回了一封信。你们看到了没有，有什么意见？

　　李雪峰说：我们刚接到，只粗粗地作了研究，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华北准备先消灭落后队，这次要打歼灭战。[721]

　　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722]

　　他们还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倾盆大雨，而且拖的时间会太长。比如河北省141个县，如按这个进度，5年才能搞一半，时间拖得很久；应该主要搞落后地区，一般地区可先在面上搞。[723] 山西还提出刘少奇的作法，有十大缺点。[724]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你们不赞成，我也没有办法，又讲了那样多道理，总要以理服人。[725]

　　李雪峰提出，是否到中央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726]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在就刘少奇八月十六日的信向华北地区负责人征求意见时，他们认为华北先集中力量来解决落后队的“四清”问题，一般地区可先在面上搞。如果按刘少奇的主张，今冬集中力量先搞一个县，像河北在全省铺开的将近四千个点上的工作队就要大部分撤回去，贫下中农是会不满意的。况且如果这样搞会用时太长，像河北五年才能搞一半地区。他们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对刘少奇主张的不同意见。

　　从毛泽东听后当场表示文件缓发，要大区书记到北京开会来分析，毛泽东认为华北地区负责人讲的有道理，他是重视华北地区负责人意见的。

　　因而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727]

　　毛泽东希望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在中央与地方领导人的民主讨论和思想交锋中，不仅在“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取得一致意见，而且还逐渐形成一种互动的民主机制，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后来毛泽东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八月三十日，与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我希望地方攻一下中央，我的方法是用地方孤立中央。[728]

　　又比如，九月七日，毛泽东在依靠长沙的专列上听取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汇报情况时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指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和《前十条》中所讲的十个问题。—引者注），都是别人告诉我的。[729]

　　毛泽东在这两次谈话中不见得指的是讨论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信这件事，但是他确实是希望通过地方批评中央，中央和地方的互动，逐渐形成成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则是毫无疑问的。他还现身说法，说自己讲的也不是都对，他讲的话也是通过调查研究从工人、农民和其他同志那里学来的。

　　正是处于这个目的，毛泽东才当即决定，让邓小平通知办公厅他的信不要发了，并通知刘少奇回京，召开大区书记会议就社教运动如何进行的问题再议一议。毛泽东还对李雪峰说，你带两个炮手（陶鲁笳、刘子厚）去，准备南北打一仗。华北明显地意识到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730]

　　从陶鲁笳的回忆看，他们明显意识到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办法有不同意见，到底是在华北提出意见前呢，还是华北提出意见后？

　　我们从八月四日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谈话来看，他显然是对刘少奇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的。当他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刘少奇却在八月十六日的信中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情况下，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刘少奇的作法。这还可以从他八月二十日获悉华北的不同意见后，当场作出文件缓发，召开大区书记会议，重议刘少奇意见的决断上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在征求华北意见之前，他就对刘少奇的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不过这个时候他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他是在获悉华北的不同意见后，才决定缓发文件，重议刘少奇信件的。华北不同意见不过是这次重议刘少奇信件的导火线而已。

　　那么，在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对刘少奇在八月十六日信中提出的建议，是不是进行了民主的讨论呢？讨论的结果又怎么样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十六日，刘少奇从南方回到北京。二十七日，即找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谈话。据陶鲁笳回忆，少奇同志不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如毛泽东所说南北打一仗的局面并没有出现。[731]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732]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在八月二十七日与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的谈话中，刘少奇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在中央局会议上，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刘少奇的意见获得了四位中央局书记的表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李雪峰不得不作了检讨性的发言。会议没有就刘少奇和华北各自提出的意见进行充分而民主地讨论，最后是以刘少奇意见的获得通过而告结束的。毛泽东本来希望通过对这个事件开诚布公的讨论，由地方批评中央，在党内民主的探索中取得实效，但是事与愿违，最后却以这样的结果收场，这当然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

　　面对当时党内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他又有什么样的发言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指印发刘少奇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八月十八日给刘少奇的复信。—引者注），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733]

　　从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看，他认为当时的分歧，不是社教性质上的分歧，不是路线之争，也不是革命和改良的问题，而是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也就是说是在根本方向一致下的不同认识的分歧。

　　他坦率承认了自己在印发刘少奇八月十六日的信及八月十八日给刘少奇的复信前没有征求华北的意见，这是一个缺点。他转述李雪峰的意见，要人们对“四清”运动的方法进行思考？对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表示疑问，虽然转述的是李雪峰的话，但是其意向则是明显的。

　　对王光美在桃园的蹲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指出是刘少奇而不是河北省委在亲自指挥，这是发人深思的。由于王光美在桃园进行的社教蹲点，是执行刘少奇“四清”观点的一个样板，鲜明地体现了刘少奇的社教方法。当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在对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信表示不同意见，而陈述他们主张的时候，不会不涉及到王光美在桃园“四清”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这才引出了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当然，这还需要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在八月十八日的复信中同意了刘少奇在八月十六日信中提出的建议，重议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信中提出的建议，也是以华北有不同意见的名义进行的，但是不论是从八月四日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谈话，还是陶鲁笳的回忆，以及毛泽东在八月三十日的讲话来分析，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八月十六日信中提出的建议是有不同意见的。八月四日他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而刘少奇却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从维护刘少奇的威信出发，他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② 对毛泽东在体现刘少奇社教观点的“桃园经验”上的真实态度的分析。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桃园经验”是在刘少奇指导下，由王光美根据在桃园大队的社教实践总结出来的。这是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个样板，不论是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还是运动的方法上，鲜明地体现了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思想观点。

　　“桃园经验”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下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同意和支持下，化名董朴，以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参加河北省委在抚宁县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短期集训，工作队分配她到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蹲点，担任副组长。[734]

　　临行前，王光美请示刘少奇，应注意点什么。刘说：“要有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

　　桃园大队本来是个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好，征购任务完成也好。可是经过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还是发现了支部书记吴臣搞小买卖、跑单帮、吃喝赌博、打骂群众等问题，决定撤了吴臣的职。形势急转直下，紧接着又挖出几个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的大案来，并且查出漏划地主5户，富农2户。随后又顺藤摸瓜，追查吴臣在县、区、乡的支持者。挖出了一个变质的副区长苏长吉，挖出了县委办公室一个主任，县人委办公室一个副主任，县水利科的一位科长。[735]

　　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问题也不能说是捕风捉影，没有事实依据的，问题在于对这些问题的认定和处理上。如果按照双十条的精神，这些问题本来也是不难解决的。可是由于采取了扎根串联的方式，不再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工作队的做法引起了吴臣等挨整干部的强烈反弹，使得工作队与桃园干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这种动向迅速反映到刘少奇那里。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给王光美的信中对桃园社教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结论：“吴臣的一伙要复辟，以便彻底推翻四清的成果。”“宗派活动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是否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反党活动，是一种实际上的反革命活动？”“吴臣领导的桃园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736]这样刘少奇就为桃园党支部定了性。桃园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被定为坏分子，清除出党。[737]

　　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进行的社教是在刘少奇指导下进行的。这是刘少奇秉行的社教政策在桃园的具体实践，也是一个生动的范例。在刘少奇支持下，王光美总结了桃园社教的经验。

　　关于“桃园经验”的形成过程，王光美本人曾回忆说：

　　“为了解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准备修改‘后十条’，少奇同志决定到一些省市巡视。正好这段时间，各地都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964年6月底，我陪他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是天津。河北省委正在那里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抚宁县桃园大队是河北省‘四清’的一个试点单位，刘子厚、林铁同志便要我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7月5日，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讲了一次，这次比北京讲得详细，讲了两个半天。”[738]

　　王光美在河北省作了这个报告后，在随同刘少奇到外地视察时还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不少地方“四清”工作队队员收听了报告录音，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739]

　　由于王光美所作的社教报告体现了刘少奇的社教主张，刘少奇在南下调研过程中，曾向地方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介绍王光美的报告，希望他们学习王光美的报告，搞好本地的“四清”工作。但是有的省委负责人对此持有不同意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就对此持有异议，并和刘少奇发生了“顶撞”。[740]

　　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中央干部会议上曾说：没有料到王光美的报告那样受欢迎。当然，她有实际经验，一报告就是六个半钟头。我现在本来没有资格发言，我就是听了她这一点。[741]

　　看来，刘少奇把“桃园经验”作为体现自己“四清”主张的一种模式，他希望通过“桃园经验”的介绍，将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四清”运动中去，以推动全国“四清”运动的发展。那么，王光美在报告中介绍的“桃园经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它的主要内容是：“四清”与“四不清”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工作组进村后，先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又有过激情绪的时候，要注意掌握火候，强调实事求是；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在情况还未搞清楚时就采取“一切经过基层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742]在对敌斗争中，矛头主要对准“四不清”的干部，要挖他上面的根子；最后，处理犯错误干部，整顿组织，发展生产等。[743]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要补课。

　　王光美在山东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桃园经验”的报告后，山东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就向刘少奇提出要组织传达学习王光美的报告。刘少奇乃让王光美给河北省委打电话，请省委秘书长肖风将其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

　　对于王光美的报告，陈伯达几次找刘少奇和王光美，极力主张发给各级党委和所有工作队，说现在下面特别需要这样的经验介绍。王光美说：“这是口头讲话，没有文字推敲，当文件发出不行。”陈伯达说：“就这样好，口语化。”[744]

　　在陈伯达的建议下，八月十九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

　　刘少奇在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了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种详细的材料，不愿意压缩过多。”

　　刘少奇代拟的批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各不相同，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745]

　　对于刘少奇向中央提议转发的“桃园经验”的材料，毛泽东收到后是什么态度呢？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将刘少奇八月十九日报送的王光美七月五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通称“桃园经验”），及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稿和他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要田家英送邓小平，并批示：请小平同志处理，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

　　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会议（指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引者注）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 [746]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收到刘少奇报送的“桃园经验”的报告，代中央起草的批语稿及信件后，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先“压”了一下，批示在大区会议以后再处理。这是意味深长的。如果我们将此举与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和华北负责人谈话时，了解到华北对刘少奇的作法有不同意见，以及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进行的社教，发出了“叫不叫暴躁”的疑问联系起来[747]，同时再结合八月四日毛泽东与田家英谈话中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报送的“桃园经验”的报告不是没有疑虑的。

　　但是为什么几天后，毛泽东又批示将材料印发大区第一书记会议，说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呢？他又为什么在批示中表示他是同意陈伯达和刘少奇意见的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是由于此时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重议刘少奇的社教意见，毛泽东才批示将“桃园经验”的报告印发会议讨论的。毛泽东还特地交待：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他还对李雪峰说，让他带两个炮手（陶鲁笳、刘子厚）去，准备南北打一仗。他希望在会议上经过民主讨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辩明是非，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刘少奇在八月二十七日找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谈话，不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748]同时在大区会议上，四位书记发言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最后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749]

　　会议虽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毛泽东希望通过民主讨论而得以统一思想的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因而毛泽东在八月三十日的讲话中说：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750]

　　这实际上是说，王光美虽然在河北搞社教，却不是在河北省委的领导下进行的，而是在刘少奇指挥下进行的，“桃园经验”体现了刘少奇的社教观点。但是河北乃至华北对此有不同意见，为什么就不能畅所欲言呢？毛泽东的话显然是对刘少奇的婉转的批评，不过是他讲得比较含蓄罢了。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是同意陈伯达和刘少奇的提议，将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转发全国的。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批示中表示的仅是他同意将王光美的报告转发全国，而没有对王光美报告的内容表明态度。如果我们联系到前文毛泽东对王光美报告的疑虑来分析，他对这个报告的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既然毛泽东对王光美的报告是有疑虑的，但是在批示中他又为什么表示同意陈伯达和刘少奇转发的意见呢？

　　从毛泽东八月三十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这种分歧不过是社教部署上的分歧，而不是路线上的分歧。[751]这个话虽然是三十日讲的，但是在二十七日他作出批示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样的认识。虽然他对体现刘少奇社教观点的王光美的报告有些看法，但是鉴于陈伯达和刘少奇积极主张转发这个报告，从高层团结的要求出发，他也就同意了。他注意到华北负责人对此存在不同意见，因而才特别交待要经过大区书记会议讨论同意后，再转发全国。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

　　王光美在一九八○年也说，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推荐给江青看，毛主席多次鼓励表扬我，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鼓励我到各地去讲”，“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后十条》（草案）。”[752]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将“桃园经验”的报告推荐给江青看，这并不能说明他认可这个报告。从考察中我们发现，“桃园经验”的内容确实与毛泽东的观点有不少相合之处：比如像“四清”与“四不清”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又有过激情绪的时候，要注意掌握火候，强调实事求是；“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处理犯错误干部，整顿组织，发展生产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要补课。这些内容有不少是毛泽东讲过的，与他的观点并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对这些内容毛泽东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因而我们认为王光美说毛泽东欣赏“桃园经验”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至于“桃园经验”中撇开基层组织和干部，依靠工作队，靠扎根串联的方式开展运动，这显然与毛泽东在双十条中的主张是不同的，当时毛泽东又是什么态度呢？由于这种作法的弊端尚未显现，同时刘少奇在社教问题的观点也没有表露出来，当时毛泽东对这种作法虽然不以为然，但是也没有什么明显地表示，他还有待于作出进一步的观察后才能作出决定。

　　从王光美说的毛泽东多次表扬她，鼓励她到各地去讲来看，我们研究后认为这话应该是在六月二十八日以前说的。

　　王光美到外地宣讲“桃园经验”，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四日，另一次是八月五日至八月二十六日。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与田家英就修改《后十条》谈话中就已经表示出对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方法上的不同意见。[753]

　　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偕王光美南下调研，七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刘少奇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考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754]这个时候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他关于社教的基本观点，这也是他在八月一日发表讲话的指导思想。在刘少奇汇报后，毛泽东才对他的社教观点有了一个明晰的认识。

　　毛泽东七月二十九日就乘专列去了北戴河，没有参加八月一日召开的在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755]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与田家英谈话时，就坦率讲了对《后十条》修改的不同意见。这个时候，他是不会鼓励王光美去宣讲体现刘少奇社教观点的“桃园经验”的。同时，我们从王光美说的“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后十条》（草案）”的话来分析，这个话也是毛泽东在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偕王光美南下调研前说的，而不可能是在此以后。因为在这次调研后，毛泽东已经流露出他与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说那番话的。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与王光美的谈话以发生在六月二十八日前为宜。

　　在六月二十八日以前毛泽东对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说一些赞赏的话，这一方面是“桃园经验”中确实有一些内容是和毛泽东的社教观点相一致或接近的，另一方面当时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运动方法的观点还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这个时候毛泽东说一些鼓励和表扬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毛泽东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表扬，鼓励她到各地讲讲，这到底是像王光美说的那样是对“桃园经验”的欣赏呢，还是对王光美深入实践一线，亲自予以调查研究的作法表示赞赏呢？如果我们从当时毛泽东反复要求各级干部到基层去蹲点搞调查，可是不少干部却无动于衷，而王光美作为刘少奇的夫人不仅亲自下去，身体力行，还实行“三同”，长驻农村，践行蹲点，调查研究，这种示范作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对“桃园经验”的表扬，与其说是他对“桃园经验”内容的欣赏，倒不如说他是对王光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行动的赞赏，特别是愈到后来就愈是这样。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指导下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在前期和后期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六月二十八日之前，他对“桃园经验”基本上持一个肯定态度，因为这个时候“桃园经验”所体现出来的刘少奇的社教观点尚不明朗；但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向中央常委作了考察社教运动的汇报后，毛泽东在对刘少奇在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观点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这个时候再返过头来审视“桃园经验”，毛泽东对“桃园经验”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当着陈伯达和刘少奇建议转发王光美所作的“桃园经验”的报告时，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将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的报告提交大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后下发全党。

　　③ 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的真实态度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于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四日到南方调研，了解社教运动的基本情况。返回北京后，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并于八月一日在驻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社教问题的长篇讲话，阐述了自己在社教问题上的观点。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756]

　　不论是前面我们介绍的刘少奇八月十六日致毛泽东并中央的信，还是王光美关于 “桃园经验”的报告，实际上都是刘少奇社教观点的具体体现。而由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则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关于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刘少奇发表关于社教问题的长篇讲话后不久，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757]

　　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

　　刘少奇在信中还表示，他将带着《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758]

　　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信及《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后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压”了几天。他了解到华北对刘少奇的主张有不同意见，于是在决定召开大区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下，才将《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批示给大区第一书记会议研究讨论，准备修改。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八月十九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和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稿）》。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759]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本来希望通过召开大区第一书记会议的方式，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通过民主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但事与愿违，刘少奇不仅批评了华北，也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刘少奇的主张又获得了四位大区书记的支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发言。这样《后十条》（修正草案）就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顺利通过了，并于九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760]

　　我们注意到，八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毛泽东对《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通称“桃园经验”）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稿）》这两份文件分别写下批示，让邓小平印发大区第一书记会议研究讨论。[761]

　　我们研究后发现，这两个批示还是有区别的。在对“桃园经验”报告的批示中，毛泽东表示自己是同意陈伯达和刘少奇意见的，如果参加大区第一书记会议的同志同意的话，再发到全国去。显然对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下发，毛泽东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而毛泽东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稿）的批示，不过是“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而没有像对“桃园经验”报告批示的那样，只要与会同志同意，就可发到全国去。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是有保留意见的。

　　可是我们看到，《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却在会议上顺利通过。对此，毛泽东是不会没有意见的。这也表现在他的一次谈话上。九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同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张体学、赵辛初、赵修谈话。毛泽东问王任重，大区会议的精神是什么？[762]然后他请王任重将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向他作一个简要汇报。[763]

　　这里让我们感到有疑问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问王任重呢？他为什么还要王任重将大区会议情况向他作一个简要汇报呢？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将《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印发大区会议以后，会议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稿）讨论后呈请他批准或征求他意见的史料，也没有发现就会议讨论情况向他汇报的文献记载。他要王任重向他汇报大区会议的情况，还是因为此前并没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汇报过这方面的情况。因而我们从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批示出发，再结合毛泽东对王任重的问话来分析，这反映出毛泽东不仅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稿），也对召开的大区会议是不满意的。因为在华北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他希望在会议上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能够畅所欲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将不当的内容予以修正，使制定的文件更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但是会议最后的结果却与他当初的设想迥然不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在几乎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予以通过，因而他想了解会议讨论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以便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而清醒地认识。正是处于这种目的，毛泽东才要王任重向他简要汇报会议的讨论情况。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召开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是不满意的。毛泽东对《后十条》（修正草案）有意见，还是因为这个文件与以前通过的两个十条有了重大的不同。那么《后十条》（修正草案）与以前两个十条相比，又有什么重大的不同呢？在那些方面又作了补充和修改呢？

　　《后十条》（修正草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必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以毛泽东提出的六个条件，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主要标准。（二）领导人必须亲自蹲点，要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做完全部运动的工作，并且要这样地蹲点两次。（三）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是不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分界线。（四）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基础。（五）整个运动都有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联、调查研究之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六）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土地改革时期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必须清查出来，他们所有的过多的房屋和家具，应当没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贫、下中农，也可以归集体所有，集体使用。（七）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大体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在第一个阶段就要为第二个阶段做好准备，注意团结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在运动中培养一批新的骨干。[764]

　　从以上补充和修改的内容来看，除去第五点以外，其他各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不少修改的内容还是毛泽东多次讲过的。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些修改不会有什么意见。这里关键是第五点，也就是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运动的方法上，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比还是存在着重大不同的。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八月四日与田家英谈话的时候就已经讲过自己的观点，可是他的观点却没有被刘少奇所接受。在修改《后十条》的时候，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还是按照自己的意见写入了《后十条》（修正草案）。

　　对于《后十条》（修正草案）中的第五点，薄一波后来有一个评论，我们引述如下：

　　“这七个方面的修改和补充，最重要的是第五点。修正草案中虽然仍然肯定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并把原来以县为单位处分干部一般控制在2％以内的规定，改为‘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一左右，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但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提出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联、调查研究以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实际上就把基层组织和干部撇在了一边。实践证明，这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765]

　　薄一波的这个评论是有见地的。他意识到正是这个第五点才是《后十条》（修正草案）中变动最大的地方。虽然《后十条》（修正草案）仍然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对处分的干部也从比例上作了限制，但是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扎根串联，秘密工作的方式，撇开基层组织和干部，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这是造成社教运动迅速“左”转，出现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是有异议的。他在得知华北有不同意见后，就把《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提交大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希望通过讨论能够将其中有争议的内容予以修正，使这个文件更能够符合社教运动的发展要求。但是《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却在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在几乎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予以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接受了既成事实，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后十条》（修正草案）得以下发全党。

　　这样我们看到，刘少奇八月十六日的信、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及《后十条》（修正草案）在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得以通过。

　　九月一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正式将“桃园经验”下发。九月十八日，刘少奇签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规定将修正草案印发给县以上党委和工作队。[766]

　　为了进一步加重工作团的责任，落实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信中的精神，推动社教运动的发展，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法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767]

　　刘少奇在八月十六日信中提出的集中成千上万的工作队员，在省委或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作法，随着中央文件的下发，就成为社教运动的主要方法。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八月四日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后，刘少奇却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这表现在八月十六日刘少奇致毛泽东并中央的信，八月十九日刘少奇关于转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提议，以及《后十条》（修正草案稿）这三个文件上。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文件能否能以中央的名义下发全党。尽管毛泽东对这三个文件有着不同看法，但是他还是将这三个文件提交大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三个文件，决定下发全党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这里让人有疑问的是，毛泽东本来对这三个文件有不同看法，但他为什么没有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6）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出现分歧，但却保留自己意见的原因分析。

　　我们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当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而刘少奇仍然坚持个人主张的时候，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他不仅同意了刘少奇八月十六日的信和转发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的建议，而且还将《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批付大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使得这三个文件得以下发全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当时的分歧只是具体部署和方法上的分歧，而非社教运动性质的分歧，这是毛泽东保留自己意见，三个文件得以下发全党的主要原因。

　　当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关于这个分歧，毛泽东八月三十日在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就曾经评论过。他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768] 他认为，这种分歧，不是路线分歧，不是革命和改良的问题，不是根本性质的不同，是个部署和方法问题，是在根本方向一致下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虽然在这里毛泽东评论的是华北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但是由于他和华北的意见是一致的，而对刘少奇的观点则持保留态度。因而我们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关于他和刘少奇之间分歧的评论。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才在表明了对社教的不同意见，而刘少奇仍然坚持个人主张的情况下，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这些文件的转发。这与后来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寸步不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个时候在社教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只是一个部署和方法问题，而非根本性质的分歧，毛泽东才在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情况下，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三个文件也就下发全党了。

　　② 从党内高层的团结出发，这是毛泽东保留自己意见，三个文件得以下发全党的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毛泽东八月四日在与田家英的谈话中表明了自己在社教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田家英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刘少奇后，刘少奇不论是在八月十六日的信件，还是要求转发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以及在他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稿）中，都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而是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由于这个时候在社教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并非根本性质的分歧，而只是一个具体的部署和方法问题，毛泽东在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刘少奇又仍然坚持个人主张的情况下，从党内高层团结的大局出发，不论是对刘少奇八月十六日的信，还是转发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他都表示了同意的意见。就是对于《后十条》（修正草案稿）他也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而是批示给大区会议去讨论，希望在讨论中能够辩明是非，统一思想。在大区第一书记会议通过了这三个文件后，毛泽东就尊重会议的决定，采取了保留自己意见的方式，使得这三个文件得以下发全党。

　　③ 处于对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尊重，为了妥善处理中央一线和二线之间的关系，从高层民主生活的要求出发，这就成为毛泽东保留自己意见，三个文件得以下发全党的又一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毛泽东为了培养接班人，主动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工作中，一线和二线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毛泽东在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仍然坚持自己主张的情况下，他还是服从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让步的。当然他也是通过党内民主的渠道，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特别是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内有四位常委已经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情况下，他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将这种右倾纠正了过来，保证了农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这次在社教的部署和方法上出现的分歧，不是根本性质的分歧。在毛泽东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仍然坚持个人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尊重一线领导同志的选择，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由于社教尚在进行中，到底那一种方法才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他自己也尚在进一步探索中，他希望通过社教实践来检验到底那种部署和方法是正确的，对这两种社教运动的部署和方法做出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时候，在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而刘少奇却仍然坚持自己主张的情况下，他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是因为当时的分歧只是具体部署和方法的分歧，

　　并非根本性质的分歧，这样做是处于党内高层团结的考虑，也是为了对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尊重，妥善处理一线和二线之间关系的需要。正是处于这种目的，毛泽东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7）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出现分歧的原因。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下面我们简要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中的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他也说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但是对掌握领导权的这些干部，他认为大多数也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只是少数。而刘少奇认为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农村中有严重问题的、犯“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是多数。他认为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出现的，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上，特别是在对其性质的认定上，在运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他们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毛泽东认为大部分基层干部和组织中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刘少奇则认为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出现的，他没有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并从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规定，这样就有可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扩大化。

　　从这种对基层干部认识的分歧出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四清”运动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因而“四清”主要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要将政策告诉干部群众，将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依靠群众，依靠广大干部，通过自我教育的方法，来搞好社教。他认为只有将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教育和改变“四不清”干部，形成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力量，搞好社教。

　　刘少奇认为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农村中有严重问题的、犯有“四不清”的干部是多数，在对基层干部和组织弄清是非之前，是不能依靠他们的，而由上级派出强大的工作团队来领导整个“四清”运动。为了弄清是非，就要采取扎根串联，秘密工作的方式。为了防止地、富、反、坏分子和犯有错误的干部利用《后十条》来顶工作队，对抗“四清”，刘少奇主张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前，不要强调《后十条》。这样就为“四清”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

　　刘少奇确实提到要依靠群众，甚至还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但是他只是抽象地谈到这个问题，而在实际操作上则是组织强大的工作团队，采取扎根串联的方式，依靠工作团队成员和少数根子进行运动，而将大多数群众（干部）撇在一边。我们不禁要问：社教本来就是要反修防修的，如果有一天上级党组织变修了呢？如果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了呢？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办法还能够行得通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是主要依靠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还是主要依靠工作团队，采取扎根串联，秘密工作的方式，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这种方法上的分歧是由于他们对基层干部和组织估计上的分歧决定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和组织在估计上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他们对农村基层干部和组织乃至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上的差异造成的。

　　当时农村基层干部和组织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当时农村中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在干部和群众中，究竟是多数还是少数？在基层干部和组织中，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占主导地位，还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占主导地位？农村基层干部和组织是从基本上腐化变质了，还是部分腐化变质了？是把他们整个推倒再来，还是依靠他们当中的多数，将那些有严重问题的、犯“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挽救回来，集中力量对付少数变质分子？

　　如果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占主导地位，是大多数人，那么，即使有些人有严重的问题、犯了“四不清”的错误，也是可以将他们教育和挽救过来的，这就表明社会主义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如果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占了主导地位，是大多数人，那么，要想通过教育的方法，将他们挽救过来，又是很困难的，也就表明社会主义道路是难以走得通的。

