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文革论》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 -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却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原编者按：

　　现在我们发表的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郭建波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建国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历史的考察，梳理出若干重大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剖析，勾画了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概况，展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斗争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巩固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说明了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研究的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中册）研究的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下册）研究的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册研究的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三册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出发，通过对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基石。三册各有侧重，但又构成一个整体系列，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剖析，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

　　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却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对于一场历经十年、有亿万群众参加、震撼华夏而又波及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不可能没有错误，更不可能是一场浩劫，全盘的否定或肯定都无助于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只有运用唯物史观，通过辩证的否定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七开的评价中，才有可能揭示文化大革命的真谛。郭建波同志的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就是在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上进行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该文的发表，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探讨，在论争中使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原因能够早日大白于天下！

　　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

　　文革论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

　　郭建波

　　前言

　　第一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四节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2、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二次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3、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三次斗争—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

　　4、三次思想斗争的历史启示。

　　（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一：以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还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3、“双百”方针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4、“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

　　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其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出现重要分歧。

　　6、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整风反右。

　　7、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8、简短的小结。

　　（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出发，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在纠“左”反右中逐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仅仅是思想方法上的不同，还有世界观上的分歧，这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1、毛泽东提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思想交锋——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斗争。

　　3、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想交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挥主观能动性。

　　4、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实践——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的形成。

　　5、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 的错误的历程。

　　6、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7、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反右的举措表明，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得以确立的充分条件。

　　（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通过调查研究，领导全党在纠“左”反右中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时期发生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党内乃至领导层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1、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2、《十年总结》是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

　　3、毛泽东领导全党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确立了适宜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4、为了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足干劲，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七千人大会。

　　5、七千人大会后，在经济调整和恢复的过程中出现了右的倾向。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反击了右倾，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6、在纠“左”反右中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更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四：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巩固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决定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的产生又一次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到思想战线上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2、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纠“左”反右中前进。

　　4、关于“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

　　5、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6、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更进一步透射出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五：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出发，决定要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随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在文艺、历史、哲学等领域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2、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进行的斗争。

　　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4、围绕“大写十三年”进行的争论和斗争。

　　5、围绕京剧革命进行的斗争。

　　6、围绕史学革命进行的斗争。

　　7、围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进行的斗争。

　　8、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9、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逐渐显现。

　　10、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历史启示。

　　（七）斗争反映出什么？

　　第五节通过中苏论战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反修防修的斗争，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道路。

　　（一）十年论战的简要回顾。

　　（二）中苏两党从分歧到走向分裂的原因分析。

　　（三）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本质。

　　（四）反修防修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五）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中苏论战的伟大意义。

　　第六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透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产生的根源和基石。

　　（二）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实践来透析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什么会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前言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研究的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中册）研究的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下册）要研究的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研究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梳理出若干重大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剖析，力求勾画出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把握其发展脉络，揭示其原因及影响。

　　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中，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呢？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同时，也必然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样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出现了三次影响较大的思想批判运动——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通过对三次思想批判运动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胡风事件比较复杂，后来翻案后又扭曲了不少事实真相，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因而我们就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梳理了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深入剖析了胡风问题是怎样由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进而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历史原因。这样关于胡风事件的篇幅就显得较长，竟达二十万字左右，与本书的体例出现了不合。但是为了把胡风事件正本清源，弄清其实质，恢复其本来面目，就不得不这样做。这是请读者予以谅解的。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虽然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仅苏联赫鲁晓夫反对，就是党内也有人对此持怀疑和抵触态度。同时，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知识分子到底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党内在其阶级属性的界定上也存在着分歧。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一九五七年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将阶级矛盾仍然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时起时伏，曲折复杂，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这是因为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未建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还未见分晓。因而就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党外（社会上），而且还出现在党内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这突出表现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分歧和争论，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一九六四年底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分歧上。

　　这些分歧和争论就是党内高层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来说，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是运用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来分析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实质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鉴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峻状况，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梳理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分歧、围绕“大写十三年”、京剧革命、批判《李秀成自述》和“让步政策”、批判“合二而一”等重要事件来进行研究，对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状况进行历史的考察。对这些事件剖析的文字既可独立成篇，又可以系统展现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基本状况，虽显冗长，却能使我们对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状况有一个宏观的认识，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状况以及为此开展的激烈斗争中来透析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

　　当然，思想战线上进行的阶级斗争并非是孤立的，这是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同时，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又能动地作用于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阶级斗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构成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就要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那么由于前面有了这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出发，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必然性的了。

　　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因而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源。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就要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基石。这就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阐释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三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结合文革后的社会发展状况，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考察。我们抱着和氏献璞的赤诚，就教于各位读者，恳请提出批评意见。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拙作的发表，抛砖引玉，华章频现，使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能够早日大白于天下。

　　第四节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知道，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过来又会巩固和发展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成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历史发展表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扫帚不到，灰尘不走。旧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够建立和发展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来，形成思想文化上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仅关系到能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成果的巩固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开展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思想文化。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后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业已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正在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中就已经存在着社会主义的成分，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也就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因素。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自然要向社会主义的文化过渡。这样随着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必然会要求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因而我们就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行的思想斗争说起。

　　（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发展而来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斗争，也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和关于胡风思想的批判。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这三次比较大的斗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初步建立的强大推动力。

　　关于当时开展的这些批判，后来胡乔木曾评论道：“接下来有对几个作品的批判。开始是对《清宫秘史》的批判，这件事不太好写。‘文革’时把这个批判没有进行下去说得很严重，从《清宫秘史》到后来的《海瑞罢官》，一条线。那时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1]

　　从胡乔木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从《清宫秘史》到后来的《海瑞罢官》，也就是从五十年代初期《清宫秘史》的出现（当时没有批判起来）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年这些批判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呢？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批判呢？这些批判又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由于电影《清宫秘史》没有能够批判起来，因而我们就先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谈起。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中央党报以社论的形式来展开对一部电影的批判，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社论发表后，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高潮。那么，电影《武训传》存在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以社论的形式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电影《武训传》的上映。

　　一九五○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在全国几大城市上映了一部影片《武训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打着“行乞兴学”的旗号，想用乞讨得来的钱来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识字，能够上学，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为此，他在乞讨中，为了得几个钱，费尽心机，见人（特别是有钱有势者）就磕头，低眉顺眼，装疯卖傻，自取其辱，丑态百出，还摆摊卖打，学驴叫唤以博得人们的欢心。在士绅的帮助下，于一八八八年办了“崇贤义塾”，后来又办了两所“义学”，但是并没有改变穷人的孩子的命运，他们还是上不起学。在武训死后，他积累的学校的财产又被豪绅地主霸占，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2]

　　这部电影上映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又是如何评论这部电影的呢？

　　（2）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好评如潮”的颂扬中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其实，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就有了不少赞扬和溢美的文章。电影《武训传》上映后，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赞扬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等等。[3]

　　这种现象，后来杨俊在研究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曾对此作了概括和总结。我们引述如下：

　　在影片《武训传》公映前，当时京、津、沪等地主要报刊杂志上，已经出现许多肯定和赞扬武训的文章和书刊，影片《武训传》公映后，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了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进行“极为夸张”的歌颂的文章，旋即掀起了“武训热”。这里，我们选取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对〈武训传〉的讨论》中被点名的文章和论著为例来考察这时“武训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实质。选择这些材料，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它们，对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达到何种程度”产生了直接印象，从而影响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和决策。

　　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做了“极为夸张的”褒扬和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对武训事迹和精神极力夸赞，把武训颂扬为“中国劳动人民的楷模”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战斗英雄。”

　　这些文章纷纷把武训誉为“具体的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儿子”，“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他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他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

　　二是认为“教育”、“知识”能使“劳动人民翻身”，而“新民主主义教育”“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

　　《武训传》放映后，一些文章认为农民受压迫就是因为“不识字”、“愚昧”，而“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须透过教育”。许多文章大力呼吁“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要宣扬和学习“武训精神”， “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也有文章要求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许许多多新武训”，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放映后，当时的文教界兴起一种舆论，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连环画《武训画传》就在“武训第四”——陶行知先生这幅画下面写了说明：“陶行知先生……有规模的发扬武训精神，解决了育才的困难，并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见该书86图）

　　三是用“武训的道路”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号召学习武训的革命精神。

　　观赏者认为《武训传》“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观众在影片进行中，始终燃烧着对封建社会的愤怒的火焰。”“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在“这个封建社会里面”，武训与周大作为反对地主阶级统治“一文一武 ”的两条战线：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所以，“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由此逻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是武训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 [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对这部电影的一片颂扬声。这些颂扬的文章从其内容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把武训包装成劳动人民的代表，称赞他是反封建的战斗英雄；认为教育能够使劳动人民翻身，改变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继承武训的遗志，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混为一谈；把武训行乞兴学的道路曲解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的结果。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文章的将武训打扮成劳动人民的代表，一个反封建的战斗英雄，不仅极力称赞武训的“行乞兴学”，还把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纳入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范畴，认为通过武训“行乞兴学”的方式，在劳动人民受到教育后，就可以改变他们受苦受难的命运，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量齐观，漠视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的改造。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问题，同时从实质上更是反映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问题。

　　（3）毛泽东是在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

　　电影《武训传》公映前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几乎没有出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出发，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的文章，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充满了颂扬和称赞声，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调阅了这部影片。为了全面了解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评论状况，在田家英的指导下，卫士李家骥还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剪裁下来，供毛泽东阅读。[5]

　　电影《武训传》宣扬的主题及报刊杂志发表的评论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一九五一年三月，毛泽东开始谋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6]对此，林默涵后来曾回忆道：“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7]

　　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这样一部宣扬叫花子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值得毛泽东这样兴师动众的发动批判吗？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修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的文章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现在，姑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假定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此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8]

　　由此看来，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针对武训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行乞兴学”这件事，而是电影《武训传》的们借武训及其进行的“行乞兴学”来兜售自己的主张，借以宣传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主张从本质上反映出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及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不同认识，而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只是出现了对电影《武训传》的一味颂扬，却没有人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说明在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和忧虑。

　　（4）毛泽东在做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决定后，当时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状况如何？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进一步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二）加强电影编剧力量，可向全国征集已经上演过获得观众好评的戏曲剧本，选择一些改编为电影剧本。（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强调艺术性。[9]

　　会议后，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在3月23日结束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点名批评了《武训传》。3月下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丁玲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文艺报告时，“很尖锐地批评了《武训传》电影的立场和观点的错误。”

　　领导人出面批评《武训传》的错误表现后，报刊杂志那种连篇累牍地、“一个劲地”褒扬武训和“武训事业”的现象没有了，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武训“不足为训”的文章，那么，这些“讨论与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情况如何呢？下面就以京、津、沪等地重要报刊在1951年3月上旬—5月上旬所组织发表的讨论和批判文章来进行考察（均被《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点名）。

　　这些批评《武训传》的文章，通过分析武训及其所从事活动的“时代环境”，得出了武训“不足为训”的结论，具体原因为：武训当时“脱离了时代要求”；“采取了错误的斗争道路”；对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客观上起了掩饰反动统治的作用”。在表达武训“不足为训”的同时，这些批评文章又纷纷“一分为二”地说：“武训的动机是好的”，“武训的‘苦行’与‘利他主义’是难得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正如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它方面。”

　　一方面是此时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另一方面是当时许多人对于批评武训表示怀疑或异议，而褒扬武训“三十年如一日，为自己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条件的理想而奋斗”之类的文章仍然在报端时有出现……

　　通过分析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此时报刊杂志所组织的批判进行的不很得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武训精神”在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毛泽东关于“武训问题的实质”，以及讨论《武训传》问题的原则意义的思想认识，许多人“跟不上”，也没有引起下面足够地重视。李长之在1951年5月的检讨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这种状况，在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所配发的编者按，也有强调说明：

　　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评论文字。[10]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开展批判后的动向，他对这种批判是不满意的。因为在批判过程中不仅还有赞扬武训的文章出现，就是批判武训的不少文章也是在肯定武训“行乞兴学”的动机的前提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只是就事论事，而没有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放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更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靠武训的“行乞兴学”是不行的。这是关系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大认识问题。因而当时进行的批判是肤浅的，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决定亲自介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便为批判指明方向，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

　　（5）毛泽东改写了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为批判指明了方向。

　　这个时候，胡乔木起草了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文章标题是《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写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构成文章的主体。他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1]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改写和加写的文字如下：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12]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6）对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原因分析。

　　我们看到，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将电影《武训传》放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高屋建瓴，所向披靡，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如同匕首和投枪，击中了电影《武训传》的要害，揭示了这部电影的本质，指出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

　　那么，从毛泽东在社论中表达的观点来看，他是经过怎样的分析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呢？他为什么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做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呢？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电影《武训传》实质上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才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屈辱命运。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想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就必须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改造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要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践已经证明改良道路走不通，只有实行革命的道路。因而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对过去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而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就必须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任务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才得以完成。

　　由此看来，在近代的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

　　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认为，当时穷人受穷是因为念不起书造成的，因而他想通过化缘的方式来办一所学堂，让穷人的孩子念书，以改变穷人的命运。

　　这种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到底能不能实现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办义学是需要钱的，这笔钱从哪里来呢？武训是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募集的。这种乞讨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呢？是一般的劳动人民呢，还有豪绅地主？如果是一般劳动人民的钱，武训不过是用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来建义学，他的行乞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地主豪绅的钱，这不过是他们把从农民那里搜括来的财物的九牛一毛交给乞讨中的武训，这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的钱。因而我们认为，武训乞讨得来的钱，其实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武训不过是通过行乞，以办义学的名义，聚敛到自己的名下而已。当然，就是这样，能不能解决穷人孩子念书的问题，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呢？

　　回答同样是否定的。解决穷人命运的问题，并不是像武训及武训的宣传者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办了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能够上学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幻想，在不对社会制度有一个根本性改造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从解决穷苦人孩子上学的问题的。后来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

　　武训的义学在豪绅的支持下办起来以后，其实还是解决不了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武训的义学里主要还是豪绅地主的子弟，大批穷人的孩子被排除在义学之外。即使有的穷人的孩子能够进入义学念书，在义学里还是饱受歧视和白眼。江青到山东堂邑下乡调查武训的时候，就曾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太太说自己的孙子在义学里被富人的孩子打伤了，回来后几天就死了。江青听后和老太太一起掉了眼泪，哭了起来。[13]

　　当时劳动人民处于穷困命运的根源，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只有推翻了封建制度，才能解决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只有在解决了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以后，才能够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农村，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地主通过地租的方式将土地产出的相当大的份额据为己有，这是造成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同时，封建社会的政权又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并为这种剥削提供保护。封建的文化严重束缚着农民的思想，造成了农民的愚昧、守旧和落后。这才是造成农民穷困和悲惨命运的根源。义学教授的又是封建文化，在这种情况下，靠办义学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对农村有一个根本的改造。这就首先要进行文化的启蒙，促进农民的觉醒，使农民从蒙昧中走出来，成为进行革命斗争的主力军。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消灭政治压迫，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挖掉农民穷困的经济根源。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农民才能获得解放，从经济上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否则的话，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及封建文化的前提下，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获得特权的情况下，为了办义学，也就只有像武训那样奴颜婢膝地去乞讨了。就是企望统治阶级的恩赐而不是革命人民的斗争来解决农民贫困直至受教育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秉承改良主义。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这样看来，围绕电影《武训传》发生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来是能否通过兴办义学来改变劳动人民命运的问题，实质上则是要不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一个根本改造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用革命还是改良来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只有通过革命，打破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够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围绕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实质上就反映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

　　由此我们认为，围绕电影《武训传》出现的争论所反映出的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的产生到底有没有必然性的问题。由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就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对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发生了质疑，就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产生疑虑和动摇，这就破坏了新生人民政权赖以存在的的道义基础，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② 电影《武训传》是对当时发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乃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否定。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下一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基本完成。没收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官僚资本则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且已经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样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正在被废除，全国性的人民政权业已建立的情况下，中国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创造条件准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变革，那么也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来进一步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否则的话，就会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这就要求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业已建立，并且这种经济和政治也已经包含社会主义成分的情况下，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已经包含社会主义的成分一样，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分，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建立，适时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

　　这样看来，当新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也必然会在文化上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也就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而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电影《武训传》宣扬的是什么呢？

　　我们从电影《武训传》中可以看到，在豪绅支持下武训创办的义学里是教授封建文化的。武训没有认识到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更没有认识到在义学里宣传的文化恰恰是毒害人民的思想鸦片，而有意识地去做思想启蒙的工作，却认为穷人的受苦受难是由于没有文化造成的，因而他希望通过创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来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想法也是天真的。

　　其实，要解决穷人的命运并让他们及其子弟接受教育，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像武训那样采取奴颜婢膝的方式，低眉顺眼，卖打自辱，靠“行乞兴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在中国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电影当然也应该反映这种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自身获得解放以后，才能解决受苦受难的命运，才能解决自己及其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可是电影《武训传》的们不是宣传人民群众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剥削制度，以此来解决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而是极力宣扬武训通过“行乞兴学”来解决穷苦人命运的行为。这就与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发生了不合。

　　电影《武训传》的们不是去宣传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些变革，为这种变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并进一步为这种变革从思想文化上进行引导，反而却置当时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深刻变革于不顾，背离这种变革，为武训“行乞兴学”大唱赞歌，热心宣扬武训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创办义学，解决穷苦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及接受教育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与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的二律背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旧的文化不仅存在，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对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变革起着阻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没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就难以通过思想文化上的能动作用，来进一步巩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革命成果，并为下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样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就是与正在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直接交锋，并对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的变革起着破坏性作用。

　　通过对近代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只有推翻两座大山的压迫，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近代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资产阶级进行的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途径。而像武训那样通过向统治者奴颜婢膝的方式，是不可能获得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更是不值得提倡和称赞的。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赞颂，实质上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就是对中国业已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否定。

　　当然，这是认识上的严重误区。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出现这种误区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马列主义仍然没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指导地位的缘故。虽然文章的们运用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语句，但是却没有能够从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刻的分析，把电影《武训传》中所宣扬的观点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样也就难以揭示电影《武训传》的本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的产生，以及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称赞和吹捧这种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彻底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起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思想文化界里的不少人不能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说明，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滞后不仅不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还会进一步瓦解和破坏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并进一步影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敏锐洞察力，不仅发现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还在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不力的情况下，才在社论中点出了这个问题的要害所在。

　　（7）在《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导下形成的调研成果—《武训历史调查记》。

　　《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但是有一些人还存在不同意见，虽然口头上他们也说应该进行批判，却没有能够从思想上转过弯来，真正认识到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必要性。为了转变这些人的思想认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电影《武训传》的本质和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重要意义，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就要对武训的一生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以便于人们对武训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九五一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平原省（一九五二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堂邑县（一九五六年并入山东冠县）、馆陶县（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划归山东，今属河北）和山东省临清县等地，共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 [14]

　　这个调查团的成员，有北京去的《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钟惦棐、李进，他们三人负责调查团的活动，其他成员则是武训家乡的省、地、县、镇的干部。

　　江青化名李进，以文化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奉命负责这次调查活动中江青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工作。

　　关于这次调查活动，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江青要求轻车简从，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调查，她还交待随从的人员要注意保密。六月下旬，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一行乘火车直奔济南。上车后，他们三人就开始研究调查提纲、工作步骤及相关问题。到达济南后，由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当天晚上，他们就与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四五个人商讨调研问题。在济南住了一两天后，同省里参加调查团的同志接上头，就下一步的调查项目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开赴聊城进行调查。

　　聊城距省城济南三百里路。当时调查团乘坐的吉普车并不快，过黄河时还要乘船过河。那天沙土飞扬，我们担心身体不好的江青支撑不住，但还是顺利到达了聊城。一到聊城，袁水拍等人就召开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在这里他们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阅读，不断开会，还下去到街区或郊区搞调查研究。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要入村入户进行调查。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穿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向有关人员介绍时，说她叫李进，是调查团的成员。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的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在柳林镇，调查团去看了武训的坟，还去过周围三四十个村庄。调查团的同志很辛苦、很细致，他们有时一同到一个地方，有时分头到不同的村庄，有的村庄去了多次。江青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去调查。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

　　六七月份的鲁西地区，天气很热，而且这里沙土地多，下雨则泥泞，晴天则扬土，加上工作人员不能单独开伙，不能搞特殊，只能和那里的老百姓吃一样的饭。就是在招待所吃饭，条件也不好，因为这里的生活比较贫困。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会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棐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会情况，提意见，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济南，调查团—主要指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仍然很忙，他们又讨论过材料，尤其是两位执笔人更累，无暇干别的事。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袁水拍和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对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是袁水拍、钟惦棐搞的。[15]

　　从李家骥的回忆看，当时调查团在二十多天的调查中，日程是紧张的，工作是辛苦的，调查团不仅要查阅当地的史志资料，还要深入基层，走村入户，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对于查阅或调研取得的一手资料，还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武训调查报告的素材，作为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基本依据。

　　当时调查团直接或间接走访了当地各阶层的一百六十多位知道武训事迹的人。那些亲眼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年岁最大的一百零三岁），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调查团直接访问的对象。其中，堂邑县五十人，临清镇十五人，馆陶县二十人，共计八十五人，这是调查团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调查记列举了这些人的姓名、住址、年龄和成份。

　　此外，调查团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调查团遍寻各地，都没有找到《堂邑县志》。

　　在此基础上，调查团主要负责人袁水拍、钟惦裴、江青撰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共分五个部分，我们概述如下：

　　① 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调查记》首先指出，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责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农民起义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的调查发现了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农民革命军。

　　一八六○年（咸丰十年），正当武训打出“乞行兴学”招牌（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一八五九年）一年以后，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柳林大地主、“永清团”的团长杨鸣谦就在与黑旗军的作战中被打死了。

　　《调查记》接着分析了出现这些起义的原因。这些起义虽是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灾荒，才使陷于痛苦中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调查记》引用当时的实际调查和县志资料证明了这个判断。

　　《调查记》用调查到的材料生动地说明了当地贫苦农民对宋景诗和武训的不同态度。他们对宋景诗是钦佩的，怀念的；对武训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调查记》也谈到了宋景诗曾受招抚的事，并对此作了实事求是地分析。

　　电影《武训传》虚构了周大的形象，说他与武训有友谊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关系，称之为“一文一武”。《调查记》从对当时调查到的材料和查阅到的县志资料的分析出发，认为这两人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调查记》认为，如果非要与之搭配的话，那就是被宋景诗打死的柳林“永清团”团长杨鸣谦，以及赞助武训办学的他的继任者杨树坊（杨鸣谦侄子），他们才是“一文一武”的“血缘亲属”。这从武训被赐予“乐善如施”的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及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依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上可以表现出来。

　　② 武训的为人

　　从调查中发现，武训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两个哥哥（武谦、武让），四个姐姐，他排行第七，唤作武七。家庭困难时，武训确实跟着母亲逃过饭，虽然那个时候武训还不是一个职业叫花子，但他从此沾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气息。武训一生五十九年中，只有一年（或两年）在他的远房姨夫张老变家抗过活，还算得上是“劳动”过，此外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参加劳动的事情了。

　　在抗活还是要饭的问题上，武训和他母亲、哥哥起了冲突。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说：“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爷爷都叫他抗活去，不愿他当要饭的。”可是武训认为要饭比抗活舒服，就赌咒说：“我出家了，你们别管我！”从此，他就“当了大要饭的”（武金兴）。

　　从那时起，他结交的尽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恶霸、阔和尚和大小官僚。当地群众说，他喜欢上崔庄找他的舅舅崔老华，那是个有名的光棍，他“专吃别人”。武训和他最合得来，从他那学到了不少“专吃别人”的本事。后来，武训在各县行乞，结识了各县的流氓，竟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人，要饭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后来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果然这块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阶级的赏识，馆陶县楼塔头的武进士娄俊岭马上看中了他，就夸奖他说：“武七能成大事。”

　　武训对地主阶级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甜着呢！”“脾气好，怎么耍他也不恼。”而对劳动人民他却是另一幅模样。

　　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武训三兄弟有十二亩地，他的份地是四亩，但是武训以自己没有娶妻为由，硬是卖了五亩七。他的两个哥哥怕他凶，只好依了他。

　　柳林义塾的基地是小地主郭芬捐的。据郭芬的本家郭培先说：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有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说话，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在杨树坊的策化下，在武训五十一岁那年，也就是武训打起“兴学”正满三十年之后，才和杨树坊合办了“崇贤义塾”。

　　武训自从办了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官府的上宾。堂邑县官郭春煦因事要丢官了，发现了武训，赶紧上禀，才保住了乌纱帽。因而不仅郭春煦请他吃饭，山东巡抚张曜还召见了他。

　　《调查记》先介绍了武训和了证和尚共同创办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又进一步介绍了了证的为人及他与武训互相利用的情况。武训在临清的第三所学校，是在临清的大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的控制之下，直到武训临死的那一年才开办的。

　　在调查中发现，武训的母亲并非是像传记或电影中说的那样，是在他年幼时死的，而是在武训三十五岁的时候死的。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他早就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他把要来的干粮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娘死了以后，他哥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武训的宣传者认为，武训不娶妻是武训的一项“苦行”。经过调查发现，武训确没有娶妻，但是却认了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作干娘，有个干娘甚至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

　　四十二岁以后大发起来的武训，确实还是披着一件叫花子衣服，往来于堂邑、临清、馆陶、冠县一带地方，他已经不是乞丐，而是一个大债主和大地主了。他晚年的工作就是催租、讨息和检查学校，拿着各县绅士替他立的缘簿，到处募捐，并推销《太上感应篇》等善书。他曾被清庭授予“乐善好施”的匾额。

　　《调查记》以详实的资料分析了武训和他的合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武训生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武训死后却迅速激化，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

　　《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和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因而揭露武训的真相，戳穿武训宣传者的真实目的，就成为必要的工作。

　　③ 武训学校的性质

　　武训办了三所学校：一所是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办的堂邑县柳林镇的“崇贤义塾”；一所是武训和了证和尚合作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办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一所是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武训死的那一年，办的临清镇御史巷“义塾”。经过调查，这三所学校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学校，由于“崇贤义塾”是武训办的第一所学校，是三所学校中最典型的一所，因而《调查记》就将重点放在这所学校的调查上。

　　“崇贤义塾”建立校舍的经费，主要是武训的债利和地租，还有武训依靠杨树坊的势力强迫募捐的部分。在建筑材料方面，是杨树坊亲自出马，以自己的威势，强迫别人派人、派车拉来的。

　　《调查记》以详实的调查材料，从“崇贤义塾”的学生成份上，从教师或首事人（校董）的成份上说明，对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一所不义之学，以此来批驳几十年来被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等反动统治者的宣传所粉饰和掩盖着的，武训兴的是“义学”，为的是“贫寒”的论调。现在的武训宣传者也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孙瑜）“这位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觉者”，早已“实践”了“教育为人民”，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和“人民大众的牛”（李士钊）。这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散布反动思想，欺骗人民群众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地，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这表现在“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者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和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因而教师的资格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调查记》列举了经班教师调查表，列举了所能了解到的经班学生调查表。“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就被废止了。这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的子弟不能上学，商人们表示不满，武训、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

　　在学生的成份方面，不但经班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调查记》还附了所能了解到的蒙班学生调查表。蒙班的教师一般就是秀才。

　　在柳林镇师范学校里的一块石碑上，找到了“崇贤义塾”的第一批首事人名单，共有四十一人。只有武训的族侄孙武茂林，是个贫农。因为常年为武训摧租、讨债做跑脚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可是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

　　“永清团”团长杨树坊，是“崇贤义塾”的主要首事人。武训被他赏识，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政治和经济原因的。从政治方面来说，他明白单靠武力不行，还要做一些收买人心的事情。因此，嚷着“修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就成了他欺骗人民的良好工具。这个时候，武训在堂邑就集了七千吊的财产，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这从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有几年率性停办上可以得到证明。

　　《调查记》认为农民阶级只有在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自己掌握生产资料以后，才能使农民受教育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而武训办的“义学”实际上是为地主和商人服务的，是解决不了农民受教育的问题的。

　　④ 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由于武训放高利贷以临清最为典型，因而调查团就将调查武训放高利贷的重点放在了临清镇。武训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但是主要形式是高利贷。

　　根据现有的材料，武训先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所积财产总数为一万七千余吊。武训确实把他收入的一部分用在学校校舍和开办费及日常费用上，但是这是他为了维持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的必要开销。他也确实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这一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另一是为了必须保持这种“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中间并不鲜见。武训在临清镇放债的时候，利息很高。为了确保放债的安全性，他不仅勾结官僚，还要求放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要帐。他经常通过地主、绅士、银钱号，或者地痞、流氓去放债。当时替他办御史巷“义塾”的包税者施善政就是为武训放高利贷的主要经手人。当然这些人在为武训放债的时候，武训也要让他们得一点利息，这是为了确保债务安全性的必要开支。除非有抵押品，他一般不直接放债给劳动人民。

　　调查显示，当时劳动人民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财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或者用当地土话来说，是财迷转向。因而《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⑤ 武训的土地剥削

　　《调查记》说，据当时的调查材料，武训在堂邑、馆陶、临清都有地，以堂邑的地为最多，这些地合起来共有三百多亩。

　　武训在堂邑有特权，可以不交粮赋，因而调查团就将武训土地剥削的调查重点放在了堂邑，也有一部分是在馆陶调查的。从搜集到的三本“地亩账”来看，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来的。

　　武训夺取农民土地的方法是：农民借了武训的高利贷，到期还不起，只得把土地当给他。这是武训开始占有土地的主要办法；武训把已经占有的土地租给农民，农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占有的土地折卖给他。这是武训后期扩大土地面积的主要办法；农民因婚丧喜事急需用钱，把自己的土地当给他，可是到期无钱赎回，便将当地变为卖地；有的农民虽把土地卖给武训，但在一定时间内，原地户还保持土地的使用权，群众把这种形式叫做“卖马不离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便连土地使用权也取消，土地完全由武训支配。

　　《调查记》还介绍了在武训死后，柳林学校校董会，利用武训原有的剥削基础，乘灾荒继续向农民掠夺土地的事实。

　　这样《调查记》就最后得出了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结论。[16]

　　《武训历史调查记》在起草完毕后，报送毛泽东审阅。七月，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有二千七百多字。 [17] 他从详实的调查和史志材料出发，以生花之笔，不仅勾画了武训的肖像，而且还透视到武训的灵魂，使得这个《调查记》更具有理性批判的色彩。这对于人们认清武训的本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连续刊载。

　　我们认为如果说毛泽东起草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纲的话，那么《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目。光有目而没有纲，批判就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光有纲而没有目，批判就会变成一味的说教，就没有力量。因而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不仅要有纲，而且还要有目。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武器，透过现象认识到了电影《武训传》的本质，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当时别说热心宣传电影《武训传》的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少党员干部，甚至还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还存在着疑问，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开展这种批判的必要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取得应有的成效，单是象社论那样对电影《武训传》进行理性的批判是不够的，还要以武训的历史材料为依据，使人们通过大量生动、鲜活、具体、形象的文献材料，来进一步认识到电影《武训传》宣扬的本质问题，这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诞生的背景。

　　（8）对后来为电影《武训传》翻案的若干观点的辨析。

　　文革结束后，在全盘否定文革风潮的影响下，有人处心积虑地要否定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甚至当时参加武训调查团的个别成员，也以当事人的身份，为此进行擂鼓助威。下面我们对其中的若干翻案观点作一个简要的辨析。

　　有人说，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先做结论后找证据。[18]

　　乍看起来，似乎就是这样。《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在前，《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形成在后，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在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为了说明批判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才组织调查团进行调查，通过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来为这种批判寻找证据的。

　　但是如果我们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后就会发现，毛泽东在决定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前，不仅调看了这部影片，还阅读了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评论，又浏览了武训的一些其他资料，正是这些基本素材，才使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形成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的基本观点。这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我们还要看到，《武训历史调查记》虽然在主题思想上是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相一致的，但是与社论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是因为在调查过程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武训历史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帽子，就是因为在调查中发现了新的证据的缘故。因而我们认为，这不是先做结论再找证据，而是鉴于社论主要是从理论上来对武训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为了使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和水平，真正从思想上接受教育，对武训有一个更为全面、详细、深刻的认识，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才组织了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用详实的调查资料撰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由此看来，那种认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前而调查在后，《武训历史调查记》是为批判寻找证据的说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有人虽然不得不承认在调查期间“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但是却说调查团“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还说“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目的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为赞扬，说他是好人，圣人”，在知道后就不讲武训的好话了，甚至又举例说堂邑的县委书记示意堂邑的县长不要说武训是圣人的话，[19]以此来说明调查团偏听偏信，是带着框框去进行调查的，从而影响到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前文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亲身目击来说，在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对武训绝对的肯定或否定的说法，总是或者肯定多一些，或者否定多一些。虽然李家骥是负责江青的安全和生活的，没有参加调查团的全部活动，但是他的回忆毕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参考。

　　对武训进行的调查，当然第一位的还是史料的真实性，因而调查团就要首先寻找真实的史料。同时还要看到，即使在调查中得到的真实材料，由于受到视野的限制，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即使是同样的材料，由于立场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差异，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对于曹操的评价，如果当时到民间去调查，好多人就会说曹操是一个奸臣，对他作出负面的评论。而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对曹操的评价则是很高的。因为他在北方结束了战乱，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就是民间出现了不少称赞武训的人，这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因为在对武训认识的问题上，就连不少文化界的人士也没有认识到他的本质，而是充满了一片赞扬声，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就要求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史志资料，首先要收集到关于武训的大量一手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是感性的，既有对武训本质正确反映的材料，也有对武训本质错误反映的材料。这就需要调查团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站稳阶级立场，对这些材料进行甄别和分析，通过对这些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分析来准确把握武训的本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随便抓住一些感性材料，就望文生义地做出判断，是难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查材料中是对武训肯定的多一些，还是否定的多一些，从根本上来说并不会影响到对武训问题的定性和结论。因而翻案者说在调查过程中，基层揣测调查团的意图去说武训的坏话的说法，从总的来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对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持否定态度，[20]那么这个帽子到底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呢？

　　我们先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地主的帽子。从调查中发现，武训有三百多亩地，他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对农民进行剥削。后来的翻案者不能直接否定这个事实，却以土地收入的用途来搪塞，转移话题，说什么关键是这些地的收入用在什么地方去了？是武训自己享用了，还是办义学用了？（关于收入的用途下文还要分析，此处从略）武训有三百多亩地，他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利用土地来剥削农民，不管他将这种收入用来干什么，收入的用途改变不了他进行剥削的性质，这种行为就是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吗？

　　有人甚至还以武训的苦行为依据，说“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21]乍一看，还倒是这么一回事。武训始终是一个苦行的形象，以乞丐终，没有过上一天地主的生活。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说出“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这样的为武训翻案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说武训是不是地主的主要依据还是看他存在不存在对农民剥削的行为，而不是他的生活状况如何。况且《调查记》已经说明了武训保持这种“苦行”是为了继续欺骗和剥削的需要，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难道是《调查记》的撰写者强词夺理、无中生有地诋毁武训吗？当然不能这么说。不仅中国有这样的人，无独有偶，就是在外国也存在这样的人。还是看一看俄国作家果戈里笔下《死魂灵》中的骗子乞乞科夫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地主特别是泼留希金式的人物吧。虽然是小说，难道这样的人物是果戈理自己臆造的吗？

　　我们再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债主的帽子。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以确凿的调查材料和史志资料详细介绍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对这些文献资料翻案人虽然无法否定，但是却以武训把放高利贷得来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来转移视线，还以当地群众的名义说利息并不高，多是借给一些商人，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甚至还说武训放贷是受害者，他自己没有文化，就把绳头、布条搓成绳来打结记帐，尽管这样还少不了挨勒受骗，[22]想以此来给武训摘掉大债主和精明的高利贷者的帽子。其实，武训该不该戴上大债主的帽子，主要还是看武训的放债存在不存在进行剥削的行为。抛开这一点，用别的话题来谈论武训的放债行为，就是在进行诡辩。武训的翻案者显然是在岔开话题，避开了武训放债的剥削行为。

　　现在我们来分析武训通过放高利贷和土地剥削赚来的钱到底干什么去了。从《调查记》中可以看到，武训确实把他的这些钱用在了“义学”上。不过，《调查记》也指出了武训还可能有一部分私产没有交出来，这是从相关资料推断出来的，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可靠的证据。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武训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办“义学”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办“义学”的，“义学”到底能不能解决穷人孩子念书的问题，“义学”的结局又如何？只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调查记》显示，武训是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也就是他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时候，才和杨树坊合办了“崇贤义塾”。武训又和了证和尚合办了馆陶县的杨二庄“义塾”（主要用的是了证和尚的庙产）。在武训临死那一年又和临清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合办了第三所学校。武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办的“义学”呢？从调查中发现，武训创办的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还是在小地主郭芬以提供地皮的方式，激发他办起来的。这三所“义学”都是武训和地方的豪绅、阔和尚、恶霸合作办起来的。从对“崇贤义塾”的调查来看，不仅经班没有贫农子弟，就是蒙班的贫农子弟也很少，还是在“义学”开办几年后才办起来的，后来又干脆停办了。“义学”解决不了贫农子弟上学的问题。最后在武训死后，围绕学校的财产，武训的合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武训积聚的财产还是被豪绅恶霸巧取豪夺去了，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深思，既然武训打着“行乞兴学”的招牌，为什么却在他行乞三十年的时候才办“义学”呢？难道此前他积聚的财产还不够创办“义学”吗？从武训开办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来看，他还是在小地主郭芬的激发下才办起来的，如果他真是为了“兴学”，为什么还要在别人的激发下才创办呢？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与别人合伙创办的“义学”，果真能够解决贫农子弟上学的问题吗？从“崇贤义塾”的调查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武训死后，学校的财产被豪绅恶霸夺去，武家还为此负出了重大代价，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由此也就可以得出结论，武训确实是把他的不少财产用在了“义学”上。他是在自己“行乞兴学”三十个年头的时候，在别人的激发下才创办“义学”的，这就使人不能不对他的“行乞兴学”发生质疑。我们从他创办的“义学”不仅解决不了农民子弟上学的问题，就在他死后学校财产还是被豪绅恶霸夺去来看，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既然这样，不管武训是不是把他的收入用在了创办“义学”上，又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由此我们认为，有人煞有介事地说《调查记》回避武训收入的用途问题（其实《调查记》并没有回避），[23]以武训将收入用在“义学”上来作为为武训歌功颂德的证据，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我们最后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流氓的帽子。《调查记》说武训虽然没有结过婚，但是却拜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作干娘，还吃过自己族弟媳（年轻时就守寡）的“妈妈”（乳房）。其中临清的一个干娘还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这些事实到底存在不存在呢？翻案者不能否定这些事情的存在，却说这是当地人当笑话讲的，结果调查团当真了，以此来搪塞过去。[24]至于武训结交的流氓，包括他的舅舅、著名的光棍崔老华，以及其他一些恶霸，翻案者无视这些通过调查得来的材料，却说是猜测的，也予以否定。

　　由此看来，《调查记》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并不是《调查记》的撰写人员凭空想象的，而是他们通过查阅史志材料和进行调查，对这些材料经过认真分析后才给武训戴上的。这是慎重的，而不是随意的，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调查记》中关于宋景诗的评论也是翻案者着力否定的事。由于宋景诗曾经领导了农民革命，与官军和民团打过仗，最后被清廷所杀，这些史实是翻案者难以否认的，因而他们就在宋景诗的投降与反叛问题上作文章。说《调查记》无视事实，歪曲事实，还说宋景诗曾救过清朝大员胜保和副都统乌勒兴阿的命，又剿灭过义军。[25]如果这些事属实，在宋景诗被招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由于复杂的原因，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却并不罕见。从宋景诗领导农民革命直到被清廷杀害来看，即使这些事实果真存在，和他的贡献比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白玉上的斑点罢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历史的角度看，《武训历史调查记》所做出的基本结论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后来的翻案者对这个《调查记》的攻击，难以从史实上来打开突破口，就不得不转移话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分歧造成的。

　　（9）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① 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必要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了革命政权，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变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产生适应经济和政治变革要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文化还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成果。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新旧两种文化交锋的必然结果。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为了确立适应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文化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② 从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上映后的反响来看思想文化战线上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电影《武训传》的本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否定，也是与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相背离的。但是在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却是在思想文化界充满了一片颂扬声，甚至将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提并论，将武训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代表来歌颂，很少看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更没有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刻批判的文章。这反映出在我国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相对迟缓，远远落后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要求。当时仍然存在的落后的思想文化还会反过来阻挠乃至破坏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进程。令人忧虑的是，不论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人士，还是在这个领域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对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其上映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③ 毛泽东发动并亲自参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事出有因。

　　正是由于在电影《武训传》出现并上映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片颂扬声，才使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慎重考虑后，他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此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思想文化界却对批判开展的很不得力，甚至在批判过程中有的文章还对武训的行为持赞赏态度，对武训的批判表示怀疑和异议，也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入的分析，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种状况更进一步暴露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样为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揭露武训的本质，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毛泽东才亲自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为了使人们对武训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于是又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通过实地调研写出了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并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④ 电影《武训传》出现后，在思想文化界发动政治批判的原因何在？

　　在思想文化界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领域进行的政治干预。当然这种干预是从历史史实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深刻分析了武训本质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这种干预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反映政治和经济的思想文化也必然要发生深刻变化，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发展要求；否则的话，就会阻碍乃至破坏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对这部电影的批判中出现的问题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还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旧的思想文化力量还比较强大，不甘心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适应当时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还比较弱小，并没有随着政治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自动建立起来的缘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清除旧文化，为新文化的建立开辟道路。这是建立和发展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需要的新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

　　⑤ 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们知道，孙瑜是电影《武训传》的编导，赵丹在这部影片中饰演武训。虽然这次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对电影的编导和演员怎么样，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同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通电话，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界、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你方便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意思告诉饶漱石和舒同（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并且重申：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26]

　　就是在几年后，毛泽东仍然还在关切地询问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和饰演武训的演员赵丹的安排事宜。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在全国宣传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27]

　　由此看来，当时主要批判的是电影《武训传》宣扬的观点，针对的是电影《武训传》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对相关当事人采取的是说服教育的方式，以帮助他们纠正错误，使他们的思想认识提高到适应我国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轨道上来。

　　⑥ 是非功过自然明。

　　在文革被否定后，有人也趁机否定了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但是在中国八九事件和苏东巨变后出版的党史和国史著作中，却对这个批判的评价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批判的目的和本质，而且还承认了这种批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一二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在谈到当年这个批判时这样评论道：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不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问题。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次较量。毛泽东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是强调应当“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原则性问题。这无疑对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8]

　　2、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二次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新中国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建立，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领域清除旧的意识形态，确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和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会产生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这是这种斗争的重要表现。

　　为了对这个批判有一个历史的认识，就必须从当时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迫切要求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巩固了政权，又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在“三反”、“五反”运动的积极推动下，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日益成熟。于是，一九五三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9]这条总路线被简称为“一化三改”，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推动工业化的快速实现。这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发展的规律。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上来分析，经济基础上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上的变革，而适应经济基础变革要求的上层建筑上的变革又能够巩固和推动经济基础上的变革成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促进并且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存在着封建文化，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未真正确立，这些旧的思想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难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甚至还会起到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因而清除旧的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任务。

　　由于胡适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在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就成为这场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等方面曾经做出过贡献，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的情况下，胡适却主张“多研究性问题，少谈些主义”，公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围绕“问题和主义”与李大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胡适后来投靠蒋介石，抗战前夕又一度成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不论是他的思想观点还是他在近代历史上的作为，主要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作为买办文人在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与中国革命为敌。他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实用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维护其统治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就是在全国解放后，胡适的大批信徒仍然存在于思想文化界，他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具有浓厚的影响。因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批判胡适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从意识形态领域清除胡适的思想和影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必要的了。这场斗争是从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开始的。

　　（2）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

　　为什么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呢？

　　这还要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和胡适在唯心史观指导下创立的“新红学”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作用说起。

　　十八世纪曹雪芹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诞生后，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出现了两种观点，“旧红学”和“新红学”。这样也就形成了两个派别，“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

　　“旧红学”是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了把小说中的人和事去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对号入座，将小说“削足适履”，进行繁琐的考证，从而否定了小说的艺术创作。

　　蔡元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他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属于“索引派”。他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30]

　　这样他就把小说《红楼梦》索隐为“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尽管蔡元培是同盟会元老，反对清朝腐朽的统治，持民族主义强烈感情，但他这种“阐证本事”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也就不可能对《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有正确的认识和分析。从这个角度上讲，胡适对蔡元培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的。[31]

　　“新红学”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开启的。“新红学”以胡适为代表，他的“新红学”的观点集中在研究《红楼梦》的专著《红楼梦考证》中。俞平伯也是“新红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新红学”观点集中在《红楼梦辨》（后再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里。

　　“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红楼梦》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前两方面的工作有开拓性意义，至今还在延展当中。但是在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方面，则引发了不少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新红学”的两个著名论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和《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上。 [32]

　　“新红学”虽求证出《红楼梦》与某朝某人某事无关，却又认定作家写的是自家人自家事，把小说视为的“自传”。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对是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解开了作家之谜，确有他的贡献。但他却混淆了素材与创造的关系，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不屑一顾，说它不过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这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的是自家家事，是“自传”。这是他考证的结论。

　　胡适关于《红楼梦》问题上的观点在六十年代他给高阳信函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他说：

　　“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称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向，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我凭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旧王孙的诗，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也当然不会高明那儿去。”[33]

　　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说，《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说《红楼梦》是“感叹身世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是怀念“闺友闺情”的，是的“自叙”。[34]他所列举的作家“自云”的若干生活感情经历，都离不开的身世和“自传”，仿佛《红楼梦》不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杰作，而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家事纪实，如果确是如此“平淡无奇”，《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何以如此感人至深。这是对《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的贬低和曲解，而《红楼梦》问世以来，很长时间一直湮没在索隐抉微的泥潭里。[35]

　　《红楼梦研究》一书是俞平伯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结晶；而《红楼梦简论》则又是这“结晶”的进一步提炼和加工，代表他最近对《红楼梦》研究的见解。在这些著作里俞平伯虽然对于旧红学家和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当然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并且与新考证派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6]

　　“新红学”在研究《红楼梦》的开端，他们就是为了“消夏”，为了他们“琐屑”考证的趣味，因而在真正的文学评价上，“新红学”虽用了大量功夫考证曹雪芹或是斤斤计较于小说的细节，但是《红楼梦》博大精神的思想艺术，却是始终真的在“误读”或者完全没有读懂《红楼梦》的博大精深。

　　在对《红楼梦》的文学评价方面，俞平伯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道：

　　“平心而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即后来的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的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舍、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作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亦与中国的闲书性质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

　　俞平伯的这段文字，也可以说是二十年代“新红学”对《红楼梦》的基本评价，它代表了他们的观点。[37]

　　由此我们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兴起的“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了重大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与“旧红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上没有脱离“旧红学”的窠臼。不论是“新红学”还是“旧红学”都是在用唯心史观和机械论来研究《红楼梦》的。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就需要思想文化界有人能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在批判“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基础上，对《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小说的艺术构思及人物塑造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出《红楼梦》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的基本特征，对《红楼梦》作出客观的评价，将“红学”研究推向正确发展的轨道。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确立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红楼梦》诞生于十八世纪的中国，当时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时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这时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发展，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中国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了顶峰。实行文字狱等文化专制政策，严厉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闭关锁国政策又严格限制与外部的交往，基本上隔断了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这些问题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走向衰落。

　　正是在封建的经济基础出现了瓦解的征兆，上层建筑领域的君主专制统治也已日益腐朽的情况下，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中才出现了《红楼梦》这样的巨著。曹雪芹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法塑造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同封建礼教进行抗争的叛逆者的形象，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走向崩溃的过程，揭示了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因而要研究《红楼梦》，就要从这部小说产生的背景，也就是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进行考察，将小说中的主人公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来进行审视，才能正确理解塑造的人物形象，准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发掘出典型人物的深刻内涵，体味到小说的美学真谛，洞悉的用心和深意。

　　可是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出现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作品。不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都是用唯心论或机械论的观点来研究的，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在《红楼梦》的研究中占着主流地位。

　　由于《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社会上也影响深远。因而清除胡适的唯心论思想是首先从批判他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观点开始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才成为这次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导火线。

　　（3）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成为《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导火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批判是从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引发的。

　　李希凡出生于破落的“小康”之家，少年时曾在华宝西服店当过学徒，也在白纸坊印刷厂作过徒工，后来又流落石家庄，在剧团里面打杂。全国解放前夕在青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共产党送他上了大学。一九五三年他于山东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蓝翎和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山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38]

　　其实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研究，拨除在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李希凡在读大学期间就有这个想法。在大学读书期间，李希凡就读了不少当代学者有关四部古典小说的评论和研究专著，对他们的解析评价，很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应当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重新评价我国的文学遗产。

　　至于说到对俞平伯以至胡适的红学观点和古典文学见解有不同的看法，在李希凡上大学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九五二年教学改革时，李希凡就写过小字报，提出意见，认为当时的文学史讲学中，不少是胡适观点。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党的威信很高，很多教师在政治上虽然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但学术思想上，还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多，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中，胡适的影响还不小。课程内容，总是讲考证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较少。可以说，真正能说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的，几乎没有。这使他很不满意。[39]

　　大学毕业前夕，课程已经学完，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这时又有查阅资料的便利，李希凡想从《水浒》开始，尝试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和评论，为此已经酝酿了几个要写的题目。恰好这个时候，李希凡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号《历史教学》上读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他阅后认为，张政烺对历史人物宋江的考证，特别是他在“宋江不征方腊”的史实考证上，是颇具说服力的，的确是一篇很好的考证文章。但是，张政烺从史实考证上否定了《水浒》的文学创作，忽视了中国历史文学的复杂现象，看不到《水浒》所反映的千军万马的大起义，虽不是对宋江三十六人考证的历史史实的真实，却曾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被压迫农民数十次大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历史真实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真实”，则是认识的局限。当然，《水浒》不只写了起义的英雄斗争，还写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失败悲剧。

　　于是，李希凡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和张政烺商榷的文章，题名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随后又写了《谈豹子头林冲》、《〈水浒〉和〈水浒〉的长篇结构》、《论金圣叹的批改〈水浒〉》，也都是和《水浒》研究专家们讨论问题的。[40]

　　在写成了这几篇文章的草稿后，由于面临毕业分配，李希凡就再没有时间对文章进行修改了，只好暂时放起来。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由于课程紧张，也没有时间对这些草稿进一步加工润色。直到一九五四年寒假期间，李希凡才有机会将这些文章修改定稿。他将与张政烺商榷的文稿挂号寄给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的责任编辑葛懋春，另一篇《谈豹子头林冲》则寄给了《人民文学》或《文艺学习》。后来，《关于〈水浒传〉评价问题》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四期上，而《谈豹子头林冲》发表在一九五四年第五期《文艺学习》上。这无疑给了李希凡很大的鼓励。[41]

　　在关于《水浒》评论的稿子完成后，李希凡尝试着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继续进行分析和研究。恰巧这个时候，李希凡在图书馆偶然翻阅杂志，看到了《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上发表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觉得他的“自叙”说并没有太大变化，心里又有点冲动，一股激情油然而生，想以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为突破口，阐述自己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基本观点。

　　李希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蓝翎，在对《红楼梦》的评价上，他们谈得很默契，于是就商量着一块撰写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李希凡为什么和蓝翎合作撰写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呢？据李希凡后来回忆说，他们本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毕业后都在北京，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蓝翎在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员，平时又有来往，虽然友情不是最好，但是在文学和理论方面，还是他们两个最谈得来，而且观点也比较接近。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在李希凡的提议下，蓝翎同意和他合作撰写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他们议定要写三篇文章，第一篇是针对《红楼梦简论》的；第二篇是《评〈红楼梦研究〉》；第三篇是想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到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看“自传”说与“自叙”说是如何演变的。对“新红学派”“反现实主义”的种种说法加以分析和评论。他们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又拟定了写作提纲。[42]

　　一九五四年三月下旬，蓝翎写好了评《红楼梦简论》的初稿。李希凡看后认为，初稿语言文字都很流畅，观点也都说明白了，但对问题缺少论述，而且幽默讽刺的笔墨较多。李希凡是搞理论的，不大喜欢这样的论争方式，就在蓝翎起草的初稿的基础上，用了三周左右，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中旬完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二稿。四月底，蓝翎在李希凡改写的二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文章三稿的缮清修改。在蓝翎三稿送来后，李希凡又改了一些地方，并将题目改定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据李希凡说，之所以改为这个题目，无非是预告还有后文。

　　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因而在酝酿此文的过程中，他曾写过一封信给《文艺报》通讯组，信中表示要写一篇对俞平伯“红学”观点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能否开展讨论，《文艺报》未回信。这个时候他恰好收到了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文史哲》及该刊责任编辑葛懋春的信，李希凡想既然《文艺报》对他三月下旬询问可否发表批俞文章的信没有给予答复，而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不会论资排辈，华岗校长也一直主张学术争鸣，自己批评张政烺的文章又刚刚在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文史哲》上发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也有可能在这里发表，因而在五月四日就以李、蓝联名的方式致信葛懋春，将这篇文章寄给了《文史哲》。[43]

　　关于第二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的写作，在一九五四年暑假前李希凡就和蓝翎商量好了。暑假期间，蓝翎住在李希凡的老家通州，两人合作撰写这篇文章。蓝翎住了不到十天，在起草完这篇文章的初稿后，就回山东单县老家探亲去了，由李希凡对文章作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在改写《评〈红楼梦研究〉》二稿时，针对从“索隐派”到“新红学派”，始终不把《红楼梦》作为艺术创作来评价，李希凡强调了产生《红楼梦》和贾宝玉叛逆形象的时代背景，强调了贾宝玉叛逆形象的新人的特征，并用现实主义文学观批评“新红学”的所谓“自然主义”说，以及他们用“主观的”唯心的琐细的考证，扭曲了这部伟大杰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该文首先着眼于《红楼梦》对封建阶级的统治及其上层建筑的揭露与批判，高度赞赏《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批评“新红学派”看不到对封建末世贵族统治的腐败、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意识形态、等级观念渗透在人物形象性格中的多彩多恣的表现，概括和描绘的多么真实和深刻。李希凡按照自己对明清启蒙思潮的理解，结合贾宝玉的性格表现，提出了“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是当时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在他的性格里反映着个性的觉醒”。无论胡适还是俞平伯，他们用那种考证方法来评价文学作品《红楼梦》，永远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红楼梦》民族化集大成的底蕴作出正确的评价。不过，尽管李、蓝二人把俞平伯的红学观与胡适的思想联系起来，文中还是说了一句：“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希望这样把俞平伯和胡适从政治上区分开来。

　　暑假结束，蓝翎由老家回京，在李希凡改写的二稿的基础上，又作了若干修改，抄写后寄《文学遗产》。[44]

　　一九五四年九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发表。[45]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成为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导火线。

　　（4）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三重障碍。

　　前面我们介绍了李希凡、蓝翎写作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情况。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两篇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我们把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强大阻力，称之为三重障碍。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

　　《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写的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信员，因而在《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起草阶段，他就致信《文艺报》通信组，问要写一篇对俞平伯“红学”有不同意见的文章，能否开展讨论？对于李希凡的询问，《文艺报》编者并没有回信表示意见。[46]

　　《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定稿后，由于没有得到《文艺报》的回信，这时李希凡写的批评张政烺《水浒传》研究的文章，又刚刚在一九五四年《文史哲》第四期上发表了，因而李希凡、蓝翎就将这篇文章寄给了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第九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如果没有人提起，李希凡给《文艺报》写信的事可能不会引起注意，就此过去了。可是这个时候邓拓却问起了这件事，这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九月中旬，李希凡接到蓝翎的一个电话，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找他们了解一下《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情况，还说他昨天已被找去谈过一次。

　　关于邓拓找蓝翎谈话的情况，据蓝翎后来回忆道：“（当时邓拓问：）‘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蓝答：‘山东大学是母校，《文史哲》是学报，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位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的编辑，是历史系刚毕业不久的校友葛懋春，李希凡同他熟悉，把稿子寄给他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问该刊负责通联工作的杨志一可不可以寄去，但没有得到回信。别的刊物没认识的人，寄去怕得不到及时处理。’”[47]

　　这次邓拓问起他们写文章的情况，李希凡知道蓝翎大概已谈过了，没有多说，只说了在大学学习的感受，认为大学文科受胡适影响很大，老师们还不大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评价作品，我们对四部古典小说研究现状不大满意，琐细考证太多，对古典文学作品总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不注意它们的现实主义成就，无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邓拓认为他们这些看法很好，突然问起，你们写这篇文章为什么不在北京报刊上发表呢？李希凡不知道他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据实回答，问过《文艺报》，他们没有答复。因为他和母校校刊《文史哲》有联系，又刚在第四期上发表了文章，所以就寄给校刊了。

　　走出报社后，李希凡就问蓝翎，邓拓问《文艺报》的事干什么？蓝翎说，他昨天约我来时就问过这件事，因为是你经手，我说不清，夜里你那里的电话也打不通，找不到你。[48]

　　邓拓是怎么要问起这个问题的呢？从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因为一九五四年《文史哲》第九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是邓拓才去找该文的李希凡、蓝翎了解情况的。邓拓还讲过是从山东大学，也就是文章发表园地《文史哲》找到他们的。[49]由此看来，是毛泽东委托邓拓调查文章的写作及发表情况的。

　　后来在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后，《文艺报》的人员还对李希凡致《文艺报》通讯组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的信到底是不是存在表示怀疑，就是事隔多年也不放过，而有些翻案者还想通过否定李希凡给《文艺报》写信这件事来趁机否定当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正当性。这真是用心良苦，枉费心机。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后，在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会议室，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编辑部也召开了一次由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参加的征求意见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在邀请之列。开会之前，《文艺报》几位年轻人唐因、唐大成、侯敏泽、杨犁把李希凡找到院子里，询问李希凡在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写信给《文艺报》的情况。李希凡后来回忆说，不管他们的态度多好，但他们的口气和疑问的神气，都使我很不高兴，那意思是怀疑没有这件事，是我有意告状。我实话实说，的确写过这封信，而且是在邓拓同志追问下，才据实回答，也只说了一句，写过信没有答复，并无告状之意。话不投机，最后双方是不欢而散。[50]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直到文革结束后，《文艺报》的这四位人士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翻出了陈年老账，他们又以《简报》公开信的形式，要求李希凡公开回答这个问题。李希凡说自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回答也很不客气”，于是他反问《文艺报》那四位人士：你们《文艺报》敢说对所有人的投稿和信件都有有问必答的“回信”吗？他们无言以对。这四位人士的质疑和李希凡的答复分别在两期“会议简报”上刊出。[51]

　　这里关键的是李希凡给《文艺报》通讯组的这封信后来找不到了，因而难以从“实物”上来对他们予以反驳，让他们信服。而让李希凡不满意的是，既然《文艺报》无法提供可靠的来信登记文件（或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过），又怎么能够无端怀疑乃至否定他致《文艺报》通讯组的这封信呢？既然是要弄清写信的情况，为什么只是《文艺报》这四位并非通讯组的人士出头，而不让《文艺报》通信组的人特别是与他联络的杨志一（李希凡的致信人杨志一始终未能露面）参加，给他们当面说清的机会呢？

　　其实，后来李希凡也曾分析过这封信的结局问题。他认为这封信是被看过后处理掉了，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稿件而只是一封探询信，后来的调查自然也就无法找到那“探询信”的踪影。就他这老编辑来说，那时连名家的信函都回信后随手处理，不懂得保存。他在随笔《我仅存的两封名家信函》一文中曾讲到，周扬和叶圣陶的两封信，只是因为夹在两本旧书里才幸而留存的。

　　他回忆说：“一个初学写作才写信或投稿给报刊编辑部，没有答复和退稿的，大概多数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我来说，在上学时，至少被人退过十几次稿，我给《文艺报》写信，也不是每一次都回的。”他又进一步谈到了自己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做《文艺报》通讯员的情况。他说：“我都（按《文艺报》的要求）定期汇报，写过十几封信，寄过四篇稿件（均未采用，且我那篇谈金圣叹的文章索要多次，终未退稿），只收到通讯组杨志一的一封退稿信（谈的是我关于丁玲小说的文章），其余都是‘置之不理’”。他又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曾在《人民日报》做过三十余年编辑，对报刊编辑部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稿件信件是很清楚的。读者或的来信看过之后，要“置之不理”的随手就处理了！坦率地讲，每稿必退，每信必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何一个报刊编辑部都是做不到的。[52]应该说，李希凡的这个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文革结束后，有些人想为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行翻案，为此还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有人还对一九五四年李希凡就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否写过致《文艺报》的询问信进行质疑，将《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相混淆，甚至得出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文史哲》的“约稿”的结论，意图从根儿上否定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涉史实的真实性，说明毛泽东在信中表达的不满和批评，源于毫无根据的误传误判，想以此来否定当年发动的这场批判运动的正当性。当然这是难以得逞的。[53]

　　曾经倡导并参与起草这两篇文章的李希凡，以当事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写过《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密〉》（载二○一二年四月十一日《中华读书报》）和《李希凡再驳〈王学典：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载二○一二年五月九日《中华读书报》）两篇文章，引证了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亲身经历的叙说，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视野，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当年发起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使这段史实重现天日，给这些翻案者以有力的反击。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革命文艺理论的忠诚是令人赞赏的。

　　《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那封探询信的处理，到底是一个偶然性的失误，还是必然性的结局呢？只要弄清了《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态度，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九期有一篇向读者推荐俞平伯著作《红楼梦研究》的评介文章，文章说：“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引，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54]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在红学上的贡献给予热情赞扬，高度肯定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

　　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此前《文艺报》编者对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一九五二年间，白盾曾经寄给《文艺报》编辑部一篇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么？》，《文艺报》编辑部不仅没有发表这篇文章，还在当年十一月间给白盾发的退稿信中正面肯定了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据白盾后来回忆说：“我记得他们说了大致是这样的话：《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优点多于缺点；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很有贡献；文中所指出来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的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希望继续研究’。”（见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55]

　　由此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就是从文艺批评的角度上看，他们也是拒绝发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的。这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直到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发起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5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发出的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询问信“置之不理”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他们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持肯定态度密切相关的。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出现的严重错误，与俞平伯在红学观点上存在着共鸣，而且还利用职权，违背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压制“小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进行批评的文章。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文艺报》编者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了，由此也就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辑部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是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问题上遇到的第一道障碍。

　　② 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问题上遇到的第二道障碍—《人民日报》编辑部“婉言回绝”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

　　山东大学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九期《文史哲》在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起草的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

　　这件事在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领导及相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也有所反映。毛泽东在信中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57]

　　信中的“有人”显然是指江青，“某些人”是指邓拓等人。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指出了《人民日报》没有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又点明了在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双方只好妥协，由《文艺报》转载此文。

　　江青作为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发现了这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向《人民日报》编辑部建议转载此文，不仅在组织程序上是允许的，这也是她的职责所在，表现出她思想的敏锐性。这是值得赞赏的。而主持报社工作的邓拓等人却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予以“婉言回绝”，最后才不得已由《文艺报》转载此文，则是发人深思的。

　　这里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同志，为什么这么轻视“小人物的文章”呢？是否转载文章的标准应该是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是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因而这样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则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了。《人民日报》是共产党的喉舌，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报的义务和责任。当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在《红楼梦》研究中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李希凡、蓝翎显然不仅仅是单纯进行自由的学术辩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红楼梦》，批评了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写出了有说服力的文章，这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占领红学研究阵地的一次尝试。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红学研究的新生力量非但得不到《人民日报》的支持，反而还对转载他们的文章“婉言回绝”，我们不禁要问：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相关同志的政治敏锐性和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到哪里去了呢？

　　但是在《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上，李希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却有着另一番回忆，他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确实让他们修改过这篇文章，说是准备由《人民日报》转载。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蓝翎给李希凡打电话说，邓拓让他们修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星期一要改好，是《人民日报》要转载。因而他要李希凡即刻进城修改文章（当时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当天下午，李希凡就到了蓝翎处。蓝翎还告诉李希凡，邓拓说：你们尽量发挥，把你们的看法都写出来。他们讨论了一下午，都是议论如何突出和展开此文的主要论点，并准备夜战，一夜完成它。这是在《人民日报》已排出的文章“大样”上进行的修改。原稿是九千多字，这一改，涨成了一万二千字。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起将改好的稿子送到了《人民日报》社。可是《人民日报》最终并没有转载他们的这篇文章。李希凡后来也说：“其实，这是我们的‘妄想’，哪知当时内部矛盾那么尖锐！”[58]

　　从李希凡的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人民日报》社确实有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意向，否则邓拓是不会让他们修改这篇文章的，而且还催得那样急！但是从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人民日报》转载来看，当时在是否转载这篇文章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存在于《人民日报》编辑部内部，还是《人民日报》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呢？

　　据二○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记载：9月中旬，江青到人民日报社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文史哲》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经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研究，由党中央机关报刊登这样引起学术争论的文章不太适宜，商定由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转载。[59]

　　由此看来《人民日报》对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婉言回绝”，并不仅仅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的意见，中宣部相关领导参与了这样的决策。

　　从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及相关人士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9月中旬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60]

　　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上，何其芳曾嘲讽李希凡、蓝翎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61]

　　虽然《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用的是当时文革时的通用语言，但是却也反映了一些史实。我们从以上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及相关人士并不看重这篇文章，而且还有着不同看法。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出现了这篇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文章，特别是在江青已经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和鼓励，还拒绝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又冷言相加，说它平淡无味，没有什么意义，挑它的毛病。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样看来，在江青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当时《人民日报》确实有转载的意向，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在是否转载这篇文章上报社内外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而作罢。尽管邓拓当时授意李希凡、蓝翎修改这篇文章，有转载这篇文章的意向，但是后来在《人民日报》最终迫于重大压力而拒绝转载这篇文章的问题上，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还是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的。这也成为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免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要背景之一。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消极态度还表现在李希凡工作的调动上。

