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正常”的社会。
我们之前所生活的几十年，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一个从相对平等的社会，向一个正常的阶级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上一个时期的遗产尚存，有大量的寒门子弟，完成了自己阶级地位的跃升，转变了自身的命运。
70后、80后甚至90后这几代年轻人，虽然贫富已经产生了差别，生活条件会有差异，但几乎都还能享有共同的记忆。在公立教育体系中，一个班级的学生中，既有中产甚至上层家庭的子弟，也有一般的寒门子弟。而且大家通常的印象是，寒门子弟的学生更努力、更自律、更刻苦，而上层家庭多纨绔之辈，所谓”小镇做题家“群体就是这样产生的。
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富豪群体的比值，1982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富豪的3.23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富豪的2.13倍。1990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富豪的10.78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富豪的6.22倍。
但是在最近十年，一切都在快速变化。上图显示，2003年工人和农民家庭上大学的几率只有富豪家庭的40%和22%。最近几年的数据我没找到，但是差距无疑会更大。
上层、中产和寒门，越来越生活在几个几乎完全隔绝的空间中，越来越像几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西方国家，教育变成了一个金钱的竞赛。
比如在上海等地的私立幼儿园，不仅要面试孩子，还要面试家长，甚至连家长的身材都成为考察的对象。如果家长的体重超标，那就是其不“自律”的表现，会被认为影响对孩子的教育，导致孩子不能形成“自律”的习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上层子弟，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自律的精英，养成高素质的惯习。
而对于底层的学生来说，由于家长没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孩子的教育，导致这些学生从起跑线上就彻底失败。
1977年，保罗·威利斯在其出版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通过对英国一个工业城镇中12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寒门子弟从毕业前两年的学校经历到进入工厂之后最初几月工作状况的研究，揭示了寒门子弟在学校中的“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之间的悖论。
所谓的“反学校文化”主要表现在：“小子们”反抗学校和教师的权威，无视学校的规范，穿奇装异服、抽烟、喝酒，保持与学校时刻表不同的节奏，以粗言俗语彼此嘲弄、破坏公物、藐视法律、偷窃、打架，从中获取刺激和兴奋感。
威利斯认为，“小子”的反学校文化意味着他们部分地洞察和批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固化的阶级不平等的现实。然而诡异的是，这种文化形式却在洞穿文化霸权和支配性统治秩序的同时，强化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从而构成了对他们自身的反叛，使他们最终成为不平等的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工人。
我国也正在出现这样的现象，洞察了阶级社会本质的寒门子弟不再相信个人奋斗的幻想，他们不再是努力与勤奋的代名词，而越来越与反叛、不自律、低素质相挂钩。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子弟不仅意味着财富、地位和权力，而且还意味着自律、勤奋、高素质。
在这种状况下，阶层的固化就被合理化了，关于固化的愤怒和争议也就会消失。
在一个正常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的现实，但都不会像我国一样产生这样一种对阶层固化的谴责和抗议。这是因为，中国在特殊转型期，产生了一批出身底层、接受高等教育、自认为拥有高素质但却依然处在社会底层的“小镇做题家”群体。这个群体在学校教育阶段，远远地碾压了中上层家庭子弟，但在步入社会之后，面对的却是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现实。
而在一个正常的阶层社会，出身底层的人完全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教育条件，底层就意味着低素质，上层就意味着高素质。通过教育而完成阶层再生产，已经把一切的不合理合理化了。
这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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