　　由此看来，这种判断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说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尽管当时毛泽东一开始就不赞成刘少奇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判断，但是他最终也还是通过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后，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清醒地认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开始出现分歧，在八月一日召集的驻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刘少奇系统阐述了自己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毛泽东表明了自己在社教问题上的意见，而刘少奇仍然坚持自己主张的情况下，从大局出发，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刘少奇的主张取得了社教运动的主导地位。

　　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遭到了党内官僚干部队伍的强烈抵制与反对，这使得毛泽东对党内官僚主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允许对一些腐化变质的单位开展夺权斗争，并进一步探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

　　我们知道，社教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使广大干部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甘当人民公仆，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他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社教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却遭到了官僚干部队伍的抵制，他们处心积虑地维护官僚干部队伍的整体利益，这不仅影响了社教运动的正常进行，还会把社教运动导上歧途。

　　当时党内官僚干部是如何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呢？在官僚干部的抵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是如何打破抵制，果断地将社教运动推向前进的呢？在这种斗争中，毛泽东对官僚干部队伍的认识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这种认识的变化对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就先从当时中国社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谈起。

　　（1）当时的材料和调研报告表明，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

　　从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当时中国的农村已经产生了贫富分化，干部腐化的苗头业已出现，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虽然贫富分化已经产生，干部的腐化业已出现，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问题不论从程度、规模还是影响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这样，如果对这种现象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浑然不觉的话，那么，这刚刚露头的贫富分化和腐化问题，就会迅速发展，进而变成捣毁社会主义根基的实际行动，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见微知著，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同时也汲取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的沉痛教训，为了反修防修，在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曾经列举了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九种表现，这九种表现不是起草文件的人自己杜撰出来的，而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归纳出来的。这是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状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下面我们就通过在社教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反映阶级斗争状况的若干史实，来进一步分析党内官僚干部队伍对社教的态度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批判单干风的过程中，湖南省委认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已经变质或正在演变”，“有些干部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已经蜕化变为资产阶级分子，个别的基层单位已经烂掉”。湖南省委分析，问题比较严重的干部，在县委书记、县长中占6％—7％，县委部长、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中占10％左右。[769]

　　这是湖南省委报告中对干部基本情况的估计，那么作为“四清”运动的发源地，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县阜头庄大队的情况又如何呢？

　　八届十中全会后，河北省保定地委决定在冬春的农闲时间，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在运动中对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定县县委选择了阜头庄大队作为试点。在“四清”过程中，阜头庄大队共清出干部多占的粮食13879斤，现款9070元。[770]

　　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河南省委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本省进行社教的基本情况。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中说，仅90个县三级干部会议揭发出来的材料，大小投机倒把活动就有10多万起，其中“千字号”的上万，“万字号”的近千；反革命集团活动1300多起；地富反攻倒算26000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8000多起；巫婆、神汉、“阴阳先生”五万多人；续家谱1万多宗；买卖婚姻5万多起。“特别严重的是，不少党员干部参与了这些活动，有些甚至是他们带头干的。”总之，“这次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确凿地说明了当前我省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771]

　　湖南省委也曾经对开展“四清”运动的情况作过初步总结，我们看下面的材料：

　　据湖南省委对开展“四清”试点的274个大队的统计，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18278人中，贪污多占的有14816人，占干部总数的81％。平均每个干部贪污多占粮食124斤，现金60元，工分54分。同时还存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组织上稀里糊涂”，“政治上打击贫农，经济上剥削贫农”等问题，并有相当数量的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权“把持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者手里。”[772]

　　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汇报了山西省在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严峻情况。

　　李雪峰在信中说，山西“全省96个县中，揭出问题较大的县就有44个，占45．8％。其中，完全烂掉的2个，严重右倾的17个，严重闹宗派、闹分裂的5个（包括2个类似地下县委的县），相当右倾的20个。全省96个县委书记中，不赞成这次革命、甚至实际上反对这次革命的19人，妥协派19人，共38人，占40％。”[773]

　　我们还可以从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陕西省长安县斗门公社牛角大队的蹲点日记中来管中窥豹，进一步了解当年“四清”运动的严峻情况。

　　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杨尚昆记述了通过谈话了解到的情况。牛角大队耕地2654亩，集体耕地2398亩，311户，1652人，9个生产队。四不清1、4、6、8队极严重，其他5队问题也不小。全大队生产队会计以上干部56人，四不清的43人，其中现任干部34人。[774]

　　杨尚昆在调查了解和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在十二月三日的日记中分析了牛角村的特点：

　　① 从大队到九个生产队的干部看来，多数都有严重的四不清，其中不少人已经蜕化变质，形成了本村的富裕层，政治上压迫着农民，经济剥削农民，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②全大队的中心是四队，四队队长张××（此处××号为编者所改。—编者注），是党员，是党支委会议中管宣传教育的，又是三、四、九队党小组组长，一身集中了党政大权，操纵着全大队的领导权（七个党支委中，四队有三人，支书张学义也在四队，另一个为管妇女、青年的郭海彦），大队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以张××为首的这一伙人手里。而张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老少三辈都不参加劳动，张本人当过兵，作过保书记，伪乡公所书记，因为犯案回村，管过祠堂产业，当过土匪，历史上有过反革命行为，解放后几年还放高利贷，群众称为“村盖子”、“笑面虎”、“钻头干部”，“几朝都是轰轰烈烈的”。这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在他周围拉拢了几个中农，利诱了几个贫下中农，实行了两面政权，大肆进行资本主义的活动，对群众实行封建家族统治，群众说张是“真国民党、假共产党”。

　　③民主革命不彻底，漏划、错划（在贫下中农中间也有成分划错的）都有，以致阶级界限不清。

　　④集体经济很不巩固，无论大队、生产队都没有积累，经不起风波；而社员则仅能糊口，缺粮问题严重，平均缺粮一月以上的约占全队户数的30％!

　　⑤整个农村生产、生活水平不高，可以说很低，但两极分化确实严重，干部差不多都在近几年内盖了新房子。[775]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不论是地方省委给中央的汇报，地方党委总结的社教材料，还是地方领导人给中央领导人的书信，中央部门的领导同志进行蹲点的调查材料，这些文献资料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农村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干部腐化问题，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尽管这些问题几乎还是处在萌芽状态，但是只要有适宜的条件，是会很快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及时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从上层建筑领域来解决这些问题。不然的话，任其发展，就会逐渐蛀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复辟是会随时可能出现的。

　　（2）党内官僚干部队伍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形式。

　　社教运动威胁到党内官僚干部队伍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那么，官僚干部队伍又是如何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党内官僚干部队伍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之一：他们不顾毛泽东的谆谆告诫，在《前十条》下发后，疏于指导，放任自流，致使社教运动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起草《前十条》的过程中，在由中央书记处有关领导人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杭州会议上，就反复强调各地都要进行社教试点； “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现在用这种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实行退赔后，就不要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伤人不要过多；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五月八日晚，毛泽东还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谈到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做法时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谈到干部退赔问题时，他说：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在杭州会议结束的时候，由于《前十条》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展开。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底未眠。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有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头。[776]

　　从上边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即将开展的社教运动，苦口婆心般地说服与会领导同志，一定要慎重，要进行试点，伤人不要过多，要用民主的方法，对干部进行说服教育，四不清干部一定要退赔，但是退赔也要合情全理。但是我们看到，杭州会议结束后，中央下发了《后十条》，各地在逐步开展社教运动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却没有能够贯彻落实下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立即在一批社队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

　　从这一段的运动和试点情况来看，在不少单位却发生了一些问题。早在1963年1月14日，《中央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就指出：“根据许多地区的材料反映，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该通知所附的材料说，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在湖北麻城县，也一度发生捆人、吊人、罚跪、打人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同年3月15日，帅孟奇在《关于湖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中，也说湖南的运动虽然比历来的运动都较正常、健康，成绩也显著，但有些地方也发生了自杀、逃跑事件，以及打、跪、罚站等违法乱纪的现象。到2月底，全省已死了76人（王延春在报告中说97人）。另外，经济退赔面偏宽和要求偏严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甚至采用了“鸡下蛋，蛋孵鸡”的计算方法。

　　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777]

　　在各地社教试点铺开后发生的这些问题，被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发现了。因为彭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文件，简称《后十条》[778]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在《前十条》下发后，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央才决定起草《后十条》的。我们这里要弄清的是，《前十条》下发后发生的这些问题，到底是毛泽东制定的政策造成的，还是在社教过程中违背了毛泽东的政策才发生的呢？

　　有人在研究中不加深究，从后果逆推原因，看到在《前十条》下发后，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望文生义地说，这是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才造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过宽，出了不少乱子的。[779]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是不对的。这里把《前十条》下发后，在社教运动中发生的不少问题，直接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挂起钩来，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及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制定的《前十条》作为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以此来证明毛泽东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从而达到否定这条基本路线的目的。

　　当然，这是水中捞月，枉费心机的。这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毛泽东关于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杭州会议期间的一系列谈话说起。

　　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大部分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只有一小部分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780]“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给干部洗温水澡，对干部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说服不通的就用证据来说服，要让贫下中农来说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四清”要搞试点，要分期分批地来搞，要是不摸底，宁可不发动，不要搞得天下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伤人过多，不要像以前的许多运动，搞错了，后头还要平反；在干部退赔问题上，既要退赔，又要合情合理；等等。

　　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前十条》的时候，曾经多次讲到这些问题。直到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还不放心，担心在“四清”运动中会出现问题，五月十二日清早，又把大区书记们找来开了一个会，中心意思还是强调在“四清”运动中，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但可惜的是，尽管言者谆谆，而听者却藐藐，最终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参加会议的大区书记们真正像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要求的那样来进行“四清”运动，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这些问题到底是毛泽东制定的社教政策造成的，还是因为在社教实践中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政策才产生的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嘛！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反复强调和提醒的情况下，参加杭州会议的大区书记，当然也包括在大区书记领导下进行工作的省委书记，却置毛泽东的劝告于不顾，我行我素，对于即将开展的“四清”运动疏于领导，放任发展，而不是给以精心地指导，及时对出现的错误予以纠正呢？

　　如果说在毛泽东没有强调和提醒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用疏忽大意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来开脱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反复强调和提醒的情况下，就不好用这样的托辞来掩饰了。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他们身上存在的浓厚的官僚主义作风所致。在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的背后，则是潜藏着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冷漠和淡化。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官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进行社教就是要打掉官僚主义，使广大干部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八届十中全会后为什么只有湖南和河北两个省委的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社教运动的情况，而其他多数省委却对此采取淡漠的态度了。

　　由此我们看到，《前十条》下发后在社教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不是毛泽东制定的社教政策造成的，反而是在社教实践中违背了毛泽东的政策才出现的结果。这客观上反映出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浓厚的官僚主义和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淡漠倾向。这种官僚主义和对社教的淡漠倾向，不仅是进行社教的对象，也是阻碍社教，并最终导致社教功败垂成的主要因素。

　　② 党内官僚干部队伍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之二：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是党内官僚势力的又一次显示。

　　我们知道，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制定了《前十条》后，紧接着又制定了《后十条》，那么在同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两个文件讨论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九月六日的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其中议程之一就是“四清”问题，农村方面若干需要补充的政策，也就是讨论《前十条》和《后十条》这两个文件。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谈到社教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城乡的工作应该抓紧做好。刚才总理讲的城市“五反”、农村十条（指《前十条》—编者注），十条包括三个内容，一个阶级斗争，一个“四清”，一个干部参加劳动，在明年这一年要进一步展开，可能后年还需要一年，也许要三四年才能搞好。要团结绝大多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孤立那个极少数的确是破坏分子、反动分子的人。至于有些人，他现在不赞成我们的方针，他公开批评，对这些同志，或者这样的人，是个说服的问题，这是少数人，不要紧。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了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

　　邓小平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关于农村问题。有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即《后十条》—引者注），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经过各组讨论，认为大体上是好的，今天把这个文件基本通过。第二个文件（即《前十条》—引者注），是关于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大家感到这个文件涉及很多具体问题，经验还不够，文件不够成熟，主张大家回去再摸一下情况，以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处理。[781]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对于两个十条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毛泽东在讲话中只提到了《前十条》，对于会议讨论的《后十条》则没有表态。而在会议各组讨论时却认为《后十条》大体是好的，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基本通过，反而认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前十条》经验不够，文件不够成熟。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和与会高级干部对这两个文件是有不同看法的。从毛泽东的讲话看，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对两个十条的不同态度，我们在前文已经作了分析，此不赘述。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为什么与会高级干部对两个十条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方式呢？

　　我们知道，《后十条》明确提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并对“四清”运动中对干部的处理作了许多政策性规定，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保护性措施。后来刘少奇说有些“四不清”的干部就利用《后十条》的相关政策规定来保护自己，妨碍了“四清”运动的开展。[782]这在一定程度上讲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承认，《后十条》确实能够为开展社教运动提供政策指导，但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两个文件采取了如此不同的处置方式，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更重要的还是由于这两个文件对于官僚干部队伍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前十条》是约束和打击官僚干部队伍的，而《后十条》则是对于官僚干部队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保护作用的。我们认为这才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作出不同处置方式的主要原因。

　　有人可能会说，《前十条》主要针对的是基层干部，特别是社队干部，并非整个官僚干部队伍，怎么会与高级干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为联系在一起了呢？

　　其实，在社教运动中就牵涉到不少县级干部。整个官僚干部队伍是一个整体，就这个整体来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整了一个局部，必然会涉及到全局，牵涉到整体利益。只要整了基层干部，迟早也会整到他们头上来的。因而只有维护整体利益，也能最终维护自身利益。这就是他们抵制《前十条》而赞同《后十条》的主要原因。

　　况且社教不仅是针对基层干部，也是针对高级干部的。毛泽东反复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实际“三同”，难道就不包括高级干部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与会高级干部在“两个十条”上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又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中央工作会议基本通过了《后十条》，却对《前十条》持保留意见。这决不是偶然性的举措，而是维护党内官僚干部队伍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这是社教期间党内官僚干部势力的又一次显示。

　　③ 党内官僚干部队伍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之三：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干部到基层去宣讲“两个十条”，进行蹲点，实行“三同”，可是不少干部却消极对抗，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最后不得已动用组织手段才将大批干部赶到基层去。

　　社教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多次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实行“三同”，到基层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以使克服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这是搞好社教运动的重要一环。但是成效又如何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泽东为《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写道：“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783]

　　从这则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中央转发了山西省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后，浙江省委迅速落实中央的指示，组织干部到基层去参加劳动，并将参加劳动的情况报告中央。而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这表明多数省委对于中央的指示模棱两可，持消极态度。

　　为了宣传“两个十条”，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这个通知于十一月十四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后下发全党。[784]

　　但是在通知下发后，不少领导干部并没有到基层去进行宣讲，中央的要求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这样为了进一步宣传这两个社教文件，推动社教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785]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委员，除去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都要到基层宣讲一次到两次，他甚至还在指示中把不去的人叫作消极怠工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不少干部没有下去。比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听取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汇报。毛泽东问王任重，你们是不是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王任重回答：“省委、地委、县委大多数同志都去宣讲过了。我自己还未去讲过。”毛泽东说：“你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没有病，应当亲自向群众去宣讲两个十条。”[786]

　　我们看到，当毛泽东得知王任重没有到基层去宣讲文件时，当面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像王任重这样的人当时不是少数。有的干部虽然去了，却流于形式，走马观花，没有真正去进行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样也是难以取得真正成效的。这种状况被刘少奇发现后，他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地相继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刘少奇从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五日，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各级干部和军队干部座谈如何深入广泛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调研中，刘少奇发现了不少问题。前面我们介绍了刘少奇在江苏调研时，发生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顶撞”刘少奇的事件。江苏南通专区表示，1/3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提法，不适合南通，刘少奇批评他们，你没有查，怎么晓得没有？山东提出主要是怕“左”，像信阳经验，好多人听到就头痛，提出来恐怕通不过。河南反映：河南对大搞群众运动有许多思想顾虑，过去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很深。有的说，平了反，反了平。刘少奇对这些意见不以为然，认为是右的思想作怪。[787]

　　刘少奇在调研中进一步了解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很多省地一级领导干部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到基层蹲点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而是靠听汇报、看材料了解动态。即使下去了，往往也是蜻蜓点水，浮在表面，没有真正深入进去。还有一些干部存在畏难或抵触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认为，不下大力气纠正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无法搞深搞透。他多次严厉批评各级干部没有认真下去蹲点调查，要求省委、地委和县委的领导干部直接到生产大队，至少蹲三至五个月，了解和掌握运动的全过程，然后才有资格领导运动。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这个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四不清”，又要开展对敌斗争，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这些事情过去都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比土地改革困难得多。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他多次说过，没有经过蹲点调查的人，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

　　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建议召开一次党内领导干部大会。征得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意后，中共中央在八月一日召开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刘少奇在会上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总结了前一阶段运动的情况，突出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788]

　　他在讲话中说，在过去一年多里，“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成绩的，主要是起了煞住歪风的作用，对推动生产也起了好的影响，“但是，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据我的估计，‘四清’、‘五反’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没有搞开，没有入门”。“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不是打胜仗。”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领导干部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下去蹲点调查，“现在党的许多领导机关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许多重要的情况不知道，严重的问题发现不了”。他要求，从中央到地县的各级领导干部，“除开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凡是能够下去的，都应该去参加这个大革命，搞两个典型”，这样，才能取得运动的领导权。

　　刘少奇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运动的这种状态，实际反映了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七月三十日中央会议上他说过，我这次在各地的讲话，实际上是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没有戴这个帽子。八月十一日，他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汇报运动情况时再次指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回去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后来在北京作了一次报告，不戴右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的。”他同时也指出，“但是要掌握火候，掌握火候也者，就是防‘左’。”[78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刘少奇在调研中发现各地领导干部并没有象中央要求的那样到各地去蹲点，就对这种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自进行蹲点方面，刘少奇认为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右的倾向的判断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是却遭到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他们在抵制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具有合理性的一面）。无奈之下，刘少奇八月一日在驻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才动用了组织手段，说不到基层蹲点的人就别再做领导工作了，直击党内官僚干部的“命门”。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干部才纷纷走出机关，下到基层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刘少奇还不止一次地讲，不下去蹲点的干部，不能作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当司局长，也不能当中央委员。他还对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讲过这样的话。这样一来，不长的时间，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名司局长离开机关下去蹲点了。[790]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刘少奇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谢）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791]

　　后来，杨尚昆也作过类似的回忆，他说：“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的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给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792]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多次要求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干部们却无动于衷，最后刘少奇不得已动用组织手段才将他们赶到基层去了。造成这两种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刘少奇动用了组织手段，否则的话，刘少奇的话也是不会起多大作用的。这表明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多么严重！

　　对于毛泽东多次要求领导干部下去，他们却不下去，而刘少奇“一骂”，领导干部就下去了。有人就捕风捉影地说，这件事对毛泽东刺激很大，使毛泽东以为自己大权旁落，从而严重影响了毛、刘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还是用权力斗争说来解释毛、刘之间的分歧，是一种误读。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毛泽东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一线、二线，自己主动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是有意识地让大权旁落的。[793] 这个时候，尽管毛、刘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存在分歧，毛泽东认为这不过是具体部署和方法的分歧，不是路线分歧，他还没有变动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想法。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合于做接班人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毛、刘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重点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时候。[794]这个时候，毛泽东才认为他与刘少奇的分歧是路线分歧，刘少奇不适合再做接班人了。因而有人说这件事严重影响了毛、刘之间关系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一种误读。

　　但是以上引用的资料又确实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我们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与其说是对刘少奇的不满，还不如说是对党内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愤慨和由此产生的忧虑与不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多次要求下，党内官僚干部队伍中的不少人竟然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最后还是刘少奇在动用组织手段的情况下，才将他们赶到了基层去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此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样看来，党内官僚干部队伍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前十条》下发后，违背毛泽东的反复教导，致使社教运动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十条》和《后十条》这两个社教文件的不同处置方式；以及消极对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各级干部下去蹲点的指示，刘少奇最终不得不动用组织手段才将官僚干部赶到基层去的严峻事实。出现的这些问题说明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他们不仅对于说服教育，党内民主，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漠然置之，而且还竟然敢于抵制中央的社教政策。这样就给党内民主的实行带来很大困难，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寻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途径，以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

　　（3）从三个事件来看党内官僚干部对社教运动的抵制和抗衡力。

　　这三个事件指的是刘少奇致江渭清的信、李雪峰致刘少奇的信以及胡耀邦与刘澜涛在社教问题上的争论。尽管这三件事的起因及其过程比较复杂，但是都共同反映了当时党内官僚干部对于社教的抵制和抗衡状况。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从刘少奇致江渭清的通信中透射出当时党内存在着的官僚主义的强大力量及对这封通信的辨析。

　　江渭清致刘少奇的信及刘少奇致江渭清的复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呢？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毛泽东对这件事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在江苏调研期间，在社教问题上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发生了重要分歧，江渭清“顶撞”了刘少奇。

　　由于华北对刘少奇开展“四清”运动的方法有意见，因而八月下旬就在北京召开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大区书记外，还有江苏等八个省委的负责同志共十四人参加。会议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进行谈话。关于这次谈话，后来江渭清回忆道：

　　“就在此时，刘少奇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显然，这是对我和省委极为严肃，也是极为严重的批评。我回答说，不晓得有这样一个文件，待我请省委查一查。经查，在省委办公厅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确有要‘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研究和学习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我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曾连打了三个电话给我，要我非作检讨不可。我觉得，这个通知是省委办公厅拟发的，我和书记处其他同志事先均未具体过问，不好直接检讨，便叫随我赴京开会的秘书打电话给办公厅，指出：‘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一篇重要讲话，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而江渭清同志讲话中对全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只能作研究参考。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把这个‘通知’作废。今后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学习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因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都是中央制定的。”

　　“9月1日，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我在电话中的意见，检查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检讨了未经我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其实，省委办公厅作为省委的一个办事机构，是完全有权力发这样的通知的，不存在‘擅自’的问题。这是在当时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这样的处理，总算对这件事作了一个交待。”

　　这件事处理完毕后，九月八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省委会议召开的情况、全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正在讨论的对“高沟事件”（指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的事件。—引者注）的处理情况，再次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错误，江渭清在信中表示承担领导责任。[795]

　　由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江渭清给刘少奇写信，最初还是因为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大区第一书记会议期间，刘少奇找他进行的一次谈话引起的。刘少奇在谈话中对江渭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时事态比较严重，甚至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一连打了三个电话催促江渭清做检查。从江渭清的回忆看，似乎刘少奇对他的批评只是围绕江苏省委的通知中只讲学习江渭清的讲话，而没有强调学习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如果我们联系下文刘少奇在复信中说的江渭清对他谈话的误解来分析，刘少奇谈话的内容决不仅仅是针对江苏省委的通知进行的，江苏省委的通知实际上只不过是他展开谈话内容的一个导火线而已。

　　江渭清给刘少奇写了这封信后，刘少奇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刘少奇在收到江渭清的信后，给江渭清写了一封复信。信写好后，在送交江渭清前，刘少奇先将他写的复信及附件（即江渭清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给刘少奇的信、江渭清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江苏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和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796]。—引者注）一块报送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阅刘少奇九月二十三日给江渭清的复信。刘少奇在复信中，批评江渭清的一篇讲话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是大段摘引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的讲话，重述刘少奇在南京的讲话。

　　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可惜，你的那篇讲话，不是这样的一篇讲话。”

　　信中说：“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说：你在抗战时期就是在江苏打游击的，解放以后，你一直在江苏工作，从前你作省委副书记，以后作省委第一书记，也有许多年了。我问你：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十年前更多了，还是比十年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十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797]

　　信中说，你对我在北京和你的谈话有某种误解。要各地、市、县委的干部认真学习研究省委书记的一篇讲话在原则上不是错误，问题在于你的讲话不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它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你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你对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党本身的当前情况，实际上比过去了解更少了，但是你自以为比过去更多了。对于外省的先进经验也觉得没有十分必要去认真学习了。因此，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这个问题不只是你们那里有，中央的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程度不同地都有这个问题。要解决它，就要我们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去直接参加和观察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就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当然也要听基层干部和其他干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798]

　　从刘少奇的复信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江渭清对他的谈话存在某种误解，要各地、市、县委的干部认真学习研究省委书记的一篇讲话在原则上并没有错误，关键是这篇讲话不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刘少奇在信中还强调不要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而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问题，而这恰恰是江渭清信中存在的致命局限。刘少奇在信中问了江渭清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与十年前相比对江苏的了解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二是他和江苏省委的同志存在不存在像毛泽东讲的“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现象。当时江渭清就承认了第二点，后来经刘少奇解释后，江渭清对第一点也承认了。

　　刘少奇在信中指出的这种状况不仅在江苏省委，就是在中央及其他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中间，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应该说，刘少奇信中的这些话在原则上讲都是正确的，也是有着事实依据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刘少奇与江渭清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去年社教的成效及“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再结合刘少奇在信中对江渭清的批评来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刘少奇认为他与江渭清之间出现的这些分歧，是由于江渭清及省委一班人存在着“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思想作风，没有进行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造成的。

　　毛泽东在收到刘少奇的信后是什么态度呢？

　　毛泽东阅后致信刘少奇：“你的信及附件都看过了。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成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第二个十条的修改，就是这样地请教群众得来的，就是我们不自以为是，有错必改这样一种态度得来的。如果在你的信上加一小段理论性的话，可能更使人们信服些。如何，请酌。”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加写了一小段理论性的话，三十日再送毛泽东阅。

　　毛泽东于十月十八日又作了修改，并致信刘少奇，说：“我再看了你给江渭清信的全文，觉得实在好。只有第八页上，有两句话，觉得重复，其实是一个意思，‘认识了客观真理’，即是变成了主观真理，不是两件事。不能用‘并把它变为……’这一句，这一句是重复的。上次我已感觉到，但未改。现在改了，是否妥当，请你酌定。”

　　毛泽东所说的刘少奇信中的两句话是：“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并把它变为主观真理。”毛泽东删去了后一句，并接着加写了一段话：“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799]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收到刘少奇致江渭清的信及附件后，在仔细阅读后，不仅给刘少奇回了信，而且还对他致江渭清的信进行了修改，称赞他的信“写得很好”、“觉得实在好”，并在回信中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党内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不过，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仅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干部蹲点问题进行了分析，而没有对刘少奇与江渭清在基层干部的估计、去年社教的成效及“四清”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进行评论，也没有表态，这是耐人寻味的。

　　可是后来，毛泽东的认识却又发生了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华东地区的魏文伯、谭启龙、江华等收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就是没有通知江渭清参加。当时准备由陈毅到华东来向江渭清传达。后来，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叫通知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的。[800]

　　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有通知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会议，是不是他与刘少奇的分歧造成的，就是当事人江渭清在回忆录中也没有讲明白。不过，从他的回忆看，毛泽东的认识在发生变化。