　　文章的第二蓝翎在调到《人民日报》工作上还算比较顺利，但是该文起草的倡议人及第一李希凡的工作调动却让人颇感蹊跷。

　　李希凡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信，申请中断学业，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为此事周扬还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文学研究所不是战斗岗位，还是到《人民日报》。十月二十六日周扬就将工作调动的事写信告诉了李希凡。由于李希凡在《人民日报》社写文章，在十二月底回人民大学之前一直没有见到周扬的信，因而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决定把他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他只是从朋友口中听说了自己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的事，《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又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这件事，因而不知道真假，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开展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表示还有几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要写，让人给李希凡所在的人民大学发了借调函，但是迟迟却不给他办理正式调入手续，也没有找李希凡谈过话，就连年末按报社惯例召集新调来的人员招待一次晚餐的名单里也没有李希凡。这样李希凡虽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直到十二月份也没有人给他办理正式调入手续，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还通知他回去参加考式。

　　更为意外的是，在李希凡还不是《人民日报》社正式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却被上级定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的代表参加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并通过《人民日报》社人事处将参加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委员证及相关材料交给李希凡。[62]此中原因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这样围绕《人民日报》是否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就成为这篇文章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第二道障碍。

　　③ 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上遇到的第三道障碍—表现在《文艺报》编者为转载李希凡、蓝翎写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光明日报》为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起草的编者按上。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邓拓等人“婉言回绝”江青由《人民日报》转载《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双方达到妥协，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

　　一九五四年九月底，《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约见李希凡、蓝翎，告诉他们将由《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见面前一天，蓝翎给李希凡来电话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找到了他，说他们在《文史哲》上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要由《文艺报》转载，寄《文学遗产》的《评〈红楼梦研究〉》，也要发表。还说明天晚上《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要和他们谈谈，要李希凡第二天七点钟前赶到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文学遗产》编辑部即可，《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带他们去见冯雪峰。

　　见面后，谈到正题，冯雪峰说：《文艺报》要转载你们的文章，你们的文章还有些粗糙，没写好的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陈翔鹤说：《文艺报》转载你们的文章后，《文学遗产》就发表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

　　《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出刊时间不是在九月底而是延后到十月上旬），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63]

　　尽管经历了那么多波折，我们看到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终于在《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先后转载和发表了出来。虽然转载或发表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但是《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问题上的立场还是通过他们起草的编者按表现了出来。

　　既然编者按反映出编辑部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到底起草了什么样的编者按呢？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文艺报》转载（《关于〈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过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64]

　　由此看来，《文艺报》的编者按是其主编冯雪峰起草，又经过上级主管部门中宣部批准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对此还持赞赏态度。这个编者按在《文艺报》第十八期上发表后，毛泽东曾经看过，并写下评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是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65]

　　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署名“李希凡、蓝翎”旁边，毛泽东批注：“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66]

　　从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到，他对《文艺报》编者按是很不满意的。毫无疑问，作为红学研究权威的俞平伯，当然是一位“大人物”，而李希凡、蓝翎不过是两位“小人物”。因而这位“大人物”即使是用唯心史观来研究《红楼梦》，并且存在不少问题，编者按也没有表明态度，提出批判其错误思想的问题，却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两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写成的“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仍然认为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在对待用唯心史观来研究红学的“大人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学的两个“小人物”之间的不同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了。

　　后来经毛泽东审阅的袁水拍起草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从一九五四年《文艺报》发表文章所加编者按的统计中来对《文艺报》编者提出质问：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对待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67]

　　由此可以看到，《文艺报》编者对他们发表的不下五百篇文章中，只有十三篇文章加了编者按。其中十二个编者按是支持和称赞的话，唯独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所加的编者按，特意指出了文章的缺点和不足，却又没有指出这些缺点和不足的具体表现。本来李希凡、蓝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方面开了一个新风，他们的文章已经是“很成熟的文章”，但是《文艺报》的编者不是对此加以支持和鼓励，起码给予公平地对待，反而却在编者按中对文章的缺点“决不饶过”，这不由得使我们发问，《文艺报》编者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了呢？

　　下面我们再来对《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进行分析。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在文前加了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

　　毛泽东针对编者按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这三个提法，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有一段话：“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批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有一段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在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68]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划了竖线，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69]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曾对李希凡、蓝翎说，《文艺报》转载他们的文章后，《文学遗产》就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后来《光明日报》也确实是在《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以后才发表《评〈红楼梦研究〉》的。[70]

　　从两个编者按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虽然没有批评两个青年，但是却说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上，他们“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这和《文艺报》的编者按简直如出一辙，显然是借鉴了《文艺报》编者按的写法。同时，这也可以从《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后来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只能跟着老大哥走的检讨中看到这一点。[71]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的编者按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无产阶级文化战胜资产阶级文化的现实斗争出发，将两位青年的文章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的范例进行热情的表彰和推广，从正面予以肯定和支持，而是对他们的文章采取淡漠和谨慎的态度，瞻前顾后，看着《文艺报》编者的脸色行事。从这个角度上讲，《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的编者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的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毛泽东对《评〈红楼梦研究〉》的批注中可以看到，两位青年认为贾氏的衰败不过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历史征兆而已，《红楼梦》通过集中描写贾氏家族走向衰败的过程，来揭示出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主导的封建社会最后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至于说贾氏经济基础的崩溃是由于其豪华享受，以及为了维持这种享受而不得不要借大量的高利贷，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并不仅仅是其奢侈腐化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从根本上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李希凡、蓝翎没有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当然是有缺点的。

　　对李希凡、蓝翎在文章中关于俞平伯与胡适思想的评论，毛泽东认为他们“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这是因为当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文艺学术界尚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就是要通过对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使无产阶级思想文化能够占据领导地位。其码在《红楼梦》研究上，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胡适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在胡适已经逃离大陆，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著作仍然流行的情况下，批判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当然就以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为切入口，由此展开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进而清算他宣扬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了。

　　我们还应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俞平伯和胡适的一致性，不是指他们的政治态度问题，而是讲他们在思想文化上有共同之处。虽然俞平伯与胡适的政治态度不同（俞拥护共产党，而胡却反对共产党），但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批判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论与批判，而在相当程度上又带有政治色彩。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因而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是在学术领域内进行，却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批判的是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要把俞平伯本人怎么样，对他还是要采取团结态度的。

　　有人可能要问，从毛泽东的批注上看，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不是没有缺点，就是他们写的前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却批评《文艺报》编者“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呢？

　　李希凡、蓝翎作为刚刚毕业不久的青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指出来，当然是可以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当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写出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后，他们不仅没有获得《文艺报》编者的支持和帮助，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冷遇和压制，而对于他们批评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文艺报》编者不仅没有指出其存在的错误思想，同时还对这种错误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予以肯定，对批评这样的红学权威又持消极态度。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表明《文艺报》编者是站在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立场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蓝翎文章批评的动机和用心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这就是毛泽东对《文艺报》编者批评李希凡、蓝翎文章不满的原因。

　　从《文艺报》和《文学遗产》的两个编者按中可以看到，虽然两个编者按在对待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态度上略有不同（《文学遗产》编者按没有批评两个青年的文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编者按还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文学遗产》的编者按就是仿照《文艺报》的编者按来撰写的。这两家报纸的编者不仅没有认识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必要性，而且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撰写的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章的问题上，不是积极地支持和帮助，而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强力支持，这些文章也不会在这两家报纸上予以转载和发表。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两家报纸的编者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了。

　　从以上我们对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三道障碍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文艺报》、《文学遗产》，还是《人民日报》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在对待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撰写的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上，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的。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研究的阶级属性，却认为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对《红楼梦》的阐释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应该予以保护。而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却是谨小慎微，没有积极、主动地给予支持和帮助，反而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

　　这说明他们没有意识到过渡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不仅要发现和培养无产阶级的文化新人，还要为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阵地。而当这样的文化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仅没有进行支持、鼓励和帮助，反而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更进一步显示出这些报纸的编者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政治敏锐感又是何等的缺乏！他们没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思想文化舆论阵地而斗争。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不得不给中央及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5）审时度势，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李希凡、蓝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在克服了重重阻力后，终于发表或转载了。毛泽东从这重重阻力中认识到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严重地存在着，这是与正在贯彻执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相抵触的。因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他才决定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过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在分析毛泽东决定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如何认识《红楼梦》的。

　　① 毛泽东是如何评论《红楼梦》的？

　　毛泽东十分衷爱古典小说《红楼梦》，经常谈起《红楼梦》，不仅自己读，而且还时常推荐给别人读，直到晚年也是这样。《红楼梦》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他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将小说作为认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窗口，见微知著，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出发，抓住体现小说关键环节的纲领，通过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揭示，进行势如破竹般地分析，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红楼梦》的观点。

　　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毛泽东就读过《红楼梦》，而且读得很仔细，对书中的内容、人物、故事情节等极为熟悉。

　　建国后，据当时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徐中远等人回忆，在毛泽东藏书中就有20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究竟读了多少遍《红楼梦》，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72]正是这种耳熟能详式的阅读，就为毛泽东评论《红楼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独辟溪径，善于抓住要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小说高屋建瓴地进行分析，提出自己关于红学的观点。茅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回忆录中就称赞说，毛泽东有一次在延安和他谈话时就《红楼梦》“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73]

　　下面这段谈话就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毛泽东的红学观点。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谈话。除了几个别的人，还有吴江、邵铁真、龚育之。根据龚育之当时的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府，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74]

　　我们看到，毛泽东说《红楼梦》他至少读了五遍，一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当历史读。当历史读就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问题。他认为第四回中的“护官符”是全书的一个总纲。这是因为“护官符”揭示了官僚贵族之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情况。四大家族是豪门世族，势力强大，况且姻缘相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府官员只有在不触犯他们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稳稳当当地做官，否则的话，就会被罢官。因而叫“护官符”。官僚和贵族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那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压迫人民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上他们则是一致的。

　　同时贾府内部也是这样。这里面有二、三十个统治者，三百多个奴隶，从主人与奴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中能够透射出封建社会的社情百态。因而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患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整个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75]

　　这样在分析贾府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真正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揭示出贾府内部乃至社会上出现的这些矛盾的根源。

　　至于对新旧红学的评价问题。蔡元培作为“旧红学”的代表，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比如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是荒唐的。因而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新红学”的代表胡适，批评了“旧红学”，在《红楼梦》和版本的考证上，确实做出了贡献，因而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但是“新红学”也是从历史唯心论的角度上来研究《红楼梦》的，又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对此，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76]

　　《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毛泽东曾经对此作过分析和说明。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中国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77]

　　由此看来，《红楼梦》产生于明清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红楼梦》及其主人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一道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传统。所谓民主性就是“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表示了莫大的同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贾宝玉是同情压迫的丫环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举行的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例如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逆子的描写，虽然他没有能够逃脱被压抑而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命运，但曹雪芹的民主倾向和萌生的深情希望渗透在字里行间。[78]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封建家族的逆子，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要反对封建制度。毛泽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79]

　　毛泽东在这里揭示了曹雪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和矛盾，这种反差和矛盾导致了小说悲剧性的结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从根源上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力量的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也就是说当时旧的封建反动势力虽然落后，却仍然力量强大，新兴的资本主义虽然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却仍然力量弱小造成的。

　　从艺术手法的借鉴上来说，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来源于《金瓶梅》。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80]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红楼梦》虽然来源于《金瓶梅》，但是却将《金瓶梅》的淫秽一扫而空，使它塑造的人物流光异彩，栩栩如生，大大提高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关于贾府衰败的原因，在《红楼梦》中冷子兴曾经作过评论。毛泽东有一次提到这一点。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这么垮下来的。冷子兴还说过，贾府这个大家庭“今日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81]

　　其实，贾府衰败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上来解释才能说得通。当时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瓦解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代表着社会的前进方向，贾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走向衰败的。贾府的衰败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缩影。尽管曹雪芹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在批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82]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多次在谈话中说要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而且要反复读，因为《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通过《红楼梦》可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

　　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就说过：《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

　　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一次与身边同志谈：“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皇帝王爷，写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83]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84]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又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问身边的薛焰：“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便认真地对薛焰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85]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在同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刘少奇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毛泽东也说：《红楼梦》“写的是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他的表侄孙女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86]

　　一九八一年薄一波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87]

　　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还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爱情—引者注）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88]

　　由此看来，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然衷情于《红楼梦》，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把《红楼梦》作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窗口。他认为《红楼梦》主要写了封建大家庭的内部及其周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因而他才要人们注意对贾府的人口作阶级的分析。三十多个主子，三百多个奴隶，他们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野，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之中。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书中令人瞩目的几十桩人命案件作阶级分析，这些人命案件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但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忍和罪恶。简单地贴阶级标贴是不能深入历史的，但分析历史、分析《红楼梦》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钥匙，的确是阶级分析。离开这个钥匙，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不可能分析清楚。

　　同时，毛泽东注意的，也不止是阶级斗争。比如：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问题。他说过：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扬，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

　　他注意到《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赞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总之，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恩格斯就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也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不就是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当作历史读吗？[89]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也很欣赏。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90]

　　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毛泽东对《红楼梦》中的主要内容，从场面描写到人物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甚至一些诗句、警语，以及大观园内的许多生活细节的描写，例如，像柳嫂子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的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说：“跨马认蹬而去”的话，等等，都记得很熟，常常脱口而出，自如引用。

　　毛泽东生前常同人谈起《红楼梦》一些细节的描写。如一九五一年同老同学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楼梦》是读得很熟的。[91]

　　毛泽东还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要求理论文章、政治演说也要注意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引用中国文学作品的人物、故事、语言是途径之一。《红楼梦》大概是毛泽东最常引用的。这也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92]

　　除了阅读《红楼梦》原著外，毛泽东还精心阅读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在他阅读批注过的书籍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俞平伯的著作《红楼梦辨》；棠棣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周汝昌的著作《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何其芳的著作《论〈红楼梦〉》。[93]

　　这里既有“新红学”的著作，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著作。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者在《红楼梦》研究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却与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截然不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批判地吸收他们著作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将《红楼梦》看做是封建社会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境地，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至高点。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不仅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且他还多次推荐给别人阅读，要别人反复地读，至少读五遍以上才能发言。这说明他是极为珍爱《红楼梦》的。他把《红楼梦》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告诉人们阅读《红楼梦》是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窗口。阅读要有正确的方法，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中，通过对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分析，认识到这种关系背后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点带面，来解剖整个封建社会，从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走向衰败的历程中来认识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这才是小说中形形色色的悲剧性人物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毛泽东还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诗歌创作等方面的点评也是多有创见。因而我们说他开创了红学研究的一代新风。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对《红楼梦》非常熟悉，而且在认识上也是极为深刻的。这就为他敏锐发现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并进而发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提供了有利条件。

　　② 见微知著，毛泽东透过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受阻的现象，进一步认识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界仍然占支配地位，因而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文化领域进行斗争的主要目标。

　　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知道，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和后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杠杠、圈圈划满了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94]

　　为了弄清楚这篇文章的写作及发表过程，毛泽东还委托《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找到李希凡和蓝翎去了解情况。邓拓询问的很详细，对李希凡说是通过文章的发表园地山东大学《文史哲》找到他们的。[95]

　　毛泽东不仅认真阅读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就是对俞平伯的红学著作他也读过，以便弄清楚双方分歧的关键所在。他仔细阅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辨》（后重版时更名为《红楼梦研究》）。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上，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后来，徐中远（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在整理毛泽东的图书时，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画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虽然这本书上的批注没有确切日期，但据徐中远考证，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读过的。[96]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9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于十月十六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是写给中央及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人的，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宾、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由于这封信对于研究批判《红楼梦》运动的重要性，我们全文引述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引者注）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98]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推荐给中央及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负责人阅读，并称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给予充分肯定和热烈支持的。这是因为李希凡、蓝翎走在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前列，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接着，毛泽东介绍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在发表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碍，由此认识到了这种斗争的艰巨性，因而他才说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从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受压制和冷遇中看到了文艺界党的某些领导人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在思想上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二是包庇“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将这种现象与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现及在批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可以发现在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在这个领域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仍然占有支配地位，无产阶级尚未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而毛泽东才提醒中央领导及思想文化界的相关负责同志要注意到这种状况的严峻性。当然，毛泽东在信中还表示，对于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方针，批判的是他们的思想观点，而对他们本人还是要采取团结态度的。

　　《文艺报》编者一开始就对李希凡、蓝翎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信置之不理，而后在转发《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仍然加写了那样的编者按，这样《文艺报》编者在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态度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指导下，袁水拍起草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了这篇文章，加写了一段文字，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随即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从前文我们引用的资料中知道，在李希凡、蓝翎写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之前，白盾也曾写过这样的批评文章，但是却被《文艺报》退稿，退稿信中还从正面肯定了俞平伯的观点。[99]《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又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压制宣传总路线、深入生活的新作家李准这一事件。

　　袁文指出《文艺报》编者“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尤其是在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地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了“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100]

　　人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及时改正了就好。错误改正了，就不应该翻旧帐，揪住错误不放。但是《文艺报》编者在对他们压制深入生活、宣传总路线的新作家的事件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吸取“教训”之后不久，却又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采取这种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是别人揪住错误不放，而是《文艺报》编者刚刚在自我批评之后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再与以前他们对白盾文章的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论从史出，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对待资产阶级唯心论和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名人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之间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就不能不使人思考《文艺报》编者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的问题了。

　　袁文从批评《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进一步延伸到学术界、文艺界各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文章提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首先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101]

　　我们可以看到，文章认为《文艺报》编者在对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在文艺界具有普遍性，迷信名人、权威，冷淡新人、青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容忍麻痹，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却摆出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文艺报》编者及整个文艺界广泛存在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态度，不仅会包庇乃至纵容资产阶级文化的猖獗，同时更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因而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和注意。

　　将《文艺报》编者及文艺界某些人的这种态度称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虽然表现出的愤懑和不平，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但是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些人确实是从思想文化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宣传无产阶级文化的新生力量采取压制态度。据我们判断，这个“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的称呼，不见得是出自于该文袁水拍的文笔，而倒很象毛泽东的文风，是毛泽东在修改文章时添加的。当然，要印证这个判断的正确与否还需要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开放。

　　随后在报纸上还发表了对《文艺报》编者资产阶级作风的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李曙光）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句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批注：“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

　　文章说：《文艺报》一九五一年第五卷第三期曾发表《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章，文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正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黎之的文章在引用了这段文字后反驳道：“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毛泽东在旁边批注道：“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

　　文章说：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由编辑部自己整理的《读者对第三卷〈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黎之的文章就此事指出：“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卓越’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注：“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102]

　　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方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103]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报》编者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滋生旧的思想文化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文化的较量上。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报纸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宣传社会主义文化，抨击资产阶级文化，为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呐喊助威，站在这种斗争的前列。可是，《文艺报》编者却反其意而用之，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力量给予支持和鼓励，而是压制和挑剔，制约了新生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鸣，而是涉及到两种性质的文化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因而毛泽东透过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才对《文艺报》编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文艺报》“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给他们猛泼冷水，希望他们警醒过来。

　　由于《文艺报》在对待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上的作法，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发表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上。[104]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毛泽东在旁边批注：“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注：“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105]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106]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在批注中对冯雪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用语辛辣，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也不能不说这种批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文化（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占据领导地位，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就必须改变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仍然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局面，使无产阶级文化能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的党员干部就要首先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无产阶级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时候，冯雪峰作为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是文艺评论界的权威，却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采取冷淡和压制的态度，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这就从客观上说明冯雪峰从思想上是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斗争了，因而毛泽东才主张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来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

　　这种状况在文革期间的出版物中也有显示，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是这样记载的：10月，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起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毛主席又一次提出《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107]

　　这则资料出现于文革时期，是周扬被打倒后写的，虽然用了当时的语言，但是我们经过考证后认为这则资料从总体上说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从资料中看到，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当时胡适派的唯心思想没有受到批判，在文化领域特别是古典文学领域仍然占据领导地位。他希望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使无产阶级文化能够占领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毛泽东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斗争中，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或者是资产阶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两者都要占据统治地位，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必定是投降主义。他对思想文化界的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小人物”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并指出了当初没有能够及时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的曲折历程中发现，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小人物”对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来进行红学研究的“大人物”进行批评的时候，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担任领导的某些人却站在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人物”一边，对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文艺批评的“小人物”采取冷遇和压制的态度，这就表明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是站在了资产阶级文化一边。这也反映出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从这里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进而发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了。

　　从以上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及他的批注和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从李希凡、蓝翎写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而且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还非常强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运动。

　　（6）由《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通过对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曲折历程的分析，认识到在红学研究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仍然占有支配地位。由此进一步分析，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唯心论不仅在红学研究领域，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都严重地存在着，红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不过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存在问题的缩影罢了。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胡适一脉相承，而胡适的“新红学”观点和他的思想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又最有代表性。因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必然要发展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进而对整个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上。从这个角度上说，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过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发动了这场思想批判运动，而且他还制定了相关的方针政策，指导着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发展，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占领我国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推动力。前文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件、批注和谈话中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批判《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运动，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后，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又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谈《红楼梦》研究的有关问题。[108]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推动下，当时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相关领导同志思想上逐步转变过来，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开始投入到思想批判运动中来了。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指示，报纸开始发表文章，为这场批判创造舆论氛围，拉开了批判运动的序幕。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洛（袁鹰）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文章指出：“应该说，这两篇文章（指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引者注），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一枪。”[109]

　　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起草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是邓拓建议李希凡、蓝翎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写出来的，其实这也是李希凡、蓝翎预计联系胡适要写的第三篇文章的主要内容。[110]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指示，十月十八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开会，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11]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

　　会前林默涵见到李希凡、蓝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见了雪峰，印象如何？”李希凡直话直说：“印象很好。他很爱护青年，有点像鲁迅。”林默涵听后说道：你怎么这样幼稚？他这人惯会如此，他说党与鲁迅，实际是说他与鲁迅……李希凡听后一楞。[112]

　　这次讨论会由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共开了七个小时。郑振铎先讲了开场白，俞平伯则对自己的思想现状，做了一个简要说明。王佩璋（俞平伯研究助手）接着说明自己帮助俞平伯做了哪些事。随后发言者，有吴组缃、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范宁、郑振铎、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蓝翎。周扬的最后发言，实际上是一个小结。

　　会上，对《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大家的发言，虽然绝大多数都批判了俞平伯的观点，但也还是说理的，会场上仍是学术讨论的气氛。

　　比如吴组缃虽然对批评俞平伯是有保留的，在这次发言时他也指出：“刚才俞先生说，他的研究从趣味出发，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同志的文章也这样指出来；我很同意这一看法。俞先生的研究工作，目的和方向都不明确。只是‘逢场作戏’，闹着好玩，这一倾向贯穿着在俞先生每篇文章中。不只每篇选题如此着眼，许多立论也是如此。有无‘趣味’和‘风趣’，是他评论的标准。

　　俞先生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极琐屑的书名一大串，‘名一大串’，是他最感兴趣的……许多解释实是在穿凿附会，讲不过去……俞先生考证八十回后的本来面目，总是割裂情节、割裂人物、割裂主题。把一部有生命的基本完整的作品零肉细剐……这种可笑的观点和方法，到今年写的《红楼梦简论》，发展到了最高峰。”

　　这次讨论会的《记录》，在十一月十四日《文学遗产》第二十九期发表。[113]

　　会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周扬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将这次《红楼梦》研究讨论会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陆定一、邓拓、袁水拍参加了这次汇报。[114]

　　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15]

　　报告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

　　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指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了陆定一的这个报告，当即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办。”[116]

　　从书面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指导下，结合讨论会的具体情况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讨论和批评中的方针政策问题，表示要将这种讨论和批评发展到其他部门去。毛泽东不仅听取了这次讨论会的口头汇报，而且还审阅了这次讨论会的书面报告，这说明毛泽东对这次讨论会是极为重视的。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 [117]十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同邓拓、袁水拍谈话。晚上，又同周扬谈话。[118] 于是周扬便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十月三十一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一开始就是冯雪峰作检讨发言，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为标题发表了这篇检讨。紧接着，是《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的检讨。他在检讨中在谈到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时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只能跟着老大哥走。此言一出，引得全场哄然大笑。李希凡看到周扬在主席台听了直皱眉头，他知道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有几个段落，是毛泽东加上的，那都是很严厉的词句。冯雪峰的检讨恐难通过。至于陈翔鹤的那个编者按，一看就知道是仿照《文艺报》写的！只不过他没有批评两个青年罢了。[119]

　　就是在会议期间的批评当中，《文艺报》的编者中的某些人也还是不服气的。直到几十年后，李希凡仍然记得，当时肤色很黑的《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就是满面怒容地坐在主席台后面抽烟，看他那生气的样子，显然是对《文艺报》受批评并不心服。他还说，中央检查《文艺报》的工作，是“杀鸡给猴看”，还将《文艺报》编者作检查时，胡风对他们的攻击，说成是“吴三佳借兵”，即借胡风之手整《文艺报》[120]

　　十一月十五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征求意见会，李希凡和蓝翎都参加了。开会之前，《文艺报》几位青年才俊唐因、唐大成、侯敏泽、杨犁，把李希凡找到院子里询问他在写《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写信给《文艺报》的情况，分明是对李希凡写信询问《文艺报》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的事并不信服。[12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进行思想批判的时候，也还是有阻力的，由此也反映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是复杂的。

　　两个主席团扩大会议间歇举行。十月三十一日开过两次（上下午），再一次召开，已是十一月七日了，开始还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给《文艺报》提意见，批评冯雪峰的检讨。发言者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和大家。

　　会议期间，十一月八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与《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这个谈话的标题是《文学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郭沫若在谈话中着重指出了“胡适的反动哲学的遗产对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是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因而，文化学术界要充分开展讨论，肃清胡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的影响。[122]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想通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进而批判胡适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方法，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批判，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使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必然要发展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在指导着批判运动的发展。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123]

　　这样在这个报告的指导下，十二月二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对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作了部署。会议认为，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为此，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内容包括胡适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讨论会延续到翌年三月，共举行二十一次。[124]

　　同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从一开始就在转向，从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到批评冯雪峰的检讨和《文艺报》工作与编辑作风的缺点，迅速转向胡适，而且不限于他的红学观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学习》杂志等报刊也是这样。[125]

　　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议上讲话，作了总结发言，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并作了若干修改。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毛泽东认为郭沫若讲话的的题目《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不很醒目”，因而建议郭沫若“是否可以改换一个”。后来郭沫若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九日以《三点建议》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发表。周扬讲话的题目是《我们必须战斗》，也于次日在《人民日报》发表。[126]

　　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坚决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正确开展学术界、文艺界的自由讨论和批评，扶植新生力量，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会议最后通过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领导班子，端正编辑方针，并责成文学艺术界各协会及所属机关的刊物检查改进工作。

　　一九五五年一月，运动转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主要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庸俗进化论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学观点、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民族自卑和民族虚无主义观点、亲美崇美思想以及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等等，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热潮。[127]

　　这样，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128]

　　在这场批判浪潮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走在了思想批判运动的前列。《人民日报》在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起草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的文章之后，报社总编辑邓拓还要李希凡、蓝翎继续写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于是李希凡、蓝翎根据已拟定的关于《红楼梦》的论题，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写出了《新红学派功过在哪里？》、《评〈红楼梦〉新证》、《正确估价〈红楼梦〉中“脂砚斋评”的意义》、《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等文章。其中有三篇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一月的《人民日报》上，《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原意本是回答《人民日报》发表过的一版不同意见的，由于领导认为此文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所以后来才发表在《新建设》一九五五年四月号上。[129

　　一九五四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的文章有周汝昌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十月三十日）、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十月三十一日）、王佩璋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十一月三日）、王若水的《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的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十一月五日）……[130]

　　报刊杂志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理论上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文章。艾思奇的《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学习》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一期）、李达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版）、胡绳的《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第三版）。[131]

　　不仅《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报刊也是积极投身于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当时各省市大报，几乎都有报道、转载和本地名流写的这方面的文章。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资料室，曾把一九五四年九月至十二月报刊上发表的批评俞平伯新红学观点的文章，选辑了两集，近百万言。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四本《红楼梦研究讨论集》，如果列出名单来，可以说，他们包括了当时绝大部分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和部分著名作家。至于全国文艺界、社会科学界、各大学文科举行的批判会、研究会，更是不可胜数。[132]

　　这里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中，批判的主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对于俞平伯等人还是讲究政策的。早在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就曾经指出过：“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33]这就为批判俞平伯定了调，在思想上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政治上要对其采取团结态度。

　　正是由于这样，当在思想批判运动中出现了偏离这个方针的事件时，就被及时制止和纠正了。比如，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肃秋的《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第二天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以后不要发这类文章。

　　再如，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新红学的功过在哪里？》，也是随着批判的展开提高调门的！李希凡、蓝翎二人语气的改变，立刻被发现了。于是有关领导提醒他们，批评是批评，对俞平伯连“先生”的称谓都没有了，这不好。[134]

　　可见，即使是这个时候，在思想批判过程中还是要求必须注意政策的。

　　对于误入“新红学”的年轻研究者，毛泽东主张在批评其错误的同时，要采取保护态度，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这鲜明地体现在周汝昌的问题上。

　　周汝昌深受“新红学”的影响，曾写了一本《红楼梦新证》，系统介绍了自己的红学观点。在《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运动中，这本书无疑就成为批判的对象了。虽然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观点、方法，都受胡适影响，但鉴于他还是个青年人，写的这本书又提供了迄今为止曹雪芹的全部资料，为红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因而毛泽东说应该对他“保护过关”，让邓拓将这个意思告诉李希凡、蓝翎。邓拓还说，周汝昌正在生病住院，在你们的批评文章发表以前，还应该看望他一下。这实际上是要李希凡、蓝翎在文章发表前去和周汝昌沟通一下，使他心理上有个准备，以便于接受文中的观点，及早醒悟过来。

　　这样李希凡、蓝翎就写了《评〈红楼梦新证〉》一文，批评了周汝昌“自传说”的种种谬误，认为他不是“自传说”的创立者，而是“新红学”的受害者。后来周汝昌并没有因为被“保护过关”就改正了自己在红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一九七八年后，他将自己以前的“自传说”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广大，成为误解《红楼梦》的源头之一，以致于后来李希凡也说这种“保护过关”毫无意义。当然，这是后话了。[135]

　　尽管周汝昌的观点后来没有变化，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党在思想批判运动期间对周汝昌的保护政策还是必要的，也是应该肯定的。

　　在《红楼梦》问题的批判运动期间，有的批判文章越来越激烈，出现了一些过火现象。毛泽东读了这些文章后，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136]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领导着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不仅为这场批判运动制定了政策和策略，还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予以化解和处理，使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宣扬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使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这鲜明地体现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提出的，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上。[137]

　　（7）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应该说，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不但促进了红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开了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先河。这不仅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而且对于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行动。

　　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发现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写了一篇批评红学权威的文章在发表或转载过程中受到了压制的情况后，就以此为导火线，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这是不是小题大作，反应过度了呢？到底有没有必要性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出发，才能认识到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出现的必然性。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虽然从表象上看，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似乎是偶然的，但是如果由表及里地进行剖析，其实是有其必然性的。

　　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138]

　　这样看来，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就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便于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样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必然会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激烈斗争。

　　近代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唯心论思想在资产阶级文化中影响最大，占据支配地位。五四运动期间他又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与李大钊进行过“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后来又投靠国民党，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用唯心论和机械论来研究《红楼梦》形成的“新红学”，在红学研究中影响很大，成为新的流派。这样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运动就必然会以胡适的唯心论思想为重点，而对他的“新红学”观点的批判不过是对其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而已。这次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思想批判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由此我们认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出现，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产生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才会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思想批判运动，是由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引发出来的，在进行的方式上，到底是应以思想领域的整风还是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批判，则又具有偶然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李希凡、蓝翎在写作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期间，曾经致信《文艺报》编者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却被“置之不理”。从后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这并非是一个个案。当他们的文章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后，江青建议《人民日报》编辑部转载他们的文章时，又被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就是在《文艺报》转载时，又加写了那样的“编者按”。在思想文化界出现的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这是因为用马列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唯心论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实质上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且在批判过程中，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关系到在思想文化领域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还是以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论来指导的问题，是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到底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的百年大计。

　　可是当李希凡、蓝翎写出用马列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后，非但没有得到党在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反而却受到了冷遇和压制，这说明在马列主义新生力量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间，文艺界党的某些领导人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边，却与马列主义的新生力量处于对立面。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39]而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写作的新生力量一边。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就是在知道毛泽东对李希凡、蓝翎文章的态度后，他们也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篇文章。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党性和阶级性到哪里去了呢？

　　正是由于这样，当时毛泽东才拿着《文艺报》对周扬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毛泽东在讲这话的时候，重复了两遍。他还进一步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140]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出分析，如果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能够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对运用马列主义进行写作的新生力量给予支持和鼓励，对持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权威进行严肃的批判，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潮中，又何必劳驾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亲自发动这样的思想批判运动呢？

　　至于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是行政干预学术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当时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应该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而斗争。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就是在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头脑中也非常顽强地存在着，因而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不是主动自觉地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添砖加瓦”，满腔热情地去支持思想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而是从思想上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这种新生力量抱着一种冷遇和压制的态度，偏离了这一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当然有责任和权力来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改变他们的错误态度，使他们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鉴于这种状况的严重性，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的迫切性，在仅靠一般的说服教育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开展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来解决问题了。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这种批判是在李希凡、蓝翎写的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文章的引发下出现的以及采取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方式则又带有偶然性。一九五四年开展的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由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引发的这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与斗争。这场斗争之所以以思想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由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迫切要求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这是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这才是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真谛，是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唯物主义的解释。

　　近年来，在党史和国史及相关严肃的著作中，当涉及到对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评价时，往往是采取折衷主义的方式，夸大思想批判运动的阴暗面，而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的必要性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说明，这是令人惋惜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2011年）的时候，杨德山、刘建美编著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对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作了简明扼要而又公正的评价：“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广大干部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场批判运动是从批判新红学派权威作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其导火索是1954年9月至10月，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中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研究观点的批评，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热情支持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批评。随后，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运动，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进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批判运动，知识界划清了与胡适思想的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 [141]

　　3、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第三次斗争—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

　　一九五五年，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在思想战线上又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从思想文化上又发展到政治上，从批判思想文化上的胡风集团到批判政治上的胡风反党集团，进而演变成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这次批判运动的高峰。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呢？在这次思想批判运动中，胡风集团又怎么会由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被定性为政治上的反党集团，进而反革命集团的呢？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文艺思想与胡风集团的文艺思想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那么，这种分歧的内涵及其性质又是什么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针对这种分歧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和办法呢？结果又如何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问题。

　　对这种分歧的追根溯源，还是要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起，因而我们就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文艺发展的基本状况出发，立足于延安文艺界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方针，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五月二日，毛泽东在《引言》中先是提出了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在讨论的基础上逐渐取得一致意见。

　　毛泽东认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应该首先解决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在立场问题解决以后，就是文艺工的态度问题了。总的来看，就是对具体事物所采取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到底是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具体说来，对敌人是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对同盟者是又联合又批评，对人民群众采取赞扬的态度。当然对于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无产阶级队伍中保留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至于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无产阶级文艺的工作对象就是工农兵及革命的干部。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这就要求文艺工到农村、工厂、军队和党政机关里面，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这是第一位的工作。现在我们的许多文艺工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他们自己脱离群众，不懂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思想感情还没有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搞好文艺创作呢？这就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文艺工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从现实斗争出发，通过对社会各个阶段和相互关系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够既坚持正确的文艺发展方向，又创作出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精品。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根据文艺座谈会讨论的基本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做出了《结论》。

　　毛泽东通过对当时争论的问题的分析，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关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并由此制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人民大众就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而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了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既然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那么又如何才能够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呢？这就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中去。因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而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就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形成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再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无论是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级的文艺，还是为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因而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也只有在到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予以解决以后，才能够得到解决。到群众生活群众斗争中去，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我们的文学艺术工，都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这是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必由之路。

　　革命文艺队伍中存在着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呢？他们的文艺作品到底是主要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主要为小资产阶级服务呢？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呢？又如何才能够将他们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呢？

　　毛泽东认为，要想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虽然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没有人说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得比工农兵群众还重要，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对他们寄予满腔的同情，着重去反映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和教育工农兵群众。

　　这就说明这些文艺工主要是站在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上了。他们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这些在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有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共产主义。因此，我们的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这就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到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都必须彻底地解决它。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开展实际的斗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使这个问题逐渐地得到解决。

　　文艺批评是使无产阶级文艺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艺批评又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毛泽东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都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艺术遗产呢？

　　毛泽东认为，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借鉴、创新与发展。他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文学艺术创作的借鉴。这种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我们要对这些旧的形式，给予改造，加进新的内容，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那种在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此前他还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去应用它。在文艺上其实也是一样。[142]

　　在文学艺术与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使党的文艺工作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

　　他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超阶级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是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在文艺统一战线方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就是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就是“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这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143]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文艺工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进行创作。他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要深入生活，到实践中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声情并茂、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这是判断文艺工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重要标准。要使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工转变立场，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重点是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以及解决他们在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的问题，舍此是没有别的方法的。要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文艺工作要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工作。要正确处理好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文艺批评必须坚持以政治为第一标准，这是无产阶级文艺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保证。无产阶级文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出发，对中外文艺批判地吸收后，经过文艺工的努力创作出来的。这就要使中国古代的文艺现代化，使外国文艺民族化。因而对中外文艺不论是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以上我们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这不是毛泽东发表的个人讲话，而是他在详细调查研究后，代表中央所做的讲话。这个讲话确立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而胡风集团的文艺思想却在一系列基本原则问题上，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这集中表现在胡风提出的“五把刀子理论”和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方面。当然，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也是由于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没有解决所造成的。

　　其实，党内外进步作家与胡风集团的分歧和争论由来已久，那么这种分歧和争论是怎么产生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论。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现了分歧和争论。当然，从后来演变的历程来看，当时的分歧和争论与后来出现的分歧和争论之间也并无实质性联系。

　　这种分歧和争论集中在胡风和周扬等人之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表现在关于胡风的身份上。一九三三年，胡风在日本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宣传抗日，被警方逮捕。拘留三个月后，他和聂绀弩、周颖等十个人一同被驱逐回国。这时的胡风，早已开始了文学生涯，并在一九三一年就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

　　胡风回到上海后，接到周扬的通知，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在茅盾辞去左联书记后，又接任左联书记。一九三四年秋，胡风和周扬之间出现了矛盾，并辞去了左联工作。关于这段时间的事情，胡风的女儿晓风曾回忆道，胡风是因为穆木天被捕释放后反向左联党团“告密”谷非（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才愤而辞去左联工作的。

　　第二个方面表现在胡风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上。胡风离开左联以后，和周扬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理论争鸣。

　　胡风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应《文学》社的征文，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着重从阿Q形象来谈文学的典型。半年之后，周扬在《文学》一九三六年一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对胡风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胡风接着便在《文学》二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底“修正”》展开反驳，周扬也在四月号《文学》发表《典型与个性》与胡风论争，胡风随之再发表《典型论底混乱》。

　　这场理论上的论争，以胡风的文章为结束。此后，两人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没再发生直接冲突。

　　第三个方面表现在胡风和周扬之间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上。

　　一九三六年春，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在刊物倡导国防文学创作，并于六月成立文艺家协会，签名参加的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傅东华、郑振铎、徐懋庸等人。

　　在四月，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由陕北到达上海，和鲁迅、胡风取得了联系。针对“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冯雪峰创意、鲁迅同意、胡风执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就在六月，胡风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六月十五日，鲁迅、巴金、曹禺、张天翼、萧军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六十三位作家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宣言》，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144]

　　从当时时势及革命斗争的发展出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能够鲜明地表示出革命文艺的性质，而“国防文学”的口号虽然也是从当时的时势出发提出来的，却难以显示出革命文艺的性质，因而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赞赏的，而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则予以了批评。

　　后来，周扬到了延安，胡风继续留在上海，这种争论也就告一段落了。

　　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扬与胡风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我们并不不否认这些分歧和争论会给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来阴影，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些分歧和争论与后来他们之间产生的分歧和争论并无实质性联系。

　　（3）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一次争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问题，党内外进步作家与胡风文艺集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虽然这是发生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争论，却已显示出胡风集团与党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

　　这次争论起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止于抗战结束前后，党内外进步作家与胡风文艺集团主要围绕民族形式问题、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形式的扩张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对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九四○年，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中，反驳郑伯奇、罗荪、徐迟的观点。同年，在波及整个文坛的关于民族形式大讨论中，他写出长篇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文章主攻向林冰的观点，同时，围绕这个问题他与所有他认为观点不正确的人论争。他提及的人名，会是一串可观的排列：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田仲济、巴人、艾思奇、陈伯达、光未然、葛一虹、陈鹏啸……。[145]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副标题，是“对于若干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的批判提要”。胡风认为那些主张民族形式的作家、艺术家，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违背。[146]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推崇西方文艺，反对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

　　我们知道，文艺只有以民族的形式出现，才会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在世界文艺的百花园中独领风骚。对中国古代的文艺要予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革新的基础上，赋予时代的内容；同时对于西方的文艺也要予以批判地吸取，对其艺术形式在革新的基础上，也要赋予中国现代的内容。因而不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艺还是西方的古代或近代文艺，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可取的。胡风认为主张民族形式的作家、艺术家，违背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五四”文学的民族形式，这必然会导致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艺的全盘肯定。这就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引起了争论。

　　胡风在批判民族形式的时候，又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一九四二年，在重庆，胡风作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理事、研究部负责人，曾为文协理事会第六届年会起草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黄药眠看后，于当年七月在桂林写了“质疑”。黄药眠认为：这篇文章是以深奥的名词掩饰着理论上的空虚。他不同意胡风关于抗战初期的创作特征的见解：“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的高扬和客观精神的泛滥分离的同时发展的这一特点上”，认为这个命题，“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地预先想好，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147]

　　胡风将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其码从逻辑上来说是不严谨的。他从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分离，而不是从现实的斗争生活来解释抗战初期的创作特征，表明胡风是用历史唯心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来研究文艺创作问题，这样他也就难以认识到抗战初期出现这种文艺创作特征的真实原因。因而黄药眠说这“是观念地预先想好，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

　　茅盾也不同意胡风的这种意见。茅盾后来回忆说：“早在四二年底，胡风就提出了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当时文艺创作上的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主要是由于作家们在主观热情上的衰退，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瞩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成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胡风认为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的办法，是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和融合’，并说这就是现实主义。当时，胡风的观点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因为他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他如此强调作家的个人意志的作用，强调发扬‘主观战斗精神’，也并非通向现实主义之道；而且他所反复谈论的作家要‘自我斗争’，却不见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摘自《茅盾回忆录》)[148]

　　从茅盾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并不同意胡风的观点，认为胡风“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并进一步指出胡风自身的文艺实践活动却背离了他的文艺主张。

　　胡风认为在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主要是由于主观热情衰退造成的。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主观热情的衰退造成了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要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作家就要发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这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胡风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而是从作家的主观意识中去解释文艺创作上的某些衰落现象。他认为单靠提高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就可以改变文艺创作上的某些衰落现象。这显然是文艺创作上的主观主义，是唯心地而不是唯物地来分析抗战初期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问题。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抗战初期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抗战初期，在日军的猖狂进攻下，由于敌强我弱，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战线和自身的腐败，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以及实行了错误的战略战术和指挥不当，因而导致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大面积的溃败，日军长驱直入，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占领了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这种状况造成了人们对抗战形势的悲观，反映到文艺创作上就出现了某些衰落现象。

　　胡风不从当时政治的形势中去寻找文艺创作上出现某些衰落现象的原因，而将这种原因归根于作家主观热情的衰退，认为依靠强调作家主观的战斗精神就可以解决文艺创作上的某些衰落现象。这实际上就使进步作家不能以文艺为武器，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抨击，提出革新政治的正当要求，为继续抗战扫除障碍，反而会使革命文艺脱离当时的抗战政治要求，从而走向歧途。这自然会引起党内外进步作家的反对，形成左翼阵营内部的争论了。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中共南方局组织国统区的左翼文化人士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一部分文化人集中到重庆郊区，由冯乃超主持，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胡风在一九五四年写的《三十万言书》中回忆了这次讨论会的相关情况，他说：

　　“第一次要我报告，我就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作了一些分析，说明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不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看，我们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的精神。在第二次会的讨论中，因为我提到过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工农作家，但在写着《辩证唯物论的美学》的蔡仪同志不同意，说应该是培养工农作家。他举了一个例子证明：文化工作委员会有一个当劳务兵的李平同志已经提升为少尉副官了。我觉得这样讨论起来很困难，没有再说什么。座谈会也没有续开第三次。”[149]

　　从胡风的回忆看，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在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出现了分歧，以致于座谈会都开不下去了。应该说，在国统区的斗争环境下，胡风提出的“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问题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斗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文化建设的过程，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去进行文化斗争，往往会迷失方向。就是在培养工农作家方面，不仅要从工农群众中去培养作家，同时还要使进步作家深入到斗争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写出能够反映工农群众实际生活的文艺作品。胡风在这里对培养工农作家问题的理解上出现了偏颇。

　　为了进一步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强对国统区进步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推动国统区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一九四四年底党中央派何其芳到重庆。和他一块来的刘白羽，到《新华日报》编副刊，也是中共领导左翼文艺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何其芳到重庆后，作了一次报告，谈了自己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的认识及思想改造的详细情况。胡风听了以后，并不以为然。他对何其芳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的认识水平上，认为何其芳的《画梦录》是一种不值得赞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回避生活斗争的哀怨，而对何其芳在报告中谈到自己在学习《讲话》后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变化表示不满。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说道：

　　“1944年，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到了重庆。我用文协名义约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请他们作报告。何其芳同志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的。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会后印象很不好。何其芳同志过去的情况还留在大家印象里，但他的口气却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无产阶级。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同志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我当时只觉得何其芳同志太单纯了而已，但无话可说，后来就写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为了从民主斗争看文艺实践，为了说明作家在实践中不能不是一个自我改造过程，想至少把由于何其芳同志所引起的使人嘲笑思想改造的心理抵消一点。那里面所说的‘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那就是指的何其芳同志的那一种态度说的。意思是，虽然那种态度不好，不能真正说明思想改造，反而把思想改造庸俗化了，但不能因为那就把思想改造当作笑话；对于一个作家，思想改造是一个庄严的非接受不可的课题。”[150]

　　我们看到，胡风在回忆中说，他并不是因为反对思想改造才对何其芳产生不满的，而是由于何其芳在谈到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时候，态度不好，方法不当，将思想改造庸俗化造成的。为此，他后来还写文章来专门阐述这个问题。这到底是不是胡风的心里话呢？

　　毋庸讳言，在文艺工作方面，何其芳过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但是在学习《讲话》以后，何其芳在迅速地向着无产阶级的立场转变；不管他在报告中讲的怎么样，他还总是讲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和心得体会，这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他在报告中坚持的思想改造的方向是正确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可是却遭到了胡风等人的冷嘲热讽，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胡风在思想改造问题上的表态发生疑问，如果在思想改造问题上他与何其芳是一致的话，又怎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吗？

　　胡风自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创办《七月》周刊后，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一九四四年，国民党重庆当局吊销了胡风的《七月》周刊的登记证后，胡风在周恩来的支持和资助下又筹办了新刊物《希望》。

　　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的《希望》创刊号上，胡风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篇是他撰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篇是舒芜写的长篇论文《论主观》。

　　胡风在文章中提出了“自我扩张论”。他在探讨现实主义理论时，强调艺术创作是特殊精神活动，作家在反映生活时，必须重视感性对象，重视自己情感也即主观的介入。胡风写道：

　　“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生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的思想活动就不能超过感性的机能。从这里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舒芜则在《论主观》中，直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主观在生活中、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主观的重要性。他说：

　　“由以上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作斗争，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作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来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151]

　　舒芜是胡风集团内部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主观》是从理论上来论证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是阐述胡风文艺观点的力作。

　　胡风后来在谈到自己发表《论主观》的动机时，说他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而是如同当年“编后记”中所写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讨论，以配合国统区文化界对延安整风文件的学习。[152]

　　舒芜在一九九五年三月的一次通信中说，《论主观》发表时他与胡风是存在着“共识”的，随后发表的《论中庸》等一系列文章也是这样。后来胡风自己不承认这个事实，说他发表《论主观》是偶然的“失察”，别的朋友也多不承认当时的“共识”，所以事情就很难说清楚了。[153]

　　那么，当时胡风对舒芜写的《论主观》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并不否认胡风对舒芜写的《论主观》在个别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如果我们从胡风在他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而《论主观》从内容上又是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论证，以及后来当舒芜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并批评了胡风文艺思想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向决裂来分析，我们就不能不说舒芜的说法还是具有可信度的。

　　从这两篇文章里可以看到，胡风认为作家要通过“自我斗争，“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而舒芜认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

　　我们知道，人民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而胡风却认为作家的“自我扩张”“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不论是夸大客观忽视主观，还是夸大主观忽视客观，都是错误的。离开客观去强调主观，就会走向唯心主义；离开主观去强调客观，则会走向形而上学。

　　从这两篇文章中的观点来看，不论是胡风的“自我扩张论”还是舒芜的“主观论”，都是离开客观来夸大主观的作用，因而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这样也就难以发现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两篇文章引起了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强烈反映和争论。当时，周恩来和重庆的党组织一直把胡风看作进步阵营的作家，对他的刊物和观点也很关心。由于这两篇文章在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引起了分歧和争论，于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由党的文委负责人之一冯乃超主持，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座谈对《希望》杂志文章的意见。到会的有：茅盾、邵荃麟、冯雪峰、蔡仪、胡风、何其芳、刘白羽和林默涵等人。茅盾首先发言。他对《论主观》很不赞成，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文章对大后方文艺界情况的分析不符合实际。茅盾生气地说：洋洋几万言，实际上是“卖野人头”，说完就退席了。后来冯雪峰等人讲了几句，会没有再开下去。[154]

　　一九四五年四月，黄药眠在成都发表了《论约瑟夫的外套》，系统批判舒芜的《论主观》，认为文章宣扬的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论主观》一文发表时，有人请教艾思奇，艾说：“这很简单，只要看题目，就知道是主观唯心论的。”[155]文章批评舒芜的《论主观》是“外用约瑟夫(即斯大林)的美丽外衣裹了起来，怡然自得地在错误的森林里散步，并以此为骄傲。”文章除了批评舒芜文章中的“唯主观”史观等观点外，还批评了他“做深刻状”、故作“高深”的文风。

　　在这一时期，何其芳先后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和“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与拥护胡风观点的王戎、吕荧进行了辩论。他认为“今天这大半个旧中国文艺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并对把反对客观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表示不同意见，指出他们反对的“客观主义”的某些作家是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他们对沙汀等人的批评是对敌我友没有区别的批评。[156]

　　其实，对于胡风、舒芜等人的观点，《新华日报》社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曾在一起交换过意见。林默涵和一些同志不赞成舒芜文章中片面强调主观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在革命工作上会招致盲动、“左倾”；在文艺创作上，会引向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是值得商榷的。[157]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了。八月底，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随行的胡乔木曾找胡风、舒芜谈话，批评了舒芜《论主观》的观点。从胡风给舒芜的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对当时文工会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和胡乔木对《论主观》的批评极为反感，他称茅盾是“抬头的市侩”、称他人是“抬脚的市侩”，称胡乔木等同志为“官们”、“老爷们”，还说“我的估计完全对了……后记里的伏线也完全下对了。看情形，一是想闷死你，一是想闷死你而闷死刊物。哲学家和官们属于前者，文学家们属于后者。”“你现在，一要准备杂文，一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云云。[158]

　　后来茅盾在《新文学史料》(1986﹒1期)发表的《回忆录》中比较系统地谈到了重庆的这次论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重庆进步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和一些同志对胡风及《论主观》一文的看法，特摘录如下：

　　《论主观》的发表，作为一个专门的文艺理论问题，讨论讨论也有必要，虽然与当时争取民主的政治气氛不十分协调。然而看到这个理论极为指责的所谓“客观主义”者或“机械—教条主义”者，就是那些在抗战最黑暗的年代中“苦斗”过来的作家……就觉得很不是滋味。那时还流行着一种背后的“评论”，譬如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藏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就更不正派了。

　　《论主观》发表后，并未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只是在文艺界组织的一些座谈会上交换过意见，但我发觉只要有人对该文的观点有所批评，就会引起一些人的反驳，而且能嗅到一股相当强烈的宗派气味。当时胡风是理论权威，而在他背后支持他的观点的还有另一位理论权威冯雪峰，因此，在延安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林默涵等来到重庆之前，重庆的文艺理论界是相当冷清的。黄药眠写过一篇批评《论主观》的文章，却被朋友退了回来，说是“此文有碍于某权威的‘权威’，各文艺杂志恐不便发表。”

　　也在那时候，有好几位朋友告诉我，胡风骂的“客观主义”，就是指的我和沙汀。如此说来，我和沙汀竟是造成那“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的罪魁祸首了！然而他们只是在背后散布，却不见付诸文字，我也只好置之不理。反正我的作品是不是客观主义的，自有公论；而且那时我正忙于写《清明前后》。

　　直到四五年底，重庆进步文艺界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舒芜的《论主观》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也对冯雪峰进行了批评。我在会上也发了言。但胡风并未从中得到教益。冯雪峰在周恩来找他谈话之后，有所转变，不再赞赏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了，但并不彻底。[159]

　　据刘白羽回忆：由周恩来主持在曾家岩周公馆开过的这次会，参加的有茅盾、胡风、徐冰、冯乃超、何其芳等人。一次谈到深夜，大家不能回家了，只好挤在客厅里等到天亮。只单独给茅盾在桌子上搭了一个铺。[160]

　　由此我们看到，当阐述胡风文艺观点的文章发表后，在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周恩来主持的国统区中共党组织是把胡风等人作为进步作家来看待的，因而召开会议来讨论胡风的文艺观点。可是会议讨论的难度却很大，有时几乎进行不下去了。当时进步的文艺家撰文批驳了胡风，指出他的文艺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在文艺界没有分清敌我友，他所批评的“客观主义”的作家恰恰是一些进步的作家，并且在争论过程中流露出宗派主义的倾向。这种争论引起了延安党中央的注意，胡乔木代表中央主管领导部门找胡风、舒芜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是胡风不仅没有接受批评，反而却极为反感，对胡乔木及进步作家对他的批评冷嘲热讽，有时甚至进行漫骂。即使这样，周恩来主持的党组织还是对胡风的文艺观点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尽管胡风没有从中受到教益，但是冯雪峰却有所转变，并在进步作家内部取得了初步共识。

　　在这次争论过程中，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逐步显现出来，这从上文茅盾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面对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对他们的批评，胡风与其集团内部的人又是如何认识的，怎么应对的，当时的态度究竟如何，从他与其集团内部的人特别是舒芜的通信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下文研究胡风集团是如何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时候再来分析这个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主要表现在民族形式问题、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方面，在争论过程中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显露出来。这种争论关系到是用辩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或形而上学来研究文艺发展的问题，反映了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从根本上说这还是由于左翼文化阵营内部文艺在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上出现的矛盾造成的。这就成为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进行的第一次争论。

　　（4）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二次争论。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共关系破裂，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党组织准备撤离南京。为了保护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的安全，在党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分别从南京、上海等地赴香港，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化斗争。

　　到达香港后，成立了领导文化工作的党组织。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林默涵协助章汉夫编辑《群众周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时事、文化刊物。在文委领导下，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任主编。

　　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和总结，弄清是非，统一思想，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以便更好地进行文化斗争。于是经过交换意见，遂由邵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

　　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邵荃麟指出：“对着一些自然主义的倾向，便出现了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他们认为创作衰落的原因，是作家热情的衰退，生命力的枯萎，缺乏向客观突入的主观精神，因此要求这种精神的加强，强调了文艺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强调了创作上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是针对着一般作品内容的苍白而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却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因为它不是把问题从阶级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原因上，而却是从个人的基础上出发；不是首先从文艺与社会关系上，而只是从文艺与作家个人关系上认识问题；不了解一个革命者的主观战斗力量是从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他的革命人格是从他和阶级力量的结合中间建立起来的。相反的，他们把问题颠倒过来，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种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

　　邵荃麟接着说：“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煞文艺的党派性与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他创作上，就自然地走向个人主观感受境界或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了。虽然抽象理论上强调了战斗的要求和主观力量，但实际上却是宣扬着超脱现实向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要求文艺背离了历史斗争的原则，以无原则的、自发性的精神昂扬来代替了严肃的认真的思考。所以这不但不能加强主观力量，而只是足以削弱主观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唯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了。”[161]

　　从邵荃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胡风宣扬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认为革命文艺应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出发，一个革命者的主观战斗力量只有从革命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革命人格也只有从他和阶级力量的结合中间才能建立起来，而胡风不是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是从文艺与作家个人的关系上来认识问题。这样他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就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成为个人主义意识的重要表现。

　　如果发展下去，就必然会强调自我，拒绝集体，抹煞文艺的党派性与阶级性，将文艺和政治割裂开来，向着超脱现实的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背离了文艺的历史斗争原则，将“主观战斗精神”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存在的超越阶级的东西，把它作为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这样就践踏了历史唯物论，走向了唯心论。

　　乔冠华也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本来，乔冠华是赞赏胡风的文艺观点的。在到香港的船上，乔冠华与林默涵不期而遇。他们在甲板上聊天，谈到了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乔冠华在重庆时，用“于潮”这一笔名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方生未死之间》，其中某些观点与胡风的思想颇为接近。例如他也不重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认为知识分子的缺点是思想太多，感情太少(注：意即革命理论太多，感情激动太少)等等。这些观点曾受到过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但在这次交谈中，乔冠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看法却有了很大改变。当时他正在看胡风最为赞扬的作家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他觉得这部小说内容脱离实际，人物也不真实，主人公不像个真正的劳动者，因此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怀疑。[162]

　　乔冠华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上，发表了《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他首先批评了他自己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论点，他说：“例如抗战期间，就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中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这种思想好像是为了知识分子如何和人民结合的课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

　　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主观与他所面对的客观现实的的关系问题，乔冠华认为：“文艺作品的内容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不是客观现实的复制。它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总要比客观的现实‘多’一点、‘高’一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好的。但目前(按：指抗战末期的蒋管区)中国新文艺的主要缺点，不是反映中国革命的现实太客观了，而是：根本没有认真地企图去反映这一现实；纵即有所企图，不是把客观现实反映得‘太客观’了，而是把客观现实反映得太主观了。人们用自以为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去涂抹、歪曲、窜改人民大众觉醒和斗争的客观事实，把客观上本来是活的生动的人物写成麻木不仁，把小资产阶级追求和搏斗的心情放到工人大众的‘心理’，在本质上，不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吗？”[163]

　　乔冠华在德国是研究哲学的，在上述的他的文章中，曾引用黑格尔《美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作家的主观与其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关系，乔冠华说：

　　有一位强调客观的唯心论者，说过几句比我们强调主观的唯物论者更加唯物的话：

　　假如问艺术家的“创作要求”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它没有什么别的意思，除掉是：作家为一定的对象及其形象所吸引，作家完全沉浸到它的客观对象里边直到他用艺术的形象把它表现出来为止。

　　但假使这样，艺术家就要把客观的对象变成他自己的东西的话，那么作家在他主观的这一面，就需把他的主观的个别性及其偶然的特殊性，彻底抛弃，而完全沉浸到客观对象里去；因此，作为主观的作家，不过是一个陶铸客观内容的形式或工具而已。

　　假使一个作家的“创作要求”中，只知道作家的主观是他的主观，而忘记了作家的主观是客观对象赖以反映及展开其生动活动的器官和工具，那么，这种作家的“创作要求”必然是一种坏的创作要求。[164]

　　从乔冠华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也对胡风的文艺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进一步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的问题。

　　胡风的文艺观点中有这样一个论调，不论前线和后方，到处都有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知识分子深入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否定了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否定了文艺工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乔冠华引用黑格尔的话，进一步说明了客观和主观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批评有些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文艺界人士还不如一个唯心论者。实践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主观是对客观的反映，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文艺作品也是这样。它不是来源于文艺家的头脑中，而是客观实际在文艺家头脑中的能动的反映，而不是对客观实际的简单复制，要经过文艺家头脑的“加工”，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实际的发展。国统区文艺作品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客观反映实际斗争情况，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来代替人民群众觉醒和斗争的客观事实，歪曲了当时的实际斗争状况。这样就割裂了客观和主观之间的辩证关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能够解决文艺创作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以及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造成的。

　　在这次争论中，胡绳对胡风集团的路翎写作的小说，也进行了分析和评论，由此进一步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胡绳在《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中，也从创作上证明了片面强调主观精神，而忽略客观的生活真实，会造成怎样的恶果：“我想说，这位被称为最不沾染‘客观主义倾向’的作家，确实是有着太强的知识分子的主观，他的太强的主观妨碍了他去认真地写出他所看到的工人，而使他宁愿从臆测中探索工人的‘精神世界’，以致把他似乎是寓以希望的工人也写成和某些知识分子一样的是‘情绪闪烁的神经质者’了。被写做工人的‘精神世界’内容的思想情绪和所写出来的实在的工人生活就显得不能相容，使读者觉得离奇而不可理解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最简单的解答是：并不真正了解工人，而又不满足于仅仅在外形上来描画工人，想要‘深’一点，结果就只能把他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套拿出来去垫空子了。”[165]

　　从胡绳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路翎之所以在小说中没有塑造好工人的形象，用知识分子的臆想来描绘工人的精神世界，让人感到小说中工人的形象不真实，而像某些知识分子一样是“情绪闪烁的神经质者”，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受到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的影响，没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主动深入生活，接近工农兵，处理好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关系造成的。

　　林默涵也对胡风集团的舒芜的作品进行了批评。林默涵认为，随着主观论者的主观精神越“扩张”、越“燃烧”，他们却越脱离人民，越看不起群众，于是他们就在“个性自由”的口号下，公开喊出要“逃集体”（见《呼吸》创刊号舒芜的文章）了。

　　这个时候，林默涵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就驳斥了他们这种观点。林默涵说：“这是一些破产的没落的贵族子弟，他们对于不能使他们过‘幸福日子’的现实是怀着不满的，但他们又浓厚地带着书香人家的自怜自爱的习气，他们总觉得‘我是这样美妙、别致、不可重复，然而，不让我照着自己的意志生活。’他们把自己幻想成英雄，而把群众看成落后、愚味、满身疮疤的东西（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于是，他们要‘逃集体’，‘宁愿去寻求孤独’了……”[166]

　　我们看到，林默涵在文章中将这些自视高贵，把自己幻想为英雄，而将群众视为愚昧的文艺工称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并进一步指出他们之所以对现实不满，是因为他们不能过上“幸福日子”的缘故。这样也就难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深入生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为他们的最终解放而奋斗。虽然用语辛辣，却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以上所述，大体上就是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在香港期间同胡风等人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我们看到，争论仍然是集中在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论”、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哲学上就是如何处理好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问题，实质上还是立场问题、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

　　关于这次争论，林默涵后来评论说：在光明与黑暗进行殊死搏斗、在新中国艰难诞生的前夜，迫切需要各种思想武器来帮助催生的时候，在进步文艺阵营内，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谈清楚一下，以便统一步调，加强战斗力，不能不说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些文章的出发点还是从“统一战线的立场来进行思想斗争，以期达到文艺思想上的加强团结”（邵荃麟），态度也是严肃的。[167]

　　当香港的进步文艺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的时候，胡风集团的成员又有什么反应呢？

　　《大众文艺丛刊》也向大陆发行，引起了上海、北平等地文艺界人士的注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从主观论者所得到的答复，却是《泥土》和《歌唱》上一些无原则的诬蔑和谩骂”（邵荃麟）。[168]

　　我们先看胡风集团成员路翎和绿原关于这次争论的回忆。

　　路翎后来回忆说：“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乔冠华批评了胡风的主观精神与‘哪里有生活哪里有斗争’的理论，胡绳批评了我的小说集《青春的祝福》。胡风在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里回答了乔冠华的批评，我则写了一篇《略论文艺的几个问题》，在北京大学的《泥土》刊物上发表，回答胡绳的批评。我们不同意对我们的批评，认为批评者方面用的是唯心论。”[169]

　　绿原说：“1948年秋天，胡风在上海出版了《论现实主义的路》，算是对于香港批判的正式回答，同时也是他解放以前评论工作的一个总结。关于这本书，人们只看见对于某些党员作家的不够恭敬，因此责备他‘政治态度有问题’，其中涉及现实主义本质的理论内容，却始终没有得到稍微认真的像样的对待。我在为胡风悲哀之余，总觉得这个现象关系到几十年来思想斗争的浅陋、褊狭和粗疏，预示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70]

　　从他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针对当时香港进步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他们写了文章发表在《泥土》等刊物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进行了反批评。胡风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来反驳乔冠华，阐述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内容，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进行论战。就是在几十年后，他们仍然认为当时在香港的文艺家论战中用的是唯心论，没有认真对待胡风的观点，这就不禁让人生疑，这到底是他们认识上的局限，还是宗派主义仍然在作祟呢？

　　当时胡风对来自香港的进步文艺家的批评又有什么反应呢？

　　胡风后来在《简述收获》中谈到了这次争论，他说：“特别是解放前一个时期，被香港对我们的批评所刺激，在和我有思想联系的一些人办的几个小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尖锐的评论。绿原批评了藏克家的诗；上海的田汉和香港的人们提倡了马凡陀（袁水拍）的方向而蔑视绿原，因而陈亦门尖锐地批评了马凡陀（当时也不知道是党员）；方然批评了陈白尘的《升官图》和陈敬容的诗（陈敬容的爱人党员蒋天佐在上海领导文艺）；路翎还尖锐地批评了茅盾的《腐蚀》。还有方然、陈亦门、路翎等对于香港批评的反批评。其中，马凡陀山歌，《腐蚀》《升官图》，还被当时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夏衍、陆定一以及香港的人们看成国统区最富于政治性的优秀作品。这些，当然不能不引起香港党员们的严重注意，当作有计划的活动看，甚至连路翎剧本《云雀》中一个颓废的个人主义者知识分子为了向女人炫耀他有进步关系而说了一句‘郭沫若、田汉我都认识’，也引起了认为有意损伤他们威信的严重的怀疑。

