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了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行动，军队介入文革进行了支左行动。但是却比较普遍地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成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不得不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史称二月镇反。郭建波同志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抓住其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读后会使我们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三部分中的一部分。将该文与我们此前发表的《军队在自我革命中为文革保驾护航》结合起来阅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会更为全面、详细和客观。
关于二月镇反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目录
1、二月镇反的发生。
2、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一——青海二二三事件。
（1）二二三事件的概况。
（2）中央严肃处理二二三事件。
（3）对二二三事件的评析。
3、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二——四川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1）四川打压造反派事件的概况。
（2）中央对于四川事件的处理。
（3）对四川打压造反派事件的评析。
4、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三——内蒙古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1）内蒙古两派的斗争和中央纠正军区支左错误。
（2）围绕中央“决定”展开的激烈斗争。
（3）对内蒙古打压造反派事件的评析。
5、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四——湖北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6、二月镇反中其它若干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1）南京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2）湖南省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3）广州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4）沈阳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5）福州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7、中央处理二月镇反的方针政策。
（1）中央对于二月镇反的定性。
（2）中央处理二月镇反的基本方针。
（3）中央严肃处理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
8、对二月镇反的评析。
二月镇反，顾名思义，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行动。这是军队支左以后发生的严重事件。狭义地说，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发生的镇压反革命行动；广义地说，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及随后发生的镇压反革命行动。本文所说的二月镇反，就是指军队这一时期在支左过程中发生的镇压反革命行动。
1、二月镇反的发生。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进行支左，为此还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赋予军队必要的权力，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但是，事与愿违，军队却在支左中普遍支错了对象，造成两派政治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致使两派之间及其与军队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紧张的局面，对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军队在支左中普遍地支持了保守派，这样就引起了造反派的反弹。造反派认为自己响应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符合文革的发展潮流，是正义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反而却遭到打压，因而造成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矛盾的激化，引发造反派对军队的反击。军队支左负责人认为他们是奉命支左的，又有军委“八条命令”这样的上方宝剑，认定他们支持的保守派是左派，与他们作对的是造反派，因而对于不服从他们命令和要求的造反派就采取了强制措施，直至使用暴力行动。二月镇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月镇反是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从文革发展的要求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介入文革进行支左是具有必然性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军队在支左中支错了对象，还采取了二月镇反的行动。虽然导致军队支错对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由于对两派属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行动，错误的行动就在二月镇反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因而二月镇反行动的出现，究其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来说还是由于判断的错误造成的。
导致支左部队负责人判断上失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认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立场所致。对有些部队负责人来说是认识问题，对有些部队负责人来说则是立场问题，当然有时还是认识和立场搅合在一起的。一般来说，由于认识问题造成的错误判断，一旦发现错误就容易得到改正；由于立场问题造成的错误判断，要其改正错误则要困难得多。因而从其改正错误的速度及其彻底性上，就可以反映出他们所犯错误究竟是由于认识还是立场造成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从当时的形势看，造反派将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在夺权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保守派由于其派别属性，反对批斗领导干部，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军队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要求。这样在军队介入文革后，就容易站在保守派一边，打压造反派。这是军队在两派斗争中支错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作了不少防范，还是发生了二月镇反中的严重流血事件。从对这些事件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本来这样的流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却仍然发生了。制造这些流血事件的军队负责人从立场上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以极端手段来抗衡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声誉。这是打着支左的名义，却对左派进行严厉打压的严重事件。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二月镇反的矛头所向。
总之，二月镇反是在军队支左过程中支错对象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导致支错对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二月镇反毕竟是对文革造成严重影响的重大事件，因而不仅要对其予以高度的警觉与注意，还要采取必要、有力的措施来予以解决。
2、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一——青海二二三事件。
二月镇反中许多造反派遭到打压，其中影响最为恶劣的就是青海发生的二二三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当时中央又是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的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二二三事件呢？
（1）二二三事件的概况。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青海省的造反派在斗争中形成了八一八和红卫兵总部两大派。一月中下旬，八一八先后夺取了《青海日报》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一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通知召开党委会议，研究交权问题。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的四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党政大权，一月三十日，《青海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又相继发表了第一号、第二号通告和《告全省农民书》等。
中央决定军队支左后，青海省军区支持八一八夺权，并上报兰州军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但是却引起了红卫兵总部的不满，他们冲进了省军区机关揪斗了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此后，刘贤权又召集军区常委会，撤销原来的决定，决定把支持八一八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1]
尽管作出了这样的调整，但是青海省军区和驻军内部却在支左的认识上并不一致：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虽然由支持八一八转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和总后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则仍然表态支持红卫兵总部，并成立了青海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和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二月十四日，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发表公告，决定自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起，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管制。八一八调动人马日夜守卫在《青海日报》社印刷厂院内，双方发生了严重对峙。
由于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又进一步激化、引发了省军区内部的夺权斗争。二月十五日以后，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被夺权，并遭到批斗、毒打、隔离和武装看押，这样省军区领导权就落到了副司令员赵永夫手里。赵永夫本来是支持红卫兵总部的，在他掌握了省军区领导权以后，更加大了对于八一八的打击力度。二月二十三日，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宣传车开到报社印刷厂大院门口的马路上，广播“通令”，宣布“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予以“立即取缔”，并要求守卫在报社印刷厂内的八一八人员当天中午十二时全部退出印刷厂。八一八抗拒不退，并通过自己的广播，进行反击。下午二时许，部队进入报社大院。八一八派进行阻击，进入报社大院的部队开枪射击，酿成了重大流血事件。这次事件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伤。