　　江渭清回忆道：“会议期间，毛主席曾找我谈话，问到刘少奇同志对我批评，检讨了没有？我回答说开始不检讨。少奇同志给我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

　　毛主席听我这么说，就以他惯有的幽默口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

　　毛主席还曾当着我和刘少奇同志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的。’”

　　“直到1965年11月16日，毛主席来江苏视察战备和全省工作，找我和陈光同志谈话时，我们汇报了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反对固步自封、骄傲自满指示和少奇同志答复我的一封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他老人家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我诚恳地回答说：‘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主席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也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801]

　　从江渭清的回忆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一味批评江渭清，而是告诉他，刘少奇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解决不了的，就等历史作结论。他明确指出刘少奇在信中的意见是错误的，江渭清的意见是对的，还劝江渭清检讨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毛泽东对江渭清的谈话呢？

　　从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及后来的谈话看，他此时的认识与刘少奇致江渭清信时相比，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审阅刘少奇致江渭清的信时，毛泽东是赞赏刘少奇的信的，而此时他却认为刘少奇的信是错误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刘少奇在致江渭清的信中说这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刘少奇的信其实包涵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批评江渭清及省委一班人，没有真正去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此前刘少奇与江渭清在社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刘少奇认为江渭清与自己在社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恰恰是因为江渭清及省委一班人没有真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行蹲点造成的。

　　毛泽东此前赞赏刘少奇的信，是因为刘少奇的信批评了江渭清及省委一班人没有真正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在干部队伍中又是普遍存在的。因而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致江渭清的信时，在他写的批语中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了到基层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批评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对刘少奇的信予以肯定。这个时候，他强调的是刘少奇在信中反对官僚主义的一面，而对于刘少奇和江渭清在基层干部的估计、去年社教的成效及“四清”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却没有表态，实际上他对刘少奇的观点是持保留态度的。

　　本来毛泽东就与刘少奇在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存在分歧，而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后，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的观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先前的分歧。同时，这个时候官僚干部也开始去基层蹲点调查，刘少奇主张的“四清”运动的方法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刘少奇主张的社教方法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这样毛泽东就一改过去的保留态度，开始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江渭清的意见是对的，刘少奇在那封信中的意见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刘少奇的意见是错误的，是指他和江渭清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去年社教的成效及“四清”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而不是江渭清及省委一班人是否到下面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变化。

　　由此我们认为，在毛泽东对刘少奇致江渭清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与其说是他认识的变化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他对这封信前后强调的侧重点的不同造成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刘少奇在信中对江渭清提出的进行蹲点调查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去年社教的成效及“四清”运动的方法上的主张则是错误的；而江渭清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去年社教的成效及“四清”运动的方法上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与省委一班人也确实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倾向。

　　刘少奇在信中认为，他与江渭清在社教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于江渭清没有真正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进行蹲点，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这个判断要站得住脚，就必须建立在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观点是正确的基础之上。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刘少奇的社教观点恰恰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刘少奇的这个判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揭示出就是下去了，如果没有站稳立场，缺乏正确的思想方法，也会出现认识错误的。更让人感到可悲的是，这种错误竟然发生在刘少奇自己身上，而他却浑然不觉！

　　通过刘少奇致江渭清的信可以看到，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刘少奇和江渭清之间存在着重要分歧，江渭清的观点无疑具有合理的因素，刘少奇的观点则是错误的。但是刘少奇对江渭清及省委一班人没有真正深入基层，进行蹲点的批评则是一针见血的，也是恰如其分的。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在江渭清的强烈不满中，无疑包涵着刘少奇在这方面对他批评的内容，只不过是他没有明确地讲出来而已。这也客观上显示出当时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是多么的严重！

　　② 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信及刘少奇将这封信批转全党，到底是什么问题的反映？

　　在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刘少奇则提出了追根子的问题，他们告诫全党要警惕并防止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六月末，刘少奇开始南下到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省考察部署社教运动。江苏南通专区表示，1/3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提法，不适合南通，刘少奇批评他们，你没有查，怎么晓得没有？山东提出主要是怕“左”，像信阳经验，好多人听到就头痛，提出来恐怕通不过。河南反映：河南对大搞群众运动有许多思想顾虑，过去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很深。有的说，平了反，反了平。刘少奇对这些意见不以为然，认为是右的思想作怪。[802]

　　我们看到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遭到了地方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当然，客观地说来，鉴于历次运动扩大化的教训，他们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当时在官僚干部队伍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右倾的思想呢？与中央对党员干部的要求相比，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差距呢？在他们中间存在的这些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不是值得我们今天应该深思的问题吗？

　　刘少奇认为，运动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七月三十日中央会议上他说过，我这次在各地的讲话，实际上是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没有戴这个帽子。八月十一日，他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汇报运动情况时再次指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回去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后来在北京作了一次报告，不戴右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的。”他同时也指出，“但是要掌握火候，掌握火候也者，就是防‘左’。”[803]

　　刘少奇对于官僚干部队伍中存在右倾的判断，到底符合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

　　我们并不否认在社教运动的若干问题上，刘少奇具有“左”的一面，但是他对于当时干部队伍的判断，到底是他自己的主观判断，还是有着客观的依据呢？这是今天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搞清楚的问题。

　　这个时候，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反映地方干部抵制“四清”运动的问题，刘少奇阅后将这个信件批转全党。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信件。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致信刘少奇，反映河北、山西两省县级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思想都抵触很大”，干部们对“四清”、放手发动群众和集中起来基本上以县为单位打歼灭战等问题，“翻来覆去弄不大通”，河北省虽然开了四十多天的会，但干部中拥护中央指示的还是只有六至七成，不赞成的还有一成，其余人则基本上不开腔、不表态或态度暖昧，“有的甚至疯狂地声言根本反对四清，也拒绝到会”。

　　为此，华北局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拆穿“怕左不怕右”这种精神状态，以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及其在党内反映的严重情形，摆事实，讲道理，肃清那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发扬斗志；二是由省、地委领导和帮助县委“调兵遣将”、“挑兵选将”、“练兵练将”，即由县委抽调和初步训练工作队干部，一律按规定时间进入集中作战的县，然后由省、地委用较充分的时间，统一训练，并将各级派去的工作队混编进驻村里开展“四清”。

　　十月十二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同意李雪峰信中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意见。[804]批示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向党的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要求“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进行认真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在调查确实后，“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解决。” [805]

　　这封信在刘少奇的建议下，并经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意，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806]

　　这封信虽然反映的是华北存在的问题，但是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四清”运动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刘少奇在报经毛泽东批准后，在排除阻力的情况下，反击党内出现的右倾，对于已经腐化变质的党的领导机构，在调查属实后，可以发动群众，进行夺权斗争。

　　虽然地方干部的这种阻力具有反对刘少奇推行的社教方法的合理的一面，但是还有抵制“四清”运动，以求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另一面。从这一面来说，显然是在抗衡“四清”运动，是一种右的倾向。因而当时提出反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着的右的倾向，还是必要的。

　　在研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区分开地方干部对“四清”运动抵制的二重性：既要看到他们对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抵制的正确性，也要看到他们处于维护自身利益来抗衡“四清”运动的错误性。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准确把握地方干部对待“四清”运动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了解他们对待“四清”运动的真实状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地方干部在抵制“四清”运动的时候具有反对刘少奇主张的合理性，但是他们抵制的真实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来说还是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时他们又往往是在打着反对刘少奇主张的旗号下来开展行动的，这样就迷惑了不少人的眼睛，掩盖了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真实态度。这反映出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的力量仍然还是比较得强大！

　　③ 胡耀邦与刘澜涛在社教问题上的争论是党内官僚干部势力抗衡社教运动的又一反映。

　　《二十三条》制定前后，西北局又发生了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社教问题上的争论。这个争论造成的影响很大，以致于在陕西省进行蹲点的中央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都无法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胡耀邦还表示要将他们的争论闹到中央去。那么，历史地看，他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呢？他们之间争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胡耀邦又是怎样到西北去任职的呢？

　　本来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没有在西北工作。由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中央派胡耀邦接替他的工作，并担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后任第二书记）。胡耀邦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赴任，没有多久，他就和西北局发生了很大矛盾。双方都向在陕西进行蹲点的杨尚昆反映情况，希望征得他的支持。

　　对于这件事，当年调解胡耀邦与刘澜涛之间矛盾的杨尚昆后来有一个详细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胡耀邦到陕西不久，就向西北局和中央作了《走马到职报陕情》的书面报告。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明显和西北局的看法有分歧。主要是：（一）用数据说明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他说中央五月工作会议后，省委在西北局的督促和帮助下，揭开了省、地、县三级领导核心的盖子。据初步排队，省一级别65个厅局，整个烂掉了和问题严重的占70．7％。9个地、市委，问题严重的占77．8％。103个县、市委，整个烂掉了和问题严重的占60．1％。全省有660多个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二）关于怎样对待干部，他说不管我们党混进了多少阶级异己分子，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还是大多数，他们虽然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大多数人可以改正错误，应当思想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采取大批处理和清洗的办法，同样是一种右的消极的错误政策。（三）关于农村的阶级斗争，他说我国现时农村出现了不少剥削压迫人民的特权分子，还有这样的一些集团，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特权阶层。不能说我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权富裕阶层。（四）关于陕西的农业生产，他说这几年陕西的农业生产严重落后了。抓生产小手小脚，慢慢腾腾；抓阶级斗争患得患失，忧心忡忡。

　　1965年2月，胡耀邦到安康地区巡视工作，8天走了7个县，他在讲话中鲜明地指出，春耕大忙在即，干部可以暂时不“洗手洗澡”，先集中力量抓生产。后来他又把处理干部的政策概括为四条：（一）凡属从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二）凡属停职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岗位上去，等问题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考验再做结论；（三）凡属以前犯有错误，但已作过交待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四）从现在起继续干坏事的人，一律从严处理。这四条用《电话通讯》形式，发到各地、县委立即执行。他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忠诚地为人民服务。他宣布，一切领导群众增了产的干部就是好干部。西北局主要领导（指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引者注）看到了这个《电话通讯》，立即给胡耀邦打电话，批评他提出的四条不妥。

　　2月18日，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从北京回到西安。当天，西北局主要领导就向我谈了他对胡耀邦的意见。后来胡耀邦也来找我谈陕西工作情况和他的一些想法。双方不同的意见都向我这里集中，又都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由我出面调解。我听了两方面的意见，感到双方思想距离很大，情况也很复杂，不好马上表态。

　　3月4日，张德生病逝。6日，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公祭，公祭后送遗体去公墓时，我搭乘西北局主要领导的车，在车上谈了5日胡耀邦找我谈话的情况，告诉他胡耀邦的态度比较好，承认已发《电话通讯》不妥。从公墓返回时，我改乘胡耀邦的车，又同他交换意见，并告诉他西北局将召开会议讨论《电话通讯》有关问题，并要我届时参加会议。当时，胡耀邦表现精神紧张。

　　3月11日，西北局开会，先听取胡耀邦关于陕西工作的汇报。胡耀邦说，省委对面上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是考虑到陕西生产落后了，而春耕大忙在即，必须以《二十三条》为武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投入组织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去。因此，有必要把面上的斗争暂时放一下，集中力量抓生产。他承认对处理干部的“四条”事先没有经过省委讨论，也没有请示西北局，从组织原则上讲有错误。会上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指责他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提出几个暂停是惊慌失措，给运动吹了冷风，是指导思想上的倾向性错误等等。会后，胡耀邦立即给我打电话，表示对会上的许多发言不满，提出要到中央去说明情况。我劝他要冷静，听下去再说。会议一直开到3月17日，胡耀邦已心力俱乏，卧病不起了。

　　3月下旬，胡耀邦的秘书戴云来到牛角大队（杨尚昆蹲点的大队。—引者注），带来胡耀邦病中写给西北局的信稿，表示认识到处理干部“四条”是错误的，但对西北局会议上对他的批评解释得多了一些。我同戴云对信稿逐段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3月28日至31日，西北局继续开会。会前，我去医院看望了胡耀邦，尽量稳定他的情绪。会议最后一天，我发言指出，《二十三条》下达后，耀邦同志思想有片面性，原因是他看到陕西生产落后，很着急，想用缓和革命形势的办法来促生产，心意是好的。同时他对前一段面上的社教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错误的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正确的，是符合《二十三条》精神的。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不能这样说。他有片面性，有摇摆，但不能说他有与中央平行的路线。在革命与生产问题的关系上，他的认识是正确的。今后怎么办？耀邦同志应该在省委会议上作个检查。耀邦同志的信，写得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就根据这封信的认识水平作检查，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从现在起，到省委开会之前，大家都不要再议论这个问题了。省委的同志要抖擞精神，挺起腰杆工作。最后，会议宣布胡耀邦已对他的错误作了检查，省委决定停止执行对干部的“四条”，问题初步解决，就结束了。

　　4月29日，我去陕南看了面上的“四清”情况后回到西安。这时，胡耀邦的身体尚未恢复，陕西省委的会议也尚未召开。我请西北局主要领导考虑，胡耀邦仍在病中，目前农事正忙，召开大规模的省委扩大会议是否合适？可否推迟到夏收后再召开？西北局主要领导表示可以考虑。随后我又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的情绪仍然很激动。他们二人不直接交谈，我夹在他们中间也很为难。我只好对胡耀邦说，要慢慢进入角色，要保持高姿态；又对另一方说，要注意班子的团结，不要影响工作。

　　关于双方之间的争论，我在电话中报告了彭真。彭真的意见是西北局的会议不要再开了，互相有意见让他们直接见面解决。我从陕西回到北京后，又分别向邓小平、彭真汇报了陕西的情况。对双方的争论，小平同志主张等一下，看看再说，不必急。小平同志知道，当时毛泽东对下面的“四清”运动并不满意，有关争论的是非也很难说清楚。[807]

　　从杨尚昆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胡耀邦的书面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况》和关于处理干部政策的《电话通讯》中。

　　胡耀邦在书面报告中认为，中央五月工作会议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采取大批处理和清洗的办法，是一种右的消极的错误政策，我国农村中还没有出现一个特权富裕阶层，这几年陕西的农业生产严重落后了。

　　而在《电话通讯》中他主张采取的干部政策是：处分过重的干部减轻下来；停职但尚未处理的干部，先工作再做结论；已作过交待的干部，只要做好工作，就可以既往不咎；继续干坏事的人从严处理。

　　不论是书面报告还是《电话通讯》中，胡耀邦认为对陕西省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干部队伍状况都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得重了，因而他认为应该调整干部政策，对干部主要采取教育和保护的政策。

　　从刘澜涛和胡耀邦的争论看，到底谁的主张是正确的呢？还是两个人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呢？

　　我们看到，两人的主张几乎是相反的，因而可以从逻辑上认为，这两种主张不会都是错误的，必然会有一个主张是正确的：或者是刘澜涛“左”了，或者是胡耀邦右了，二者必居其一。

　　要判断他们主张的正确性就必须看谁的观点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们分析后认为，胡耀邦和刘澜涛之间互有对错，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确的。从《二十三条》制定前后的发展态势来看，胡耀邦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观点在中央居支配地位，当时确实对一些基层干部造成了过重的打击，在这个背景下，西北局及陕西省委也是难以完全避免这种现象的，作为西北局主要领导人的刘澜涛对此也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也不能排除刘澜涛对胡耀邦的批评没有讳疾忌医的一面。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胡耀邦刚到西北任职，就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了和西北局党委在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干部队伍的估计和处理的政策上截然不同的主张。这种主张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观点具有明显的不同。出现分歧的时候，胡耀邦不是先在西北局党委内部进行沟通讨论，取得共识，而是写成书面报告后直接上报西北局党委并中央，在未经讨论的情况下，就将他们的分歧暴露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这不仅无益于分歧的解决，还会激化矛盾，从领导方法上来讲是不可取的。另外，胡耀邦搞的关于处理干部政策的《电话通讯》（和西北局先前的政策有明显不同）在没有经过陕西省委讨论和报经西北局党委批准的情况下，就下发全省执行，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是错误的。

　　这样我们看到，不论是刘澜涛还是胡耀邦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有过失的，那么在这种过失的背后，到底谁的主张更符合实际情况呢？也就是谁的主张占据正确的主导地位，谁的主张处于错误的主导地位呢？

　　从胡耀邦的书面报告和《电话通讯》来看，他和西北局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当时陕西省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方面，正是这种认识的分歧才导致他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分歧。刘澜涛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比较严重，而胡耀邦则认为陕西的阶级斗争形势没有那么严重，对干部的处理过分了，因而他是侧重于保护干部的。这样看来，他们分歧的焦点表现在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干部队伍的估计及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政策上。

　　胡耀邦在书面报告中只是用数据说明了当时对于干部队伍估计得过于严重了，但是他却没有对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做出说明。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是因为胡耀邦的观点只有在这个数据是不真实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要是确定了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话，还能说对于干部队伍估计得过于严重吗？这样胡耀邦的观点就会不攻自破。因而我们认为如果这个数据是不真实的，胡耀邦是不会放弃这样一个证明自己观点的机会的。从胡耀邦对于数据的真实性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不是进一步去将它证伪来分析，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既然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么这种严峻的状况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同时，我们还看到，在对干部的处理问题上，这些干部该不该处理，在处理时有没有事实依据，是不是冤案，在处理的比例上又是否超过了中央的规定？胡耀邦在报告中也没有作出有说服力地说明。

　　至于胡耀邦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忠诚地为人民服务，这当然没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宣布的，一切领导群众增了产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则让人陡生疑问了。这是后来他当上总书记之后，在整党期间将整党中“统一思想”的任务改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并片面地提出“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的思想源头。[808]

　　我们不禁要问：领导群众增了产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吗？判断干部好不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政治标准呢？如果有的话，这个政治标准是什么呢？能是增产不增产吗？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又怎么会将是否增产，而不是将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确定为判断干部好坏的政治标准呢？这可是原则问题。怪不得刘澜涛看到了这个《电话通讯》，就立即给胡耀邦打电话，批评他提出的四条不妥呢！

　　他下发的《电话通讯》虽然名义上也讲实事求是，实际上却是以“春耕大忙在即”为因，以“先集中力量抓生产”为由，其目的是为了从宽从轻处理干部。从他“8天走了7个县”，再联系到他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和西北局截然相反的书面报告来看，他并没有深入调查，只不过是走马观花而已，这是不是如同毛泽东说的“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的人呢？或者像他批评的那种“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的人呢？[809]

　　刘澜涛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这次社教， 中心问题在于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810]

　　当时西北局所属各县市区确实问题比较严重，这是他通过到基层蹲点调查得出的结论。杨尚昆在陕西的蹲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811]当时的农村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干部队伍的状况也比较严重，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在前一个时期的社教中刘澜涛会受到刘少奇的影响，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刘澜涛对于阶级斗争形势和干部队伍状况的基本判断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当然要根据政策给予处理，这是严肃党纪，惩戒犯错误干部的必然要求。因而我们认为刘澜涛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

　　通过对刘澜涛与胡耀邦之间在陕西省社教问题上的争论的分析可以看到，胡耀邦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干部队伍的估计及干部政策的问题上，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观点，但是从总的来说，他没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及其造成的后果进行深刻的分析，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当时进行社教运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一旦社教失败会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这说明他的认识是肤浅的。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对犯错误干部的保护政策，使他客观上充当了党内官僚干部的“保护伞”，实际上成为党内官僚势力的政治代言人。这样胡耀邦与刘澜涛的争论也就是当时党内官僚势力对抗社教运动的重要反映。

　　通过以上我们对刘少奇致江渭清的信、李雪峰致刘少奇的信及胡耀邦与刘澜涛争论的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每个事件的出现都有其特殊原因，但是这三个事件又都具有党内官僚势力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来对抗社教运动的共同原因。这在客观上反映出党内官僚干部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由此可见，进行社教运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严重忧虑和不安。

　　（4）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于腐化变质的单位，领导权已经被篡夺，或者在基层干部躺倒不干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开展夺权斗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遇到的问题，一般来说还是可以通过洗温水澡的方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但是对于腐化变质的单位，领导权被篡夺，或者在基层干部躺倒不干的情况下，由于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通过教育的方式已经无济于事，就只有开展夺权斗争了。

　　① 关于“四清”运动中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先后顺序。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如何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在运动进行过程中，是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先来解决敌我矛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当汇报到有的省先搞对敌斗争，后搞“四清”时，毛泽东说：贫下中农不起来，就没有对敌斗争队伍。“双十条”上写的就是先解决内部问题，先组织队伍，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嘛。[812]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

　　关于社教运动从何入手的问题，他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813]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毛泽东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814]

　　这样看来，毛泽东认为在社教运动中，应该把实行“四清”运动和夺权斗争相结合。一般来说，先从“四清”入手，对干部进行教育，洗手洗澡。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已经腐化变质的单位，就要先进行夺权斗争，然后再开展“四清”运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规定了社教运动中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先后顺序，对开展夺权斗争作了严格的限制。

　　② 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官僚干部在“四清”运动的反攻倒算问题上出现分歧。

　　我们知道，“四清”运动主要是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但是在运动进行过程中，官僚干部却提出种种理由和借口，逃避打击，避重就轻，徇私报复，反攻倒算，从而使“四清”运动遇到不少困难。那么，当时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湖南和江苏的两个文件（湖南的文件，指中共湖南益阳地委1964年8月14日《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的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和湖南省委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江苏的文件，指《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同志在中共江苏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上的发言》（1964年7月21日），内容是涟水县高沟公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社党委与工作队发生的争论及其教训。—编者注），拟转发各地，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审阅批发。”

　　刘少奇代拟的批语说：湖南益阳的迎丰公社和江苏涟水的高沟公社都是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公社。在运动中初步发动了群众，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搞得不深不透。在工作队离乡后，以公社党委某些负责人为首，纠集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及其他坏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湖南省委认为益阳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江苏张景良同志的发言，总结了必要的教训，但没有把高沟公社某些领导人勾结其他坏分子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反攻倒算，看成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行动。刘少奇同志看了这个发言，要秘书打电话给江渭清同志，说明了自己的意见，要江苏省委对高沟公社事件采取紧急措施。但是，至今还没有看见江苏省委对高沟事件采取什么必要措施。是何原因？请江苏省委立即答复。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小平同志：请印发到会各同志。”[815]

　　我们看到，毛泽东批示将刘少奇的信及其代中央起草的批语印发当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批语认为这两个事件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从批语中可以看到，他对江苏省委没有及时果断处理高沟事件表示了强烈不满，责成江苏省委对这个事件立即作出答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批示中对刘少奇的观点并没有表态，只是批示印发会议讨论。

　　后来，刘少奇又收到公安部和西北局的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反映了和前面两个事件相似的情况。

　　十月十八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林彪写信。信中说：送上公安部和西北局两个文件，请看看。过去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搞得不深不透，坏干部和阶级敌人对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已经发生很多。现在应当立即由中央和省委派遣干部，组成巡回检查组，到那些已经发生打击贫下中农的地方去迅速处理。凡有比较严重的打击报复贫下中农和反攻倒算行为的党员干部，在调查属实后，一律撤职，开除党籍，情节严重者逮捕法办，个别民愤很大者判处死刑。不严厉处分这些坏人，不能团结群众的绝大多数。请主席召集常委同志就这个问题讨论一次是否可以？

　　当天毛泽东阅后批示：“已看过。待各同志看完，即开会。”[816]

　　那么，毛泽东对这样的事件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在讨论刘少奇十月十八日写给毛泽东等的信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这几天忙国际问题去了。你提的问题，没有谈谈，我看还是放一放，你看像信阳事件那样，都暴露出来了，一下子就搞彻底了。放一二年，问题都出来了。[817]

　　刘少奇主张采取严厉措施来打击社教运动中出现的反攻倒算的行为，为了打击这些人的嚣张气焰，他还主张适用死刑。看来，毛泽东并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举信阳事件为例，主张放一放，当问题暴露出来了，一下子就搞彻底了。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是慎重的。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毛泽东要采取这个态度呢？

　　当时出现的这些事件无疑是确实的。刘少奇在对这些事件的处理上是旗帜鲜明的，这是应该肯定的。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刚刚露出了苗头，处理的时机还不成熟。要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本来面目后，再一鼓作气地将其消灭掉。他认为，当时正在搞“四清”运动，而“四清”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即使出现这些反攻倒算的事件，一般也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从刘少奇的主张看，他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了。那么，这些事件的性质是什么，到底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时还难以认识清楚，因而毛泽东才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没有立即表态，表示过一两年后再说。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还在他阅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同广东中山县两个老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的谈话纪要的批示上表现出来。

　　这个谈话纪要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期间同广东省中山县一个大队的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多次谈话的记录，刊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八十七期上。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彭阅后，退毛。这两个贫农同志是我们全党的老师。”

　　这个谈话纪要主要讲了些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毛泽东说这两个贫农同志是我们全党的老师呢？

　　吴才添夫妇是土改时期的老根子，土改以后一直受干部的排挤打击，现在生活非常贫困。他们的谈话反映了当地农村的许多情况，揭发了本地干部以至公社干部中存在的许多严重的“四不清”问题，对工作队如何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818]

　　吴才添说：搞“四清”很好，但是一定要把生产搞好，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因此，对干部不要一下子打击得过猛，现在贫农、下中农没有人敢出来当干部，集体生产就没有人领导，社员就像一盘散沙那样，生产就搞不好。你们不要急，慢慢来。你们打击他过猛，他就会顶，社员就感到有威胁（生产搞不好没有饭吃）。明天开群众大会，最好是第一讲生产；第二搞好工分；第三搞好卫生；第四搞好积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要讲得太深，不要讲具体人，不要讲要斗争。因为社员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要斗争多少人，要捉多少人。等到贫农、下中农发起起来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讲深一些。陈二妹说：工作队找贫农、下中农，成天跟着他，又问这又问那，一口气问他很多问题，使得他害怕了。不要急，急是不行的。[819]

　　我们看到，这两位老贫农虽然受到干部的排挤和打击，生活很贫困，但是他们并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从大局出发，不赞成对干部打击得过猛，因为这样会导致生产失控，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们主张运动要循序渐进，在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以后，再逐步深入地进行运动。工作队在深入农村以后，到贫下中农中间去，通过实行“三同”，自己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地弄清农村问题之所在，而不是追着贫下中农不放，一口气让他们把知道的说完。

　　这两位老贫农在谈话中不仅说了不要因为搞“四清”运动而冲击生产，而且还对“四清”运动的一些方法提出了批评，同时又抛弃个人恩怨，对干部的处理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的见解是独到的，分析是深刻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不少看法与中央制定的社教文件和毛泽东谈话的主旨精神不谋而合。这是不少党员干部也难以做到的，因而毛泽东说这两位贫农同志是我们全党的老师。