　　这些文章，除了路翎反驳香港的一篇，事先我都不知道，事后有的也没有看。对于他们的感情和看法，我以为事出有因，有模糊的同感（没有对照原作想过），但觉得在那样严峻的斗争时期，把感情浪费在这种浮面现象上没有意思，后来在《论现实主义的路》最后提出，应该沉到人民生活的深处去，不要做时代潮流上的一片落叶。”[171]

　　从胡风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当时胡风集团成员与香港进步文艺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胡风自己当时对这种争论持消极态度，认为没有什么意思。从他认为这种争论损伤了香港文艺家的威信，被党员作家们当作有计划的行动来看，他还是没有弄清楚当时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就是在几十年后也是如此。至于他说的应该沉到人民生活的深处去，抽象地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前文的分析看，他讲的是到处都有生活，这显然与香港进步文艺家讲的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胡风还表示他除了路翎的一篇文章外，自己对这些文章并不知情，那么，胡风当时对这场争论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下面我们看胡风在这场争论期间的几封信件。

　　首先我们看胡风在这个时候给绿原的信件。

　　绿原后来回忆说，胡风在给他的书信中曾谈到这场争论，胡风说：“港论，是周期性的历史病，支持不了多久的”，又一次说到，“港方文，突然把历史拉回了十多年”。[172]

　　看来，胡风对这次争论还有蛮自信的。他认为香港的文章是开历史的倒车，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我们再来看争论期间胡风给路翎的信件。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胡风从上海给路翎写信，信中说：“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由那些公子们一直联到姚、端木之流。主要对象就是这几个人。……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

　　战争已经发动了，做得好，可以推进一步，否则只好丢开不管，做自己的事情。……”[173]

　　信中的“全面攻来”，指当时在香港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作家邵荃麟等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和斗争。“那些公子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判胡风的几位作家。“姚、端木”，指作家姚雪垠、端木蕻良。“几个人”，指胡风及其集团中几个主要成员。

　　看来，胡风很清楚当时争论双方的态势。他做了两手准备：争论中如果占了上风，就可以推进一步；如果处于下风，就退出争论，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说：“今天这一斗争，意义能够提得很高，对手又特别恶劣，……看情形，他们一面在发动各种卑鄙的手段（包括文字上的武断宣传）来抵抗、反攻，一方面尽力想逼我去‘谈谈’，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但由于我们处境的不利，就应该特别谨慎，不能轻敌的。……

　　我们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

　　现在的武器是想把我马上‘请走’，也是公子们底最后一着。现在是在逼与请的双攻之中了。”[174]

　　“今天这一斗争”，指胡风集团反对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作家批评他们的文艺思想的斗争。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党考虑到上海等地环境恶劣，担心留在那里的朋友如郭沫若、茅盾及其他进步人士不安全，分别动员并安排他们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转赴解放区。其中也包括胡风，同时胡风到香港后还可以与他进一步面谈文艺思想问题。可是，胡风却认为这是党员作家“逼我去‘谈谈’”，“想把我马上‘请’走”，以“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175]

　　在这封信中，胡风还对路翎说：“现在，有过锻炼而又诚实思考的人们对他们很反感，但无数投机家们坦（袒）护他们（大半暗地地），浮华的或天真的青年们还对他们多少有点迷惑。

　　…… 我那篇，给‘中国作家’，但被龙兄刺过的一小棍子在此当权，怀恨在心，发动杨晦、陈白尘等破坏，不让刊出。还在暗斗中。”[176]

　　“他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邵荃麟等人。“我那篇”，指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文，这篇文章是反驳香港的共产党作家对于他的批评的。“龙兄”，指阿垅。“一小棍子”，指叶以群。

　　从信中看到，胡风还在给自己集团的成员鼓劲，他认为来自香港的文艺家们的势头还是很大的，自己集团的成员，遭到了香港进步文艺家们的阻挠，他自己作品的发表也遇到了重重阻力，双方“还在暗斗中”。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到，针对香港进步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论战，胡风在通信中与其集团成员就这场争论进行了讨论和谋划，但是他们却没有站在左翼文艺阵营的角度在平等的基础上去与对方讨论问题，而是对自己的观点固执己见，没有弄清楚双方的分歧在哪里，行文中还对香港的进步文艺家用了讽刺、挖苦和嘲弄的语言。虽然胡风说除路翎的一篇文章外，他没有看过其集团成员的其他争论文章，但是从争论的整个态势来看，我们不能不说这又一次显示出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色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次争论是在解放战争进入到关键时刻，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进步的文艺家避居香港，为了统一思想，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来推动新民主义革命的进程，解决左翼文化阵营内部文艺分歧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争论还是集中在文艺工的立场、思想改造、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上。这是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二次批评，也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的批评。[177]

　　（5）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三次争论。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艺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了第三次争论。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在香港的进步文艺家陆续离开香港回京。胡风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工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解放区文艺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工胜利会师的盛会。它是在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历史性会议。它向文艺工提出了坚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艺方向、密切同劳动人民结合、熟悉新的群众、表现新的生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任务。[178]

　　在这次继往开来的大会上，为了给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增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推动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避免内部无谓的纷争和冲突，就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存在的分歧和争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作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新时期文艺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尽管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党倡导的文艺思想有重大不同，过去在左翼文艺阵营内部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曾经进行过两次争论，胡风集团还在争论中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但是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仍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在开导、教育、批评胡风的同时，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后，让他参加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担任相应的职务，就是希望他端正思想，纠正错误，回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

　　胡风集团的部分成员也参加了大会。鲁藜作为平津的代表，绿原作为华中的代表，雪苇作为华东的代表，彭燕郊、吕荧作为南方第一团的代表，路翎、梅林作为南方第二团的代表参加了大会。[179]

　　胡风自从三月份当选为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委之后，又和茅盾、厂民（严辰）被选为创刊的《文艺报》三位编委。他还被列入第一次文代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大会期间，他任诗歌组委员兼负责人。

　　关于《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安排，胡风产生了抵触情绪，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极为不满。他以文艺上的领导同志对他并不信任，在任命他为编委之前没有先找他谈一谈，在政策和关系上给他以帮助和支持，因而以他的性格和看法，是无法主持一个领导性的理论刊物为由，辞去了这个工作。

　　胡风拒绝担任《文艺报》的编委，成为和周扬的第一次不愉快的新冲突。随后，在起草大会报告上，胡风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消极情绪，退出了文代会报告起草委员会。

　　在三月召开的文代会筹委会上，胡风被选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有的和胡风交过锋，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批判胡风的主要人物。胡风觉得无法和他们坐在一起进行工作，因而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180]

　　关于胡风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这件事，当时担任第一次文代会文件起草委员会秘书的康濯在一九八九年对这件事有一个比较详细地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1949年春天筹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我是文件起草委员会秘书，国统区报告由茅盾同志作，并成立了个起草小组，胡风是成员之一。然而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胡风就生了气，会后向我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了。我莫名其妙，根据党的指示几次去北京饭店他的住处拜访，请他一定继续参加。有一次还碰见党的老一代文艺家、胡风的老友冯乃超同志也去动员胡风参加报告起草的讨论，但他始终不同意。不过冯乃超同志在场时我总算搞清楚了胡风一怒而坚决拒绝再与会的理由所在，是由于第一次会上茅盾同志发言中讲过一句，说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同志还在香港而没到北京，不然这个报告的起草当会更顺利一些这样的话。这个话我记得，但却不懂，冯乃超同志向我解释，说因为邵、林等同志在香港批评过胡风，所以胡风一听茅公提到此话，就以为是指如果邵、林来了，报告中就能更顺利地批评他胡风了。后来我曾委婉地向茅公转述胡风的意见和顾虑，茅公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主要是说邵、林对国统区桂林和重庆时代的文艺情况还熟悉，并说只要胡风来参加起草小组会，他可解释说明。然而胡风的态度始终不变。这不能不使我感到他确有点长期形成的宗派情绪。于是我只好表示，他即使不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以后报告稿出来我一定送他审阅。但由于定稿出来时已是大会开幕的头一天，匆匆交印刷厂印出后已是大会开幕之后了，因此起草小组成员都没有来得及再看。而胡风终于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在1954年《三十万言上书》中并以之作为党排斥他的事例之一顺便提到，可见成见之深—这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了。”[181]

　　从康濯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胡风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后，党组织几次派康濯到胡风住地北京饭店去拜访，说服他参加文件起草工作。冯乃超也受党组织委托去做动员胡风的工作。当康濯将胡风的意见告诉茅盾时，茅盾马上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并表示只要胡风参加文件起草小组会，他可以解释说明。可是我们看到胡风的态度却自始至终没有变化，拒绝参加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胡风的尊重，以便于缓和矛盾，争取胡风，康濯才不得不说即使胡风不参加起草小组会议，在报告稿出来后一定送他审阅。后来因故没有将报告稿送他审阅，胡风在《三十万言上书》中作为文艺界领导人排斥他的证据上告中央。这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这到底是文艺界领导人排斥胡风呢，还是胡风的宗派主义在作祟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不仅让胡风集团的部分成员参加了大会，还让胡风担任筹委，又让他参加了文件起草委员会，使他成为《文艺报》的三位编委之一，这显然是在争取胡风，团结胡风，以便于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共同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但是胡风却以难以得到文艺界领导人的信任，难以与批评过他的文艺家相处为由，先是辞去了《文艺报》编委的职务，而后又拒不参加文件起草小组会，闹起了情绪，耍起了态度，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

　　前面我们分析了胡风的宗派主义，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文代会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我们知道，这次文代会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就是要总结左翼文艺阵营过去的经验教训，谋划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取得一致意见，将文艺家的创作统一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来。过去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出现的争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因而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对过去进行的文艺争论做出结论。这对于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是必要的。

　　五月七日，胡风给远在南方的朋友方然、冀汸、朱谷怀、罗洛等人写信，信中说：“我到此四个多月，身心愉快之至。目前有一个文艺工代表大会，非得参加一下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是对这毫无兴趣，只想多到实际里去接触。

　　将近半年了，不知道情形如何，念久。前些时有信给嗣兴，不知道他和守梅如何。我意，解放后你们应尽快参加实际工作，不应浮在文化圈子里面。刊物之类，即令能办，也只应附带地去做，暂时没有束缚自己的必要。这时代有着火热的内容，只有到实际工作去才能体验得到。……”[182]

　　虽然胡风在信件中表示他到北平后，身心是愉快的，希望自己和集团的成员投身到实际工作中去，还说这个时代有着火热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的这种主张与进步文艺家讲的深入生活，到工农兵中去，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在下文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这里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对文代会“毫无兴趣”，这表明他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而且对于文代会解决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争论，态度是消极的。

　　尽管这样，解决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争论，还是在茅盾所作的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当时让胡风参加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是为了在会议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促进胡风思想的转变，以便在对过去国统区文艺发展的总结上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胡风没有参加报告的起草工作，但是处于团结胡风的需要，报告还是在不点名的情况下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重要讲话，茅盾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作了介绍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

　　茅盾报告的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指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他说：

　　1944年左右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小资产阶级受不了现实生活的煎熬，就在一方面表现消极抵抗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而后一种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这种文艺理论虽然极力抨击前一种消极低沉的倾向，然而，对于思想问题的解决不能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只有片面地抽象地要求加强“主观”。

　　于是关于文艺上的“主观”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

　　问题的实质是：文艺作家当然不能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文艺创作上之所以形成种种偏向，究竟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们态度太客观了呢，还是太多地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上面？如果事实上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思想与情调成为障碍我们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的根本因素，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不应该是向作家要求“更多”的主观。这不是主观的强或弱的问题，更不是什么主观热情的衰退或奋发的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能否向作家提出立场问题来呢？无疑问，是可以而且必要的。在那样的环境下，进步的作家在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精神下，学习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而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是可能的；并且在一定程度内与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向人民学习，使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成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也是可能的。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以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他们以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斗争，而把这所谓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因此，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的讨论，继续展开下去，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

　　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从国统区这若干年来的文艺思想理论斗争中，也和在创作实践中一样，是只能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可能得到其他结论的。[183]

　　从茅盾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出发，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着重批驳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论”和“哪里有生活哪里有斗争”的观点。

　　报告认为这种文艺理论产生的背景，是由于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造成的。这在文艺上既表现出消极抵抗的情绪，又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而后一种倾向特别表现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虽然从表现上看，这种文艺理论极力抨击前一种消极低沉的倾向，呈现出“势不两立”的态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两种倾向都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属性造成的。这就不是主观热情的衰退或奋发的问题，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无产阶级立场上，是从思想和生活上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场问题。

　　从革命文艺发展规律的要求出发，即使是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也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深入群众，到革命斗争的实践生活中去。因为这是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因而对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同样也应该提出立场问题。当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在国统区进步作家的创作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作家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深入生活去进行创作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风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胡风等人认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就天然有革命的立场，认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又不进行集体主义的自觉斗争，而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斗争，将所谓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这就是否定了作家要改造自己的思想，要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主张。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争论实际上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所致，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次争论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还是围绕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进行的，其核心仍然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为的问题。胡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争论，但是从他拒绝《文艺报》编委的职务，退出文件起草委员会，就不仅显示出他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而且还表明了他对批评其文艺思想的不满，这在客观上也就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仍然抱着顽固的态度。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在文代会上虽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但是胡风并没有接受批评，也没有改变他在文艺思想上的态度。

　　这是第三次、也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184]这就成为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三次争论。

　　（6）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四次争论。

　　前面我们研究了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三次争论，这三次争论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争论仍在继续，但是却断断续续，持续的时间较长，历经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文艺整风，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春才告结束。下面我们来研究第四次争论。

　　其实，尽管出现了前三次的争论，但是党组织及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并没有抛弃胡风，仍然在关心着他的工作安排，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这个问题着手。

　　①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及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仍然关心着胡风的工作安排情况。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胡风拒绝了《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并且负气退出了一次文代会文件起草小组，尽管这样，党组织及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却没有将胡风拒之于门外，仍然在关心着他的工作安排情况。

　　开国大典后，胡风写信给周恩来，希望面谈一次。周恩来虽然没有与他见面，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来找他谈过一次话，他后来回忆道：

　　胡乔木同志找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三十万言书》）

　　胡风向胡乔木说，文艺界一些负责人对文艺问题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被否定、被贬低了。“五四”文学被说成小资产阶级的，不采用民间形式也说成小资产阶级的。因而他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胡乔木当场否认了胡风这一说法。

　　几天后，胡风给胡乔木写信，表示希望能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日本回国后，胡风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明确。

　　胡乔木在和胡风见面时说，组织问题可以考虑。胡风后来又这样记叙：“但他并不‘奉劝’我。由于进解放区以后一连串的情况，由于他所说的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由于丁玲同志所说的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当时我以为这就是拒绝的意思。况且本来在我自己的感情上，对于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品质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要求，我是相差得很远的。但同时也模糊地觉得大概是要我先经过一段考验的过程。”[185]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看到，胡乔木在与胡风谈话时，既肯定了胡风对党的事业追求的进步性，又点明了他在认识和看法上与共产党存在着重大不同，还委婉地指出了胡风和党员作家在相处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引起胡风的注意，他还特意提醒胡风这不是一般人的意见。在对文艺界的看法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分歧。从胡风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虽然胡乔木的话给了他很大鼓励，但是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

　　至于胡风的党员组织关系问题，在胡风提出这个问题后，胡乔木表示可以考虑，并没有拒绝，这当然不是胡乔木个人的意见。这说明党组织对胡风还是抱着争取和欢迎态度的。但是鉴于胡风与共产党在文艺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分歧和所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作风，因而胡乔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谨慎，这却使胡风认为是拒绝的意思，并且说自己与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差距很远的，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撂下了。这是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严格的纪律，在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没有解决之前，党员关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其实，胡风在负气辞去了《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后，他也不甘寂寞，在想方设法打探着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对自己工作的安排情况。

　　一九五○年四月在与何其芳论战的同时，身在上海的胡风仍然惦挂着北京对自己工作的安排。十九日他写信给在北京工作的谢韬，希望通过他打听到一点关于自己工作的消息。

　　信中写道：“亚兄走了没有？如未走，而且他还关心，你不妨用你自己的意思，请他向该公提及我的事情，看反应如何，我总觉得，该公会长期搁下去的。如果证实了，我好作长期打算。我以为，如该公如此，非长期作名山事业不可的。”

　　信发出后，胡风后来得知有高层领导人透出风：胡风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

　　胡风仍然不作检查。在《文艺报》上受到批评的路翎和冀汸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中，也同样没有检讨。而是将批评引发的怨气埋在心中，等待着发泄的机会。[186]

　　看来，胡风在打探自己工作的过程中，获悉要他检查自己文艺思想的劝告后，非常不满。他不仅没有检查，心中还愤愤不平，等待着发泄的机会。

　　这个时候出现的另一个事件引起了胡风的注意。

　　胡风的朋友贾植芳的哥哥贾芝，不仅在延安领导过革命文艺工作，又是革命元老李大钊的女婿，他深知弟弟贾植芳与胡风的关系，为今后弟弟的处境担忧。一九五○年，贾芝已经从胡风诗中的情绪，以及接踵而至的批评，感觉到胡风与这个时代的要求有着一段距离。随后不久，一次传达上面关于让胡风检查文艺思想的指示的会议，因为贾芝和贾植芳之间的兄弟关系，没有让贾芝参加。这样，贾芝的忧虑更重了。

　　贾芝给在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弟弟写信，暗示他与胡风的关系应当注意。

　　接到哥哥的信，贾植芳将信中的意思告诉了胡风。胡风当即回信，索要贾芝的信参考，并分析贾芝是受了上面的指示而写的。—这当然是胡风的一种猜测。

　　信中说：“令兄的信，显然是奉命写的。这说明了：那些人虚得很，不安得很，所以想用这办法先打点底子。守梅底事，使他们生涨幻想。不过，守梅也要反攻过去的。

　　你回答得好。要这样对付那种无耻的招降手段。再来信，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一个斗争底前哨，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那封信，希望给我看看，千万。可以研究东西来的。”

　　贾植芳听从胡风的意见，很快将贾芝的信寄给了胡风。[187]

　　从贾植芳将贾芝告诫他注意与胡风的关系及将这封信寄给胡风来看，他与胡风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分析后认为，贾植芳在这样做以前是不会告诉贾芝的。从他未经贾芝同意就将贾芝基于兄弟情义告诫他的话及相关信件透露或交给胡风来看，他不仅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辜负了兄长的良苦用心，而且还进一步表明他与胡风的关系是远胜于兄弟情谊的。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胡风信中提到的“那些人”，是指批评过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进步文艺家。守梅就是阿垅。因为阿垅被点名批评，还写出了书面检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才说批评过阿垅的进步文艺家“生涨幻想”。从胡风说的“守梅也要反攻过去的”话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并没有接受批评，他们是要伺机反击的，也就是胡风说的“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话。

　　从信中还可以看到，胡风认为贾芝的这封信是奉命写的，是要将他集团里的成员拉过去，他将这视为“无耻的招降手段”。从这种判断出发，胡风采取了防范措施，他要贾植芳将信寄来，以便能够从中发现点什么，同时还叮嘱贾植芳如果再收到来信的话，就采取一种不知所云的态度。

　　尽管如此，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并没有抛弃胡风，还在想法设法地做胡风的工作，希望他摒弃前嫌，纠正自己错误的文艺思想，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一九五○年九月，应《人民日报》邀请，胡风再度进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采访，陆续写出了一批报告文学。

　　几个月后，一九五一年一月，胡乔木约见胡风，谈到了胡风的工作安排。胡风后来记叙道：

　　“一，他说我不該把别人都看做异端，二，党对于一切同志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因为他们都战斗了过来，现在也都在战斗着，如果他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他的。……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从来不是这种性质的看法；实际情况又恰恰相反，从香港批评，特别是从文代会以后，只有我和所谓的‘小集团’是被看做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异端’的。但想到了他当然是根据一方面的材料，不能也没有必要马上解释，我只就话剧运动和电影工作的关系说了一些看法。

　　其次，他向我提出了三个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负责，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要我决定一个，并用书面答复，而且提出了‘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和我一直以为同志们要全面研究一下文艺工作情况的估计相反，是要解决我个人的工作问题了。当时我一方面感到了失望，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难于计划的，工作愈重要就愈无法做，另一方面觉得，对我说，要能够多少实现胡乔木同志提的原则，就非好好考虑不可。但从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了解一些《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的情况后，我发现了：一）我抓不着工作实际情况的基本内容；二）不研究一下文艺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不能在现实基础上安排好的，在工作人员条件上也得不到共同理解和保证；三）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的感情也似乎没有从整个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基础上去看具体问题，在具体问题上求得一些改革的意思。”（《三十万言书》）

　　胡风书面回答了胡乔木，大致意思是：“从接受工作的角度上对这三个工作说了一点看法，实际上是希望能面谈一下，把我的具体意见提供他参考，如果同志们能就全面情况研究一下，当然最好，否则，无论做哪一个工作，也想领导上说明看法和企图，我也把意见先说清楚。最后申明了愿意听从分配。这里面也还含有从我估计的困难情况复活了的消极情绪。”（《三十万言书》）

　　胡乔木没有安排胡风，工作安排遂成泡影。

　　不久，胡风便听到传闻：胡风拒绝了组织安排的三项工作。[188]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邀请胡风对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采访，胡乔木又代表党组织找胡风谈话，对工作安排问题向他征求意见，这表明党组织和文艺界领导人对胡风是重视的，也是关心的。虽然胡乔木对胡风提出了批评，但是仍然在做胡风思想转化的工作。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胡乔木的批评表示不满。他认为从香港批评以来，特别是从一届文代会以后，只有他及其集团成员是被看做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异端”的，他们才是“受害者”。

　　至于胡风叙述的胡乔木对他说“如果他（指胡乔木—引者注）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他的”话，就颇为令人费解。如果不是胡风转述有误的话，就是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为便于胡风接受而采取的策略性说法。这是因为胡乔木作为主管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人，他对于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和胡风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是非常熟悉的，从负责党的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人的身份讲，他是不应该说出这些有失原则的话的。

　　在工作问题上，虽然胡风表示听从分配，却也显示出自己的消极情绪。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胡乔木提出了‘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后，胡风还是“感到了失望”，“以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难于计划的，工作愈重要就愈无法做”，“要能够多少实现胡乔木同志提的原则，就非好好考虑不可”为由，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对他的工作安排。

　　为什么说这是胡风委婉地拒绝了对他的工作安排呢？

　　这是因为从胡风提出的理由中可以看到，如果不对他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问题作出结论，他是无法胜任这些工作的。这表明胡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艺思想，也不承认自己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虽然客观上说起来，他主张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以后，才能进行工作，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他仍然坚守自己的文艺思想，也不承认自己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而胡风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出现了激烈争论，他的文艺思想从主体上来说又恰恰是错误的，他及其集团成员也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的背景下，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有利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有利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胡风表示如果弄不清这些问题，就难以进行工作，这实际上就是拒绝了工作。因而说他拒绝工作也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的情况下，也是不适宜于继续担任这些工作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进步文艺家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三次争论的情况下，党组织及文艺界领导人并没有放弃胡风，仍然在关心着胡风，为他的工作提出安排，着力做好他的思想转化工作，使他逐渐纠正其错误的文艺思想，改变宗派主义作风，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同时，胡风也是想进行工作的，这从他托人打听他的工作安排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由于胡风拒绝对其文艺思想和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作出反省和改正，因而工作问题才又化为泡影。

　　② 新中国成立后，在胡风文艺思想的认识上又引发了争论，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日益显现。

　　新中国成立后，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首先在何其芳与胡风之间文艺论著上的注释里表现出来。

　　当时既要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严肃的批评，同时又要团结胡风，争取他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何其芳一九四九年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的序中，才没有在正文里点出胡风的名字，而是采用注文点出的方法。在序里，共有十条或长或短的注文涉及到胡风。在正文里，何其芳将胡风的强烈“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他说：“等到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但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必然也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从此以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胡风应战了。他采取了与何其芳同样的办法，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在论文集《为了明天》后面写了长篇“校后附记”，并且也是在注文中点出何其芳的名字，注文长达数千字。在谈到当年发表《论主观》的动机时，胡风说“实际上我也踌躇得很，但最后还是决定发表了”，申辩自己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而是如同当年的“编后记”中所写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讨论，以配合国统区文化界对延安整风运动文件的学习。[189]

　　从中我们看到，何其芳处于团结胡风的考虑，才没有在正文而只是在注文中指出了胡风的名字。而胡风则是针锋相对，睚眦必报，效法何其芳的方式，不仅在注释中点出了何其芳的名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写了长达几千字的注文。

　　这里关键的是胡风文艺思想正确与否的问题。从前文的争论中我们知道，胡风文艺思想在立场、观点和态度等问题上背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倡导的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因而何其芳才在著作中将胡风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并说他从实质上抗拒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胡风的这种态度不仅在他宣扬的“主观战斗精神上”，而且还在舒芜的文章《论主观》上表现了出来。

　　胡风在论战中说他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踌躇得很”，自己“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到底是不是符合事实呢？

　　舒芜后来的回忆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发表《论主观》和《论中庸》的时候，当时在胡风集团成员之间是存在“共识的”，后来胡风自己不承认这个事实，说《论主观》的发表是他偶然一时“失察”，别的朋友也多不承认当时的“共识”。所以事情很难说清楚。[190]

　　我们并不否认对于舒芜的《论主观》当时在胡风集团内部有不同认识，但是在主旨问题上他们之间是没有根本性区别的，这是因为舒芜的文章恰恰是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说明，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舒芜的说法还是有说服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风在有意掩盖自己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观点。

　　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胡风与何其芳之间，而且还在对胡风集团成员阿垅文章的批评上表现了出来。

　　一九五○年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以半版的篇幅，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陈涌的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陈涌在文中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文艺学习》第一期上的论文，认为阿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错误的解释。”

　　陈涌批评阿垅在文中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讲话精神，却用“十分直率的态度宣布了自己的纯粹唯心论的观点，这就是‘艺术即政治’”。

　　陈涌最后指出：“总的一句话说来，阿垅这篇名为《论倾向性》的论文，形式上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公式主义，但事实上，却是也同时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它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

　　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又发表批评阿垅的文章。署名史笃（即蒋天佐）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主要指阿垅以“张怀瑞”笔名发表在上海《起点》第二期上的《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一文，歪曲马克思的原话，借以推销自己错误的论点。

　　文章指出，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创作方法服从于世界观。自然，政治并不就等于文艺，世界观并不就等于创作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人民的文艺必须服从人民的政治，革命的现实主义必须服从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因而现在我们就要逐步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却不是把现实主义和世界观对立，把现实主义描写成可以离开世界观而独往独来的超阶级的法宝，把世界观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实际否定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取消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灵魂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今天中国的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角，但是他们在文艺上没有得到与他们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反映，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要面向新的人民，面向正面人物，去表现新中国的新的人物。

　　在陈涌和史笃的批评下，阿垅对自己的两篇文章进行了检讨。三月二十一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写去一封检讨信。在信中，阿垅检讨说：“《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我写的。两篇批评也看到的。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在以下检讨中阿垅主要是从引文和对引文理解上的错误来解释自己犯错误的原因。

　　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垅的信，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语中说：“……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

　　《文艺报》在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八期上，发表短论《我们需要深刻具体的检讨》。陈森批评阿垅的这份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的一例”，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仅仅肯定了阿垅勇于承认错误的好的一方面，而未能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也是不够妥善的。[19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垅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但是他却没有从文艺思想上来深刻检讨自己，而主要是从引文和对引文的理解上来解释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如果我们再与他后来写出长文进行的答辩以及与袁水拍进行的争论联系起来进行考虑，我们就不能不对他在检讨中表现出的态度表示怀疑了。

　　尽管这样，作为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仍然对阿垅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并且还衷心希望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文艺思想上能够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阿垅的这种自我批评却引起了进步文艺家的不满。陈森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不仅对阿垅的检讨提出了批评，而且还对《人民日报》编者按未能指出阿垅检讨的局限性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这说明在当时进步文艺界对阿垅检讨的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

　　陈森对阿垅检讨提出的批评意见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从政治上着眼，为了团结和争取阿垅，以便于他从胡风文艺思想和小集团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而在编者按中只是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而没有对他的检讨提出批评性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随后《人民日报》编者袁水拍与胡风、阿垅的争论就表明《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立场是坚定的，这就进一步说明当时之所以没有在编者按中指出阿垅检讨中存在的问题，多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

　　为了推动文艺的健康发展，党中央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个氛围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对于受到的批评又一次表现出宗派主义的态度。

　　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于是，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潮。《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率先响应，各自发表编辑部的自我检讨，批评自己办刊上的方针、工作错误。随后，《长江文艺》、《湖北文艺》、《说说唱唱》、《文艺学习》、《人民美术》、《人民戏剧》、《河北文艺》等全国各地期刊，纷纷刊文自我检讨。

　　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顿时成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仅以《文艺报》一年间的批评统计，从一九五○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先后发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就涉及到三十几位作家（）。

　　在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之后，《文艺报》很快设立了专栏：批评与检讨。一年间比较重要的批评和自我检讨有：邓友梅批评《说说唱唱》上发表的《金锁》，赵树理代表编辑部检讨两次；陆希诒批评林庚、藏克家、徐迟、波泳等人的诗，以及批评范泉的《创作论》；江华、刘金、达之批评《春节》、《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朱定检讨；立云、启详、魏巍批评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王亚平发表自我批评；段星灿批评沙鸥的诗《驴大夫》，沙鸥检讨；企霞批评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方联、苏凡批评《不拿枪的敌人》，胡丹佛检讨；李赐批评《天安门四重奏》，卞之琳检讨；……。[192]

　　由此看来，在报纸刊物上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非是具体针对着那一个人，当时不少在文艺界有影响的人物参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批评了别人的作品，也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对自己及作品的批评。在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中，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表现又如何呢？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批评高潮到来之前，除了阿垅被批评以外，胡风的新作也于一九五○年初受到了批评。随后，《文艺报》刊文批评路翎的《女工赵梅英》，批评阿垅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批评冀汸的《春天来了》。

　　对于自己的新作《时间开始了》，胡风寄予了热望和激情，他深知，这诗贯穿着对时代的颂歌。自然，他也预料到诗歌发表后，必然会招致新的批评。

　　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的胡风给武汉的绿原写信：

　　“十三日信，昨天收到了。‘第一’发表后（指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下文的‘第二’，指该诗第二乐章，‘第四’照此类推。—引者注），惊住了一切人。听说藏诗人碧小说家（即藏克家、碧野—引者注）都叫了好的。但宠儿们，有些是装作没有看到的尴尬神气。那也好。‘第二’，除接近的人以外，这里听不到意见。在天津，是烧起了的。但你不要过于乐观，昨天就有一个小巨公就于肯定之余，说我在这里面下了‘人面的动物’的决断，是精神上的贵族的革命者云。对于这一类，我早料到了的。在‘第四’中有猛烈的射击。你们那里如何？

　　我约一天后去上海，就写信，还能够收到的。”

　　胡风的预料果然为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艺报》、《大众诗歌》等报刊，先后发表了沙鸥、黄药眠等人批评胡风诗作的文章。

　　三月，批评阿垅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报》于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二卷五期上，发表了批评路翎的文章《评〈女工赵梅英〉》（张明东）。在此同时，周扬约见了路翎。

　　在北京的路翎将消息告诉已回上海家中的胡风。胡风五月三十一日回信说：

　　“我觉得，关于那篇小评（即张明东的文章—引者注），有人谈到时，应表示正面的意见，甚至不妨以嘻笑的态度否定它，以试攻来，以试攻去。以这否定来表示对冬、财的保证。

　　见面事，看情形考虑一下。主要的，要得到对剧本的包围可以多少松一点。一要看情形，二要先告廖，（即时任中国青年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引者注）看他的表情，三要时间愈短愈好，给它一个闪烁的东西，不谈文，谈些工厂之类。问到梅事（即阿垅受批评事—引者注），似应避开，例如没有细看，觉得问题很多云云。要提到那小评，给以强的暗示。……但如情形已大致定了，那就暂时无必要罢，可以考虑一下。”[193]

　　由此我们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阿垅、路翎、冀汸等人的作品都在这次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被触及，胡风对待批评冷嘲热讽，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他称批评者为“宠儿们”、“小巨公”，还表示将在《时间开始了》的第四乐章中要进行“猛烈的射击”。期间，周扬曾经约见路翎，随后路翎将周扬约见的事迅即告诉了胡风，胡风在信中还为路翎今后的行动出谋划策，告诉他应该怎么办。

　　据有些资料显示，路翎虽然创作了不少剧本，胡风也为路翎剧本能够得以演出作了不少谋划和推介工作，但是却没有能够取得意料中的效果，胡风胸中郁积着怨气。[194]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及其成员被批评后，胡风没有去深思他自己的文艺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体现其文艺思想的路翎的剧本没有能够得以演出的原因是什么，也没有从的立场、观点、态度、创作方向上去思考问题，而是一味地认为这是文艺界领导人及进步文艺家对他的歧视所致，这样也就难以避免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表现出的宗派主义作风了。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阿垅写的检讨尽管并不深刻，但处于争取阿垅的考虑，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就是这样的检讨，阿垅后来也感到了反悔。当他看到自己及其集团成员受到批评的时候，就在一九五○年五月之后，写出长文予以答辩。袁水拍后来在批驳胡风就此事对他的指责时，详细谈到阿垅答辩文章引起的小小风波：

　　“阿垅先生当时虽则写了自我批评的信，但对他的严重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没有自我批评的。即令如此，《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欢迎他的写信的精神，……周扬同志和我都诚恳地当面和书面请他就论点进行检查。报刊的读者也这样要求他，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说，可是阿垅先生在当时是怎样来对待党报和人民的期望和自己的诺言的呢？他不承认也不愿意纠正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反而写了两万几千字的包括了大量繁琐的引证、离开了中心问题并违反了他写那封自我批评信的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的反驳陈、史的两篇文章，寄给周扬同志。周扬同志给阿垅先生写了复信，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向他提了意见，退回了他的稿子，这是1950年6月，到8月，他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又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同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我们认为，即令为了进行正反两面意见的争论，我们也不能为了他而刊登这样长的文章，何况他的反驳性质的稿子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在群众面前的公开检讨。我们把稿子寄回给他，希望他至少要写得平易些、精炼些。”

　　袁水拍说，阿拢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十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的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袁水拍才没有再将阿垅的两篇文章退回去，搁在了《人民日报》文艺组，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底。[195]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人民日报》编辑部认为阿垅在检讨中没有对他文艺思想上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但是对他写信的精神还是欢迎的。不仅刊登了他的检讨，还对他今后的检讨提出了建议，报刊读者也有这样的要求，阿垅当时也同意这样做。可是随后阿垅又改变了态度，不仅不对他错误的文艺思想进行检讨，还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长文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他将这两篇反批评的答辩文章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刊登，并不得改动。当周扬和袁水拍对阿垅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后，阿垅不仅不听，而且还意气用事，反其意而行之，屡次三番地将文章寄到报社，一次比一次扩充文章，要《人民日报》“非登不可”。在这种情况下，阿垅的文章才留在了《人民日报》文艺组。

　　不过，袁水拍后来还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将阿垅的文章退还给了他，为此还写了致歉信。信中说：“关于你的两篇稿子没有登出的原因，过去已谈过。你一再把稿子寄来，不作任何改动，不理会编辑部的建议，实在使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你又不愿接受我们的退稿，因此这两个稿子只得放在这里。在文联、作协最近召开的会上，这件事又提起了。我已向大家承认把稿子放在这里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把你的两个稿子退上，请收。稿上写了几个红墨水字。弄脏了原稿，向你致歉！”[196]

　　由此我们看到，阿垅的答辩文章没有能够刊登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仅没有在文章中对自己错误的文艺观点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还置周扬、袁水拍对文章提出修改的建议于不顾，仍然在文章中为自己进行辩解，又不断扩充文章的内容造成的。至于阿垅的文章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也是由于阿垅置周扬、袁水拍的建议于不顾，三番五次地将文章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还声明“不得改动”、“非登不可”造成的。虽然后来袁水拍在将阿垅的文章退给他的时候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我们看到不论是阿垅的文章没有能够刊登，还是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都不是周扬、袁水拍的责任，而是由于阿垅对待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固执己见造成的。

　　可是，就是这样是非明白的一件事，胡风却耿耿于怀。他在上海关注着这一切。他认为拿阿垅开刀只是表面现象，那背后的真正目标是他本人。《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垅，胡风的第一个反应，便认定这是担任文艺组负责人的袁水拍在起作用。他不会忘记，当年在国统区，阿垅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袁水拍以笔名“马凡陀”写的一些诗，而史笃（蒋天佐），过去也在语言问题上与阿垅发生过争论。现在，由他们配合攻击阿垅，倒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但那背后一定另有他人，那就是周扬。胡风听到周扬报告的传闻也证明这一点。[197]

　　一九五四年胡风将此事作为周扬、袁水拍迫害阿垅的证据写进了《三十万言书》，上告中央。他着重谈了阿垅受批评后的困境：“后来，周扬和袁水拍同志要阿垅就论点写文章，阿垅写了两篇，送给……袁水拍同志。大概经过了一些讨论罢，但过了四年一直没有处理，没有消息，这使他陷在极端困难的处境里面，而且还不断地受到打击。那打击之一是对于他十年间所写的六十多万字的《诗与现实》的毁灭性的批评。一出版，《光明日报》‘读书与出版’发表了《完全是浪费》的几百字的批评，书就不能卖了，后来《文艺报》又加上一篇，今年《文艺月刊》又加上了一篇。三篇批评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绝对不提一句那里面对于朱光潜等的斗争，这些斗争完全被抹煞了，一是都谴责了阿垅在那里面批评了马凡陀即袁水拍同志的诗。每一篇批评都要使阿垅的处境变得更坏下去，他又知道决不会让他答复的……”[198]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阿垅在与朱光潜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不能因为这种积极意义就否定对阿垅文艺观点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胡风显然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他还避开了周扬、袁水拍没有发表阿垅文章以及文章为什么一直留在《人民日报》文艺组的真实原因，而只是片面强调阿垅所遇到的“困难的处境”，认为这是由于周扬、袁水拍的压制造成的。这样就将一个严肃的文艺批评问题，曲解为由于阿垅过去批评过袁水拍的诗，袁水拍才借机报复的问题了（当然这也是错误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胡风和阿垅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文艺思想，而且还呈现出宗派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候的胡风，面对文艺界的批评，在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他的宗派主义态度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阿垅被批评，同时又听到有关周扬报告的传闻之后，胡风于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给武汉的绿原写了一信：

　　“我是一个‘难为水’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太老了，有些人，换装也还是照老习惯，一眼就看得出他们还是把西装上衣当马褂穿。二四八月乱穿衣，看着他们展览奇装异服罢。用不着邹诗人操心，谁也看得出来的。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但我看，第一炮之后，问题已经不完全在周老板，看看董事会作何估计罢，他是非看董事会的脸色不可的。但当然，还得看看对手，还得看看群众反映。但董事会无内行专家，又要自己人不丢脸，又不明实况；群众反映不出来；对手呢，已装死躺下了。不过，我看他们自己怕也觉得弦上之箭发得太快，太猛，过早地暴露了阵地，有点不容易搞罢。这些时，就在积极方面提拔什么，消极方面骂骂鸡，表示他们不是专做这个方面的箭手，也分散分散群众的注意，也可以说，梅兄启事是救了他们一手的。”

　　一九五五年《人民日报》将此信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发表时，加注说明，信中前面有“邹诗人”一句，指邹狄帆曾写信给绿原，叫他劝胡风检讨；“第一炮”，即指阿垅遇到的两次挨批，“周老板”指周扬；“董事会”，指中共中央；“梅兄启事”，指（阿垅）发表的自我检讨。[199]

　　我们看到，胡风在信中用了隐晦的语言，对当时论战的情况及设想进行了描述。他认为阿垅检查的发表，是救了对方，不然的话，由于没有“内行专家”，是要下不了台的。这个时候的胡风，似乎已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了。他抬高自己，贬低党中央及进步文艺家，对邹狄帆让绿原劝自己检讨的事非但无动于衷，反而认为是对方示弱的表现。由此看来，胡风在这个时候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也不承认自己及其集团成员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

　　其实，这个时候的胡风集团已经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注意。据当时在武汉《长江日报》社工作的胡风集团成员绿原后来回忆说：“记得1950年阿垅被批判期间，报社一位与我颇有私谊的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我们进城以前，就知道你是胡风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胡风派’这个名词，虽然还没有充分理解它在政治上具有的严重意义，却也开始意识到我在1949年以前热烈欢呼新社会的时候，就已经被文艺领导划入了另册。”[200]

　　绿原在回忆中对“已经被文艺领导划入了另册”颇为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不过从文艺界的几次争论看，在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方面，到底存在不存在胡风派呢？

　　在批判《武训传》期间，胡风集团的若干人士参加了批判。虽然没有看到胡风的文字，但是其集团成员耿庸、罗洛、张禹等人参加了批判。这种批判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也呈现出宗派主义色彩。

　　自《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后，上海各报展开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但耿庸他们认为，夏衍等仍然控制着上海的局势，在竭力把批判对象转移，以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他们却正是要借这场批判，给夏衍施加压力。

　　《解放日报》五月二十七日发表虞孙的文章《“我错了”和“你错了”》，认为《武训传》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个别的人所犯的错误的问题，反对对犯了错误的戟指而攻之。之后，《文汇报》、《大众电影》等都发表一些强调不必追究个人责任的文章。

　　耿庸认为这是和稀泥，是在为夏衍等有关领导人员开脱。他于六月四日在《文汇报·文学界》上发表《论诚实和负责》一文。

　　“文学界”是《文汇报》此时每日出版的附刊《社会大学》里的一个副刊，每周一期，由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编辑则是后来也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梅林。同一天的“文学界”，除了耿庸的文章还发表了罗洛的文章《从“黄马褂”谈起》，也是批判《武训传》的。六月十一日的“文学界”上，又发表了张禹的《一点杂想—和武训有关的》。

　　耿庸在文章中指出，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上海并不是没有人感觉到《武训传》的错误，但是却被评论界、领导者们阻止了。“负责同志的郑重推荐等等，还不仅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别人，从而，并且也一定产生了正确批评的被阻碍的客观效果的。”

　　耿庸反对“人人有责”的观点，而认为那些强调每个人都需联系自己思想的人，是想转移批判的中心。他说：“无疑，指出那种没有捧《武训传》不等于思想水平比别人高，是正当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强调看了《武训传》，‘难道就不歌颂与赞扬武训么’和没有看《武训传》只是侥幸错误，却不是对检讨和《武训传》的错误这一工作的集中，而是对检讨工作的离间；不是在于追寻颂扬武训和《武训传》思想混乱的症结的所在，而是在于涣散这个追寻的工作精神，在于造成人人（无论看了《武训传》与否的全体）都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或至少是思想有问题的嫌疑的印象。显然，这加强了思想混乱，这只是帮助了我们的文化工中存在着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获得了分摊的安慰，亦即是，耽误了对待《武训传》所必需的严肃认真的思想论争的全力进行罢了。”

　　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公开检讨：《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对夏衍的公开检讨，张禹等人并不满意，认为夏衍依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承担责任。张禹于九月九日写出长文《读夏衍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以后》寄给《文艺报》。在文章中，张禹披露了一件事实：耿庸的文章发表以后，上海文化局极为不满，并且以行政机关名义出面，由文化局艺术处于六月二十五日发出通知，召集全市文艺报刊编者座谈会，同时邀请有关文章参加，要耿庸“报告写作动机与今天的看法”。通知发出后，又发“暂不举行”的通知，座谈会遂未举行。张禹认为，这是“要把批评者‘揍’一顿”，是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反的。

　　《文艺报》发表了张禹的文章，并在前面加了编者按。按语肯定了张禹对上海文艺界领导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现象的批评，但又不赞同张禹、耿庸等人的观点。按语说：

　　但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则应着重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不能单靠文章所要求的用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办法来解决。正因为这样，上海文艺界才需要更好地展开思想斗争，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错误的文艺思想，建立正确的文艺思想。只有这样，上海文艺工作才能正确地前进。

　　还应该指出，思想改造，是对于多数文艺工都迫切需要的。因此，如果有人用“人人有责”的论调，来互相安慰，取消批评，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以为错的只是少数别人，那就把思想改造看成只是少数别人的事情，因而缩小了思想改造运动的范围，那也是不对的。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耿庸的文章，就犯了这种错误。[201]

　　应该说，《武训传》能够在上海拍成电影并得以上演，在长时间内得不到批判，作为上海文化宣传工作负责人的夏衍无疑是负有责任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期间，耿庸、罗洛、张禹对夏衍作出批评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批评不是单纯地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弄清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耿庸、罗洛、张禹等人的文章，以在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前，夏衍等人压制批评，而在批判开展后，又为自己开脱责任为由，主张着重追究领导者的行政责任，而淡化思想改造的批判，这就有可能会把批判引向歧途。

　　这种状况引起了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的注意，因而提出要召开一次报刊编者座谈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后来座谈会因故没有召开，却仍被张禹说成这是“要把批评者‘揍’一顿”。张禹还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投寄《文艺报》编辑部。《文艺报》编辑部发表了张禹的文章，在编者按中对这种状况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既肯定了张禹对上海文艺界领导进行的批评，又提出了加强思想改造，而不仅仅靠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来解决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人人有责”的论调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将思想改造仅看成是少数人的事情也是不对的。

　　夏衍被称为“四条汉子”之一，如果将此与周扬和胡风在三十年代的争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耿庸、罗洛、张禹这个时候提出对夏衍追究责任的要求则是意味深长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之间的争论，首先在胡风与何其芳之间发生，在党中央决定开展报纸刊物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前后，阿垅、胡风、路翎、冀汸先后遭到批评。阿垅被批评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检讨不仅没有涉及其文艺思想的错误，随后又写出为胡风文艺思想辩护的长篇文章，还置周扬、袁水拍的劝告于不顾，屡次三番地将文章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发表，还要求“不得改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这次批评和自我批评并非是具体针对着那一个人开展起来的，许多文艺家积极地响应号召主动地参加了进去。胡风及其成员被批评后，不仅没有像其他文艺家那样能够正确地处理和对待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还避开当时他们在文艺思想上的严重分歧，片面地认为是由于阿垅当年批评过袁水拍写的诗，袁水拍才趁机徇私报复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认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仅有着共同的文艺思想，而且还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了。

　　③ 文艺界开展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文艺整风运动，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文艺界不少名人学者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在文艺整风中又见端倪。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建立后，思想文化界的不少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就自动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要通过思想的改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头脑，使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真正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文艺整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致的开幕词中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定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202]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在分析两年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时指出：特别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思想发生混乱，在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为此，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指示肯定了中宣部的这一报告，认为中宣部的“这一报告是正确的”，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工作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的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203]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全国文联常委会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尔后在全国铺开。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文艺界举行学习动员大会。800余人与会听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以及周扬和丁玲的报告。《人民日报》一月五日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地于一九五二年陆续展开了文艺整风。[204]

　　为了及时宣传和报道整风运动的情况，推动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日报》开设了“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的通栏标题，指导着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

　　文艺界的不少名人学者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投身于整风运动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比如，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路》；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十二余年》；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了什么立场为谁服务》；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蔡楚生：《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奋斗》；光未然：《正视自己的错误》；金岳霖、黎锦熙、蓝公武、陆侃如……[205]

　　文艺整风期间，适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为了纪念《讲话》的发表，为文艺整风指明正确的方向，推动文艺整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日报》在五月二十一日第三版标出通栏标题：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而斗争。同日，首先发表老舍的文章，随后几天中，陆续发表了赵树理、郭沫若、茅盾、丁玲、曹禺等人的文章。[206]

　　五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根据中宣部的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社论进一步强调了贯彻执行《讲话》的重要意见，同时指出“目前文艺界存在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下列两方面：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其次，和上述倾向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和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据林默涵后来说，这篇社论是他起草的，稿子起草好以后，当时周扬、胡乔木都没有看，就直接送给刘少奇审阅后发表了。[207]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文艺整风开始后，文艺界不少名人学者积极进行整风，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回顾走过的文艺道路，从当时的思想状况出发，开始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剖自己，改造世界观，逐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意识中的指导地位。

　　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发表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前文中可以看到，社论指出了文艺界思想混乱存在的两大表现：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其次，和上述倾向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和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社论发表后，邵荃麟曾告诉林默涵，胡风也表示赞成存在两种倾向的提法。后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又说：“看纪念的社论，似乎也看到了问题，杀机似乎还有，但已经不愿说得太显了！”[208]

　　五月二十四日，阿垅也在给路翎的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民日报社论，多好。问题可以开始解决了。高兴的。但感到，人们即使一百八十度地转弯（如丁玲），但由于教条的血肉和沉淀作用，转变也不简单，甚至仍然会阳奉阴违，或力不从心的。刚发一信给谷兄（指胡风—引者注），建议他再去信给上面，要求见面，并提出问题。等他来信，我打算即行动，麻烦是会多。”[209]

　　由此看来，胡风将过去进步文艺家对他及其集团成员的批评称为“杀机”，而阿垅认为批评他们的文艺家们还会“阳奉阴违”的。阿垅还写信给胡风，建议他给党的领导人去信，要求见面，在信中还对路翎表示一旦得到了胡风的确切消息，就立即来配合胡风的行动。从这里可以透射出他们之间的宗派主义作风。

　　但是我们也看到，胡风和阿垅对社论提法的认识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予以认同和赞赏的，这是因为社论批评了“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不过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论在指出这两大表现时，强调“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是主要的”，而从他们此前和以后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争论来分析，显然是对此持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他们认为“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是主要的。这样我们看到，在文艺界存在这两种倾向的提法上他们与进步文艺家之间虽然有着共识，但是在这两种倾向对文艺界思想混乱影响的程度的判断上还是存在着重大分歧的。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点。

　　既然这样，那么这次文艺整风对胡风集团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九五一年底展开的文艺整风运动，对胡风集团造成了新的冲击，这是一九五○年批评阿垅的继续。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版报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天津、东北产生反响。

　　天津是上海、北京之外，另一个胡风集团成员较为集中的城市，这里有阿垅、芦甸、鲁藜等。十二月七日，天津各文化艺术团体党员干部，举行学习动员大会，分别由方纪、鲁藜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报上消息说：方纪批评了卢甸、鲁藜的几首诗歌，批评了天津不少文艺工竟与一些错误思想和平共处，如公开为阿垅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辩护。

　　在上海的胡风，从绿原来自汉口的信中得知北京领导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机构发行的内部通讯上，批评了路翎在整风运动中仍然公开宣传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收信后，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给在北京的路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那里，想有一个时期的纠缠。得汉口信，说在‘通讯’上看到了关于我的话。这样看来，以某为首，是在布置一个谣言阵地了。我想，应该慎重处置。顶好能弄到一份‘通讯’。原兄说（指绿原—引者注），你这‘赤膀上阵’（？）的办法，他认为是不好的。他以为，不从根本问题进行坚持，单在一些具体实践的枝节问题上答辩，那该是多伤脑筋啊！

　　那么，这个学习，应该你真从事才好。应该与谢、徐、阎等讨论研究，得些启示。问题当然是这样一个问题，但为了少些浪费，就得走得稳，要抓就得抓准，万一没有把握就不如用拖的方法。”[210]

　　从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天津的胡风集团成员在文艺整风中已经受到了批评。身居上海的胡风从绿原的信中得知北京的路翎受到批评后，认为这又是进步文艺家们在围攻和攻击以他为代表的文艺集团，于是就给路翎写信，出谋划策，面授机宜，告诉他应对策略。他借用绿原的话劝告路翎：处事要慎重，要含蓄、隐蔽一些，不要锋芒毕露；答辩要抓住根本问题，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兜圈子；还建议路翎遇事多和谢韬、徐放、阎有太（即严望）多商量，集思广益，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就用拖的方法，以求少被对方抓住把柄。

　　同年三月四日，胡风再给路翎一信，一是反对路翎送文章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一是介绍上海情况。

　　“文章寄陈，我恐现在不大好，这样，就有另找一线的感情不快产生的，因为，这些都是乔公在管的。这样办如何—等讨论思想时，提出去，如果不行，就分寄学委会和乔、陈甚至主席。现在寄，以寄乔为宜罢。

　　至于书，可寄陈的。

　　华东一塌糊涂，上海当然也如此。现已调柏山接黄源副部长的工作，可见是迫不及待了。但在柏山，如果没有可能开辟岗位，那只能是一个打扫前人的臭茅房的玩意儿。他再很难写成一个开始了的中篇，也是可惜的。”[211]

　　虽然陈伯达和胡乔木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但胡乔木是宣传文艺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因而胡风认为路翎的文章不应绕过胡乔木而直接寄给陈伯达，这样可能会造成胡乔木的不快，给以后的活动带来负面影响，因而他建议路翎在以后思想讨论遇到阻碍时再分寄上去。他在信中还向路翎介绍了当地的情况，认为上海和华东一样是“一塌糊涂”的，如果彭柏山不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所作为（维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利益），那么他接任黄源的工作不过就是“打扫前人的臭茅房的玩意儿”，并因此对彭柏山担任领导职务后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创作深表惋惜。这不由使我们觉得胡风对华东发生的事在冷眼旁观，抱着幸灾乐祸的嘲讽态度。

　　信中提到的黄源，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在文艺整风中因为官僚作风、财经混乱等原因被上海报纸公开批评，被撤销了副部长的职务，与胡风关系密切的彭柏山就任副部长。彭柏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与胡风关系不错，胡风曾多次发表他的作品，还撰文高度评价他的创作。他来上海担任文艺界领导，对胡风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和彭柏山一样与胡风接近的，还有此时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刘雪苇。一九五一年他负责筹备“华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时提议由胡风担任主席，后被否决。一九五二年上海成立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由刘雪苇出任社长兼总编辑。于是，胡风集团的耿庸、罗洛、张禹、张中晓等，都成了出版社的人员。[212]

　　作为胡风集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成员，彭柏山确实想出面解决胡风的工作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够实现。关于这个问题，胡风在致路翎的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三月十七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谈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困难。“甸兄听部长说，讨论我的问题时机成熟了，柏山来后探问了一下，说中央不同意我的一些论点，希望我自己检讨，否则他们提出来云。那么，也许要玩一玩么？我甚至怀疑乔爷生病也是专门在‘研究’问题的。要求见面提意见，是否适宜，现在也在踌躇了。此事写在给谢兄信中。

　　柏山来后，想我帮弄华东，留在上海。但探问一下，觉得中央不会批准（他的意见可以在此通过），所以主张只弄自己的问题，不要提意见云。他甚至以为，问题在哪里不弄清楚，得到解决，不应搬到北京。这当然有他自己的心情起作用，但他们搁着不理，要搬去也无法搬的。现在想，等弄出眉目了，那以后随时可以搬的。”[213]

　　信中的“甸兄”，是指胡风集团成员芦甸；“谢兄”，是指胡风集团成员谢韬。从信中看，不论是芦甸还是彭柏山确实在为胡风的工作而奔走，芦甸将上级党组织将要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透露给了胡风，彭柏山也在为胡风打探消息，告诉胡风上级党组织领导人不同意他的一些文艺观点，希望他主动检讨，而胡风则与路翎及其集团成员讨论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这里的“乔爷”，是指胡乔木。胡风怀疑胡乔木请病假是个托辞，是为了“研究”如何对付他才这样作的。这当然是他的臆测。上级党组织领导人希望胡风在文艺观点上主动检讨，改正错误，但是胡风却拿起了架子，甚至连见面也显得“踌躇”了。从彭柏山的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中央不会让胡风留在华东工作，因而向胡风建议在弄清楚了自己的问题以后，再搬到北京。当然，从信中来看，胡风对他的提议并不完全认同，还是持保留态度的。

　　由于文艺整风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造成了冲击，因而胡风在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也在讨论如何才能应对整风，维护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小集团的利益，这个时候胡风的心情是沉重的。

　　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胡风写给绿原的信，曲折地反映出他内心复杂的状态。信中说：“你说得对，是深入浅出的甘苦之言，并不片面。因为是为了真理，这个‘主动’就特别艰难，但并非主动就足以济事。

　　现在能做的，也还是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想从这一步去推动实际的局势。但这实在是近冤枉的‘麻烦’之事，首先，非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可，但这要忍受生理上的厌恶才行的。现在只能有这样的实践。

　　但这是暗房子里的实践，好像要考取一个医生名义，但瘟疫正在蔓延开去，看着药品没有资格动用。

　　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责任感，要不然不是可以心气平和地例行公事做太平犬么？当然，‘澄清自己，发展自己’也是必要的。但这一步也不容易。如果献出生命可以打破僵局，我也愿意干的，何况其他？但现在有些东西神圣现实如裂崖，你顶着它，一松手就会崩下来把你压碎的。”[214]

　　从信中可以看到，面对当时的文艺整风，胡风的心态是复杂的。他感到自己所受到的压力很大，认为自己坚守的文艺思想是真理，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去维护这个文艺思想，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思想改造就显得“特别艰难”。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样的气候下，如果自己没有在文艺思想上去进行剖析和批判的话，光有主动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里的“挖心战”，是指从理论上来论证出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是错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指进步文艺家的作品和论文。他认为只有在读了这些文艺家的文章后，才能抓住对方的弱点，一针见血，刺中要害，战而胜之。因而就要“忍受生理上的厌恶”，去进行革命文艺理论的学习，去读这些文艺家的作品和论文。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风在维护其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作风。

　　我们知道，文艺整风就是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他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那么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对此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这种认识在胡风与其集团成员张中晓的通信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胡风与张中晓原先并不认识。从一九五○年四月开始，张中晓开始从浙江绍兴和胡风通信。在所有朋友中，张中晓要算胡风认识较晚的一位年轻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是张中晓的许多见解却与胡风不谋而合。从张中晓的文章中，胡风欣喜地发现了一位了不起的理论人才，后来他曾在朋友中赞誉张中晓是“年轻的杜勃罗留勃夫”。[215]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张中晓自绍兴给胡风信：“为了想写一写，看了一篇毛著‘论文艺问题’，但，看了之后，就不想写了，现在告诉你一些我对这本书的意见：

　　作家与对象在创作过程中进行搏斗，在我觉得这是真假现实主义的分歧点；但，他只说：‘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多冷静！

　　‘功利主义’云云。这个标准压杀了真正的批评，压杀了新的东西。对于‘暴露’，‘歌颂’三小段，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我讨厌‘暴露’，‘歌颂’（这含义应该与‘暴露’相对）这类说法，我觉得，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

　　关于鲁迅杂文的一段，是完全不对的。杂文，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锋利的锄头，假如仅仅把他看作‘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故以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才‘正确’，那就根本没有懂得鲁迅。

　　其他当然还有好几点。以上的一些，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且深刻的感觉得它是不对的。总观全书，其本质是非现实主义！

　　…………

　　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

　　譬如‘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乔木就引用过。

　　当然，里面有一些是对的，譬如‘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以及你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十页所引的一些。但，我觉得这些都该是马列主义的常识。

　　我真不敢想那些以为这本书是‘最完整’的文艺方针而且谆谆教训别人的指导家们心中作何想头！”[216]

　　张中晓信中的毛著“论文艺问题”，是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帮闲们”，指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工。“乔木”，指乔冠华，他在一九四八年用“乔木”这一笔名写了一篇题名为“文艺创作与主观”的文章，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

　　从信中看到，张中晓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本质上是非现实主义的，对《讲话》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还是坚持胡风主张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论”，对毛泽东提出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冷嘲热讽。他不着眼于作家的世界观，抛开人民大众的立场，也就难以真正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功利主义”及“暴露”与“歌颂”等问题。毛泽东是从鲁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对敌斗争中来阐述鲁迅杂文的斗争锋芒和艺术性的，而张中晓却撇开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斗争对象的差异（是对敌人还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来谈论鲁迅杂文的艺术形式，还言之凿凿地说毛泽东“根本没有懂得鲁迅”，这就由毛泽东对鲁迅杂文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滑向唯心主义的泥潭了。从这里的分析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中晓为什么想不通那么多的文艺工对毛泽东的《讲话》趋之若鹜，“以为这本书是‘最完整’的文艺方针”了。至于他抵毁毛泽东的《讲话》是“非现实主义”的和“屠杀生灵”的，则又是发人深思的。

　　胡风在收到张中晓的信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胡风在信中没有署名年份，但是从信的内容判断这封信应该是对张中晓谈论毛泽东《讲话》的复信），胡风自北京致张中晓信：

　　“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一定是它本身有这个大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例如罢，‘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说法，稍有人心者就应该抓住‘体验’去提出问题，发展下去。而他们的做法却完全相反。这就做成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皂隶式的机械主义，耀武扬威，把现实主义底生机闷死了，尤其是对于年青的无名。形势又加强了这一大结：那些‘批评家’都是当权者，别人哼都不敢哼，任何从实际出发的要求都要心惊胆战地给压下去。这样一来，还不会枯萎下去么？

　　我想，你不要因为那就不写了。当然，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如我在‘路’所做的。但当然，写作品，就更不必管它了，虽然现在在他们刊物上发表是困难得很的。不要停止工作，我以为这是最主要的。路，只有从人民深处的要求走出来，在强盗和骗子群中走出来，忍辱负重地走出来，否则是没有办法的。”[217]

　　信中“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是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我在‘路’所做的”，是指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个小册子是反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但有时在字面上却“顺着”说几句；“强盗和骗子”，指党内外进步文艺工。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对毛泽东的《讲话》是抱着敌视态度的，这与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讲话》的称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毛泽东在《讲话》中阐述的文艺思想是当时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而胡风的文艺思想又是与此相背离的，胡风又难以绕过去，因而才感到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不过，他认为更重要的还是有人利用《讲话》来打击自己及其集团成员。因而他才让张中晓借鉴自己过去的作法，从“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继续写东西，“忍辱负重地走出来”，去赢得读者和观众。

　　至于胡风在信中说的有人曾打击他及其集团成员，这种说法是不是属实呢？

　　我们并不否认过去文艺争论上有人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有不够妥当之处，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过去的争论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作风造成的，因而我们认为胡风的这种说法从总体上来说还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这也表明他对自己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主义作风缺乏认识和反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文艺整风中，文艺界不少名人学者主动检查自己的思想，投入到整风运动之中去，而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整风前夕的通信中不仅表明了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敌视态度，而且在整风过程中当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在受到了批评以后，处于维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利益的需要，他们的宗派主义作风就又一次显示了出来。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为什么不能像文艺界的名人学者那样，主动在文艺整风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却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④ 从舒芜在胡风集团中的分化来透视胡风集团在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这次文艺整风过程中，令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没有想到的是，舒芜从他们当中分化出来了。

　　舒芜是安徽桐城人，虽然他是高中肄业，但是依靠自学，一九四四年之后就在一些高校中作教授，讲解“读书指导”、“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史选”。后来，经过路翎介绍，舒芜认识了胡风，成为胡风的重要撰稿人。在胡风的帮助下，他连续发表了《论主观》、《论存在》、《论因果》、《论中庸》，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明，成为胡风集团的重要成员。[218]

　　在这次文艺整风过程中，舒芜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从自己的文艺实践出发，经过反复的思考，写了一篇《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这篇文章。文章对照《讲话》，结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实际检查了过去的错误思想，论述了《讲话》对自己思想认识的提高和改造的重要意义，文章写道：

　　“从我自己的经验，深知这篇伟大文件，和毛主席的其他一切著作一样，是人民群众实际斗争的指南针，而不是书斋里面徒供玩好的教条。因此，它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每一行，每一字，都显示出无限深刻的指导意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对于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则是完全不可能被理解的。他们从文件当中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字面，其中当然没有任何奇辞奥句，于是他们觉得‘这还不容易懂吗？一望而知，有什么可学习的？’即使要他们深入反复钻研，也只是再从字面上多看几遍而已，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文章谈到《讲话》中思想改造的要求正是针对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提出来的时候，他写道： “例如，下面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了：‘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我曾经多次引用过它；向别人宣传、解释，好像也头头是道。可是，在它发表之后已经十年的今天，回想自己十年以来，究竟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什么，细细一算，真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于是第一次想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恰好替我预先做好了十年发展过程的结论，把我这十年来一切以为大有意义，而其实是渺小可怜的活动，统统概括在里面，照出了原形。进而再读全篇，更发现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好像针对着我而发。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219]

　　文章的结尾，舒芜点名批评了吕荧、路翎，并向他们发出呼吁：“希望吕荧、路翎以及其他几个人也赶快从书斋、讲坛和创作室走出来，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指《讲话》）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胡乔木的注意，他认为可在《人民日报》转载。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由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

　　本文原载5月25日《长江日报》。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1945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思想的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220]

　　舒芜在这篇文章中从自己的文艺实践出发，以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做出了深刻的检讨，批判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还对集团其他成员发出倡议，希望他们纠正胡风错误的文艺思想，摆脱胡风的宗派主义，回到讲话倡导的轨道上来。

　　舒芜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这对于促进胡风集团其他成员的转化，推进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才引起了胡乔木的注意，亲自起草了编者按，由《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编者按概括了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是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这实际上就是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背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胡乔木在编者按中首次将胡风等人称为“文艺上的小集团”，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这在以前还没有出现过。当然，这并非胡乔木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人的集体认识。

　　这里令人困惑的是，舒芜是怎样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呢？是他真正认识到了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错误，还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舒芜是处于投机钻营，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才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呢？甚至还有人以舒芜写了这篇文章后从广西调到了北京为依据，由此逆推来诋毁舒芜，说他是处于私利才这样作的，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舒芜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一封通信中，对他当时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引述如下：

　　“解放前一切对于《论主观》的批评，我都没有接受，心里有一个基本估计：这一切都是周扬他们搞的。解放后最初三年（1949—1952），我在广西的工作，基本上与全国文艺界无关（虽然也挂着省市文联的职务名义），而是以一个‘进步文艺人’的身份，参加解放初的几个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被列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对象，却被当做‘依靠力量’，被吸收参加了运动的领导核心。当时我对思想改造运动，完全拥护，毫无抵触。因为当时明确改造的对象，是‘三敌思想’，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思想，自觉与我无关，不仅我自以为无这些思想，而且由衷认为这些思想本应改造，早该改造。