二二三事件后，八一八派遭到严厉镇压，据刘贤权说：
“对革命群众和干部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采用各种刑法（罚）对革命群众实行逼、供、信，不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绑、抄家，而且株连了自己的亲属和小孩。同时，大搞‘请罪’，人人过关，人人写检查，有的集体跪倒‘请罪’，长达四、五个小时，继‘二二三’事件后，24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12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2]
这就是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基本情况。从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青海造反派分裂为八一八和红卫兵总部两大派。省军区在如何进行支左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刘贤权等人支持八一八，赵永夫等人则是支持红卫兵总部。虽然刘贤权等人后来从大局出发，由支持八一八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赵永夫等人的态度却没有发生变化。这表明省军区内部在支左上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夺了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军区内部支持红卫兵总部、反对八一八的一方控制了领导权。在他们掌握了省军区领导权以后，采取暴力手段，迅速展开了对于八一八的清剿行动。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中央严肃处理二二三事件。
二二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层面对于这个事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鲜明地体现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这个事件的不同态度上。
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听了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电话报告后，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在西宁的街头，很快出现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叶”被误作“林”）[3]后来叶剑英还安排赵永夫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4]从中可以看到，二二三事件发生的当天，赵永夫就用电话报告了叶剑英，还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称赞，随后叶剑英又安排赵永夫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将镇压造反派的经验作了介绍，在更大范围内肯定了二二三事件。这里有一个疑问，赵永夫是在叶剑英批准以后才镇压造反派的，还是他自作主张镇压造反派以后才向叶剑英进行报告的，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二二三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迅速获悉了这个消息。由于这个事件涉及到军队支左问题，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中央文革小组保持了沉默，没有对此表示态度。这说明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是非常慎重的。随后不久，这个事件的详细情况就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既有来自基层群众的告状信件，也有从青海逃回北京的红卫兵，还有被打死的北京红卫兵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刊登了红卫兵来信，控诉赵永夫武装镇压左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5]毛泽东批准调查以后，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调查会来查证这一事件。
第一次是三月十三日晚上，由关锋、戚本禹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这些红卫兵当时就在《青海日报》社，他们详细叙述了现场经过。第二次是三月二十一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等，调查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进行的。两次调查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查结果由关锋、戚本禹向周恩来、江青作了详细汇报。
第三次调查是三月二十三日晚，周恩来亲自主持调查会，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通过调查，周恩来当场起草了由他署名的给毛泽东的报告交给与会负责人传阅，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调查会结束之后，周恩来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林彪汇报。结合会议调查，周恩来又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查八一八的枪支情况，他们从占领《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红卫兵处连一支枪也没有搜查出来。周恩来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经过这三次调查，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周恩来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周恩来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
第四次调查是三月二十四日夜里从十一点半一直到二十五日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周恩来。调查对象除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针对前三次调查中的情况，周恩来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当面向他进行调查核实。赵永夫开始的时候还在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进行遮掩，但在周恩来的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了。
当周恩来问到赵永夫说这件事请示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当时叶剑英也在现场，坐在那里一声不响。最后周恩来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战士上去撕掉他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6]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徐向前、聂荣臻也同叶剑英一起参加了这次调查会，至于他们的发言目前尚未公布。[7]
在进行反复调查核实、弄清事实情况以后，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不仅为二二三事件定了性，还对这个事件作出了严肃的处理。“决定”首先公布了对这个事件的调查结果，指出了青海问题的实质：
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簒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作出如下处理：
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在兰州军区协助下全权负责处理青海事件；独立师、独立团、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三十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派制造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革命群众要同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此件除青海外，只在军事系统内传达。青海可在有关部门内部张贴，不许登报和广播。[8]
我们注意到，“决定”简要叙述了调查的结果，对二二三事件定了性，虽然对于主要肇事者予以了严肃处理，但是却没有追究涉事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的责任。对于死伤的人员要予以抚恤、治疗，用整风方法来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希望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搞好青海的文化大革命。二二三事件由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组建以他为首的青海省军管委员会，使青海文革进入发展的正确轨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青海发生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群众的流血事件以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对此并没有贸然表态，而是在具体了解情况以后，才向毛泽东呈送了请求重新调查二二三事件的报告。对二二三事件的调查，是在毛泽东批准以后才进行的。他们在四次调查中，先向现场人员了解基本情况，然后调查学生手中究竟有没有枪、是不是先开枪，再向北京、各地驻青海的红卫兵及其组织代表了解、核实情况，最后又以联席会议的方式，由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及其代表、青海省党政领导干部和包括赵永夫在内的军队领导干部共同参加，以对质的方式来核实、查证问题，最后才作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先入为主，而是在经过反复调查以后才形成的。
由此看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复调查以后，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又立足于当时斗争的具体形势，经过反复研究以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的。同时，还限定了“决定”的传达、张贴、传播的范围。这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这个事件不仅是极为重视的，在处理上也是非常慎重的，在传播的范围上又是作出了严格限制的。这个“决定”扫除了青海文革的障碍，扭转了青海文革的方向，推动了青海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3）对二二三事件的评析。
二二三事件是军队在支左背景下发生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形式上是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矛盾的激化，实质上则是支左部队负责人赵永夫、张晓川及其所保护的领导干部王昭等人破坏文革行为的反映。否则的话，在造反派手中无枪仅是不服从支左命令的情况下，是不会采取如此极端手段来镇压造反派的。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造成二二三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青海驻军在支左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严重分歧既表现在支持哪一派群众组织上，也反映在对哪些省级领导干部提供保护上。不仅如此，又引发了省军区内部的严重斗争，导致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被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夺取了领导权。在赵永夫掌握了省军区领导权以后，就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对八一八派红卫兵大开杀戒，酿成了二二三事件。