　　这里尤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位老贫农对于基层干部的态度。虽然他们受到了基层干部的排挤和打击，但是他们在“四清”运动对干部的处理问题上则是从生产发展的大局出发，主张采取慎重的态度，没有情绪化行事。这是与毛泽东在处理反攻倒算的干部问题上采取的慎重态度相一致的。因而毛泽东就将这个谈话纪要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参阅，提醒他们注意这个问题。从这个谈话纪要的批示上又一次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四清”运动中出现官僚干部反攻倒算的情况下，刘少奇主张采取严厉打击的方针，而毛泽东则采取慎重的态度，主张在弄清事情真相，确定到底属于那一类矛盾的性质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毛泽东对广东省中山县两位老贫农在社教问题上的观点所持的赞赏态度，又进一步验证了他的这种主张。这个时候，他和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还是属于一般的认识分歧。

　　③ 从两个夺权事件来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动向。

　　这两个夺权事件，一个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夺权事件，另一个是天津小站夺权事件。这两个事件当时名噪一时，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并作为夺权的样板，通报全党。那么，这两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应该不应该进行夺权呢？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在“四清”运动中先解决干部的“四清”问题，再开展对敌斗争。但是如果领导权被坏人篡夺了，就要先进行夺权斗争。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和天津小站就是属于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因而就要在这两个单位开展夺权斗争。

　　我们先来看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夺权斗争。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兴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九六二年部分建成投入生产，是一个有一万多名职工的大型企业。一九六三年三月，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工交政治部联合派出五十多人的工作组，进驻该公司开展“五反”运动，结果发现这个公司“被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领导权，使无产阶级的国营企业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企业，使国家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但如此，这个企业“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社会风尚败坏”，“反革命活动猖獗”已经“成了一个地主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的世界”。工作组进驻后，通过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撤了公司几名领导人的职，有的还被判了刑。

　　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很值得我们深思。像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样变了质的企业，在全国来说，虽然还是极少数，但是它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批语认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事件，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死不甘休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隐蔽的方式，打入社会主义企业，企图篡夺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把它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事件，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硬是忘记和忽视了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这里再一次提醒同志们注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社会主义的江山是铁打的。如果我们对过渡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和进攻失去警惕，不加防范，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随时就有可能得逞。”

　　批语还认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经过“五反”运动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把企业的领导权从阶级敌人的手中夺回来，”“这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时也说明，在全国城市中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是十分正确的和必要的。”“在这个运动中，必须组织好革命的阶级队伍，建立阶级档案，彻底清除坏人，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决不可以放任自流，半途而废。”[820]

　　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夺权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在这次会议上（指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还印发了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夺权的报告。关于白银公司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前就反映出来了。应当说，当时白银厂的工作是有问题的，但有关单位向上反映时夸大了，以致造成那里的问题非常严重的假象。在接到甘肃省委的报告以后，1963年2月20日，我同吕东（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冶金部副部长）、王林（西北局候补书记兼经委主任）、焦善民（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乔明甫（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志对有关问题做了研究，确定由冶金工业部和甘肃省委负责，选调处级以上干部20人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组，由高扬文同志率领，迅速前往进行整顿处理。2月25日，我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关于研究和处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问题的请示》，认为根据现在材料，白银公司‘实质上已为资产阶级所篡夺’，‘其错误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必须采取革命手段，改组领导班子，才能保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周总理同意我们的意见，于3月7日作了批示。后来，冶金工业部和甘肃省委派去了一个50多人的工作组，到那里夺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的报告于6月23日由中央正式批发。中央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像这样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的严重的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821]

　　从薄一波的回忆看，他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把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说得白璧无瑕，是一个冤假错案，而是从事实出发，承认了“当时白银厂的工作是有问题的”，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说的 “有关单位向上反映时夸大了，以致造成那里的问题非常严重的假象”的话则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当然，他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九七八年后在党内处于决策层的高级领导干部，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自然要与当时主流的说法保持一致。尽管这样，他仍然向我们透露了当时白银厂存在严重问题的历史信息。

　　我们看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作为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社会风尚败坏”，“反革命活动猖獗”的问题，这说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班子已经腐化变质，因而冶金部和甘肃省委才派出了一个五十多人的工作组到公司夺权。

　　从中央的批语中可以看到，虽然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被篡夺了领导权，领导机关已经腐化变质，这样的企业在全国还是极少数，但是却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白银事件只有放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从阶级敌人对企业领导权的反攻倒算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才能找到白银事件发生的根源。这个事件的出现，是现实社会中阶级斗争存在并已腐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又一例证。它雄辩地说明了如果不抓阶级斗争，不改革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一旦企业的领导权被篡夺，不仅搞不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经济效益就会滑坡，甚至还会动摇企业的所有制，进而否定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这种判断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说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确实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的话，那么经过建国六十余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这些问题也就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有制企业的大面积破产则为此提供了沉痛的教训。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没有深刻认识到在作出了这些否定后，就难以保证公有制企业的领导班子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避免腐化变质的问题。这样发展下去必然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

　　这样我们看到，中国公有制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全面亏损。以一九九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为标志，开始了国有企业的大面积破产。十八大后，又发起了消灭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企业的攻坚战。有人宣称要以背水一战的气概，壮士断腕的决心，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名义，来消灭这些硕果仅存的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慨万千，欲说无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在否定文革以后，对于这个事件也匆匆忙忙地“平反”了。当公有制企业出现困难的时候，有人不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找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而是认为是由于公有制企业本身产权不清，责权不明，因而缺乏效率造成的，这真是南辕北辙式的回答。这样就不仅没有能够找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反而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将公有制企业大部消灭。这种状况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因而我们认为白银事件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才能找到发生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在领导班子已经腐化变质，依靠自身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已经难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只有寄望于上级派出工作组，开展夺权斗争了。

　　我们再来看天津小站进行的夺权斗争。

　　天津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天津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陈伯达直接抓的一个点，天津市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工作组的力量，中央一些部门的干部也在这里蹲点。这年八月初，陈伯达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汇报了这里抓了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并附有“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图和历史大事记各一份。九月二十五日，陈伯达领导的工作组以中共天津市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报送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

　　报告认为，小站地区的“几次民主革命进行得很不彻底”，“建党建政工作，也没有认真执行阶级路线，根子扎的不正；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报告》进而认定，小站地区的政权是“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他们长期“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三个反革命集团”“上面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就是他们的保护人。”

　　报告说，工作组进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掌握了不少情况”，但没有打开局面。随后，市委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加强工作组力量，公安局长带来了一批公安干警，陈伯达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来到小站参加“四清”，“造成像大军压境的局面”。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群众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把群众发动起来。基层干部有的可以依靠，有的是敌人派进来的，怎么能依靠？”“强调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揭开盖子，彻底揭露这三个集团的问题，展开夺权斗争。”“现在可以说，这里的天下是我们的了。”

　　《报告》总结了小站三个地方运动的共同点是：“都是敌人经过精心策划，有计划地篡夺了领导权，而且统治时间比较长；问题的性质都是敌我斗争，我们的任务是夺权。”[822]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823]

　　在这个指示中，肯定了小站的经验，并指出：“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因此，“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824]

　　指示同时指出：“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之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825]

　　从刘少奇起草的指示中可以看到，他要求在下决心进行夺权之前，首先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判断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这是进行夺权的必要条件。他强调指出凡是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刘少奇认为现在的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出现的，因而容易迷惑一些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就是这里。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少奇认为不少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质则是敌我矛盾，因而进行夺权斗争是必要的。后来，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观点。

　　从《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是撇开基层组织和干部，集中了强大的工作队，通过扎根串联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是按照刘少奇主张的方法进行的社教运动。在运动中发现小站地区的基层组织掌握在坏人手里，烂掉了，因而才开展夺权斗争。

　　文革后，有人说当时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因而是一起冤假错案，为这个事件平了反。那么，当时关于小站地区基层组织的判断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呢？

　　小站地区存在的问题在当时的农村基层组织中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小站最终成为夺权的一个样板，并名噪全国，除了因为陈伯达在这个地方蹲点以外，就是小站的基层组织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从中央到天津市委派出了强大的工作组，公安局长还带来了公安干警来分析，运动确实遇到了重重阻力，当时存在的问题又是错综复杂的。最后在上级工作组的努力下，终于弄清了小站地区的基本情况，向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写了夺权斗争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说小站地区出现的问题是一起冤假错案，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由于小站地区进行的“四清”运动是按照刘少奇倡导的方法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发生一些偏差，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因而我们认为虽然在运动过程中难以排除可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在小站问题上的基本判断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本来，在农村进行“四清”运动，是希望通过洗温水澡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一旦农村的基层组织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腐化变质了，就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了，那就只有进行夺权斗争了。从前文我们引用的毛泽东的谈话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826]小站地区就是因为基层组织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发生了腐化变质，才进行夺权斗争的。

　　同时，我们还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农村基层组织的演变问题。从今天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中可以凸显当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必要性。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只有在基层建立起来，才能确保方针政策的真正落实，确保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能力。我们今天的农村基层组织到底怎么样呢？农村党支部和乡（镇）党委的战斗力又如何呢？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存在的严重的三农问题，固然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致，但是农村基层组织也难辞其咎。许多基层组织软弱无力，纪律松驰，组织涣散，贪污腐化问题严重，根本起不到农村核心凝聚力的作用，基本上放弃了农村的经济权。今天的农村一片破败，赌博成风，黄黑势力死灰复燃，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有的基层组织甚至被家庭和黑恶势力控制。这些问题的出现，从反面说明了当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正确性，对腐化变质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进行夺权的必要性。

　　从以上我们对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和天津小站地区这两个影响深远的夺权事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如果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相关组织已经腐化变质，通过正常的社会主义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已经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就只有在上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夺权斗争，使领导权重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在夺权斗争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动向。

　　④ 在社教地区工作队的批准或协助下，由贫协接管问题严重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权。

　　由贫协接管社教地区基层组织的领导权，最初是来源于湖南省委的请示报告。这个提议在经毛泽东批准，刘少奇起草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党内指示后，下发各地执行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共湖南省委十一月一日就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由贫协行使权力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附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三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报告说：“在社教地区，发现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阻碍当前工作，破坏社教运动。有鉴于此，我们准备用省人民委员会、省贫协筹委会名义发一通知，在上述三种地区，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是否可行？请中央复示。”[827]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湖南省委对社教地区需要由贫协接管领导权的基层组织作了严格规定：只有在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这三种情况下才可以实行。因为这涉及到基层组织的权力变动问题，湖南省委很慎重，没有独断行事，而是报经中央批准。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送少奇同志阅。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考虑发给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828]

　　我们看到，毛泽东同意湖南省委的提议。建议具体负责社教运动的刘少奇批准此事，并将湖南省委的请示报告转发各地。毛泽东为什么同意湖南省委提议由贫协接管社教地区问题严重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呢？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年十二月修改周恩来向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改写的一段文字中得到答案。

　　在报告讲到贫下中农协会的部分，毛泽东改写了一段文字：“这个协会，是贫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在它监督和协助必要时是领导甚至代替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进行工作，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做合情合理的，因为贫下中农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人数，在农村中总人口数和总劳动力数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而且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急忙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加重点号的文字是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的文字。—引者注）[829]

　　在这段改写的文字中，毛泽东将贫协的职能作了重大变更，贫协不仅是监督和协助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和干部进行工作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领导甚至代替他们进行工作。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贫协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又进一步解释了这样变更的原因。这是因为贫下中农不论是在总人口数和总劳动力数当中，占有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同时，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急忙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这就说明必要时由贫协领导甚至代替人民公社基层组织和干部工作，不仅仅取决于领导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和贫下中农及贫协在农村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依靠贫下中农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意在社教地区对问题严重的基层组织由贫协行使职权了。

　　刘少奇在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内贫协行使权力的指示》，提出在基层干部躺倒不干、领导权被蜕化变质的分子所掌握和地富反坏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的情况下，经工作队批准可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或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830]这个指示连同湖南省委的报告（附通知草案）于当日转发全党，要求各地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

　　这样随着刘少奇起草的中央指示的下发，在工作队的批准或协助下，对于问题严重的基层组织就由贫协代行其职权。随后，十一月十八日刘少奇又起草了《中央关于检查不合中央当前指示精神、妨碍当前运动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立即检查过去发的指示和规定，凡同中央两个十条和最近指示有抵触者，“应当宣布废除，或者进行修改和补充，而不要不加过问，让这些不合中央当前指示精神的文件妨碍当前的运动。”[831]

　　在这个指示中，刘少奇又特别强调了凡与中央两个十条及最近指示有抵触的文件予以废除，一律以两个十条的文件及最近指示为准，这样就保证了在社教运动中新的规定的贯彻与执行。

　　这样看来，社教地区问题比较严重的基层组织由贫协代行职权，是由湖南省委请示，报经毛泽东批准，在刘少奇起草了这个问题的党内指示后下发全党执行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般来说，是先解决干部的“四清”问题，然后再开展对敌斗争。但是如果基层组织已经腐化变质，领导权被篡夺，或者在基层干部躺倒不干的情况下，就要先进行夺权，然后再进行“四清”运动。夺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上级党组织直接派出工作组进行夺权斗争；一种是在“四清”工作队的批准或协助下由贫协代行职权。这两种夺权方式都是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夺权并不是社教运动的一般形式，而是特殊形式。

　　（5）在对官僚干部队伍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作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判断，认清了官僚干部队伍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对官僚干部队伍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依靠贫下中农，开展阶级和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搞好“四清”，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洗温水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此来解决官僚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社教运动就是在政治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活动。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秘鲁共产党（马）中央第一书记帕雷德斯时说：做一个共产党员，要跟工农接近，要向工农学习。如我们现在这些人不向我国工人、农民学习，那就不行。情况变了，工人、农民有新的要求，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脱离工人、农民。所以我们号召干部，除了体弱有病的极少数人，统统要去跟工人、农民接近。[832]

　　毛泽东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干部要到基层去蹲点调查，这是为了保持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避免出现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多次指出官僚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这种思想倾向，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而不是当官做老爷。但是官僚干部队伍却对毛泽东的要求反映淡漠，最后是被刘少奇动用组织手段赶到基层去的。这使毛泽东对官僚干部队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对这种状况感到忧虑，一种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油然而生，这种愤激的情绪诉诸于笔端，表现在他以下的若干批示中。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十二月九日报送的陶铸十二月一日关于在广东花县的一个生产队蹲点情况的报告。

　　在陶铸报告第五页谈到我们过去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盲然无知，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833]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僚干部队伍存在的要害问题，就是大多数干部在这次蹲点之前，呆在办公室里，根本就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因而也就谈不上对农村的社会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里分为两种情况：有些人不出办公室，不去到基层蹲点，当然谈不上视听见闻；有些人虽然下去了，但是蹲在基层干部和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家里，而对广大的贫下中农却不屑一顾。他们只有剥削阶级的视听见闻，而没有贫下中农的视听见闻。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了官僚干部队伍存在的基本状况，而且又进一步指出了官僚干部队伍行为的两种表现形式：他们要不就不出门，蹲在办公室里作出官僚主义的决策；要不下去了，名义上去搞调查研究，却在基层干部和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家里打转转，而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又怎么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又怎么能够代表占农村人口多数的贫下中农的利益呢？这违背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关系到共产党在农村究竟是代表谁的问题，看似是个方法问题，实质上则是一个立场问题。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队伍本质的认识更进一步地表现在他下面的批示中。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毛泽东在陈正人的信和报告上写下批注。

　　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一个单位就往往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在信中谈到拖拉机厂的领导同志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处，毛泽东批注：“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

　　信中谈到“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毛泽东批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了，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834]

　　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宴请罗代表团的报告上批示道：“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到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835]

　　看了毛泽东以上的批示，我们的心情格外沉重。几十年间，日月如梭，仿佛阴阳隔世。他在批示中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当时不过是处于萌芽状态，他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要将当时存在的这样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防止其发展壮大，还要进一步将其消灭掉。可是半个世纪后，我们却忧心地看到，他在批示中所要防止的问题今天都不幸地变成了现实，干部的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公有制企业干部的官僚化问题日益严重，这成为公有制企业大面积破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他们由“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变为名正言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返回头来看，我们不能不惊叹毛泽东穿越时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预见力。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必然结果。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批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作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的判断。毛泽东这个时候将官僚干部队伍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待，将他们的问题看作是一个阶级的所为，而不是他们的个人所为或一时的行为问题，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这表明他对官僚干部队伍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对官僚干部队伍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官僚干部队伍，既沿袭了历史上官僚队伍的作风，又在新的条件下形成自己的习性和行为特点。他们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各级权力，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依靠他们去贯彻执行的。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如果他们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实行“三同”， 当好人民的勤务员，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中国的社会就会长治久安。

　　反之，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而是从维护官僚干部队伍的整体利益出发，不断攫取个人利益，这样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会危害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使官僚干部队伍处于和工农阶级对立的状态中。如果长此以往而不悔改的话，最终就会使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如何才能使官僚干部队伍克服自身存在的弊端，主动和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主张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群众性的整风运动，在和风细雨中纠正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同时毛泽东还主张干部参加劳动，在这个批示中他甚至还建议增加一倍的劳动时间。这对于打掉干部身上存在的骄气、暮气和惰气，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认为管理和社教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管理也是社教，社教必须和管理相结合，社教搞好了，管理自然也就上去了。如果管理干部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对工人指手划脚，而不是到车间，拜工人学一门或几门手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这样不仅搞不好管理，而且还会滋生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走到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道路上去，最后必然会被广大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通过干部参加劳动，不仅有利于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纠正干部的特权思想，还可以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使干部和工人处于平等地位。这样就便于发挥工人的主人翁作用，调动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在参加劳动的同时，还参加企业管理，将 “鞍钢宪法”中倡导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这样看来，毛泽东破除了单纯管理的观点，而是把管理纳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来加强工人对干部的监督，限制干部的特权，防止干部中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在批示中还指出了工厂里的不少干部实际上已经变质，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文革后这些领导干部的蜕变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这些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时期，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攫取了工人创造价值的很大份额，在破产改制的浪潮中，通过管理层收购，一跃成为新的资产所有者，而广大工人阶级则被撵下岗位，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悲惨命运。反观现实，我们不能不说毛泽东在指示中的这些话是先知的预言，是人民领袖担心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唤醒民众的谆谆告诫，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留下的历史遗嘱。虽然经过了半个世纪，这些话仍然像春天的惊雷，穿越历史的时空一直回响到今天！

　　可是社教运动的发展并不以毛泽东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官僚干部队伍的主体仍然是消极对抗，无动于衷，置若罔闻，既不下去参加劳动，也不下去蹲点，搞调查研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是仍然蹲在屋子里去做出官僚主义的决策，最后是刘少奇不得不动用组织手段才将他们轰到基层去。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从而引发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使他对官僚干部队伍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批示中对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严厉的批判，字里行间虽然显示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却蕴含着对官僚干部队伍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他不仅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还作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的判断，对此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现在有些官僚干部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吸血鬼，如果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得不到改变的话，必然会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否则的话，中国的国家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修正主义就会上台，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6）从对官僚干部队伍本质性的认识出发，毛泽东进一步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本来是想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党内整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干部洗温水澡的方式，来清除党内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和脱离群众的现象，解决党内分歧和矛盾的。从制定《前十条》时毛泽东的谈话看，他对此是乐观的，也是充满信心的。但是社教运动的发展并不以毛泽东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在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问题。更让人感到不可理喻的是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于毛泽东关于社教的指导思想，而是党内官僚干部违背毛泽东的社教政策造成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依靠贫下中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打掉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使干部能够参加劳动，处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但是社教运动却遭到了官僚干部队伍的抵制。这种抵制表现在社教初期他们违背毛泽东的谆谆教导，对社教运动疏于指导，致使“四清”运动出现了不少问题；也表现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前后两个十条的不同态度上；还表现在毛泽东要求到基层去宣讲“两个十条”，不少干部却不执行，最后刘少奇不得已动用组织手段才将他们赶到基层去的问题上。这样就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毛泽东希望通过整风的方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的设想，面临着重重阻力。

　　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能不使毛泽东联想起以前的两个事件。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本来是想发动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探索在新形势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途径，但是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不少干部假公济私，把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斗争。不少领导干部却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给自己提出了批评意见的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造成了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本来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是不至于出现这种后果的。从今天来看，造成扩大化的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是官僚干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徇私舞弊，打击报复确是造成扩大化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政策措施，要区分这些问题本来是并不困难的。

　　这两个事件后，广大群众对给干部提意见变得小心翼翼，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遇到严重挫折。同时再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的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对官僚干部队伍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作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判断，而且还说广大干部如果不到基层去参加劳动，就会一辈子同工农群众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终会被工农群众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批示中的这些话不仅是对企业干部讲的，实际上也是对党内广大干部讲的。

　　什么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呢？一般的具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还不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因为他们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掉官僚主义作风，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这里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指身居领导岗位，闭目塞听，养尊处优，不仅不去接触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在办公室里凭着想象作出决策，还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甚至为了一己私利，打击报复，徇情枉法，谋求个人利益，而又屡教不改的人。这些人置中央的多次教诲于不顾，固执己见，寻衅滋事，拒绝通过社教运动，来限制特权，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还为了谋取官僚集团的利益，不断侵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人已经固化为一个阶级了。

　　官僚主义者阶级是资产阶级存在的一种形式。官僚主义者阶级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官僚主义者阶级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却不一定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存在于干部队伍中，如果它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在上层建筑领域一旦占据支配地位，就会与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社教运动中对于腐化变质，坏人掌权的单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同意进行夺权斗争，这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而对其他单位进行的“四清”运动，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但是当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对开展“四清”运动阳奉阴违，甚至消极对抗，干扰破坏时，通过正常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了。那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派工作组像对于腐化变质的单位那样去进行夺权斗争呢？因为“四清”运动中的夺权斗争是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从上到下进行的，但是如果上级党委乃至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还能够采取这种方式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将群众发动起来，使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来监督制约干部，迫使官僚干部改变态度。

　　从批示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说工厂里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这与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说法如出一辙。[836]从这些判断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的渊源。

　　正是由于这些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社教运动中不思悔改，所以毛泽东才最终不得不放弃整风和社教的方式，采用文革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8、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严重分歧与以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他们的分歧因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制定而予以解决，但是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刘少奇主持社教运动后，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有不同意见。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采取的方法也遭到了一些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这个时候社教运动在进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北京举行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因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决定借机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总结前一时期的社教工作问题。

　　可是会议期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不仅产生了新的严重分歧，并在会议上出现了当面冲突。虽然他们的严重分歧最后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予以解决，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在那些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呢？这些分歧又是怎样解决的呢？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首先从在刘少奇主持的社教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说起。

　　（1）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在刘少奇主持下，“四清”运动开始急速向“左”的方向转化。

　　我们知道，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于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农村社教问题发表长篇讲话，形成了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总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这样刘少奇关于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就成为修改《后十条》的指导思想。

　　在南下广州修改《后十条》的前一天，八月四日，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837]

　　但是刘少奇在修改《后十条》的过程中并没有听从毛泽东的意见，还是以自己关于社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为修改《后十条》的基本依据，其间虽然华北局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也提议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来解决这些分歧，但是会后最终还是于九月十八日由刘少奇签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将体现刘少奇社教观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给县以上党委和工作队。[838]

　　2011年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在谈到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社教运动急速向“左”转化的情况时，这样评论道：

　　“后十条”修正审案的下发，以及在此前后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和严重的发展。

　　首先是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形成猛烈的斗争声势。其次是搞秘密的“扎根串联”，实行工作队包办代替。第三是重复老解放区土改中曾经发生过的“搬石头”的做法，展开夺权斗争。[839]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二位书记过黄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840]当时老解放区发生的“搬石头”就是在刘少奇主持的土改工作中发生的。这次刘少奇又故伎重演，撇开基层干部和组织，重复了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错误。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进行的社教运动，是在《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指导下进行的。“大兵团作战”显然是将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而不论是搞秘密的“扎根串联”，由工作队包办代替，还是“搬石头”，都是在社教运动中撇开基层干部和组织，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对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的缘故。这样看来，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当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表明了在这方面的不同意见后，刘少奇在修正《后十条》的时候，仍然没有吸收毛泽东的观点，而是将他自己的观点写入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因而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毛泽东主张的社教政策而恰恰是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的社教政策后造成的。

　　关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社教运动向“左”的方向转化问题，薄一波后来有一个评论，我们引述如下：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这些文件、“典型材料”（指此前由刘少奇起草和批发的中央关于社教的文件和“桃园经验”及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材料。—引者注）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社教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错误地进行“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例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支部书记郭守明是全省著名的劳动模范。在他领导下，全大队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可是据1965年1月31陈少敏同志向谭震林同志的汇报，工作队根本不从实际出发，不是帮助郭守明等同志克服缺点，改进作风，而是发动群众整干部，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郭守明全家被斗，担任民兵连长的大儿子被撤职，给这里的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又如，青海省一个公社，工作队认为需要撤职处分的干部占总数的47％，其中地富反坏右占21％，蜕化变质的占26％，打击面显然太宽了。

　　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自杀、逃跑等事件经常发生。例如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多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山西洪洞县也死了四五十人。

　　点上的“左”倾，很快影响到面上的“四清”。据荣高棠同志1965年2月9日向党中央写信反映，山东烟台地委提出退赔要达到“双十目标”，即干部退赔的东西，要达到每个社员平均分到10斤粮、10元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乳山县在1964年12月连开了18天三级干部会，并限三天退完。县委在动员时说：“如果不立即退赔，就要考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五项帽子，哪一顶给你戴！”不少干部为了不戴帽子，只好卖掉基本口粮、房子、衣服、被褥等来退赔。泰安专区平阴县的退赔工作也搞得很厉害，从动员到退赔前后只有九天，既不去查证核实，也没有政策界限，交代多少就退赔多少。有些地方在砍干部多占工分时，从1958、1959年算起，甚至连《农业六十条》规定的补贴工分也砍掉了，东平县有些大队砍得每个干部平均每天只剩下三分。上述违犯政策的做法，在干部思想上引起很大的混乱，许多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使冬季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另据山东菏泽专区成武县的干部反映，那里有些单位还用“参观”的名义到干部家中搜查，退赔面过宽，要求过急过严，有的连身上穿的棉裤也被迫脱下退赔了，只剩下一条小单裤；有的把全部家当甚至连茶缸子都上交了，床上只剩下一片席。

　　不仅许多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在重划阶级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也被拔高了阶级成分，受到错误的处理。关于划阶级的标准，由于中央始终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多数地方普遍过严。例如，贵州省委认为全省在一半以上的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重新划分阶级，并且审查社员成分，清洗一切混入的敌人，甚至提出重新成立人民公社。对于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其房屋、家具依法没收，债务一律废除，有破坏活动的应老帐、新帐一齐算。土改时对待富农与地主有所区别，现在除政治上应稍有区别，经济上应一样对待。这些规定，比土地改革的时候还要严厉，而且对富农和地主基本上不加区分，这就使那些错划了成分的人受到更严重的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城市的社教运动也受到了影响。如上海市向133个单位派驻了15000人的工作队，有的单位发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擅自搜查等现象，甚至采用录音诱供、监视、侦查等方法，经济退赔不仅靠毛估推算，而且追算时间过远。彭真同志1965年1月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报告中也批评说：前段时间北京的学校发生了乱斗的现象，很紧张，特别是有些中学，乱斗一气，罢考罢课，打人，结果有的学校三四天就自杀好几个。工厂也发生这种情况，有一个工厂两天就自杀两个。[841]