　　……我留心观察那些领导思想改造运动的老党员老干部，有没有什么恶意私心？对于被改造的对象，有没有整人为乐的意思？有没有报复私仇的意思？有没有排除异己的意思？我发现都没有。我发现他们的确都是在‘治病救人’，都是同我一样在为真理之光的普照而奋斗，甚至我提出什么幼稚的过左的主张，都常常得到他们的纠正。例如某一位教师，思想落后顽固，群众批评时是重点对象。接着评定工资，他按政策，应得很高的一级。我主张，对这样的教师，应该压低一些，以树立正气。我的主张受到纠正，说是政策如何就如何，不能以感情代政策，结果还是给他定了最高的一级。我从这类事情上，受到不少教育，更加坚信思想改造运动的正义性、必要性、无私性，这在当时所有的朋友中，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胡风先生也有一信给我，说《论主观》是一大公案，迟早要提出，要我有所准备，该检讨的要检讨，云云。我一面体会思想改造运动的‘无私性’，一面对于周扬他们自三十年代以来的所作所为，仍不能无疑。全国解放，这样一个巨大的胜利，使我确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从而也就确信，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最地道的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确崇拜他，不是因他已成最高领袖崇拜他，而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他的马克思主义最正确最地道而崇拜他。我忘不了马克思主义是我自己寻找来选择来的，所以相信它是真理，还是相信自己。但我又心服于毛泽东，承认他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这么大的胜利，不能不承认最高的真理是在他那里。我从解放初期各项政策实施中，体会到这都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越来越佩服，因而对于文艺政策上的种种事情，是不是都是周扬他们搞的，也越来越有所怀疑。既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那样高明，他不会单单在文艺、文化思想方面完全受周扬他们蒙蔽利用吧？解放初，我对党组织怎样领导工作，有了具体接触，知道执行者个人能起的作用很有限，想必文艺上也是一样。文艺上的大运动，例如《武训传》批判，我已确知其发自毛泽东，并非发自周扬他们。当年延安文艺整风的真相究竟为何呢？那时，周扬他们是不是利用了运动，来报三十年代的旧仇，来打击胡风一派呢？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大疙瘩。也就是说，当年重庆和香港对于《论主观》的批评，究竟是公是私，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还是胡乔木、周扬他们的个人偏见呢？这时，一件事对我起了大作用。

　　那是广西土改运动当中，我们到南宁郊区听一个典型报告。报告无甚意思，几个人溜出来，躺在稻草堆上晒太阳聊天。时任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的陆地，是延安‘鲁艺’出身，他聊起了当年延安文艺整风的逸事。我从他口中，破天荒第一次知道了，当时延安提倡的‘关门提高’，首先就是批判周扬，批判周扬当校长的‘鲁艺’，批‘鲁艺’内部关门熟读《安娜·卡列尼娜》的风气，以及当时鲁艺内漂亮的女学生学着安娜穿一身黑衣，有所谓‘鲁艺四安娜’，而周扬是因为检讨得主动及时，一转而大搞秧歌运动，才得到信任，等等。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给我震动极大：原来过去认为周扬他们利用整风来报三十年代旧怨，来打击排除异己，完全不是事实。那么，问题就不再是‘是周扬、胡乔木？还是胡风？’，而是‘是毛泽东？还是胡风？’了。以当时的思想情况，自然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当然是毛泽东正确，胡风错误，舒芜错误。那时报刊上已见全国文艺整风的消息，还见对于胡风派人物的批评，我已相信思想改造等等运动都是公而非私，是‘治病救人’而非整人，又解开了多年的思想疙瘩，于是一个必然的结论：检讨。这就是1952年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检讨的由来。从当时主观意识说，自信是为了真理，向真理检讨，向历史已经证明的毛泽东的最正确地道的马克思主义检讨，在批评面前争取主动之心则有之，其他什么图私利之心则未有也。

　　检讨中提出‘小集团’的问题，最为胡风先生所不满。在这一点上，我与胡先生一向有分歧。在重庆时，我就不满于胡风先生及其几个朋友在左翼文坛内部树敌太多，孤立自己的做法，我写信向胡先生表示过此意，他很不高兴，回信质问我有谁值得争取联络（见第一批材料）。我检讨之时，自认为有责任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帮助促进胡风先生及几个朋友早日接受治病救人的必要。当时所谓‘小集团’，只是文化、思想上的含义，并无政治上的含义。公开提出这个，自然会对他们形成压力，我既已认为思想改造中使用群众压力等于撬人牙关灌苦药，所以觉得这个压力也是必要的，我一直持此见解，直到1955年《人民日报》向我征稿，我写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辗转引出《第一批材料》来，还是由于早就有此认识。”[221]

　　从舒芜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阐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叙述是客观的，感情是真挚的，内容也是详实的。他从自己参加广西几次运动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意义，开始抛开胡风集团的视角，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出发，对胡风与周扬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质疑。当他听到延安整风时期对周扬批评的事情后，不仅使他对胡风与周扬的矛盾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使他对胡风文艺思想存在的问题产生了警觉。这与此前他对胡风等人的宗派主义作风的认识，以及自己参加的文艺实践运动联系在一起，在他重新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不仅认识到了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质性区别，还痛切地感受到胡风等人在文化、思想上的小集团倾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写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不仅检讨自己的错误，还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希望胡风等人也转化过来。应该说，舒芜的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其用心也是良苦的。

　　那么，胡风及其集团的其他成员又是如何看待舒芜这篇文章的呢？

　　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在胡风和与胡风接近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曾经十分推崇舒芜、认为《论主观》是提出来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的胡风，开始唾弃舒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以“无耻、吾止”为绰号来称呼舒芜。[222]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五月三十日，胡风在给绿原的信中写道：“此文（指舒芜写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引者注）看到了。应该想象得到的。原来我们把他（指舒芜。—引者注）当作书生，现在看来，倒是我们是书生了。我想，这是示范，恐怕是经过长时间工作的结果。

　　但我想，不能要别人‘研究’，一来要搬开这个问题，免得学习不好，二来呢，‘研究’了也说不清的。这就愈弄愈麻烦。

　　在整风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自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而创作的人，又不专业理论，没有牵在一起的道理。宁兄（指路翎。—引者注）处就专谈他自己，从未牵到别人的。外省比较远些，但也应求得如此。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曾兄（指曾卓。—引者注）也可以如此。

　　万一要谈，也只能谈个人印象，那倒可以谈谈，因为那是和所提出的相反的。只除了不通俗一项，但因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又要理论文字，当时没有觉得。至于介绍，那时据自己所知，是尽力介绍了的，有得到手就尽力介绍了的。当时是那样的环境，只要能给以发表，出版，就是尽杪一称了，为文介绍不可能，但经常暗示了的。万一要证明自己所受的影响，是好的，那就有：愿意长期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不是屡次提出了要求么？至于别人受了不好影响，但那是别人的事，有机会研究好了。但并非一定要我研究吧。云云。”[223]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在看到舒芜五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文章后，十分不满，认为自己被舒芜耍弄了，有受骗上当的感觉，他认为舒芜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被人洗了脑，是“经过长时间工作的结果”。他在信中要绿原和曾卓像路翎那样在整风中只谈自己，不要牵连到别人，还指点他们如何去应对整风。这显然是胡风对舒芜在检讨中提出的“希望吕荧、路翎以及其他几个人”来“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在《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的第二天，六月九日，在天津的阿垅给路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宁兄：看到8日人民日报方管（指舒芜。—引者注）一文否？说到他（指舒芜。—引者注），这真是死人复活。人，自己擦脸或擦屁股都是可以的。但狗肉臭了卖不出去，却卑贱得必须挂羊头了，这就不行。

　　本来，这不过是沙砾似的存在，跟我们不相干。但一只时间表，有时却得受这类沙子的障碍。他变来变去，一是他自己的事，二是渺小的事，三则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被他拖入阿鼻地狱，则是过去所想不到的事。

　　真有些辛辣的感情，苍茫的感触，真理在哪里？刚才还想去信发泄一下。他要毛虫变蝴蝶，他过去不是由蝴蝶变了毛虫么，—指给他看。但除了想骂人，我恐怕不会说别的。

　　但无论如何，兄弟，坚忍而宁静呵！”[224]

　　看来，阿垅的这封信是想安慰路翎，因为舒芜在检讨中不仅点了路翎的名，还寄望着他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阿垅将舒芜响应共产党整风的号召，不仅自己主动进行思想改造，同时又建议他们也进行思想改造说成“被他拖入阿鼻地狱”，是“狗肉臭了卖不出去，却卑贱得必须挂羊头了”，还由此对舒芜愤恨不已，几乎要在信中对他破口大骂了。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是，舒芜不过是谈了自己学习《讲话》的体会，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了，还对胡风集团的几位成员提出了希望和建议，为什么阿垅却对舒芜表现出恨之入骨的态度呢？

　　也就是这一天，天津的芦甸，也给上海的胡风写了一信，信中说：“不必为那个卑劣的灵魂伤脑筋，考虑今后的做法要紧。‘按’是一个暗杀政策，因为无力打阵地战。这是他们的得意杰作。我以为，应当再向上面表示态度，要求公开讨论，要求面谈，如果上面也肯定那个判决词，那，就是‘历史’问题了。过去吃亏在不摸底，对于一切情况的估计不够，做法还是太善良了。……说老实话，我因为太气愤，说得语无伦次，望你慎重考虑一下。”[225]

　　从信中可以看出，卢甸也对舒芜的转变“气愤”不已，以致于他自己也觉得在信中“说得语无伦次”了。他不仅在信中诋毁了舒芜，还对胡乔木起草的编者按进行了攻击，又向胡风提议由他向党中央领导人“要求公开讨论”和“面谈”，以求改变他们所处的被动局面。

　　胡风六月十三日给路翎写信，从这封信起，无耻、无止，便成了舒芜的代称。胡风在信中建议路翎也揭开舒芜的底子，予以反击。他在给路翎的信中说：“你所说的两个原因都有，但第一个所谓自信，由这材料得到一百倍而已。按语并未号召读者，可见自信还得不到一百分。但这样有奶便是娘，对领导是只有损失的。有些人看了气愤。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对人的问题。凤姐（即丁玲—引者注）、昆乙（即周扬—引者注）等如此，恐怕上面也还是这因素。不过，既然公开了，就得就这情势表示态度。伯兄（指彭柏山—引者注）以为还是上面的决定，但我很惊疑。（不必告人）

　　现在不能不记住，是对人的问题。”[226]

　　“关于无耻（指舒芜），一定要你发言吧，当然揭露他。而且，那文章（指《论主观》），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你当时听到如此），而且，当时没有人完全同意他。揭露他想当教授；刘邓大军时不参加，事后大家对他不满；解放后劝他在南宁，他却老想出来，向上爬；来北京时满口冷嘲，大家厌恶他……”等等。[227]

　　“—关于小集团，不知道，向来个人投稿，不用者甚多，从未开过会。

　　那么，在你那面，可能是硬来了。也许以无耻所提者来试攻。

　　第一，是在一起过。但对他的书生气和虚无气（把他叫做五四遗老）一向不满，争论很多，没有谁说过A、B、C的话，恐怕只有他才这样想的。

　　第二，厌恶马列主义云云，完全相反。他当时总是读马列主义得意的，自己也正在读一些马列主义，正在以为用马列主义认识社会的入门中，颇为沉醉的。当然，对他的学究式的读法有反感，也有争论。他的文章，总是卡尔如何，云云，可以为证。不是当时欺骗，就是他今天虚伪。”[228]

　　“第四，他总想弄文艺批评之类，以为他的哲学可以应用得很‘深刻’，自己以为他不懂现实斗争，也不懂文艺，劝他不要弄，也有过争论。A、B、C的话，大概是他如此想的。那时，我们是研究了‘讲话’，所以立志要写劳动人民的。

　　第五，解放后不通信。见面时，想来北京。但看得出他是一副冷嘲态度，小贵族的心情，等等。你再考虑，作准备。

　　总之，要把这看‘严重’些。”[229]

　　路翎是胡风的亲信，因而胡风在信中说起话来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从胡风在信中称舒芜为“无耻”，并让路翎揭发和攻击舒芜来看，在舒芜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胡风就与他反目为仇了，对他也是恨之入骨的。

　　从信中看到，胡风对胡乔木起草的编者按是不满的，对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说的这是党中央领导人（上面）的决定持“惊疑”态度。胡风在信中告诉路翎，不仅要否认胡风小集团的存在，还要否认舒芜在检讨中曾经揭发的他们嘲笑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过是“马列主义A、B、C”的话，又倒打一耙地说这“大概”是舒芜自己“如此想的”，还极力掩饰当年他们与舒芜在文艺思想上的共同点，并表示他们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立志要写劳动人民的”。

　　这个时候，胡风对舒芜的一举一动仍然非常敏感，时刻注意着舒芜的动向，以便采取措施准备进行反击。

　　胡风得知舒芜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以后，六月三十日，他又给路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一，无耻已寄一篇二万字的致某青年小说家的公开信到人民日报，当会在那个报上发表的吧，以广见闻，不知道能打听其中的大意否？某小说家当准备作答吧。二，有些事，要严肃的做。势成背水，大意不得，也迷惑不得的。”[230]

　　八月十二日，胡风在同周扬的谈话中知道舒芜也将来京参加讨论会的消息后，当天就给武汉的绿原写出一信：“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刚才昆乙（指周扬。—引者注）说，要无耻来参加，一周多以后可来云。这是三反五反的做法，当然要有一通胡缠的。他是风云儿，过武汉一定红得很。对他尽量和气些，多请教，看问题在什么地方，尤其重要的是，他会不会弄节外生枝的手段？千万和和气气的请教他，愈多愈好，那是有益的，为了学习。当然，我也希望从你间接得到教益。”[231]

　　从胡风将舒芜来京参加讨论会的消息透露给了绿原，并要他在舒芜路经武汉时要好生招待舒芜，以便从他嘴中套出一些话来看，胡风对舒芜来京是重视的，也是抱有几分警惕心理的。

　　其实，对于舒芜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并在文章中提出希望路翎等人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倡议，他们是颇为不满的。在舒芜路经武汉时，胡风集团的成员曾卓就警告过舒芜：“如果你自己真地那么认为，那你就那么说，那么写。但是不要把别人也牵扯进去。”[232]

　　但是，舒芜并没有理会这样的警告。他仍然在讨论会期间公开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信中又一次明确提到“小集团”的问题，希望路翎像他一样检讨自己，除旧布新。

　　舒芜的《公开信》分五点，每一部分均有提纲挈领的醒目说明：第一，我们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第二，我们为了辩护自己，不仅把群众自发的革命要求，夸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否定了党的领导，而且照自己的面貌涂改群众的面目；第三，我们为了援引同调，辩护自己，不但歪曲了群众的面貌，而且涂改了历史的真实；第四，我们在文艺思想上，根据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指导，形成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的完整一套；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233]

　　这样舒芜在发表了检讨文章，批判了胡风文艺思想，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以后，还不顾胡风集团成员的警告，又公开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希望路翎等人接受思想改造，拿起斗争的武器，摆脱胡风文艺思想的束缚，从胡风集团中脱离出来。

　　正是因为这样，胡风才极为关注舒芜的动向，对舒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把舒芜当作其集团的“叛逆者”来看待，而不去反思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和事实上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他在给路翎的信中，不仅用语粗俗，辱骂舒芜，还出谋划策，让他揭露舒芜，极尽诋毁之能事。不仅如此，胡风还将舒芜的“问题”写入了后来他致中共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

　　一九五四年，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

　　在谈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胡乔木批评舒芜《论主观》的时候，胡风写道：讨论进行得很激烈，“出来了以后舒芜很激动，说：‘他（指胡乔木）设了很多陷阱，要我跳下去呀！’我听了感到意外，觉得这个想法太不平常，证明了这个谈话恐怕只有反效果。”于是，便“劝他（指舒芜）给胡乔木同志写一封信”，表明愿意听取意见的诚意；“后来胡乔木同志对我（胡风）说他自己对舒芜的态度也不好，我也去信委婉地告诉了他（指舒芜）”。胡风认为此举安定了舒芜情绪，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胡风还写道：“1950年冬他（即舒芜）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

　　“他（即舒芜）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234]

　　由此看到，胡风是将舒芜的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如果舒芜确实有问题，胡风的作法就是应该肯定的。不管他反映的内容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也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令人生疑的是，在此前他与舒芜关系密切，在文艺思想上观点一致的时候，对舒芜的“问题”无动于衷，而当舒芜从其集团中分化出来，并对其文艺思想提出批评以后，胡风才检举、揭发舒芜，其态度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就不仅使人发问：这到底是由于胡风对党的事业发展的责任感，还是处于维护其小集团利益的需要呢？

　　尽管舒芜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以前和胡风的友谊，以及胡风对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于是两年后舒芜为了重叙友情，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在友人的陪同下，到胡风家中拜访。但是胡风却对舒芜当年的作为仍然耿耿于怀，无法原谅舒芜对他的“背叛”。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据胡风夫人梅志回忆：195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聂绀弩和何剑薰曾带着舒芜到胡风家。出于对舒芜所作所为的愤慨，胡风大声喝斥说：“老聂，我这家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来的！”弄得聂很尴尬地带着舒芜离去了。胡风在七月七日的日记中有“绀弩引无耻和何剑薰来；即骂出门去”的记载。[235]

　　胡风的态度让舒芜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这样，胡风以前又为什么劝自己对《论主观》进行检讨，还对自己进行的思想改造持肯定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舒芜后来回忆道：“胡风接我此二信，1950年3月29日复我一长信。关于我的去留问题，他说还是在南宁留一个时期为好，他说，当为工作所需要又为关系方面所信任时，于情于理，都不应匆匆离开。关于我在南宁要担任种种工作，他说，应该做需要你做的一切工作，接近老干部，从他们身上学习，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他强调地说：‘最难者莫如被人需要，被人所知。’关于我说的暴露思想实际加以改造的一套方法，他说：‘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而“《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这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早点印出来”，“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评。”[236]

　　从中可以看到，解放后，胡风曾劝舒芜还是留在南宁工作一个时期好，又劝舒芜就《论主观》这篇文章早日进行检讨，还劝舒芜要向老干部学习，对舒芜说的思想改造也持肯定态度。可是后来舒芜真正这样做了以后，胡风却又表现出那样的态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胡风集团成员绿原的一个回忆说起。

　　一九五一年中南文代会期间，绿原与舒芜有一次辩论。绿原后来回忆说：“记不起是怎么搞的，一见面就为罗曼·罗兰辩了一场：我仍像过去一样认为，罗兰是一位为人生而艺术的大作家；他（指舒芜—引者注）则一反常态，断然宣称：罗兰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扬者。结果自然是相持不下，不欢而散。正如他临别时赠我一诗所云，‘相逢一辩，不是为罗兰……’那么，是为了谁呢？不言而喻，是为了胡风，只是这时都不愿意提出他来。”[237]

　　看来，这个时候舒芜和绿原在文艺的认识方面已经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就是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文艺发展的问题。他们对罗曼·罗兰的争论直接反映了他们在胡风文艺思想上的认识分歧。从回忆中看，绿原也不讳言这一点。后来，绿原在给胡风的信中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

　　绿原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与胡风的通信中在谈到舒芜时写道：“他（指舒芜—引者注）又连续写了一些文艺短论（《反对文艺思想上的自发论》《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按报纸编辑方针，这些稿件都是不切实际的，文内多谈自己的往事，自然我不便作定稿向上呈阅（按，我当时确实认为这些稿件‘不切实际’，殊不知它们正是文艺领导求之不得的好文章）。这些事情也都是不快的根源。开文代大会，他和我一见就争辩起来。他的意见大体是：1、发觉自己过去是‘自发论’；2、懊悔过去的工作没有政治领导；3、建议我必须勇敢打破‘偶像’（！？）……当时辩得颇不愉快，只好用麻将来结束。”[238]

　　从信中看到，绿原认为舒芜的文章“不切实际”，并不符合“报纸编辑方针”，因而没有“向上呈阅”，从他手里压下来了。他并不避讳当时文艺领导是看中这些文章的。试问：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报纸，难道不应该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吗？报纸的编辑方针难道不应该是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宣传无产阶级文艺的文章鸣锣开道吗？因而绿原的这种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他之所以压下了舒芜的文章，还是因为他与舒芜在文艺认识上的分歧所致。舒芜逐渐接受了无产阶级文艺观点，而绿原仍然沉醉在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中，即使后来他与舒芜见面后的辩论也没有能够使他醒悟过来，最后才不得不以打麻将的方式来结束争论。文艺思想上产生的分歧才是他们之间出现矛盾的主要原因。

　　尽管他们在文艺思想上出现了分歧，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后来绿原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从监狱中被放出来后，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和舒芜又成了同事。据绿原说，舒芜仍像一九五二年在武汉一样对他开诚相见，向他谈论国内外大事和胡风事件的相关情况。[239]

　　这个时候他们也并没有因为胡风事件怒目而视，却相交甚欢，直至无话不谈（绿原的家人后来否认这一点），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过往甚密。文革后，绿原和牛汉（胡风集团成员）还一块引见贾植芳（胡风集团成员）去看望舒芜，相谈甚欢。随后，舒芜又尽地主之谊，请他们三人吃了饭，饭后又逛了琉璃厂旧书店。但是在胡风案件翻案后，绿原开始疏远舒芜，两个人的关系逐渐出现隔阂。他是胡风集团中比较早地指责舒芜的人。[240]

　　绿原后来在谈到胡风事件和舒芜时曾这样说道：“胡风作为批判对象的尴尬处境解放后突然明朗化并日益严重起来，则是由于舒芜1952年的‘转变’和反戈而促成的。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不仅应当研究他揭发的《材料》，更应当从那些材料研究他的人品，研究当时的领导层通过舒芜向知识分子所树立的‘样板’，并通过这个‘样板’研究某些人所掌握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实质。”[241]

　　从绿原的话中我们看到，他将舒芜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文艺整风，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并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思想改造的行动，视为“‘转变’和反戈”，还要通过舒芜在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过程中引用的书信“材料”来对舒芜的人品进行质疑。这就不仅把舒芜当作导致胡风事件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否定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绿原的这种行为，也让舒芜大为不解。他也曾困惑地说：“绿原现在这么恨我，怎么当初还和我那么好呢？简直无话不谈。”[242]

　　从对以上引用资料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舒芜批评胡风文艺思想，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以后，遭到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痛骂和攻击。他们置舒芜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艺整风，接受思想改造的事实于不顾，在舒芜的所谓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不仅在整风会上谈论这个问题，后来还写进了致中共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这不仅说明他们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倡导的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也是他们在维护胡风文艺思想上宗派主义作风的重要体现。

　　⑤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批判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舒芜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以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论是在坚持胡风文艺思想还是在对待舒芜的态度上均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文艺界进行的整风，就是要从自身的文艺实践出发，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改造人的世界观，使文艺工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作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这就不能不对在文艺界引起长期争论的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批判了。因而在这次整风中，一些读者给《文艺报》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展批判。《〈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刊登了这些来信。[243]

　　其实，在此之前，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三次争论，特别是建国后文艺界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的争论，就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这几年，周恩来一直劝胡风要善于与反对自己的人相处，也曾约见胡风，对其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提出了委婉地批评。

　　一九五一年底，周恩来约见胡风长谈了一次，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八点半。回来后胡风曾和几位朋友多次介绍谈话内容。他说：周恩来批评他“也有点宗派主义”。所谈的问题主要有：一、你还是要合作，不合作不好，工作得大家一起做。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可找周扬好好谈谈，可能的话，开开小型座谈会；二、你的组织问题应该解决，可找丁玲、周扬谈谈；三、现在中央很忙，主要抓大事，抓经济、抗美援朝，来不及抓文艺，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情况，你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244]

　　从胡风转述的周恩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对胡风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提出了委婉地批评，劝他要与人合作，不要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建议他和周扬好好谈谈，开个小型座谈会，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问题。周恩来还要胡风找丁玲、周扬谈谈来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又表示胡风可以将他对文艺的看法给中央写个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胡风存在的问题是清楚的，对他也是关心的。

　　彭柏山到上海工作后，也在为胡风的问题奔走，想法设法改善胡风的处境，缓和他与文艺界领导人的紧张关系。

　　一九五二年四月，周扬到上海。根据彭柏山的建议，周扬同胡风进行了一次长谈。对这次谈话，胡风在给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周扬同志走后，彭冰山（按：即彭柏山）同志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我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请示。我考虑了两天，虽然心里总感到不安，但觉得《文艺报》那种做法引起浪费和混乱，就贸然地写了信。[245]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周扬批评他“抽象地看党”，批评他“个人英雄主义”，批评他“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这到底是周扬在泄私愤呢，还是胡风本来就存在着这些问题呢？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扬的这些话并非空穴来风。

　　从中也可以看到，胡风并没有接受周扬的批评，直到两年后他将这件事写进《三十万言书》的时候还是耿耿于怀的。尽管周扬和他的谈话并不愉快，不欢而散，但是周扬并没有关闭争取胡风的大门，仍然表示会考虑胡风的意见，以后再约胡风谈话，交流看法。

　　彭柏山看到胡风与周扬没有谈通，于是才建议胡风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向他们报告情况，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改善胡风的不利处境。而这个时候胡风又受到《文艺报》批评的压力，于是在考虑了两天后，他才写了信。

　　五月四日，胡风给毛泽东、周恩来寄出一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246]

　　信寄出后，胡风迫切想知道上面的反应。他也在通过不同渠道来打探中央对他和周扬之间分歧的态度。

　　五月十八日，胡风收到北京谢韬的来信，告知周恩来办公室的于刚曾去谢韬处，谈及胡风的问题。胡风对此极为关切，当即写信给谢韬，询问与于刚谈话详情。信中写道：

　　“昨得信，说于刚看过你，谈到我的问题。谈话内容如何，请告诉我。要全部内容，他的话，你的话，你的印象，最后结语，等。他的谈话，可以作为某一种的反映的。望即告我，详尽地。

　　我5月4日发出信，7日可以寄到。信可能经他的手送上去，因而可能听到副座的话。如果他和你见面是7日以后，那么，很可能，他是有所为而和你见面的。因而，你的意见，也会对他有影响。

　　如能再见到于，可吐露：一、几年来胡想工作，二、想搬来北京，得不到帮助。当然，你不能去找他谈这些的。”[247]

　　从信中看到，当胡风从谢韬的口中得知周恩来办公室的于刚到谢韬处谈及自己的问题时，他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五月四日的信起了作用，于刚的这次见面是有目的而来的。因而他才迫切希望通过于刚与谢韬的谈话来了解周恩来对他的态度，告诉谢韬如果于刚再来的话，就向他说几年来胡想工作，想搬到北京，但是却得不到帮助。他希望谢韬再见到于刚的时候，将他的想法报告上去。

　　其实，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不论是胡风的工作也好，还是他搬来北京也好，要说得不到别人的帮助，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给胡风安排了和他身份相适宜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不承认自己文艺思想的错误，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派主义作风，有时还负气使性，唯我独尊，最后才不得不作罢。同时，如果从对文艺领导人的政治要求来看，在他坚持自己文艺思想和不改正宗派主义作风的情况下，也是不适宜于从事关文艺领导工作的。

　　这个时候，彭柏山还劝说胡风，应该也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解决，胡风听从了劝说，马上着手写了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文章。这是他一九四九年后写的第一篇理论性文章。彭柏山带着胡风的这篇文章进京送阅。胡风便附上一信给周扬，告诉周扬看到《人民日报》按语（指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的编者按）之后的感受。七月初，周扬回信，说胡风的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周扬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248]

　　胡风五月四日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后来结果如何呢？周扬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的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胡风五月四日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谈了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申诉了自己在文艺界受到排挤的情况。由于这件事涉及到周扬，因而就将信转给周扬，征求他的意见。周扬看了胡风的信后，认为胡风的说法不合事实，为了使周恩来了解他和胡风之间分歧产生的来龙去脉及其争论的本质，七月二十三日，周扬致信周恩来，谈了胡风的问题。他在信中说：

　　总理：

　　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

　　现在，我把我在上海和他谈话的经过，及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我4月下旬到上海，彭柏山同志（现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过去和胡风关系较好）即告我，胡风知道我来，很愿和我见面。我和柏山，一道亲自到他家里，吃了饭，谈了有三个小时之久。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他很激动地把《文汇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给我看，他认为《文艺报》的这种做法是无理的。我说我因一个时期不在北京，没有看过这个按语，但我认为这个按语是正确的。他又谈到您给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我说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这已是近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党员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1940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他把我们共产党员作家和当时被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另一次是1947年至1948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共产党员作家（这些作家过去都是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我根据这两件事实说明，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注：这里一句话复印件字迹不清）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全部内容就是如此。

　　上海文艺整风开始的时候，夏衍同志曾问及对胡风如何处理。我写信给夏衍、柏山同志，主张积极吸引他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形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他在整风中写了一篇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的文章，其中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判，此文，上海方面没有发表。对胡风理论的批评，上海方面表示困难，没有进行。同时，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自我检讨的文章，按语已正式提出胡风理论错误的问题，最近《文艺报》发表了有关胡风思想的两封读者来信，胡风更急切地要来北京，而这个批评的工作，也只有由北京来做了。他（注：指胡风）于19日到京，现住文化部。我已和他谈了一次话，我表示希望他能对自己过去的理论采取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我们准备由中宣部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理论，指定林默涵为中心发言人（他正在准备），雪峰、丁铃等同志都准备发表意见，党内讨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批评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如果他的发言有较好的自我批评，也可以发表，我们当努力争取他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示知。

　　此致

　　布礼

　　周扬7．23[249]

　　从中可以看到，周扬在信中向周恩来报告了他和胡风在上海谈话的基本情况。周扬明确指出胡风“曲解”了他的话，将“理论上的原则争论”说成是“无原则的人事问题”。谈话中周扬首先肯定了胡风“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是，紧接着又指出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应该说，周扬在谈话中对胡风的批评是客观的，也是和善的。他对胡风在政治上肯定的同时，并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胡风和进步文艺家分歧的关键所在。但是胡风并不接受周扬的批评，又在《文汇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问题上与周扬发生了争论。接着胡风竟置周恩来的批评于不顾，说他一向是与进步文艺家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批评和教育胡风，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周扬在对他与胡风二十年前的争论作了自我批评的同时，才不得不谈及一九四○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和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的史实来反驳胡风，说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

　　在上海文艺整风开始的时候，为了团结和争取胡风，周扬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张通过整风来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帮助胡风认识错误，进行自我检讨，促进他认识的转变。但是胡风在整风期间写的文章却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判，上海方面也表示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存在不少困难，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文章和《文艺报》发表了要求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两封读者来信后，胡风就急切的要求到北京来弄个水落石出，辩个究竟，因而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就只能由北京做了。周扬接着介绍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计划，并表示结束后在报上发表一两篇批评的文章。如果胡风的自我检讨写得好，也可以在报上发表。

　　从这里可以看到，周扬不论是在上海与胡风的谈话中，还是在文艺整风时期对胡风的态度上，都是处于团结和争取胡风的目的，希望胡风能够尽快认识和检讨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胡风却既不承认自己文艺思想上的错误观点，也否认自己具有宗派主义的作风，又不能正确地对待批评，认为是别人在压制他，为此还诉之于中央领导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了。

　　收到周扬的信后，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周扬的这封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同意你所提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参加的人还可加上胡绳、何其芳，他们两人都曾经对胡风进行过批评。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二十年来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在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

　　周恩来

　　7月27日[250]

　　从信中看到，周恩来不仅同意对胡风进行批评，而且还批准了周扬提出的批评计划。由于胡绳和何其芳参加了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因而周恩来建议吸收他们两位参加座谈会。他还提醒周扬要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既要坚持原则（走向彻底），又要讲究策略，循序渐进，不要希望一次就能取得很大成果。如果少数人的座谈会不行，胡风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就要把他“引向读者”，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通过群众生活与斗争将胡风改造过来。这表明周恩来不仅支持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的批评，而且还为将这种批评进行到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在给周扬作出批示的同时，周恩来还复信胡风：

　　胡风同志：

　　5月4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均收阅。现知你已来京，但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望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

　　舒芜的的检讨文章，我特地读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读他几遍。

　　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

　　致以

　　敬礼

　　周恩来

　　7﹒27[251]

　　从信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告诉胡风，他致毛泽东的信已转去，现在事忙，还无法和他谈话，希望他和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交流意见。周恩来在信中劝胡风细心阅读舒芜的文章，希望他像舒芜那样，对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作一检讨，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为了便于胡风接受，周恩来在信中的话说得是委婉的，用心也是良苦的。

　　关于周恩来与周扬、胡风之间的这几封信件，后来林默涵曾评论道：

　　以上几封信函说明，第一，不能否认周扬和胡风之间在历史上有一些矛盾和争论，但周扬主持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是个人之间的恩怨引起的，而是由于文艺思想长期存在的分歧和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周扬同志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些做法都是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的；第二，周总理对胡风是极其关心的，但他的关心是有原则的，首先是从政治上关心胡风，其次是关心他的文艺思想，决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似乎他对胡风的思想观点没有个是非看法。[252]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林默涵的这个评论是中肯的，也是极有见地的。他认为尽管周扬和胡风在历史上存在着矛盾和争论，但是这个时候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并非是由于个人恩怨引起的，而是由于在文艺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和斗争。这种批判也并非周扬等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在报经中央同意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周恩来虽然对胡风极其关心，但是这种关心也是有原则的。这种原则性体现在他不仅同意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而且还提出了若干指导性意见，甚至指出在小型座谈会难以奏效的情况下，要发动读者来对胡风进行批判，还要将胡风放在群众生活中进行改造上。有些人认为周恩来对胡风的思想观点似乎没有个是非看法，纯属个人想象，并没有事实依据。这种打着周恩来的旗号来为胡风进行辩解的作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由此可以看到，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对胡风的批判并非是由于周扬与胡风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在文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长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胡风又固执己见，拒不承认自己缺点错误的情况下，从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大局出发开展起来的。这种批判并非周扬他们个人发起，而是在报经中央批准后，在文艺界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

　　⑥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召开的四次座谈会概览。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周扬等具体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在报经周恩来批准后，开始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批评的座谈会。为了使座谈会能够取得成效，让胡风清楚他的问题所在，使他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以便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因而在正式开会之前，周扬就与胡风谈过两次话，每次约十几分钟。

　　关于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后来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他（指周扬—引者注）的态度很严厉。关于本人（指胡风自己—引者注）的，主要思想有几点：一）我反对了党员的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又说社会民主党最危险，这是50年3月他向干部作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过的。二）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三）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四）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五）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六）要打掉我的架子。……我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以后，他说工作忙，由林默涵同志和我谈。”[253]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虽然事隔两年，但是字里行间仍然透射着火气和不满，他是以“挨整”的“罪人”身份向中央诉苦的。不过，从中也可以透射出周扬与他谈话的一些实际情况。

　　周扬说他“反对了党员的意见”，“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看来是周扬点出了胡风与党员文艺家的矛盾，肯定了党员文艺家的正确，批评了胡风的错误。至于说到“社会民主党最危险”，显然是批评胡风没有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抹煞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属性。

　　在舒芜的转化方面，周扬对胡风说这“不是投机取巧”。那么是谁说舒芜的转化是“投机取巧”的呢？胡风在这里没有交待清楚。如果从胡风与周扬谈话的语境来分析，这显然是胡风或胡风转述别人的话，周扬是为了反驳这种说法才这样讲的。

　　至于周扬谈到胡风“说的话九十九句对，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这实际上是在肯定胡风的同时，指出了胡风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这种错误的要害所在，希望胡风能够有所认识和悔悟。

　　周扬说“过去的事不必谈”，“还有几个人受”胡风的“影响”，并要舒芜及受胡风影响的青年来参加会议，这是告诉胡风不要纠缠于过去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而要胡风抓住他与进步文艺家现在分歧的关键问题来进行检讨。从周扬说出了受胡风影响的青年就可以看出这是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胡风的宗派主义作风，他希望受胡风影响的青年参加会议，当然是为了推动他们认识的转变。

　　周扬希望胡风“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是劝胡风在会议期间要将检讨的重点放在缺点错误上，以便于争取主动。至于要“打掉”胡风的“架子”，是因为胡风在过去与进步文艺家争论的过程中，盛气凌人，趾高气扬，既不接受别人的批评，又不反思自己的缺点错误，不仅不能以诚实态度待人，有时还几乎是与整个进步文艺家队伍为敌，因而往往使批评流于形式，难以取得成效。

　　从中可以看到，尽管胡风是带着浓厚的主观色彩去回忆的，却也反映了周扬和他谈话的基本情况。会议正式开始前，周扬就在谈话中给胡风打了招呼，还就检讨的重点、方法、态度等问题，向胡风提出了建议。他还向胡风说明由于自己较忙，其他问题由林默涵与胡风具体交谈。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周扬告诉胡风，舒芜将参加座谈会。为了进一步促进胡风认识的转变，会议期间，舒芜撰写了长文《给路翎的公开信》。这篇文章是舒芜应《人民日报》社的约请写出的。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报社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要求公开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经文艺组领导袁水拍请示，胡乔木不同意选登这类来稿来信，认为水平低，缺乏说服力。胡乔木告诉袁水拍，用报社名义给舒芜写封约稿信，请舒芜写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这封约稿信，是由《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叶遥起草，经袁水拍看过，以报社名义发出的。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的。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们算是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这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然而，当时我们每一听到‘宗派主义’、‘小集团’这些字样，就比什么都更引起我们的勃然大怒，忿然力争，证明了恰好是刺到痛处。”[254]

　　舒芜原先是胡风集团的重要成员，熟悉其内部的不少情况，又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观点，因而就写出了这篇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用语辛辣的文章，将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维妙维肖地揭露出来。

　　这篇文章印发给与会人员征求意见，在略作修改后，却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主管领导批判后，于九月二十六日在《文艺报》上发表。该文在发表时，《文艺报》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胡风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当天下午，林默涵约见胡风，一同到中山公园谈了几个小时。胡风称“这是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林默涵告诉胡风，胡乔木因病请假，由习仲勋来主持中宣部的工作。除此之外，林默涵还谈到路翎、舒芜和胡风的问题，胡风后来回忆道：

　　一）路翎提供关于舒芜的材料，他相信是真实的。二）这以前对舒芜的情况不大了解，只听到他从刘邓大军占领过的家乡跑出来的事情，也对他有些揣测；广西也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三）路翎是有贡献的，舒芜一开始就犯错误。四）路翎过去作品解放后都不能出版发行，那是下面不理解，过了这件事就会解决的；这件事过去了，路翎是可以作很多工作的。关于我的主要有两点，一）有些文章提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容易生副作用；二）其实现在大家忙，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三十万言书》）[255]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林默涵的谈话还是比较满意的，似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关于舒芜的问题。舒芜从胡风集团分离出来以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愤恨不已，开始搜集舒芜的材料，反映了上去。作为在中宣部直接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林默涵不会不明白胡风他们反映舒芜问题的用意，但是舒芜毕竟认识到了以前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了，即使胡风他们反映的材料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又怎么会再拿舒芜历史上的一些作为来否定他现在的进步呢？况且舒芜在政治上又没有什么问题！因而林默涵从团结胡风的大局出发，也为了使胡风能够便于接受批评，才说了那样的话。

　　林默涵肯定了路翎的贡献，解释了路翎的作品过去不能出版的原因是由于下面不了解情况，并表示以后这件事是会解决的，路翎也是可以作很多工作的。从以前进步文艺家在争论中对路翎作品的批评来分析，即使说得很委婉，林默涵在谈话中也不会不指出路翎作品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胡风似在这里略去了。

　　在谈到胡风的问题时，林默涵说“现在大家忙，没有时间谈过去的事”，是希望胡风不要再纠葛于过去的纠纷，还是要向前看，把现在的分歧弄清楚就行了。至于胡风谈到林默涵对他有些文章的看法，则令人不免生疑，尽管是个别交谈，为了使胡风便于接受，林默涵在谈话中用语委婉，循循善诱，语重心长，但是如此轻描淡写地批评胡风，似乎背离这次座谈会的宗旨，也与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会后发表的文章大相径庭，因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胡风与林默涵历史上并无个人恩怨，在上书时处于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对林默涵和他谈话的相关内容作了修饰造成的。

　　由此看来，为了座谈会的顺利进行，推动胡风认识的转变，周扬、林默涵会前及会议期间先后与胡风谈了话，希望他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回到文艺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那么，这次座谈会是如何召开的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宣部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起，先后在东总布胡同丁玲住处，召开了四次座谈会。

　　我们先来看座谈会召开的基本情况及胡风的态度。

　　九月六日，酝酿两个多月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议。座谈会规模并不大，关于这次会议，后来胡风叙述道：

　　九月六日开第一次会。开会前一天，林默涵同志一定要我先说话，但我因为抓不到问题到底在哪里，觉得困难得很。得到林默涵同志的同意，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并且声明这是初步的检查，似乎得不出那里面所下的结论，希望同志们帮助。接着同志们发言，有的责备我不该“强辩”，主要发言人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周扬等同志在理论上提出很多问题和要求。有的同志口气非常严厉，有的同志口气充满了嘲笑，冯雪峰同志开始是带有讨论问题的口气，并说《文艺报》按语不对，读者断章取义，但一听到周扬同志的严厉口气就又马上改成了完全不容讨论的口气。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出乎我的想象的。但因为已经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没有在情绪上受到一点影响。但最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似乎并没有看过我的文字，只是随便抓一两句来任意解释，有的还好像是临时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那小册子抓来的。周扬同志是主持会议的，他连后一句都没有看就用前一句来斥骂了一阵。我已经是罪人的身份，当然什么都不能说。林默涵同志归纳，要我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三十万言书》）[256]

　　从胡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座谈会上他以《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为突破口，在发言中表明了自己对文章结论的不同意见。胡风认为自己发言后，遭到了与会者的围攻和批评，并说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但是由于他相信党，因而情绪上没有受到影响，能够耐心地听下去。他认为主要发言人没有读过他的文字，随意曲解他的意思，只不过是痛骂一阵了事，自己处在“罪人的身份”，却不能进行申辩。林默涵最后归纳了人们的发言，希望胡风从“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方面进行检讨。

　　从中可以看到，林默涵谈到了要胡风检讨的五个方面，这是进步文艺家与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主要分歧，但是胡风却对此采取了淡化的态度，却把与会人员对他的严厉批评，说成是围攻和嘲弄，而他自己则以对党的赤诚，耐心地听取着大家的批评。这表明胡风不仅是带着情绪来叙述的，而且从中还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

　　会议期间，胡风为了反驳“小集团”问题，写了《关于〈希望〉的简单报告》。他在报告中写到，当时51个投稿者中，有13个在解放区，他已经知道的有19个是中共党员。到目前为止，有将近一半的投稿者他没有见过面。[257]

　　应该说，胡风在报告中列举的这些事实并没有什么疑问。不过，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时说他们是“小集团”，主要是从思想上而不是从组织上来定位的，林默涵在会议的发言中也对此作了说明。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七月》和《希望》都是胡风创作的刊物，胡风为什么避开他创办的《七月》，而用《希望》来进行反击呢？

　　抗战初期创办的《七月》周刊，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258]胡风集团的主要成员多产生于这个刊物的发行期间，他们与胡风有着相似的文艺观点。而《希望》固然也发表了胡风集团成员的不少作品，但这个刊物是在周恩来资助下创办的，一些共产党员也参加了投稿，这样用《希望》杂志而不是《七月》周刊进行反击，就可以避重就轻，转移视线，淡化“小集团”的色彩了。

　　由于胡风在会议期间对错误的认识态度不好，于是根据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致周扬信中作出的如果“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的指示，在《文艺报》发表了舒芜的文章后，《人民日报》文艺组也于十月一日在《人民日报通讯》第二十八期上，向全国通讯员发出号召，要求他们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在征得林默涵、冯雪峰的同意后，写成《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对一些问题再作解释。十一月十八日他将文章交了上去，后来又将该文转呈中央和毛泽东。[259]这篇检讨文章没有被通过，胡风很不高兴，对这件事他后来发过牢骚，用他自己的话说，“像阿Q一样画圆圈，画成了瓜子模样”。[260]

　　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第二次座谈会。从这次起，路翎和舒芜也应邀参加。会上胡风根据林默涵的要求，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作了简要口述。舒芜也就他的文章作了发言，说他过去的思想完全受胡风的影响。

　　十二月十一日，召开第三次座谈会。十二月十六日，召开第四次座谈会。

　　在十二月十一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何其芳作了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言。一开始，何其芳就坦率地指出胡风的态度是避重就轻：

　　“对胡风同志在会上的检讨，我是很不满意的。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检讨，不，他也检讨了个别的重要问题。但是，胡风同志的文艺理论上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有一系列的错误。胡风同志没有提到这样的思想高度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把自己的文艺理论描写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看法有错误，只是在做文艺理论工作的时候有某些技术性质的缺点，具体作品的批评写得太少，文章里的语言又常常缺乏明确的科学性，等等，因而可能引起一些误解。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的。”[261]

　　何其芳之所以以《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为发言题目，是因为胡风在一九四八年秋在论争的时候曾经写过《论现实主义的路》来为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辩护。何其芳明确表示对胡风的检讨是不满意的。这是因为胡风在文艺理论的许多原则问题上存在一系列错误，但是却仅就个别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检讨，仍然认为自己的文艺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也表明他的认识是肤浅的，态度也是不诚实的。这在客观上说明胡风对自己文艺理论上存在的错误并没有一个深刻地认识。

　　关于最后两次会的情况，胡风也有详细记叙：

　　完全是同志们对我提意见。主要发言人的口气更严厉。有的同志。如何其芳同志，用他的意思解释了我的几处文字，把问题提到了我是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同志们没有提过《一段时间，几点回忆》有什么原则错误，另外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如周扬、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好像还是没有认真检查过我的文字，只是抓住一两句来照自己的意思随便解释。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周扬同志的发言更随便从我的文字抽出几句来斥骂一阵。其余几位发言较少的同志只是个不得不表示态度的意思。因为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在情绪上没有受到一点影响。最后，周扬同志严厉斥责了我，说我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决定于文艺理论；说我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斥责了以后，归结到：结论要由我自己做。时间太晚了，我要求简单说明我的态度，但还只说了几句，有的同志就大声说明天还有工作，会应该散了。我当时向同志们说明的主要点是：经过这一次，同志们坦白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我感到愉快，但当然还要继续检查，作出结论，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请同志们相信。说我感到了党的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二十多年的工作，党没有不注意的道理；谈出来了，党明白了，我自己也安了心。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理解，不能一时解决，那也不要紧，一步一步做去就是。同志们不要耽心意见提得太尖锐，那不要紧，那是为了帮助我猛醒的。我自己更加强了求真的精神，要努力再学习，争取做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懂得了团结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面工作的问题，要从过去朴素的想法和心情更进一步，争取做得好一点多一点，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我争取了十多分钟把这点意思说完了，这是为了希望同志们相信我是要尽可能在党的庄严的斗争要求下面，在党性的要求下面对待问题，对待自己，也对待同志们的。[262]

　　从中可以看到，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叙述的时候仍然是有着几分情绪化的。他认为主要发言人没有认真阅读过他的文字，没有弄清楚他的真实意思，曲解了他的观点。只不过是抓住他文章中的只言片语，望文生义，痛骂一阵了事。这实际上就是用别人的“误解”来掩饰自己文艺理论的错误。他还淡化对自己文艺理论的反思和自省，而侧重于叙述与会人员在发言过程中对他提出的严厉批评，说他如何耐心地听取批评，使人感觉到他受到了压力，没有被平等的对待。这样就将会议对他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化为对他的人身攻击，而避开了他文艺思想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周扬明确表示胡风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艺理论的错误问题，是与党的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这就在性质上界定了胡风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要求胡风深刻反省自己在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对胡风的批评也是在文艺思想的范畴内进行。整个座谈会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周扬说最后结论还是由胡风自己来做，这实际上就是要胡风根据大家对他的批评，表个态，谈一谈对自己文艺思想错误的认识。会议将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程度来做出结论。

　　至于胡风说他刚一开始总结，就遭到了人们的反对，“说明天还有工作，会应该散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并不见得是胡风说了假话。我们分析后认为，这是由于胡风在会议期间的自我批评，言不及义，没有触及到要害，拒不承认自己在文艺理论上的原则性错误，结果引起了与会人员的不满，认为胡风这样的总结没有什么意义，才说出了那样的话。

　　胡风虽然在总结中说“感到愉快”，“还要继续检查”，“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自己也安了心”，“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理解”，也要“一步一步做去”，“要努力再学习，争取做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也表示愿意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但分明让人感到，这个表态是笼统的，空泛的，直营差事的。因为他在自我批评中没有对文艺思想上存在的原则性错误表明态度。而这个问题却是这次座谈会召开的宗旨和目的。这就在客观上表明胡风认为自己的文艺思想并不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中宣部起草了《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报送周恩来和党中央。这个报告介绍了座谈会召开的基本情况，我们将相关内容引述如下：

　　我们和胡风一共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参加的除胡风和原属胡风小集团的舒芜、路翎外，有周扬、冯雪峰、丁玲、胡绳、张天翼、邵荃麟、何其芳、林默函、严文井、王朝闻、田间、陈企霞、艾青等共十余人。第一次会，主要是大家提出问题，作为胡风进行检讨的参考；第二次会，由胡风根据大家所提出的问题作检讨性发言，舒芜也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第三次和第四次会主要是大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发表意见，最后由胡风表示对大家所提意见的态度。除了这几次座谈会以外，好几位同志还和胡风作过一次或多次个别谈话。不论在座谈会上或个别谈话时，我们都采取了诚恳、坦白的态度，严肃地具体地指出了他的文艺思想的错误所在和错误性质。但胡风仅仅就他和党的不正常的关系做了一些反省，而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错误，始终没有什么检讨，相反地，是极力辩解，仍然企图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不过态度比以前好了一些，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大家的批评。

　　受胡风思想影响极深的路翎，在座谈会上没有发言。会后，林默涵同志和他谈过一次话，路翎表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已有初步认识，他表示愿在实际中好好地改造自己。

　　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是：（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十分轻视的。（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化遗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种思想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一般文艺工是容易投合的。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林默涵的文章已在《文艺报》本年第二期上发表，并由《人民日报》转载，何其芳的文章不久也将发表。另外，曾召集文艺界负责干部报告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和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实质。

　　关于胡风的工作问题，他本人希望做《文艺报》的编委，我们认为在他还没有彻底认识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之前，不适宜担任这种批评性的文艺刊物的编委。我们曾劝他下去生活，将来专门从事创作，或到大学教书，他都不愿意，现在决定先到全国文协，将来再考虑适当工作（参加文协的创作委员会或《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他本人同意，现正计划把他的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263]

　　从中可以看到，报告介绍了参加四次座谈会的人员及座谈会召开的基本情况，为了促进胡风认识的转变，有几位同志还跟胡风进行了个别谈话。但是胡风仅对他与党的不正常的关系，也就是宗派主义作风做了一些反省，对他文艺思想的原则性错误，只表示愿意考虑大家的批评，比以前有所好转，但是却始终没有检讨，还在为自己极力辩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胡风又一次向邵荃麟提出了解决入党的组织问题，邵荃麟也不得不直言相告，在文艺理论解决不了的情况下，目前解决组织问题还是比较困难的，但他同意将胡风的申请转达上去。[264]

　　原胡风集团的两个成员舒芜和路翎在会议期间有着不同的表现。舒芜在会上做了检讨，批评了胡风，但是路翎却没有发言。在林默涵和路翎谈话以后，他也仅仅是表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有了初步认识，表示以后要好好改造自己，仍然拒绝检讨和对胡风提出批评。

　　报告根据进步文艺家和胡风在过去争论中理论上存在的主要分歧，将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表现归纳为三个方面：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作家的先进性，轻视劳动人民；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化遗产。这是胡风与进步文艺家在文艺理论上分歧的关键所在。座谈会后由林默涵、何其芳发表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评。

　　尽管胡风没有承认自己在文艺理论上存在的原则性错误，当时也没有对胡风置之不理，还尽可能满足了他的要求。不但同意他把家搬到北京来，还着手解决他的工作问题。虽然胡风希望担任《文艺报》编委，但在胡风没有对自己文艺理论的错误有一个深刻检讨的情况下，担任这样带有文艺批评和导向性质的刊物的编委显然是不合适的，而胡风又不愿意专门搞创作或到大学教书，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征得了胡风的同意后，先安排他到文协工作，以后再到文协创作委员会或做《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到，文艺界的相关领导人对胡风还是关爱有加的，并不存在对胡风歧视的问题。

　　这个报告报送周恩来后，三月五日周恩来在这一报告上批示：

　　“对胡风的方针和态度正确。已告中宣部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对他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但仍给以工作，并督促其前往前线或工厂与农村中去求锻炼和体验，以观后效。”

　　周恩来的批示及中宣部的报告均曾送经毛泽东、刘少奇圈阅。[265]

　　由此我们看到，为了使胡风转变过来，周恩来主张采取批判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肯定了中宣部对胡风批判的方针，还要求中宣部“继续”对胡风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给胡风安排工作，让他到前线或基层去经受锻炼。中宣部的报告及周恩来的批示，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圈阅后，就成为中央处理胡风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了。

　　从前文七月二十三日周扬致周恩来的信中就谈到，在座谈会后选择一两篇好的批评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

　　二月十五日，《文艺报》发表了何其芳的批判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266]此前，林默涵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在《文艺报》发表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下面我们就重点谈谈林默涵的这篇文章。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林默涵给胡风一信，说他的文章已写好，并希望胡风也尽快写出来。二十八日，胡风便去中南海拜访邵荃麟，表示担心林默涵的文章现在就发表，恐怕要产生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邵荃麟答应去商量一下，如发表，也先给胡风看一看。二十九日，由全国文协召开在京作家会议，严文井主持，由林默涵作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也在北京的胡风，没有被邀请参加。一月三十日，林默涵的文章公开发表。[267]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邵荃麟曾答应在林默涵的文章发表前，先给胡风看一看，最终却没有给胡风看呢？二十九日，林默涵作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为什么也没有邀请胡风参加呢？为什么还要将对胡风的批评公开化呢？这不是在排挤和歧视胡风吗？

　　我们注意到，在胡风提出要求后，邵荃麟不过是“答应去商量一下”，并没有对胡风的要求作出肯定性的回答。虽然林默涵是这篇文章的，但是这篇文章是在文艺界党组织主持下，经过进步文艺家集体讨论，由林默涵具体执笔写成的。文章中虽然有林默涵的观点，但也是进步文艺家的共同心声。因而文章在什么时候发表，又以什么形式发表，不是由个人而是由文艺界党组织决定的。从前文七月二十三日周扬致周恩来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因而邵荃麟的答复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集体的意见。

　　二十九日，林默涵显然是在向在京作家报告文章的主要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给他们打招呼，使他们在心里上有所准备。至于没有邀请胡风参加，与该文在发表前没有让胡风看一看的原因其实一样，那就是经过四次座谈会后，胡风仍然没有认识到他在文艺思想上的原则性错误，还在为自己极力辩解，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文章交胡风过目及报告会邀请胡风参加与否都不会对胡风观点的转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再将文章经胡风过目及邀请胡风参加报告会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况且，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周扬来信的批示中就已经指出，对胡风的批评“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如果少数人的座谈会“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这样在四次座谈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也就只好诉诸于报端了。从这里可以看到，那种认为排挤和歧视胡风的说法是没有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的无端猜测，并没有什么根据。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林默涵的文章。

　　林默涵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根据他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的，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在《人民日报》上转载。林默涵在文章的开头首先指出：

　　在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之后，应该说明：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部错误的，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含有正确的成分。但个别问题上的某些正确看法，并不能改变他的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注：着重点是现在加的）

　　林默涵在文章中着重批判了胡风一贯采取非阶级的观点对待文艺问题，因而在现实主义问题上、文艺工思想改造问题上、深入生活问题上以及对“五四”文艺运动的看法上都存在着错误观点，指出：

　　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根源，是在于他一贯采取了非阶级的观点来对待文艺问题。他不是从阶级的根源去考察各种文艺的问题，而是离开了阶级关系去寻找文艺现象的原因。可是，在阶级社会中，离开了阶级观点，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自己陷于错误。

　　胡风的这一错误，显著地表现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上……在他的理论中，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胡风看来，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所一贯地主张的所谓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这种“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现实的结合。照他看来，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强弱或有无，就是现实主义的强弱或有无的标志。这里，第一，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的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二，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因而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也就是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但是这样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有它的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和离开了现实主义在各时代中的历史具体性，必然不能正确地了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决不是如胡风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因为任何作家都有他的某一种性质和某一种程度的“主观战斗精神”，而这种“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旧现实主义，例如批判的现实主义，由于他能够正视和批判当时的现实，揭露资产阶级的缺点和丑恶，这种现实主义有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它的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却不能不受他所依据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限制，因此不可能充分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显然地，这不是什么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问题，而首先是作家的阶级立场问题。同样，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根本问题也不是有没有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而是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没有这种立场和世界观，那就不管你的“主观战斗精神”怎样强烈，也不可能正确地充分地反映今天的现实。胡风的错误，就是始终离开阶级观点，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因此也就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

　　我们所以要在此摘引当年批判文章中的这段文字，是因为后来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歪曲了林默涵的原意，断章取义地抽出“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这句话来进行反驳，认为这是“先验的概念”，是“由于机械论（唯心论）抛弃实践的理解，把世界观当成一次完成的死硬的东西”，是“堵死了艺术实践，取消了艺术本身”，甚至将这句话概括为“不先成为世界观没有‘缺陷’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可能有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实际上，从上下文不难看出，林默涵在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然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必须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相结合，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就应该具有进步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意识。这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与旧现实主义者或批判现实主义者的主要不同之处。这与胡风所杜撰的“照林默涵的看法，不首先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就不能进行创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说林默涵主张“先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更是无稽之谈；林默涵等进步文艺家一向认为，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去好好锻炼，才能获得正确的世界观，这决不是像胡风所宣扬的，只要关起门来“自我燃烧”、“自我扩张”就能成功的。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林默涵特别提到：“以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为中心，在胡风周围曾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特点就是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而醉心于他们的自我欣赏和互相标榜。我们说这是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注：着重点是现在加的。）[268]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林默涵对胡风的评价是全面的，对胡风的批判也是严肃的，讲道理的。他不仅在政治上肯定了胡风的进步，而且就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也没有一概否定，在批判其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同时，还对其某些个别方面的正确性作出了肯定。至于胡风在文艺上的小集团，林默涵明确指出这是从思想上而不是从组织上来说的。由此看来，这个时候对胡风小集团的批判是从文艺上而不是政治上，是从思想上而不是组织上，因而文章就着重批判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原则性错误。

　　文章指出，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而在阶级社会中离开了阶级分析观点就不可能找到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正是因为这样，胡风才在现实主义问题上、文艺工思想改造问题上、深入生活问题上以及对“五四”文艺运动的看法上都存在着错误观点。

　　文章对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着重从“主观战斗精神”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上、“主观战斗精神”的阶级内涵上进行了剖析，认为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和离开了现实主义在各时代中的历史具体性，必然不能正确地了解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要想写出适应时代的需要，奔涌着革命的激情，催人奋进的好作品，并不是有没有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问题，而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深入社会生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创作，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精品。

　　胡风的错误，就是在艺术创作和评论中离开了阶级观点，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因此也就抹煞了新旧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

　　林默涵、何其芳这两篇文章，也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发表的。他当时说：经过座谈会，最好希望胡风自己写一篇自我批评。如果他自己不肯写，那就要发表一两篇公开的批评文章，因为胡风的文艺思想在文艺界是有影响的。

　　到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四次公开批评，就算结束了，再没有发表其他文章。[269]

　　⑦ 胡风的问题开始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宣部连续召开了四次座谈会来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事后又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文章，但是这却引起了文艺界一些人的不满，他们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成员抱着同情的态度。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有人以“一个普通文艺工”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信，说他不同意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来信反映中华全国文学工协会一月二十九日召集文艺界负责人座谈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他个人的感受，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

　　三月四日，毛泽东阅后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熊复写出批示：“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一九五三年四月八日，熊复就此事向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报告说：胡风于去年7月来京，找周扬和丁玲，并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问题。

　　当时，周总理指示中宣部负责处理。中宣部先后召集了4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胡风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实际上仍然多方为他的错误思想辩护。因此，中宣部指定何其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林默涵（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

　　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

　　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自己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有少数读者对于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

　　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责多于鼓励等缺点。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所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270]

　　我们看到，熊复的报告介绍了召开批评胡风座谈会的原因、基本过程、胡风的态度及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发表的经过，对一月二十九日座谈会的安排事宜及当前文艺批评工作在说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了检讨。报告进一步介绍了在公开批评胡风以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就收到许多要求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林、何文章中的观点，大半是读者自己提出的，林、何二位同志不过是在文章中讲得更为系统化了，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说明。文章发表后，文艺界一般反映林、何的批评文章是“正确的、中肯的”，当然也有少数读者对此表示不同意见。

　　此前，胡风曾经就文艺界对他的批评给毛泽东写过信，[271]毛泽东在收到“一个普通文艺工”的信后，批示熊复进行专门调查，将调查结果向他汇报，这表明毛泽东对胡风的问题是重视的。虽然我们现在尚未发现毛泽东在审阅熊复调查报告后的批示或意见，但是熊复的调查报告会对毛泽东认识胡风的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

　　⑧ 第四次争论的简短小结。

　　这次争论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五三春，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最后以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发表为标志而宣告结束了。这是前三次争论的继续，但是从争论的结局来看，除了舒芜从中分化出来以外，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并没有对其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反省和检讨。

　　这次争论是先从胡风与何其芳在文艺著作的注释上的分歧表现出来的。在报纸刊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阿垅、路翎、冀汸等人被点名批评，他们不能像其他文艺界人士那样能够正确地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为了维护其错误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反批评，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这在阿垅要求《人民日报》编辑部刊登他反批评的文章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文艺整风开始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也同样受取了批评，他们没有像其他文艺界人士那样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主动改造自己的思想，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其错误的文艺思想，反驳对他们的批评，对批评他们的人，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特别是舒芜从其集团中分化出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以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认为舒芜的背叛“不可饶恕”，谩骂攻击舒芜，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

　　这次争论集中在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方面。《文艺报》发表了要求批评胡风的读者来信，周扬与胡风谈了一次话，在没有谈拢的情况下，周扬报经中央批准，由中宣部组织了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座谈会，最后以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发表为标志结束了这次争论。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林默涵的发言还是发表的文章，乃至中宣部致周恩来并中央的报告，都将进步文艺家与胡风的分歧作了概括和总结，这就是在现实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上分歧的反映、究竟是宣扬“主观战斗精神”还是要进行思想改造、深入生活以及民族形式等问题，说到底，就是文艺工要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央及文艺界领导人对胡风是关心的，周恩来、周扬、胡乔木曾经找胡风谈过话，不止一次地提出他的工作安排问题，还表示要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又答应他的要求，让他将家搬到北京来。不过，我们也理解在胡风对他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没有实质性改正的情况下，是难以让他担任文艺界的领导职务及带有文艺批评导向性质的工作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当时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座谈会，并不是周扬等人的个人所为，而是报经中央批准后进行的。就是在对胡风批评的时候，也没有对胡风全盘否定，仍然肯定他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他的文艺理论的某些个别方面也是正确的。因而我们认为这次批评是慎重的，也是严肃的。但是这次批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胡风仅在他的宗派主义作风的某些方面有所表示，始终没有承认他在文艺思想方面的原则性错误。这就埋下了以后争论的隐患。

　　（7）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问题上进行的第五次争论。

　　第四次争论以后，文艺界党组织和进步文艺家仍然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采取团结的态度。这个时候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仍然对第四次争论中进步文艺家的批评耿耿于怀，同时路翎发表的小说又引发了文艺界的批评，于是胡风在其集团成员的帮助下，写出了《三十万言书》，将他们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直接上书中共中央。随后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认为这是他们的上书起了作用，于是借此机会向进步文艺家发动了猛烈进攻。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进步文艺家也向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强力反击，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五次争论。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研究这个问题。

　　① 文艺界党组织和进步文艺家仍然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采取团结的态度。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外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四次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尽管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继续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并没有承认错误，但是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下，文艺界党组织和进步文艺家仍然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争取他们回到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轨道上来。这鲜明地体现在二届文代会及路翎作品的出版上。

　　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二届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胡风、路翎参加。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有这么一段：

　　“从朝鲜回来前后，路翎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散文报告。

　　文代大会开会之前，胡乔木同志向党员作家们的讲话中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该把创作上有成绩的青年作家提到领导机构里来；譬如路翎在创作上有凸出的成绩，应该被提到领导机构里面，当然路翎在其他方面也有缺点，但党员作家也不能说都没有缺点的。

　　周总理当是从几篇作品了解了这个作家的气质和他的劳动成果所能有的意义，因而觉得有必要挽回路翎的工作条件的。”[271]

　　从中可以看到，胡乔木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讲这番话的。尽管路翎在第四次争论中拒绝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批评，他自己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也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当时处于团结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考虑，同时路翎在创作上也作出了一些成就，因而才计划将路翎提到作协的领导机构中来。这与前文林默涵在与胡风的谈话中对路翎的表态是一致的。

　　周恩来的指示对路翎处境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小说在评论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和肯定，被《文艺报》批评的《朱桂花故事》，这时也汇集成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文学分组会上，胡风被预定发言。华东代表团的一位领队，听了胡风的发言，当即向华东代表团递一纸条，说胡风又在骂人，含沙射影……

　　尽管如此，胡风、路翎还是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胡风还当选为文联委员。

　　就在大会闭幕不久，胡风便听到一件事情：一位电影界的负责人，在电影局的大会上说，胡风、路翎是反对派，但还是给了他们一个位子。[272]

　　由此可以看到，在胡风和路翎没有对他们的文艺思想的错误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作出反省并予以改正的情况下，还是将他们提到了文艺界的领导机构中。这当然不是对他们错误的姑息迁就，而是处于团结他们的目的，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又便于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逐步认识和改正错误，并最终转入无产阶级文艺发展轨道的考虑。

　　那么，这种安排到底有没有取得成效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② 路翎创作的小说又在文艺界引起争论。

　　二届文代会的人事安排是为了团结并争取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使他们认识错误，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轨道上来。但是事与愿违，路翎创作的小说在发表后又在文艺界引起了争论。