从二二三事件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赵永夫等人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支错对象。八一八是造反派，但是赵永夫等人不仅不支持他们，反而打压八一八，并对他们痛下杀手。二是没有处理好与八一八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面对与八一八存在的分歧与矛盾，赵永夫等人既没有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没有采取冷处理的方式，而是态度生硬、简单粗暴，直接以不服从军令为由，对他们采取了武力行动。三是八一八手中并没有枪支，只不过是拒绝服从军令撤出报社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赵永夫等人竟然命令部队向徒手群众开枪，造成了严重后果。四是时机不对。八一八当时既没有对时局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也没有主动袭击支左部队，又不是处于万分危急不得已的时候，不及时采取行动就会造成严重后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永夫等人却命令部队枪击八一八，酿成了严重流血事件。五是后果严重。这个事件造成了三百多人伤亡，不论在军队支左还是文革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就是赵永夫等人在二二三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
二二三事件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不问青红皂白，不对遇到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不对面临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就向不服从军令的群众擅自开枪，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这不仅败坏了军队的声誉，也败坏了文革的声誉，给正在进行的文革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出现，才使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暴露了出来，引起中央的警觉，及时采取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拔掉钉子，扫除障碍，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当时的态势来看，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出现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从文革发展中几股力量的斗争上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在通常情况下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和缓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文革对领导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冲击，触动了当权派的利益。这样就会使军内和党政系统内部的一些当权派联合起来打压造反派。青海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不过是其中的极端表现而已。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二二三事件还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支持与称赞。[9]虽然在同年四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为此作了检讨，[10]但还是反映出当时在打压造反派的问题上，叶剑英与赵永夫等人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的。从这里不难看出，二二三事件与二月逆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把二二三事件放在文革发展中几股政治力量的能动作用中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对于这个事件有一个更为深入、详细的认识。
二二三事件是军队支左期间发生的惨烈事件。虽然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留下的教训则是沉痛的。这个事件极大地败坏了军队声誉，严重恶化了军民关系，其中的肇事者后来受到严肃处理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正是由于这样，在对他们处理结果的报道、传播上才采取了若干限制措施。[11]放到文革发展洪流的大背景下，这个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股逆流而已。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打退了这股逆流并对青海省实行军管，就将青海文革纳入了既定发展的轨道。
3、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二——四川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在二月镇反中又发生了四川严厉打压造反派的事件。既然这样，那么这个事件的基本情况如何呢？中央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事件的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1）四川打压造反派事件的概况。
军队进行支左以后，随着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成都军区支持了保守派产业军，而没有支持造反派。[12]其实，成都军区不仅没有支持造反派，还进一步打压造反派。这样就使得成都军区与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的问题上引发了双方之间的严重冲突。
一月二十九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成都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由于双方发生了争执，导致矛盾激化，造反派扣押了公安局负责人，抢走档案和枪支。次日，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部门，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业分团头头等十三人，将其游街示众后关进监狱。此后，造反兵团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成都军区。
二月十一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五十余人。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及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十二日，造反派继续调集人员冲击成都军区，抓走军区司令部一个副参谋长，并开始在军营外搭棚住下，准备长期围困和封锁成都军区。十七日下午，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解大联总）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砸烂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韦杰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甘渭汉时任成都军区第四政委），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号召更多的人去冲及和围攻成都军区。[13]
成都军区迅速将成都、万县支左中遇到的问题上报了中央军委，请求指示。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地区几个造反组织的公开信。二月十九日，叶剑英又批复成都军区关于处理万县造反派组织的电报。[14]公开信和电报是支持成都军区采取措施对造反派进行打压的。我们下面主要介绍公开信的内容及其散发情况。
十八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十七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肯定了军区派出部队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的几名首犯，对严重违犯中央军委命令的少数军内人员采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自由；劝告参加冲及和围困军区的人尽快撤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区，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
二月十九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打压造反派。至二十二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二月二十一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会请罪活动。二月二十八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颁布了《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至三月四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五千余人。三月二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三月五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一千一百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八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三万三千余人。
从一月二十八日到四月五日，据不完全统计，经叶剑英批准，在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取缔了114个非法的或反动的组织。[15]
我们看到，成都军区在支左中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这种错误表现在他们支持了保守派产业军，没有支持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等造反派。不仅如此，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打压造反派。这样就使得他们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当然，不可否认，造反派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可能会出现激进的行为，但是即便如此，只要部队站稳立场，采取政治攻势，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着力化解双方矛盾，这些问题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比如外地学生冲中南海、军校学员冲击国防部的事件就是这样解决的。[16]遗憾的是，当时四川驻军在支左的时候却没有能够这样做。他们不仅支错对象，还对造反派采取了打压行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成都军区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还获得了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支持。这表明从逻辑上来说，他们的行动是与北京发生的二月逆流存在着密切联系的。
（2）中央对于四川事件的处理。
成都军区在支左方面出现的问题通过不同途径反映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因而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采取措施来解决四川事件中的问题。