　　由薄一波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也认为是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特别是秋后社教运动才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的。虽然我们对薄一波认为社教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观点并不认同，但是对他一九六四年秋后社教运动向“左”的方向发展的观点是持赞同态度的。因为一九六四年秋后确实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出现了“左”的倾向，这有史实为证，是不用置疑的。从他引用的文献资料中也可以看到，社教运动确实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如果我们再对照毛泽东制定《前十条》时发表的一系列谈话或讲话，同时再与八月四日毛泽东和田家英在修改《后十条》问题上进行的谈话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认为造成社教运动向“左”急转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违背了毛泽东的一系列社教政策所致。

　　一九六四年秋后社教运动向“左”急转的情况还发生在其他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陕西省长安县在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自杀身亡，28人自杀未遂。甘肃省张掖地区的张掖、高台、临泽、民乐、山丹五个县，至1964年年底，运动中共自杀212人。

　　“桃园经验”中多次提到的桃园大队原治保主任，“四清”中因“洗澡下楼”较早而担任了大队长的关景东曾回忆说：“其实那时的干部是比较廉洁的，当然多吃多占的现象也是有的。例如，说我有多吃多占的行为，那时节多喝一口汤，多吃一碗饭，就是多吃多占。工作队来了后，对原来的干部进行‘清账目’、‘清工分’。干部开会误工了，队上却记了工分，清工分时，对这种情况的处理，不仅这些工分不算，而且一清清到前好几年，这样累计起来数量就大了。我家多分了一点粮食，用粮食喂了两口猪，结果七算八算，给算出了七百多块钱。随后工作队硬要我退赔，结果不但把猪卖了，而且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全卖了才算退清。”

　　运动中，还存在对干部的处理面过宽的问题。青海省“四清”典型公社被清洗的脱产干部占24．4％，农村党员开除，不予登记、劝退的占45．6％，公社书记有60％被认为不能继续工作下去。甘肃省“四清”试点县被斗争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1％。福建省连江县第一批“四清”的146个大队和县社机关中，参加运动的干部有79％被定性为“四不清”。[842]

　　这样看来，一九六四年秋“四清”运动向“左”的方向急转，是全国性的问题，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时就连作为农村先进典型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未能幸免。一九六四年十二月陈永贵在北京参加第三届人大会议时，向周恩来反映说，这种“四清”办法，打击面太大，基层干部无法干下去了，说着竟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843] “四清”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也是由于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造成的。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遭到基层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当然这种抵制和反对一般说来具有两面性：既具有抵制错误的社教方法的正确的一面，也具有维护基层干部自身利益的错误的另一面。这种社教方法造成的后果也通过不同渠道反映到中央领导层，引起中央领导层的争论和分歧，并成为十二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背景。

　　（2）各地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报送的调研报告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各级干部要亲自下去宣讲“两个十条”，后来又动用组织手段将官僚干部赶到基层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蹲点调查，各地领导干部逐渐将他们在蹲点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写成调研材料报送中央。从这些调研材料中我们看到，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中央和中南局的第一次报告。报告说：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组织被篡夺以及干部和平演变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原来的一些红旗单位，问题都很严重。现在看来，基层组织已经被篡夺和已经和平演变过去的，也就是说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问题，更普遍的是大量农村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现象相当突出，出现了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

　　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对这个报告阅后批示：“很值一读或两读。”[844]

　　从广东省委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基层干部和组织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从调研中发现，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不是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问题，而是大量农村干部正处于和平演变之中。农村的贫富分化问题相当突出，出现了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富裕阶层。从毛泽东的批示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十一月十五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农村“四清”要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我看也和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必再叫什么“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四清”的口号可以这样提：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干部，反对“四不清”，反对和平演变，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重新建立或健全新的领导核心，实现机关的革命化。

　　这个讲话的节录报送毛泽东。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彭、富春、一波阅。我看这个意见好。如果你们已经看过这个材料，也可以再看一遍。”[845]

　　王任重在讲话中除了讲了社教的方法外，关键是他主张将四清的内容由原来的“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同时将在机关和城市中进行的“五反”今后也称为“四清”。这个主张后来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所采纳，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写入了社教文件《十七条》和《二十三条》中。

　　十一月十五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将他率领工作队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沈阳治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报送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薄一波又将这个报告转报毛泽东。

　　报告中说，冶炼厂职工在两个半月的“五反”运动中，初步揭发的严重问题是：一、打击报复和把头作风；二、领导干部特殊化；三、不讲阶级路线，任用坏人；四、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群众对第四个问题意见最大。

　　他们揭发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在八种表现：（一）弄虚作假，欺骗国家；（二）损公利厂，不顾整体；（三）损人利己，剥削友邻；（四）贱买贵卖，唯利是图；（五）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六）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七）科学实验，为名为利；（八）胡花乱用，浪费惊人。

　　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有三个危害：（一）阻碍技术革新，阻碍生产发展；（二）腐蚀干部队伍，腐蚀工人阶级；（三）破坏团结，破坏协作。

　　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的根子是：（一）苏联旧企业框框和修正主义的影响。（二）资本主义（包括封建主义）旧势力的影响。（三）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这主要是冶金部有关业务单位，对于冶炼厂只要超额完成任务、指标，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一律加以表扬，即使是弄虚作假也不予揭露，反而默许。

　　毛泽东在“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外，写下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作出批示：“一波同志：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

　　“送朱、贺、罗、陈毅、定一、康生、冷西阅后，退一波。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地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846]

　　这个报告反映了沈阳冶炼厂职工对工厂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经营管理上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报告用通俗的语言，形象地概括了工厂存在的资本主义管理的八大表现，对于这些问题作为沈阳冶炼厂的业务主管部门冶金部当然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冶金部部长王鹤寿自然是难辞其咎，因而毛泽东认为上边的影响是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这样我们也就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擒贼擒王，把冶金部部长王鹤寿擒下马来，让他去蹲点，才能解决问题的话了。[847]

　　从批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他将这个报告及批语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间传阅后，又提议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各部委参考，就是希望他们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毛泽东认为存在资本主义管理的工矿企业不是少数，而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因而他主张组成强有力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地进行调研，以便弄清情况，解决问题。如果经营管理上的资本主义倾向不能得到迅速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就非给搞垮不可。这就要求在企业管理中，以“鞍钢宪法”为表率，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是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看待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决不是杞人忧天。后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就是因为把毛泽东的这些方针政策作为“左”的指导思想予以否定和批判，给果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在经营上出现严重困难，成为最后公有制企业大面积破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回首往事，这是令人极为痛心的。

　　十二月六日，刘少奇致信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随信附去河南省委的社教报告。刘少奇在信中说：送上河南省委十一月三十日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请你看看。从中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些县社领导干部中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大体情况。实际情况可能比报告中所说还要更多更严重一些。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怎样估计县社两级骨干的情况，才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河南的县社骨干的情况如此，东北各省干部的情况是不是另外一种情况呢？这是值得你们深思的。由于我得到的东北这方面的情况很少，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想引起你们的注意。

　　刘少奇将该信及附件河南省委的社教报告报送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十二月六日给宋任穷的信后，批示：“此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总部的同志们阅读。”[848]

　　从刘少奇的信中判断，河南省委的报告对县、社两极“四不清”干部问题看得比较严重，刘少奇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为严重。他将河南省委的报告推荐给宋任穷，还是希望能够以此给东北的社教运动提供帮助。毛泽东将刘少奇的信及附件予以转发还是为了使各地从河南的社教报告中获得启示，同时也了解各地在社教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以期对社教运动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广东花县的一个生产队进行蹲点，而后他写了蹲点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近两个半月，了解到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以七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村阶层，他们同一户上中农、一户富农、四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严重的剥削。这种新的两极分化，新的富裕阶层，新的剥削决非花县所独有，而在广东省以至中南各省都是普遍和大量存在的。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遏止和杜绝农村的“和平演变”，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

　　这个报告陶铸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上报中央，刘少奇十二月九日将这个报告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十二月十日阅后批示：“少奇同志：可以印发。”[849]

　　从陶铸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是以党内干部和地、富、上中农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剥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并非花县所独有，而在中南各省具有普遍性。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社教运动是搞不好的。毛泽东同意将陶铸的报告在党内印发。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六日向刘少奇写信汇报了他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的情况，随信还附有他在省委全会上作的“良湖大队社教运动的三个月”的报告和印发省委全会的良湖大队的三个材料。

　　张平化在信中说，这次蹲点比过去的任何一次“蹲点”，对我的教育都要深一些。首先证明了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良湖大队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其他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多于三分之一。你给江渭清的信，对我也基本适用，关键在于不了解情况，又自以为了解，而且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保证高标准。但运动中证明工作队的质量太差，领导骨干太少。我们决定：在已经展开的三百个公社、四千个大队的范围，再集中骨干力量分批打歼灭战，以工作分团为单位，先搞好一个公社，然后分批搞好其他公社；或者以一个公社的工作队为单位，先搞好一、二个大队，然后分批搞好其他大队。估计我省完成第一期的时间，半年不够，可能要一年。以一个县为单位，把各级各行各业都搞好，像湘潭这样的大县，可能要两年时间。我们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进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

　　刘少奇将张平化的信及附件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十二月十四日阅后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请你酌定。”[850]

　　毛泽东同意将张平化的信在党内印发。从张平化的信中可以看到，当时湖南的农村阶级斗争形势比较严重，据张平化估计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多于三分之一。他主张在社教运动中，要集中骨干力量打歼灭战，分批分期地去搞，不要去赶进度，宁可慢一些，也要保证质量，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西北局社教运动汇报会上，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说：省的三级干部会还未开完。主要抓革命。有8个县烂了，还有甘南地区未弄清，公安厅接近烂了，县公安局有30个烂了，县委书记、县长498人，有严重问题的占60％，需处分的40％，已调出的几十人也有问题。敌我不分的有20％。

　　兰州会议后县委、地委大部都改组了！打击报复很严重！

　　地委开扩大会，县委都参加，反右倾，又揭发出一些问题。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得不错，省代会的火力还不够。有的开得不好，搞旧问题。城市五反省直机关搞了五个单位，公安厅、劳动局烂了！追根子、朝中人，有的同志情绪上有抵触。好人党，君子党的存在。[851]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一次关于“四清”的大会上说，工业企业烂掉的占一半以上，有的城市占三分之二。[852]

　　从地方或中央部门领导同志的汇报或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有不少单位烂掉了，权力已经不是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而是被坏人所掌握，这种状况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存在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广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以后，他们将蹲点调研出的问题写成材料，上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这些报告、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两极分化，有不少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是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通过蹲点调查使党内不少领导干部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总结社教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党同志也在不断探索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这也就构成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背景。

　　（3）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运动的重点上出现严重分歧。会议经过斗争和争论，最后以体现毛泽东观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的下发为标志而使他们在这方面的分歧得以解决。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853]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总结前一个时期社教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一个社教文件，推动社教运动的健康发展。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经过斗争虽然最后以毛泽东的观点写入《十七条》而予以了结，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背景分析。

　　为什么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要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呢？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854]

　　那么，在社教运动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社教运动在刘少奇主持下，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决定修改《后十条》。在《后十条》修改前，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在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向刘少奇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刘少奇却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将自己关于社教问题的观点写入了《后十条（修正草案）》，仍然按照自己的主张来进行社教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可是社教运动却以《后十条（修正草案）》的下发为标志，急速向“左”的方向转化，造成了打击面过大，出现了不少问题。这种状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他对社教运动的忧虑和不安。

　　这个时候，地方社教运动的材料也不断上报中央，毛泽东将其中的典型材料在党内转发，提供给各地在社教运动中参考。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不少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两极分化开始出现，干部“四不清”问题严重，生产管理上的资本主义化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这些问题反映到中央领导层，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使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为明晰和深刻。

　　这样一方面社教运动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另一方面从各地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又是比较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问题上，通过民主讨论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调整政策，统一认识，使社教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下去。因而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当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855]

　　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初见端倪。

　　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从这一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言论中，我们已经隐约发现他们在社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一次利用人大开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本想开个小会，既然你们都到了，那就大家都来。

　　毛泽东说：实际上是中央全会，都到了嘛，而且是扩大的。[856]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说：王任重说要清党，可以不讲清党这个话，恐怕有大批党员要清掉。

　　毛泽东说：我是赞成的。我老早讲过，总要搞出几百万。他们不像样子，广大群众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员嘛。[857]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是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

　　最后毛泽东还说：每天下午三点半要在这里开一次大会，上午开小组会，或者看文件。有话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858]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859]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言论中已经显露出他们在社教问题上的分歧，不过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还处在隐性状态，需要分析才能看得出来。

　　从这次会议的规模及召开的方式上，刘少奇说这次利用人大开会的机会，就社教问题召开一个会议。本来是想开个小会，既然大家都到了，就都来参加。毛泽东说实际上是中央全会，而且是扩大的，因为都到了嘛。从他们的话中可以看出，似乎刘少奇是想开了小会，而毛泽东希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会），来解决社教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以便通过会议讨论来取得一致意见。这样看来他们在召开会议规模的问题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反映出他们对当时社教运动中产生的问题在认识上是存在差异的。毛泽东将社教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看得比较严重，因而才建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问题，而刘少奇却不是这样。这就成为他们在社教问题上产生分歧的直接原因。

　　在刘少奇讲到陶铸信中提出农村中出现的富裕阶层和特贫阶层，是叫新生的资本主义分子，还是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时，毛泽东没有直接就阶层问题表明态度，只是说恐怕农民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讲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他懂得。这里让人生疑的是这本来就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分子，毛泽东却说叫作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容易懂得，难道仅仅是一个理解上的问题吗？

　　我们认为，毛泽东这样讲的意图，一方面是说农民还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而就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农村中虽然出现了富裕阶层和特贫阶层，他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是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问题。只要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了，富裕阶层和特贫阶层的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十二月二十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也就一目了然了。[860]

　　至于清党的问题，毛泽东以前也多次说过有些人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意志，不具备党员的条件，把这样的人留在共产党内干什么，只能是败坏党的声誉，因而要清除几百万共产党员，这样才能够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毛泽东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

　　当刘少奇说到工作队骨干力量不够用，因而要缩短战线时，毛泽东态度冷淡，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毛泽东这样说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社教运动按照刘少奇的搞法，实行“大兵团作战”，一个县集中了上万名工作队员，对这种作法毛泽东是有意见的。他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谈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刘少奇却没有采纳，仍然按照个人的主张指导社教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从几个月来社教运动的实践看，在刘少奇主持下的社教运动出现了不少问题，说明了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可是刘少奇不仅不对他采取的社教方法进行反思改进，而是抱怨工作队队员不够用，还要采取缩短战线的方式，将更多的工作队员集中到一个点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这实际上是说，主动权在你手中，就看你怎么办了嘛。从这里显示出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不满态度。

　　刘少奇对机关家属里面有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的问题，看得比较严重，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毛泽东却不以为然，认为相对于全国几亿人口来说，这些人也就是几百万、千把万，又是散在各地，对我们的政权构不成多大威胁，真正威胁我们的不是他们。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待恶霸、地富、四类分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在社教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这在十二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显示出来了。[861]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分歧，毛泽东才主张上午开小组会或者看文件，思考问题，下午开大会，进行发言讨论。他希望通过这些大会小会，将社教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弄清楚，以便通过民主讨论使与会高级干部能够取得一致意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十二月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已经出现了分歧，尽管分歧比较隐晦，但还是从他们的言论中流露了出来。如果我们再结合十二月二十日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言论来进行分析，就会对他们在十五日会议上的分歧产生更为明晰的认识。不过，这个时候的分歧是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们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的进一步发展而已，这是属于认识上的分歧，还不是社教运动本质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在刘少奇拒绝了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方法后，而将他自己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付诸于实施，却又产生了不少问题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这种分歧不过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分歧的序幕，是引发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本质性变化的导火线，这预示着以后还要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并最终导致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变化。

　　③ 从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各中央局负责人的发言中，可以进一步看出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

　　从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会议，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陶铸、李井泉在会上发言。[862]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陶铸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1/3打不住！清理了一下，可能又多了一些。广东的40％，可能比较接近实际。工厂小组长、车间主任等掌握大权，为非作恶。干部中主要的还是右倾思想，对严重性认识不够！“不抓不知道，一摸吓一跳！”是客观存在，认识了不可怕！

　　李井泉在发言时说：中央、少奇对我们批评是正确的！党的工作：机关党员问题，50％—60％是知识分子，没有受过阶级斗争教育。上下左右一起搞原则赞成，县要搞透一年也不行。各种财贸系统的账，要清理！贫下中农组织与生产队的关系，如何解决？农村主要矛盾是什么？农村中区分反社会、反人民的界限。随便戴帽子，引起问题。地主多的村中，长期搞不好，采用搬家扯散办法，10户中搬走6户，情况就大变了！机关领导塌了，用社教领导小组代替旧的领导。[863]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宋任穷、刘澜涛在会上发言。

　　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我们干部来说，是一次重新整风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组织来说，是一次大清理。把这次革命搞好，搞彻底，才有可能建设一个好的党。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县市，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如果把以前夺权的也算上，就占百分之五十。[864]

　　他还说：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865]

　　宋任穷发言说：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县、社骨干情绪，应检讨。① 和平土改区，只调剂了土地，全区可能人口40％；② 和平演变，如吉林；③ 地富夺权。全县21大队，几乎全不在我手，1959—1960年进行过落后改造，也不充分，比不搞好。1962年来了个翻案，原先一批人又上台。厂矿的情况如白银厂，干部调不去三线。参军的是好人？坏人？把自己弟兄送去；把反对自己的人（贫下中农）送走。反投机倒把，虽起了作用，只是治标，皮毛的！过去长期不了解，有责任！应检讨！[866]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李雪峰在会上发言，他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省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县是否同时搞，可以不作规定，把下面搞清楚后再定。[867]

　　李雪峰还说：张家口地委烂了（开了83天会议），是三线，着急！大队情况如何，摸了一下，属夺权的有26个（山西）。河北永年县我所在

　　队就是要夺权！[868]

　　也就是在十八日这一天，毛泽东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报送的江华关于第一次蹲点的报告和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整训工作队骨干的情况简报。刘少奇提出这两件可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发。”

　　江华的报告说：进村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村中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实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从梁湖公社的情况来说，已经不止是三分之一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作队共同的看法是，这次运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

　　浙江省委的简报说：党内的右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许多同志对于党内和干部中的和平演变、两面政权的严重情况，长期认识不清。思想作风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要是脱离阶级斗争实际。

　　同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召开各工作团政委第一次紧急会议纪要。刘少奇提出此件似可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办。”

　　纪要说：会议讨论认为：工作队进村以后，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两极分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869]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魏文伯、谭震林在会上发言。

　　魏文伯发言时说：包产到户对贫下中农损害很大；好水田都包给干部，腐化；安徽是单干占优势。两个革命一起搞（民主、社会）。发动群众：各种怕。全椒县有五级，大队一级差不多没有做好事，取消大队、生产队政治指导员，生产队小了不行。

　　谭震林在发言时说：“地主吃五保，富农吃照顾”。首先要放火烧干部才能发动群众！放手必须放心！撤干部应根据运动需要、发动群众的需要。[870]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宣布，从二十日起，工作会议停开几天，再开时再通知。[871]

　　从这几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几位中央局负责人的发言及江华和浙江、山西省委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这些发言及报告内容是他们亲自下去蹲点通过调查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些发言及报告中阐述的情况的真实性。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这些矛盾不过是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在当时来说，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就会迅速发展起来，并最终蛀空社会主义的大厦，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从发言中我们看到，当时几位中央局负责人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导下，从阶级斗争实际存在的基本状况出发，把阶级矛盾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心环节，以此来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从他们的发言及报告看，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为下一步讨论社教问题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正是由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及报告中反映出的问题非常严重，这些问题在以前的调研报告和材料中又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同时在社教运动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央领导层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才主张先在小范围内将这些问题讨论清楚，然后再召开全体会议。这也就是毛泽东宣布从二十日起，中央工作会议停开几天的原因。

　　④ 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在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开始公开化，并出现了当面冲突。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及社教运动的方法上产生了分歧。八月四日，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刘少奇却仍然按照自己的主张来指导社教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但是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开展，显示出党内外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非常严重，同时在刘少奇主持下的社教运动又出现了不少问题，这样在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产生了严重分歧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并出现了公开冲突。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由主要矛盾又进一步讨论到社教运动的性质及运动的重点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少数省委第一书记，共三十一人。毛泽东主持会议。[872]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

　　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毛泽东还说：“不管怎么样，主要是整当权派。”[873]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87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到广东关于农村主要矛盾的两种提法：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前一种提法，就是对后一种提法他也是将矛头主要对准党内的干部，而不是地富反坏，更不是群众。他认为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就没有希望。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将社教运动的重点对准了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即当权派的。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

　　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他还说：退赔，实在拿不出来的，宽大处理算啦。[875]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部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876]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采纳王任重的建议，将原来的“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即小“四清”），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即大“四清”），这样“四清”运动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针对前一个时期社教运动扩大化的倾向，毛泽东特别对这部分农村掌权干部的处理人数从比例上做了规定，也就是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要将贪污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的干部解放出来，这样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的“四不清”干部，在干部退赔过程中，实在拿不出来的，宽大处理算啦。这样就对农村干部的处理从政策上作了限制，避免打击面过宽。但是毛泽东又担心这些政策传达下去以后，会撑“四不清”干部的腰，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因而才主张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继续反右，先搞五个月再说。这样就对“四清”运动的开展及干部处理从政策上做了界定，是纠正以前“四清”运动扩大化的重要步骤。

　　会议讨论主要矛盾如何提法时，陶铸说：我同意城市、农村是“四不清”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矛盾的意见。李雪峰说：主要矛盾除严重的“四不清”干部以外，还包括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毛泽东说：严重“四不清”干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877]

　　刘少奇说道：“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

　　毛泽东说：干部里面无非是左、中、右。我相信，右的，特别坏的，总是只占一小部分；左的也很少；中间派有人讲不那么很多，但是沾了一点，坏事也做了一点，要把这一部分人拉过来。[878]

　　他进一步说：“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的很嘛！”

　　毛泽东接着讲下去：“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879]

　　他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毛泽东点了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880]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引者注）

　　[881]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争论，后来王光美有一个回忆，她说：少奇同志对主席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882]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88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争论是围绕主要矛盾的分歧展开的。刘少奇认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社教运动期间我国农村的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则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与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相一致的。

　　刘少奇认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出现的，其实早在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884]而毛泽东则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一个是干部，一个是贫下中农，一个是地富反坏，运动的重点到底应该对准谁呢？从毛泽东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在社教运动中，由于干部掌握着各级权力，决定着党的方针政策的走向，地富反坏与干部相比还是次要的。社教是要教育贫下中农，但是不能将社教的矛头对准贫下中农，因而他对李先念说的不整当权派，就会整到贫下中农身上的认识是持肯定态度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将运动的重点不仅指向干部，而且是党内干部，还是党内掌权的干部，更进一步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派）。

　　毛泽东对党内干部作了分析，右的和左的都占少数，而中间派则是占大多数，社教运动就是要争取中间派干部，将他们拉过来。他点了安徽、青海、贵州、甘肃四个省委的名，认为这四个省委烂掉了。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党内是国共合作，共产党里面有国民党，而国民党则代表资产阶级，这也就是说在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因而毛泽东引经据典，紧紧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作为社教运动的重点和关键。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

　　当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当场就表示反对，否定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质问毛泽东冶金部、煤炭部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当即点出了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名字，他还说要把冶金部部长王鹤寿擒下马来，就是让他们到基层去蹲点，以此来改变他们的作风。至于毛泽东在会议上为什么说张霖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要把王鹤寿擒下马来，把他们弄到基层去蹲点，他们又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到今天仍然是讳莫如深，尚未公布。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说的党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大部分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只有一小部分才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方面，毛泽东不是从生产资料占有，而是从政治思想上来划分阶级的。他认为这种在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就会从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由一种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实际行动，并最终会瓦解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中得到验证。而当时刘少奇则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这样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这些方面，正是由于这种分歧才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⑤ 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十七条》）的下发为标志，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存在的严重分歧，在经过会议的斗争后，最终得以解决。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二月二十日会议上就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出现公开争论，这表明在中央领导层中对这些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毛泽东对此非常慎重，他在主持起草和修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的同时，又进一步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来统一认识。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陈伯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晚上，毛泽东审阅陈伯达本日晚十时报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未定稿，十二月二十四日，二稿），共十六条，毛泽东阅后于晚十一时批示：“照办。”他对第一条中的“在上面的，有中央、省、地、县、区、社的那些反对和不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句话作了修改，删去“和不”两个字。随后，陈伯达将这个文件由十六条增至十七条，报送毛泽东审阅。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李井泉谈话，就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并对李井泉不善于听取同志意见，致使有些同志对他有意见不敢讲，怕他，而使西南局工作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批评。[885]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并没有固守己见，而是就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继续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他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来统一认识，这种讨论的结晶体现在经过反复修改和讨论才形成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中。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寿宴上，毛泽东在社教运动问题上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观点。

　　毛泽东本来是反对祝寿的，但是却破例同意在他七十一岁生日这一天的晚上举办了寿宴。寿宴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举行，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参加，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这实际上是以寿宴为名召集的一次特殊形式的会议。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886]

　　他挨个询问了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接着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密糖长大的。”

　　席间，毛泽东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他还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887]

　　据参加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888]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是毛泽东以寿宴的名义召开的一次特殊形式的会议。他在会议上继续阐述自己在社教问题上的观点，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人在社教运动中“翘尾巴”，这实际上是说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没有深入实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而是走马观花，自以为是，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还拒绝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从在社教问题上刘少奇没有接受毛泽东八月四日通过田家英向他提出的意见及刘少奇对江渭清的严厉批评中可以得到验证。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方法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提出了严厉批评。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比较严重，针对党内出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主张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坚定地表示自己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他对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表现出深深地忧虑。他特别表扬了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的作风，主张干部和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学生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增长才干，而不是关在学校中死读书、读死书。

　　这样看来，毛泽东举办这次寿宴是为了向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吹吹风”，向他们交个“底”，使他们保持清醒头脑，以便能够将他们在社教问题上的观点及时统一到即将通过的社教文件《十七条》的认识上来。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而起草的《十七条》，印发给十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征求意见。

　　我们知道，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前一个时期社教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十二月二十七日，文件已经写好，印发给会议，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陈伯达对文件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

　　他进一步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将矛盾的性质加以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把大家意见加以总结，说“四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上有同志提出只写主要矛盾好不好？主席指出还是写上几种，便于比较。[889]

　　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为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890]

　　会议讨论后，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时，将标题下括号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所署日期改为“十二月二十七日”，批示“照发”。[89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意见起草的《十七条》，在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征求意见后，经毛泽东批准，将这个文件准备在党内下发。