　　路翎曾到朝鲜体验生活，回国后去看望胡风，谈到自己的朝鲜之行时，胡风鼓励路翎早日写出来，还特别强调一句：“要写得和别人不一样。”

　　二次文代会后，引发了路翎的创作高潮。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写出五篇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节日》。这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又一个新的阶段，风格、选材、角度，在同时期反映志愿军生活的小说创作中，的确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一九五四年初，《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相继发表路翎的几篇小说，如此集中发表路翎的作品，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初雪》备受赞赏，一月号《人民文学》一发表，巴人立即撰文在《文艺报》第二号上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生活的实践已经带领了我们的作家正在走上正确的道路。”

　　《文艺报》第七期发表读者张家骥的来信，批评巴人的文章，批评路翎“只是在追求自己所空想出来的结构与人物的描写，却可以完全忽视了生活最低限度的真实。”

　　三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路翎反映朝鲜战场生活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于是，批判风波陡起。小说中借志愿军战士与一位朝鲜姑娘的爱情，写出士兵牺牲精神的伟大，被批评为诬蔑志愿军等等。

　　评论家、后来任《文艺报》副主编的侯金镜，三月便写出批评文章，先打印出来供作协党组成员传阅、讨论，文章得到通过，发表于第十二期《文艺报》，题为《评路翎的三篇小说》。侯金镜批评路翎的作品：“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这几篇作品说明了路翎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

　　由于路翎的小说是反映军队生活的，对路翎的批判，便自然成为五月召开的“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的一个重要话题。五月二十八日，周扬到会作报告，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这样记叙周扬的报告：

　　在一般性的“鼓励创作”的话的掩盖之下，所举的具体的例子有两个：肯定了巴金，否定了路翎，说巴金虽然不懂部队，但他看到志愿军伟大，就歌颂伟大，那就是老实，值得欢迎，对我们有好处，这就够了；但路翎偏偏要写他不懂的战士，这就是不老实。非批评不可。说路翎是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温情主义歪曲了志愿军，非批评不可。……周扬同志又说，编辑部发表了这样的小说没有错误，发表了以后批评就是，如果不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五月底结束，中国作家协会又于六月七日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扬、丁玲、林默涵、侯金镜、严文井、沙汀等，主要议题仍是批评路翎。

　　六月九日，周扬召集北京各文艺刊物编辑开会，再次提出对路翎展开批评。[273]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路翎的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批评和争论，胡风站在路翎的立场上，为路翎鸣不平，说同样是写志愿军的作品，周扬却肯定了巴金，否定了路翎，言外之意就是路翎受到了周扬等人的围攻和打击，那么路翎的小说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间在作协和文联两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当路翎发言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老舍和李希凡曾经这样评论过路翎的小说。李希凡后来回忆道：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我是读过的，而且有点受感动。觉得比他的长篇作品好，人物性格也明朗，不像《财主的女儿们》中蒋兴祖、蒋少祖那样神经质，但又总觉得，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这样的取材似乎有什么不妥，后来看到批评这篇小说的文章，觉得很有道理。路翎发言的时候，恰好老舍先生从卫生间出来，他有点感叹地说：‘这样的事情在朝鲜太多了，好多朝鲜姑娘爱上了我们的小伙子，有的还真的很感动人，志愿军能犯这个错误吗？我们是帮助人家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我们的小伙子，自然应该躲着人家姑娘远一点，要不怎么办？写这种题材，脑子里真有点问题。’我们知道，老舍先生曾去朝鲜前线慰问过，自然有很多感受、体验，但老人家却用极普通的话说出了真理。路翎毕竟是个作家，他不明白把个人感受到的‘遗憾’，传达给读者的，却可能是对一切战争的反感。”[274]

　　从老舍和李希凡的谈话，再结合前文侯金镜、张家骥的评论来看，路翎的小说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就拿《洼地上的“战役”》来说吧，志愿军指战员是有着高度的自觉性的，也是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的，在出国前又进行了反复的政治教育，即使遇到了许多朝鲜姑娘的求爱，作为志愿军指战员应该怎么办呢？是接受呢，还是婉拒呢？这不是明摆着的嘛！

　　路翎没有意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是进行抗美援朝的，从人民军队的宗旨出发，从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及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大局着眼，以这样的题材作为小说写作的主题，通过志愿军战士与一位朝鲜姑娘的爱情悲剧性的描写，去歌颂士兵牺牲精神的伟大，“传达给读者的，却可能是对一切战争的反感”，从而淡化了对抗美援朝这一正义战争的讴歌与认同。

　　正是由于这样，路翎的小说发表后，才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侯金镜才说路翎的作品“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这几篇作品说明了路翎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同时这也是他和巴金写的小说，虽然都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却在发表后在文艺界反响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而胡风及路翎却无视小说自身存在的局限，不仅不作自我批评，还将此视为周扬等人对他们的围攻和打击，这就不能不说错误的文艺思想仍然对他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和宗派使然了。

　　在路翎小说遭到批评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③ 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撰写《三十万言书》。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四次争论。胡风在这些争论中的作为，引起了几位老朋友的不安和忧虑，他们及时对胡风提出忠告，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例如，熊子民曾经“劝胡风要少说话少写文章，找个闲差事做做”（梅志：《往事如烟》）。又如，彭柏山曾经对胡风说过：“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所以有人说你杞人忧天。云云。”（胡风19520529自上海致路翎信）[275]

　　贾植芳也曾不止一次对胡风说：“我说老胡，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懂得中国的历史，我们却不懂。”他还建议胡风不如静下心来写一本鲁迅回忆录，另外搞点翻译，譬如可以译《天方夜谭》。“你不再去和别人争什么，你争得赢吗？”[276]

　　这些人是胡风的老朋友，有的还是胡风集团的成员，当然在劝告胡风的时候，他们不论从说话的用语还是内容上都是站在胡风的立场上去讲的，甚至还对争论的另一方抱着敌视的态度。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胡风在文艺争论及宗派主义作风上的咄咄逼人上感到担忧，因而才提出了那样的劝告。

　　但是胡风似乎没有放到心里去，在他搬到北京后，给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一次，胡风写了一篇文章，在文后署上：写于四树斋。胡风将文章拿给正担任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看，邵荃麟一看到“四树斋”三个字，不由一声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后来，胡风听从夫人梅志的劝说，放弃了这个斋名。[277]

　　胡风搬到北京，将宅院装修好后，又买了四棵果树栽在院子里，这可能是胡风将书房命名为四树斋的原因，因而四树斋不见得就是“四面树敌”的意思。但是却把邵荃麟吓了一跳，认为胡风还要“四面树敌”，进行论争。从中可以看到，文艺界人士对胡风的警戒心理。

　　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曾卓与胡风见面了。在交谈中曾卓发现，胡风的乐观情绪较以前更明显了。胡风深信，导致目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对自己的文艺理论的无休止的批判，在于强调思想改造扼杀了艺术家的创造性。看到胡风侃侃而谈的样子，曾卓三十年后对李辉说，当时有一种直觉：胡风会越发不冷静了。[278]

　　曾卓是胡风集团的成员，他当然清楚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过去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一系列争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也是耳熟能详，因而他在看到胡风侃侃而谈的时候，就明白胡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要继续争论下去的。从他的话中分明看到他对胡风的未来抱着一种忧虑的态度，

　　尽管有朋友们的劝说，胡风还是听不进去。虽然第四次争论是以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发表而告结束的，但是胡风却没有承认自己在文艺思想上的错误。这次路翎的小说发表后又遭到了严厉批评，胡风认为这是周扬等人的围攻和打击。同时，此前周恩来和他谈话的时候，也曾跟他说过可以写一个文艺界的材料报告中央，于是胡风为了获得中央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以摆脱在文艺界被动的局面，在与其集团成员协商后，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就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

　　《三十万言书》并非出自胡风一人之手，而是在他主持下，拟出写作大纲，在征求集团成员意见并采纳了他们提供材料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这是胡风文艺思想及其宗派主义作风的集中体现。

　　北京的路翎、徐放、谢韬、绿原，都是写作《三十万言书》的积极参与者。路翎协助胡风写作。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主任的谢韬，在《人民日报》社文教部工作的徐放，在中宣部工作的绿原，也积极参加了胡风的写作。芦甸的妻子李嘉陵，由天津调到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他和梅志一样，成为抄写稿件的人。[279]

　　这个时候，路翎、谢韬、芦甸、绿原等人经常到胡风家里去，胡风不仅拿出起草的原稿，向他们征求意见，还多次与他们一起就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批判重点进行过模拟式的答辩。到尽情处，胡风还激动地站起来，在自家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当着他们的面，滔滔不绝地辩驳着，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这给绿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80]

　　天津的芦甸、阿垅，上海的耿庸、罗洛、张中晓、贾植芳，浙江的方然、冀汸，南京的欧阳庄……，也在为胡风的写作出谋划策，提供材料，时常与胡风交换意见，全力支持胡风的写作。

　　欧阳庄到北京开会，也抽出时间，参加了在京朋友们的商谈。他们一起讨论提纲，然后，还将要点寄往各地，征求意见，以求内容更充实、材料更确切。[281]

　　胡风在写作《三十万言书》的过程中，还经常给在外地的集团成员写信，让他们帮助查找材料，提出建议。我们看下面的几封信。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胡风给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罗洛、张中晓写信，信中说：

　　“我在着手弄材料。未着手之前，总感到有些恶心，但着手一弄，反而忍不住要笑起来了。世界上有这样低能而又混蛋的畜生！但当然，是一件麻烦事，但也只好做了它。

　　你们社成立以来，出了哪些坏书，为什么出了，出了哪些好书，出之前后，受了什么波折和打击。得开列一简单的表告诉我。”[282]

　　从中可以看到，胡风在信中向罗洛、张中晓通报了自己当时写作的情况，他自作聪明，谩骂他人，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要罗洛、张中晓将他们出版社的情况报来，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写入《三十万言书》中。

　　四月五日，胡风再给罗洛、张中晓、耿庸一信，请他们分析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

　　“你们工作忙，但如有多少可能，希望开始便中帮我做一件工作。

　　分析二文的论旨和论点：

　　一、查出他们所引用的论点。二、对他们每一个论断分条写出看法（从当时条件和原文主题）。三、提出可参考的材料（马至斯、高、鲁、毛，现在苏联理论）论点，出处及页数。四、引用何、香港等文……[冯]‘理论’，相同者及其错误的可以对照者—出处页数。

　　现在得做这准备，实事求是地帮我准备，免得考虑得不周。我一安定下来也许就得做这一工作的。”[283]

　　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是在第四次争论时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代表性文章，因而胡风极为重视，要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林、何文章的观点进行全面反驳后，系统阐述自己的主张。他知道，林、何二人理论功底深厚，同时他们的文章又是经过进步文艺家集体讨论过的，因而胡风在撰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非常慎重，他要罗洛、张中晓、耿庸首先做好材料的准备工作，以便于他在写作时能够及时引用，而不致于耽搁时间，出现差错。

　　四月十一日胡风给浙江的方然一信：

　　“在激烈动荡中，徐兄作品，烧痛了许多人，凤姐一流派，发动反攻，说是，要有批评出来，云。对凡兄三首小诗，也要反攻，马诗人在准备中，云。那么，对某些名字，是视如猛兽的。目前，是争一个会和两个刊物的占领罢，但骨子里是恐慌。是想闷死某些人。双木，凤姐为主，刀口、三花之类骑墙。看样子，是企图把团结问题，做成反面文章。

　　你那里不会听到什么罢。但也许要被问到的。转移时，曾提明了你的身份。

　　林、何二文有暇再看一看，把你以为要害之点告诉我。我在进行解剖中。无时间就算了。”[284]

　　这里的“徐兄”是指路翎，“凤姐”是指丁玲。“马诗人”，似是指袁水拍，“凡兄”尚待考，从信中看他似是胡风集团的人。“双木”是指林默涵，“刀口、兰花”待考。胡风将路翎的作品发表后，被丁玲等文艺家批评，以及当时北京文艺界斗争的动态告诉了远在浙江的方然。他还在信中向方然询问浙江一带对北京争论的反应，又就林、何二文的分析问题向方然征求意见。

　　四月十九日胡风给谢韬一信：

　　“昨晚开始弄‘民族形式’，还顺利。

　　这涉及到了列宁底两种文化论。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民族”，或现代国家，斯大林底“民族”这个范畴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列宁的话，我记不得直接出处。得便，烦你查一查抄两三条给我。一，原文，二，出处。能是直接的引用，当然要好一些。”[285]

　　从信中看到，胡风在写完了《三十万言书》中关于“民族形式”的部分后，觉得意犹未尽，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要引用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话，以壮声威。因而他才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谢韬帮忙，摘出几条列宁、斯大林论民族的语录。

　　以上信件是胡风在撰写《三十万言书》期间与其集团成员通信的一部分。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三十万言书》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共同合作的产物。当然，胡风是撰写《三十万言书》的始作俑者和灵魂。

　　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胡风写成了《三十万言书》。

　　《三十万言书》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第四部分：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

　　在《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中，胡风详细陈述了自己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遇到的种种打击，指责作为文艺界的领导的周扬、丁玲、冯雪峰、林默涵等将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或敌人”。这一部分约五万字。

　　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中，胡风集中反驳林默涵、何其芳一九五三年初发表的两篇文章。他逐个论点反驳，并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一部分约十三万字。

　　在《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中，胡风就这几年一些涉及自己的重要问题加以辩解和说明。共有九个问题，其中主要为：小宗派—小集团问题、关于舒芜问题、关于陈亦门（阿垅）问题、关于路翎问题、关于党性。这一部分约七万字。

　　在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中，胡风草拟出类似文艺大纲的材料，分细目提出诸如作家协会的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戏剧的组织等业务上的安排办法。这一部分约三万字。

　　四大部分合计约二十八万多字。这便是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概貌。 [286]

　　在《三十万言书》中，胡风对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集中地对着“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文艺上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287]

　　同时，胡风还将进步文艺家对其文艺观点的系列批评，说成是扼杀他的文艺思想的“五把‘理论’刀子”，我们将这种说法称为胡风的“五把刀子理论”。“五把刀子理论”集中反映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在文艺理论上的争论与分歧。我们将胡风的说法引述如下：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善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了遥遥的彼岸，再也无法可以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作家都吓哑了。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为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的内容走进自己的内部，一天一天干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为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算是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经验和现实主义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够偷偷地接近一点生活，也要被这种沉重的复古空气下面的形式主义和旧的美感封得‘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动’。因而就只好‘非礼毋言’，以至无所动无所言了。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为‘典型’了。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等等。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哪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288]

　　从胡风对“五把刀子理论”的阐述中可以看到，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和分歧，集中表现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深入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及文艺题材这五个问题上。应该说这个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这也并非是第一次，在一九五三年第四次争论后中宣部致党中央的报告中就有类似的表述。[289]

　　从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的论述看，他曲解了进步文艺家的观点，然后按照曲解了的认识又在反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他认为进步文艺家运用这“五把‘理论’刀子”扼杀了他的文艺思想，束缚了他及其集团成员的创作，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

　　既然胡风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和分歧集中在“五把刀子理论”上，那么这个“五把刀子理论”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五把刀子理论”其实就是一个文艺工要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要求文艺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入社会生活，进行思想改造，以革命斗争为创作题材，用民族的艺术形式创造出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

　　文艺工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造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就必须要解决他们的世界观问题。这就要通过思想改造，驱除残存在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使文艺工站稳阶级立场，面向工农兵，确保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

　　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方向，决定着无产阶级文艺就要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大题材，因而在题材问题上的争论与分歧，还是由于他们在阶级立场和为什么人的问题上的争论与分歧决定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工要想创作出反映工农兵斗争的文艺作品，就必须深入生活，到工农兵中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学习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的生活和喜怒哀乐，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搜集大量的素材，而后进行艺术的加工，用为广大人民群众熟悉的民族气派和艺术形式表达出来，适应并推动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由此看来，胡风提出的“五把刀子理论”，集中概括了他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出现的争论和分歧。这种争论和分歧实质上就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这就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过去进行的一系列争论并在这种争论下出现的宗派主义作风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胡风将他及其集团成员花费三个多月撰写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交当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由习仲勋将报告转呈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290]

　　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一时没有处理此事。[291]

　　④ 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利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契机向进步文艺家发起猛烈进攻。

　　胡风主持撰写的《三十万言书》递上去以后，胡风自己也没有想到，随后不久，毛泽东在思想文艺界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可是，胡风却认为这是他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因而就以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为契机，向过去批评过他及其集团成员的进步文艺家发起了猛烈进攻。

　　在《三十万言书》刚递上去以后，胡风估计中央领导人会过问此事，可能还会出现激烈的争论，因而他在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仍然要他们为此做好准备工作。

　　七月二十六日，胡风给上海的罗洛、张中晓写信，建议他们继续做好下一步的工作：

　　“欧阳还在此。大概一周左右回南京。如果他无公到上海，那你们把一个人到南京一次。他知道全部内容，你们了解了以后，好赶作准备。斗争展开时希望能做得彻底些。他自己，在等公事中，这几天也在准备一篇，检查对宁兄批评底发展过程，抓出那阴谋性。

　　现在想到的，你们有三个工作可作。

　　（一）解放以来，批评宁兄的同时，肯定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检查以后，觉得有用就作一简明的原则性的分析，作为宗派主义为了继续庸俗社会学说统治的说明。

　　（二）在二马编的作品中，检查那工作态度和用意。也作一简明的原则性的分析，准备对二马的。

　　（三）检查新文艺以来，出了些什么不应该出的东西，排斥了些什么应该出的东西。准备一下，必要时向上面提出，说明宗派统治的危害性。

　　你们考虑一下，如觉得能行，现在就着手准备，等欧阳谈过后作决定。

　　见过欧阳以后，看是否你们有一个再去看看声兄，将情况告诉他，希望他也有准备。

　　此事不能给任何人一点点暗示。”[292]

　　这里的“宁兄”是指路翎，“二马”是指冯雪峰，“声兄”是指在杭州的朱声，也就是方然。胡风告诉耿庸、张中晓，欧阳庄知道在北京商量的详细情况，回到南京以后，让他们去一个人到南京找欧阳庄了解情况，提前做好准备工作。还要他们将情况告诉方然，也让他有所准备。胡风要他们对进步文艺家批评路翎、冯雪峰的作品以及他们新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情况，作一原则性的分析，以作为他们批评周扬等人在文艺界实行宗派主义统治的证据。他还特别交待耿庸、张中晓，对这件事要保密，“不能给任何人一点点暗示”。

　　随后不久，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就捕捉到了进攻的机会。

　　一九五四年十月，针对《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偏袒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压制两个“小人物”的现象，为了清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这篇文章是由袁水拍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293]此后，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清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

　　胡风认为，这是一次全面清算文艺界领导思想的极好的斗争机会，他不仅自己参加批判斗争，而且还要求其集团成员积极参加斗争。十月二十七日，他在给张中晓的信中说：

　　“这里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在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按：指《三十万言书》）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

　　第二、今天报上发表了袁诗人攻击《文艺报》的文字，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现象，可以认为一则牺牲《文艺报》，想把主要责任推到《文艺报》身上。二则有些人（像袁诗人之类）赶快站住，要趁早抓住攻打铜墙铁壁的旗帜。第三、文联会上的重要发言也要公开发表了，这在上面也许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先生们也许是要借此造成一个改良的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的证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

　　那封信加了这样的头尾，你们研究一下，特别是后面，如和实际情况相符否？有什么可加的可以加进去，文字和说法，也要从便利于你们的斗争，观点上加以斟酌，斟酌后全抄一份寄来。”[294]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向张中晓通报了北京文艺界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情况。信中的“先生们”是指文艺界的负责人。胡风认为，当时《人民日报》批评了《文艺报》的错误，文艺界的负责人做了检查，他们撰写的《三十万言书》听说又要出版了，这表明中央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是他们发动进攻的很好的机会。

　　“袁诗人”，指袁水拍。“铜墙铁壁”，说的是袁水拍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曾批评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好比铜墙铁壁，必须加以打破。胡风认为袁水拍这是要将主要责任推到《文艺报》身上而解脱自己，批评《文艺报》像铜墙铁壁的话就是一个具体表现。

　　胡风在信中对张中晓所在的新文艺出版社对他在北京斗争的配合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那封信”是指上海的胡风集团成员准备的一篇攻击文艺界负责人的文章。胡风对这封信提出了修改意见，还要他们将信改好后再寄来。

　　由此可以看到，胡风开始利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机会，动员其集团成员进行攻击了。

　　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主席团会议，对《文艺报》进行了批评。扩大会议由郭沫若主持。《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作了检查。俞平伯、陈翔鹤、郑振铎、老舍、何其芳、翦伯赞、杨晦、谭丕谟、游国恩、聂绀弩、宋之的、于黑丁、藏克家、刘白羽、胡风、骆宾基、路翎、钟敬文、孔罗荪、黄药眠、师田手、白刃、康濯、袁水拍、吴雪、李之华、丁玲、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三十多人在会上发了言，主要批评《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错误。[295]

　　胡风参加了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他将会议的情况及时通报给集团成员，让他们知道会议动向，并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二日，胡风给张中晓的信说：

　　“缺口已打开了，紧张得很。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已经公开提出了。二马和该报‘带头’检讨，并深入检查，够好看的！第一步检讨先发表，而且也不限于‘红楼’一事的。当然，‘诗人’捞了一把，但也只有由他。不过，他也逃不了的。

　　得沉着地进行。性兄文要赶快才对，你如可能也应写一篇去。”[296]

　　信中的“二马”是指冯雪峰，“诗人”是指袁水拍，“性兄”是指胡风集团成员冀汸。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对《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因为在《红楼梦》研究中压制“小人物”所作的检讨，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认为不应该仅仅限于“‘红楼’一事”，还要以这件事为突破口，进一步展开进攻，因而才让冀汸和张中晓赶快写文章予以配合。

　　虽然袁水拍写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对《文艺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胡风却说袁水拍“捞了一把”，还表示不会放过袁水拍，这就表明下一步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还会对袁水拍发动进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是打着批判《文艺报》的幌子，而实际上则是将矛头对准了过去和他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

　　这个时候，胡风还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毛泽东对文艺界领导和《文艺报》的批评是他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是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因此他的发言不仅对着《文艺报》，而且还对着文艺界的领导、特别是周扬等批评过他的观点的同志。

　　胡风在十一月七日的会上发言说，“《文艺报》现在所犯的错误是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他批评《文艺报》，第一，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表现在向反动的胡适思想投降，具体例子是五年前，《文艺报》发表黄药眠、蔡仪等人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文章，是对朱光潜这样一个“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的人”“表示了投降”和“求饶的态度”；第二，《文艺报》对进步作家，对小人物采取压制态度，具体例子是压制在美学问题上努力与朱光潜斗争的阿垅；第三，《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支配地位，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并点名批评了周扬、萧殷等同志；第四，庸俗社会学表现在美学上的特征之一是形式主义，具体例子是《文艺报》发表的关于诗的“笔谈”中占支配性的意见是要求诗有固定的形式、格律、“建行”，提倡了形式主义等等。[297]

　　胡风在发言中，点出了周扬、袁水拍、黄药眠、蔡仪、朱光潜、萧殷、田间、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人的名字，特别指出俞平伯、徐志摩、朱湘“都属于胡适那个系统”。

　　胡风打出了批评《文艺报》的范围，指责《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在阿垅问题上，同样犯了压制“小人物”的错误。[298]这个发言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二十二期上。[299]

　　应该说，胡风对《文艺报》和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下文周扬的发言也肯定了这一点），但是从他发言的主旨来分析，他是以《文艺报》为靶子，把对其集团成员阿垅的正当批评说成是压制“小人物”，几乎把过去跟他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都批评了一遍，这样他就转移了联席会议的议题，将批评的对象由《文艺报》编者转换为过去对他们集团成员作出过严厉批判的进步文艺家，将矛头从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转向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过严肃批判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这就必然会引起进步文艺家的强烈反应。下文我们还要研究这一点，此不赘述。

　　胡风在十一月七日联席会议上发言后，当天就给方然、冀汸写信通报了情况，信中说：

　　“这里已在展开，今天第二次文联扩大会。我发了言。‘报’（按：指《文艺报》）问题不是孤立的，为领导倾向表现之一。以实例说明一、二两卷即已奠定了这样的方向：立场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仇视青年作家和不同意他们的革命作家；理论上，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五年来，拖垮了。—把会议由‘报’拖到全面。

　　我的发言未定。下次会徐兄（按：路翎）要发言提出控诉。

　　原来还想你们也检查材料，现在只希望你们把这文章写好。要步步抓住透视出这是一个宗派的迫害，尖锐地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300]

　　从信中看到，胡风将他发言的要点向方然、冀汸作了通报，他表示要以《文艺报》的问题为突破口，进而向批评过他们的进步文艺家发动全面进攻，以图改变他们在文艺界的被动地位。他在信中表示，虽然他再次发言的时间尚未确定，但是路翎将要在下次会上进行发言，对他们过去受到的“迫害”“提出控诉”，因而胡风希望方然、冀汸二位主要从他们受到宗派主义的迫害和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攻击这两方面去组织文章，配合他们在会议上的行动。

　　这个时候，在天津的阿垅首先闻风而动，对《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发起了攻击。十一月九日，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信的全文如下：

　　邓拓同志：

　　读了袁水拍同志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我完全拥护这篇文字的内容。因为，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文艺的侵蚀，甚至夺取，关于以“权威”压迫青年，室息新生力量，解放以来的这几年，我是深深地有着现实感受的。

　　但我对于本人，却同时有一些意见。

　　第一，《人民日报》是全国最高的报纸，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袁水拍同志负责文艺组，在他的领导之下，几年以来，关于文艺作品发表的既极少，而所发表的又总是不多几个的文字，袁水拍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否由于党报的严格的要求的结果呢？是否只有这几个作家尤其袁水拍才符合这个要求呢？是否别的作家在政治和艺术上都不符合这个要求，或不愿在党报上发表作品呢？当然不是。因此，我以为，党报在文艺方面所出现的不应有的荒凉的景象，和袁水拍的领导作风、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而今天似乎应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

　　第二，袁水拍批评压制批评的“老爷”态度，完全说得对。但他本人，对于我的《关于〈论倾向性〉》、《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文，从五零年一直到今天，时间经过了整整四年，不但不作具体处理，而且如同石沉大海，因此，在我的感觉里他自己就是一个“老爷”，比被他批评的“老爷”还要“老爷”得多。如果他今天已经认识到“老爷”不对，他就应该有具体的行动表现才对；光在口头上说说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光骂别人而不检查自己更是一个矛盾，而且还掩蔽了他自己的矛盾。

　　第三，从他的过去的诗看，例如《马凡陀山歌》中给马歇尔的那些诗里面，就存在着异常浓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向美国一边倒的亲美、崇美的思想，也是和武训那么恶劣和卑贱的思想。

　　由于以上三点，我觉得，《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并非袁水拍本人的灵魂的声音。我是把《质问〈文艺报〉编者》作为党的发言的。可是，这样重大的文件由袁水拍执笔，以他的名字发表，我以为，这似乎是党报的一个失察。

　　敬礼！

　　亦门11月9日[301]

　　阿垅在信中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反映了袁水拍的问题。他首先肯定了袁水拍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对《文艺报》编者进行的严厉批评，然后笔锋一转，叙说自己对此也是感同深受的，因为他受到了袁水拍的压制。接着，阿垅从袁水拍负责的《人民日报》版面文章的发表上、袁水拍对自己两篇文章的态度上以及袁水拍过去创作的诗歌存在的崇美思想上，谈了自己的意见，并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袁水拍虽然起草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批评了《文艺报》编者的资产阶级老爷态度，但是却言行不一，在批评《文艺报》编者的同时，他自己仍然犯着和《文艺报》编者同样的错误。因而阿垅认为像《质问〈文艺报〉编者》这样的文章，交由袁水拍起草并以他的名义发表是不妥当的。

　　阿垅在信中对袁水拍的批评到底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呢？

　　《人民日报》文艺组在报纸版面的安排上如果存在什么问题，当然可以提出批评，这是无可厚非的。文艺组的宣传方针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批准后，由文艺组具体实施的，因而文艺组的宣传是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领导下进行的。从分析中我们发现，阿垅对袁水拍在文章发表的问题上提出的意见显然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他反映的《人民日报》不仅没有刊登他的反批评的两篇文章，还对他的稿件整整四年都不做处理的情况，是为了证实《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袁水拍也同样存在着资产阶级老爷作风。

　　其实关于《人民日报》为什么没有刊登阿垅反批评的文章，阿垅的稿子为什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留了整整四年的原因，在前文我们研究第四次争论的时候，就已经作了分析和说明。这是因为在周扬、袁水拍等人对阿垅的稿子提出了修改意见后，阿垅却置若罔闻，不仅没有按要求修改他的稿子，而且还将他的稿子一次又一次地作了扩充，三番五次地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必须发表，并声明不得改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稿子才留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302]

　　至于阿垅说的袁水拍在《马凡陀诗歌》中的崇美倾向，不管阿垅说的是否属实，这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袁水拍不论是在胡风与进步文艺家的一系列争论中，还是在无产阶级文化的确立与宣传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袁水拍积极参与其中，而且还亲自带队到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在他主持下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阿垅却置这些现实于不顾，翻腾出历史旧帐来，还说袁水拍像“武训那么恶劣和卑贱”，分明就是望文生义，诋毁之言了。

　　在胡风发动的进攻中，不仅阿垅参与其中，路翎也利用参与会议的机会在发言中主动配合胡风的行动。

　　路翎是以作协理事的身份参加联席会议的。胡风在发言中发出了进攻的动员令后，路翎异常兴奋，他感到借批评《文艺报》一吐积郁进行反击的时候到了。因而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写下了四万多字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在文章中他反驳所有指责自己作品的人，并以自己受批评的事实，来映衬胡风对进步文艺家批评的批判。

　　路翎在会议上发言了，他在发言的最后说道：“由于这种横暴的气势，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有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我的批评家们是以‘立法者’的姿态来说话的。”

　　胡风又发言了，接着七日的话题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这次胡风点到了何其芳，他指责“脱离实践要求去看马克思主义的学院派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他重提袁水拍对阿垅的压制；他再次强调庸俗社会学对文艺的破坏；……

　　他严厉指责：“被这种庸俗社会学所武装，批评家就‘自我膨胀’了起来，不把作家当做战友或劳动者同志看待，有时候以政治教师的面目出现，有时候以技巧教师的面目出现，当然，最厉害的是以下判决词的法官面目出现。总之是要你按照他的公式、按照他的法则去写，对于创作实践采取了极冷酷的态度，既不考虑到具体作家的实际基础和创作要求，也不深入到具体作品真实内容和客观意义，那发展到极致，就采取了把作家简单地划阶级成分的方式，这一划就把作家划得不能动了，对作品细节采取了适合于自己结论的歪曲的解释，你要反驳他就非得把每一个细节加上很长的详细说明不可。当然，实际上那样解释也决不准你解释的。”[303]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为了配合胡风的行动，路翎不仅写出了四万多字的文章予以反击，而且还在会议发言中积极支持胡风。而胡风在七日发言的基础上，通过激昂的陈述，向进步文艺家继续发起猛烈的攻击。为了使外地的成员能够了解他们在会议上的情况，胡风又写信向他们作了通报。我们看下面的两封信。

　　十一月十四日，胡风给张中晓的信说：

　　“在展开中，荒发言，画出了该‘报’的本质，就一、二卷看，到今天一贯。庸俗社会学，美学上的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袁向俞平伯投降），因而，向资产阶级挑战（朱光潜）求饶（蔡仪、编者），打击有生力量（小人物），不准小人物以马列主义‘常识’进行斗争（如阿垅）。收集一批盲目信仰的读者，造成‘群众基础’，如‘内部通报’，打击要打击者。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问题。从垅事剥出了袁‘诗人’。徐发言，暴露了经过，以子周为主的计划打击。点了十来个人的名。日内抛出反批评去。他暴露了‘销毁’事，并已向中宣部汇报。

　　而性兄文完全要不得！真使人难过。”[304]

　　信中的“荒”是指胡风自己。“袁”“袁诗人”均是指袁水拍。“内部通报”是指《文艺报》给通讯员员阅读的内部刊物。“徐”即路翎。“子周”是指周扬。“点了十来个人的名”，指胡风、路翎在两个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攻击了周扬、林默涵、袁水拍等十来位进步文艺家。“反批评”指路翎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一文（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一、二期至第四期上）。“性兄”是指冀汸。

　　同日，胡风给方然写信说：

　　“这里已开三次对‘报’的会。在二、三次会上，荒胖子作了三小时的发言。就一、二两卷看，那错误到现在是一贯的。特点为：理论武器是庸俗社会学，在美学上的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向资产阶级（人物）投降（袁水拍向俞平伯投降）；因而，一方面碰到资产阶级就投降（蔡仪、编者向朱光潜的挑战求饶），另一方面，对新生力量（小人物）打击（对于阿垅）。基本上，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是：一方面送给资产阶级（朱、俞），一方面不准小人物，革命作家做斗争的武器（由阿垅到李、蓝）。其‘群众基础’是：压下任何不同意见的读者，收集一批天真的信仰者、奉承者在周围，搞‘内部通报’，打击所要打击的人，造成独立王国。这样，画出了宗派统治特征，要他们承认。—剥出了袁‘诗人’对阿垅的压迫，搞出二马检讨还未接触问题。

　　三次会上，徐作了二小时发言，剥出历史情况和此次打击是有计划的，子周为主，凤姐、双木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在会上提出要求发表他的回答。）—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一般都隐隐承认了宗派主义是事实。

　　这样，打乱了他们的‘日程表’（想问题不扩大）。斗争形式展开了。徐文，约四万字，日内抛出去。”[305]

　　“报”指《文艺报》。“荒胖子”指胡风自己。“徐”即路翎。“二马检讨”指冯雪峰在这个会议上关于《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检讨。“子周”指周扬。“凤姐”指丁玲。“双木”指林默涵。“他的回答”“徐文”均指路翎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一文。

　　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向张中晓、方然通报了他和路翎在会议上的发言情况。当他们被进步文艺家多次批评后，非但不去反思自己的文艺思想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是否存在宗派主义作风，反而在会议发言中却将矛头对准了周扬、丁玲、林默涵、袁水拍、蔡仪等进步文艺家，将《文艺报》“内部通报”刊登的读者要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说成是“收集一批盲目信仰的读者”，“打击要打击者”。同时胡风又以阿垅的反批评文章没有能够在《人民日报》发表为由，将进步文艺家对阿垅的批评与《文艺报》编者压制“小人物”相提并论，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向袁水拍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而路翎为了配合胡风的行动，则是既写文章又发言，紧密追随着胡风。胡风希望他们集团的成员要迅速行动，主动配合，以此为突破口，一举扭转他们在文艺界的被动局面，取得斗争的胜利。信中对冀汸文章的不满对其集团其他成员还是有警示意义的。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发起后，文艺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文艺报》编者冯雪峰、陈企霞作了检讨。胡风判断这可能是他递交中央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觉得这是发动进攻，改变自己及集团成员在文艺界被动地位的重要契机，因而他才在联席会议上发言，向以前与他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不仅他率先垂范，还为集团其他成员的行动出谋划策。不论是参加会议的路翎还是在外地的集团成员，在胡风的号令下，为了维护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本集团的利益，迅速行动起来，加入到了进攻的行列中。尽管这样，胡风与路翎的发言和文章还是在《文艺报》上发表了。

　　⑤ 进步文艺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胡风集团的进攻发起了强力反击。

　　我们知道，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本来是为了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而召开的，可是会议期间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路翎、阿垅等人却借此机会向过去与他们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发起了猛烈进攻。这样就转移了会议的主题，将矛头从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转向了进步文艺家，那么，进步的文艺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胡风在会议上发言之后就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注意，但是从完成会议目标的要求出发，当时会议仍然按照既定议程进行，没有将矛头立即对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

　　当时参加会议的康濯（后来担任《文艺报》主编）曾回忆道：“我是在胡风发言之后发言的，发言稿也于同期《文艺报》刊登在胡风发言稿之后，但我全部是批评《文艺报》的，没有一个字涉及胡风同志。记得发言之前的会议休息时，周扬同志曾随便问我：‘你要发言了吧？你涉不涉及胡风的发言？”我说：‘不涉及，我对他的发言没研究，我也认为现在会议重点还不应转移？’周扬同志点头同意。”“批判胡风发言是在两主席团会议的后期，在他的发言希图转移会议目标而这一点又被不少与会者发觉之后。”[306]

　　看来，当胡风在发言中显示出要转移会议主题的迹象后，不论是周扬还是康濯还没有改变会议既定议程的意向，将批判的重点立即转向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反击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只是在会议后期他们转移会议目标的行动被更多的与会者发现以后才出现的。

　　那么，从康濯来看，胡风的发言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他后来又是如何看待胡风发言的呢？

　　当年参加会议的康濯后来是这样评论胡风发言的，他说：“胡风在其中的两次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发言稿随即在《文艺报》发表。从当时来看，他的发言有正确的部分，但在以下几方面则表现了明显的不足和缺点错误。

　　一是对《红楼梦》，认为主要是写妇女解放，而抹杀了其重大的更为深广的意义。

　　二是对虽在学术上犯了胡适派唯心论错误，但在政治上仍要求进步的俞平伯同志，以及过去的政治情况人所共知、但解放后不论政治上、学术上都要求进步的朱光潜同志，不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态度，而是似乎不屑一顾地近于蔑视。

　　三是对于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胡风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所指《文艺报》打击李希凡、蓝翎，但他话锋很快转到不仅《文艺报》，而且是文艺界党内外主要领导和《人民日报》都打击、压制了他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阿垅、路翎。同时路翎也在大会上做了四万字的长篇发言，全面批驳了过去对他作品的所有批判。阿垅也从天津赶来参加了大会，发言重提了过去《人民日报》对他的批评并进行了反驳。

　　大会上，对胡风两次发言，有一个同志公开表示了‘基本同意’。对路翎的发言也有认为部分正确的，不过不少同志却对胡风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有些同志甚至认为他是转移目标，趁火打劫。他的发言在《文艺报》发表后，刊物又连着六期陆续发表了一些批评他发言的文章。路翎的发言则于一九五五年一至四期发表。”[307]

　　从康濯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没有全盘否定胡风，仍然肯定了他发言中的正确部分，但对其中的缺点错误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胡风对朱光潜的“不屑一顾”和“蔑视”，还是他对文艺界领导和《人民日报》的攻击，以及路翎与阿垅在会议上的发言，都显示出深厚的宗派主义倾向。这样就引起了不少与会人员的不满，认为他是“转移目标，趁火打劫”。尽管这样，他们的发言还是在《文艺报》上刊登了。

　　其实，对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会议期间的作为，林默涵也有同感，他后来回忆道：“这样一来，原来是批评《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会议，就多出了一个内容：胡风等人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误以为这是对他们有利的时机到了，便在会内会外大动起来，企图攻倒文艺界的党的领导。他们真是紧张极了。”[308]

　　由此看来，当着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借批评《文艺报》之机迅速行动，企图扭转会议方向，将矛头对准过去与其争论过的进步文艺家的时候，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和注意，会议开始转向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反击了。

　　这件事也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他的重视。康濯后来曾经回忆道：“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结束前后，大约是我列席作协党组会讨论周扬同志在两主席团会议最后的讲话稿时，听周扬同志谈到，胡风的两次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还具体了解了此事，并由此而注意到了《三十万言上书》，已经开始在看胡风的上书了。”[309]

　　从康濯的回忆看，胡风的发言不仅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还具体了解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阅读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这表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在密切关注着会议的发展动态，思考着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进步文艺家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第四次争论的时候，毛泽东接到反映争论的来信后，曾委托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了解当时发生争论的实际情况。如果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考虑，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使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开始支持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斗争了。这表现在毛泽东对周扬十二月八日在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的肯定和赞赏上。[310]

　　进步文艺家又是如何反驳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呢？

　　首先站出来批驳胡风的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袁水拍。

　　袁水拍在胡风发言后第六天，十一月十七日，在联席会上发言了。他逐条反驳胡风对他的指责，并坦然承认那篇质问《文艺报》的文章，是奉上级指示而写的，不仅仅代表自己的观点。他说：

　　“由于前两次会上胡风先生批评《文艺报》的时候，以莫须有的严重指摘，攻击了我，而且连带到《人民日报》，因此《人民日报》编辑部决定我来作这个发言。

　　我应当首先声明：10月28日《人民日报》上批评《文艺报》的编辑思想、作风的那篇文章，是我受到党的指示而写的。党看到了当前阻碍文艺工作的发展严重障碍是思想斗争的懈怠，作家、批评家的战斗精神不足，资产阶级作风在文艺界的蔓延，认为《人民日报》有责任向文艺界敲起警钟。由于我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的工作人员，报纸编辑部负责同志指定我写那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因此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我的文章决不是代表我个人的见解。”

　　随后袁水拍驳斥了胡风对阿垅两篇文章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攻击性发言，揭示了阿垅文章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长达四年之久的真实原因，这是因为阿垅置周扬与袁水拍的修改建议于不顾，还一次又一次地扩充稿子，屡次三番地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并声明既然《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那么就要“同等待遇”，必须发表他的反批评的文章，并不得改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稿子才留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没有被退回。由于这部分发言在前文研究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进行第四次争论的时候引用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311]

　　袁水拍在作了发言之后，十一月三十日曾给阿垅一信，在信中袁水拍坦率陈述了阿垅的两篇文章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原因，并作了自我批评，退回了积压四年的阿垅的稿子。[312]这件事前文也有详述，此不赘述。

　　从中我们看到，袁水拍表示他是代表《人民日报》编辑部来发言的，针对胡风对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进行的指责，袁水拍首先声明这篇文章是根据党的指示，在报纸编辑部负责同志指定下起草的，文章虽然以他的名义发表，决不是代表他个人的见解。这就说清了这篇文章产生的来龙去脉，反驳了胡风在这篇文章上对他的攻击。

　　至于阿垅的两篇反批评的文章留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长达四年之久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像胡风说的那样，而是另有隐情。袁水拍在发言中对此作了反驳和说明。尽管这样，袁水拍在发言后还是向阿垅写了致歉信，退回了他的稿子。

　　郭沫若在会议总结性的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路翎的发言，他说：“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我感觉着已经有了这种偏差的萌芽了。有的朋友在发言中透露了这样的意见：只要对于青年的批评，那就是压制新生力量。我看这是不正确的。……青年当中也还有些坏的成分，……假使说既要扶植新生力量，那就连不良的青年或青年不良倾向也不能矫正了，那应该说是相当大的错误。”

　　茅盾在发言中强调了郭沫若的上述一番话，重复一遍后，要求人们“应当深切铭记，奉为行动的指针。”[313]

　　从郭沫若与茅盾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路翎没有将压制新生力量与批评青年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区分开来，认为只要是对青年的批评就是压制新生力量，这样就将“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批评作了歪曲性解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而是错误的。如果再联系到胡风所说的“小人物”多是他集团的成员，他的这种作法就更是发人深思的。

　　尽管在会议后期，进步文艺家对胡风集团成员进行了强力反击，但是在十二月八日召开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被不同的人都涉及的人物阿垅，也被从天津安排来京参加会议。关于这一天的会议，他在笔记本上的“备忘录”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54﹒12﹒8，上午，丁玲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发言，说对于我的文章，同意袁水拍的意见。本次会议我已到会。

　　我当即以字条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说：不同意丁、袁两同志的意见，我将以书面意见请予处理；并提到，如丁、袁两同志意见发表时，我的书面意见亦请予发表。茅盾要我交书面后再处理。

　　下午会前，见陈白尘，说书面意见补充后交去，并请转主席团代我向会上说明一下。陈要我把书面在星期五交他（因有一个会），我说整理补充来不及，他说下星期寄他也可。对于第二点，他不知向主席团转达了否，主席团未宣布。

　　下午周扬报告，说到我的一篇文章时，说：我“隐瞒”为特务；反对“神化”即反对写新人物；说“其他阶级”可作“主角”即等于说资产阶级有资格作“主角”等。详见次日（10日）报纸。但笔记请他看时，在会上他提了一下，发表时删去了。[314]

　　从阿垅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向会议主席团明确讲了自己不同意丁玲、袁水拍的发言意见，还表示自己将要提交书面反驳意见。茅盾和陈白尘答应了阿垅的要求。周扬还采纳阿垅的建议，在报告发表时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改。从中可以看到，即使在强力反击的情况下，不仅让阿垅参加了会议，也没有剥夺他发言的机会，这说明当时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

　　十二月八日，周扬在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结束时，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是经过文艺界党组织讨论通过，报经毛泽东批准的。十二月八日早毛泽东对周扬的讲话稿审阅后，稍作修改，批示如下：“周扬同志：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315] 林默涵记得直到周扬快要讲话的时候，讲话稿才从毛泽东那里退到会场来。

　　周扬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在这一部分里，周扬首先提到了关于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问题，然后结合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着重阐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和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问题，他指出：“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

　　周扬发言的第二部分是：《文艺报》的错误。他在分析批评《文艺报》错误的同时，承担了责任。他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止是一两位编者的。我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几年来，我把精力大部分放在政府文化行政工作上，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做好的，而很少注意研究文艺思想问题和认真地阅读作品。我和各方面作家的接触是很不够的。对于《文艺报》这样一个重要刊物，我一直关心很少。因此《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的责任。我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

　　周扬发言的第三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在这一部分中，周扬首先批驳了胡风关于“《红楼梦》超出中国以前一切文学作品的地方，就在于对于女性的态度、把女人当人、当社会人来描写，而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女人不是‘性的化身’，就是‘封建道德的化身’，顶好的也只是一种‘单纯的反抗观点的化身’”的说法“是不合乎事实的”，“这种说法仍然是贬低了《红楼梦》的积极意义，仍然是表现了对祖国文学遗产问题的极端轻视的观点”。然后，周扬着重批评了胡风所集中力量攻击的《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周扬说：

　　“是的，庸俗社会学是有的。有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对文学现象作机械的社会学的解释。他们不了解或不承认文学艺术的特点，认为文学作品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的生活的本身，而是一般的社会法则；认为文学作品只是政治概念的形象化，而不重视人物创造和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意义；认为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学都只是过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宣传者和拥护者；认为新时代的文学必须离开旧时代的遗产而重新开始。是的，我们过去对这种庸俗社会学批评得很不够，甚至在不少企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中也混杂着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同文学领域的一切庸俗社会学观点作斗争。如果我的文章中也有这种错误观点，我一定坚决纠正。在这里，顺便也要说到，胡风先生对祖国文学艺术遗产、对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对文学艺术的技巧等等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就是这种庸俗社会学的一种流派。

　　但是现在的问题还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在：胡风先生假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庸俗社会学之名而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

　　因此，表面来看，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问题上，在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态度的问题上，胡风先生是和我们一致的，而且特别地激昂慷慨，但是谁要看看这个外表的背后，谁就可以看到，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我认为必须说明，我们强调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应当创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民族文学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时候，不但不允许丝毫减弱这些观点，而且要千百倍地加强它们在我们的文学中的地位，因为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就没有了反对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样一篇充满战斗气氛的讲话中，周扬仍然强调：

　　“我在上面说了我们和胡风先生等在文艺思想上的基本分歧，但这并不等于否认胡风先生、阿垅先生、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同时胡风先生和路翎先生在大会上所发表的意见也有一些是好的，值得重视的。他们的一切正确的意见，我们都愿诚恳地接受。（注：着重点是现在加的）”

　　最后，周扬以“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结束了他的讲话。[316]

　　我们看到，周扬在讲话中首先阐述了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必要性，并对《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周扬驳斥了胡风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说这是对祖国文学遗产问题极端轻视的重要表现，而后集中批评了胡风对《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的攻击。

　　周扬认为，毋庸讳言在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是存在庸俗社会学的，我们必须要同庸俗社会学进行斗争。他还表示，如果自己的文章中有这种错误观点，一定会坚决改正。但现在的问题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借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庸俗社会学之名，却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了，因而从表面上来看，胡风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和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方面，是和我们一致的，但是在这个外表的背后，却是要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争论的关键所在。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因为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过去在世界观问题、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民族形式及题材问题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因而我们现在只有拿起这些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武器，才能真正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在讲话中谈到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思想上存在基本分歧的时候，并没有对胡风等人全盘否定，不仅肯定了他们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而且还表示要诚恳地接受他们在发言中的正确意见。

　　这样周扬在讲话中就提出了要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战斗，一方面是总结《文艺报》的教训，号召深入开展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方面是反击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批评，宣传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人民日报》十二月九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的讲话，同时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消息中也特地提到：“会议也对一些错误的发言进行了批评。”显然，这是对胡风、路翎而言的。

　　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317]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当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基本分歧的情况下，进步文艺家内部又发生了《文艺报》的错误。对这种错误的出现，周扬等人无疑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虽然周扬在讲话中对《文艺报》发生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承担负责，但是后来他却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并没有真正汲取教训，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落到实处，将工农兵搬上文艺舞台，使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而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宣传与普及表现出淡漠和压制的态度，这样后来当他所在的文化革命小组在文革爆发前夕被解散的时候，他也就难以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胡风只看到了他们与对《文艺报》批评的进步文艺家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和压制“小人物”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的认识，却忽视了他们之间在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基本认识上则是对立的；虽然胡风他们对《文艺报》编者进行了批判，从形式上来看是对立的，但是在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若干认识上则是统一的；进步文艺家与《文艺报》编者虽然在对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但是这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消除分歧，而不是将他们否定掉，在对待胡风集团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作风方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又有着一致性。况且宗派主义影响的存在又使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论是对《文艺报》编者还是对向《文艺报》批评的进步文艺家都发起了猛烈攻击。正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宗派使然，胡风才没有认识到三方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错误的判断了形势，虽然积极参加了批判运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他及其集团成员带来了更加严厉的批判。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在第四次争论中，毛泽东虽然派熊复了解了争论的情况，却没有介入双方的争论，也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在这次争论中，毛泽东不仅注意到了胡风的发言，还派人了解具体情况，看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又批准了周扬批驳胡风等人发言的讲话稿，并作了若干修改。这就表明对这种争论毛泽东不仅表示了鲜明的态度，还直接介入了这种争论，支持了进步文艺家对胡风集团的强力反击。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从而对胡风集团的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就是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在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上进行的第五次争论。

　　（8）审时度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定性为宗派主义的小集团。这表明对胡风问题的定性已经突破了思想文化的范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此基调上进行的批判，虽然仍然限制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却已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支持进步文艺家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了强力反击。那么，在这种反击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究竟是如何处理胡风呈送的《三十万言书》的呢？毛泽东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认识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呢？进步文艺家又是如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面临严厉批判下的策略选择。

　　我们知道，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对进步文艺家发起了猛烈攻击，进步文艺家在毛泽东支持下又进行了强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又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文艺报》主编康濯后来曾回忆了胡风从上呈《三十万言书》到在文联、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乃至他受到进步文艺家的强力反击及随后的一些情况，形象地叙述了当时胡风的境况，我们引述如下：

　　“（胡风上呈《三十万言书》后—引者注），接着就静等喜讯。果然十月公布了毛泽东指示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胡风同志等过分天真地以为喜讯果然来到，以为这是毛泽东看了《上书》并同意了他的意见，开始采取措施从批《文艺报》打开缺口，来击败文艺界党内多年以周扬为首的主要领导者，并从而解决胡风多年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统治’问题。特别是随后文联、作协两主席团会议上他和路翎作了长篇发言，看到两个发言都在《文艺报》先后发表，又听说《三十万言上书》也将发表，胡风和他的战友简直惊喜交加，兴奋不止，各地奔走相告，以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而几乎要感激涕零于胜利在望了。然而不久他就受到强烈反击，而他还曾以为这是有人妄图改变毛泽东的部署，曾想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但终于很快就一步步看到自己错了，于是又各地联络，承认‘被乐观估计所蔽’，并决定退却。他清楚了解自己并不怕与周扬对峙，但同毛泽东冲突可就不敢为、不敢想了。因而这时虽然有些朋友反对他写检讨，他仍主张写，加之另一些朋友同意，最后决定咬牙反省，并由路翎执笔，绿原、欧阳庄等帮助抄写，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写出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草稿。然后将检讨要点分送各地征求意见，到一九五五年一月才修改并交上《我的自我批判》的一稿。”[318]

　　康濯以传神之笔描述了胡风从上书到发言直至受到强力反击，还意图给毛泽东写信，以及最后决定退却检讨的过程，那么康濯的这个描述是他想象的呢，还是本来就是如此？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呢？

　　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康濯说胡风“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写出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草稿”似不确，因为当时周扬尚未作具有标志性的强力反击的讲话，胡风尚未感觉到危机问题。

　　前文我们曾经研究了胡风从上书到发言直至受到强力反击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研究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受到强力反击后的动向。

　　在文联、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发言遭到了进步文艺家的反击，胡风认为这是进步文艺家有意扭转会议的方向，因而他与其集团成员进行协商，想直接给中央主管宣传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乃至毛泽东写信，陈说利害，争取支持，见机行事，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胡风在给方然的信中说：“谷即要补一汇报老先生。会议变质一事，更可以使上面看清问题。听说，中枢完全主动，不表意见，使爷们很焦急，云。

　　给B信，这样当然是好的，应如此。但注意两种新情况：一、B休假中，可能落到双木手里。宣一级，老底子作主，其他个人感情上对立因素，又不摸中枢底。所以，毫不能解决问题。准备，在新的情况中，如给了你回信之类，考虑直接寄老先生。”[319]

　　这里的 “老先生”是指毛泽东。“爷们”是指反击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进步文艺家。“B”是指陆定一。“双木”是指林默涵。“谷”是指胡风自己。十一月十一日方然在给胡风的信中，曾提到要写信给陆定一为胡风辩解。

　　从信中看到，这个时候胡风还是满怀信心的，他将进步文艺家对他发言的批评，说成是“会议变质”，因而才要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希望能够获得他的支持。

　　胡风对方然给陆定一写信反映情况的事是赞赏的。不过，他提醒方然，陆定一在休假中，信寄去后，可能会落到林默涵手中。由于中宣部支持进步文艺家的较多，又不知道中央是什么态度，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因而胡风才建议方然可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来陈述情况。

　　这样看来，胡风是与其集团成员在受到进步文艺家反击后，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想方设法地状告进步文艺家，以求摆脱自己的窘境，取得有利地位。

　　这个时候，身处外地的集团成员在听到胡风会议上的发言后，还是抱着欢欣鼓舞的态度的，认为胡风的发言彰显了知识分子的骨气，终于使他们出了一口气。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五五年初在上海的胡风集团成员贾植芳与胡风上海的朋友们的私人宴会上，就拿起酒杯，大声地说：“胡风的发言，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骨气，他敢于说话，我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当时人们虽然感到惊愕和出乎意外，但总算响应了他的建议，迟疑了一下，一个个地站起来干了杯。[320]

　　从中可以看到，贾植芳极力称颂胡风的发言，他认为胡风的发言表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也说出了他自己的心里话，因而才在酒席上提议与会的朋友们为胡风干杯。虽然人们对贾植芳的提议有所犹疑，但总算响应了他的提议，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由此可以看到，在对进步文艺家的攻击方面，胡风集团成员是心照不宣的。

　　十二月八日，周扬代表中央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讲话全文。这个时候胡风才发现中央支持进步文艺家的行动，觉察到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这在他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反映了出来。

　　十二月十三日，胡风又给方然一信，那心情、语气，和一个月前判若两人。他承认自己犯了轻举妄动的错误，承认是由于自己判断的失误才造成了目前这一结果。“文章都已出来，想已见到。由此事，浪费一定很大。被斗争需要和中枢决心所鼓舞，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没有具体的分析具体情况，责任主要在我。愧对党和事业，愧对战斗者们。

　　如时间允许，来玩一次，旅费由这里筹措，如何？”[321]

　　胡风在信中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并表示应负主要责任，还向集团成员表示了歉意。他在信中谈到自己判断失误的时候，说他因为“斗争需要” 或“被乐观估计”所影响还算有点依据，而说他为“中枢决心所鼓舞”，就颇为令人费解。这是由于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着重要区别，进步文艺家则是要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在是否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胡风与进步文艺家是有着严重分歧的。这说明他已经置自己与进步文艺家的分歧于不顾，利用中央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机会在搞投机，攻击进步文艺家，趁机扩大小集团的势力了。在被强力反击后，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解。他让方然到他那玩一次，还表示旅费由他筹措，显然不是单纯地旅行，而是为了磋商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时候，胡风听到了一些风声，获悉他上呈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的若干内容就要辑印成册，随《文艺报》公开发行了，他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也要面临严厉批判了。在这种情况下，是针锋相对，硬顶下去，还是进行检讨，力求过关，就成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艰难抉择。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胡风在征求其集团成员的意见，和他们进行着磋商。下面我们首先引用当时与胡风关系比较密切的集团成员路翎、绿原的事后回忆，来透视当时他们商讨的实际情况。

　　和胡风关系密切的路翎在后来回忆当时他们商量的情况时，这样回忆道：

　　“朋友们在胡风家客厅里有些紧张地谈着话。谈话常继续到夜里。我差不多总是走得最晚。

　　周扬发言公开发表后不久，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越来越尖锐了。

　　‘想不到这样了，想不到这情形，一个反巴掌打回来了。但是也有想到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是为着我们认定的真理奋斗的。’胡风沉痛地说。

　　胡风说：‘怎么办呢？写一个自我批判，如同流行的作法，检讨一下，混过去吧。阿垅也同意这样做。朋友们由于环境不方便，不大可能来了。也会因我牵累很多人的。’

　　我觉得写个检讨也可以。

　　‘当然不能乱说。认真考虑一下，我们有没有错呢？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关于对你的批评，你写了反批评，可能有些激烈。我们两个都有些激烈。’胡风说。

　　路翎说：‘我考虑了，我觉得我们的道理并没有错。’

　　胡风说：‘那么怎么办呢？还是尽可能地再研究自己究竟有无缺点与错误，写个自我批判吧。’

　　胡风又说：‘我想了一阵，也许我们没有考虑到大局，国家的总的形势。这样说，成立不成立呢？反正说点什么混过去吧。我身体不好，头晕，我来说大意，你回去起草一下吧。你写文章快。’

　　我便起草了，带着一定的假设和研究的说法。后来，这些说法我们又都删去了。最后还是由胡风自己斟酌考虑重新写了这篇《自我批判》，并交了上去。”[322]

　　从路翎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面临严厉批判的时候，胡风与其集团成员在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策略。胡风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要硬顶下去了，应该采取退却的方式，写个“检讨”，“混过去”算了。他的主张获得了路翎、阿垅的同意。于是，就由胡风口述大意，路翎执笔，最后由胡风自己修改定稿，检讨的题目为《我的自我批判》。

　　不过，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即使在写检讨的时候也并不承认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蒙混过关，处于减轻批判的策略考虑。从这里可以看到，后来毛泽东说他们的检讨是“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说他们要检讨的话就“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201]并非空穴来风，其来有自。

　　当时曾参与胡风检讨写作的绿原，事后也回忆了当时他们起草检讨的情况。他说道：“和前几个月相比，在胡风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的来客不多了。我几次去，都只见路翎一人在那里。我们三人凑在一起谈了一两天，由路翎把谈话要点记录下来，最后由胡风自己整理成文。元月份，胡风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初稿，二月份对它作了修改，三月份又写了一个‘附记’，这才交了上去，他‘希望同志们把它当做我自己拥护对我的错误的批判的一种表示看。’”[323]

　　从绿原的回忆看，在胡风面临严厉批判的时候，虽然胡风家里以往高朋满座的境况不见了，但是路翎和绿原这些胡风集团的骨干成员还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胡风家的客厅里，和胡风一起商量着下一步的应对措施。胡风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是在他们三人商议后，由路翎根据谈话要点首先写出草稿，最后经过胡风修改定稿的。这个稿子又经过二月份的修改，三月份又写了一个“附记”，才交了上去。

　　从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胡风集团的成员中，在胡风是否写检讨的问题上，北京的徐放、绿原、路翎，以及由南京到京的欧阳庄，都主张写。当然也有一部分集团成员并不同意胡风检讨。胡风权衡再三，决定写检讨。胡风的检讨征求过路翎、绿原、欧阳庄等人的意见，后作修改而成。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胡风写出了长达一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324]

　　胡风写出初稿以后，还要征求外地集团成员的意见，一方面是给他们打招呼，使他们明白检讨的内容，心理上有所准备，在检讨内容上取得一致意见，而不致于影响到集团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则是向他们征求意见，以便于作进一步修改，使检讨稿臻于完善。

　　正是处于这种考虑，胡风才在写出检讨之后，通过信件来征求外地集团成员的意见。比如一月二十日他就将检讨的要点，同时分别写信告诉上海的张中晓、杭州的方然，以便使他们了解情况，作出相应的准备。

　　给张中晓的信中说：“我希望你极冷静地读它，看这里面批评了是什么，不能涉及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处。……

　　我就现在能有的理解写了‘自我批判’，如果能发表，这就第一步放下了我的负担。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的劳动去看的。”[325]

　　从胡风的信中看出，张中晓可能对胡风写检讨持有不同意见，胡风也知道张中晓遇事容易冲动，常常表现出神经质，因而才劝张中晓“极冷静地读它”，希望他能够对检讨提出中肯的意见。胡风还表示检讨发表了以后，自己就放下了负担。他还开导张中晓，让他放心，这样做是不会影响到集团其他成员的。

　　胡风写出检讨初稿以后，看到批判的浪潮已经滚滚而来，锐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征求外地集团成员意见的同时，逐渐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在批判中保护集团成员的利益上来。因而在信件中他要求集团成员注意行动策略，认清形势，内敛锋芒，不要出头，必要时还要对其文艺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以求过关。我们看下面的信件。

　　一月二十四日胡风给张中晓一信：“现在已经不是被动与否的问题了，你当能够很冷静很沉着研究问题的。前信所说的情况，文章出来之前，不必明显的说出去，只是有意见的人，不要再写信写文章了。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326]

　　看来胡风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才反复叮嘱张中晓，要“冷静”、“沉着”地“研究问题”，不要乱说话，不要再对“有意见的人”“写信写文章了”，他们彼此之间也要谨言慎行。

　　同日，胡风又给重庆的冯异一信：

　　“冯异同志：

　　这里的情形是无从说起的。

　　我希望你用冷静的沉着的心情看待已经发生的和就要发生的事情。

　　我惟一的努力是自己担负应该担负的，惟一的限度是不损伤别人和不损伤不应该被损害的东西。至于个人以外的问题，有党和历史保证，来日方长。用不着担心的。

　　再说一遍，望你用沉着的心情对待就要发生的事情。其次，好好自己研究，不要写信写文章或者发表不成熟的意见。这最要紧。

　　祝

　　好！

　　风！1﹒24[327]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的心情是烦躁的，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才劝冯异要以“冷静”、“沉着”的心情来看待这一切，不要再“写信写文章或者发表不成熟的意见”了，还让冯异放心他在检讨中只说自己的问题，不会伤害到别人，不要为此担心。

　　一月二十六日，胡风给贾植芳、任敏夫妇一信：“久不通信，想来你好？问题有了新的发展，望你用极冷静沉着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切不可草率行事，参加讨论，这只有更使问题难以处理，有热心的人，也希望你代为阻止。不要写文章或信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这已不是‘讨论’，而是‘批判’。

　　你是教书的，能不参加较好，万不得已时，就可以批判的地方说一点自己的意见吧。”[328]

　　从信中看到，胡风已经意识到对他转向批判了，因而他劝贾植芳别卷进来，“不要写文章或信表达自己的意见”，再为他辩护了。他还让贾植芳劝说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也不要这样做了。他还建议贾植芳如果不得已时，就从批判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意见，以求过关。

　　二月二日胡风给方然信（自北京）。信中说：“……因此想到你，如果上面还没有什么表示，也应该自己准备一下，先检查自己的错误文章，如释‘战斗要求’，释‘过程’，内容不妥之处，及发表过‘逃集体’这种错误文章，再批评一下胡某，并可申明自己近年来不搞文艺，只偶尔写点作家研究，但总觉得有问题，而没有能正视。该怎样做才好，你自然比我知道。

　　汸兄是搞创作的，他可以用不懂来回答，不表示什么意见，但是如看出错误来了，还是该表示一下的。”[329]

　　这里的“释‘战斗要求’”“释‘过程’”，是指方然过去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希望》上。“逃集体”，舒芜在解放前写的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方然曾把它发表在他所编的《呼吸》创刊号上。“胡某”指胡风自己。“汸兄”指冀汸。

　　胡风在信中告诉方然，如果上面还没有对他予以批评的时候，就要先检查自己过去所发的错误文章，必要时还要批评一下胡风，以表示自己的诚心和认真，获得主动。接着胡风又对方然如何应对下一步的批判提出了具体建议，还顺便谈了冀汸如何应对批判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胡风在教唆其成员如何逃脱党中央支持的进步文艺家发起的批判的技巧和方法。

　　二月八日，胡风再给张中晓信（自北京），信中说：“不要痛苦，千万冷静。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所以将来在会中，千万不要生硬，应就胡等的错误发言。浦兄组织上如要他表示，可以写文章的，这已经没有什么了，究竟错多少？对多少？在群众的心里是有数的。”[330]

　　“胡等”指胡风等人。“忍受中求得重生”，即暂时退却、伺机再起之意。“事业”是指胡风集团为了维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利益的事业。“未来”是指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在文艺界取得领导地位。“浦兄”是胡风集团成员罗泽浦，即罗洛。

　　胡风知道张中晓年轻气盛，容易冲动，担心他意气用事，破坏大局，因而多次在信中对他进行劝勉，要他学会容忍，不要硬顶下去，还要适时批判胡风等人的错误发言，以求获得信任，趁机过关。他还在信中表示罗洛也可以这样做。

　　二月十三日胡风给张中晓信（自北京），信中说：“浦兄要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千万不要被动，不得已时，也可就一般问题，写点短文，你自己也应如此。其他熟识的人，可将此意转告。”[331]

　　“浦兄”是指胡风集团成员罗洛。胡风认为在他主张的文艺观点被批判的时候，其集团成员不要抵制，而“要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积极参加进去，这样才能赢得主动。如果还不行，可以就一般性的问题，写点文章来敷衍一下。胡风告诉张中晓，罗洛和他以及其他熟识的人，都可以这样作。