由于成都军区对造反派采取措施得到了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支持，同时叶剑英也没有及时与中央文革小组沟通就批准了成都军区的行动，因而对于这个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这样在中央处理四川事件的时候，叶剑英就要为此承担责任，作出检讨。四月十四日，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谈了对处理青海问题、成都问题和万县问题中的错误，还谈了“对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主要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有时尊重不够。在研究讨论问题时，在某些问题上虚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意见不够，有时态度不冷静，不慎重。”[17]四月十九日，叶剑英还为此给毛泽东报告，检查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态度不尊重、不冷静等问题。[18]
我们看到，叶剑英不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性发言，还向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在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个时候面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虽然叶剑英发出了“欲要整人，何患无辞”的牢骚话，[19]但是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这样的检讨和表态对于事件的解决无疑是有利的。同时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帮助下，成都军区也在解决支左中出现的严重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发生在支左部队和两派群众之间，这个时候又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在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情况，因而无形中就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尽管这样，成都军区还是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下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四月二十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的人员情况的报告。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了。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20]
从中可以看到，成都军区在采取措施纠正以前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对此是肯定的、欣慰的。他不仅提议将这个报告印发给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还提醒军队注意另一种动向，要有思想准备，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要采取正确态度予以妥善处理。同时，对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要进行正面教育，化解矛盾，增加共识，使运动在双方努力下走上正轨。
四川在原先支左错误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宜宾以及其它地区的军队、地方干部与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并导致了严重冲突。中共中央在综合调研了四川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后，五月七日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成都军区在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纠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
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21]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明确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支持保守派，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打成反革命组织，还表现在支持宜宾军分区和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镇压革命组织和群众，又表现在支持万县军分区制造了流血事件。虽然成都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们一旦认识错误以后，迅速予以改正。这是值得肯定的。“决定”要求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要妥善处理善后问题，革命组织之间要加强团结，通过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实现秩序的稳定。
从以上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不论是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性发言、向毛泽东提交的检查报告，还是毛泽东对于成都军区纠正错误报告的肯定性批示，以及中央作出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都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采取措施纠正成都军区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和人员进行平反，排出阻力，扫除障碍，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行动，将四川文革纳入既定发展的轨道。
（3）对四川打压造反派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二月镇反期间四川出现了打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不仅发生在成都地区，也在万县、宜宾等地出现了。这种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军队支错对象，即在军队介入文革后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造成的。不仅如此，军队还采取了激进的手段来打压造反派。这又造成了造反派的反弹，致使双方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批造反派群众由此遭到逮捕，酿成了严重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支左部队的行动获得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不论是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名义批发的二一七信件，还是他批复的成都军区关于处理万县造反派组织的电报，就是明证。这样就使得成都军区行动起来更显得师出有名、理直气壮。由此反映出地方支左部队与北京二月逆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他们在对待文革及其造反派方面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的。
成都军区采取的行动以及造反派遭到打压的情况，通过不同渠道迅速反映到中央，引起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警觉，并着手处理四川问题。叶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在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检讨性发言，并向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检查报告的。不管其内心认识如何，作出这样的检查对于解决四川问题无疑是有利的。成都军区也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帮助下，开始解决支左中的错误，他们的纠错报告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与此同时，中央还召开由两派群众和支左部队共同参加的会议，处理四川文革中的问题。经过反复调研以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群众和干部予以平反，希望大家团结起来通过革命的大联合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在中央主导下，为造反派恢复了名誉，纠正了支左部队的错误，扭转了四川文革的发展方向，为四川文革走上正轨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四川发生打压造反派的事件，是由于在运动中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同时造反派（即有军内的，也有地方的）的行动触动了军、地当权派的利益，而在维护当权派利益方面军、地双方又有着一致性，再加上认识以及没有经验等因素的作用，才导致军队支错对象，对造反派予以打压的。这样就与中央的愿望背道而驰，致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向变化，对于全面夺权乃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错误虽然在中央的主导下基本上得以纠正，但是其产生的危害仍然是深远的。
4、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三——内蒙古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打压造反派，成为二月镇反期间的典型事件之一。这个事件与其它事件的不同在于，当中央指出内蒙古军区支左犯了严重错误以后，一些干部、战士拒不接受中央决定，反而进京上访，在会议上鼓噪闹事，打伤军区领导干部，最后是在中央采取强力措施以后，才将这个事件平息下去的。
（1）内蒙古两派的斗争和中央纠正军区支左错误。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内蒙古在斗争中形成了呼三司和和工农兵、无产者等若干个全区性组织。从两派的派别属性来看，呼三司属于造反派，工农兵、无产者则是属于保守派。双方又各有不少群众组织组成，彼此之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内蒙古日报》的夺权上暴发出来，并进一步酿成了两派以及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一月十一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夺了报社的大权。一月十八日，东方红的对立派组织红卫军总部（无产者派的）又进行了一次夺权。呼三司支持东方红的夺权，无产者则支持红卫军总部的夺权。这样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呼三司与无产者、工农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内蒙古军区在两派斗争中支持无产者派的红卫军总部，反对呼三司派的东方红。这样内蒙古军区就鲜明地站在了保守派一边，而没有支持造反派，引发了呼三司的不满。一月二十九日，呼三司数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南大门并在那里静坐示威。军区则在南大门修筑临时工事，在楼项上架起了机枪，枪口直对南大门外。
二月五日正午，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拿话筒向军区喊话时，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向韩桐瞄准射击，打穿肺动脉，经抢救无效死亡。枪击事件迅速上报中央。周恩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特急电报，要求内蒙古军区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同时要求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呼三司和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三至五名代表来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二月十日，周恩来与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打死韩桐的经过，当即命令内务部调查事件原委。内务部部长曾山立即带领技术人员飞赴呼和浩特。经过详细调查，查清了柳青开枪打死韩桐的全部过程。后来柳青被判处死缓，又改判无期徒刑。[22]