　　从陈伯达的发言看，是毛泽东建议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社教运动的性质及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分歧写入《十七条》的。尽管这个文件中没有指明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以委婉的方式表明党内高层在社教运动的性质及主要矛盾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向全党发出的预警，也是一个严重的动向。

　　毛泽东在陈伯达发言时说，我们党内至少存在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这就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形势确实比较严重。这种说法是与他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的观点相一致的。

　　在董必武发言时，毛泽东说北京存在两个独立王国。这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892]

　　至于毛泽东批评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为独立王国，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此前毛泽东已经对国家计委提出了多次批评。比如，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看了陈伯达报送的他八月二十日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的谈话记录后，写下批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在计委，另立机构。”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批评计委不汇报工作，说把陈伯达塞进去，才搞了一点消息。他对李富春说，今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九月六日，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谈话时表示，可能把他和陶鲁笳调到计委工作。[893]看来，毛泽东多次批评国家计委，但是计委领导却对毛泽东的批评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说出要改组计委，甚至取消计委的话，给计委领导敲敲警钟。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批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为独立王国，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没有公开。

　　从毛泽东批评中央有两个独立王国，还指出党内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同时我们再与十二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运动的重点上的严重分歧及对煤炭部、冶金部的批评，还有此前提出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话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认为中央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从毛泽东决定将他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及主要矛盾等方面的分歧写入《十七条》，这实际上就是在党内公开了领导层在这方面存在的分歧，此举表明毛泽东开始下定决心，解决中央出现的修正主义问题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

　　这一天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了会场。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告诫大家“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894]

　　他说：北戴河到十中全会就是搞社会主义，当时单干风很大。有的人听进去了，有的人听了不表态，没有主张，不能回答问题。当时我得到电话，说有重要问题要报告，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说形势好，如杨得志、许世友、罗瑞卿、韩先楚等，问过是否可以在上海讲话。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不敢讲话咧！5月在上海说形势不好，6月到了山东，小谭（指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引者注）他们说形势好，为什么是1月就变了呢？原因是6月麦子已割了。北戴河我为什么说形势呢？当时有人说恢复要七八年！我讲了阶级、阶级斗争。常委同志和各大区同志都认为可以这样写。陈毅同志就是当权派。只有你搞社会主义，当权派还可以当下去。[895]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议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合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他还说：我是主张游行示威的。1957年成都等地要到北京来，中途被搁，我就不赞成！反动分子要游行示威，只能暴露自己。反对官僚主义嘛！有好处！胆子那么小，怕游行示威！怕写标语！总而言之，坏人要闹事愈大愈好，小了不好，不能暴露自己，使我们警觉起来！[896]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了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897]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898]

　　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个不让他参加会议，一个不让他发言，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由于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讲的话比较长，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泽东非常不满，所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899]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邓小平不让他参加会议，刘少奇不让他发言的情况下，才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参加会议的。从这则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似乎是一个误会，刘少奇和邓小平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华北的李雪峰、江苏的江渭清等人以及不少基层干部对刘少奇主持的社教运动就有不少意见，社教运动在进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通过社教运动反映出基层存在的问题又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社教运动的健康发展。而在刘少奇却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迹象表明他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背景下，邓小平却对毛泽东说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他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呢？这到底是他没有认识到刘少奇主持的“四清”运动已经出现的问题，还是他本来就赞成刘少奇的社教观点呢？在刘少奇主持的“四清”运动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并且有报告不断上报中央的情况下，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再与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的话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因而我们认为邓小平“委婉”地表示毛泽东可以不参加会议，实际上还是处于维护刘少奇社教运动观点的考虑。

　　刘少奇在毛泽东插话时，打断毛泽东的话，是一个偶然性的误会吗？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难以断定是在那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没有让毛泽东把话讲完的。但是我们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毛泽东在八月四日曾通过田家英对刘少奇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刘少奇却没有采纳，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和毛泽东交换意见，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在这个背景下，刘少奇没有让毛泽东把话讲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自己接着又讲下去，这又怎么能用偶然性的误会来进行辩解呢？这就是毛泽东在二十八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就文件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发表讲话的直接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决不是意气用事，也不是处于对刘、邓的误会，而是毛泽东坚持的社教主张在党内核心领导层遇到了重重阻力，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纠正社教运动中业已出现的问题，贯彻自己主张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不论是中央工作会议，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委托别人，而是他自己亲自主持的。这也就客观上反映出当时党内高层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斗争的激烈程度。

　　从十二月二十八日的讲话看，毛泽东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针对《十七条》中第一条“运动性质”列举的三种提法，批评了前两种提法，肯定了第三种提法，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了中央领导层内部的分歧，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这为毛、刘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作了一个总结。第二个关于“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说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要讲民主，要让人家把话讲完，即使是错误的话也是这样。他批评有一些同志，让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从毛泽东的发言被刘少奇打断来分析，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批评的是一种现象，但是其意向则是明显的。

　　毛泽东将一九六四年党内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与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是意味深长的。这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两个事件的交替出现，不仅说明党内乃至高层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还进一步说明这种阶级斗争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这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重要表现。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一九六二年的这个事件，是为了引起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注意和警觉，重视党内高层存在的阶级斗争，将社教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

　　这样我们看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以后，《十七条》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最终在党内下发。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个时期社教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一个社教文件，指导当时社教运动的发展。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征求了其他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的意见，并作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后，最终以《十七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通过为标志，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争论作了一个总结。虽然这个争论结束了，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

　　（4）对《十七条》下发三天后就被停止执行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已经批准了《十七条》，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可是仅仅经过了三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就发出文件，通知停止执行《十七条》，指出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900]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资料显示，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办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的。[901]据薄一波回忆，是由陈伯达建议，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才发了文件，停止执行《十七条》的。[902]这样看来，《十七条》是在陈伯达建议下，经毛泽东批准，在刘少奇同意下才停止执行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停止执行《十七条》呢？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是难以找到确凿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从毛、刘之间在社教问题上的分歧中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的分歧集中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早在《后十条》修改前夕，毛泽东八月四日就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提起过，但是刘少奇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而是仍然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指导社教运动，结果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的社教运动的方法是一直持保留态度的。

　　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特别是在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竟然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和毛泽东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征求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意见，并做了大量工作后，最终将自己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的观点写入了《十七条》。

　　尽管《十七条》解决了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为社教运动指明了方向，但是要使社教运动健康发展，还必须要有一个社教运动的正确方法。这是社教运动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十七条》只是解决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的分歧，却没有解决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十七条》还是在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上进行的。

　　因而为了纠正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错误方法，解决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就必须停止执行《十七条》，继续修改这个文件，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方法写入这个文件，来保证社教运动的顺利发展。我们分析后认为，这才是停发《十七条》的真实原因。

　　有人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在《十七条》刚刚下发三天后，就要解决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问题呢？

　　一般来说，这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斗争激化的产物。从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是难以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

　　不过，我们可以从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那天发表的讲话中，同时还可以从对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的分析中来获得一些启示。

　　前文我们对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参加会议及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作了一些分析，下面我们对曾志的回忆再作一些分析。

　　曾志回忆道：“这次会议（指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主席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我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见到了主席。主席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了！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我和陶铸，其实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就是指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主席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主席斩钉截铁地命令道。”[903]

　　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史料时，往往在时间上张冠李戴，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了不合。在这段回忆中她说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的话就是如此。因为从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十五日开始至二十八日结束，毛泽东不仅出席而且还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期间又主持了几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时，曾志的回忆不是来自于当时的文字记录，而是事后多年的追忆。因而我们也就难以排除由于时代的久远，曾志回忆的只是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而不是当时的原话这种情况。尽管这样，鉴于曾志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又是当时毛泽东与陶铸谈话的目击者，因而我们认为她回忆的毛泽东和陶铸谈话的基本事实还是可以采信的。

　　虽然曾志在回忆中没有说明毛泽东和陶铸谈话的具体时间，但是从这段回忆所涉及的内容上来分析，我们认为应该是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就是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讲话后意犹未尽，感到这个文件尽管解决了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但是还不彻底，还没有解决运动的方法问题。可是在这个时候，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常委却在通过《十七条》以后，宣布散会。毛泽东可能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讲这番话的。

　　当然，对这个问题更深刻的揭示，还有待于档案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开放。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着手修改《十七条》了。比如在《十七条》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原来是这样表达的：“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划的或漏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陈伯达改为：“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毛泽东十二月三十一日批示：“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904]

　　我们看到，尽管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分歧，但是在文件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征求刘少奇的意见，还是和他紧密协商的。这是毛泽东民主作风的重要表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虽然《十七条》中解决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却没有解决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如果社教运动的方法得不到解决，就不仅不能保证社教运动的健康发展，还会重演以前社教运动中的错误。因而毛泽东才在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后，主张停止执行《十七条》，对这个文件继续进行修改的。

　　（5）为了解决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一九六五年元旦后至一月十四日继续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的分歧以毛泽东的观点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得到解决。

　　我们知道，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工作会议后，《十七条》在党内下发。虽然《十七条》解决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但是却没有解决他们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如果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不能获得解决，仍然按照刘少奇主张的方法进行下去，不仅以前发生的社教运动的错误难以纠正，还会使社教运动误入歧途。这当然是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元旦后才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为了使这个问题先在中央领导层取得一致意见，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前，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① 一月三日晚和一月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阐述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观点，对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不点名地提出批评。

　　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就对刘少奇将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将大批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有意见。后来刘少奇又主张在运动中撇开基层干部和组织，采取扎根串连的方式，进行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毛泽东对此也是持保留态度的。他在解决了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的分歧后，就将矛头对准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了。

　　我们先看一月三日晚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905]会上他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是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接着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他扭过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906]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毛泽东还说：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当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这就行了。工厂里也是可靠的工人占了优势，就行了。[907]

　　毛泽东还说：社员中的小偷小摸不在内，漏划地富、个别投机倒把、坏人在外，社员中的毛病不整，你们社员中问题自己解决。进村后个把月就要开几次大会，每次一天，万人大会，讲半个钟头，每县万人。冷冷清清，如此革法要百多年！读书愈读愈蠢！这样歼灭，我看歼灭不了敌人，要改这样的方法。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能依靠工作队！谁叫人少了，就砍去一半，再叫再砍。通县人大多了，我看有5000人就够了。会议最好是以大队为单位开。人少了不行。[908]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在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909]

　　我们再来看一月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一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910]会上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十七条》怎么办？一个办法是在这里修改；一个办法是你们回去讲，做了以后再改。现在文件太多，太长，实在不得了。第二个十条（指一九六四年九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毛泽东年谱》编者注）太长，再改时要砍掉一半，留下要点，简明扼要。[911]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他还说：生产队长、支部书记，恐怕还是本地人好。公社以上干部回避本籍。地、县、社三级，不管好的、坏的，都来个调动。这对干部也是一个考验。我主张公社、县以上干部有些不干净的，可以到别地革命。[912]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八大一次会议的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写在八大政治决议（草案）中，当时离八大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决议（草案）才报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这个表述琢磨了半天，由于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才在没有考虑成熟的情况下，交付会议印发。但是八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就对这种表述提出了不同意见。[913]—引者注），杭州会议制定了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14]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毛泽东说，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915]

　　从毛泽东在一月三日晚和五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看到，他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对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杨尚昆在一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西北局在北京饭店开会，由耀邦同志传达了主席昨晚会议的指示，对如何打歼灭战提出了新意见。”[916]这样看来，毛泽东在否定了刘少奇提出的打歼灭战的方法后，又对如何打歼灭战作出了新的解释。

　　从讲话中看到，毛泽东认为一个办法是现在就修改《十七条》，一个办法是做了以后再修改《十七条》。他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主要矛盾出发，来说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由此来进一步探索社教运动的方法问题。

　　至于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毛泽东也是不满意的。从毛泽东对各地报告及社教材料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是不同意一片光明这一判断的。从他在这次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完全否定一切”，自己也认为“不是一片漆黑”的认识上，他也是不赞成一片黑暗的看法的。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而是光明之中有黑暗，黑暗之中又蕴含着光明，光明是主要的，黑暗也不少。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黑暗不仅仅是一种认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于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造成的。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依靠对象。

　　毛泽东主张主要依靠群众进行社教运动，也要依靠多数基层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干部），还要依靠工作队。而刘少奇在运动中撇开了广大基层干部，主张主要依靠工作队进行社教运动。虽然他也表示要依靠群众，甚至还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前提，但是他只是抽象地主张要依靠群众，在具体工作中却采取扎根串连的方式，而不是将群众发动起来进行社教运动。

　　其二、运动对象。

　　毛泽东主张社教运动的对象就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能去整社员。而刘少奇则主张先整干部，后整社员。[917] 毛泽东认为地富反坏不是运动的主要对象，而刘少奇却将地富反坏纳入运动的主要对象。[918]在社教运动中运动对象上的摇摆，就容易导致扩大化。

　　其三、运动方式。

　　毛泽东主张充分发动群众，将政策交给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大造声势，唤发群众的革命精神，使广大群众成为社教运动的主力军，在运动中产生出群众领袖来。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又有多数基层干部（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参与其中，因而需要很少的工作队员就行了。而刘少奇则主张采取扎根串连，用近乎一种秘密工作的方式，撇开了广大基层干部，没有将社教政策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没有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这样就不得不进行大兵团作战，将大量的工作队员集中到一个点上，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了。

　　其四、干部政策。

　　毛泽东主张对干部不要看得漆黑一团，在处理犯错误的干部的时候要讲究政策，允许人家革命。要将贪污几十元、上百元、几百元的干部先解放出来，这样就解放了“四不清”干部的百分之八十。根据干部贪污程度及本人的悔过表现给予不同的处理，有的可以调离，有的退赔，退赔不了的，群众批准还可以减免。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在运动过程中，要讲究政策，不要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普遍打击，要给他们以悔过自新的机会，只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少数人。

　　而刘少奇则是在运动中首先将基层干部撇开了，更没有对“四不清”干部的处理作出适宜的政策规定，这样就导致基层干部打击过重，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

　　由此看来，毛泽东主张社教运动主要依靠群众，同时还要依靠多数基层干部（包括放下包袱的干部），也要依靠工作队，对象是党员干部，通过发动群众来进行社教运动，对于“四不清”干部的处理要讲究政策，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四不清”干部解放出来，集中打击其中的少数严重分子。而刘少奇则撇开了广大基层干部，主张主要依靠工作队，对象是先干部，后社员，甚至地富反坏也被列为打击的主要对象，在运动中他主张采取扎根串连，秘密工作的方式，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也没有对“四不清”干部的处理从政策上作出明晰的规定。

　　② 以毛泽东在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中央工作会议在对《十七条》进行讨论和修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二十三条（草案）》。

　　毛泽东十二月十五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特别是元旦后他先后两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修改《十七条》的指导方针。《十七条》就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经过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才修改定稿的。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杨尚昆在一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杨尚昆一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小组会休会，由小平、彭真、伯达同志等拟文稿。我于晚间看到了文稿，已变为二十四段，有较大修改，整个精神完全变了！”九日又写道：“今天上午均在北京饭店讨论新的纪要稿，已改为二十四条，主要的问题都逐渐明白了！”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919]

　　《十七条》的修改是在以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以来的讲话，特别是最近两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在审阅的时候，还对这个文件进行了亲笔修改。

　　毛泽东在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草案）》）一月八日稿的修改时加写了一段话：“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我们知道，这两个提法是刘少奇提出的。毛泽东在加写的这段话中不仅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还做出了刘少奇的这两种提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判断，又将这个判断写进了《二十三条（草案）》。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这表明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公开了他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他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他还进一步向全党发生警告：“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从今天看，这个警告又是多么的富有远见！

　　他又进一步写道：“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本来在《十七条》中就是这样讲的，毛泽东在这里又强调了一次。

　　《二十三条（草案）》中保留了《十七条》中毛泽东讲过的关于社教运动是否搞好的六条标准，毛泽东在修改时又进一步地强调说：“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920]

　　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对以前社教文件的不同意见反馈到毛泽东这里，毛泽东阅后及时批示给刘少奇参考。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阅田家英一月十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一月八日讨论第二个十条（指一九六四年九月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毛泽东年谱》编者注）的书面意见。总的意见是大都倾向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因有的同《前十条》重复，有的有矛盾，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

　　具体意见有：

　　蹲点要坚持，方法要改，要写得活一些。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要结合起来写，不能机械地分先后。

　　第二个十条的精神是先整干部，后整社员，是否改为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要对群众进行正确教育，不整社员，不搞斗争，也不搞退赔，社员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开会去解决。

　　关于党组织和贫协的关系，要明确两点，一是贫协要受党的领导，一是贫协可以监督党组织和党的干部。

　　第二个十条有一段讲右的偏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应该是从头到尾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多少反多少。

　　关于怎样对待基层组织问题，一致意见认为，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文件中的提法还是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不能说对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能团结。

　　毛泽东阅后向刘少奇推荐：“此件可以看一下。”[921]

　　从华东组讨论的意见来看，他们提出的不少建议是和刘少奇的观点相抵触，却与毛泽东的观点相吻合的。他们认为《后十条（修正草案）》可以不要，这实际上就基本否定了刘少奇的社教意见，因为刘少奇的社教观点主要体现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毛泽东将华东组的这个书面意见批示给刘少奇参考，实际上还是希望以此引起刘少奇的注意，在社教问题上纠正自己的错误主张，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这样我们看到，《十七条》是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及元旦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为指导，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集思广益，征求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修改的。其间，毛泽东也执笔对这个文件进行了若干修改。这样经过与会高级干部的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了《二十三条（草案）》。

　　③ 在经过会议讨论和反复修改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终于在一月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一致通过，并下发全党。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央工作会议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对《十七条》进行了分组讨论和修改，最后扩充为《二十三条》。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太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传》注），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也就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他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叫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922]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引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923]

　　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以前他与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斗争的一个总结。这个文件（指《二十三条》）是在总结以前社教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纠正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错误。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全党对搞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够，更没有经验，他还在会议上坦言自己也是这样，无法像延安整风时那样，对如何搞社会主义向全党做出系统性的报告，因而他和全党同志一样对如何搞社会主义还在探索中。这次会议上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全党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的结晶。

　　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他从制定的几个社教文件讲起，《前十条》才制定三个月，又制定了《后十条》，有那么多经验可供总结？《后十条》虽然有些内容，但是太长太繁。他认为六三年冬和六四年春经验比较多些。对刘少奇六四年八月一日的讲话，他既肯定了这个讲话对于干部下去蹲点的促进作用，又指出了这个讲话不那么全面。

　　他在讲话中着重对去年以来社教运动的方法提出了批评，但是又担心作出了批评后，刘少奇讲的话不灵了，人们又不去蹲点了。他表示这个文件（指《二十三条》）到底怎么样，还有待于实践的证明。他以文化部为例，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系统工程，单搞一个方面是不行的，要几个方面共同搞起来才行。从他说中央工作成绩多一些，错误少一些可以看出，他对搞社会主义是充满信心的。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924]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925]

　　在《二十三条》通过后，使这个文件家喻户晓，是搞好社教运动的重要条件。毛泽东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月二十日，毛泽东阅彭真本日关于当前社教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信。晚上，就这些问题同彭真谈话。毛泽东提出，要把《二十三条》用大字印成布告贴出去，使大家有所遵循。[926]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点面结合对《二十三条》进行广泛宣传，点上要传达到全体“四清”工作队员，面上要向所有的干部群众进行宣传。中共中央还要求将文件印成布告，发给农村的每一个党支部和每一个大队在室内张贴，在城市的一切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支部和军队的连一级单位也要在室内张贴，以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孤立极少数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927]

　　由此我们看到，以《二十三条》的通过为标志，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最终以毛泽东的观点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而得到解决。

　　④ 从两个社教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些什么？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十七条》下发三天后就被废置，而后又通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二十三条》。那么，《二十三条》和《十七条》相比，又有那些新的变化呢？

　　从两个文件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阶级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尽快地解脱他们。[378]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后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928]

　　从以上对两个社教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二十三条》与《十七条》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方法及对干部处理的政策上。《十七条》并没有纠正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及干部处理政策，而在《二十三条》中这些问题却得到了纠正。

　　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就是撇开基层干部和组织，依靠工作队，组织强大的工作团，采取扎根串连的秘密工作方式，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在《二十三条》中扎根串连没有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被赋予了新的解释，明确指出不要实行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过多的工作队；要依靠群众，依靠大多数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的方式；在干部处理上，肯定农村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具体规定了犯错误干部的处理政策，将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解放了出来，缩小了打击面。

　　同时，我们还看到在《十七条》中只是列举了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及主要矛盾的两种提法，没有对这两种提法进行批评，而在《二十三条》中却对刘少奇的这两种提法不仅用相当的篇幅进行了批评，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提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相当严厉的批评。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刘少奇加大了批评的力度，而且开始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了。这样做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贯彻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具体实践，而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提法却避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及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相违背的。作为党的接班人，在事关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的问题上麻木不仁，巧言塞责，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忧心。因而毛泽东将刘少奇的这两种提法写入文件，并在文件中作出严厉的批评，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这种现象的重视程度，希望以此来引起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度注意，还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在党内高层泾渭分明地呈现了出来。

　　从以上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二十三条》主要是在社教运动的方法及对干部的处理政策上解决了《十七条》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当然也在文件中对刘少奇的两种提法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在其他文面，文件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也作了更为完备的表述。这样随着《二十三条》的通过和下发，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分歧，最终以毛泽东的观点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而得以解决。

　　⑤ 毛泽东讲话的指示精神及《二十三条》传达后，纠正了社教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社教运动被纳入正确发展的轨道。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指示精神及《二十三条》传达后，迅速纠正了社教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社教运动步入正确发展的轨道。我们来看下面两个事例。

　　我们先来看河北省保定地委是如何纠正“四清”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

　　河北省保定地委“四清”工作团党委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关于新城县贫下中农代表会给党中央、毛泽东并华北局、河北省委的报告。

　　报告说，为了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迅速打开全县“四清”运动的局面，我们于一月九日召开了新城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报告讲了四方面问题：

　　大揭新城县阶级斗争的盖子和严重“四不清”的事实。表明了彻底“四清”的决心，并宣布县、社、队全面开始“四清”，上下左右一齐搞；宣布“四清”运动只清“四不清”干部，不整社员。揭穿了少数坏干部和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控制、恫吓社员的种种活动，解放了社员群众；积极教育干部，对干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要求，指明出路；“四清”落脚到建设上。

　　报告指出，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认为，这次大会最顺心的是，“四清”只清“四不清”的干部，不整社员；这次大会最痛快的是，上下左右一齐搞“四清”，“四不清”的根子扎到哪里，就挖到哪里；这次大会最长劲的是，上自中央下至生产队，各级都建立贫协，贫下中农当家作主，有权力撤换坏干部，再不怕打击报复了。

　　毛泽东一月十五日上午四时阅后批示：“即刻印发。并请各同志（指当时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者注）回去后印发到县级作为参考。”[929]

　　我们再来看北京市委是如何纠正“四清”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北京市委就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讲解《二十三条》。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反“左”，理由是：一是文件说明了运动的性质，规定了主攻点，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左”的做法；二是规定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看法要一分为二，特别是指出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纠正了“左”的估计；三是工作方法是提出要三结合，就是要团结大多数，不整社员，反对简单粗暴；四是关于“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问题，由过去的退赔改变为表现好的可以减、缓，问题虽多但表现好的还可以解放出来；五是文件强调了要发扬民主，强调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

　　1月25日，北京市委在通县召开“四清”广播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四清”地区的全体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社队干部，工作队员，少数中农积极分子，进步的地富子女，干部家属，社办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基层财贸及文教单位的职工，共有11万多人，分别在61个会场集中。会议开始后，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全文宣读了《二十三条》。接着，彭真联系通县的“四清”情况，讲解了《二十三条》，确定了今后运动的搞法。

　　1月28日至31日，北京市委把通县“四清”地区的县、社、队干部二万多人，集中到县城，由市委领导统一动员，县委组织“洗手洗澡”、“放包袱”。会议首先重读《二十三条》，播放了彭真25日的讲话录音。接着分别由社队干部自己主持，由有问题的干部自己主动交代，然后举行从宽处理大会，选择十名自动交代重大贪污行为的干部作典型，宣布从宽处理。从宽处理大会之后，到会的22000名社队干部中，新交代和补充交代各种问题的有12000人，交代出贪污盗窃粮食27万多斤，现金22万多元，使大多数干部放下了包袱。

　　2月25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最近情况的报告》。3月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农村“四清”问题时，肯定了北京市的做法。第二天，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刘少奇、邓小平还将彭真在通县“四清”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批转全国。[930]

　　由此看来，在毛泽东讲话的指示精神和《二十三条》传达后，中央将各地在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的好的做法和报告，及时批转全党，为各地在纠“左”中提供参考，指导着“四清”运动的健康发展。

　　《二十三条》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各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运动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931]

　　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其中包括少数只搞了一部分的地区），占总数的32％；已搞了40％以上的有辽宁、河北二省；北京、上海二市基本结束。加上随后开展的单位，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重点地区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其他地区，则普遍开展了面上的运动，即“小四清”。全国的厂矿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县以上各级机关和大、中、小学校及文化单位，则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932]

　　这样，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指示精神和《二十三条》的传达为标志，“四清”运动出现的“左”的错误得到了纠正，“四清”运动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6）对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争论的简要总结。

　　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就对刘少奇采取的社教运动的方法有不同意见。八月四日他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刘少奇没有采纳，仍然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社教运动的情况下，毛泽东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也遭到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刘少奇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反而对他们采取了压制的态度。

　　由于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存在不同意见，社教运动在进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利用在北京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中央及地方主要领导干部都在北京的机会，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总结前一个阶段社教运动的经验教训。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个分歧虽然通过党内斗争，以《十七条》的制定得到了解决，但是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仍然存在。因而才在一九六五年元旦后，又继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解决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最后以《二十三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通过并下发全党为标志，使他们在社教运动上的分歧都得到了解决。

　　从社教运动的进程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产生分歧时，虽然毛泽东并不认同刘少奇的主张，但是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采取了保留自己意见的方式。但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分歧时，就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并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拨正了社教运动的方向。同时，在刘少奇采取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产生的弊端也已经日益显现的情况下，毛泽东在拨正了社教运动的方向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又立即纠正了刘少奇采取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保证了社教运动的顺利发展。至此，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以毛泽东的观点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得以解决。

　　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分歧呢？为什么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的社教运动的方法有不同意见，但是他却一直隐忍不发，一旦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出现分歧以后，就迅速采取行动，将这个问题予以解决呢？毛泽东又是如何看待毛、刘之间的分歧的呢？这种分歧对毛、刘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9、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从文献资料中归纳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的主要表现，然后再来分析这些分歧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揭示出他们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出现分歧的原因。

　　（1）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产生严重分歧的主要表现。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什么哪些方面呢？

　　从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他们在社教运动上的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这些分歧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的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刘少奇则认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933]社教运动是在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从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发展道路斗争的实际出发，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此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可靠保证。