　　二月十三日胡风给方然信（自北京），信中说：“为湘事正视自己的作品当然好，但同时要表明态度，如过去关系密切，但理论方面自己不关心，说不上影响，解放后自己在党的教育下深入生活，和他仅只见过一次面，很少通信等等，其次如谈话开会之类，要就立场等问题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再其次，不得已时，也可以就一般问题写一短文，当然是就见解上说的，千万千万不要被动。……

　　你的事虽不在圈子内，但草君谈话中提到，似乎很重视，想来决不会置之一旁的。先向直接领导表示态度，应该有此必要，而且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准备。此间对‘呼刊’及‘希刊’上之短文均非常注意。已作为资料印出。”[332]

　　“为湘”即胡风集团成员冀汸。“和他仅只见过一面”，“他”指胡风自己。“‘呼刊’及‘希刊’”，指胡风集团的刊物“呼吸”和“希望”。“草君”指邵荃麟。

　　胡风在信中为冀汸如何应对党组织的审查进行出谋划策，他要冀汸去主动表明态度，说自己过去虽然和胡风关系密切，但是在理论上却不受他影响，解放后自己在党的教育下深入生活，和胡风接触不多，仅见过一面，也很少通信。胡风还强调谈话开会时在立场上冀汸要“采取鲜明的表明态度”，不行时再写一短文来应付一下。

　　由于邵荃麟在谈话中提到了方然，因而胡风估计方然这次可能也逃脱不了了，因而他提醒方然要早做准备，直接向领导表示态度，争取主动，获得信任，以求能够顺利过关。

　　从信中看，当批判的浪潮到来的时候，胡风还在为了维护其集团成员的利益而奔忙着。

　　二月十四日张中晓给冀汸信（自上海），信中说：“大概已进入摊牌阶段了。

　　现在必须这样做的：第一，朋友们各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一切要从自己的劳动去看；不能和古公的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前提。第二，在这个前提下，被迫讲话时可对古公批判；第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一切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便时希告朱兄，来不及同他写信了。”[333]

　　“摊牌阶段”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已经展开。胡风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给张中晓的信中，指示了应付这次批判的方针，即“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底劳动去看的”，就是说，要他们各自设法蒙混过关。张中晓在这封信里向胡风集团成员传达胡风的指示。“朋友们”指胡风集团的成员。“古公”指胡风。“朱兄”指方然，即朱声。

　　从信中看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展开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所做的策略选择。张中晓传达胡风的指示说，胡风集团成员在表态时主要谈自己的问题，不要和胡风扯到一起，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检查自己的缺点。他还强调说“一切不能离开这个前提”，让冀汸告诉方然一声。这种策略选择就使胡风集团成员与胡风拉开了距离，在实际行动上造成根本不存在胡风集团的假象，不仅保护了其集团成员，也在客观上减轻了胡风自己的责任和压力。

　　从以上的通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希望其集团成员在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开始后，迅速进行检讨，为了确保他们能够顺利过关，甚至还向他们提出了批判自己的建议，那么，胡风集团成员到底是否听从了胡风的劝告呢？

　　从这个时候出版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胡风集团的一些成员确实响应胡风的号召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下面是胡风集团一部分成员发表的文章。

　　三月六日，王元化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三年前，在文艺整风中，他曾经因为反省过自己，招致胡风的朋友的指责。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特地转载王元化的这篇文章，改题为《“潮流派”小集团的鬼影》。

　　三月九日，彭柏山在《解放日报》发表《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三月十五日，绿原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我对胡风的错误思想的几点认识》。

　　三月二十五日，曾卓在《长江日报》发表《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谈起》。五天后，在作协武汉分会举行的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

　　三月二十七日，彭燕郊在《长江日报》发表《必须激起最严重的责任心》。

　　四月十五日，鲁藜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唯心论魔术师》。

　　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拿起了笔。上海贾植芳写了一篇应付性的批判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但很快被退回，认为写得太简单。他又改寄《文艺月刊》。但不但自己写，还鼓励他的最为接近的几位学生，也出面批判。曾华鹏四月六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揭开胡风“写真实”的外表》，施昌东在《文艺月报》第三期上发表《评胡风的“创作实践”》。[334]

　　这些文章虽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表面上来看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写的，但实际上却是在胡风的建议下写成的，因而这些文章从思想高度上来说也就难以企及当年舒芜的反思文章了。不仅如此，当后来胡风与他们协商如何应对批判以求过关的信件被发现了以后，不仅对他们自己，而且对胡风事件的定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风与其集团成员密谋应对批判的史实还可以从当时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康濯的事后回忆中得到印证。

　　康濯说：“在1955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文艺报》曾约请若干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作家写批判稿件，并很快收到了一些稿件，其中鲁藜同志的一篇当即发表了，也还有两篇准备陆续发。但不久以后从收到的密信等材料中发现，鲁藜写文章原来是胡风他们共同研究后的部署。他们之间进退一致，甚至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有默契，而鲁藜同胡风关系的不太一般也由此可见。”[335]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看到，《文艺报》主编康濯的叙述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胡风在受到强力反击后，开始还怀疑是周扬等进步文艺家歪曲了中央的意图，徇私舞弊，借机批判他的文艺思想，对他及其集团成员进行打压，因而一度还想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这一事件。但是当他获悉周扬等进步文艺家的批判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进行的时候，胡风感到了很大压力，才与其集团成员进行了紧急磋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策略。

　　当时其集团成员中出现两种意见，路翎、绿原、徐放、欧阳庄同意胡风写检讨，也有一些集团成员反对这样做。这个时候的胡风无视过去他与进步文艺家长期争论的事实，无视他与其集团成员刚刚在联席会议上的激烈发言，在他及其集团成员没有认识错误的情况下，权衡利弊之后，竟然直接找到周扬，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的相关内容，还对周扬恭维了一番。（下文当有论述，此处从略。）

　　胡风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阻止对他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在没有得到答应后，胡风就与在北京的集团成员路翎、绿原等人商量后，起草出检讨初稿，随后又将要点分送外地成员征求意见。他看到批判已经不可阻挡，就分别致信或转告其集团成员，要他们面对现实，冷静沉着，告诉他们如何才能赢得组织的信任，如何才能从批判下逃脱出来，甚至为了让他们能够获得解脱，还有意识地容许他们发言或写文章对自己的文艺思想及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批判一番。胡风集团的不少成员确实也积极响应胡风的号召，纷纷发表文章，加入到批判的阵营中。后来当这些商量如何应对批判的信件被发现的时候，对胡风集团的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看来，当胡风发现对他的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竟置刚刚在两个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激烈发言于不顾，在与其集团成员磋商后，迅速决定，起草检讨，承认错误，发表文章，以攻为守，有组织地转入退却状态。

　　② 毛泽东经过相关中央领导人同意后，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是对胡风从思想文化批判向政治批判转变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批准了周扬在文联、作协两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以后，仍在关注着胡风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性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同周扬谈话。[336]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和私营工商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周扬、张际春出席。[337]

　　看来，毛泽东通过对胡风问题的进一步了解和调查，将胡风问题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来了。虽然讨论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还是可以判断出，胡风问题不仅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注意，还列入了高层会议的议事日程。这就为下一步处理胡风问题作了重要准备。

　　胡风在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中央对他前些时提交的《三十万言书》的注意和重视。中央建议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交《文艺报》发表，进行公开讨论。[338]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在《文艺报》发表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相关内容。为了使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主席团起草了一个说明。一月十二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将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请示和附送的说明报送毛泽东。同日，毛泽东审阅后作出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339]

　　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卷头说明，全文如下（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引者注）：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340]

　　从毛泽东改写的这个说明中可以看到，当时发表的胡风报告中的这两部分内容，是胡风对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发表的两篇批判文章进行的反批判。为了便于读者研究和讨论，这次在发表胡风报告相关内容的同时，毛泽东决定也将林默涵、何其芳的这两篇文章“重印附发”。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说发表的这两部分内容是胡风所作的“反批判”，这实际上指出了林默涵、何其芳与胡风之间的争论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间的斗争。

　　为了进一步了解胡风及其集团的情况，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午，毛泽东同周扬谈胡风问题。[341] 由此看来，毛泽东还在就胡风问题继续向周扬了解情况，征求他的意见，他对胡风问题是重视的，处理也是慎重的。

　　这个时候，胡风听到了一些风声，得知《文艺报》要刊登他的意见书组织公开讨论后，于一月十四日晚找周扬承认错误，并要求在发表他的意见书时，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按：即意见书）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

　　一、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

　　二、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

　　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342]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到，胡风不仅承认了错误，还表示他写的报告不论在判断上还是在具体内容的真实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因而他要对此负责任，欢迎大家进行批判。这就不免使人深思，过去胡风为了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往往在争论中睚眦必报，呈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可是这次当中央决定要对其进行批判后，他却主动承认错误，还坦率地讲了自己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欢迎大家进行批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胡风的这种变化出乎周扬的预料，让他感到颇为意外，他觉得应该将此立即上报中央，请求指示。于是在胡风和他谈话的第二天（一月十五日），就写信请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他在信中写道：

　　定一同志转呈

　　主席：

　　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思想对抗。他说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故感觉很“轻松”，他说他从来都是“乐观主义”的。他再三询问我对他现在这个认识及对他个人的看法。我说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他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至于为人，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但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他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我的话说得比较婉转，以避免给他任何压力的印象。

　　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他最后向我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他说有些话不是事实。我说发表出来公开讨论有好处，你如对自己的观点和所举的事实有修正，可以再写文章，我们也可以发表。他说他的检讨已写好，并在下星期三可以交来，希望能连同报告同时发表，我说恐怕来不及，可以下期发。他说如果这样，希望在卷首附一声明，随即将他的书面声明交我，我说我们可以考虑他的意见。

　　很显然，他要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藉此来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可缓和与麻痹群众的情绪，模糊他们的认识，抵制他们的批评。我们觉得发表这个声明，是于我们不利的，拟以书已印好，无法补上这样的理由回绝他。并只可以告他，他的声明既没有具体说明错误究竟在哪里，他所举的事实究竟有哪些不确实，这样笼统的声明，对于读者没有好处。

　　以上是否妥当，请即指示。附上胡风的声明抄件，请阅。

　　致此

　　敬礼

　　周扬1月15日[343]

　　从周扬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将自己与胡风谈话的内容作了汇报，接着又谈了对胡风声明的看法，并提出了处理建议。

　　胡风这次找周扬谈话显然是有备而来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就是劝说周扬不要发表他的报告。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也要将这个报告发表后对自己造成的冲击减小到最低程度。于是才主动承认错误，再三询问周扬对他个人的认识及看法，还对周扬恭维了一番，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阻止报告的发表。在没有达到目的后，胡风就以报告中说的有些话不是事实为由，希望经他修改后再发表。当被周扬婉拒后，胡风又以下星期三可以交来检讨，希望连同他的检讨一同发表为由，向周扬提出了新的要求。周扬以时间来不及，可以下期刊发答复了胡风。这个时候胡风又采取了他计划中的第四步，希望在报告发表的时候，同时在卷首刊发他的书面声明，随即将早已写好的声明交给周扬。由此看来，胡风找周扬谈话的意图是明确的，就是希望不要发表他的报告，如果阻止不了的话，就以对报告修改、将他的检讨或声明同报告一同发表的方式，来减轻对他的批判。

　　可能有人会问，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胡风的要求，将报告退给他修改后再发表呢？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也曾有个别负责同志表示是否可同意胡风要求，退回“上书”交他修改后再发；这当然未得同意。刘少奇当时也曾就此说过，胡风的“上书”是维吾尔姑娘的辫子，我们不正好抓住吗，怎么还能再退给他呢！[344]

　　这说明在胡风提出修改报告的要求后，当时在领导层中确实存在着不同意见。不过，我们分析后认为，这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因为胡风的报告是他思想的真实反映，而胡风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由来已久，有时还非常激烈，在中央决定对他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却偃旗息鼓，主动承认了错误，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胡风作法的疑虑。

　　这种情况在周扬与胡风的谈话中也反映了出来。当胡风承认了错误，表现很轻松，询问周扬对他个人认识的时候，周扬的回答是谨慎的。虽然周扬对胡风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接着又提醒胡风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建议胡风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还劝告胡风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由此看来，周扬对胡风的表态是存疑的。

　　这就使周扬意识到胡风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借此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模糊他们的认识，抵制他们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发表这个声明是不利的，因而他才建议以胡风的声明太笼统，没有具体说明错误究竟在哪里为由，予以回绝。周扬觉得这件事事关大局，自己不便作主，因而才报请中央批准。

　　陆定一收到信后，当天在信上指示如下：

　　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予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刊登。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里都可以登载的。

　　陆15日/1[345]

　　我们看到，陆定一赞同周扬的意见。他表示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是反驳别人还是承认错误，在讨论时期都是可以刊登的。由于胡风的声明内容太不具体，因而他建议将声明送主席团传阅后，由主席团口头答复胡风，不予刊登。

　　陆定一阅后，随即将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当日阅后批示：

　　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346]

　　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表示胡风的声明不能刊登。这是因为胡风过去与进步文艺家进行过多次争论，一直没有悔过之意，这次却在中央决定批判他的前夕，突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没有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内容及其改进方法有一个认真的反省与检讨的情况下，又提出了种种要求和建议，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对胡风的作法产生忧虑，从而引发了他的进一步深思，胡风这样做究竟是要干什么呢？既然是真心承认错误，那么他为什么对报告的发表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在着意退却，明哲保身，另有所图吗？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修改作协主席团说明的时候已经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胡风在与周扬的谈话中称自己“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因而毛泽东才说不要让胡风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一月十二日修改中国作协主席团说明的时候，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个批示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却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

　　这种定性的变化还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宣部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修改上。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原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347]

　　从中可以看到，报告显然是根据毛泽东一月十五日的批示对胡风文艺思想定性的，因为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毛泽东在报告加写的文字中进一步指出，由于胡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的思想是反动的，因而他与进步文艺家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由此看来，对胡风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已经突破了思想文化的范围，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了。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不仅否定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属性，还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又进一步指出这种反动思想的出现，是社会上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这就说明胡风问题正在从思想文化批判向政治批判转变。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定性的修改稿及批示是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后才下发的，这表明在对胡风文艺思想定性的问题上相关中央领导人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标志着对胡风及其成员从思想文化批判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种定性并非毛泽东个人的决定，而是在他提议下并经过相关中央领导人同意后才作出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对胡风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胡风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这种认识的变化对胡风事件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③ 遵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报告虽然将批判限制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但是在定性上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这个背景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高潮。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上虽然仍然限制在思想文化批判的范围内，但是已经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在获得了相关中央领导人同意后，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就要具体组织实施了。

　　为了贯彻落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指示，指导并推动批判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中宣部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有资料上说是一月二十日，到底什么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引者注）

　　报告首先指出了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按：即《三十万言书》）的主要错误是：“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借‘现实主义’之名来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否定民族文艺遗产和民族形式。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他片面地夸大了我们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诬蔑现在文艺界的领导是‘疯狂’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报告认为胡风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报告认为，因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群众的迷惑和毒害作用，就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危险。[348]

　　报告还追溯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历史根源和进步文艺界自1945年以来对他的多次批评帮助，分析了“胡风及其一派”错误的主要表现，认为“在批评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以肃清他在文艺界及其读者中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个斗争又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思想斗争，必须有准备、有研究、有策略地来进行”。为此，中宣部提出：“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思想和组织领导两部分印成专册，由作家协会主席团加上按语，随《文艺报》1955年第一、二期合刊附发，同时也附发林默涵、何其芳过去批评胡风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和批判。我们已将这个作法征求郭沫若、茅盾和老舍等的意见，他们也同意这样做。”[349]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是根据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起草的，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定稿的。[350]报告以胡风提出的“五把刀子”问题为切入口，系统阐述了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主要分歧，回顾了进步文艺家自一九四五年以来与胡风集团的争论，分析了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主要表现，强调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意义，阐明了进行批判的方法。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已经将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性质，将胡风的活动定性为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只不过还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已。尽管这样，从报告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来看，实际上就是胡风等人在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从逻辑上将反党和小集团联系到了一起，因而我们说中宣部的报告已经对胡风问题的定性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为了转发这一文件，以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个指示稿。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稿。

　　为了进一步推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活动的深入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巡回演讲工作。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可用。”

　　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351]

　　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通知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352]

　　从通知中可以看到，虽然对胡风的批判仍然限制在思想文化批判的范围内，但是从批评他“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来分析，却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们注意到，中宣部的报告中使用了“胡风小集团”的提法[353]。其实早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的编者按中就已经使用了这个提法，不过那个时候是说胡风在文艺上存在着一个小集团的问题。[354]而在中宣部报告中使用的“胡风小集团”的提法中，却不仅是指文艺上的问题，而且具有政治上的涵义了。于是，一场全国性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就要全面展开了。

　　批判胡风的运动开始后，作为文艺界主要领导机构之一的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行动起来，召开会议，部置任务，掀起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高潮。

　　二月五日、七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作协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及沙汀、刘白羽、萧三、陈白尘、聂绀弩、严文井、康濯、吴伯箫、邵子南、曾克、郑伯奇、胡采、草明、师田手、于黑丁、欧阳山、吴强、方纪、赵树理、艾青、袁水拍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二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了这次会议。消息说：

　　“会议指出……他长期地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并形成一个小集团，来和在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文学队伍相对抗。他的关于文学活动方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取消作家协会的统一领导，使文学运动变成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会议决定对胡风的错误理论展开彻底的全面的批判，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水平，加强文艺思想的团结，更好地为国家的总路线服务。”

　　《人民日报》二月十二日在头版发表了这条消息，于是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铺开。[355]

　　鉴于计划组织工作直接关系到批判的成败，因而毛泽东在批准了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以后，并没有掉以轻心，仍然关注着对胡风批判的具体组织工作，要求负责批判工作的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当面向他汇报批判胡风的详细计划。林默涵后来回忆道：“记得毛主席还找陆定一、周扬和我三人到他的办公室当面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毛主席同意。临走时，毛主席站起来送我们，周扬对他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毛主席说：‘我就是要他痛苦！’他的意思是要痛才会改。”[356]

　　这样看来，就是在批准了中宣部的报告以后，毛泽东还在惦念着批判工作的具体部署情况，唯恐因为计划不周会给批判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鉴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同时这种批判又具有政治涵义，因而毛泽东对此极为慎重，又将批判胡风的问题提到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来进行讨论，以求在中央领导层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使批判计划臻于完善。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邓拓等出席。[357]

　　将如何批判胡风问题拿到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来讨论，说明在对胡风如何进行批判的问题上是中央领导层集体决定的，这也是毛泽东民主作风的重要表现。由此看来，不论是对胡风的批判还是如何组织批判问题上都是经过中央书记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步骤。为了促进批判运动的健康发展，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其中指出，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不是一个短期的批判运动所能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习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

　　《指示》对正确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提出若干原则，包括：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等等。[358]

　　这个《指示》提出了进行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若干准则，由于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在学术讨论中不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学术讨论中要实事求是，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容许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意见，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以行政命令的方法来干预正常的学术讨论。还要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的界限。这是进行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有益探索，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顺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保障。

　　作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主阵地—《文艺报》，是从一九五四年秋、冬批评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开始集中力量批判胡风的。一九五四年刊物二十二期发表了胡风的发言和个别对他提出批评的文章，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刊以及一九五五年一、二期合刊和二月的第三期，则有多篇文章对他的发言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批判。而比较全面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从一九五五年一、二期合刊附发《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开始。这份《意见》即一九五四年胡风向党中央《三十万言上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另一部分是《作为参考的建议》。从第三期开始，每期都以好几篇文章重点批判胡风《意见》中的文艺思想，到四月底为止，已经批判六期了。[359]

　　这个时候，各地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纷纷拿起笔投入批判，写了许多文章。《人民日报》等各个报刊先后发表了郭沫若、茅盾、夏衍、聂绀弩、秦兆阳、蔡仪、曹禺、鲍昌、唐弢、黄药眠、胡绳、杨耳、王匡、韦君宜、黄秋耘、田汉、杨献珍、邵荃麟、王元化、李希凡、蓝翎、袁水拍、张光年、王若望、曾彦修、曾卓、吴强等人的文章。这个时期，各种批判文章，虽然着眼点不一样，理论分析有高低、深浅之分，但大多数是思想上的说理斗争；而且大多数同志是出于自己真诚的认识，结合自己长期的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的体会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有许多观点和论述在今天看来仍有值得思考的价值，不能一笔抹煞。

　　当然，在这样一场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不科学的、不实事求是的东西，有的甚至断章取义，无限夸大，不能服人，但被批判者却没有反驳的可能。中宣部针对这种情况向各地宣传部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的批判文章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并列举了一些断章取义的例子，请各地注意。林默涵记得，其中最典型的一篇是在《新观察》上发表的批评绿原的诗的署名戈扬的文章，它从绿原的一首长诗中，东摘一句，西摘一句，凑合起来，就作出了十分严重的断语。这个通知是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经林默涵看过，由部签发的，但可能作用不大。[360]

　　其实，就是具体负责这次批判工作的周扬，也没有对胡风的批评观点一概否定。他不仅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还提出过一些中肯的建议。

　　当时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康濯后来回忆道：“周扬同志在批判之前口头传达过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胡风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又说，胡风的文章很不好看，大概是由于他的观点有很多矛盾，他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又是宣传唯心主义，这就不能不把文章写得隐晦难懂。不过，周扬同志又一再强调说，胡风的上书和论文中，也的确抓了我们一些辨子，他批评我们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批评我们简单化，我们也的确有这些毛病。周扬同志以及丁玲同志都在闲谈时向我说过，胡风总还是比较懂得创作的。因此周扬曾不厌其烦地向《文艺报》指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定要避免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抓住他的根本问题，大问题，不要纠缠鸡毛蒜皮。”[361]

　　从康濯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扬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具体领导着批判运动的发展，就是对于胡风的观点，他也没有一概否定，而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胡风提出的正确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还予以承认和肯定，因而他才反复强调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既要实事求是，抓住根本问题，又要避免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力求写出较高水平的批评文章。

　　《文艺报》作为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主阵地，因而具体组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的任务，就落在了以《文艺报》主编康濯为代表的编辑部人员的肩上。

　　为了搞好这项工作，组织出高水平的文章，首先就要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为此《文艺报》主编康濯几乎阅读了胡风的全部著作，他后来回忆说：“我则除了主持《文艺报》的整个工作，参加作协、文联的有关会议以及有时也列席中宣部、文化部的有关会议外，就日以继夜地看了胡风过去几乎所有出版的著作和全部《三十万言书》，也看了过去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以及有关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原来我对胡风的文艺观点当然也有一些印象，经过这一段的阅读和研究，也就比较明确地感到，他的文艺思想应该说是还有一些正确的东西。但是他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走过了头，或是走偏了，这样便又时时陷入了矛盾。根据我这样的一个印象，也就感到批评他并不太容易，何况从今天来看，我们当时又带着‘左’的影响，这样以‘左’的思想去批判右的过激的观点，显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362]

　　那么，《文艺报》编辑部组织的文章到底怎么样呢？

　　康濯回忆说：“事实上，当时发表的一些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也的确较少满意。当时比较好的文章，主要是黄药眠、张光年、杨献珍、秦兆阳、陈涌等同志的，尽管这些文章我们也感到都有不够之处，却总还颇为满意。而周扬同志则几乎对这几篇文章都不太满意。前八期批判胡风的文章，周扬同志几乎每一篇都看过，我们是在同商量、修改，有的还是经编辑部再三修改后，才送给周扬同志看的。我和侯金镜（《文艺报》副主编—引者注）在修改过程中总是一再强调不要有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但是每一次周扬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稿件后，几乎总还要说文章仍然有简单化，甚至还有庸俗社会学。因此，有的文章他总要我们拿回来再改，有的甚至是他自己动手修改的。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当时从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上批判胡风的文章，在今天看来比较正确的、得以留下来的恐怕可能是极少的了，但从当时来看，我们的批判总还并不是主观上简单地打棍子，而是至少态度上是比较严肃的。至于为什么这样严肃的态度而没有能够写出多少可以留下来的文章，在我来说，除了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主要是水平不够。至于周扬同志，他在理论上当然也有局限，但主要恐怕还是‘左’的思想的影响，态度上应该说他还是尽可能在做到严肃和实事求是的。”[363]

　　从以上回忆中可以看到，为了搞好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做到有的放矢，组织出高水平的批判文章，康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抓紧时间阅读了胡风的几乎全部著作，这种作法当然是值得赞赏的。我们也注意到，从《文艺报》发表的文章要经过反复修改才能定稿来看，周扬和《文艺报》编者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严肃的，慎重的，对批判文章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至于康濯将没有能够留下多少传世之作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受“左”的影响和水平不够，则是我们难以赞同的。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文章存在水平不够的因素，也并不否认在具体批判过程中出现过失当的地方，但是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为契机，为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做出的努力，不仅是令人钦佩的，也是不可磨灭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因而不管康濯的动机如何，他的这种说法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抹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康濯后来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判断和认识，还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注意到康濯的这个回忆是在胡风事件翻案后写的，而又带有那个时候共同的色彩，这种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严肃批判的同时，文艺界领导及进步文艺家也注意对胡风集团成员的分化和争取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幡然醒悟，脱离胡风集团，回到进步文艺家的阵营中来。下面我们看方纪对阿垅争取的资料。

　　在天津，阿垅自然成为一个重要对象。他在“备忘录”中记载了方纪与他的谈话内容：

　　55﹒2﹒5，晚7–9时，方纪约谈话。内容：一，要我写关于胡风的文章。我表示应就自己的问题检查。二，说，同意或不同意，都要写。三，因我未看文件，说我等；我说明由于生活情绪，孩子干扰，到他开学后即进行。四，说明胡这次的事，对于党和群众的影响，感到不好。五，说到鲁、甸对胡这事的不满，尤其是情绪上。六，自己觉得，提到自己处，有不合事实处。七，方谈到动机、效果、动机之思想内容。八，问到我解放后出版的理论等。九，问到“方生未死之间”。十，我要求有材料。十一，方说《文艺报》附发文件，即看出是唯心论。

　　谈话时人来，岔断时很多。

　　55﹒2﹒6，下午1时许找方纪。我表示：一，对党的多年的追求和依靠，正视问题。二，写自己与写胡的问题。三，要求帮助。方谈：一，要正视问题。二，写自己或写胡都可，他并非要我怎样写，看写时自己考虑需要。三，强调正视问题，不要沉重。给我找材料。[364]

　　从阿垅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方纪动员阿垅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而阿垅却表示只就自己的问题进行检查，不愿意涉及到胡风。后来阿垅又以没有材料、家事繁扰为由，予以婉拒。方纪希望阿垅能够正视问题，不要有思想压力，他没有限制条条框框，具体怎么写还是由阿垅自己说了算，又表示可以为阿垅提供材料。

　　阿垅在备忘录中还记载：“55﹒3﹒2，接乔木信及退件。”是什么退件，胡乔木的信是些什么内容，现在无从知晓。

　　三月三日，阿垅当即复胡乔木一信：

　　乔木同志：

　　给我的信和附件都收到，请勿念。

　　这次，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使我深深感到：一切问题在丧失前提，在丧失前提里酝酿着危机，而且爆发了危机。

　　从这里，我正在考虑一些问题，和考察自己。

　　对于党，愿自己始终是赤忱的。

　　渴望能得到您的指示和帮助。

　　敬礼！

　　阿亦门 3月3日[365]

　　胡乔木的信及阿垅退件的内容虽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是从胡乔木亲自给阿垅回信来看，他对阿垅的问题是重视的。从阿垅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着思索，思想上也在经历着激烈的斗争。

　　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开始后，虽然文艺界领导人及进步文艺家在做着转化胡风集团成员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在批判中认识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对于胡风集团的骨干成员来说，从最后的结局看，这种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下，中宣部起草了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党，随后开展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这种批判虽然在总体上限制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但是已经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向政治批判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为了促进批判运动的健康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审查批准了中宣部制定的批判计划，还发了相应的指示。随着批判运动的迅速展开，许多文艺家纷纷提笔著文，投入到批判运动的行列中。作为具体负责批判运动的周扬等人，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心组织批判文章，为批判运动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作出了不竭的努力。虽然在批判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对胡风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批判的重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总结如下，胡风在获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批判他的文艺思想的消息以后，不顾以前他及其集团成员多次与进步文艺家争论的事实，也不顾他在《三十万言书》中刚刚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对进步文艺家进行了大量攻击的实际情况，反而却主动承认了错误，还写了书面声明，对公开发表他的《三十万言书》提出了异议。不仅如此，他还指示他的集团成员不要出头，主动检讨，承认错误，必要时还要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这表明胡风在批判的锋芒面前，为了保存实力，由进攻转入了退却状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没有接受胡风的意见，将胡风的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说他们企图以自己的面貌来改变社会和国家，谋求在文艺界的领导权，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宗派主义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上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这实际上就是对胡风问题的政治定性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此基础上，中宣部起草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全国迅速掀起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

　　（9）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成为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导火线。

　　在对胡风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成为胡风事件被政治定性的导火线。以此为契机，文艺批判急转直下，迅即转入政治批判。因而我们就先从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说起。

　　① 从三位当事人的回忆中来考证胡风致舒芜信件是如何被发现的？

　　胡风致舒芜的信件究竟是怎样被发现的呢？三位当事人叶遥、舒芜和林默涵后来的回忆为我们的考证提供了详实的材料。

　　我们先看叶遥的回忆。

　　当时叶遥在《人民日报》文艺组任编辑，具体负责对胡风批判的组稿工作，她事后回忆说：

　　“大约1955年3月下旬或4月上旬，文艺界正在对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人林淡秋同志和袁水拍同志，要了解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组稿情况。文艺组分工，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当时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他们找我到办公室汇报。我告诉他们，大部分稿子已经落实，一部分稿子正在写，估计问题不大；还组织什么稿子，需要议一议题目和找谁写。他们又谈了几个题目，商定后我记了下来。这时，袁水拍同志忽然想起，胡乔木同志在过去一次谈话（我已经记不得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中曾说，‘胡风的宗派主义严重，若能了解一下他们的宗派活动，也可以写点文章’（大意）。林淡秋同志认为，组织这种稿子，‘难度太大’。我也认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很不容易’。袁水拍同志也认为‘难’。难在哪里，这是不言而喻的。和胡风同志无来往、不熟识的人，自然无从谈起；和胡风同志有来往、熟悉的人，也未必肯说。当时虽然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商定，不妨找绿原、路翎、舒芜等同志试试看。任务交给了我，我毫无把握，只好试试看。”[366]

　　从叶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最初是袁水拍根据胡乔木的谈话提议写批判胡风的宗派主义文章的。这个意见提出后，他们又觉得难度很大，这是因为与胡风不熟悉的人无从写起，与胡风关系密切的人未必愿意写，但他们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叶遥去找绿原、路翎、舒芜等人去约稿。

　　当时绿原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叶遥持《人民日报》社的介绍信先到中宣部党委，说明约稿情况，而后才找到绿原，叶遥怕绿原接受不了，没有贸然提出胡风宗派主义问题，只表示向他约写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件。绿原出语谨慎，以“水平有限”，“给党报写稿，写不了”（大意）为由婉拒了。

　　过了几天，叶遥又去找路翎。当时路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叶遥见到创作室的一位负责人，说明来意后，这位负责人说，路翎最近“情绪不好”，估计你去找他，他不会谈什么。最后也没有谈成。

　　与绿原、路翎没有谈成，叶遥想再找舒芜试试看。叶遥与舒芜的爱人陈沅芷是大学同学，和舒芜也熟识，此前舒芜也写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因而叶遥决定星期天到东城草厂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舒芜的家里去，一来可以约谈舒芜，二来也可以和老同学叙叙旧。叶遥去了以后，舒芜的全家都在，舒芜的妈妈也在。他们全家对叶遥非常热情，还留她吃了午饭。

　　叶遥后来回忆说：“我开门见山地对舒芜同志说，我们组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子已有一些了，你能否考虑写点别的文章，如胡风的宗派主义。你在《致路翎的公开信》里已提到这个问题，能否回忆得更具体点，写得详细些，但要言之有据。

　　舒芜同志答应写。似乎还说，他原来也有要写这个题目的考虑。他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和胡风、路翎等人的交往，1945年他写的《论主观》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同志曾找他谈话，批评过他，他不服气，和胡风等人曾通信来往等。我问他那些信是否还在，他说在。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他当时说，那些信是存放在安徽老家没有运来，还是已经运来，没有整理。只清楚地记得舒芜妈妈动作很麻利，弯腰从双人床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把箱子打开说：‘信都在里面哩。’舒芜同志说，他想根据这些信写胡风的宗派主义。我说，那你就给我们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吧。舒芜同意。

　　饭后，我和舒芜商量：胡风等人给他的信，能否先借给我们看看。他说可以。我仔细数了数信件，大约一百多封，都是装在信封内的原信，没有装订成册。……

　　下午，我回到家中，干了些必要的家务后便开始读信，一直到深夜才把密密麻麻的信全部读完。第二天上班，交袁水拍同志看，他很快看完，交林淡秋同志看。记得这批信，当时文艺组只有我们三人看过。我怕丢失，失信于人，很快到舒芜同志家，一封不差地交还舒芜。这时，我告诉他，报社领导同意，他根据这批信写关于胡风宗派主义文章，已列入选题计划，望能尽快写出。……

　　记得这批信，林淡秋、袁水拍和我看后是吃惊的，尽管有些内容不知指何人何事，但讥讽、谩骂的话大体上是能看懂的。当时认为胡风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确确实实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仅此而已，没有别的议论和看法。

　　舒芜同志很快写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我看后认为可以，袁水拍和林淡秋同志看后也认为可以。袁水拍同志对我说，能否向舒芜同志再借一下胡风的原信，以便核对原文。我说可以，我到舒芜家再借胡风的原信，告诉他我们需要核对原文。这时，舒芜已将这批信装订成册了。我拿回后交袁水拍同志。以后袁水拍将舒芜的文章和胡风给舒芜的信送中宣部林默涵同志审阅，现在已不记得为什么没有送胡乔木同志审阅。

　　又过一些天，袁水拍同志告诉我，请通知舒芜同志到中宣部找林默涵同志谈他的文章。我通知了舒芜同志。林默涵同志找舒芜同志怎样谈的，文章怎样修改的，当时我不知道。大约没过几天，舒芜同志修改后的文章由陈沅芷同志送到报社，托我转交林默涵同志。我没有拆看，当即以‘急要件’交报社收发室转送林默涵同志。”[367]

　　从叶遥的回忆中看到，她找到舒芜后，直接了当地谈了约舒芜撰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文章的事情，说要写得具体、详细些，还要言之有据。舒芜爽快地答应了，表示自己原先也有这样的想法。舒芜接着谈了胡风当年对他写的文章《论主观》发表时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交换意见时的通信情况，叶遥问信还在不在，舒芜的母亲拉出了皮箱，说信都在里面呢，舒芜说他将根据这些信来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

　　叶遥数了数，大约有一百多封信，都是装在信封里的，还没有装订成册。叶遥征得舒芜同意后，带走了信。当天晚上在家里看了一遍，第二天她将信交给袁水拍和林淡秋过目。看完信后，他们三人都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胡风在信中对进步文艺家是这样的态度。随后，叶遥就将信还给了舒芜，还催促他快点将文章写完。

　　舒芜送来《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后，由于文章引用了信件中的话，为了核对原文，袁水拍看后，又让叶遥到舒芜家去取信，这个时候信件已被舒芜装订成册。核对完毕后，袁水拍将舒芜的文章及信件送交林默涵审阅。尔后，袁水拍又告诉叶遥通知舒芜到中宣部直接找林默涵谈他的文章。

　　几天后，舒芜的夫人将修改后的文章送给叶遥，托她转呈林默涵，叶遥没有拆看，就直接以“急要件”交报社收发室报送林默涵。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文艺组是在向舒芜约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时，发现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的。发现信后，不论是叶遥还是袁水拍和林淡秋都对胡风在信中的态度大吃一惊。叶遥两次从舒芜处取走信件。第一次是为了看信，这个时候信件还未装订。第二次是为了校对舒芜的文章，这时舒芜已经将信件装订成册了。林默涵又找舒芜谈了话，然后舒芜夫人又将舒芜修改好的文章找叶遥转送林默涵。

　　下面我们来看舒芜对这件事的回忆。舒芜后来曾回忆道：

　　大约1955年4月底或5月初，正是康濯同志在文章中所谈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记者编辑们到各处向有关人士组织批判胡风的稿件的热潮中，《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同志，就是康濯同志文章中提到的与我爱人是同学的女编辑（听说她后来不在《人民日报》，现在何处，我不知道。），她来向我组稿。我说，关于理论方面的批判文章，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我就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吧。

　　过了一两天叶遥同志又来了，带来了一份已经打印好的批判胡风的选题计划给我看，说我的文章已经被列入了计划。我看选题计划上前面都是别人的文章，最后的一篇是我的文章，记得很清楚，上面最末一行印着：“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舒芜）”，她临走时希望我尽快把文章写出来。

　　不久我写成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文章中引用了不少胡风给我信中的话。文章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过了两三天，叶遥同志又来找我，说可否把胡风的原信“借给我们看一看。”我当时想，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一下我那篇文章中引用的胡风的信，就把已经装订在一起的胡风历年来给我的全部信件交给了叶遥同志，但我的文章还没有发表。

　　又过了三四天，叶遥同志又来通知我，说林默涵同志想找我谈一谈我那篇文章的事，并约定了时间叫我到中宣部去找他。这日期大约是离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材料前一个星期左右，我去中宣部林默涵同志办公室找林默涵同志，我坐下以后，林默涵同志拿出他早已看完了的我写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和我交约叶遥的订成一本的一百多封信（这些信由谁交给林默涵同志我不清楚，当时也未问，从当时情况分析，很可能由袁水拍一级的干部送的，似乎叶遥同志不是与林默涵同志直接联系。），对我说：“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他把已经在原信上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的信还给我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

　　林默涵同志又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般的宗派主义的问题了，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是，是对党、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对党的文艺政策，对党的文艺界的领导人的态度问题了。”最后林默涵同志要我对胡风原信中一些不容易懂的词句如“两个马褂”、“豪绅们”、“跳加官”、“抬头的市侩”等作些注解。当时我简略地记下了林默涵的指示要点，就取回我的稿子和胡风的信件。

　　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我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在这两天中，我接到林默涵同志两三次电话，催我赶快把《材料》写出来。第三天我就把《材料》写完，题目叫《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送《人民日报》交给叶遥同志。[368]

　　从舒芜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批判胡风期间，《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叶遥向他组稿时，是他主动提出要写一篇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的。过了一两天，叶遥告诉舒芜，向他预约的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已经列入报社批判计划，催促他快点写出稿子。由于舒芜在写作《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时，引用了胡风给他的信件中的若干内容，因而叶遥对舒芜说将他的信借去看一看。舒芜以为这可能是为了核实文章的内容，进行校对的需要，就将信交给了叶遥。这个时候信已经装订起来了。

　　几天后，叶遥找到舒芜，告诉他林默涵要找他谈一谈。舒芜找到林默涵后，林默涵对舒芜说，他的文章不必发了，现在人们不是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然后让舒芜将信件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为四类，对不容易看懂的一些词句作些注释。他还告诉舒芜现在胡风已经不是一般的宗派主义问题了，但也不是反革命，属于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政策的态度问题了。

　　舒芜回去后花了两天两夜，按林默涵的要求将稿子整理了出来，将题目定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将改好的稿子交给叶遥。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舒芜的文章虽然是应《人民日报》文艺组叶遥的约稿写出来的，但是他本来就有撰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文章的意思。为了核实文章的内容，舒芜将信件交给叶遥，这个时候信件已经装订成册。后来是在林默涵的要求下，他才将信件摘抄、分类并作注释的。舒芜说是他到《人民日报》社将材料交给叶遥的。

　　下在我们再来看林默涵的回忆。林默涵后来回忆说：

　　大约在1955年4月的某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当时我认为私人信件没有什么好看的，就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有重视。隔了一段时间，我偶然拿起来翻了翻，发现其中有许多暗语，例如“两位马褂”（指何其芳、刘白羽）、“豪绅们”（指当时重庆进步文艺家）、“官们”、“权贵”、“老爷们”（指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抬头的市侩”（指茅盾）、“跳加官”（指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充满讥讽、憎恶的语言，例如：“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吧，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跳它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按：指进步文艺界人士）里面”，“对于大师们（按：指批评了舒芜《论主观》的人们）的回敬，太斗鸡式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我积了太多的愤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等等。我明白胡风信中这些话是指的什么和谁。老实说，当时看到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这么多党和非党作家抱着这样仇恨的态度，带着这样憎恶的感情，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极为气愤。我们虽然不同意他的文艺观点，但党组织一直把他看作进步的文艺工，看作一家人的，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背后会采取这样的态度。有人说，舒芜这批信，是我要他交出来的，这就怪了，我又没有特异功能，怎么知道舒芜会藏有这些“宝贝信”呢？

　　由于我和胡风有所接触，信中的有些暗语能够看懂，但还有很多看不懂，于是我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人们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同意并且很快整理出来了，一两天后就交给了我，他整理得很清楚。[369]

　　从林默涵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是舒芜主动将已经装订好的信件直接送给他的，还跟他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而不是他让舒芜交出来的。一开始，林默涵认为私人通信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放在书架上，没有理会。后来，偶而翻了翻，才发现里面的不少问题。林默涵没有想到胡风在信中对进步文艺家是这样的态度和感情，因而“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极为气愤。”由于林默涵长期在文艺界工作，对胡风的有些暗语能够看得懂，但是也有不少看不懂的地方，这才把舒芜找来，让他作些注释，将信按内容分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一两天之内就整理好了，林默涵对舒芜整理得很满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默涵说信件不是他让舒芜交出来的，而是舒芜主动交给他的，还告诉他这里面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舒芜交来的信件已经装订成册。看了信后，林默涵是“惊讶”、“气愤”的。他找舒芜来，让舒芜对信中的暗语作些注释，将信中的内容分分类，整理得醒目一些。

　　由于年代久远，三位当事人在回忆的某些方面出现不合，也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三位当事人的回忆中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胡风致舒芜的信件，是在批判胡风过程中，《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叶遥向舒芜约稿的过程中发现的。叶遥代表《人民日报》文艺组向舒芜约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稿件，舒芜也早有此意，因而就爽快地答应了。谈话间，舒芜说起他的文章《论主观》过去在发表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以及胡风的态度和他们之间的通信情况。为了了解当时的情况，叶遥便问舒芜这些信件还在不在，这时舒芜的母亲从床底下抻出了一个小皮箱，说信都在里面。虽然舒芜在回忆中没有说到这一点，但是在他看了叶遥的回忆后，才想起来确是这么一回事。[370]

　　叶遥在征得舒芜的同意后，将信件带走，她与袁水拍、林淡秋看后很吃惊，又将信件退还给了舒芜，还催促舒芜快点将文章写出。这个时候信件还未装订成册。由于舒芜在《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中，引用了信件的若干内容，为了进行核对，叶遥又到舒芜家将信取走，这时信件已经装订成册了。

　　由于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因而袁水拍看过后，就报送中宣部相关领导审阅批准。这样文章和信件就转到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手里。林默涵在看了舒芜的文章及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后，觉得和舒芜批判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比起来，胡风给舒芜的信件更有说服力，因而才将舒芜找来，跟舒芜说他的文章不必发了，要舒芜将信件按内容分分类，对一些词句作些注释，整理出一个材料。舒芜在一两天内就将材料整理好了，然后让他夫人交给了叶遥，叶遥随即报送林默涵。林默涵对舒芜整理的材料是满意的。至于整理的材料到底是舒芜还是他夫人交给叶遥的，无关大局，不必为此再进行考证。

　　这里有一个疑问，信件到底是舒芜直接交给林默涵的呢，还是经过《人民日报》文艺组袁水拍、林淡秋转呈的呢？

　　林默涵说是舒芜亲自交给他的。从他的回忆来看，他与舒芜有两次单独见面：一次是舒芜将装订成册的信件交给他；一次是他找舒芜来整理信件。林默涵既没有提到舒芜撰写的文章，也没有提到文章和信件是从袁水拍处转来的。从信件已经装订成册来看，林默涵看到舒芜的信件应该在叶遥将第一次取走的信件返还舒芜之后（因为叶遥第一次从舒芜家取走的信件尚未装订成册）。至于叶遥与舒芜约稿期间的具体情况林默涵则未必知道。

　　叶遥、舒芜则认为是袁水拍将舒芜写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和信件交给林默涵的，林默涵在看了文章和信件以后才找舒芜谈话的。

　　林默涵找舒芜谈话一事，在他们三人的回忆中都得到了证明。从回忆中看到：是林默涵建议舒芜将胡风信件的相关内容摘抄出来，按内容分类，并作些注释工作的；叶遥并不清楚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也没有看舒芜整理后的材料。因而到底是舒芜将信件直接交给林默涵的，还是袁水拍、林淡秋交给林默涵的，还有待于做出进一步的考证。

　　②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对胡风事件的定性发生重大变化。

　　林默涵收到了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感到整理得很清楚，看后就报送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关于这件事，后来林默涵回忆道：“我看后把它交给了周扬。周扬看后，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一下，我表示赞成。于是就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文艺报》，请主编康濯加一个编者按语发表。”[371]

　　从林默涵的回忆中看到，是周扬提议公开发表这份材料的，他也同意这个意见。于是就交给了《文艺报》，让康濯起草一个编者按。

　　关于这批材料的发表及编者按的起草情况，《文艺报》主编康濯后来回忆道：

　　“舒芜这批材料编好以后，默涵又交给了我们，我们同样大吃一惊，但也认为材料很好。于是经过商量，决定将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5月份的第9期发表。中宣部并决定《文艺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由《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这个编者按是我写的，事先征求了周扬、默涵等同志的意见，现在已找不到这个编者按的稿样了，这些材料已在‘文革’中和《文艺报》其他重要档案一起丢失，再三查找也没找到。根据记忆，我在编者按中写了这样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胡风的问题按语中仍然认为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二，按语中肯定了胡风自我批判中的进步。三，认为胡风的检讨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四，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这只要对比舒芜的材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这一重要问题胡风认识很不够，而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他认识文艺思想的错误。五，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并检查改正。我这一编者按大约四五百字。”[372]

　　从康濯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中宣部决定先将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在《文艺报》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转载。他并没有讳言在看了材料以后的吃惊程度，也没有回避当时认为材料很好的感觉，

　　虽然他起草的编者按，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个编者按是在他征求了周扬、林默涵的意见后起草的。

　　编者按将胡风的问题仍然作为人民内部问题来对待，既肯定了胡风在自我批判中的进步性，也指出了胡风由于没有触及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和宗派小集团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认识的浅显性，最后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进一步检查改正自己的错误。

　　从中可以看到，随着舒芜材料发表的还有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那么，当时的进步文艺家又是如何看待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稿的呢？胡风在进步文艺家的要求下又是如何修改检讨稿的呢？

　　当时进步文艺家称胡风一月交来的这篇《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稿为检讨一稿。对这一稿，《文艺报》编委会和编辑部以及周扬、林默涵、作家协会党组的同志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茅盾、夏衍、冯雪峰等都认为不行，认识的错误不多，解释、辩护不少，于是把稿子退给了胡风，向他提出了修改意见。

　　二月胡风改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的二稿，这一次《文艺报》编者看了以后觉得进步不小，就由编辑部打印分发给了茅盾、夏衍等同志以及《人民日报》文艺部等有关单位，说明他们认为这份检讨基本上可以接受了，但是也还想让胡风改得更好一些，并要求接到这份打印稿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文艺报》编者又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转告了胡风，希望他能够再修改一下，并尽快交《文艺报》发表。

　　于是胡风又在三月交来了他的最后定稿，也就是第三稿。这一稿《文艺报》主编康濯记得是以二稿为主，前面若干段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后面修改了一些文字，更主要的是也修改了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在文后加了一个附记。事隔多年康濯已记不清楚，三稿到底修改了二稿的哪些地方；但有一点是印象深刻而明确的，就是三稿后半部确有不只一个地方改得比二稿肯定是有重要的进步。于是，《文艺报》编辑部决定全文发表他这篇《我的自我批评》三稿。[373]

　　这样看来，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是在他起草出一稿后，在进步文艺家两次提出修改意见，经过胡风反复修改才形成的。胡风在《我的自我批判》中，分析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他说道：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底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至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底文艺方针。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地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长期以来，我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底批评和期待，以致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374]

　　从中可以看到，胡风认为他犯错误的根源是因为他混淆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原则区别，而将他们混为一谈，这样就不能从政治原则和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分析问题，从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方针。而后胡风在检讨中从他与进步文艺家一直争论的世界观问题、思想改造、深入生活、民族形式和文艺题材等五个问题上进行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三稿写出后，得到了进步文艺家的初步认可，舒芜的材料也已经整理好了，当时《文艺报》编者计划在这些文章发表后，再发一两期对胡风检讨提意见的文章，这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要结束了，这已得到了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同意。对此，《文艺报》主编康濯后来回忆道：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文艺报》编辑部于5月初发稿。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发了舒芜材料和胡风的检讨以后，再搞一两期发几篇对胡风检讨提意见的文章，然后结束这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个意见并已得周扬同志同意。因此，在发这两篇文章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发了许广平同志一篇驳斥胡风的文章，同时约夏衍同志写了一篇对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再加批判的文章。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在胡风检讨发表前就已写好寄来，有八千字，我们并已打印、分送党内外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375]

　　由此看来，《文艺报》编者计划在这期出版的《文艺报》上，除了发表舒芜整理的材料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以外，还发表许广平和夏衍的批判文章。他们原先计划在这些文章发表后，再发表一两期对胡风检讨进行批评的文章，这个批判就结束了。

　　但是在《文艺报》排出清样后，周扬觉得与舒芜的材料相比，康濯起草的这个编者似乎弱了一点。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于是将《文艺报》这一期的清样送给毛泽东审阅。

　　《文艺报》主编康濯后来回忆道：“《文艺报》这一期排好的清样，于5月8日上午送给周扬同志。按照我们编务工作的程序是，周扬应于5月9日晚上退回清样，10日由我们修改后交工厂付印。……

　　但是这一期清样周扬同志9日晚没及时退回。我在编辑部等到快半夜，就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答复我说，清样他已看过，认为我在胡风检讨前加的编者按弱一点，是不是还有点右？我说：‘我是征求了你的意见的，你可以修改嘛。’周扬说：‘我是改了一个字。’我很唐突地冲口而出：‘改一两个字就不右了吗？’周扬同志很了解我的坏脾气，没有理会我的唐突，他说：‘问题不在这里，我考虑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因此我想，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我忙说：‘那当然太好了，但是那就要快！要争取主席明天晚上把清样退回，否则，我们刊物就要脱期了。’周扬同志最后说：‘我马上就送去。’过了一天，10日半夜，主席还没有退回清样。到了11日的一点多钟了，我再一次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看过了，也退回中宣部了，恐怕变动很大，天明上班时，默涵会带原件去找你，你在编辑部等他好了。”[376]

　　从康濯的回忆中看到，清样排出来后，周扬从对编者按的意见，联想到批判胡风是毛泽东交待下来的任务，自己没有把握，因而觉得像舒芜整理的材料和胡风的检讨应该送给毛泽东审阅才是，这样就将清样呈报毛泽东。从周扬的回话看，毛泽东对胡风问题的处理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还可以从林默涵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对这件事，林默涵后来回忆道：“《文艺报》排出样子后，送给周扬和我看。我们都觉得按语还可以，准备退给康濯发表。周扬同志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似应送给毛主席看看才好。我认为对。周扬就于5月9日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送给毛主席，并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发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15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您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此致

　　敬礼！周扬 5月9日”[377]

　　由此看来，为慎重起见，将胡风的检讨、舒芜整理的材料、康濯起草的编者按以及许广平的批判文章，一并呈报毛泽东审阅，是周扬决定的。毛泽东阅后，作出了强烈的反映，撤下了报送的编者按，亲自起草了一个编者按。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毛泽东阅后批示：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378]

　　毛泽东审阅了清样后，觉得原先的编者按不可用，就重新起草了编者按，还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标题，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379]他考虑得很周密，将重新起草的编者按向周扬和陆定一征求意见，告诉他们：如果同意这个编者按，就另抄付印，将原稿退回；如果不同意，就再商量。同时还决定材料及胡风的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文艺报》转载，就连编者按所用的字体都作了明确交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是他在认真审阅了周扬送去的清样后，经过慎重思考后才写出来的。直到几十年后，《文艺报》主编康濯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毛泽东在审阅清样时的批注情况。康濯说：“我还发现，主席看清样是很费力的，我们排的新五号字，很小、很密，主席一边看，一边拿了一支铅笔，每一行每隔三五个字都要在旁边画一点，一直画了两万多字。”[380]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按语经毛泽东改写了之外，舒芜提供的材料并未因毛泽东的按语而作任何改动。《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提供的材料完全是根据送给毛泽东看的《文艺报》的清样排的。有人说舒芜在毛泽东为胡风问题定性后，根据要求将材料重新分类并写上小标题等，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时舒芜所以要提供这些材料，他在这批材料后面有一个说明：“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什么‘主观在运行’，什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二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在这里，也表明了胡风对于我当时所发表的许多宣传唯心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错误文章是全力支持的，决不是像他后来所抵赖，说他是不赞成那些文章的。”“我在这里提供这些材料，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实质，同时也为了促使自己更进一步检查过去的错误。[381]

　　毛泽东起草了什么样的编者按呢？我们全文引述如下：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382]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起草的编者按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画龙点睛，直指要害，将胡风问题提纲挈领地揭示了出来。

　　毛泽东从胡风与进步文艺家的多次争论中，从胡风在获悉要批判他的文艺思想的消息后，突然一反常态，主动表示检讨的要求中，从胡风致舒芜的信与胡风检讨的相关内容的对比中，从胡风写的检讨并非发自真心，而是在进步文艺家的督促下经过反复修改才完成的，但是在检讨中却说自己混淆了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原则区别，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从而淡化了个人的责任，为自己进行开脱的叙述中，才对胡风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编者按中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这种在胡风问题定性上的重大变化，标志着胡风事件已经由文艺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编者按中指出这是胡风由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是骗不过人的，要检讨就应该像舒芜那样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编者按最后还对胡风集团的成员指明了出路。

　　毛泽东重新起草了编者按，对胡风问题定性以后，舒芜说他当时看了以后“捏了一把冷汗”，后来也说“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383]

　　那么周扬、林默涵、康濯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林默涵、康濯后来曾经有过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林默涵回忆说：“毛主席写的按语，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的小集团，这是出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料的。但当时，我只是感到自己的思想水平低和政治敏感性差，我对按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其他同志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本来属于人民内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问题，就上升为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384]

　　康濯后来回忆说：“我向他（指周扬—引者注）表示，主席的按语把胡风问题的性质变了，变成反党、也就是敌人了；并说：‘我一时还接受不了，侯金镜（《文艺报》副主编—引者注）同志也和我差不多。’周扬说：‘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认识主席的指示。’又说，他也没有想到主席会这样改变性质。我说：‘主席提得太高了。’他说：‘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差距。’”[385]

　　从他们二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对胡风问题改变性质，当时不仅周扬“没有想到”，林默涵也“出乎”“意料”，康濯和侯金镜“一时还接受不了”。周扬鉴于过去在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时不敏感，见事迟，犯有错误的教训，因而这时尽管他自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还是劝勉康濯要努力提高自己，跟上毛泽东的思想步伐。

　　作为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负责人，周扬这样做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经过分析后我们发现，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改变定性的真实原因，而是鉴于以前的教训，为了避免再犯错误，才在组织上采取了服从的方式。这是令人惋惜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他后来为什么难以避免遭受冲击的命运了。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林默涵将舒芜整理好的材料报送周扬。周扬看了以后，和林默涵商量是不是公开发表一下，林默涵也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决定将舒芜整理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以及配发的相关批判文章交由《文艺报》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并让《文艺报》主编康濯起草一个编者按。当时计划在发表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检讨以后，《文艺报》再发表一两期批评胡风检讨的文章，批判胡风的运动就结束了。

　　当周扬看了《文艺报》排出的清样以后，觉得和发表的材料相比，编者按似乎弱了一点，因而并不满意。鉴于批判胡风是毛泽东交待下来的任务，他认为应该呈送毛泽东审阅为宜。毛泽东在认真阅读了周扬送去的清样以后，作出了强烈反映，撤下了原来的编者按，亲自起草了新的编者按，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文艺报》转载。由此对胡风事件的定性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个文艺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了。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插曲”。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③ 《人民日报》在刊登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上发生的一个“插曲”。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舒芜整理的材料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原先决定由《文艺报》发表，然后《人民日报》转载，在毛泽东看了《文艺报》排出的清样后，重新起草了编者按，决定转由《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文艺报》转载。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人民日报》在发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时出现了失误，没有发表胡风修改好的检讨三稿，却刊登了检讨二稿加三稿附记。

　　五月十三日清早《人民日报》一来，《文艺报》主编康濯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胡风更是敏感，发现登错了他的稿子后，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此事。周恩来随即打电话给周扬，责问是怎么回事，还要《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为此发一个检讨。

　　这个时候康濯接到了周扬打来的电话。周扬在电话里焦急而又意外严厉地责问道：“康濯，你怎么搞的？为什么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

　　康濯回答：“不是我错了！我已经查对过了，是《人民日报》排错了。”

　　“《人民日报》？那怎么回事？”周扬仍然焦急而严厉，“刚才胡风从电话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马上就打电话责问我哩！”

　　“你可不能反转来又打电话责问我哇！”康濯如实汇报了错排的具体情况：“刚刚查对过，我们《文艺报》送《人民日报》的胡风检讨是最后定稿，第三稿。可人家排的却是检讨第二稿再加三稿后面的《附记》。为什么会搞成这样？那只有问袁水拍了。”

　　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他手上有胡风检讨的二稿和三稿，是《文艺报》编辑部先后交给的。

　　随后康濯又接到了《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打来的电话。邓拓说：“你看我们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现在周总理要我们为这件事发表一篇检讨，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看这个检讨怎么写呀？”

　　康濯考虑了一下，答复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发检讨好吗？登错了文章，责任在你们文艺部，却要整个党报来出面检讨，只怕不大合适吧。”

　　邓拓问：“那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没有啊？”康濯说：“是不是可以由你们发表一启事，说明胡风的检讨你们登错了，责任主要是在文艺部，报社也有工作上的责任，这也就是检讨了嘛！启事最后还可说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以今年《文艺报》第九、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康濯请邓拓考虑他的意见，邓拓说：“可以研究。”

　　这个时候，周扬又打来了电话，告诉康濯马上到他家里来开会，还说林默涵、袁水拍已经到了。

　　康濯赶到东四头条老文化部的西院周扬的家里时已过了十点钟，到后就开会。周扬让袁水拍先讲，袁水拍说：

　　“康濯同志讲得是对的，我们《人民日报》排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是没有按《文艺报》清样上的胡风三稿、也就是最后定稿去排，而的确是排的胡风二稿加三稿的附记。”

　　随后袁水拍讲了他们错排的经过。他精神负担很重，情绪很低，讲话声音都很小。他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接到《文艺报》寄去的胡风检讨二稿以后，又听到康濯告诉他胡风这一稿基本上差不多了，这样，他就把胡风二稿早已送工厂排出了小样，这个二稿的清样经过他们文艺部好几个同志仔细校对，他也亲自校对过；这一次，昨天晚上发稿，他的错误是没有亲自主持此事，只把原来排好的二稿清样和《文艺报》最后的清样交给文艺部几个同志，要他们好好校一遍，然后发稿。谁知道他们并没有校对完，他们并不知道胡风还有个检讨的三稿，便只是把二稿的清样和《文艺报》的清样对照着校了一部分，结果发现每一段每一个字都相同，他们就以为《文艺报》的和他们二稿的校样是一个稿子，而他们的二稿又是校对过多少遍，没有错误的。偏偏不知道胡风的三稿是在二稿的后半部做了不少改动后形成的，于是便没有再校对下去。他们只是翻到《文艺报》校样的最后，发现还有一个附记，于是便把《文艺报》三稿的附记加在了他们二稿的后面，就这样发了稿。

　　袁水拍讲完以后，周扬问林默涵和康濯有什么意见。林默涵说：“这件事的具体责任还是在水拍，这是个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嘛。”康濯说：“这么大的事，水拍你怎么能不自己亲自参加，到晚上交给部里就撒手不管了呢？太不应该了。”

　　袁水拍说：“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这的确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刚才报社开编委会议，叫我参加，在会上，有的编委质问我：‘这是搞的什么阴谋……’”他说不下去了。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林默涵说：“水拍错误严重，阴谋倒不是嘛。”

　　周扬表示同意，并说：“不谈这些了，商量一下《人民日报》的检讨怎么写吧！发表检讨是总理的指示，报社又叫水拍起草，我们来帮帮水拍的忙，给他提点意见。”

　　大家谈了各式各样的意见，后来康濯也讲了邓拓给他打电话征求意见时他所表示的不用检讨形式，而用启事，在启事中做几句检讨，再说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稿以《文艺报》九、十期合刊的发表为准，就这样也可以了。

　　康濯这个意见都认为可以考虑，但发表正式检讨却是周恩来的指示……因而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意见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这样直商量到快十一点半钟，周扬最后才说：

　　“我看，稿件清样既然请示了主席，现在的处理最后再问一下主席。我现在就去问一问，你们等一等，我回来以后再谈。”

　　周扬说完后，马上去向毛泽东请示。周扬回来后告诉他们：

　　“主席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重排。”

　　这又是一个预料不到的决定，康濯后来说他听了脑袋一蒙，林默涵、袁水拍也半天没讲话。周扬说：“主席定了，就这么做吧！”[386]

　　关于《人民日报》排错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检讨的事，叶遥在她撰写的文章《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中是这样叙述的：

　　“没有料到，第二天发现，我和刘仲平同志核对过两遍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稿子发错了。见报的不是胡风同志最后修改的稿子。现在已记不得是《文艺报》发的清样错了，还是袁水拍同志交给我们的打印稿错了。我和刘仲平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胡风的检讨原稿，实难分辨最后修改稿是什么样子。这一错误使我们手足无措。那时的党员讲‘自觉’，两人都写了书面报告，请求处分。袁水拍同志有什么责任，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也写了书面报告，请求处分。错误如何补救，文艺组无权决定，问题只好上交。可能因为胡风已经被打成‘反革命’，报纸以后没有发表更正，我们谁也没有受追究、给处分。以后，此事不了了之。”[387]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检讨稿登错的原因已经水落石出了。

　　袁水拍拿到《文艺报》排出的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三稿清样后，交给了《人民日报》文艺组的编辑叶遥和刘仲平，要他们比照原来的二稿进行校对，校对完毕以后就可以编发了。他没有向叶遥和刘仲平说明这是三稿清样，与他们已经反复校对过的二稿清样在内容上存在不同。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两位编辑去具体操作，而他自己却没有亲自主持校对事务。当然，到底是袁水拍不知道《文艺报》交来的三稿清样与他们已经校对过的二稿清样有所不同，还是他本来就知道却忘了告诉文艺组编辑人员呢？从袁水拍的回忆看似乎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人民日报》文艺组的编辑人员叶遥和刘仲平在校对了一部分后，发现三稿清样与二稿清样每一段每一字都相同，就误认为三稿清样和二稿清样是一个稿子，而二稿清样又是他们已经校对过多少遍的，没有错误，翻到三稿清样最后发现多了一个附记，于是就在二稿清样后面加了这个附记，就编发了。

　　从这件事来看，袁水拍的错误在于没有交待清楚三稿清样与二稿清样的不同（如果他不知道的话还是情有可原的），也没有亲自主持校对事务，而文艺组的编辑人员叶遥和刘仲平的错误在于没有按照编辑程序办事，将稿子校对完毕，而是看到前面已经校对的部分两个清样稿完全一致后，就误认为是一个稿子，中止了校对。

　　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作为《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人，袁水拍无疑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文艺组两位参加校对的编辑人员叶遥和刘仲平没有按照正常的编辑程序行事，将两个清样稿校对完毕，他们是应该对此负直接责任的。

　　虽然叶遥在她写的文章中也讲了一些实话（比如写了请求处分的书面报告，最后也没有被追究责任等），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却轻描淡写地来叙述这个问题，避开了她与刘仲平在校对工作上的责任问题，说她对造成胡风检讨稿登错的原因记不清了。按说，这件事在当时也是不难查清的，况且在《人民日报》社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惊动了那么多的领导，又处在像她说的党员讲“自觉”的时代，由于她和刘仲平校对上的失误，导致胡风检讨稿登错了的事情，不会不在她的心中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她怎么就“记不得”了呢？

　　胡风发现《人民日报》登错了他的检讨稿子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还责问周扬，并要邓拓登报检讨。在周扬召集林默涵、袁水拍、康濯三人参加的会议上，对袁水拍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人民日报》社召开的编委会议上还有人质问袁水拍“这是搞的什么阴谋”。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纪律是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是浓厚的。

　　这个时候的袁水拍，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托着严重的思想负担，不仅接受同志们的严厉批评，自己也在作着严肃的自我批评。在《人民日报》登错胡风检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他们商量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一个众人满意的方法来。最后还是周扬说，既然稿件清样经过了主席，现在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还是再请示一下主席。

　　从周扬转述的毛泽东的指示来看，毛泽东表示胡风问题的性质已经定了，二稿与三稿之间又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就让《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稿样重排。毛泽东出人意料的决定，总算使这件事有了一个结局。

　　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武断呢？他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当然不是。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胡风检讨有三个稿子，检讨三稿是在进步文艺家的反复督促下，经过胡风多次修改才形成的。尽管这样，胡风在稿子中还是认为自己是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立场当成了工人阶级革命性和立场，没有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小集团的宗派主义。这从康濯起草的编者按和二稿开头部分（三稿也是一样）就可以看到。这种认识就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宗派主义小集团的定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也是注定难以过关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毛泽东是在看了《文艺报》排出的胡风检讨三稿的清样后，才在编者按中给胡风事件定性的。他是看了三稿而不是二稿以后给胡风定性的，因而以二稿为稿样进行重排并不影响对胡风事件性质的判断。