由于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同时两派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以及军区与造反派的矛盾也在不断走向激化，因而为了解决内蒙古的问题，周恩来等人从二月十日至四月十三日先后六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和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听取意见，进行协商，查证事实，弄清真相。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二月五日以来，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呼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王逸伦、王铎（二人均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要负主要责任。王逸伦隔离反省，王铎停职检查，交群众批判。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原副政委）任军区政委；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刘贤权到任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23]
从中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这表明中央对于内蒙古事件不仅是高度重视的，在处理上也是非常慎重的。“决定”指出，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处理了内蒙古自治党委若干负责人，还改组了内蒙古军区领导班子，调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原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吴涛任军区政委，以他们两人为首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就纠正了内蒙古军区支左中的错误，支持了造反派，打击了保守势力，拨正了内蒙古文化革命的方向。
（2）围绕中央“决定”展开的激烈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发布后，对内蒙古两派斗争以及军队所犯错误的属性作出了界定，支持了造反派，压制了保守派，纠正了军队支错中的错误。这样就引起了保守派和一些支左部队干部、战士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行动抗衡中央“决定”，甚至要求中央重新调查，企图改变这个“决定”作出的判断。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中央“决定”发布后，被宣布为保守派的工农兵、无产者等组织的大批群众不服，纷纷上街游行，要求中央重新调查内蒙古的情况。五月十一日，两派群众数千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发生大规模武斗。由于“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参加支左的干部、战士也表示不理解，许多人参加了支持工农兵、无产者的游行示威活动。到内蒙古代理军区司令员的滕海清也遭到了多数军区干部、战士的反对和围攻。内蒙古军区的干部、战士两千五百多人还前往北京告状。
到北京的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一面上访告状，一面在北京寻求支持自己的力量。北京的造反派因为中央已明确表态，所以都不支持他们。后来内蒙古军区的军人找到了一些被中央宣布为反动组织联动成员的北京老红卫兵，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五月中旬，一批北京老红卫兵来到了呼市。他们在进行了一些调查了解后，发表了支持内蒙古军区和工农兵、无产者的看法。一份署名为首都红卫兵最爱党、最爱毛主席、最不怕死战斗队发表的《关于内蒙呼市形势的十点看法》的传单曾在呼市流传，传单中断言：“中央八条”（即《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是不得人心的，是三司中一小撮人勾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谎报军情，欺上压下造成的，是有原则错误的。传单中说：“一切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以及一些不愿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学生是为八条欢呼的，是仗有八条而无所不为的，广大工农兵都不同意八条。”传单号召“坚决造八条的反”。
到北京告状的内蒙古军区的军人受到中央多次接见，每次接见都出现“顶牛”的现象。周恩来等人三番五次地宣传中央的政策，这些人则顽固地要求中央收回八条。会场上常常出现哄闹、混乱的局面。这种状况在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中反映出来：
在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在五月二十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决定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大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这是五月二十四日发生的事件——引者注），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场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24]
鉴于内蒙古军区到京上访的干部、战士不仅无视中央作出的“决定”，甚至还起哄、闹事，拒不接受中央的劝解，要以实际行动对抗乃至推翻中央的这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采取果断、严厉的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将准备向全军转发的内蒙古军区的命令报送毛泽东。这个命令在毛泽东五月二十二日批准后，于五月二十三日转发全军。命令指出：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二、内蒙古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许串连，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25]
这个命令转发全军以后，中央仍然在做内蒙古这些上访人员的工作，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对他们进行耐心疏导、劝解，希望他们遵规守纪，服从中央“决定”，执行军委命令，尽快离京返蒙，做好“三支两军”工作。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在接见会场上竟然出现了打伤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的严重事件。这表明他们放弃职责，目无军纪，以派别利益为重，藐视中央权威，严重破坏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才能遏制住这种行为，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五月二十四日在政协礼堂的接见大会上出现了打伤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的事件。二十五日，周恩来下令逮捕打人凶手，并到毛泽东处报告内蒙古问题。二十六日，周恩来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粟裕等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当天作出中央军委五条决定。决定内容如下：
根据内蒙古军区在京人员这几天的行动，采取如下决定：
1、对黄厚、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刘昌、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停止与各方一切联络。
2、对24日捣乱会场，殴打吴涛，宣读五条反动要求的少数头子实行清查逮捕。
3、对现在六个招待所的788人宣布禁止外出，让他们自己检举来京闹事的为首人员和后台指挥人员，这些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暂不回蒙。
4、准备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一部分人员、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
5、宣布内蒙古军区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编制，滕海清、吴涛、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调进部队回呼市指挥。
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决定是坚决果断的，也是极其严厉的，表明中央不仅要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内蒙古军区支左中出现的严重错误，而且对寻衅闹事、对抗中央“决定”的人也要采取强制手段了。中央在通报中把内蒙古军区军人们在北京的行为定为“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并将中央军委五月二十六日的决定印发到全军团以上党委。
滕海清、吴涛立即随北京军区××军××师（原文如此——引者注）开进呼和浩特，以稳定局势。当时，被定为保守派的红卫军等组织在五月十日制造了冲击内蒙古党委办公室大楼的事件后，一直占据着内蒙古自治区工会大楼。××师进驻呼市后，派兵包围了这座位于呼市中山路上的高大建筑。五月三十日，军队占领了工会大楼，红卫军等组织被强行解散。[26]
这样以收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室大楼、解散红卫军等组织为标志，支持了造反派，纠正了内蒙古军区支左中的错误，打击了破坏文革的保守势力，扭转了内蒙古文革的发展方向。
从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以后，不论是保守派还是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中的一些干部、战士，都对中央的这个“决定”表示不满。他们不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还组织人员到北京上访，企图推翻这个“决定”。这些上访人员得不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却与被打击的老红兵联合行动，向社会表达他们的诉求，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召开会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进行劝解、疏导，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可是，他们却乘机在接见会上起哄闹事，甚至打伤军区领导干部和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致使中央通过协商来解决内蒙古问题的努力化为泡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来处理内蒙古问题的。
（3）对内蒙古打压造反派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以后，不论保守派还是支左部队的不少干部、战士都是对此表示不满的。他们不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还组织一些干部、战士到北京上访。即使在中央召开的接见会上，上访的干部、战士还肆意闹事、打伤拥护中央“决定”的领导干部，其意图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看法，最终推翻中央的这个“决定”。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两派群众组织和军队支左所犯错误的定性也是符合实际的，并没有出现偏差。但是，保守派和军区支左人员却无事生非，以实际行动来挑战中央“决定”。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中央权威的行为。这里尤为让人警觉的是内蒙古军区支左人员的态度。他们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不仅不反思悔改，反而认为中央作出的“决定”不公，进而在中央召开的接见会上，既不进行沟通，又无视中央疏导，起哄闹事，打伤军队领导干部，要求中央收回这个“决定”。这表明这些支左人员目无党纪、军纪，深陷派性之中，以小团体利益为重，采取实际行动来要挟中央了。