　　刘少奇认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出现的。[934]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从矛盾的双方是否处于对抗状态来划分的，这是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根本标准。矛盾的双方处于对抗性质，就是敌我矛盾；处于非对抗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矛盾性质不同，采取的处理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采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则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由此看来，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是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从矛盾的双方是否具有对抗性来划分的。

　　至于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外矛盾是以党内矛盾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从范围上来划分的。从矛盾表现的范围上刘少奇将矛盾划分为党内矛盾和党外矛盾。一般说来，党内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党外矛盾既包括人民内部矛盾，也包括敌我矛盾。因而党内外矛盾虽然是从范围上来划分的，实质上仍然是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否具有对抗性上来划分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也就是说，阶级矛盾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阶级矛盾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一部分阶级矛盾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

　　刘少奇在这里避开了阶级矛盾，而只是从矛盾的交叉，也就是是否具有对抗性上来说明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才认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实际上是说如何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说如何准确判断矛盾的双方是否具有对抗性，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性质的判断是从我党关于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出发，明确指出社教运动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而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性质的判断，则避开了阶级矛盾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只是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否具有对抗性上来作出的。

　　这样看来，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确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否处于对抗程度，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性质上的主要分歧。

　　② 关于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的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刘少奇则认为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935]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和谈话中谈到关于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时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从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出发，着眼于社教运动的目的和任务，经过深入思考后才做出的判断。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虽然在不同范围内的具体表述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派生出来的。如果离开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去判断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就不仅不能对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做出正确判断，而且还会使社教运动走到邪路上去。因为社教运动就是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社教运动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实践，社教运动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刘少奇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从刘少奇对社教运动主要矛盾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他避开了阶级矛盾，而是将社教运动中解决干部的“四清”和“四不清”问题作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

　　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刘少奇为什么没有从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出发去思考问题，而只是抓住了社教运动的具体形式—“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将它确立为社教运动主要矛盾的呢？难道这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吗？

　　我们认为，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做出这样的判断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问题上和毛泽东存在分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可以试想，如果刘少奇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了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逻辑上来说，就会很自然地做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判断。可是，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的问题上，不仅回避了阶级矛盾，反而认为“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还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这就表明刘少奇是反对毛泽东做出的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判断的。而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又是来源于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因而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做出的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实质上就是反对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主要矛盾问题上争论的实质。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在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上的分歧。他们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分歧，不过是他们在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问题上存在分歧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因而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争论，实质上就是他们在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才是他们之间出现争论的本质。

　　③ 关于社教运动重点上的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重点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937]刘少奇则对此持反对态度，[938]他认为运动既要整党内干部，还要整群众，[939]更要整地富反坏右。[940]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重点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争论中。当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当场表示反对，他说他对这种提法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还会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质问毛泽东，煤炭部、冶金部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点出了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名字。毛泽东在会议上引用杜甫的诗，反复讲先搞豺狼，后搞狐狸，搞了大的，小的可以慢慢清嘛。他在会议期间明确提出社教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则主张先整干部，后整群众，更要整地富反坏右。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讲到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在不我们手里后，刘少奇还进一步提出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在社教运动中要追上面的根子的话。在毛泽东讲到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时候，他也就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讲了话。但是从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谈话和起草的文件来看，刘少奇讲的整干部，主要是整党内的中下级干部，当运动涉及到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将矛头对准走资派的时候，他就持反对态度了。

　　随着社教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不仅来自于基层，更危险的还是来自于高层，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更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党内走资派，特别是来自高层乃至中央的走资派。这样在党内干部问题上，虽然他们都主张要整干部，但是在党内干部的侧重点及定性上还是不同的。

　　毛泽东认为走资派的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然党内有走资派存在，从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上来看，党内走资派比地富反坏右的危害要大得多，因而社教运动只有抓住重点，才能打得准，取得成效。

　　在干部、群众、地富反坏右这三股力量中，那股力量对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危害性最大，社教运动的重点就应该对准那股力量。群众中尽管有一些坏人，小偷小摸的行为，但是群众是依靠的力量，群众中的大部分落后分子通过教育是可以得到转变的，因而社教运动的重点就绝不能对准群众。地富反坏右，虽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异己力量，也是一支破坏性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已经被打倒了，既失去了政权的保护，也失去了生产资料，处于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因而尽管他们存在颠覆社会主义的野心，但是却从根本上失去了这样的能力。

　　由于干部队伍掌握着各级政权，是党中央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能否造就一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干部队伍，不仅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首要目标，也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问题，因而社教运动就是要将重点对准干部队伍。

　　毛泽东虽然将社教运动的重点对准干部队伍，但不是对准一切干部，而是对干部队伍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社教运动的重点不是对准一般干部，而是在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即当权派）；在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即当权派）中，也不是将社教运动的重点对准他们中的一切人，而是对准他们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这是因为党内走资派，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由于他们掌握着领导权，随时可以由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他们才是能够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决定性力量。这样毛泽东就做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判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主张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更不是群众。地富反坏右，虽然也是运动的对象，但是这些人对社会主义政权已经不会构成致命的危害，因而他们不是运动的重点。对广大人民群众，更是要侧重于教育，通过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而党内走资派，由于掌握着权力，他们才是颠覆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力量。

　　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重点上的分歧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社教运动要对准党内走资派，绝不能将矛头对准群众，地富反坏右不是打击的主要对象。而刘少奇则认为党内不存在走资派，而只存在腐化变质分子，地富反坏右也是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社教运动也要整群众。这样看来，他们在社教运动重点上的分歧集中在党内是否存在走资派及是否要整走资派上。

　　④ 关于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

　　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一般说来还是由于他们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造成的。因而我们就先来分析他们在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

　　其一，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从总体上说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而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要比毛泽东严重得多。[941]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产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修改《后十条》前夕，毛泽东对田家英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的谈话中。刘少奇修改《后十条》的时候，却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虽然后来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发现了基层干部中间存在的更多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表现在他制定的将“四不清”干部的百分之八十要解放出来，将打击的矛头对准严重的“四不清”干部的政策上，集中体现在他主持制定的社教文件《二十三条》中。刘少奇却没有做出这样的政策规定，而是坚持对“四不清”干部一律处理的方针，结果导致对干部打击面过大，使许多基层干部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和处理。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其二，在依靠对象及工作队权限和规模上的分歧。

　　在这方面的分歧又具体体现在社教运动的依靠对象上、工作队的权限上及工作队的规模上。我们下面先来分析他们在依靠对象上的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依靠对象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主要是依靠群众和基层干部，也要依靠工作队，而刘少奇却认为社教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942]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要依靠群众，依靠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用这种做法来进行。首先要依靠群众，其次是放下了包袱的多数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和工作队三结合的方式，工作队也是主要依靠群众和基层干部。而刘少奇认为由于基层组织中存在着大量“四不清”的干部，因而在弄清是非之前，就不能依靠基层干部和组织，而只能依靠工作队来进行社教运动。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工作队权限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工作队只是指导社教运动，刘少奇认为工作队要来领导整个社教运动，并接管所在县的领导权。[943]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队的权限上是存在重大分歧的。毛泽东认为工作队只是帮助基层组织和干部，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决不能包办代替。而刘少奇则主张在社教运动中，可以撇开基层组织和干部，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接管社教地区县以下各级机构的领导权。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工作队规模上的分歧：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工作队队员不要过多，他对将大量的工作队队员集中到一个点上是不赞成的，对刘少奇主持下的社教运动在一个县集中上万名工作队队员的做法也是有意见的。而刘少奇却主张将各县的工作队集中到地委，将中央及省委的工作队分到各地委，然后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来进行社教运动。[944]

　　这样我们看到，在社教运动中，毛泽东主张主要依靠群众和基层干部，通过群众、基层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上级只派出少量的工作队，指导干部群众进行社教运动；而刘少奇则主张在一个县集中上万名工作队队员，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并接管社教地区的领导权。

　　其三，在具体方式上的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具体方式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应该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社教运动，而刘少奇认为应该采取扎根串连的秘密工作方式来进行社教运动。[945]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广大群众主人翁的作用，通过召开各级群众大会，将政策交给群众，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投身于社教运动中，让群众在运动中行使民主权利，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虽然刘少奇也说社教运动首先要依靠群众，但是他只是口头地说要依靠群众，实际上却采取扎根串连的方式，脱离了群众，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由工作队采取秘密工作的方式，到农村到去寻找根子。这种方式，恰恰是将群众抛在了一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又具体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依靠对象及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上以及社教运动的具体方式上。

　　（2）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之间关系的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严重分歧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那么这些分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决定着他们在社教运动性质上的分歧，在社教运动性质上的分歧又决定着他们在社教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在社教运动重点上的分歧又决定着他们在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换句话说，也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方法上出现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在社教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在社教运动的重点上出现的分歧又反映了他们在运动的性质上的分歧，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上的分歧又反映了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的分歧。

　　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决定社教运动的性质，因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决定着他们在社教运动性质上的分歧，也可以说社教运动性质上的分歧又反映了他们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教运动。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这也就决定了社教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刘少奇则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社教运动要解决干部的“四清”和“四不清”问题，因而他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干部的“四清”和“四不清”问题，到底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属于敌我矛盾呢？由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的标准是矛盾的双方是否具有对抗性，因而 “四不清”干部的绝大多数还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极少数才表现为敌我矛盾。同时党内外矛盾实质上也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才认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是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分歧，才导致了他们在社教运动性质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社教运动的性质自然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刘少奇却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从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入手，抛开阶级性，无视现实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情况，却用对抗性来界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由此才得出社教运动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是以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结论。这就实际上否定了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既然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及性质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严重分歧，那么这种分歧又为什么决定了他们在社教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呢？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重点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党内是否存在走资派以及是否应该将运动的重点指向走资派上。

　　刘少奇不承认党内存在走资派，更反对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毛泽东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由这个主要矛盾进一步确定了社教运动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社教运动的重点是什么呢？

　　社教运动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取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胜利，就要将运动的重点对准资产阶级。因为只有消灭了资产阶级，才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既然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那么社教运动的重点又怎么还要对准资产阶级呢？这是因为一九五七年后毛泽东在阶级的划分标准上出现了重大变化。他认为虽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从根本上被消灭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上结束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深入思考后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得失。因而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

　　既然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那么运动的重点到底是应该对准党内的资产阶级呢，还是党外的资产阶级？

　　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全国政权，同时党外的资产阶级也是要通过党内的资产阶级才能起到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而不是党外的资产阶级更容易导致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

　　那么，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中，是一般党员干部更容易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呢，还是掌握领导权的干部更容易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毫无疑问，是党内资产阶级中掌握领导权的干部，而不是一般的党员干部。党内资产阶级中掌握领导权的干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因而社教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派。

　　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分析下去：在党内走资派中，是高层乃至中央的走资派更容易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呢，还是中下层的走资派？我们也可以毫无疑问地回答：是高层乃至中央的走资派更容易导致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及性质上的分歧，才导致了他们在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重点上的分歧，又决定着他们在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这就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社教运动。

　　毛泽东认为既然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不能否定一切，将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撇开基层干部和组织，单纯依靠工作队去进行社教运动。

　　进行社教运动，必须要依靠群众，将政策交给群众，充分发动群众，进行群众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来，形成对于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制约力量。在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前，使他们不敢走资本主义道路，再逐步将他们中的多数人改造过来。毛泽东还主张将“四不清”干部中的百分之八十解放出来，放下了包袱的“四不清”干部也是“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社教运动不仅主要依靠群众、基层的“四清”干部，也要依靠放下了包袱的多数“四不清”干部，还要依靠工作队来进行指导。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反对采取扎根串连的秘密工作方式，不赞成将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通过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用打“歼灭战”的方式来进行社教运动。

　　由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上回避了阶级矛盾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在运动的重点上也就必然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正是由于刘少奇反对将运动的重点确立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自己也没有确定运动的重点，因而才导致他否定一切，将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正是因为他将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才在运动中撇开基层组织和干部，采取扎根串连的方式，主要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并要求工作队接管社教地区的领导权。这就需要大量的工作队，并将他们集中到一个点上，通过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是依靠工作队还是依靠群众方面出现的分歧，还是由于他们对基层干部和高中级干部的认识上的分歧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党内高层乃至中央出现走资派要比低层出现走资派危害大得多，而从刘少奇的做法来看，他只将目光锁定在中低层，对党内出现走资派特别是高层出现的走资派熟视无睹，不予承认。

　　我们还要看到，工作队是由上级机关派出的，工作队成员又主要是干部组成的。如果派出工作队的上级机关是走资派掌权，工作队的干部中间也出现了走资派，并进而控制了整个工作队的话，那么，作为主要依靠工作队来进行的社教运动又将走向何方呢？而依靠群众来进行社教运动，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教运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打击基层组织中的走资派，防范上级机关和工作队中出现走资派的可靠保证。

　　这样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依靠对象及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上以及社教运动的具体方式上。其他分歧是由于在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才派生出来的。

　　在基层干部的估计上，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从总体上说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就是“四不清”干部的多数也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因而才在社教运动中主要依靠群众和干部，发挥工作队的参谋和指导作用，通过少数的工作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运动。

　　而刘少奇却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看得比较严重，因而才在运动中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采取扎根串连的秘密工作方式，主要依靠工作队来进行社教运动，并接管了社教地区的领导权。正是由于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还接管了社教地区的领导权，因而才需要更多的工作队，出现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

　　由此看来，在运动方法上的分歧还是由于他们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造成的，而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又是由于他们是否将社教运动的重点锁定为党内走资派所导致的结果。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决定着他们在社教运动性质上的分歧，在社教运动性质上的分歧又决定着他们在社教运动重点上的分歧，在社教运动重点上的分歧又决定着他们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一系列分歧又是由于他们在基层干部和组织的估计上的分歧造成的。

　　（3）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的原因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的主要表现及这些分歧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析了他们产生分歧的原因，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决定着他们在运动性质上的分歧，在运动性质上的分歧又决定着他们在运动重点上的分歧，在运动重点上的分歧又决定着他们在运动方法上的分歧，也就是说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对其他方面的分歧的产生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只要我们将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弄清楚了，其他方面的分歧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刘少奇则认为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他们在主要矛盾问题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严重的分歧呢？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要分析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弄清楚此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要矛盾上的分歧状况，以及社教运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就对这种表述存在疑问。由于八大闭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毛泽东来不及细心琢磨，才将决议交付大会通过的。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了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上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946]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刘少奇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上的不同意见。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没有找到当八届三中全会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反映刘少奇真实态度的史料。但是从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却发现，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947]这表明起码在正式场合下，刘少奇是不反对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的。我们从这个时期公开的史料中，还是难以找到刘少奇直接反对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文献依据。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反击“三风”的过程中，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在“三风”肆虐的时候，作为党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不仅没有顶住，而且还是“黑暗风”和“单干风”的主要鼓吹者或接受者。对于刘少奇在这个时候的作为，毛泽东不论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正式会议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不仅没有公开批评刘少奇，甚至连他们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的分歧也没有流露过。只是在他与刘少奇个别谈话时批评他为什么没有顶住，并说了如果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的话。[948]会议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拨正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通过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后来在毛泽东的批评下，刘少奇收回了自己的意见。那么有人不禁会问：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到底是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呢，还是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从现已公开的当时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是难以做出确定的判断。

　　社教运动开始后，先后制定了社教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虽然在制定《后十条（修正草案）》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但是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他们之间还没有产生交锋。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的交锋在十二月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已经初见端倪，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了当面冲突，达到了高潮。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思考，出现这种激烈交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出现这种激烈交锋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的严重分歧造成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社教运动是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论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的一次具体实践活动。由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那么作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社教运动，其主要矛盾自然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上的分歧，也就是说在社会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决定着他们在社教主要矛盾上的分歧。正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上的分歧，才产生了在社教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分歧。

　　这样看来，既然社教运动是为了贯彻落实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而进行的实践活动，那么社教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应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却置这个主要矛盾于不顾，反而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这也就从客观上表明他已经否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的判断。

　　既然刘少奇已经否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的判断，而社教运动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而进行的实践活动，那么从刘少奇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的行为就可以表明，他实际上也就否定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当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谈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刘少奇却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仍然固执己见，还压制了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虽然对刘少奇的作法并不满意，但从大局出发，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当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出现分歧的时候，当即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以《十七条》和《二十三条》的相继制定为标志，拨正了社教运动的方向。《十七条》主要解决的是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二十三条》在《十七条》的基础上，对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所涉及的相关条文进行了全面改写，主要解决的是社教运动的方法问题。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毛泽东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和刘少奇出现分歧后，还能够容忍刘少奇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下保留自己的意见，而当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出现分歧的时候，就立即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了呢？

　　这是因为尽管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是由于他们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派生出来的，但是那毕竟是他们在社教主要矛盾上的分歧的曲折反映，要真正认识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时候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主张的社教运动的方法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当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出现分歧后，毛泽东就认为这绝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分歧，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了。因为此举表明刘少奇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否定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却否定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必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证社教运动的健康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只要搞清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出现的分歧，其他分歧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因为其他分歧都是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上的分歧派生出来的。由于他们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是他们在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上的分歧的反映，因而我们可以说他们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的分歧决定的。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在这些分歧中，他们在社教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对其他方面的分歧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的分歧造成的。

　　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又对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乃至毛、刘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0、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严重分歧的历史影响分析。

　　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虽然在《二十三条》制定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得到暂时解决，但是这种分歧不论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还是毛、刘关系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分歧及其原因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1）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分歧的产生及其原因的综述。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毛泽东反复讲鉴于以前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这次社教运动不要着急，要通过试点，分期分批地搞，不要一哄而起，不要伤人，基本上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要依靠群众和干部来进行社教运动。对于干部要说服，说服不通的要通过证据再进行说服。要洗温水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可是在随后的社教运动中却出现了不少问题，于是才制定了《后十条》。毛泽东认为《后十条》虽然有一些内容，但是却没有多少经验，条文也比较繁琐。尽管这样，他还是圈阅了这个文件。

　　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逐渐显现。刘少奇具体主持社教运动，他于六月至七月到地方视察工作，随后以八月一日在驻京党政军及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形成了他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后十条》修改前夕，毛泽东在与田家英的谈话中鲜明地提出了对刘少奇主持的社教运动的不同意见。但是刘少奇却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仍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改《后十条》。这个时候，刘少奇起草的社教文件也遭到了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反对。毛泽东让刘少奇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刘少奇却不仅没有听取地方干部的反对意见，反而让其作了检讨性的发言，会议最后通过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社教运动在刘少奇起草的《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指导下，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依靠工作队来领导运动，通过扎根串连的方式，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迅速向“左”扭转，使不少干部和群众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

　　鉴于在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因而就召开了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可是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并出现了当面冲突。这种冲突从本质上说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使他对此前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产生了质的变化。于是，先通过制定《十七条》来解决了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问题，后来又制定《二十三条》解决了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问题，拨正了社教运动的方向。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当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出现分歧的时候，他一度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当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出现分歧的时候，就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解决。这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的分歧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的分歧的反映，也就是他们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上的分歧才是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和迅速采取措施的根本原因。

　　这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刘少奇也表明他是按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进行社教运动的，在他发表的讲话、谈话和起草的文件中，也确实讲过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分子，党中央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话，并且还说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还多次讲到社教运动要依靠人民群众，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当讨论涉及到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时，刘少奇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上，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不仅否定了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也背离了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对一个人判断的标准，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这样刘少奇就以他在社教运动中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对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否定态度。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分歧的焦点。

　　（2）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产生的分歧，使毛泽东形成刘少奇不适宜于再做党的接班人的初步判断。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随着《二十三条》的制定和下发暂时得到解决，但是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的严重分歧，导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他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这从后来毛泽东起草的文稿、发表的讲话和谈话中可以得到验证。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联系到”“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949]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称刘少奇是“形‘左’而实右的倾向”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将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否定一切，以致于撇开基层干部和组织，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致使许多基层干部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这种过火的行动，给刘少奇主持的社教运动蒙上了一层“左”的色彩。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是“左”的形式掩盖下的右的行为。

　　犯“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多数人还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应该把他们解放出来，成为社教运动的依靠对象。由于刘少奇没有制定适宜的政策，将干部区分开来，而是将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在运动中撇开基层干部和组织，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群众是社教的主要依靠对象。社教应该教育群众，不应打击群众。但是刘少奇主持的社教运动，虽然名义上依靠群众，但是却采取扎根串连的方式，将群众甩到了一边；同时他也没有认识到地富反坏右虽然也是破坏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但是已经不是导致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是将基层组织和干部群众抛到了一边，不是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指向了一般的干部群众和地富反坏右，造成了运动的扩大化。这样就放纵了党内走资派，动摇了共产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因而是一种右的倾向。

　　这种右的倾向更重要地还表现在刘少奇主持下的社教运动是在否定了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否定了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否定了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实质上否定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说刘少奇主持下的社教运动是“形‘左’而实右的倾向。”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950]

　　从这则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仍然认为引起他对刘少奇的“警觉”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迅速显现，这些分歧又是他们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上的分歧的反映。这才是引起毛泽东“警觉”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一九七○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当斯诺问道：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回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951]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也是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刘少奇反对将“四清”的目标定为整党内走资派。从毛泽东的回答及后来毛、刘关系的演变来分析，斯诺说的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确切的含义应该是刘少奇不适合作党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的严重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刘少奇不适宜于再做接班人的初步判断。

　　（3）对毛泽东在刘少奇又一次表示组织上服从的情况下的态度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九五一年在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党内发生的争论和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虽然在毛泽东的批评和说服下，刘少奇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从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实际上他在合作化方面的观点直到一九六五年也没有变化。[952]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批评和劝导下，他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而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毛泽东的主张。

　　这次他们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重要分歧，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刘少奇又怎么办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二月二十日出现当面冲突后，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锋、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在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刘少奇听取了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并对发言作了记录，他还委托参加会议的陈伯达将会议的情况报告毛泽东。[953]会议结束后，刘少奇还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954]

　　刘少奇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955]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和毛泽东出现严重分歧以后，他希望通过政治生活会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缓和与毛泽东产生的矛盾。在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和检讨面前，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尊重与否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并表示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从来不让步的。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产生分歧后，他一度采取了隐忍的态度，而一旦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严重分歧后，毛泽东就迅速行动，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了。

　　虽然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对毛泽东不够尊重，但是毛泽东将他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与一九五一年在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和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右倾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在经济上是搞合作化还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一九六四年“‘左’而实右”的倾向，不过是一九五一年的争论和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在政治上的反映。正是这样，在刘少奇表示检讨和作自我批评的时候，毛泽东才没有像以前那样仅仅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和说服，而是直接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个表述也曾出现于《二十三条》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的几种提法的评论中。

　　（4）《二十三条》制定后，虽然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刘少奇不适宜于再做接班人的初步判断，但是他仍然对刘少奇寄于希望，为刘少奇留下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已经形成刘少奇不适宜于再做党的接班人的初步判断。尽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做党的接班人了，但是在此后不久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许多中央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956]他虽然批评了刘少奇，指出他们之间的严重分歧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却没有改变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为了使刘少奇的权威不因他的批评而受到影响，能够继续行使职权，毛泽东还为刘少奇在党内打了招呼。

　　不仅如此，我们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此后直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前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并没有变化，他一直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当《五一六通知》中出现“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样的语句时，当时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和戚本禹也不理解这到底指的是谁。[957]

　　当然，我们也承认《五一六通知》中的赫鲁晓夫不是特定指那一个人，而是指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存在着的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后来有人牵强附会地说《五一六通知》中的赫鲁晓夫指的是刘少奇，这是望文生义的说法，难以为据。如果刘少奇不是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五十多天里，派遣工作组来镇压群众，限制运动，转移斗争方向，又多次说了对文革很不理解的话，[958]在被毛泽东批评后，他不是从工作组的立场上来找原因，反而以“工作组这种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来开脱，[959]那么刘少奇就不会遭到后来那样的命运，他的接班人地位是否真的会被变动也在两可之中。

　　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做接班人只是他个人的认识，他既没有就这个问题跟别人交换过意见，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看来他对这个问题极为慎重，还要通过进一步地观察和思考，审慎地做出决定。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又一次在派工作组方面犯了错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是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拟定的议程中并没有变动刘少奇地位的内容，原来计划会期五天，而不是后来的十二天，刘少奇仍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工作报告。[960]可是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时，刘少奇仅仅表示个人要负主要责任，却没有承认错误，反而对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出了“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的话。[961]

　　在会议上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为由来反击毛泽东，这表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拒绝了毛泽东对他的挽救。这使得自从制定《二十三条》以来，毛泽东一直对刘少奇进行挽救的努力，希望他能够悔过自新的愿望最终付诸东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痛下决心改变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第二天，他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党内公开了他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于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有的议程和日程被打乱，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最终被改变。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于刘少奇职务的变动是非常慎重的。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并不高，他是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着力培养的领导人。建国后，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和实现党的领导层的顺利交替，毛泽东主动退居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个隐衷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坦露过，并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搞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962]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是在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犯了错误，而毛泽东又反复劝导不听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从二线重返一线的。[963]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对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质疑，进而认为他不适宜于再做党的接班人了。但是这还仅是毛泽东个人的一种想法，当时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谈过这件事，因而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的时候，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也不清楚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到底是谁。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情就表现在他既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再做党的接班人了，但是却仍然同意他继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上。因为刘少奇毕竟是毛泽东着力培养的接班人，是几十年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战友，毛泽东还在想方设法地挽救刘少奇，为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这表明毛泽东在刘少奇到底是战友还是“同路人”的问题上，仍然要继续进行思考，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来验证这个判断。《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又故伎重演，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以前同样的错误，又以“不怕下台”的态度拒绝了毛泽东对他的挽救与批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接班人地位最终被改变的历史命运。

　　11、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斗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他们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是他们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的分歧的反映，也就是说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存在的分歧才造成了他们在社教运动上的分歧。

　　既然是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的分歧才造成了他们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问题上的分歧是在这一次才表现出来的呢，还是以前也出现过呢？

　　从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的分歧在以前也出现过，不过这一次才鲜明地以毛、刘两人当面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我们知道，根据辩证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只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是社教运动的纲，社教运动就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这也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个纲上的分歧，实质上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这个分歧，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们在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决定的。

　　在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他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这表现在建国前后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甚至在天津还讲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他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这就与毛泽东在经济恢复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产生了分歧，招致了毛泽东的批评。[964]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具体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山西是否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九六二年是在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前提下来克服困难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由于当时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农村的集体化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更具有战略意义。这两次分歧表面上是要不要实现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问题，实质上则是要不要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走集体化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种在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决定着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及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是由于他们在经济基础领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的反映。