　　我们知道，在胡风事件定性的过程中，舒芜整理的材料要比胡风的检讨（不论是二稿还是三稿）重要得多。从公布出来的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来看，引起人们瞩目的和对人们影响比较大的是舒芜的材料，而不是胡风的检讨。因而胡风的检讨在胡风事件定性的过程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况且胡风的检讨三稿和二稿比较起来，还要深刻一些，唯其这样，与同时发表的舒芜的材料比较起来，就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反差，显示出胡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言行不一，耍弄两面派的手法。因而虽然检讨二稿没有三稿更好一些，但是这个时候以二稿为稿样进行重排，会比三稿产生的反差更小一些，并不会加大胡风的负面影响。

　　《人民日报》文艺组在对胡风检讨稿进行校对的时候发生失误，错登了胡风的稿子，当然袁水拍应负主要责任。而袁水拍在过去进行的两次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是践行党的文艺方针，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建立进行战斗的先锋战士，这一次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又是在第一线冲锋陷阵，虽然出现了差错，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从爱护干部的要求出发，毛泽东这样处理对袁水拍也似有保护之意。

　　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让《文艺报》以《人民日报》的稿样进行重排，并不会影响到对胡风事件的定性，也不会对胡风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一些无谓的纠纷和争执，处于保护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需要。

　　④ 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成为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导火线的原因分析。

　　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也就是舒芜整理的材料，在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胡风事件从政治上定性以后，特别是胡风事件翻案以后，有人说胡风事件的政治定性是舒芜整理的材料造成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其实，如果将事件前后的因果联系隔开，孤立地看这一件事，似乎是这样。舒芜写出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连带出胡风给他的信件。后来舒芜又将信件的内容作了分类，整理成材料。毛泽东看了以后，在起草的编者按中对胡风事件的定性发生了巨大变化，随后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事件进行考察后就会发现，在舒芜整理的材料出现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胡风事件的定性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向政治定性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因而我们认为舒芜整理的材料，也就是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只不过是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导火线而已。

　　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没有对胡风事件的演变给予历史的考察，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孤立起来看待，这就夸大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在胡风事件定性中的作用，造成了严重的误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过五次争论，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其实早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转载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在胡乔木起草的编者按中就把胡风集团称为“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388]

　　这个编者按虽然是胡乔木起草的，但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对胡风问题表态，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因而我们认为他起草的这个编者按应当是经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集体审阅后才发表的。从编者按中我们看到，已经公开出现了胡风小集团的称号，当然这是从文艺上来说的；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已经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虽然用了“实质上”这个修辞词，说得很委婉，也没有明确界定到底是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对胡风文艺思想已经向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定性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因而当时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实质上执行胡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就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对胡风事件性质的定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胡风事件的性质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份。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对胡风文艺思想作出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定性，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这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文艺思想，胡风等人的活动是一个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

　　毛泽东在一月十二日修改中国作协主席团说明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扬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随后，将这个报告及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称“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389]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一九五五年一月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开始的时候，就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的性质作出了界定。胡风文艺思想不仅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且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他们进行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及其领导下的文艺运动，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这是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从这里可以看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这种定性表明，胡风文艺思想既不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胡风等人的活动定性为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与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相比，将对胡风小集团的限制词由“文艺上”改为“宗派主义”，这就在实际上表明了胡风小集团的活动，不仅仅存在于文艺范围内，而且这种宗派主义的活动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虽然这个时候对胡风的批判还限制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但是不论从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还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的定性中，则可以看出这已经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已经向政治定性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只不过是还没有将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结合起来而已。

　　由此我们认为，在胡风致舒芜的信件发现之前，虽然对胡风的批判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限制在思想文化的范围内，但是已经在政治定性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这个时候对胡风事件政治定性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舒芜整理的材料，才成为胡风事件性质转变的导火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向舒芜约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稿件的过程中，发现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鉴于胡风致舒芜的信件比舒芜写的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在林默涵的指导下，舒芜对胡风信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了一个材料，中宣部决定由《文艺报》主编康濯起草一个编者按，将这个材料和胡风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及相关批判文章在《文艺报》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转载。

　　鉴于批判胡风是毛泽东交待下来的任务，因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将《文艺报》排出的清样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作出了强烈反映，将舒芜整理的材料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重新起草了编者按，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报》转载。胡风事件由一个文艺问题最终转变为政治问题。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人民日报》在发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稿时出现了一个“插曲”，将胡风的检讨三稿误发为检讨二稿加三稿附记。这是因为《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袁水拍没有亲自主持校对事务，而进行校对的编辑又没有按照编辑程序将《文艺报》发来的清样稿对照他们原来排出的清样稿校对完毕造成的。尽管这样，由于这个失误并不影响对胡风事件的定性，胡风的检讨与党中央的要求相比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同时也出于对积极参加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战士保护的考虑，周扬在请示毛泽东以后，《人民日报》也没有再对此作出更正。

　　虽然胡风在信件中对进步文艺家用了谩骂、嘲弄、讥讽和憎恶的语言，但是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在胡风致舒芜的信件发现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胡风事件的政治定性上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因而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在胡风事件的政治定性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胡风事件被政治定性的导火线而已。

　　（10）从胡风反党集团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演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胡风致舒芜的信件被发现以后，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在清查过程中，又发现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之间更多的信件。将这些信件整理后，编成了“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这两批材料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胡风集团由反党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胡风集团是怎样从反党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呢？先后编成的这两批材料，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以后，对胡风迅即由文艺批判转入政治批判。《人民日报》和《文艺报》遵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战斗在批判的第一线，是这次批判运动的风向标。

　　毛泽东仍然在审阅重要的文章，指导着这次批判运动的发展。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晚十时将一组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清样报送毛泽东审阅。这组文章的总标题原为《胡风的反党反人民集团必须彻底批判》。毛泽东阅后重拟了总标题“提高警惕，揭露胡风”。

　　毛泽东在审阅了这组文章的按语以后批示：“按语不用，另换一个。”后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另拟了一个按语。毛泽东在审阅时对编者按的一句话作了修改：“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不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而让他们继续不断地‘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大大地加强实力’，即是说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的损害。”（加重点号的文字是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引者注）

　　这组文章及修改后的编者按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此后，《人民日报》又以这个标题开辟专栏，陆续发了几组批判胡风的文章。[390]

　　就在《人民日报》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为通栏标题发表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的文章的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罢免了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391]

　　这个时候作为对胡风进行文艺批判的主阵地之一的《文艺报》，在五月十三日以后也迅速转向，紧锣密鼓地搞入了战斗。

　　“第一批材料”发表的当天上午，由于胡风事件的性质变了，原先的稿件用不上的，《文艺报》就召开编辑部全体会议，紧急动员，全体出动组稿，主要是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写对胡风反党集团表态的短文章。编辑部负责人还特别提醒外出组稿的人员，要注意找一些比较熟悉胡风的文艺界人士，请他们写写在胡风过去的言行中某些可以揭发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总之，表态的文章不要都是干巴巴抽象地批判几句。组稿名单由编辑部拟出，报经《文艺报》主编康濯和副主编侯金镜批准后，组稿人员立刻行动，要求两天内拿出几十篇稿件回来。

　　外出组稿的人员回来反映说，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看了主席的按语和舒芜的材料，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党内外文艺家的态度，实在极不友好，极尽讽刺、挖苦、打击、嘲笑，有时甚至是敌视。再经过主席按语的分析和揭露，自然更会引人愤慨。外出组稿的人讲，约了稿的几乎都答应写，并将很快交来。

　　文艺界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声讨胡风。从党内文艺方面的负责同志到知名的作家、文艺家以及大多数的中、青年文艺工，对胡风都表示愤怒和激动，在一些会议上提出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开除作家协会会籍等等。[392]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标题下发表的文章中，在对胡风的“假检讨”，“揭穿胡风的反动面目”进行批判的同时，还提出应该尽早撤销胡风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各项职务，并开除出作家协会。

　　这一主张，立即成为全国各地文艺界集会中的一个主要议题。

　　上海率先召开群众集会，因为这里是胡风集团骨干成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五月二十日，上海文化界举行大会，参加者有1400多人。大会由巴金主持，先后有张春桥、陈望道、金仲华、姚文元、孙峻青、吴强等讲话。会上，华东师范大学二十几位教师联名发言。由于胡风一贯敌视党和人民，他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他从革命阵营中清洗出去。他们建议大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转达原选举单位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同时向中国文联主席团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委员职务，向中国作协主席团建议，撤销胡风的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委职务，并开除他的会籍。1000多人举起了手，一致通过了这一建议。

　　五月二十二日，杭州文艺界集会。

　　五月二十三日，重庆文艺界集会。《人民日报》特地指出：重庆是胡风反党集团“盘踞”多年的地方，“不少作家和爱好文艺的青年受了他的欺骗和毒害”。

　　同一天，成都市文艺界100多人集会。

　　同一天，沈阳市文艺界100多人集会。

　　还是这天，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十多位负责人，联名给中国文联写信，建议把胡风从中国文艺界队伍中清洗出去。

　　仅五月十四日到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便收到了将近800份来信和来稿。工人、士兵、学生、职工，都以神圣的姿态，开始参加这场批判。[393]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五月十三日“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对胡风的批判运动急转直下，由文艺批判迅即转入政治批判的轨道。《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作为批判胡风的主阵地，引领着全国批判的潮流。批判已经从文艺界向全国各个行业扩展。通过批判，不仅宣传了唯物论，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进一步使人们提高了警惕，受到了教育，增强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下一步肃反作了重要准备。

　　② 对胡风集团定性的进一步变化——从胡风反党集团到胡风反革命集团。

　　在五月十三日发表的“第一批材料”中，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后来又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究竟是什么时候将胡风集团由反党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呢？由反党集团到反革命集团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其实，就在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材料”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要逮捕胡风了。由于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了他的代表资格以后，才能实施逮捕。为了避免胡风在逮捕前发生意外，毛泽东还要周扬派人去稳定他一下。当时，因为处理《人民日报》错登胡风检讨的事，正好《文艺报》主编康濯等人都在周扬家里，周扬便要康濯去稳定胡风一下。对此，康濯后来回忆道：

　　“我们正要走，周扬同志又把我叫住了。他说：‘主席讲，胡风是要逮捕的，不过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以后才能逮捕，这件事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还得要几天才能办妥。因此，主席认为：这几天还要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然后，周扬要我今天晚上就去看一看。”

　　当天晚上，康濯约《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一同去看胡风，感到他还在为自己的问题力争，认为他有错误，但是并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他们也就放心了一点，觉得胡风并没感到自己会被捕，当然更没有自杀一类的迹象。[394]

　　由此看来，五月十三日发表“第一批材料”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逮捕胡风了。由于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要经过人大常委会罢免胡风的代表资格以后，才能实施逮捕，这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五月十三日“第一批材料”发表后，胡风反党集团的定性也就公开了。毛泽东为了防止逮捕胡风前意外事件的发生，才要周扬派人去稳定他一下。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胡风问题是重视的，在安排上也是周密的。

　　五月十八日，也就是《人民日报》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为通栏标题发表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的文章的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罢免了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395]随后，公安部拘捕了胡风。

　　决定拘捕胡风以后，从胡风及其关系密切的人那里又发现了更多的信件。这些信件不仅反映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对进步文艺家表现出来的偏狭、敌视、嘲弄、挖苦的态度，而且还进一步显示了他与其集团成员策化、攻击文艺界的领导和进步文艺家，讥讽党的文艺政策的具体事实，表现出来的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

　　关于信件问题，林默涵和康濯曾经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林默涵回忆说：“在拘捕胡风时，又从胡风家里搜出了一些同胡风接近的人们给胡风的许多信件，这些信中也有许多暗语，公安部门看不懂，他们要求中宣部派几个比较了解胡风情况的人来整理这些信件。参加整理信件的有我、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拍和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些同志。我们又整理出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在摘录、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们反复核对了原信、以免弄错了信的原意。”[396]

　　康濯回忆说：“主席的按语发表以后，中央和北京市的各单位已经开始向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一些人搜集信件，并听说文化部系统已经从路翎那里搜出了大量胡风给他的信，从这些信中发现了更多比致舒芜的信还重要的内容。此外，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同志正在武汉出差，头一天晚上我已同他通过长途电话，告诉他主席写的编者按，特别强调了编者按中主席几句话：‘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和销毁更好些。’刘白羽同志听到这些话以后说，我相信武汉同胡风有关系的一些人，大概也不得不交出密信了吧！”[397]

　　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五月十三日“第一批材料”发表及拘捕胡风后，又搜集到了更多的信件，从中发现了比致舒芜信件中更重要的内容。这些信件中有许多暗语，中宣部就组织人去摘录、整理这些信件。整理过程中，他们严肃、认真地反复核对原信，弄清写信的背景，准确把握信的原意，并对一些暗语进行注释，使读者通过依据这些信件整理后的材料对胡风集团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发现的许多信件是在解放以后写的。这表明胡风在解放前后的立场和观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在解放后表现出来的立场和观点又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就对胡风事件的性质从反党集团到反革命集团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在起草的编者按中说“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和销毁更好些”，那么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究竟有没有交出他们的信件呢？

　　从路翎和绿原后来的回忆中看到，胡风被拘捕前，路翎在和胡风通电话后，又骑自行车到胡风住所和他告别，胡风劝他“信件赶快交出去，一封不留地交出去”，路翎答应了。五月十三日晚上，路翎又和绿原见了一面。他们在长安街上散着步，路翎说明天就将信交出去，还说他对现在的事情想不通。绿原说明天他向单位领导人交出信件。[398]从后来能够顺利搜到他们的信件来看，这应该是确实的。

　　“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毛泽东不仅就胡风问题向文艺界人士征求意见，而且还将胡风问题提到中央会议上进行研究，因而对胡风集团的进一步定性及处理也就成为中央领导层会议上的重要议题。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晚八时五十分，毛泽东同邓拓谈胡风问题。

　　五月十七日晨，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周恩来、陈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出席。[399]

　　五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周扬、王稼祥、罗瑞卿、杨奇清开会，讨论胡风问题和对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提出的方案的对策。[400]

　　虽然毛泽东与邓拓谈话及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的内容尚未公布，但是从议题上来看，都是涉及到胡风问题的。这个时候“第一批材料”已经发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不久又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因而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判断，这两次会议对胡风问题性质的进一步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参加了会议的讨论。

　　虽然会议的内容尚未公布，随后不久公布出来的“第二批材料”，在题目上仍然沿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提法，但是此时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胡风问题在反党集团定性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也就是变为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了。这鲜明地表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中。

　　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草稿。指示草稿指出：“胡风集团，现已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各党委（和党组）必须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毛泽东作个别字句修改后，批示：“即送周、朱、彭真、瑞卿阅后，照发。”[401]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可以作出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草稿，是根据五月十七日晨和五月十八日晚上两次中央高层会议的精神起草的。从草稿的题目及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已经将胡风问题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了。不过这种定性只是体现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内部指示中，还没有公开而已。五月二十四日发布的“第二批材料”，没有使用反革命集团的提法，仍然沿用反党集团的提法，就是明证。

　　从中央召开高层会议来讨论胡风问题，还起草了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党内指示，以及这个指示在经毛泽东修改后，送交相关中央领导人阅后下发，却暂不对外公布来看，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问题上中央还是非常慎重的。

　　就在“第二批材料”发布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又一次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胡风问题。

　　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开会，讨论胡风问题。[402]

　　虽然这次会议讨论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是鉴于这是在“第二批材料”发布的前一天晚上召开的会议，因而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应该与第二天公布的材料密切相关。这表明在对胡风问题的定性与处理问题上中央高层领导人是极为重视的，是经过他们讨论后共同研究决定的。

　　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央成立了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副组长是罗瑞卿。同年七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403]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小组是中央具体负责处理胡风集团相关事务的领导机构。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第一批材料”的时候，胡风集团就已经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决定逮捕胡风了。随后，又搜集到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大批信件，从中发现了比“第一批材料”中更重要的内容，且以解放后的信件尤为引人注意。毛泽东接连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胡风问题。这个时候，虽然在公开发布的材料中仍然沿用胡风反党集团的提法，但是在党内指示中却已经做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了。

　　③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发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宣部派人将从胡风及其集因成员处搜集的信件，在认真核对原信，弄清信件原意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摘录、注释，首先整理出一批材料。这批材料报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阅后，五月二十四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时候中央虽然将胡风集团内定为反革命集团了，但是在这批材料中仍然采用了反党集团的提法。据林默涵回忆，这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是经毛泽东修改的，有的是毛泽东亲自加的。[404]

　　这里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毛泽东修改这批材料时的情况。

　　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405]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第一批材料”的内容主要是解放以前的，而在“第二批材料”中则主要是解放以后的。如果说解放以前的材料，还可以用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来进行搪塞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业已建立的情况下，胡风故习不改，仍然采取对党的文艺方针和进步文艺家敌对、嘲讽、挖苦、谩骂的态度，就值得人深思了。这段话对我们分析胡风集团因何由反党集团被进一步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具有重要意义。

　　在修改这批材料结尾的按语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406]

　　从加写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将胡风称为反革命分子，这实际上就已经将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若干信息向外界透露了出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原因。

　　毛泽东为这个材料其中的两封信分别写了按语。这两个按语不是“第二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写的，而是后来出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时候补写的，下文还要介绍这两封信，此不赘述。

　　由此我们看到，“第二批材料”前后的按语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间的两个按语是后来在出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时毛泽东补写的。这批材料共摘取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六十八封信件，其中只有五封是解放以前的信件，其余都是解放以后写的。

　　编者按在谈到发表这批材料的原因时说，自从“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本报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各界读者写的大批文章和信件，他们一致要求彻底揭露胡风及其集团的罪恶，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不可抑止的。但是，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罢，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编者按说，现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给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大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

　　编者按还介绍了胡风与其集团成员通信联络中的诡异行为。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的通信，大部分采取了鬼鬼祟祟的、隐蔽的方法。胡风和他们相约，在信中使用了各种代号和隐语，信上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负责同志、文艺界负责同志和党员作家，都用了代号。收信人的名字和胡风自己的署名也很不一致，信封上的名字往往是收信人的妻子或其他人；信末的署名也经常变化或不署名。胡风的许多信封用的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的信封信纸，许多信封上写的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罗寄”“上海青年报罗寄”“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张寄”或其他机构名称。

　　编者按后面就是从六十八封信件中摘录出来的材料，按内容分为三类，每类大致按写信的时间先后排列，并加以必要的注释。这三类的标题如下：

　　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

　　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一、胡风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联络人”，为他的集团的分子安插活动地盘，指挥他们的活动。

　　二、胡风和他的反动集团使用阴谋手段、建立活动据点、竭力扩大他们的影响。

　　三、胡风派遣他的集团的分子打进中国共产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一、胡风指挥他那个反动集团的分子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攻击“文艺报”，企图达到不准批评胡风的目的。

　　二、胡风指示路翎用狡诈手段欺骗领导同志，并掩盖胡风集团的真面目。

　　三、胡风动员他的反动集团的力量，准备向中国共产党进行疯狂的进攻。

　　四、胡风在疯狂进攻中的布置。

　　五、胡风在进攻失败后布置他的反动集团如何退却、如何掩护自己，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材料后面的编者按中归纳了胡风集团的若干特点：解放以来，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更加有组织，更加扩大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的进攻更加猖狂了；他们的活动采取隐蔽的或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在阴谋被揭露后，就由进攻转入退却，但他们不会放下武器，而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407]

　　以上就是“第二批材料”的基本概况。从中可以看到，这批材料是从六十八封通信中摘录出相关内容后，又经过分门别类，归纳出要点，最后整理而成的。从前文林默涵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整理这些信件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误判，他们反复核对原信，在弄清原意的基础上，对信中的若干语句还作了注释。即使这样，也难以完全避免出现误差，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些材料的内容和相关注释大都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这是因为材料的内容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当时想法及行为的真实情况的反映的缘故。

　　由于这个时候胡风仍然担任着中国作协理事和中国文联委员的职务，因而“第二批材料”发表后，中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决定召开联席扩大会议，撤销胡风的职务。

　　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文联主席团和各协会的负责人郭沫若、周扬、阳翰笙、欧阳予倩、夏衍、郑振铎、冯雪峰、老舍、田汉、洪深、江丰、吕骥、马思聪、戴爱莲等700多人。

　　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的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即将全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的消息。

　　在700多人的掌声中，郭沫若发表了讲话。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文艺队伍里。为此一致决议：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和《人民文学》的编委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38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他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408]

　　从中可以看到，会议决定开除胡风的作协会籍，撤销胡风的文联委员、作协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还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对于文联和作协其他胡风分子的处理情况，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对胡风揭露和自我批判的状况而定。胡风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已于五月十八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而在二十五日的决议中，仍然提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的建议，如果不是会议的参加者还不知道的话，就是处于打击胡风集团气焰的考虑。

　　这个决议经两个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后，迅速报送毛泽东。五月二十六日早一时，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开除胡风中国作协会籍并撤销他担任的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等的决议，批示“此件即送新华社立即发表，今天（廿六日）在北京及各地见报。”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409]

　　由此我们看到，在拘捕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过程中，查获了他们之间更多的信件。胡风与其集团成员解放后的通信，显示出他们不仅仍然坚持胡风文艺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家抱有敌视、嘲弄、挖苦与讽刺的态度，还进一步暴露了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这样就把先整理出的一批信件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④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发表。

　　“第二批材料”虽然是以胡风反党集团的定性发表的，但是这个时候胡风集团却已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在开展批判胡风集团的同时，根据线索也开始了查处胡风分子的活动，并将活动的部署和进展情况报告中央。

　　五月三十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成立了办公室专门处理胡风集团问题。现已在高等院校和市属机关、人民团体中发现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有六人，并发现了若干可疑线索。对其中问题严重的人，已令其停职反省，其余的正在继续调查了解。

　　六月一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陆定一同志：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照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前谈指示，可后发，先发此件。请于日内拟好，交我，为盼。”[410]

　　毛泽东审阅了北京市委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后，觉得不错，为了推动各地查处工作的发展，因而才要陆定一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转发通报，将北京市委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让他们在查处胡风分子的过程中参照实行。

　　为了进一步揭露胡风集团，推动清查工作的深入发展，并为清查工作提供政策指导，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

　　六月三日，毛泽东对这个指示稿进行了修改。在指示稿第一条中，讲到“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其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是好人”中的“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百分之九十几”；在讲到“但同时，这些机关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时，毛泽东在“绝对少数”后面加括号写了“占百分之几，大约百分之五左右”。在指示稿第五条讲到各省市委应一律成立五人小组来领导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一段的后面，毛泽东加写了“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

　　加写的第六条是：“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毛泽东批示：“刘、周、邓小平、彭真阅后即发。”[411]

　　从毛泽东的修改中可以看到，通过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主要的还是为了借着这一斗争来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将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为了保证肃反运动的顺利进行，防止扩大化，毛泽东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肃反的领导工作，建立五人小组，将反革命分子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

　　这个时候，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也整理出来了，陆定一、周扬将“第三批材料”和邓拓为发表“第三批材料”起草的社论稿的清样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这些材料，对若干注文作了修改。为了阐明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胡风问题，也为了醒目起见，毛泽东又为材料中的信件写了编者按。

　　六月六日毛泽东致信陆定一和周扬：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毛泽东

　　六月六日

　　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

　　清样打出来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们认为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老、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412]

　　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将修改后的“第三批材料”的注文送交陆定一、周扬等几位负责思想文化的领导人征求意见，然后再将打出的清样送交其他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他认为“应当借此机会作一点文章进去”，就是希望通过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进行思想文化界的整风，还要进一步通过肃反，纯洁队伍，教育人民，不仅将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还可以提高文艺界及其他行业人员的政治鉴别能力。

　　六月八日，毛泽东对“第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后，又一次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

　　毛泽东

　　六月八日上午八时

　　此信和两件清样请给乔木同志一阅。[413]

　　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先将修改稿送陆定一、周扬等思想文化界负责人过目，如果他们没有意见，就再打清样送交其他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这说明“第三批材料”是经过中央集体研究后批准的。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了这批材料以后，还要胡风集团成员的简历，就是希望从胡风集团成员的历史史实中，找到其集团形成的原因，从而能够一针见血，刺中要害，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这批材料是重视的，在处置上也是慎重的。

　　毛泽东在信中关于“写文章”的一段话，主要是针对邓拓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而言的。这篇社论稿，经毛泽东删改后，几乎只剩下一个题目了。[414]从对社论稿的修改中，毛泽东发现了这类文章写作过程中存在的通病，因而就在信中谈了写作的技巧问题，提醒他们以后组织这类文章时注意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社论稿时，加写了大段的文字，构成了这个社论的主体部分。他加写的文字如下：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予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415]

　　从加写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虽然反革命分子是少数，但是危害极大，因而必须把他们清理出去。随后编者按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背景上说明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必然性，并进一步揭示了斗争的力量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因而各级领导机关就要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既要坚决打击，又要注意政策。

　　社论中的这段文字界定了反革命分子所占的比例和敌我力量对比问题，阐释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说明了打击反革命的依靠力量及其政策问题，为今后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全是毛泽东写的。周扬和林默涵看了以后发现，在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信后却没有按语，因而从整个材料的体例上来看是不合适的。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主席不愿意提到涉及他本人的事，于是便由他们两人共同起草了一段按语加上。[416]

　　这些按语，立意高远，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又妙趣横生，通过对信件的点拨与分析，以生花之笔，画龙点睛地揭示了胡风集团的本质及其斗争策略，使人们透过眼前的重重烟雾，对胡风集团的性质及其活动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增强了人们的警惕性和政治敏锐性，认识到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清除胡风分子，取得肃反斗争的胜利作好思想准备。

　　“第三份材料”的基本内容又如何呢？

　　材料前面的编者按中说，前两批材料公布后，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他们纷纷要求追究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子是谁，因而人民政府才将“第三批材料”发表出来。胡风及其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干着反革命勾当。

　　编者按指出，人们可以从下面的材料中看到阿垅和胡风的真实面目。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编者按介绍了阿垅和胡风的经历，说胡风集团是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的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败上，因而在解放以后用阴险的两面派手法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是彻底弄清这一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必须揭露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材料将从信件中摘录出来的文字，按其内容分为六部分：

　　一、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就有密切联系，胡风阿垅等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衷心拥护或者积极参与了蒋匪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他们妄想“肃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现了强烈的仇恨和恐惧。

　　二、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地秘密商议、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三、胡风分子千方百计打入共产党内，取得党员称号，以便窃取党内文件，探听党内情况，报告胡风，向胡风表示无限忠诚，对党采取欺骗手段，里应外合地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

　　四、胡风集团从他们的反革命立场和反动“理论”出发，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文化政策，仇视党所发动的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五、胡风集团分子异口同声地用种种恶毒的下流的词句咒骂革命文艺界的共产党的领导，咒骂革命文艺工和他们的作品，咒骂共产党和革命文艺界对于他们的批评。

　　六、胡风集团疯狂地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417]

　　这批材料是从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的六十七封通信中摘录的，然后按其内容分为六类，加以注释，写了按语，整理而成的。其中约有十六封信是解放以前写的（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其余信件都是在解放以后写的。

　　后来随着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材料里面的一些注释与事实之间存在出入，有理解上也存在一些偏差，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材料中的注释和按语还是符合实际情况下，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这是因为尽管在个别地方存在误解，但是材料摘录的信件中的内容还是真实反映了当时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想法和活动的缘故。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第三批材料”是从胡风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摘录出来以后，再按内容分门别类，加以注释，配上按语，经过整理而成的。毛泽东不仅对材料的注文作了若干修改，还撰写了材料中的全部按语。他将撰写的按语及注文修改稿送陆定一、周扬等思想文化界领导人过目后，又送交其他中央领导人审议，以便进一步征求意见，使材料趋于缜密。这表明在“第三批材料”的发表及胡风集团的定性问题上，毛泽东是在征求了中央及思想文化界领导人的意见后才决定的。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和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此后胡风反党集团一律改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⑤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编辑出版。

　　“第三批材料”发表以后，为了进一步教育人民群众，增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治鉴别力，将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推向深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将这三批材料和六月十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编在一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毛泽东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又写了一个序言和两条按语，并对注文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打清样送交中央及思想文化界的负责人，征求意见。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材料交付陆定一、周扬、邓拓，并写了一封短信，作了简要交待：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二时[418]

　　从信中看到，毛泽东为这三批材料的编辑出版写了序言，那么在这个序言中又讲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序言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毛泽东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这些材料的出版及其修改变动的基本情况。序言写道：“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序言说，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会引起两方面的人注意：一方面是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欣赏它，他们会从中获得共鸣，并从这里获得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教育，但是这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另一方面是通过这个事件，广大人民群众也将获得教育，让他们看到反革命分子是怎样耍两面派手法的，以提高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也将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在录用人员时，进行严格地审查，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地辨别和清查坏人。只有将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结合起来才能办到。

　　序言最后说，希望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通过这个材料，接受教育，提高觉悟，激发革命热情，提高辨别能力，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419]

　　毛泽东为“第二批材料”又写了两个按语，这两个按语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写的这两个按语都比较长，还有代表性，对当时进行的批判运动又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两个按语作出介绍和分析。为了使大家对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按语的背景有所了解，我们还要对材料中的两封信件予以说明。

　　我们先看第一个按语。这个按语是毛泽东针对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胡风给张中晓的信件中的相关内容起草的。

　　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胡风给张中晓信（自上海）：

　　现在是，在一个罩子下面，许多读者都昏昏沉沉的。一、“舆论”一律，一个普通读者也实在难于判断。二、绝对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三、文艺上的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不过，虽然如此，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所以，那些指导家，一面觉得压得很吃力，一面又更觉得非压不可。到底如何，半年左右不知能看出一点端倪否？但重要的是要读者说话，被压住也还是要说话。慢慢地，看能否冲破一些缺口来。目前，只有独占的刊物，如果不冲破，那就非闷死不可了。

　　和那个“报”，当然讨论不出什么来。一切都是“计划”出来的，如部长所宣布的那样。但近来，他们心里渐渐着慌了。最近他们在一个会上说，接到了不少抗议批评“时间”的信，但一一回了信，“说服”了云。就是这么一回事！但如果和他们开开玩笑，使他们知道世上人不能尽欺，使他们更气弱下去，通通信当然是好的。但你的身体和邮费，恐怕都不值得。——和你通信的大概就是这位萧殷本人。便中把他“劝”你读他的书的信寄给我，将来开会有我时也许要当作“营私”的证据提出去的。同时，给我一封短信，用探交的口吻，说是气愤他们，提到他们不回答对沙诗人的抗议，并把来信给我看看。必要时，提出去证明他们并没有“说服”，只是压下暗牢而已。[420]

　　信中的“那个‘报’”，指《文艺报》。“部长”，指周扬。

　　“时间”，指胡风的诗《时间开始了》。《文艺报》一卷十二期、二卷四期上有些文章曾批评到它。胡风这里所说的“抗议”，是他策动其集团成员作的。在他的策动之下，张中晓、耿庸等化成几十种名字写信到《文艺报》编辑部谩骂批评胡风的人为“蛆虫”、“低能的蚊子”、“泼妇”等，并且用下流的口吻写道：“谁要再说昏话，我就要×他祖宗十八代！”他们甚至捏造几十个人的假座谈会纪录，寄给《文艺报》，威胁该刊，不许以后再发表对胡风的批评。

　　“但近来他们心里渐渐着慌了”，这是胡风错误地估计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领导方面的心理状态的话。“沙诗人”，指沙鸥。他在《文艺报》一卷十二期的“谈诗的偏向”中曾批评胡风的“安魂曲”（《时间开始了》中的一篇）。

　　从信中可以看到，胡风提出了束缚读者的三个问题：舆论一律；绝对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文艺上的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他还进一步谈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因而文艺界的领导人，既感到很吃力，又觉得非压制不可，呈现出矛盾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胡风要求引导读者，冲破这种束缚，取得主动地位。

　　然后，胡风谈了和进步文艺家之间的斗争情况。他觉得和《文艺报》是讨论不清问题的，周扬按照自己的计划，不仅布置了对他写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的围攻，还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见。胡风在信中对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采取一种嘲弄、蔑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还在想方设法在准备反击。

　　毛泽东就是针对这封信起草了一个按语，我们引述如下：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样。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种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迫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吗？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421]

　　从毛泽东起草的按语中可以看到，他是针对胡风在信中谈到的三个原则性问题来进行反驳的，而以胡风提出的“舆论一律”为反驳的重点，同时还阐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管制的一般准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革命政权。这个政权是代表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废除了雇佣劳动制度，通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广泛建立，使中国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而我们的政权就是要保护以工农两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利益。镇压反革命分子，对他们实行“舆论一律”，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行动。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胡风提出的“舆论一律”问题，明确指出胡风所说的“舆论一律”就是不允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言论。我们就是这样，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维护工农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认为，“舆论一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敌我之间具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不能脱离国家的性质来谈“舆论一律”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一律”和我们国家正好相反。我们“舆论一律”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舆论不一律的对象；我们舆论不一律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这却是他们“舆论一律”的对象。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舆论一律”与不一律的统一。在谈论“舆论一律”的时候，要分清敌我，“舆论一律”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是不一样的。敌我之间，就是要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专政，实行“舆论一律”，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是因为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在人民中间也有先进与落后以及认识上的矛盾，但是处理这种矛盾，不能采用专政的方式，而要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方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消除分歧，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达到暂时的一律，而后由于新的矛盾的产生，又出现新的不一律，再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新的一律，循环往复，以致无穷，以此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萌芽。

　　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当着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分子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我们的各级党委、思想文化主管部门以及思想文化工，就不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行政干预，而不能放弃不管。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运用。

　　至于毛泽东对胡风提出的另两个观点“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和“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也是从这个前提出发来进行反驳的。特别是他在按语中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穿过历史的时空，一直回响到今天，又是具有多么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按语。这个按语是毛泽东针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胡风自北京给方然信的相关内容起草的。

　　胡风的这个信件如下：

　　这里已开三次对“报”的会。在二、三次会上，荒胖子作了三小时的发言。就一、二卷看，那错误到现在是一贯的。特点为：理论武器是庸俗社会学，在美学上的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向资产阶级（人物）投降（袁水拍向俞平伯投降）；因而，一方面碰到资产阶级就投降（蔡仪、编者向朱光潜的挑战求饶），另一方面，对新生力量（小人物）打击（对阿垅）。基本上，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是：一方面送给资产阶级（朱、俞），一方面不准小人物，革命作家做斗争的武器（由阿垅到李、蓝）。其“群众基础”是：压下任何不同意见的读者，收集一批天真的信仰者、奉承者在周围，搞“内部通报”，打击所有打击的人，搞独立王国。这样，画出了宗派统治特征，要他们承认。——剥出了袁“诗人”对阿垅的压迫，搞出二马检讨还未接触问题。

　　三次会上，徐作了二小时发言，剥出历史情况和此次打击是有计划的，子周为主，凤姐双木等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在会上提出要求发表他的回答。）——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一般都隐隐承认了宗派主义是事实。

　　这样，打乱了他们的“日程表”（想问题不扩大）。斗争正式展开了。徐文，约四万字，日内抛出去。[422]

　　这里的“报”，指《文艺报》。“荒胖子”，指胡风自己。“徐”，指路翎。“二马检讨”，“二马”指冯雪峰，当时他是《文艺报》主编。“检讨”指冯雪峰在这个会议上关于《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检讨。“子周”，指周扬。“凤姐”，指丁玲。“双木”，指林默涵。“他的回答”、“徐文”，均指路翎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一文。

　　从胡风的信中可以看到，在文联和作协两会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胡风借批评《文艺报》编者的机会，将矛头指向了周扬、丁玲、林默涵等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当时胡风处于策略的考虑，虽然点了文艺界领导人物的名字，但还是将火力集中到了冯雪峰、袁水拍的身上，把他们作为靶子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说他们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武器，主张美学上的形式主义，压制“小人物”阿垅、李希凡、蓝翎，向资产阶级大人物朱光潜、俞平伯投降，在文艺界实行宗派和军阀统治。路翎紧密配合胡风的行动，不仅写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的长篇文章，而且在会上又作了长篇发言。胡风和路翎的发言，显然是借这次机会为他们集团过去所受到的批评鸣不平，对文艺界领导人及相关进步文艺家表示不满，是在为他们集团谋求利益。

　　毛泽东起草的按语是：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者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哪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哪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423]

　　在这个按语中，毛泽东说宗派问题，并非现在才有，古已有之。过去叫“朋党”，现在叫“圈子”，或“摊子”。胡风在与其集团成员的通信中，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但是他非但不对自己集团的错误进行反思，还贼喊捉贼，将文艺界说成是被“宗派和军阀统治”着，因而他们要反击，于是暴露了他们之间不少的问题。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而在多个部门中都有他们的人，有些人还有历史问题。他们的人不论在哪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闹不对，生出一些古怪的事情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恢复过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个按语主要是批判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的。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按语，以胡风信件为切入点，对新闻舆论的阶级性和宗派主义问题进行了分析，深刻揭示了新闻舆论的阶级性和宗派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进一步说明了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进行斗争的必要性。这对于人们提高认识，增强对胡风集团的识别能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真审核了已经发表的三批材料，不仅对信件的注文和按语作了修改，还起草了新的注文和按语，又将修改后的材料送交中央及思想文化界负责人征求意见。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对材料作了一些修改后，再次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转陆定一、周扬、邓拓：

　　尚昆同志转交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

　　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

　　毛泽东

　　六月十六日上午二时[424]

　　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对材料作了进一步修改后，让杨尚昆将修改后的材料转交陆定一、周扬、邓拓，他们阅后没有意见，即可付印。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毛泽东叮嘱要打纸版送各地照印，还要求在该书出版的时候，将《序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以期引起人们注意。这说明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编辑出版的要求是严格的，在安排上是精细的，在按语和注文的写作上也是精益求精的。

　　这样就将三批材料汇集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一九五五年六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各地加紧清查和声讨胡风集团，将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⑥ 从胡风集团骨干成员被捕到肃反运动的开展。

　　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相继发表后，文艺界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声讨胡风。从党内文艺方面的负责同志到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以及大多数的中、青年文艺工，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表示愤怒和激动，纷纷加入到声讨和批判的行列。这个时候胡风及其集团的骨干成员，陆续地或被捕、或被隔离审查、反省、停职反省。[425]

　　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六月，在北京被捕的有胡风、梅志、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杜谷、阎望……

　　在天津被捕的有阿垅、鲁藜、卢甸……

　　在上海被捕的有贾植芳、任敏、张中晓、耿庸、王戎、何满子、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

　　在南京被捕的有化铁、欧阳庄……

　　在杭州被捕的有冀汸、方然……

　　在湖南被捕的有彭燕效……

　　在湖北被捕的有曾卓、郑思、伍禾……

　　五月十八日，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在全国清查中，共触及两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426]

　　胡风及其集团骨干成员被逮捕后，在对他们进行批判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开展了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了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以后，作出批示：“定一同志：

　　此件已看过，我看可用。可提到此次会议（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引者注）征求意见，看有无须要修改的地方。”[427]

　　在起草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的同时，从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为了推动各地肃反运动的开展，为肃反运动提供指导，减少失误，毛泽东先后将中央和地方一些有代表性的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实行。这些转发报告的通知都是由毛泽东起草，经过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过目后，转发全党的。

　　七月四日，中央将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七月十日，中央将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报告转发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

　　七月十三日，中央将五人小组办公室关于中央一级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简报转发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

　　七月十五日，将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转发全党。毛泽东还作出批示，似可发给各级党委，至师党委为止。

　　七月十九日，中央将河北省委关于肃反斗争的两个文件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

　　七月二十日，中央将上海市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情况通报转发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将北京军区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简报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同日，将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八月三日，中央将国家机关党委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八月五日，中央将建工部关于在设计部门中发动技术人员开展肃反斗争的报告转发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八月七日，中央将广东省委关于广州市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八月八日，中央将洛阳拖拉机厂肃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毛泽东写下长篇批语，为在工程技术人员中进行的肃反斗争作出政策性规定，防止扩大化。

　　八月八日，毛泽东致信总政副主任谭政，就关于军队开展肃反运动情况和安徽军区肃反情况简报转发各地作出批示。

　　八月九日，中央将广东省建筑局发动后进群众开展肃反的经验转发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政府各党组。

　　八月十日，中央将中国作协关于对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八月十一日，中央将对外贸易部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斗争情况的报告转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军委各部门。[428]

　　毛泽东不仅将优秀的肃反报告批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同时为了对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作出政策性指导，防止出现偏差，保证肃反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又起草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十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罗瑞卿，建议将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报告中的经验吸收到正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八月下旬，毛泽东对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作了若干政策性的修改后，经中央会议通过，下发全党执行。[429]

　　这个指示的下发，不仅有利地推动了清查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迅速发展，而且还对正在进行的清查活动作出了政策性规定，成为肃反运动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

　　⑦ 胡风集团从反党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五月十三日“第一批材料”发表的时候，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虽然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第二批材料”中仍然沿用反党集团的定性，但是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胡风集团已经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了，只不过是还没有公布而已。六月十日发表“第三批材料”的时候，就已经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了。

　　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又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呢？

　　一般来说，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性质上是一致的（当然也并不完全是这样），只不过反革命集团比反党集团的定性更为严重罢了。

　　反革命集团属于敌我矛盾，反党集团并不一定是敌我矛盾，有的反党集团属于敌我矛盾，有的反党集团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五五年发生的高饶事件，虽然将他们定性为反党联盟，开始的时候还是计划按党内矛盾来处理的。后来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才做出了新的处理决定。一九五九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虽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但是却按党内矛盾处理，还将他们留在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由此可见，对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到底是敌我矛盾呢，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从前文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批材料”中的按语，以及在这批材料发表的当天，周扬因为《人民日报》登错胡风检讨稿的事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告诉他要逮捕胡风来分析，当时对胡风反党集团是按敌我矛盾来处理的。

　　这样看来，不论是胡风反党集团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属于敌我矛盾，即便这样，从定性上来看，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还是比反党集团有着更为严重的性质。

　　胡风集团为什么从反党集团又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呢？

　　我们还是要从三批材料摘录的信件谈起。

　　从“第一批材料”摘录的三十四封信件中，只有两封信件是解放后写的，其余都是解放前写的。从“第二批材料”摘录的六十八封信件中，只有五封信件是解放前写的，其余都是解放后写的。从“第三批材料”摘录的六十七封信件中，只有约十六封信件是解放前写的，其余都是解放后写的。从中可以看到，“第一批材料”主要是解放前的信件，“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主要是解放后的信件。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第一批材料”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导火线，这批材料的信件主要是解放前写的。“第二批材料”虽然是以反党集团的定性公开发表的，但是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胡风集团已经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了。“第三批材料”是以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公开发表的。这两批材料的信件主要是解放后写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还是与清查过程中发现了解放后胡风集团成员之间的大批信件有关。这个判断还可以从毛泽东修改“第二批材料”的按语时加写的一段话上得到印证：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430]

　　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查过程中发现的解放后胡风集团成员之间的通信，对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有着重要意义。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如果说“第一批材料”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导火线，那么“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就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既然这样，为什么这两批材料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原因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反革命集团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当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时候，已经是敌我矛盾的性质了。反革命集团和反党集团虽然性质上相似，却是比反党集团更为严重的定性，因而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演变为反革命集团的内在可能性。

　　我们在研究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既要看到后两批材料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更要看到此前对他们反党集团的定性已经具有敌我矛盾的性质，以及这种定性对他们集团由反党集团向反革命集团性质演变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如果离开这个决定性作用，单凭整理出来的两批材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因而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决不能隔断他们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去片面强调这两批材料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风与其集团成员解放后通信的发现才成为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

　　为什么是后两批材料而不是“第一批材料”成为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呢？

　　这是因为“第一批材料”中的信件主要是解放前写的。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主要是在国统区活动，虽然他们反对党的文艺方针，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出现不少分歧和矛盾，这些历史上的纠葛即使存在也已经是陈年旧事了。因而当“第一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只是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而没有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还是进步文艺家，没有去算这些陈年旧帐，而是抛弃前嫌，在政治上团结胡风，一起投身于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解放后毫无悔改，仍然拉拢一帮人，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继续抵制党的文艺方针，与进步文艺家作对，还对他们进行嘲笑挖苦。这不仅表现在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建国后与进步文艺家的几次激烈争论，以及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上，而且还表现在解放以后他们集团成员之间的通信中。这些书信进一步显示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受到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和进步文艺家的批评时，如何前后呼应、进行策化、发起攻击的基本情况，就连他们在布置退却时，谁做检讨，检讨到什么程度，都作了具体商定。

　　如果说“第一批材料”中的信件主要是解放前写的，还是历史问题的话，那么后两批材料主要是解放后写的，就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了。这是因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仍然在文艺界兴风作浪，诋毁党的文艺方针，与进步文艺家闹矛盾，与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唱反调，鼓吹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反党势力，对现实政治造成了重大冲击的缘故。

　　至于在“第三批材料”中解放前的几封信件：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自重庆致胡风他已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的信件；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阿垅自重庆山洞陆军大学致胡风的信件（国民党三个月可以击破共军主力，一年肃清。是脓，总要排出的。）；为营救贾植芳，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胡风自上海致阿垅信中要他去找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焯的信件。从胡风集团由反党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这几封信件既非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性因素，又非导火线，只不过是一些辅助性的证据而已。

　　这是因为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时候，这几封信件还没有被发现，因而这几封信件对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没有起到作用。胡风反党集团的定性已经是敌我矛盾了，这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已经具有向反革命集团性质演变的可能性。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还是因为发现了解放后他们集团成员之间信件的缘故。

　　后来胡风事件翻案后，一些人对这几封信件作了新的解释，说绿原没有到过中美合作所，阿垅在信中说的是反话等等，[431]想以此来推翻对胡风集团的定性。即便这种解释符合史实，但是由于这几封信在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以此为理由来推翻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也是徒劳的，难以收到期望中的效果。

　　由此我们看到，当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时候，就已经具有了向反革命集团演变的可能性，这个时候解放后胡风集团成员之间信件的发现才成为他们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而“第三批材料”中解放前的几封信件不过是他们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辅助性证据而已，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三批材料不过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原因。毛泽东不但审阅了这三批材料，而且还修改和加写了注文，并撰写了大批按语。这些按语和注文除少量与史实有出入外，即使从今天来看，绝大多数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这三批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毛泽东又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并撰写了序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就由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发展到对胡风的政治批判，进而清查胡风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肃反斗争，从而对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1）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了五次争论，后来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过程中，最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

　　那么，为什么思想文化上的分歧，最后竟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呢？

　　有人说，毛泽东把胡风打成反革命，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是因为胡风集团在他们的密信当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毛泽东是在五月十一日凌晨为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写的按语中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的，此前除胡风集团的人以外，还没有人看到胡风集团将《讲话》污蔑成“屠杀生灵”的“图腾”的密信。对《讲话》非议的这些信是毛泽东在“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胡风集团的人要交出信件后，才陆续得到并发现的，直到六月十日才在“第三批材料”中发表的。毛泽东怎么会在还没有看到这类信件的情况下，就根据不了解的情况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呢？

　　其次，毛泽东在一、二、三批材料中都写了不少按语，但是对于污蔑“屠杀生灵”的“图腾”这几封信却恰恰没有写按语。有一封信的按语，又并非毛泽东所写，而是周扬和林默涵商量后写的，只不过他们写了以后经毛泽东看过而已。这也不能看作是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的根据。

　　再次，我们知道梁漱溟在一九五三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为“农民负担”问题，公开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至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冲突，可以说是很激烈地吵了架。而梁漱溟以后又一直不肯认错，从那以后，毛泽东就再也不同他来往了，他们几十年的老交情也就这样断了。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把梁漱溟定为反革命，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432]因而有人以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将毛泽东的《讲话》诬蔑为“屠杀生灵”的“图腾”，就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集团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还有人说，胡风是因为向党中央递交了《三十万言书》，因而才被定为反党集团，打成反革命的。

　　这种说法当然不对。毛泽东交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让《文艺报》发表并组织讨论和批判的时候，定的性质只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是周扬明确传达过的，也有毛泽东的批示为证。[433]

　　这实际上是说胡风是因言获罪，将胡风递交的《三十万言书》与胡风集团被定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之间拉了一条线，却忽视了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之间的长期争论，以及这种争论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因而对问题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分析。

　　胡风临终前，在他的大儿子晓谷问到毛泽东为什么将他打成反革命集团时，胡风说了这样一句话：“可能他嫌我不尊重他。”[434]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直到临终前胡风仍然没有搞清楚将他们定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原因，把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个人恩怨问题。这是令人惋惜的。无独有偶，当年章伯钧父女也有这样一段对话。一九五七年章伯钧被打成右派后，女儿章诒和问他：“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章伯钧用一句话回答了她：“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435]从这里可以看到，比起大右派章伯钧来，胡风的政治敏锐力还是差得远。

　　那么，为什么胡风集团最终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呢？

　　林默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说：“这是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问题，我回答起来也不容易。”[436]

　　这个问题确实是复杂的。前面我们研究了胡风致舒芜信件的发现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导火线，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解放后信件的发现是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

　　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个人恩怨和派系纷争中解脱出来，从社会上频繁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背景出发，立足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以及这种斗争对当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上来分析问题，才有可能揭示这种变化的真实原因。

　　我们将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①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分析胡风事件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阻碍乃至破坏经济基础的发展。因而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逐步建立，就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清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清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胡风文艺思想不仅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且充满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念，从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就要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这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胡风文艺思想开展批判的必然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小集团的批判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在对包括胡风文艺思想在内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来。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

　　② 围绕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胡风文艺思想进行的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则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出现是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毋庸讳言，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来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争论的，甚至在文艺创作和评论方面也讲出了一些道理，但是胡风文艺思想却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从性质上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文化的分歧，是由于在是否运用马列主义来分析文艺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差异造成的。

　　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是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是坚持胡风文艺思想进行的斗争上。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胡风的“五把刀子”理论方面，也就是文艺工要不要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要不要深入社会生活、要不要进行思想改造、在创作的风格上要不要采取民族形式、在创作的内容上要不要以革命斗争为题材这五个方面。这是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在文艺思想上的主要分歧。这些分歧从实质上来说，可以归结到立场、观点和态度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上。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

　　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的反映。当时正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正在进行的激烈斗争，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必然会形成意识形态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胡风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围绕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胡风文艺思想进行的争论，就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

　　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文艺思想的斗争，就具体表现在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之间的争论上。这种争论直接关系到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是以胡风文艺思想来占领文艺阵地的重大问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必须占领文化阵地。在这种斗争中，既要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还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使无产阶级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统治地位。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如果无产阶级文艺不能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文化建立不起来，这样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难以进行下去，就是建立后也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因而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关系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③ 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日益严重，形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艺大厦的重大障碍。从构建社会主义文艺大厦的政治要求出发，这种文艺上的小集团已经具有反党集团的性质。

　　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之间并非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而是连系紧密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解放前后就已经出现胡风小集团的说法。将胡风小集团公开点名，还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转载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发表的编者按中，不过这个时候还是说他们是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罢了。[437]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五次公开争论。从这些争论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成员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然并不是说他们这个小集团有什么具体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主要是在文艺、学术上主张和爱好相近的一伙人，经常接触和往来，形成了一个有核心、有书刊出版活动并有着流派、社团一类无形的组织。

　　不过，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不少问题上他们往往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也表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却又常常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党内外进步文艺家往往加以轻蔑和反对。对于一些优秀的作品，像赵树理的小说、老舍的剧本等等，都一概瞧不起。而在他们互相接近的同志、朋友之间，却又往往互相吹捧，互相发泄种种不满，如果他们的文章受到一点批评，那就要跳起来叫骂。这表现在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五次争论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不论他们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工作，大多要另搞一套，同领导的关系总搞不大好，他们总要力图实现他们自己的一套主张，既有文艺观点、文艺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上的主张，他们把党在文艺界的领导，看成是长期的“教条主义统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教条主义统治”，要由他们、或者至少由他们成为主要参与者来领导文艺。

　　一九五三年胡风从上海全家迁京后，有一次《文艺报》主编康濯到胡风家。落座后，胡风夫人梅志泡茶去了，胡风递烟后又把烟收回去说：“等等，我还有两盒好烟。”便也起身进屋去找。这时他们一位六七岁的男孩走进客厅，闪着眼站住看了看康濯，忽然问道：“你是胡风派，还是周扬派？”胡风夫妇听到赶快惊呼笑嚷着来把孩子打发走，这时康濯正拉着孩子的手回答他：“我是共产党一派，你知道不？”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总也是可引起一点思索的。后来康濯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扬，当时党和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也知道了这件事。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之间一切进退、取舍，确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甚至他们在对外保密上还颇有纪律。而胡风也确有一套长期坚持的、有自己特色的观点、主张和理论，为了贯彻他的这一套文艺主张，几十年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从来都没有过任何自我批评；但是在一旦形势对己不利时，却又可以不计一贯坚持的观点，而俨然很快就有认识似的写出检讨，粗看时检讨还写得不错！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胡风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除了维护小集团的利益以外，倒不好作别的解释了。[438]

　　由此看来，胡风集团作为文艺上的小集团在当时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人们公认的。这是由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的五次争论及他们的行为决定的。在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背景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作为已经成为当时革命大潮下的一股逆流，胡风集团也成了革命的重大障碍。

　　胡风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充满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着本质性的分歧。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就要清除胡风文艺思想，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指导地位。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文艺界变革的必然要求。但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却不仅利用他们小集团的力量来宣扬胡风文艺思想，同进步文艺家进行论争，而且还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势力，这是与当时为了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确立文艺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这种文艺上的胡风小集团就成为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对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面前，从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出发，这种文艺上的小集团，也就具有反党集团的性质，难以避免被打击的命运了。

　　④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必须清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五次争论，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波及整个文艺界，除了舒芜之外，胡风及其集团骨干成员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仍然秉承胡风文艺思想，进一步显示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在这种情况下，斗争有向政治化演变的趋向。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五次争论。如果从一九四○年算起的话，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的争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十几年来，这种争论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逞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五次争论中，除了舒芜以外，胡风及其集团的骨干成员并没有改变态度，仍然坚持他们的文艺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在这个过程中，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确实说过他们是爱党的，是拥护中国革命的话，胡风还写了《时间开始了》的长篇组诗来讴歌中国革命的胜利，赞颂毛泽东，他们当年也确实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过不同程度的努力。但是当舒芜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从胡风集团中分化出来，揭发和批判他们的时候，却遭到了他们集团成员的共同打击。他们不仅在书信中对舒芜表现出憎恶的态度，极尽诋毁之能事，甚至还在《三十万言书》中揭发舒芜，说舒芜是叛党分子。[439]

　　既然他们说自己热爱共产党，尊敬毛泽东，拥护中国革命，但是当舒芜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去揭发和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反而却遭到了他们的攻击和谩骂，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产生疑问：如果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真象他们口头上说的那样是热爱党，敬重毛泽东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对舒芜脱离胡风集团前后表现出泾渭分明的态度呢？从这件事反映出的问题中，其意向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文艺界，无产阶级文艺要求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文艺（胡风文艺思想）也在谋求占据统治地位，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多少年来也没有中断。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思想斗争的方式是难以让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改变态度，回到无产阶级文艺的轨道上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容许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势力继续存在，与其和平共处，还是与其作坚决的斗争，将他们打下去，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面前。

　　由于这种争论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内部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争论，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艺思想的争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艺思想上的争论也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的分歧，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选择。因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就不能无动于衷，而必须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三月就已注意到胡风问题了，他还派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了解情况。熊复在随后写的调研报告中说，当时文艺界一般反映对胡风的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440]胡风将《三十万言书》报送中央后，毛泽东在十一月份开始看到这个上书，这个时候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441]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他对胡风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他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中宣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将胡风的活动称为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442]这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胡风反党集团的雏形。不过，这个时候还没有将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宗派主义小集团结合起来而已。这是在“第一批材料”发表前的情况。

　　从对胡风问题定性的不断变化中可以看到，胡风问题是由文艺问题向政治问题转化的。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下，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仅毫无悔改的表现，继续坚持其错误，而且还在与进步文艺家进行斗争，而现实政治又要求清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势力造成的。

　　胡风获悉要将他报送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予以公开发表并进行批判的消息后，找到周扬，主动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思想对抗。还说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三十万言书》中的有些事不是事实，希望不要发表，如果一定要发表，也要修改后再发表。在被周扬婉拒后，胡风说他的检讨已经写好，过几天就可以交来，在发表的同时连同他的检讨一同发表，周扬告诉胡风可能来不及了，可以下期刊发。胡风说如果是这样，希望在发表报告的时候在卷首附一认错的声明，随即将声明交给周扬。周扬认为不宜发表这样的声明，但他没有个人做出决定，而是于一月十五日将此事写信给陆定一并呈毛泽东，得到了他们同意之后才实行的。毛泽东还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443]这就表明在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方面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在胡风已经承认错误的情况下，中央不顺势做他的工作，仍然要对他采取批判的态度呢？

　　其实，在周扬与胡风谈话时就已经将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周扬表示，胡风“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还劝胡风“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444]

　　从这里可以看出，过去胡风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一贯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作风。当听说要对他进行批判的时候，却突然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报送的《三十万言书》，况且他在《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中，尽管在进步文艺家的帮助下，进行了反复修改，但是却仍然在为自己进行辩解，说他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而没有像舒芜那样去认识错误，进行检讨，这就不能不让人对胡风的作为产生质疑。后来毛泽东才在他起草的“第一批材料”的按语中写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445]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样讲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来由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最后遭到那样的批判还是有原因的。他们在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长期争论中，不仅没有悔改的表示，而且还在争论中表现出了变本加厉的趋势，犹以《三十万言书》将争论推向了高潮。

　　正是因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之间进行的长期争论，而且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现，对舒芜的态度又进一步折射出他们维护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作风，因而在得知要批判他的时候，却又不顾以前他们与进步文艺家的多次争论，主动承认错误，进行检讨，这就难以取得人们的信任，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问了。这才是从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不得不对胡风集团进行政治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⑤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这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出现的社会根源。反革命分子从内外两个方面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起攻击，打击并肃清反革命分子，保卫人民政权的安全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及其集团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攻击进步文艺家，以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就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这就成为胡风集团被定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重要背景。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就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

　　这种分歧表现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天津提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讲话中，也表现在一九五一年春夏他提出的“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制度而斗争”以及反对“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春耦斋讲话上。[446]毛泽东批评了这种观点。

　　这种分歧还表现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上。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薄一波。他说：“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他还进一步指出“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447]

　　党内存在的这种分歧在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山西省长治地区是老解放区，当时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指导有条件的农村开始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作法得到了山西省委的肯定和支持。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上报华北局和中央后，却遭到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反对，刘少奇在批示中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主张。他将刘少奇和薄一波找去，说既然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依靠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那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依靠扩大分工也就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毛泽东说服了他们，才使得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得以继续进行下去。[448]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同他谈话时说：“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449]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邓子恢抵制农业合作化的批评。

　　后来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这表现在一九五三年他们在反对“冒进”与反对“下马”问题上的分歧，到一九五五年夏在农业合作社是“大发展”还是“适当发展”的争论上。[450]虽然后来毛泽东多次批评邓子恢，但是显然这并不是邓子恢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相当一批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比如刘少奇就赞同邓子恢的主张。[451]

　　从以上列举的史实来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暂时得以解决，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虽然建立了，但是还不稳固。虽然经过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以及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发起的三反五反运动，人民政权得以进一步巩固，但是反革命活动还存在，在某些方面仍然比较猖獗。

　　一九五三年夏至一九五五年春发生的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就是当时阶级斗争走向尖锐的重要表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452]

　　针对高、饶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毛泽东主张打击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以维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安全。他说：“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45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不仅党外就是在党内也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实质上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但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慎重的，他只是在批评薄一波的新税制和高、饶事件时点明了这一点。在其他情况下，他讲得比较含蓄。

　　这样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反革命活动，党内存在的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就构成了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重要背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争论，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现实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胡风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他与其集团成员进行的是一种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对他们发动的批判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还发现了他们窃取党内机密的情况。这就将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活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了。

　　从后来的调查中发现，有的党员把一些只属于党内的意见给胡风讲，甚至把对党的不满和牢骚也向胡风发泄，在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严重的是，有的党员还把党内的机密透露给胡风，甚至把党的机密文件也偷偷拿给胡风看。这些情况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的时候不断被发现。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五五年有一次陈毅从批判胡风事问及和提到一个有关胡风的机密情况，很快胡风便知道了此事，并找有关方面做了解释。这就不能不引起党的领导人的警惕。特别在胡风被捕以后，很快就从他的日记者发现，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党中央刚刚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高岗、饶漱石问题，党内很多高级干部还不知道，胡风却很快就知道了。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当然是应当深究的一个问题了。

　　原来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部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高、饶问题时，当时在中宣部工作、和胡风很接近的绿原的办公室就在怀仁堂隔壁的庆云堂内。据说绿原发现那天晚上怀仁堂外边小汽车很多，而且戒备森严，连他们中南海里面的干部也不能随便行动，便预感到党内可能出了什么大事。于是他很快就打电话告诉了胡风。这以后没两天，胡风的老朋友聂绀弩去看望他，胡风突然问道：“绀弩，前两天你在怀仁堂听了个什么重要报告？”这当然是胡风蒙他啰！因为聂绀弩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负责干部，胡风估计他可能听了那个报告，事实上聂绀弩也确实听了那个报告。经不住胡风三问两问，聂绀弩便把高、饶问题告诉了胡风。当时聂绀弩向胡风透露那样机密的重要情况，当然是严重问题了。因此党组织发现以后，便拘留了聂绀弩进行审查。当然不久就释放了他。[454]

　　以上仅仅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被调查后，发现他们与政治生活相关的若干事件。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当时政治生活的联系。这种联系如果再与胡风文艺思想及他们集团的宗派主义结合在一起，当然就会对胡风集团的定性产生重要影响了。

　　这个时候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进行的批判，还遭到了来自社会上的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比如，批判胡风主阵地之一的《文艺报》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一九五五年初开始批判胡风以后，编辑部的夜间值班室连着许多个晚上，总要不断接到一个人的电话。由于编辑部的几个女同志轮流值夜班，打电话的总是骂一些脏得很的话，女同志实在不愿意接，但有时半夜难免会有周扬、林默涵的电话，有时也有工厂的电话，以及外地的长途，不接又不行。这件事直到《文艺报》编者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公安部门才在那个人正打电话骂他们时当场把他抓获。原来那是一个书店夜班守仓库的人，他的父亲在镇压反革命当中被杀，这样他就有了仇恨。他自己供认，看了胡风的一些文章感觉到是为他出了一口气，因而对批判胡风不满，才打电话骂《文艺报》的。[455]

　　虽然胡风与这个给《文艺报》编辑部打骚扰电话的人素不相识，平时也没有联系，但是从这个人为胡风打抱不平来看，他们在思想的某些方面应该说还是有着共鸣的。无独有偶，就是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人为胡风鸣不平，抵制对胡风的批判。

　　开始批判胡风后，《文艺报》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匿名和化名的文章和信件，为胡风讲话，而且对《文艺报》和文艺界批判胡风表示很不满意甚至坚决反对。这些文章有的还讲一点道理、谈一点理论，有的则干脆是谩骂。当时还有一封署名为“几个三八式”干部写的信，也就是一批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干部写的信，说他们都不是文艺工，但都认为批判胡风是错误的，而且还一条一条讲了很多道理，甚至引用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上的话。这些文章和信件有的还写得很有杂文笔法，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文艺报》编者看了很激愤、很生气，以至于不得不分配两位水平高的同志专门处理这些文章和信件。这两位同志写的复信和退稿信往往也写得很精彩，有时还在编辑部朗诵，总受到大家的鼓掌称赞。大家认为这也是在批判胡风中的阶级斗争。

　　这些情况，《文艺报》编者当时就向林默涵、周扬和中宣部作了汇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曾把那几个三八式干部的来信说成是“三八式纲领”，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说：“文艺工作上党和毛主席有一个纲领，胡风有一个纲领，现在又出了个‘三八式纲领’，这个‘三八式纲领’我看也可以公开发表，进行讨论和批判。”后来为了不分散精力，没有发表这封信进行批判，而只在复信中驳斥了他们。[456]

　　从这里可以看到，对胡风的批判，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革命队伍中乃至在党内，确实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有些人对批判胡风持抵制态度，就是因为他们认同胡风的文艺思想，还对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持赞赏态度。这是胡风集团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些情况按照程序会汇报到党的领导人那里，对胡风集团的定性也就不会不产生重要影响了。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的斗争是尖锐的。不仅社会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还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了党内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同时反革命活动在某些方面仍然比较猖獗。胡风及其集团的思想和行为恰恰在客观上适应了这些人的需要，他们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之间产生了共鸣，共同抵制对胡风的批判，还采取五花八门的方式来进行反击。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胡风是“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45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原因是复杂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胡风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属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艺思想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必须构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就要清除胡风文艺思想，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否则的话，不仅会严重阻碍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行，就是这个革命的任务完成了，其成果也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这就是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必然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并非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并非刚刚出现，而是在文艺界存在了好长时间。这个集团的成员不仅志趣相投，而且以胡风文艺思想为旗号，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了五次争论，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势力。在清除胡风文艺思想的过程中，更是遭到了他们的频频抵制与反对。这个秉承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具有宗派主义性质、顽固不化的小集团的活动，不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背道而驰，而且还会破坏乃至瓦解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集团的行为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

　　社会上存在的频繁激烈的阶级斗争，反革命分子的猖獗活动，对当时政局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就要进行阶级斗争，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虽然与这些人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的作为，恰恰是在客观上呼应了这种活动，为这些活动和斗争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一九六二年六月绿原被解除监禁后，林默涵对他讲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中得到印证。

　　林默涵说：“反革命也不一定跟国民党有联系。过去在国统区，很多进步团体不是共产党领导，但同共产党一样要推翻国民党，不也一样遭到国民党镇压吗？党欢迎一切改正错误的人，要向前看。”[458]

　　从林默涵的话中可以看到，被定为反革命的也不一定就跟国民党有联系，他举了过去在国统区进步团体被镇压的例子来予以说明。这就是说，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只要威胁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就会遭到镇压。不仅革命政权这样，反革命政权也是这样。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应该说，林默涵的这个分析是有见地的。