内蒙古军区在支左中支持了保守派，打压了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仅没有支持文革反而严重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与中央确立的支左方针背道而驰的，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右倾错误。因而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中央就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这就要求他们在两派斗争中站稳立场，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但是却遭到了这些人的抗衡与反击。他们不仅拒不承认错误，还吵闹不休甚至在接见会上大打出手，致使中央进行的反右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军队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文化大革命得以进行的坚强后盾，可是在支左部队中却出现了这种行为，就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虽然这种行为只是出现在部分支左部队中，但却是其性质发生变化的前兆。这表明他们在服从党中央领导和支持派性之间发生了动摇，显示出脱离中央领导的迹象，从而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将这种现象遏制在萌芽状态，防止其孳生蔓延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危害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总的来说，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是在党中央作出“决定”以后，拒不承认错误，还采取实际行动来对抗中央，拒绝改正错误。因而内蒙古军区支左部队在与其它多数支左部队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时，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不仅拒绝接受党中央对他们所犯错误的判定，还采取实际行动来迫使中央改变这种定性。这反映出他们派性思维作怪，试图挑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而破坏文革发展的大局。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因而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处理内蒙古的问题就成为中央必然的选择了。
5、二月镇反中的典型事件之四——湖北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湖北打压造反派也是二月镇反期间的典型事件之一。由于我们下文还要研究武汉七二○事件，因而就把武汉军区在二月镇反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放到下文七二○事件中一并进行研究，此处就从略了。
6、二月镇反中其它若干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前文我们介绍了二月镇反期间的三个典型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四川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内蒙古打压造反派的事件。由于湖北打压造反派的事件以后还要介绍，此处从略。下面我们介绍二月镇反期间其它若干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并作出简要分析。
（1）南京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军委“八条命令”发出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许世友要求军区党委常委认真学习这个命令，深刻领会，坚决执行，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世友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即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27]
从中可以看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以军委“八条命令”为依据，对造反派采取了打压行动。虽然他说的军以下部队不搞“四大”是正确的，但是为了打压军内造反派，许世友不仅把文体人员下放，停办军区报刊，拆散步兵学校，将这些单位的造反派下放到基层去，还采取强硬措施取缔造反派组织，关押、隔离、逮捕造反派，以期实现局势的稳定。即便一些造反派存在激进行为，但是采取这样的手段无疑会压制造反派，制约文革进一步发展的。
（2）湖南省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在湖南长沙，传达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二月五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的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二月七日，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目上万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星火燎原是在全军有很大影响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他们分头前往全国各大军区去串连，支持造反。他们号称曾经在一周内横扫了几个大军区，他们的旗帜一度飘扬在几个大军区的办公楼顶上。星火燎原组织中有几个人参加了长沙湘江风雷的活动。中央军委二月九日发出通知说：“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28]
从中我们看到，湖南省军区在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以后，对湘江风雷采取了打压行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到各地串连，有人还参加了了湘江风雷的行动。军委要求军队造反派停止串连，回校进行整风。本来，湘江风雷是湖南一个声势浩大的造反派组织，但是中央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在没有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湖南省军区的报告，解散了湘江风雷，抓捕了其中的骨干分子。这个事件后来在毛泽东主导下，为湘江风雷平了反，释放了被捕成员，中央还为此承担了主要责任，省军区也在自我批评后被改组。[29]尽管如此，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湖南省军区在二月镇反中的激进态度。
（3）广州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军委“八条命令”公布后，广州军区集中打压冲击过军区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军区在宣读了军委“八条命令”后，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450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238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508人。这样，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196人。但广州军区打压的造反派组织多为工人组织，对学生造反派组织头头没有抓，对逮捕的造反派头头多数很快便释放了，而且对宣布一些要勒令解散的组织也进行了平反，所以周恩来在接见广州各派代表时说：“广东的处理是很谨慎的”，广州军区的错误“还不那么严重”。[30]
从中可以看到，在“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广州军区二月镇反的对象主要是工人造反派组织，逮捕的也是工人造反派头头，对于学生造反派则没有抓，也没有对他们成立的造反派组织采取行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广州军区在发现错误以后，能够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不仅将他们逮捕的造反派头头很快释放了，还为被解散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进行了平反。这表明广州军区虽然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错误的程度上来说不仅比其它军区小，还将所犯错误予以了及时纠正。这是应该肯定的。正是因为这样，周恩来在接见广州各派代表时，才说出了广东对问题的处理是谨慎的，广州军区的错误还不那么严重的话。
（4）沈阳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吉林省驻军（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比较激进的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二月二十六日，驻吉部队参加了对二二三事件的控诉大会，并出动飞机撒放批评长春公社的传单，会后又派部队参加了对公安联总负责人的游斗。三月四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31]
从中可以看到，沈阳军区的吉林驻军在二月镇反中对于长春公社、公安联总、红色造反团、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等造反派组织进行了打压行动，最终整垮了这些造反派组织。这表明他们在支左中没有对吉林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及其斗争状况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相当然地作出了判断，认为谁对现有秩序造成了冲击就要打压谁。这样就支错了对象，对正在进行夺权的造反派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个时候固然存在一些造反派及其组织的激进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他们中的激进行为，开导、教育造反派，使他们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就成为支左行动中面对的首要任务。遗憾的是，吉林驻军在这方面显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简单地对造反派打压了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认识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立场使然。
（5）福州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
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后，对多次冲击军区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打压。二月十一日，福州二十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及军区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三月九日，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兆基、吴丘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三月二十二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八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十四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八十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八人，拘留六十五人，解散了几个组织。”[32]