　　如果说一九五一年在山西是否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的分歧带有偶然性，还是一时认识上的问题，那么一九六二年是在坚持人民公社体制的前提下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上出现的分歧，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深思了。这种分歧在上层建筑领域，就具体表现为社教运动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就是他们在经济基础领域产生的矛盾和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将他们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分歧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思考后，就会认识到他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时认识上的差异，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的。这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和沉思。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的分歧造成的，这些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是由于他们在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决定的。而不论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实质上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在经济基础领域上，刘少奇不论是一九五一年反对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一九六二年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乃至在上层建筑领域否定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在社教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实际上就是既反对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反对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社会面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面前，既然刘少奇反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中国就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了。鉴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后来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第一号走资派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做接班人了。这决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当然，毛泽东并没有立即付诸于实施，而是给刘少奇又留下了改过自新的机会。直到刘少奇在文革开始后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并拒绝接受挽救后才付之于行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的争论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斗争。这种斗争最终以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并付诸于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使得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在毛泽东去世后，他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废弃，刘少奇代表的错误路线却上升到指导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为当年的斗争从反面进行了背书和验证。我们不幸地看到，随着包产到户的实行，人民公社被解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趋于瓦解。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瓦解的情况下，全民所有制经济陷于全面亏损，企业大面积破产，中国公有制经济急速收缩，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私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的主体。于是酿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这些经济上的问题反映到政治上，就是作为国家阶级基础的工农联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国家的主人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沦落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难以获得有效保障，社会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阶级分化早已出现，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体系被冲得七零八落，新生的资产阶级以政改的名义要求参与政权，恐怖主义时而发生，群体事件（劳动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层出不穷，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现在为改革攻坚进行的两大行动，就是要扫掉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后两根支柱—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就是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名义，将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股份化（私有化），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实现土地私有化（实质上）。现在已经吹响了消灭社会主义两大领地的号角。这两大领地一旦失守，中国经济也就彻底资本主义化了。经济资本化的结果就是私有化、殖民化和买办化，拉美的悲剧就会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就会遭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因而我们就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透析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代表的两条路线进行的斗争，从两条路线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中来评析毛、刘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从而真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重重阻力，为了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从苏东巨变和文革后中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惨痛教训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这是维护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充分条件。因而探究继续革命理论的真谛，就是我们为社会主义复兴所做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作的重大举措。

　　（五）斗争说明了什么？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这个时期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纠正右倾的斗争，一九六四年在社教运动出现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和纠正这种倾向进行的斗争。在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党内乃至高层存在阶级斗争，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形成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是通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后，才认识到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争论，关系到是如同“一五”计划时期那样照搬苏联模式，还是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后要不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问题，这是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继续。这种争论实质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通过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保证了我国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这种争论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右倾主要表现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在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困难的原因、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对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认识上产生了重要分歧。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纠正了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这个时候出现的右倾则进一步说明党内高层存在阶级斗争。

　　一九六四年在社教运动中出现了“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的分歧的反映，最后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使他们的分歧得到解决，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社教运动问题上的争论说明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党内高层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本身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产生修正主义的严重隐患。

　　通过对以上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不断深入和发展的。从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阶级斗争存在于党内乃至高层，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度警惕并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

　　这里让人感到有疑问的是，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矛盾为什么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如果这个问题站不住脚，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失去了依据。前面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这个问题，现在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谈到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他指出：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就是地、富、反、坏没有改造好的那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就是工人和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比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965]

　　毛泽东谈到的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写入了同年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中。关于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文件是这样表述的：“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966]

　　我们看到，以上文献资料谈到的两个剥削阶级，主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占有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阶级是按照生产资料的是否占有来划分的，既然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还把他们称为剥削阶级，这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划分学说的背离吗？

　　我们承认按照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标准，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的情况下，从社会实践中却可以看到，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不仅存在于前文阐述的两个剥削阶级中，而且还存在于一部分工农群众中，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于一部分党员干部队伍中。[967]如果不能通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并最终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一旦时机成熟，这种政治思想就会从他们的头脑中跑出来，由精神上的力量变为物质上的力量，从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这样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

　　关于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的概念，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在谈到消灭阶级问题时写道：“苏联的问题和我们的提法。经济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苏联的教训和我们的教训。”[968]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在谈到消灭阶级问题时，他说：消灭阶级问题。苏联是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的，他是十六年消灭阶级，我们今年是九年，十六年还有七年，也许可能。但是，现在我看不能肯定这个问题。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我在一九五五年写的批语中，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妥当的。（指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毛泽东年谱》编者注）阶级哪一天消灭，我看还是吊着，总是要完全有保障，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够宣布。我看宣布阶级消灭这一条不忙，谨慎一点。[969]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不忙于宣布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与消灭阶级问题（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970]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不要轻言阶级消灭，经济上消灭了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了阶级。经济上消灭了阶级以后，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仍然存在。既然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仍然存在，就要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他还特别指出这个问题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才发现的。

　　后来康生一九六九年在中共九大发言时谈到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与经济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及其在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康生解释说：“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他是结合起来看的，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971]

　　从康生的发言可以看出，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主要是从政治思想上来讲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虽然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不同的方面。

　　当然，这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决定着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又能动地作用于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在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基本上被消灭以后，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如果搞不好的话，完全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经济上的阶级斗争死灰复燃，重新出现，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按政治思想上来划分阶级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划分学说的背离，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划分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呢？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这里说的阶级划分标准不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是以政治思想来划分的。

　　应该说，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讲的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无疑是普通适用的。正是因为这样，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已经被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原来划分阶级的标准，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但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从理论上认识到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公有制经济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如果没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在一定条件上完全可以由精神上的力量变为物质上的力量，颠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在这种条件下，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这是因为在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存在阶级斗争，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经济基础领域（生产资料所有制上）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前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存在于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导致了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变化。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领域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而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从政治思想上来划分阶级的。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认识到，把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来源于以生产资料划分阶级的标准。如果没有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标准，就不会出现以政治思想来划分阶级的标准，这种新的阶级划分标准只适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及以前发生的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学说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以政治思想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也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如果说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坚持了唯物论的话，那么，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就是坚持了辩证法。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仅没有否定而是在肯定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基础上，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这种阶级划分标准就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讲的阶级矛盾，既包括敌我矛盾，也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972]因而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处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如果将阶级矛盾大部分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会造成扩大化。

　　党内阶级斗争来源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个判断不是毛泽东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毛泽东对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后的理论结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二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主要还是围绕着要不要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如何进一步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出现的分歧。这种在经济战线上的分歧，反映到政治战线上，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二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行的斗争。

　　这些斗争说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已经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在经济基础上的表现就是要不要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如何进一步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在上层建筑上的表现就是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右倾和反右倾的斗争就是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指出“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973]提出这些纲领的人就是中央委员，有的还在党内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这就说明在党内高层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更让人感到忧心的是，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或认可，要不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极力反对的话，“三自一包”或“三和一少”就会上升为中央的决策，并付诸于实施的。中央领导层其他同志对这些事关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则问题竟然如此麻痹大意，熟视无睹，还要以经济困难为名热心地推行，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因而他提出了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社教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从前文的研究可以看到，社教运动却出现了不少问题。

　　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制定《前十条》的时候，反复讲了社教运动的政策问题，但是在社教运动中却又出现了问题呢？

　　这是毛泽东制定的社教政策造成的吗？当然不是。不仅不是毛泽东制定的社教政策造成的，恰恰是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社教政策才出现的结果。就是在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以及在这个文件指导下进行的社教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也同样是由于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社教政策才造成的结果。

　　通过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基层存在的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除了仍然进行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外，对那些已经被坏人掌权，烂掉了的单位，就必须开展夺权斗争。社教运动发展到夺权斗争，不是那一个领导人主观的设想，而是当时客观存在的斗争形势决定的。否则，就不可能推动社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社教运动发展到夺权斗争，除了当时斗争的严重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干部对待社教运动的态度造成的。社教运动的矛头对准的主要是干部，因而就会在运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遭到干部的抵制。尽管这种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对社教运动中错误的方法和政策的正当性质，但是从总体上说还是由于社教运动限制了干部的特权，将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实行“三同”，追回被干部侵吞的财物造成的。

　　不少干部对社教运动采取了抗衡态度，甚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往往以各种方式来转移斗争方向，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和群众。这样就使社教运动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致使毛泽东希望通过干部洗温水澡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社教运动的意图，往往难以实现。这个时候，毛泽东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放弃社教运动，使社教运动半途而废；要么继续进行下去，开展夺权斗争，改组领导班子。由此看来，社教运动发展到夺权斗争，是斗争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使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依靠社教运动的方式到底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呢？

　　社教运动虽然主要是依靠群众和干部，工作队只起到指导作用，将百分之八十的“四不清”干部解放出来，缩小打击面，但是从党内走资派的发展动向来看，高层的走资派要比中下层的走资派危害要大，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要比地方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更大，因而整高层走资派，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才是社教运动的重中之重。[974]社教运动是由中央自上而下发起的，如果一旦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还能通过社教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吗？鉴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怎样才能够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呢？一旦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将目光投向了群众，只有觉醒了的人民群众才是消灭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力量。他在想，一旦将来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者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广大人民群众就要自发地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将修正主义者打倒，使中国重新复归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了做到这一点，现在就要做好准备，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成长，使他们成为将来进行革命的先锋。

　　如何才能够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自发地行动起来，将修正主义者消灭掉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975]通过演习使广大左派和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增长才干，提高思想觉悟，增强防止修正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免疫力和战斗力，以便在将来发生右派政变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组织起来，将修正主义者打倒，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必要条件。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这样也就最终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

　　前面我们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至文革发动前，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发生的四个重要事件作了分析，也对继续革命的理论上作了说明。下面我们从毛泽东去世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中国及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上来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在毛泽东生前就从理论上已经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了。尽管从理论上讲清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在缺乏理论思维能力的干部群众中，对毛泽东讲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工农群众就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话，虽然不少干部群众嘴上也这么说，文章中也这么写，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尚未出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反而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无产阶级又已经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仿佛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问题，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理解这个理论的真谛。

　　但是事实又如何呢？

　　文革结束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民公社被解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趋于瓦解，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大面积亏损，然后以破产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将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化（私有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失去了在国家经济当中的支配地位，还在进一步呈现下降趋势，而私有制经济却迅速发展，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了主体地位，广大工农群众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

　　在开放的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长驱直入，在中国攻城掠地，控制了已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中的二十一个产业，并进一步向深入和广度进军，矛头直指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核心产业，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重。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业已在中国出现，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的大山。社会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两极分化严重，黑社会猖獗，恐怖主义时而发生，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群体事件）如同星星之火遍布于神州大地。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基本上被颠覆，现在又向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发起最后的冲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又面临严峻挑战。

　　毛泽东当年在反修防修中严厉批判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经过了三十多年（1956年至1991）的演变后，终于在戈尔巴乔夫的手中结出了恶果。苏联党内的特权阶层组成了一个走资派集团，这个集团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为政治代表，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共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最终解散了苏共，搞垮了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诸国也发生巨变，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下台，政权易帜，资本主义又在这些地区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出现了巨大挫折。

　　我们忧愤地看到，文革后三十多年的历史从反面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光辉。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真理的光芒是以工农大众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悲惨命运的境况中放射出来的。

　　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率先提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充分的论证。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光辉的，如同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为夺取了政权，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

　　我们知道，继续革命包括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文我们研究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如何进行呢？这就是下文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文革溯源》中册完，二○一四年八月三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809]，第799页至800页，79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第356页；[8]，第461页；[46]，第323页；[47]，第323页至325页；[48]，第325页；[49]，第325页至326页；[50]，第327页至328页；[188]，第466页至479页；[205]，第475页；[209]，第225页至226页；[214]，第475页；[223]，第225页至226页。

　　3、《毛泽东文集》六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398]，第299页，305页；[399]，第431页至433页；[509]，第431页至433页。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4]，第213页；[5]，第213页；[6]，第214页；[7]，第215页；[10]，第23页至24页；[19]，第204页至205页；[20]，第205页；[25]，第205页至206页；[41]，第292页至293页；[55]，第296页至297页；[57]，第294页至295页；[198]，第216页；[221]，第296页；[434]，第230页。

　　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49]，第76页，79页；[263]，第81页；[276]，第81页；[313]，第81页至82页；[325]，第273页；[501]，第273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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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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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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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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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35]，第16页至43页；[337]，第200页至201页；[375]，第127页至128页；[433]，第196页至198页；[451]，第114页至116页；[452]，第119页至120页；[453]，第127页至128页；[456]，第152页；[459]，第129页至130页；[460]，第131页；[462]，第133页至134页；[465]，第114页至116页；[479]，第137页至138页；[481]，第137页至138页；[505]，第372页；[535]，第266页至267页；[537]，第265页至266页；[544]，[545]，[546]，第296页至297页；[547]，第287页至288页；[548]，第288页至289页；[552]，第286页；[555]，第294页至295页；[556]，[557]，[558]，[559]，[560]，[561]，第292页至294页；[579]，第299页；[580]，第36页至37页；[581]，第301页至302页；[585]，第317页；[593]，第389页；[613]，第391页；[614]，[616]，第387页至388页；[617]，第388页；[619]，[620]，第449页至450页；[633]，第445页；[634]，第444页；[635]，第441页至443页；[636]，第460页至461页；[637]，第459页至460页；[783]，第292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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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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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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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读苏联《政治经济学》下册谈话第六部分：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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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六八年武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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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719页；[11]，第719页；[15]，第606页至607页；[16]，第609页；[17]，第620页，707页；[33]，第617页至618页；[34]，第655页；[35]，第657页；[36]，第658页；[37]，第659页；[38]，第661页；[39]，第663页；[40]，第663页至665页；[42]，第670页；[43]，第670页；[45]，第670页；[51]，第634页；[52]，第640页；[53]，第646页；[54]，第671页；[56]，第671页；[58]，第685页；[59]，第686页；[60]，第686页；[61]，第687页；[62]，第687页至688页；[63]，第688页；[64]，第688页至689页；[65]，第689页；[66]，第690页；[69]，第690页；[75]，第665页至666页，672页；[84]，第691页；[91]，第694页；[92]，第694页至695页；[93]，第695页；[94]，第695页至696页；[98]，第696页；[99]，第696页至697页；[101]，第697页至698页；[102]，第704页至705页；[104]，第702页至703页；[107]，第703页至704页；[109]，第705页；[126]，第672页；[127]，第672页；[128]，第639页，642页，646页，649页；[129]，第651页；[130]，第710页；[139]，第699页至700页；[143]，第709页；[158]，第712页；[160]，第712页；[185]，第634页；[187]，第716页；[192]，第615页；[193]，第639页至640页；[194]，第642页至643页；[195]，第645页；[196]，第647页；[197]，第650页至651页；[199]，第717页；[200]，第658页至659页；[201]，第536页；[202]，第537页；[203]，第658页至659页；[204]，第719页至720页；[211]，第717页至718页；[212]，第718页至719页；[213]，第719页；[219]，第815页；[224]，第719页；[229]，第839页；[286]，第719页；[431]，第719页；[511]，第719页；[780]，第719页；[913]，第536页至537页；[946]，第536页至537页；[947[，第814页至815页；[972]，第719页。

　　17、《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25]，第885页至904页；[226]，第915页至923页；[227]，第935页至936页；[228]，第958页；[230]，第902页至903页；[231]，第938页；[232]，第948页至949页；[234]，第1006页至1007页；[236]，第971页； [250]，第977页，981页；[257]，[259]，第983页；[261]，第985页至986页；[262]，第986页；[267]，第996页至997页；[269]，第966页；[272]，第997页至998页；[293]，第995页；[312]，第966页，971页，972页，974页；[320]，第1145页，1134页至1135页，1163页至1164页；[322]，第1134页至1135页；[323]，第1145页；[333]，第1207页至1209页；[340]，第1134页，1163页至1164页；[341]，第1238页；[347]，第1235页至1236页；[350]，第1237页；[352]，第1239页；[353]，第1240页；[354]，第1244页；[356]，第1228页，1232页；[357]，第1243页；[358]，第1246页；[359]，第1251页至1252页；[360]，第1256页；[363]，第1242页至1243页；[364]，第1244页；[365]，第1230页；[367]，[368]，第1230页；[372]，第1233页；[373]，第1186页；[379]，第1233页至1234页；[380]，第1234页；[381]，第1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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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30]，第521页；[965]，第326页至327页；[969]，第519页至521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58]，第111页；[266]，第123页；[268]，第131页；[279]，第143页；[281]，第152页；[287]，第130页；[289]，第144页至145页；[292]，第153页至154页；[294]，第139页；[296]，第177页至178页；[297]，第179页；[298]，第219页；[305]，第132页；[307]，第125页；[309]，第132页；[310]，第145页；[311]，第152页至153页；[324]，第597页；[500]，第597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00]，第529页至530页；[319]，第403页，521页；[326]，第152页至153页；[329]，第130页至131页；[334]，第392页；[338]，第153页；[339]，第116页；[348]，第392页；[349]，第117页；[351]，第124页；[355]，第132页；[361]，第154页；[362]，第157页；[371]，第114页；[377]，第112页；[378]，第140页；[382]，第124页；[384]，第126页；[386]，第130页；[390]，第132页；[396]，第156页至157页；[397]，第157页；[400]，第114页；[408]，第124页；[410]，第126页；[421]，第130页；[422]，第132页；[424]，第134页；[440]，第116页，122页至125页；[442]，第125页，127页；[457]，第136页；[466]，第105页；[469]，第120页；[484]，第159页；[496]，第120页；[521]，第200页；[527]，第175页；[528]，第184页；[529]，第187页；[530]，第196页至197页；[532]，第198页；[533]，第198页至199页；[538]，第225页；[540]，第211页；[543]，第214页；[550]，第218页至219页；[554]，第219页；[562]，第206页至207页；[563]，第207页至208页；[564]，[565]，第212页；[566]，第215页；[567]，第217页；[568]，第218页；[571]，第226页；[573]，第216页；[575]，第213页至216页，206页，212页；[576]，第219页至220页；[578]，第222页；[582]，第224页至225页；[583]，第227页；[584]，第234页；[592]，第271页；[594]，第271页至272页；[595]，第272页至273页；[596]，第273页；[597]，第273页至274页；[598]，第277页；[599]，第277页；[600]，第279页至280页；[601]，第280页至281页；[605]，第230页至231页；[606]，第232页至233页；[607]，第260页至261页；[608]，第262页至263页；[609]，第267页至268页；[610]，第268页至269页；[611]，第269页至270页；[612]，第227页；[615]，第232页；[621]，第262页至264页；[629]，第339页至340页；[631]，第281页至282页；[632]，第286页；[638]，第301页至302页；[639]，第309页；[640]，第310页至311页；[642]，第319页至320页；[645]，第329页；[646]，第331页至333页；[647]，第333页至334页；[649]，第334页；[653]，第341页至342页；[654]，第342页；[655]，第343页至344页；[656]，第349页；[658]，第350页；[666]，第357页；[667]，第354页；[669]，第356页至357页；[673]，第590页至591页；[674]，第357页；[678]，第232页；[679]，第333页至334页；[680]，第392页；[681]，第401页至402页；[682]，第405页至406页；[684]，第359页；[685]，第360页；[686]，第360页至361页；[688]，第368页至369页；[690]，第354页；[692]，第363页；[693]，第380页；[694]，第370页；[695]，第376页至377页；[708]，第378页；[709]，第379页至381页；[721]，第392页至393页；[725]，第392页至393页；[728]，第402页；[729]，第406页；[745]，[746]，第394页；[747]，第393页；[754]，第378页；[755]，第379页至381页；[759]，第398页；[760]，第400页；[761]，第394页，398页；[763]，第405页；[781]，第258页，262页至264页；[799]，第410页至411页；[812]，第333页；[815]，第398页至399页；[816]，第420页；[817]，第425页至426页；[819]，第439页至440页；[828]，第432页；[832]，第437页至438页；[833]，第443页；[834]，第445页至446页；[844]，第436页；[845]，第439页；[848]，第442页；[855]，第448页；[856]，[857]，[858]，[862]，第449页；[864]，第449页至450页；[867]，[869]，第450页；[871]，[872]，第451页；[875]，第452页；[877]，第452页至453页；[878]，第452页；[885]，第454页，455页，457页；[889]，第456页至457页；[891]，第455页；[893]，第397页，402页，405页；[905]，第460页；[907]，第461页；[910]，[911]，[912]，第462页；[917]，[921]，第466页至467页；[922]，[925]，第470页；[926]，第471页；[939]，第466页。

　　2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270]，第13页，4页至22页；[318]，第15页至16页；[346]，第15页至16页。

　　2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964]，第33页，39页，41页至42页，44页，46页。

　　2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420页；[3]，第419页；[12]，第401页；[13]，第401页至402页；[14]，第402页至403页；[44]，第428页；[96]，第430页至431页；[142]，第437页；[177]，第436页；[178]，第437页；[182]，第436页至第437页；[184]，第423页；[189]，第436页；[215]，第440页至441页；[217]，第416页；[218]，第443页至444页；[220]，第438页；[316]，第611页；[317]，第612页至613页；[327]，第415页；[345]，第766页；[366]，第762页；[477]，第765页；[506]，第796页；[515]，第776页至777页；[590]，第780页至781页；[676]，[677]，第784页；[717]，[718]，第786页；[765]，第787页；[766]，第787页至788页；[777]，第780页，783页；[804]，第788页；[821]，第784页至785页；[830]，[831]，第788页；[838]，第787页；[841]，第789页至791页；[852]，第798页；[900]，第794页至795页；[902]，第794页，796页；[932]，第796页；[966]，第886页；[971]，第887页。

　　24、《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击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89]，第1344页；[90]，第1346页；[103]，第1344页；[105]，第1345页；[106]，第1345页；[145]，第1353页至1354页。

　　25、《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击、陈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五年六月版。

　　[369]，第1322至1323页。

　　2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

　　[173]，第359页；[216]，第360页；[314]，第379页；[808]，第518页；[840]，第240页。

　　27、《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97]，第447页；[100]，第449页；[157]，第457页；[159]，第457页；[165]，第456页。

　　28、《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315]，第554页；[436]，第711页；[839]，第722页至723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1956—1966），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九月第一版。

　　[512]，第384页；[604]，第394页至395页；[737]，[743]，第399页；[737]，[743]，第399页。

　　3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336]，第419页至421页，426页。

　　31、《刘少奇传》（下），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659]，第948页；[660]，第948页至949页；[661]，第949页；[663]，[664]，第950页至951页；[683]，第954页至955页；[696]，第958页至959页；[707]，第953页；[711]，第953页；[734]，第954页；[739]，[742]，第962页；[789]，[803]，第956页至958页；[806]，第958页；[825]，第963页至964页；[873]，第966页；[894]，第969页；[899]，第970页；[953]，第973页；[958]，第1013页，1027页至1030页，1032页至1034页，1035页至1036页，1038页；[959]，第1029页；[960]，第1032页，1039页，1031页。

　　32、《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崇文、陈绍畴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697]，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条款；[699]，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条款；[701]，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条款；[702]，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条款。

　　3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

　　[161]，第243页至244页；[162]，第294页；[180]，第277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

　　[163]，第197页。

　　35、《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

　　[68]，第833页至834页；[95]，第832页至833页；[115]，第833页至834页。

　　36、《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八月第一版。

　　[108]，第51页至53页；[247]，第257页；[670]，第117页，119页，120页，270页；[671]，第125页；[672]，第298页。

　　37、《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十月第一版。

　　[404]，第151页。

　　38、《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321]，第156页至157页；[331]，第261页；[332]，[344]，第157页；[370]，第376页；[374]，第377页；[376]，第377页；[402]，第377页；[405]，第347页；[454]，第377页；[471]，第376页；[476]，第347页；[488]，第257页至261页；[491]，第376页；[504]，第347页；[948]，第376页；[952]，第347页。

　　39、《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第三部分，《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168]；[175]；[179]；[186]；[190]；[206]。

　　40、《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248]，第341页；[518]，第357页至358页。

　　41、《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二卷，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426]，第235页；[461]，第235页。

　　42、《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卷，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425]，第150页；[438]，第148页；[463]，第150页；[470]，第136页至137页；[475]，第137页；[486]，第152页；[487]，第136页，154页至155页；[495]，第136页至137页。

　　43、《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出版，二00四年十二月第二版。

　　[181]，第369页；[246]，第305页；[251]，第300页，301页，302页；[252]，[253]，第302页；[254]，第304页；[255]，第303页；[264]，第300页，302页；[274]，第313页至314页；[301]，第307页至309页，311页；[303]，第323页；[330]，第311页；[342]，第307页至309页，311页。

　　44、《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5]，第45页；[237]，第44页；[239]，第41页至42页；[241]，[242]，第43页；[256]，第121页；[260]，第121页；[273]，第168页，197页；[275]，第143页至144页，178页至180页，280页至282页，285页；[278]，第135页，183页，204页，209页。

　　45、《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171]，第80页至82页；[172]，第79页至82页；

　　46、茅于轼新浪博克，2009年1月4日，《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平反之年—1978，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164]。

　　47、《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孙言诚著。载于《炎黄春秋》二○一○年第七期。

　　[169]。

　　48、《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年版。

　　[774]，第405页；[775]，第430页至431页；[811]，第405页至505页；[851]，第451页；[863]，第463页至466页；[866]，第466页至467页；[868]，第469页；[870]，第472页至473页；[895]，第480页至481页；[896]，第482页；[908]，第487页，488页；[916]，第486页。

　　49、《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苏维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一○年一月第一版。

　　[170]，第21页，24页；[299]，第82页至83页；[792]，第113页；[807]，第109页至112页。

　　50、《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602]，第186页至187页；[668]，第195页；[700]，第196页至197页；[713]，第216页；[723]，第200页；[738]，第205页至206页；[744]，第206页至207页；[769]，第172页；[770]，第173页至174页；[771]，第179页；[772]，第184页；[773]，第212页；[790]，第216页；[805]，第208页至209页；[820]，第204页至205页；[822]，[824]，第209页至211页；[842]，第212页至213页；[886]，第219页；[906]，第223页；[915]，第224页；[927]，第227页；[930]，第227页至228页；[955]，第226页。

　　51、《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肖冬连著，红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574]，第1004页；[577]，第1005页；[624]，第1049页；[625]，第1049页至1050页；[626]，第1050页；[627]，第1050页至1052页；[628]，第1052页至1053页；[630]，第1054页；[662]，第1008页；[735]，第1043页至1044页；[736]，第1045页；[752]，第1063页；[791]，第1100页；[835]，第1101页；[847]，第1104页；[881]，第1103页至1104页；[887]，第1106页至1107页；[892]，第1109页；[897]，第1107页；[973]，第1049页至1051页。

　　5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957]，第14页。

　　53、《晚年毛泽东》陈明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八月第十一版。

　　[650]，第271页。

　　54、《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张素华著，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第八卷第一期， 2001年第1期，第57页至69页，2001年1月。

　　[517]，[665]，第59页；[724]，[730]，[731]，[748]，第64页至65页；[741]，[762]，第65页；[787]，[802]，第63页。

　　55、《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一版。

　　[703]，第483页；[704]，第483页至485页；[705]，第486页至488页；[706]，第416页；[740]，第488页；[795]，第489页至492页，494页；[797]，第495页；[800]，第500页；[801]，第501页。

　　56、《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陶鲁笳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843]，第170页。

　　57、《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曾志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903]，第432页。

　　58、《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版。

　　[882]，第370页。

　　59、《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 冯来刚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年二月第一版。

　　[956]，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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