从中我们看到，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召开大会，大造声势，逮捕、拘留了大批造反派头头，取缔、解散了许多造反派组织，还对军内造反派采取了强制措施。在高压之下，福建造反派遭到了严重打击，也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福州军区显然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打压造反派，犯了严重错误。这样就制约了福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南京军区、湖南省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福州军区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严重错误。我们把这些军区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与前文青海省军区制造的二二三事件、成都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内蒙古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和武汉军区打压造反派的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大军区、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虽然它们所犯错误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从性质上来说都是支错对象，打压了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7、中央处理二月镇反的方针政策。
各地出现二月镇反的行动后，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上报到中央，中央对于各地在支左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行动，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呢？
（1）中央对于二月镇反的定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当时由于复杂的原因，军队支左在开始的时候普遍支持了保守派，而没有支持造反派，因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军队在支左中普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月镇反不过是军队支左中的具体行动，就是这样被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
中央作出这样的判断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对于二月镇反进行调查研究后的慎重决定。“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当时军队介入文革，就是要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行动。既然进行支左，就要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首先弄清楚究竟谁是左派。这就不能仅看这些打着造反旗号的群众组织自己宣扬了什么，而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通过缜密的分析将造反派和保守派区分开来，对他们所在群众组织的性质作出准确判断。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将两派区分开来，对他们所在的群众组织作出准确判断呢？
这还是要从他们对待领导干部的态度入手。由于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因而就要从这些群众组织对待领导干部是造反还是保护的不同态度中来做出决定。一般来说，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是造反派；保护领导干部的，是保守派。当然，这个时候还要将真造反与打着造反旗号却保护领导干部的假造反，以及不问青红皂白认为凡是领导干部都要造反的极“左”派区分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进行分门别类，弄清楚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从而确定支左对象，进行支左行动；否则的话，就会支错对象，犯方向、路线错误。
军队之所以在支左中发生了二月镇反的行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因为在两派斗争中没有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保守派造成的。本来，支左就应该支持造反派，但是军队却在支左中不仅支错对象，站在保守派一边，还帮助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样军队就与保守派心照不宣地和被批斗的领导干部站在了一起，成为他们的保护人。而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实际上也就成为这些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的保护人了。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才指出多数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对支左部队作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论断，并不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这种事实依据表现在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不仅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支持了保守派，还帮助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是把他们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
（2）中央处理二月镇反的基本方针。
军队支左特别是在二月镇反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中央处理这些错误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在内部整风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支左部队负责人能够转变态度，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军队支左特别是二月镇反所犯错误被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如何确定处理的基本方针，不仅是对这些军队领导干部的处理问题，也是关系到文革如何继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军队在支左初期犯了不少错误，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党的政策历来是，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即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如果在中央的指导、启发和帮助下，及时进行自我批评，发现错误，纠正错误，也不过是认识问题，转变过来就是了；否则的话，知错不改，固执己见，就只能是立场问题了。[33]
除去制造了流血事件以及特别严重的事件以外，在二月镇反期间所犯的错误，都是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的。虽然这些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对他们所犯错误的定性，直接关系到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式。这个时候毛泽东把他们犯错误以后能否及时转变过来，作为判断他们是由于认识还是立场问题所犯错误的主要标准，就不仅践行了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也给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认识、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还有利于促进犯错误的干部及时转变态度，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行动，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为了贯彻这一基本方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先后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毛泽东为支左部队负责人做说服、教育工作，并为他们承担责任；毛泽东亲自纠正若干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转发支左部队的经验和检查，为下一步纠“左”指明方向；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做出严肃处理的同时，还开办各级训练班，将支左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通过这些措施使得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逐渐提高了觉悟，转变了态度，纠正了错误，加深了认识，将支左工作纳入文革发展的轨道。
由此我们看到，在对二月镇反所犯错误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以后，除去制造了流血事件的军队负责人以外，处理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的。为了促进他们态度的转变，又进一步将他们所犯错误的原因分为认识问题和立场问题。这是为了能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践行党的民主作风，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采取的有效措施和手段。
（3）中央严肃处理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中央对于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是作出了严肃处理的。青海二二三事件是二月镇反中影响最为恶劣的流血事件，造成这个事件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隔离审查，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青海省委书记王昭被隔离反省。[34]对于枪杀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韩桐的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判处了重刑。[35]为什么中央对于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作出了严肃处理呢？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究其原因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即便立场问题，如果没有导致事态恶化、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来说也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但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擅自开枪，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这样不仅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且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采取实际行动，公开镇压造反派，由支左变成了文革发展的反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缘故。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二月镇反中的流血事件作出严肃处理了。单纯是支错对象，还不致于如此。后来受到这样的处置，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在支左中盲目行动，滥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用血腥方式镇压造反派，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以镇压造反派的方式来反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要害在这里。
当然，话又说回来，军队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是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的。如果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在说服、教育无效且已严重影响到文革发展大局的情况下，不是不可以动用武力的。但是，即便这种情况下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对谁动用武力，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动用武力，动用武力只能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是针对造反派，在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开枪射击，就是镇压造反派了；即便是针对保守派，在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也是不能随意开枪射击的。不论是对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于流血事件负责人的处理，就要以此为准绳，分析这些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针对谁，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动用武力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于流血事件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与评判。
我们知道，军队支左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36]对二月镇反中流血事件的严肃处理，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为文革发展提供有力保证。这就要弄清楚流血事件出现的背景，正确、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些事件，严格管控支左部队，将其纳入文革发展的轨道。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将二月镇反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处理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内部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转变过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对于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处理，不仅是为了分清是非，追究责任，拨乱反正，回归正道，也是文革发展的进一步要求。
8、对二月镇反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二月镇反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发生的严重事件。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性，能够在支左期间展开有效行动，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赋予军队必要的职权，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行动，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遗憾的是，许多部队介入文革以后，却支错对象，严厉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打压造反派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造反派当时是文革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推动着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深入发展。二月镇反开始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将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各地造反派纷纷遭到逮捕、关押，组织被解散，致使文革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出现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采取措施，通过说服、教育、批发文件等多种形式，诱导、帮助支左部队负责人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当时除了对极少数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以外，其他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是作为认识问题来解决的。这表明中央对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负责人不仅在态度转变上是非常关心的，在处理上也是十分慎重的。
本来，军队介入文革是要进行支左的，但是却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愿望相背离，随意行动，支错对象，严厉打压了造反派。由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又是在中央命令下进行支左行动的，因而一旦支错对象，会对文革中政治力量（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干部队伍的分化）的格局造成严重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对两派力量的不 同作用上，不仅改变双方政治力量的对比，还会导致造反派与军队的关系急剧走向恶化，斗争形势呈现出紧张、多变的状态，两派之间、军队与两派之间、干部与两派之间、军队与干部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这样短时间内就在夺权和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更为曲折，成为这个阶段文革时间不得不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话又说回来，尽管绝大多数支左部队依据军委“八条命令”的授权，在支左初期抓捕了许多造反派，解散了不少造反派组织，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维护局势稳定、防止事态恶化和保护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当时军队介入文革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有力保障。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批评军队这个时候所犯错误的时候，也对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军队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肯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时，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37]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认识到军队介入文革后表现出来的两面性，还要认识到究竟是哪一面占据主导地位，哪一面处于次要地位，以及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从而进一步界定其性质并对其发展的趋向作出评判。
既然绝大多数支左部队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这些支左部队的行动就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了。这种逆文革发展方向的错误，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则是属于右的错误，因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就要纠正这些错误，开展反右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支左部队所犯错误，使他们改变支持对象，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这里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纠正支左部队所犯错误，就是在全面夺权阶段为使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反右行动。
不难看出，二月镇反对于文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果单从二月镇反来看，军队介入文革是负面的。但是把二月镇反放到军队“三支两军”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军队介入文革的两面性就凸显了出来。其实，二月镇反不过是军队介入文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的那一面而已。即便这样，有一些违背文革发展要求的极“左”派和保守派分子也在二月镇反中被清除了。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军队介入文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稳定支左部队领导干部的情绪，使犯错误的干部能够及时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除去对于制造严重流血事件的军队负责人以外，对于犯错误的绝大多数支左部队负责人则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的。这样就便于他们及时转变态度，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二月镇反期间发生的错误是在没有发生重大波动的情况下予以纠正的。这对于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二○二四年一月十四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第71页；[20]，第74页；[25]，第85页至86页；[29]，第107页至108页；[33]，第104页；[37]，第157页。
2、《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 刘继贤，副主编 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7]，第962页；[10]，第963页；[14]，第960页；[17]，第963页。
3、《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范硕著，华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18]，[19]，第213页。
4、《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6]，第584页至585页。
5、《“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36]，第125页。
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5]，[9]，第148页；[12]，第147页。
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417页；[2]，第461页至462页；[4]，第462页；[13]，第458页至459页；[15]，第459页至460页；[22]，第422页至423页；[23]，第516页；[24]，第516页至517页；[26]，第518页至519页；[27]，第456页；[28]，第456页至457页；[30]，[31]，第458页；[32]，第460页；[35]，第422页至423页。
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371页至372页；[11]，第372页；[21]，第446页至447页；[34]，第372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