　　至于有人以没有见到文字协定为由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提出质疑，认为没有文字上的协定他们又怎么是反党集团呢？毛泽东关于高、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一段讲话中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全会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459]

　　高、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不是因为发现了他们组织反党集团的文字协定，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构成了反党集团的要件。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也不是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文字协定，而是因为他们在文艺界独树异帜，兴风作浪，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攻击党的文艺方针，拉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诋毁进步文艺家，形成了一个宗派主义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行为本身又对现实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的缘故。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信件的发现，才成为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

　　（12）启示与教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与进步文艺家先后进行了五次争论，他们由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最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发起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的运动，其中的启示是深刻的，教训是沉痛的。

　　① 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分析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原因。

　　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逐步建立，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必然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而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不过是这种斗争激化的结果而已。

　　胡风集团与进步文艺家之间进行的争论，从性质上来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一般来说，单纯具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不致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不仅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且他们还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宗派小集团，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势力。在与进步文艺家进行的长期争论中，不仅没有悔改的意向，而且为了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维护小集团的利益，还一次又一次地向进步文艺家发起了强力攻击。这样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占领文化阵地的现实要求出发，必然要进行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进行这种斗争的坚强后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信件的发现就成为他们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导火线。

　　② 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风集团及对其作出政治定性的历史启示。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开始注意到胡风问题的。他曾要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对胡风问题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予以上报。[460]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批判《文艺报》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胡风的两次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还派人具体了解此事，又看了胡风递交的《三十万言书》。[461]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部分内容，为此写了一个文字说明。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修改这个说明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胡风获悉后，急忙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递交中央的《三十万言书》。毛泽东在周扬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由此我们看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由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变为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并表示要进行彻底的批判了。

　　五月，当周扬将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报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重新起草了编者按。这样胡风集团就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了。随后，毛泽东又修改了“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和结束语，撰写了其中的部分按语。 “第三批材料”是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名义发表的，他撰写了其中的几乎全部的按语。而后又将这三批材料汇编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序言，并对其中的若干注文和按语作了修改，又起草了两条新的按语。其中，毛泽东还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谈话，制定、修改文件，指导着批判胡风运动的发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发动对胡风思想的批判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胡风事件由文艺思想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被定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也是在毛泽东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后作出的决定。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决定，决不是象胡风说的那样是毛泽东嫌胡风不尊重他，[463]处于个人恩怨，而是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在认真了解了相关情况以后，从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清除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战略部署。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过是为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一个具体步骤而已。

　　胡风思想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他们又结成了一个宗派主义的小集团，在文艺界独树一帜，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们不仅没有悔改，而且还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可是当决定对他们进行批判的时候，胡风却又鬼使神差地表示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这不过是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斗争策略，是为了阻止对他们批判的权宜之计。后来事实也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准确的。因为胡风直到一九六五年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文艺理论有什么错误。[464]

　　现实政治要求清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却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而且形成了一个宗派主义小集团。这样进步文艺家与胡风集团的争论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种争论关系到能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巩固和发展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于这种分歧和争论，是和平共处，保持中立，还是支持进步文艺家，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前。

　　毛泽东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逐步建立，必须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从实质上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共产党要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决不能放任不管。因为意识形态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因而共产党对这种争论就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夺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必要时还可以采用专政的手段。毛泽东以自己身体力行的行动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如果我们联系到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况，以及不少宣传文化阵地失守的严峻状况，由此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的严重侵蚀和破坏，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醒。我们必须要汲取这种沉痛的教训。

　　③ 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胡风集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作用及由此造成的性质上的差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胡风与进步文艺家之间存在分歧，进行过争论。由于这个时期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秉承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虽然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却还不是进行革命的对象。况且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确实与进步文艺家一起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胡风还曾帮助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担任英文翻译的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将一份蒋军作战计划的情报，交给在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转报陕北党中央。阿垅也曾传送过这方面的情报。[465]胡风也营救过一些左翼人士。从总的来看，这个时候他们是和共产党并肩战斗的。当然，参加革命的不见得就是坚强的革命者，但是从民主革命的历程来看，将他们划为革命的同盟者，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胡风及其成员结成一个宗派主义的小集团，秉承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进步文艺家进行了多次争论，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就不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了。这个时候既不能因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民主革命时期作出过贡献，与共产党进行过合作，就对胡风及其集团的思想和行为熟视无睹，放弃与他们的斗争，也不能因为要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否定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贡献。我们要将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两个革命时期的作用区分开来，认识到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表现出来的反动性，而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④ 胡风集团定性后的政策处理问题。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一九五六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466]

　　胡风集团骨干成员被逮捕后，毛泽东曾多次催促相关部门领导人，胡风一案应迅速判决，不能老是这样关着。尽管这样，胡风一案还是一直拖到了一九六五年才作出判决。胡风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六年，监外执行。文革开始后，胡风又被收监，改判为无期徒刑，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才被释放。[467]

　　在处理胡风一案时，将胡风分子分为骨干分子、一般分子和同情分子；在骨干分子中，还进一步划分为打进来的和拉出去的。[468]根据其集团成员作用的不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分化瓦解，区别对待，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对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界定上是慎重的，是严格按照政策进行的。比如，鲁藜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他的夫人王曼恬还是毛泽东比较近的亲戚。有一次毛泽东在听了胡风集团一些人的情况后曾问到，鲁藜发表过批胡风的文章，他有没有事？周扬答以鲁藜怕不行了，毛泽东啊了一声，没再说话。最后鲁藜是以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来进行处理的。[469]

　　一九六五年在判决胡风一案时，除胡风、阿垅外，所有胡风分子一律免于起诉。胡风如果服从判决，也可从宽处理，监外执行，就是说可以回家了。胡风本人也同意：服从判决，不上诉，准备回家。[470]

　　绿原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还被列为打进来的。但也只是被单身监禁了五年多以后，就决定对他免于起诉，随即释放了。他出来后，找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分配工作。林默涵态度诚恳，语言平易，观点坦率，安排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绿原后来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林默涵会这样对待他。[471]

　　牛汉作为一般胡风分子，关了一年多就宽释了，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472]

　　对于一般同情分子，在处理上采取了更为灵活、宽容的政策。

　　当时党的负责同志还实事求是地很早就主动保护过一些作家。艾青和田间是同胡风来往比较多的，但他们只是文艺上的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以后，也有人提到过艾青和田间。胡风被捕后抄家时也查到过他们给胡风的信，他们手上也有胡风的信。周扬很早就主动站出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艾青和田间是我们党的两位诗人。”还讲过：“反胡风也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得打击面很大，不要把不该牵连的同志牵连上。”这就保护了一批同志。

　　胡风集团“第一批材料”发表以后，一次会上同胡风接近的吕荧居然上台发言，说“胡风同志不是政治问题”，替胡风讲好话，当然他很快被大家哄下台去了。虽然后来在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中还点了吕荧的名，很多人也认为他会被逮捕，结果只是受到报刊批判而已。那是因为党的宣传部门一位很负责的领导同志讲了话，保护了吕荧。说吕荧是个在成就的翻译家和美学家，和胡风的关系只是认识问题，要给予帮助。冯雪峰也为此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473]

　　当然，在具体处理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湖南的“七月派”诗人彭燕效同胡风关系并不密切，被所在单位也报了胡风分子并开除公职，在街道上劳动了多年。[474]这应该引为教训。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对胡风集团的处理是讲究政策的，在判决上也是慎重的，既要予以坚决打击，又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化瓦解，着力于思想改造，使他们认识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⑤ 若干当事人在回忆胡风事件时表现出来的风骨和信念令人称赞，披露的文献资料为后人对胡风事件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创造了条件。

　　当时参加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林默涵，后来写出了《关于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的长篇问答录，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介绍了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不少文献档案资料中没有的情节和信息，这些情节和信息又是离开了他这个当事人，别人很难说得清的，这就为后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文献依据。

　　他在问答录中谈到胡风事件时说：“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不同立场和不同观点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因此，可以讨论和争论。但对于历史事件，首先要弄清‘它是什么样’，然后才能回答‘它为什么这样’。某一历史事件中的某一经过事实，可能有多种传说，却只能有一个是真实的，不可能有两个：非此即彼。历史不是泥巴或面团，不能由谁凭主观需要拿来随意捏塑。对于胡风事件，我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材料，以供研究者参考，俾便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庶免以讹传讹。”[475]从中可以看到，他搞这个问答录的目的就是要阐述胡风事件的基本状况，为后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真实的材料，至于对这个事件发生原因的深刻剖析也就只有寄望于后人了。

　　尽管如此，他在问答录进行的有限分析中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将胡风事件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少数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从当时社会发展的背景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是十分难得的。

　　这样我们看到在胡风事件翻案后，当不少人对当年胡风及其集团成员的作为赞叹有加的时候，当有些人对自己当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示懊悔甚至忏悔的时候，林默涵却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476]

　　由此可见，林默涵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对当年的作为痛苦流涕，通过所谓的忏悔来表白自己，也与文革后有些人趋炎附势，以“违心”来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开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治学的严谨性，对当年参与的批判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公开声明自己是从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工作的，不是违心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执着信念和政治操守，以及表现出来的革命文艺家的风骨是令人敬佩的。

　　当时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康濯，也参与了当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他后来还写了《〈文艺报〉与胡风冤案》的长篇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的现实斗争出发，披露了《文艺报》在批判胡风事件中的不少内幕与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和丰富了林默涵的问答录。这是当年参与胡风事件的两位当事人所发表的具有文献资料性的重要文章。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不论是林默涵还是康濯，虽然在他们的文章中披露了不少文献资料，使人们了解到胡风事件的基本脉络，在他们的文章中也对这个事件出现的原因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是从他们文章的基调上来看，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错误造成的。

　　他们没有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立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要求，从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迫切需要，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领域行使的必要性，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胡风事件演变的真实原因。这虽然受到当时时代背景的限制，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后来在文革期间遭受冲击的命运了。这是令人惋惜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的舒芜。他以亲身经历，叙述了自己当时如何脱离胡风集团，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过程，同时也对根据过去胡风与自己来往的信件编辑而成的材料又作了具体说明。这对于我们研究胡风事件提供了文献依据。尽管后来在《〈回归五四〉后序》中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是他仍然坦承自己当时是在感受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性和革命队伍思想改造的强大威力之后，才脱离胡风集团，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他虽“承认”自己“对于胡风先生和朋友们的苦难”“有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不承认是什么‘卖友’之类”。[477]这样我们看到在胡风事件翻案后，舒芜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痛苦流涕地进行忏悔，这虽然招致了胡风集团一些人的不满，却也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信念，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⑥ 胡风事件翻案的历史教训。

　　文革结束后，胡风事件一步一步地翻案了。在当时否定文革的大背景下，首先是一九八○年胡风事件在政治上翻了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被推翻；而后一九八八年胡风文艺思想又在学术问题上翻了案，说胡风文艺思想上的争论是一种学术分歧，不宜作出政治结论。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胡风事件的翻案是在否定文革的背景下出现的，尽管是这样，翻案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存在分歧的。这不仅表现在从政治翻案到学术翻案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时间，而且还表现在这种翻案也在内部遭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抵制。一九八○年八、九月间，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讨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搞错了，应该平反。但是，胡风在文艺界搞个小集团，对着共产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很难不让使人怀疑的，应当引以为戒。”[478]这发生在政治翻案期间，从中可以看到，即使在这个时候，党内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同时，这种分歧还表现在胡风去世后文化部起草的悼词对胡风的评价问题上。一九八五年六月，胡风去世后，因为文艺主管部门与胡风家属在悼词对胡风评价问题上的分歧，致使胡风的尸体难以及时火化，追悼会也迟迟开不成，最后胡风家属不得不自行火化。直到一九八六年一月，在互相妥协之下，经过反复修改才在悼词问题上双方达成一致，举行了胡风的追悼会。[479]这表明在对胡风问题的认识上仍然是存在分歧的。

　　这种分歧还表现在林默涵虽然签字同意了一九八八年胡风集团在学术上的翻案，但是在他关于胡风事件的长篇问答录中却“只引用或复述”一九八○年政治翻案通知中已为一九八八年学术翻案通知所撤销的某些结论，而“回避”一九八八年学术翻案通知中的具体内容上。这引起了胡风夫人梅志的质疑和不满。[480]从这里可以看到，林默涵虽然从大局出发签字同意了为胡风事件学术翻案的决定，但是他本人还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胡风事件不断翻案的过程中，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的时候。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趋于激化，无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遭到严重挑战。一九八八年胡风文艺思想被从学术上翻了案，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也予以淡化处理，这个时候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极为混乱，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发展，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已经出现，并构成八九事件发生的重要背景。此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趋于瓦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严重动摇，阴谋史学沉渣泛起，酿成了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危机。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发人深思的，教训是沉痛的。

　　4、三次思想斗争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了。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确立，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行的三次思想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一九五一年电影《武训传》公影后，文艺界不分青红皂白，充满了一片赞扬声。不是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人，而是毛泽东透过电影《武训传》的表象看到了它的本质，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批判运动。

　　一九五四年，李希凡和蓝翎写了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但是却遭到了冷遇。文章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及相关领导人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热烈支持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以此为突破口，发起了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还进一步发展到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运动。

　　一九五五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也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发起的，从胡风文艺思想到胡风反党集团乃至反革命集团的定性，都是在毛泽东主持下作出的。胡风问题从一个思想批判运动发展到政治批判运动，原因是复杂的。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对现实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的差异造成的。

　　既然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要发动这样的思想批判运动呢？

　　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相应地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思想文化界还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封建主义的文化一统天下的缘故。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难以建立起来，反过来这些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会对无产阶级专政，正在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起到破坏的作用，并瓦解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不论是电影《武训传》的出现还是《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映出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引起文艺界领导人的注意，他们对这种状况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胡风问题又反映出当时文艺界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进行的斗争是多么激烈！这种斗争不仅关系到文艺发展的方向，而且还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而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斗争，而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斗争，有时还不得不动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

　　由此我们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就要清除这个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可是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斗争相当激烈，这个领域的领导人又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甚至还有人为这种批判有意或无意地设置障碍，这才使得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马，领导了三次思想批判运动。

　　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期间，为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探索与斗争。采用思想批判的方式，不仅是因为当时在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障碍，而且还处于这样的目的，就是通过群众性的思想批判运动，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哲学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人心，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

　　通过思想批判的方式，也是为了打开沉闷已久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禁锢，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及早改变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利状况，早日确立无产阶级文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至于在思想批判运动中一定程度上不得不采用专政手段，不仅是因为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相比，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也是因为这种思想斗争也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的缘故。

　　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光靠空谈是不行的，而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实现。进行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途径。这就要动员起来，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批判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决不是通过几次思想批判运动就能够完成的。建国初期发动的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不过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前哨战，大量的工作还有待于以后去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和思想文化领域负责人的重视和注意。这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使得他不得不以领袖的身份亲自领导了三次思想批判运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思想文化界的严峻状况仍然没有引起这些人的注意，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依然是“涛声依旧”，在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这就成为后来他与中央一线领导人及思想文化界负责人产生分歧，对文艺问题作出两个批示的重要历史背景。

　　（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才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在要不要继续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认识的，而是在对这个期间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反复思考后，才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

　　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一九五六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剥削制度在我国被废除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这个时候，不论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还是中共八大以及随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都是将侧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强调如何动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八大后，虽然毛泽东对八大会议公报中提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有不同意见，但是当时他也并没有明确否定这种提法，只不过表示要对这个问题在党内继续进行研究，找到一种正确的表述。[1]

　　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这个时候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不要继续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回答，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探索。

　　2、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尚不巩固，但是毕竟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适应并推动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然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包括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分析问题的认识工具。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科学的设想。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2]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垄断资本主义出现，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随后又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在唯物辩证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正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俄国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后苏联又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3]

　　虽然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在延安讲的话，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是不是就通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呢？我们认为还不能这么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仅要使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工作。这是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人大的开幕词中就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这就明确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从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要求出发，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名义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但是从实质上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没有被真正确立，更何谈巩固与发展。要想从根本上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必须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进一步培养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因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5]

　　只有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掌握科学的认识工具，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运用什么样的观点，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剥削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志。因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领导层，党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全体党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能否得以确立的关键问题。

　　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要增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真正弄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领会其精神实质，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这就要在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头脑，开拓视野，使马列主义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如何能够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

　　因而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要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要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理论上理解并且在实践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算是弄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因而毛泽东主张“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6]

　　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要学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学说和著作，学习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通过比较和鉴别来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水平。

　　毛泽东曾经多次要求全党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同时，还要学习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7]

　　这样看来，只有在正确和错误理论的对比中来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够弄清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从而真正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的社会规律，把握其精髓。只有在弄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才能够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在与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真正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奠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是靠斗争取得的，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科学理论，与没落的反动思想相比，自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也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保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斗争过程才能够得到解决。这是由于即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旧的思想文化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仍然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充斥于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其间的矛盾之尖锐，问题之复杂，斗争之激烈，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经过的艰难历程。这是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任务之一。

　　由此看来，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实际问题，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深入人心，成为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思想武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统领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纲，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只有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弄清是非，消除分歧，清除错误思想，坚定革命信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3、“双百”方针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这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第一次。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提出“双百”方针的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是如何被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的呢？

　　从历史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和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毛比较赞成郭的主张）。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8]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是针对戏曲研究提出来的，“百家争鸣”是针对历史研究提出来的。那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是如何被确立为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的呢？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口号，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文艺上，一个在科学上。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9]

　　不论是陈伯达的发言还是毛泽东的讲话，他们都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产生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开始将“双百”方针确立为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了。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他在讲话中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10]

　　从这里我们看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双百”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同时还对“双百”方针的实施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界定，并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

　　后来，为了使全党对“双百”方针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使“双百”方针得以顺利实施，以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毛泽东对“双百”方针又继续作出阐述和评论，从“双百”方针实施的原因、目的、内容、意义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11]

　　从这里我们看到，“双百”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实行“双百”方针的原因，指出真理是在同谬误、香花是在同毒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这就从哲学的角度对“双百”方针的实施作了说明。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百花齐花，百家争鸣，“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12]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分析了“双百”方针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来的，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科学和文化上的是非，不能利用行政力量，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而要遵循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规律，通过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这就需要时间的考验。毛泽东进一步引用了科学发展史上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与过去具有了根本性质的不同，但是仍然存在着妨碍新生事物生长的力量。因而对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进行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出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科学和艺术的顺利发展。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法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丑恶。没有假丑恶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13]

　　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实行“双百”方针的意义，辩证地分析了“双百”方针对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论述了“双百”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有比较才有鉴别，正是在斗争中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为了使党员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双百”方针，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曾多次谈到“双百”方针问题。他就“双百”方针提出的原因及“双百”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作了分析说明，从而使人们从思想上进一步认识到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这就为“双百”方针的实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双百”方针贯彻执行过程中，对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是放任不管，采取所谓宽容的态度，还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反驳和斗争呢？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中对此作出了回答。他说：“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来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14]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在“双百”方针贯彻执行过程中，如果遇到错误的言论，要采取措施，及时进行反驳，将这种风气打下去，而不能无动于衷，模棱两可，姑息迁就，包庇纵容。反驳要采取说理的态度，写出的文章对问题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要有说服力，而不是简单地骂几句了事。毛泽东在讲话中举了《人民日报》上《说“难免”》的一篇文章为例，说明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是违背辩证法的，既然登了这样的文章，就应该登反驳的文章，以便使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人民日报》却没有这样做，这就不仅说明他们对这个问题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同时也说明他们没有能够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进一步指出，贯彻“双百”方针，要主次分明。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指导地位。这就要在确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来贯彻“双百”方针，而不能平分兵力，更不能颠倒位置。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他又进一步拿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进行对比，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性。这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条件。

　　在“双百”方针执行过程中，可不可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批评呢？

　　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方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5]

　　作为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批评和斗争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真理是不怕批评的，也是批评不倒的。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批评倒了，那就说明这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冒牌货，是打着马列招牌的修正主义。即使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基本原理则是长青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同时也是开放和发展的科学理论，批评和斗争不仅不会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反而为这种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斗争和批评中才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才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那么，对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见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办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16]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对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如果是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就要采取专政的措施，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是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就不能简单地用行政的方式去压制，而应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的原因，以及同这种思想进行斗争的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个矛盾一般又具有非对抗的性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就不能采用压制的方法，而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引导人们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学会辨别香花和毒草，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而斗争。

　　那么，如何辨别香花和毒草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

　　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观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17]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双百”方针表面上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用它，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它，但是实际上在其应用上却是有阶级性的。鉴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就是其阶级性的重要表现。从毛泽东提出的这六条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

　　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是根本标准。这是无产阶级的鉴别标准，而资产阶级却与此相反。从这里可以看到鉴定标准上的阶级性。虽然这些鉴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在实践的具体操作上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但是毕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和重要保证。

　　另外，毛泽东也意识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对此有不同看法，因而他才说我们党提出的“双百”方针及六条鉴别标准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提出来的，我们并不认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也要采取中国的做法。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主张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还要批判修正主义。他说：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18]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不仅要批判教条主义，而且还要批判修正主义。这是因为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它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者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实质上却攻击乃至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唯物辩证法，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修正主义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警觉，直到提出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论断。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话具有战略性的洞察和预见。

　　毛泽东还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思想战线斗争的规律。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与错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规律，这种斗争是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正是由于这种斗争，才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进步，才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从而启示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这种斗争，以便于坚定信念，增强信心，纠正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将这种斗争进行到底。

　　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光辉典范。后来《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八日）发表题为《从“一处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称赞这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改革方针的良好榜样。

　　《十五贯》又名《双熊记》，是清代朱素臣写的传奇作品。讲的是无锡肉铺老板尤葫芦借得十五贯本钱作生意，他对女儿开玩笑说是卖她的身价钱，女儿信以为真，当夜逃走。深夜，赌徒地痞娄阿鼠闯进尤家，为还赌债盗走十五贯钱并杀死尤葫芦，过后反诬告苏戌娟犯了谋财杀父罪。戌娟出逃后，与不相识的客商伙计熊友兰同行，邻人发现产生怀疑，而熊身上正巧带钱十五贯，于是两人被扭送县衙见官。知县过于执听信诬告，定戌娟勾奸夫、盗钱杀父之罪，判苏、熊二人死刑。监斩官况钟觉得内中有冤，力争缓斩。他详细调查，发现娄阿鼠破绽，继而又乔装算命先生，套出娄阿鼠杀人的口供，最后将娄阿鼠带回县衙，升堂问罪，澄清了黑白是非，使杀人者伏法，蒙冤者昭雪。

　　改编本保留了娄阿鼠因盗十五贯而杀死肉店主人尤葫芦，知县主观臆断熊友兰、苏戌娟凶手的情节，删去况钟宿庙、神明托梦，集中描写了况钟、过于执、周忱处理案件的不同态度，通过这几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揭露了封建号吏治的黑暗腐朽，批判了主观臆断和循规蹈矩的官僚主义，歌颂了注重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秉公执法的优良作用，赞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十五贯》借古讽今，抨击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而且还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陆定一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让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十五贯》的演出，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的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华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20]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如何在实践中能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双百”方针，而且还身体力行地为推动“双百”方针在全国的贯彻执行作出了表率。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21]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高度重视“双百”方针的宣传工作，他发现了宣传“双百”方针的优秀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有时为了醒目起见，还重拟了标题，起草了编者按，以此来推动“双百”方针在全国的贯彻与执行。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双百”方针的提出，当时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忘记的。”[22]

　　由此我们看到，“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当时确实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对于打破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的教条主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双百”方针，而且还为“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作出了不竭的努力。当然，要使“双百”方针能够真正得以贯彻执行，成为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戏曲发展和历史研究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为了使党员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正确认识并积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这个时候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对“双百”方针提出的原因、内容、意义、作用、影响以及相关的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这就为“双百”方针的实行和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4、“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

　　一九五六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后，在执行过程中并不顺利，就是抛开苏联的反对暂且不论，在国内党内也遇到了重重阻力。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参加了。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2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执行过程中并不顺利，党内有人对这个方针不理解甚至存在抵触情绪，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发表和对王蒙小说的围攻不过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而已。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对王蒙的小说进行了分析，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批评，是没有说服力的。他抓住这两个事件，以此为突破口，指出在贯彻“双百”方针上存在的问题，说明新形势下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意义。这就为“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创造了条件。

　　引人注意的是，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反映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态度。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他对《人民日报》编辑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问题上，不仅北京存在抵触情绪，就是地方也在理解和认识上出现了重大偏差，致使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遇到了很大困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到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问：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坼，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24]

　　从这里可以看到，石西民反映了党内有一些干部对搞百家争鸣的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的，对重大政策的传达应该先党内后党外。

　　毛泽东驳斥了这种意见。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实行“双百”方针。

　　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是群众，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争取群众。实行“双百”方针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踊跃参加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斗争中，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又怎么会相矛盾呢？

　　重大政策在党内外的同时传达，就会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用党外推动党内，这样才能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推动政策的及时贯彻执行。现在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报上反映也很少，《人民日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陷于被动，因而毛泽东才点了《人民日报》的名。

　　这次会议上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吕志先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吕志先：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25]

　　从中可以看到，在吕志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党外人士听了毛泽东报告的感受之后，当毛泽东反问党内的反映时，吕志先却岔开了话题，没有对此作出回答。这表明在党内并没有出现党外那样兴奋的感觉。由于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吕志先才不便于照直回答，不得不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由此就可以看出党内和党外对毛泽东报告的反映是不同的。从他们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他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党内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是抵触的，因而这个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还是要排除阻力，通过反复教育才能生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没有宣传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政策问题，又一次提出了批评。

　　从毛泽东与石西民、吕志先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被许多干部所接受，他们还是习惯于老一套，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弄清楚这些问题。这也就难以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致使这些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遇到了重重阻力。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先后两次批评《人民日报》在新形势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因而他回到北京后就找相关人员开会，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毛泽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指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引者注），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26]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种严厉的批评不仅表现在《人民日报》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表态的迟缓上，而且还表现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开过一个多月了，《人民日报》却对此无动于衷，非党报纸反而走在了宣传的前面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由过去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他们书生办报，转而批评他们是死人办报，说《人民日报》是与中央的方针唱反调，反对中央的方针。

　　这当然是极为严厉的批评。这是因为毛泽东以前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27]报纸是党的喉舌，必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为党的现实政治服务。《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对全国报纸刊物的宣传具有导向作用，可是《人民日报》却背离了这一宗旨和原则，对新形势下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消极怠工，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人民日报》进行如此的严厉批评了。

　　邓拓虽然对《人民日报》没有及时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作了解释，但是毛泽东却没有接受这种解释，而是当即予以了驳斥。他质问邓拓中央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规定？最高国务会议虽然发了消息，也只有两行，却没有发社论，这是对最高国务会议予以淡化处理。既然党的会议不发消息，那么宣传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呢？毛泽东的讲话在未公布前，可以不引用，但是为什么不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成文章予以宣传呢？显然邓拓为《人民日报》进行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

　　后来，胡乔木对《人民日报》没有及时宣传毛泽东的讲话，曾经进行过解释和说明。他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28]

　　胡乔木的这个解释虽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在说明《人民日报》没有能够及时宣传毛泽东的讲话方面仍然缺乏说服力。即使当时毛泽东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打过招呼，要求暂时不要宣传，但是当着非党报纸已经大力宣传讲话内容的时候，《人民日报》的编辑同志就应该及时向中央请示应该怎么办：是继续对此保持沉默，还是迅速开展宣传工作。在这种动态面前，《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既没有采取措施，也没有进行请示，而是仍然无动于衷。如果与他们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人民日报》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在宣传“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是与当时党内不少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又谈到了《人民日报》的办报方针和文风问题。他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引者注），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冷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29]

　　本来，报纸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就应该无条件地宣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但是《人民日报》却没有联系实际，宣传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没有从政治上办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编辑部内部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有浓厚的民主氛围，集思广益，进行争论，将报纸办好。从中可以看到，胡乔木是在以自己承担责任的方式为报社解围。

　　毛泽东又进一步说：《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30]

　　毛泽东对当时的报纸进行了比较，肯定了非党报纸的办报特色和水平，指出《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在稿件的选择、报纸的编排及文风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他主张写文章要从形势讲起，联系当前政治，通俗易懂，说服力强。他又以鲁迅为例，说明杂文不仅可以写好，而且还可以写得很全面。写不好的原因主要还是的认识能力和水平问题。毛泽东要求改进报纸的文风，提高办报水平。他还身体力行，表示在辞自国家主席以后，给《人民日报》写一些文章。

　　最后，毛泽东对今天的谈话进行了总结：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在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31]

　　毛泽东对以上的谈话进行了总结，报纸要联系当前政治，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根据政治需要，制定宣传计划，对按语、社论、评论、新闻和评论文章，进行布置和安排。吸收报社外的人参加，扩大编委会，改进编排和文风，标题要醒目些，文章要短些，文字要通俗些，能够吸引人。加强党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可以考虑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32]

　　《大公报》的文章分析了当前社会大变化的基本特点，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就对当前社会的变化有了一个宏观、系统和明晰的认识，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而且还可以使自己进一步适应社会的变化，跟上时代的步伐，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中。可是作为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这不能不是《人民日报》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毛泽东将文章批示给胡乔木阅读，是为了促使《人民日报》在编辑方针和稿件的选择上有所改变，能够发表一些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文章。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仅表现在《人民日报》没有联系当前的政治形势，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人民日报》的编辑方针、编排和文风等方面，最后他还对《人民日报》提出了改进的要求。正是因为《人民日报》存在这些问题，在毛泽东屡次批评之后没有出现重大改观，所以才调吴冷西到《人民日报》工作，免去了邓拓的总编辑职务。[33]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不论是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还是对王蒙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也不论是毛泽东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吕志先的谈话，还是《人民日报》在宣传“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待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的态度，以及自身在编辑方针、编排和文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并非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党内存在的对“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的反映。这些情况表明，“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于党内，主要是党员干部，他们没有从思想上理解和认识在新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反而还处处表现出抵触情绪。这种状况的出现，就给“双百”方针的顺利实行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投下了严重的阴影。

　　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其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出现重要分歧。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及其思想改造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到底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以及是否要进行思想改造上。毛泽东认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但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随着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总体上来说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要进行思想改造。这是思想战线上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现在关键是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了。

　　这两种观点是如何出现的呢？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层有人认为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规模宏大，出席的有一千二百七十九人。他们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二十七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

　　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开幕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明确地规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上在中央领导层并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这表现在同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把许多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4]

　　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那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其是否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又是什么样的观点和认识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认识却与此相反，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仍然要通过思想改造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有一个总体的判断。他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他又对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的不同表现进行了分析。他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对解放后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作出了进一步分析。他说，知识分子，按出身来说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全国大概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五十万），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他们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还用它指导自己的行动。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

　　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五十万），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抵触的。这些人中有些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是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些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他们不是特务，又不拿刀子杀人，就是发牢骚，有时也写点文章，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人，虽然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却只占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将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的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这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

　　总而言之，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因而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5]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提出为了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观，就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同时还因为知识分子是教育者。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分析后才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毛泽东认为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提出了思想战线上的任务。他说，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36]

　　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还鲜明地表现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的一次谈话中。四月十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还表现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在这次讲话时说：“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3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但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总体上说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没有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知识分子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社会实践，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思想，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迫切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和思想改造问题，毛泽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认为，要争取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就要采取“放”的方针，让知识分子自由发表意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辩论中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的错误，自觉接受思想改造。

　　对知识分子不能采取关门的方针，要吸收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样就不能够推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且还可以使党内有人去做知识分子的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灵魂。第一书记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就能够提纲挈领，推动其他工作的发展。

　　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在整风反右后也是这样。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与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谈话时说：“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方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一次谈话时说：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他还说：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38]

　　就是在后来整风反右期间，毛泽东仍注意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3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是否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裁然不同的认识：

　　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总体上说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就要满腔热情地关心知识分子，让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进行思想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吸收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

　　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完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了。

　　那么，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上会出现两种裁然不同的观点呢？到底那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同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40]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身及他们所受的教育，由此形成的世界观上来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他认为即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消灭了，但是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行为处事仍然受到这个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这就不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而且还会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到冲击乃至破坏的作用，因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让他们深入社会实践，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经济前提已经消失了，因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也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关键是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迫切需要进行的思想改造问题。

　　从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赖已存在的经济前提业已消失方面，双方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的分歧集中在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判断上。毛泽东认为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因而还要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使之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否则的话，由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起到冲击乃至破坏的作用；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消失，其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变成工人阶级一部分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还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冲击乃至破坏的作用。

　　一般来说，这还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是否认识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能动关系的不同，具体来说就是是否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消极影响造成的。

　　这两种观点到底那种是正确的呢？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深刻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而另一种观点则是在运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了简单化的处理，因而从理论上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知识分子在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的整个历程来看，毛泽东的观点也同样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因而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当时党中央内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虽然存在着这种分歧，但是还没有演变为激烈的斗争。这种分歧通过党内的思想斗争，以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要进行思想改造的观点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斗争得到了缓解。这不仅表现在中共八大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中，也表现在此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在这个期间进行的一系列谈话中。

　　虽然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及要进行思想改造上的观点在当时占了指导地位，但是并不表明这个问题在党中央内部已经达成了共识，另一种观点就销声匿迹了。实际上，持另一种观点的领导同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认识，接受毛泽东的主张。以后气氛适宜的时候，这种观点还会再表现出来。

　　一九六二年三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与一九五六年一月他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随后，陈毅在广州会议上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就为知识分子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而后，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又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了三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则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这种观点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也遭到了其他同志的批驳。[41]

　　应该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认识的分歧，对后来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及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和现实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6、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整风反右。

　　整风反右既是一次政治斗争，也是一次思想斗争。前文（见《文革溯源》中册）我们研究了整风反右的政治斗争方面，现在我们研究整风反右的思想斗争方面。

　　我们不会忘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起的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经过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肃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影响，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就是一次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这次斗争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此后一直到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为止，尽管在解放战争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发起了一系列的运动，但是全党再也没有进行过系统地整风。

　　建国以后，党掌握了全国政权，已经处于执政地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全体党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要求，就要进行全党性的整风了。既然延安整风提供了成功的经验，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也要通过整风来使共产党人消除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纠正缺点错误，清除自身的政治灰尘和微生物。这是使共产党保持生机和活力，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

　　这次整风运动的主题是什么呢？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的呢？整风运动的性质又是什么呢？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年三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而后，毛泽东一路南行，经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阐述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使全党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在全党提前进行整风运动。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42]

　　这次整风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对象，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发动党外人士和群众提意见，帮助党进行整风，以此来改进作风，纠正缺点，提高战斗力。

　　这次整风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整风就是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反省自己的言行，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风，清除头脑中存在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整风过程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对照党章党纪党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中，通过开诚布公的座谈，相互之间的辩论，激烈的思想交锋，暴露出党员干部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自我剖析和互相剖析的基础上，改进作风，纠正缺点错误，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缘故。因而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了树立起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残存在自己头脑中的旧的思想意识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创造条件。整风就是通过思想斗争，不断改造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提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最终使他们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途径。

　　由此看来，整风就是一次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要通过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逐步改造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使他们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过去整风的成功，证明开展思想斗争的必要性、可行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还要进行这样的思想斗争，通过整风来逐步改造党员干部的世界观。这是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保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整风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共产党本来是动员民主党派来向共产党人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但是有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其他人士却趁机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其核心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比如，民建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提出“党党相护”问题；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有人攻击“党委（党组）负责制”，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有人提出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实质上是要共产党交出对学校教育的领导权；章伯钧提出了“政治设计院”，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要求设立党外平反委员会，这实际上是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清算；《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指责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这是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发表煽动性学说，称当时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主义”，这就否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这些人只许自己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却对批评他们的人威胁恫吓，打击报复。这个时候发生的针对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和国务院参事李仲公的匿名信恐吓事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事例。[43]

　　以上史实表明，当时国内的右翼势力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趁机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向党和政府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进行“轮流坐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策，由整风转为反右，对右派的进攻发起了强力反击，打掉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势头，占领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制高点，获得了主动地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

　　党中央发起的反右派斗争，从性质上来说，既是一次政治斗争，也是一次思想斗争。前文我们已经研究了反右派运动的政治斗争方面，现在我们来研究反右派运动的思想斗争方面。

　　右派分子的进攻及党中央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斗争的发生，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资产阶级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作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其思想意识并没有随之消失，仍然存在着。这种思想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表现出来，萌生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并由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这种思想意识的泛滥必然会遭到由公有制决定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抵制和反击，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这个时候的思想斗争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表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的斗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斗争体现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

　　这种斗争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重要表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地发起反右派斗争，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来看也是必要的，及时的。遗憾的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当然，造成扩大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后，中央书记处和各级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同志，没有及时对反右派斗争进行指导，同时又疏于检查，致使反右派斗争没有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和策略造成的。这在以前我们有过深入地分析，此不赘述。

　　由此看来，右派的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的思想斗争。这种斗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重要表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右派发动的进攻，实质上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不甘心于失败，在政治上思想上向无产阶级发起的反攻倒算。这种激烈的斗争虽然以反右派运动的巨大胜利而暂时缓和了下来，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思想上政治上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整风反右就是一次思想斗争。整风就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清除党内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这是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手段。一般来说，这是党内进行的思想斗争（当时还没有提出党内阶级斗争问题）。而反右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争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进行的斗争。因而这个时候的整风反右，虽然都是思想斗争，但是在具体性质的认定上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

　　7、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的时候，他也没有提出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首次提出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44]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必须还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九五六年的波匈事件和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意识到单有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正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深入思索的结果。

　　有人可能要问，毛泽东是经过了怎样的思考以后，才确定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呢？

　　毛泽东以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和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在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才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巩固和发展社会的经济基础，反之就会破坏和瓦解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相同的内涵。这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具有能动作用。[45]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建立，也就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确立。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破坏乃至瓦解刚刚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既存在于经济基础领域，也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经济战线）上获得了解决，在这个领域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这个领域的主要矛盾。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在这个领域存在的阶级矛盾，那么就难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就会破坏乃至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导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得而复失。

　　当然，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性质相同，但是在革命的形式和阶级划分标准上却不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为划分标准的，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政治思想为划分标准的。[46]前文（《文革溯源》中册）对这个问题已有论述，此不赘述。

　　由此进一步分析，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既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进行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阶级矛盾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如果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得不到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还会得而复失。因而这个时候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7]

　　既然进行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那么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由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毛泽东才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的论断。他敏锐地意识到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并对这个时候阶级斗争的特点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了初步分析和说明。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48]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最后解决。这是因为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同时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以及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的缘故。因而就要认清这种形势，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否则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多次要求各地党委第一书记要认真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文化教育工作，搞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和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49]

　　毛泽东在当年七月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它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50]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正是鉴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才要求各地党委及其领导人不但要高度重视，而且还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这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而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培养意识形态领域内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处理各行各业事务的人才，通过这些人才去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工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和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他发现不仅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提出要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在各领域内培养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才，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

　　8、简短的小结。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为了进一步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顺利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双百”方针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同时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问题上，党中央内部也产生了重要分歧。整风反右表明在思想战线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斗争。这就说明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以一九五六年的波匈事件和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必须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敏锐和洞察力率先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领导全党进行纠“左”，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以彭德怀上书为标志，党内高层出现了一股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由纠“左”转为反右，发起了反右倾斗争。

　　1、毛泽东提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九五六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这个时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五”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当时不得不照搬了苏联的建设模式，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也暴露了这种模式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这种探索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为标志，随后他又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之前，曾经发生过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这种斗争的氛围下拉开序幕的。因而我们就先从对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斗争的研究开始。由于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没有涉及过，这里就对这个问题作一个较为详细的考察。

　　2、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思想交锋——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出现的冒进与反冒进及反反冒进的斗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冒进、反冒进与反反冒进斗争的简要回顾。

　　现在我们首先对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出现的冒进和反冒进及一九五七年底至一九五八年初进行的反反冒进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代表作。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批示，对这篇社论表示不满，是有原因的。这不仅是因为这篇社论提出了反冒进的方针，而且还因为这篇社论的断章取义地引用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话，歪曲了毛泽东的本意。因而毛泽东后来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杭州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想到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必要了。”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1]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了，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在南宁会议以及此前召开的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云进行了点名批评。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南宁会议上发了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2]

　　由此看来，在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起草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的序言的影响下，经济建设各领域出现了迅速发展的热潮。主管中央一线经济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认为出现了冒进，因而提出要进行反冒进。毛泽东对此持不同意见，在一九五七年打退了右派的进攻以后，才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反反冒进，停止了反冒进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多快好省”这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主干内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2）毛泽东为什么要批评反冒进？

　　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的热潮是从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起草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一书的序言的推动下形成的。因为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还说：“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在这个序言的影响下，一九五六年一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十七条》扩展为40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以后，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一九五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粮、棉、钢、煤规定的指标均有了相当程度的上扬。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一九六七年实现的指标，提早五年，改为一九六二年实现。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时，毛泽东说：这篇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3]

　　从历史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在序言中的话及后来对反冒进进行的严厉批评并非是他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这是因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在三大改造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工农大众翻身作了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他们发扬主人翁的精神，以空前的劳动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就是证明。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周边环境趋于稳定，通过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一九五五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为新中国的建设初步取得了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条件。因而毛泽东主张抓住这个机会快速进行经济建设。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也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他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的问题。各部汇报自己的设想。按照各部汇报，一九六七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000万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8﹒6％，“二五”9﹒9％，“三五”10﹒1％，十五年平均年增长9﹒5％。十月五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如同抓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先从农业改造高潮抓起一样，抓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也从农业发展速度抓起。

　　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归纳了《农业十七条》。十二月二十一日，他起草中央通知，将《农业十七条》发给上海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农业十七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到一九六七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风）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亩产分别达到60斤、80斤、100斤；各地分别储积足够一年、一年半或两年的余粮。还有一条是：从一九五六年起，十二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一九六七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一九六七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一九六七年的棉花产量，就不是5600万担，而是12000万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

　　第二，他对一九五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

　　一九五五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97﹒9亿元（新币，下同），比上年增长31﹒5％。执行中，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几次调整计划。在调整中，由于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校舍和职工宿舍等）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调减为91﹒7亿元。到年底，原来安排收支平衡的预算，结余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又由于没有经验，还不认识保留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材和部分器材减价出售。没有想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多余很快就变为短缺。对此，周恩来曾一再作自我批评，但毛泽东还是不大满意，这从他在一九五八年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项东西（钢、铁、煤、水泥、铝、铜，还有两项）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无办法，只好请苏联帮忙。苏联是要订长期合同的，好，订，订了，签了字了，过一个月要毁约。过两个月毁约也好呀！跟人家订长期全同，你强迫人家订，过一个月就毁约。”“讲起共产党，又是光荣的，伟大的，什么的，就这样一件事情讲，我看是幼稚的，眼光短浅的。”[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反冒进表示不满是有原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已经被焕发出来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条件。不论是从对一九六七年粮食产量的推测上，还是对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来分析，当时的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潜力。由此来审视这些已经制定出来的计划，就不能不说还是存在着保守倾向的。正是从这种分析出发，毛泽东才不仅对反冒进表示不满，还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3）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是否发生了冒进？

　　现在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的是，从一九五六年的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来看，到底有没有发生冒进呢？

　　薄一波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这样评论道：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以下两方面的客观原因。

　　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由于我国当时轻工业原料90％左右来自农业，农业丰歉对当时工业发展具有巨大影响。一九五四年长江、淮河流域和华北平原遭受洪灾，全国农业歉收，这样一九五五年的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5﹒6％，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幅度也低，使这一年成为“一五”期间工业发展速度最低的一年。这就为一九五六年的工业和基本建设高增长提供了一个“低基数”。一九五五年农业丰收，比较充分地把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的设备开动起来，推动了整个工业也推动了基本建设投资的高增长。

　　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到货，这也促使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

　　即使除去上述两项正常因素，年初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生产计划的增长速度也还是偏高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提前到来。

　　但是，正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后来对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进行了总结，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还是多用了20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用了10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我国预算执行情况，年年都有结余。可是，一九五六年不仅没有结余，反而出现赤字10多亿元。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至十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座谈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工作。陈云、富春、先念和我的发言，都一致认为一九五六年“冒了”。陈云同志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会后加以充实，一月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讲了，这就是他后来收入文选的那篇著名文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富春的发言认为，一九五六年计划冒了，执行中也冒了。他还使用了“冲昏头脑”的话。先念的发言，从财政预算角度上讲，认为一九五六年“冒了”30到35亿，其中库存减少25亿，银行透支10亿。我的发言，则列举了一九五六年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基建投资过多，挤了市场；消费资料增长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工资福利的增加，超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等等。凑起来共10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九五六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10种表现吧！我们四人的发言，毛主席作了详细的笔记，即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题为《谈经济问题时主席的笔记》。毛主席在我的发言部分标了一下题目：“薄一波十条”。[5]

　　从薄一波的这个评论看，他认为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比较高，是“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但还是不能笼统地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称为冒进。这是因为一九五六年经济发展的基数较低和一九五五年的农业丰收，以及苏联按协议供给的机器设备也因这个时候到货使得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骤增，这就为一九五六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确实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潜力，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从总的来看还是健康的。但是薄一波在承认一九五六年经济健康发展的时候，又明确指出这种健康发展态势的取得，是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冒进，将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遏制住造成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这四位副总理在颐年堂会议上的发言也认为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还是出现了冒进的势头，对反冒进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薄一波认为尽管当时确实存在着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还是健康的，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态势还是由于执行了反冒进的方针取得的。他没有将指导思想上的多快好省与实际执行过程中注重多快却忽视好省区分起来，将执行中的问题看成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对反对右倾保守提出质疑，以此来说明反冒进的必要性，则是从思想认识上陷入了误区。

　　将薄一波的观点与前文毛泽东的分析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尽管薄一波的观点有着数字上的依据，但是总觉得他把经济发展的困难看得大了些，对于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看得少了些，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被解放了的工农大众中间蕴藏着巨大的生产力，只要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地调动，就会变成排山倒海的力量。这是他认识上的局限。

　　我们还注意到，在颐年堂召开的小范围会议上，当国务院四位副总理就一九五六年经济发展态势发言的时候，毛泽东作了详细的笔记。这不仅说明毛泽东对于他们的发言是重视的，也反映出毛泽东十分清楚一九五六年的经济运行态势。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毛泽东却对反冒进作出了严厉的批评，甚至说进行反冒进的领导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这就表明在经济发展的速度方面在中央领导层还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

　　（4）批评反冒进的思想结晶——《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至十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八年一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一九五八年一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以及一九五八年三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从认识论和思想方法的角度发表了重要讲话，其目的在于使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认识到产生反冒进的思想根源，提高全党同志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边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问题认识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招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有人批评我说“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四万吨钢，理应失败。[6]

　　一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指多、快、好、省。—引者注）而奋斗。

　　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恢心丧志。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要有群众观点，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宋玉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就是“攻期一点，不及其余”。[7]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说：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8]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认识论和思想方法的角度分析了出现反冒进的原因。当时提出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区分开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没有抓住事物的主流、本质和主要矛盾，而是把支流当成了主流，现象当成了本质，次要矛盾当成了主要矛盾，个别当成了一般，因而就难以认识到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他们没有群众观点，不是从六亿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认识到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中间蕴藏着巨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能够合理、有序地将其发挥出来，就会变成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这是导致反冒进产生的思想认识根源。错误的认识导致了错误的行动，于是才出现了反冒进。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对是否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出现冒进问题作出了总结，从而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作为今后全党开展工作的指导。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和四日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和业务的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一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南宁会议是一个由部分中央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工作会议。毛泽东集中了中央的和地方的多方意见，在杭州会议十七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9]

　　毛泽东在讲到六十条形成过程时说：“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10]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论述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阐述了要不断根据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变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思想观点，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将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谈到不断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后，接着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基本完结后，又继续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基本上告一段落，又要进行技术革命了。

　　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精辟地论述了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问题，要做又红又专，政治和业务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并不是并列的，在它们中间红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思想政治工作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又是多么得富有远见！

　　在谈到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时，毛泽东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及时派遣负责同志要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发现下层单位和群众中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修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制定新规章制度，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分析了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毛泽东还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重点抓工业，农业。他不仅对工作中应该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还对今后各地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建议。他还要求反对浪费，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解决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要普遍扩大试验田，抓两头带中间，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打掉官风，认真听取下级提出的不同意见。要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认真分析调研材料，及时调整政策。要在各级党委会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成员要在第一书记的领导下，合理分工，各负其责，党委要抓军事。

　　他还要求开好各级会议，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要正确处理好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抓住主流，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学一点概念、判断和推理，注重词章问题。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做到：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全党同志要加强学习。各级党委要学习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历史和法学，文学、文法和逻辑，要学习外国文。干部要学习普通话，本地话，在少数民族工作的还要学习民族语言。要培养秀才。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建立学工、学农基地，建立校办工厂。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搞好绿化。发展化肥厂，农具修理厂，培养优质品种，探索农业生产先进经验，发展多种经营。等等。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在总结了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斗争的经验教训后，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又一思想结晶。这对于全党同志坚持正确路线，纠正错误认识，校正思想方法，坚定革命信念，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5）冒进、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斗争反映了什么？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时期冒进与反冒进的斗争，主要地表现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经济发展年度计划的制定上，也表现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七年十二年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上。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经济发展目标的分歧上，突出地表现在粮、棉、钢、煤经济发展指标的制定上。从后来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来看，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发展，不能叫冒进。尽管这两年的经济发展，是与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为防止冒进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分不开的，但是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也不尽然。因为一九五六年确实存在着经济快速发表的因素，而这一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又确实快于往年，因而笼统地以一九五六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说明这一年经济出现了冒进是不确切的。这两年经济发展的事实也从客观上说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制定的年度计划从总体上来说还是符合当时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

　　其实，毛泽东并不反对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调整经济发展中的若干指标，但是他对提出反冒进的口号显然是持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就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保护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而反冒进却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给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泼了冷水，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逆流而动的行为。

　　毛泽东认为从当时的发展条件出发，对经济发展的速度估计低了，实际上还有可能搞得更快一点，因而他对当时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不满意，更对反冒进表示反对。当然，作出这个判断也并非毛泽东自己的主观想象，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这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经济的快速恢复上，也表现在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上，还表现在“一五”计划的顺利执行和一九五六年经济计划的完成上，又表现在当时安徽省治淮花了区区几千万元就完成的八亿土方量上。[11]

　　从后来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当时对十二年远景规划制定的发展目标还是偏高了。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发动起来以后，在国内外的条件下，当时到底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有多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能够搞多快，则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当时全党还没有经验，这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还要有待于实践的证明。

　　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认识到，冒进、反冒进乃至于反反冒进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对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分歧与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一般说来是由于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不同造成的，特殊地说还是由于在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的饱满的建设激情上的分歧所致。而这种分歧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及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定位与评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虽然不是右派，但是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虽然毛泽东当时对提出反冒进方针的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但是既没有说他们是右倾，更没有把他们划为右派，而只是把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作为一种认识上的分歧来进行批评，说“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12]由此出发，引发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索，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全党从工作方法上进行的指导。而其起因还是冒进与反冒进上的分歧引发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主要的还不是立场上的问题，而是由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分歧造成的。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思想上搞不通，就难以使全党在认识上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全党形不成统一的思想，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不仅难以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还会形成内耗，严重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因而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用正确的方法论来武装全党，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要纠正错误认识，从工作方法上予以指导，从思想方法上给全党同志特别是提出反冒进方针的同志以启示，以便统一全党的思想，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于是毛泽东才草拟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付诸于党内讨论。

　　3、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想交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挥主观能动性。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不反对调整经济发展的若干指标，但是却对提出反冒进的口号持反对态度。反冒进口号的提出，表明党内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成为改天换地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如何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关键因素。要想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就必须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鼓足干劲，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做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二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个时期的思想交锋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发表的讲话中。那么，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

　　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接下来就批评反冒进：“我批评反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就应该调整。但是他反对提出“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等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对《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几个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再就是去年三中全会上讲的，宣传上不要偏于工业的宣传。然后，他又讲了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等关系问题。[1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简要回顾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着重谈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问题。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获得了解决，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事实上仍然存在，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求各级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平等待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来行使民主权利，畅所欲言，审查干部，参与管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这是使人与人之间实现平等的必然选择。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就是一次改进干部思想和作风的具体实践。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良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不能袖手旁观，而要对群众高潮进行引导和保护，使之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又召开了成都会议。三月四日，毛泽东从北京乘专机到达成都，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的十九天中，他广征博引，谈古论今，一连发表六次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鼓足干劲，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时，着重批评了教条主义，提出了思想解放和思想方法问题。

　　毛泽东在前三次讲话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高度评价群众进行的农具革新运动。

　　毛泽东在三月九日第一次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他说：“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三月十日，毛泽东第二次讲话，讲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没有受教条主义影响。”

　　接着又进一步分析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批评教条主义以来，又一次批评教条主义。一九五六年那一次，以苏联为鉴，引发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解放，提出了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思路。这一次，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批评教条主义，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引向深入。

　　毛泽东在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后，三月二十日发表了第三次讲话。

　　他对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他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1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批判了教条主义，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这是因为只有在对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才能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当时批评的教条主义，主要是指在对待苏联发展模式上的神圣化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一些人，虽然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是却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之路，而是照搬书本，教条化地对待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这样也就难以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照搬苏联革命模式酿成的沉痛教训就是前车之鉴。鉴往知今，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不能再照搬苏联发展模式，而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必须打破教条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借鉴而不是照搬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

　　他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他还讲了不要怕教授，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的这个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这次大大地发挥了，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也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讲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办一个。

　　开会期间，毛泽东还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后发给大家。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中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有的还作了进一步发挥。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他从思想方法上对反冒进的出现进行了分析后，进一步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每当中国革命事业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成都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的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下余地。又说：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情先后发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讲思想、理论问题。[15]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第四次和第五次讲话中，主要讲了思想和思想方法问题。他要求全党同志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敢想敢说敢做，不要怕教授，也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要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做一个头脑清醒，意志坚强，敢于探索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毛泽东举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旨在说明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年轻的人打败年老的人。他要求全党同志从实践出发，克服自卑，勤于钻研，认真学习，做出贡献。他提出的共产党员要有“六不怕”的精神，成为党员干部砥励自己，坚持真理的座右铭。这对于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理论的创新。毛泽东要求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都办一个理论刊物，就是希望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及时对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来作出总结，然后再拿到实践中来进行检验，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实践的发展也要求文学的革新。和诗词比较起来，民歌用更为通俗的语言，自由的形式，不仅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而且还形象地反映了他们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历程，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这就是毛泽东要求各地收集民歌，创造民歌的原因。

　　至于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要求全党坚持辩证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从矛盾双方的斗争状况来把握矛盾发展的特点；要打掉官气，调查研究，注重听取下级的意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使决策建立在稳固可靠的基础之上。在全党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高潮正在形成的时候，毛泽东还特别地提醒全党要压缩空气，留有余地，不要被冲昏头脑。可惜却没有引起党内许多高级干部的注意，以致于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的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了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辩证唯物论来分析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注意思想方法，改进工作方法，找到一条正确的建设道路。毛泽东的讲话得到了与会高级干部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在会议上发言，畅谈体会，制定计划，反对教条，解放思想，在与反冒进的思想交锋中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已经在全党处于指导地位。

　　成都会议结束后，五月又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

　　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

　　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

　　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大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积极性、创造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者提倡不够味，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年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

　　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样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1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次仍然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了讲话。他主张要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同时还要向教授学习，学习教授，超越教授，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六亿人民有着伟大的创造力，只要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可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他还提出要敢于标新立异，要用插旗子的方法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毛泽东又一次引用大量的事例来说明，发明创造往往是那些年轻人、被压迫的人、地位低的人搞出来的。毛泽东不仅在讲话中这样说，而且他还选择这样事例的报告印发大会。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五月十八日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吗？” [17]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辩风向等问题。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遍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种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辩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者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面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18]

　　从毛泽东五月二十日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又一次讲了破除迷信问题。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毛泽东从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来谈论这个问题。干部要打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不管职务高低，谁手中掌握真理，就服从谁。这是打破等级观念，实现平等，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手段。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外行和内行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当时党的干部到机关、学校、工厂去工作，本来不熟悉这方面的业务。有些人就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排斥这些党员干部的领导，有的虽然口中不言，目笑存之。毛泽东对外行和内行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辩证地分析，说世界上有许多行业，一个人只能精通一两行，不可能样样精通，因而多数还是外行领导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不承认内行的长处，也不是排除外行向内行学习，而是希望以此来鼓励党员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专家教授，而是要学习他们的长处，由外行转变为内行，勇敢地承担起领导责任来。

　　毛泽东还讲了插红旗，辩风向问题。他要求党员干部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方向，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发动群众，齐动员，鼓干劲，争取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大干快上，多省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他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谿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就不容易辨别，我们这里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蘋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谿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谿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宋玉写的《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蘋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为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蘋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19]

　　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来看，他讲话的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这是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话精神的继续，其主旨还是为了使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立足于中国国情，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如果将这两次会议与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我们注意到这三次会议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毛泽东在二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针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在京中央委员和部级党员干部讲的，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针对党内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讲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是针对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也就是对全党讲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从中央政治局成员、省部级干部，一直到出席党代会的代表，毛泽东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讲话的范围一步步扩大，使全党能够逐渐理解和领会他的讲话精神，这表明他在发表讲话的问题上还是慎重的。

　　这三次会议的连续召开，实际上是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的继续。如果说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是一次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思想交锋，那么这三次会议的召开就是这次思想交锋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期间，推行反冒进的领导人做了检查，在思想交锋中毛泽东的观点就已经占了主导地位，而这三次会议的相继召开，进一步批判了教条主义，大力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发挥主观能力性，这就发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动员令。

　　4、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实践——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的形成。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是引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的基础上，又经过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广州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在全党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广泛动员的背景下形成的。

　　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的基础上，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称赞元旦社论的两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

　　二月一日到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批准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

　　毛泽东利用会议间隙，到济南去作调查。会后又到东北的厂矿企业进行调查。这就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些准备。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更大规模的会议。

　　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又召开了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时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半信半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他说：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批评反冒进为主，转到发动大跃进为主，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中央会议。

　　成都会议最主要的是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规定。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这次会议对指标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

　　成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为了进一步了解地方和中央部门的实际情况，又相继召开了武汉会议和广州会议。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际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随后，毛泽东又召开了武汉会议，与中央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就经济特别是工业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他写道：“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只是几个月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了。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时间是六月十九日，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日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毛泽东后来也讲过这件事：“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

　　这样我们看到，总路线形成后，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毛泽东是在审阅了薄一波提交的报告以后，做出了一九五八年钢铁产量比一九五九年翻一番的重大决策。这成为大跃进时期标志性的重要目标。

　　那么，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水利的综合利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为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正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这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重要背景。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进行座谈，还到田间进行视察。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

　　八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他在会议上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他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钢产量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

　　毛泽东又着重讲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

　　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20]

　　由此我们看到，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之后，又经过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广州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的酝酿和准备，形成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三面红旗，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

　　5、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历程。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毛泽东很快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反复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七中全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与党内高级干部交换意见，发表重要讲话，领导全党进行纠“左”。为了使会议的精神能够及时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起草了一批《党内通信》，还要求各级省市自治区党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将中央会议的精神迅速地贯彻执行下去，以使错误能够得到及时纠正。

　　为了调查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十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到河北进行调查，听取了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又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关于徐水县建立县级人民公社，在全县实现“全民所有制”的汇报。

　　毛泽东不仅向地方负责人了解情况，还派出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以求弄清当时的真实情况，作为政策调整的依据。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要陈伯达和张春桥、胡绳、李友九，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边调查边读书。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再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新乡地区的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进行调查。

　　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请部分省市委书记谈话，为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准备有关文件。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表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通过听取调查组的汇报，与省、地、县乃至基层干部的谈话，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从共产风和浮夸风的分析入手，希望大家既要分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又要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而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因而人民公社不能自给自足，不仅要生产粮食，还要办工业，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多种经营。这就要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重视商品、货币在人民公社化发展中的作用。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郑州，十五日凌晨一时许到达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负责人作调查。

　　离开郑州那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建议，为武汉会议先做精神准备。这是因为虽然郑州会议提出了划线问题和商品问题，可是当时许多人在这两个问题上是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因而首先要在中央、省市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毛泽东当时是很赞成的，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开始考虑能不能搞出那么多钢了。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他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提出现在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二十二日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与会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根据他们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这样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克服了来自多方面的阻力，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速度。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毛泽东建议下，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动力调配问题等。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一月十八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当时，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确定这一年的计划指标上，特别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这次会议虽然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当时有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右倾”。而毛泽东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要陈云讲话。陈云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泽东要他检讨，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小时。

　　二月十四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又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他要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第二天，继续谈话。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找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队长。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他敏锐地指出现在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个矛盾，就是要正确认识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倾向，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指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他在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三月一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

　　三月一日下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

　　而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来势很猛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大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点半，他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要他们紧急安排此事。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会议拟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三月二日晚，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毛泽东二十七日讲话稿，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开得比前几次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

　　三月五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的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毛泽东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他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切切叮嘱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县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帐要不要算的问题。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旧帐要不要算的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被列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开始。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帐要不要算的问题。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此前，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没有积极性怎么行！”

　　所谓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冷静下来的分析，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现实的方面迈出一步。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将向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问题看得简易了。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从一月初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计划指标。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量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一千八百万吨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降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但是降低指标仍然遇到重重阻力，杨尚昆在四月三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东北、华北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般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引者注）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

　　钢产指标降低了，要不要公开修改六中全会公布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成了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处于两难境地。有人建议，利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机会公开修改，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主要的一个顾虑就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结果，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维持原来的四大指标，失去了一次公开修改指标以摆脱十分被动局面的机会。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正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四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一九五九年的粮食计划产量。——引者注），就是按照去年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21]

　　由此我们看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七中全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发生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一套方针政策：要划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两个界限；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非全民所有制；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还进一步肯定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人民公社不能自给自足，而是要发展商品生产，在人民公社三级之间、人民公社之间以及人民公社与国家之间要按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由三千万吨调低到一千三百万吨。这表明庐山会议前在纠“左”方面虽然并不彻底，但毕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6、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鉴于去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纠“左”，这一年大家比较紧张。庐山会议前虽然纠“左”尚未完成，但是毕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热，当时在庐山开会，也带有调节休息之意。从毛泽东做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两首诗中，也可以感受到他这时愉快的心境。毛泽东想通过庐山会议将纠“左”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会议期间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七月十六日批示将该信印发会议参考。岂料，这封信印发后引发了会议更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与在庐山的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交换意见后，七月二十三日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几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来说，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

　　在谈到明年和四年任务时，毛泽东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帐。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要鼓起积极性来。”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为“神仙会”。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七月四日，毛泽东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七月六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帐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评论。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性、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

　　毛泽东作这篇讲话的时候，对一些批评和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映材料已感到不满，担心这样会全盘否定去年以来的成绩，不过他讲话的语调还是平和的、说理的、有分析的，并且说，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对党内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要帮助他们认识，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关于对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从局部来说，从一个问题来说，缺点、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是三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他肯定总路线，同时又说路线正确与否要用十年时间的检验来说明。他承认大跃进中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说来，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国民经济平衡受到破坏，只是暂时的，认识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总之，他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他着重强调的却是“成绩是伟大的”这个方面。

　　毛泽东的讲话，对会议所讨论的和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重大问题，一一表了态。他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看法。

　　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这是几句很重的话。以后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也就是党中央内部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导致的结果。毛泽东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统一大家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并且觉得会已经开得差不多了。

　　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毛泽东又建议起草小组加上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要求起草小组七月十三日、十四日议事，十四日夜写出草稿，全文不超过五千字。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这天清晨六时和七时，毛泽东连写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他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陈云由于健康原因，到东北养病，一直没能到会。）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彭德怀参加庐山会议前，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这次大会，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七月十二日，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的问题，听不到思想性的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三日中午，彭德怀将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进去的内容。七月十四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和伟大意义，说全民炼钢是有失有得的。他在信中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认为现在建设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上说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不熟悉，没有经验，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说，是由于浮夸风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一些“左”的错误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列举了一些“左”的错误的具体表现后，彭德怀说纠正这些“左”的错误，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因而他建议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毛泽东当时对彭德怀的信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从吴冷西在回忆中转述田家英的话来看，毛泽东开始并没有觉得彭的信有什么问题，所以批了几个字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既然有这些意见，而且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登在会议简报上了，把这信印给大家看看也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更没有打算二十三日讲那番话。[22]

　　对于彭德怀的信，由于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些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讨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在七月十九日的发言中予以说明。

　　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要纠“左”，而没有决定反右。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主席的。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半至九时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23]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只愿人家讲好话，不让人家讲坏话的人；另一种是在紧急关头，动摇的人。也就是犯了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人。他还说这部分人离右派还有三十公里。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作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为反右。

　　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气氛也还正常。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钢”的口号有问题；五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这些材料，再加上先前印发的一些人对大跃进以来国内政策的批评，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和党内党外右的势力在遥想呼应。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一件是改指标，一件是路线问题。

　　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决议，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这两个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24]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本来是想召开庐山会议继续纠“左”的，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他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还向与会人员打了招呼。但是会议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使得会议的争论更加激烈，业已存在的分歧更为直观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密切注视着会议的动向，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与国内外、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议论结合到一起，使毛泽东意识到出现了右的倾向。他在征求了在庐山的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后，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此后，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要求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调查研究，集思广益，逐渐形成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三面红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又很快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引导全党分析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在纠“左”反右中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

　　毛泽东要领导全党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某些人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照搬苏联革命模式，执行“城市中心论”的方针，举行城市武装起义，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灾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农业合作化中，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官僚资本主义采取没收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与此相似。正是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因而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找到一条中国式的革命之路，才能够促进革命的顺利发展，完成革命的任务。否则的话，只能给革命带来灾难、损失和失败。这就昭示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能否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这不仅是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能不能执行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重大政治问题。因而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仅是一个能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是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重要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必须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也昭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而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而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抉择。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摆脱苏联控制，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必须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不然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走上歧途，出现曲折、损失和灾难。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焕发出全国人民的斗志豪情，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扩大积累，压缩消费，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具体表现。其本质特征是：群众路线，贯彻其中；全民动员，广泛参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讲究实效；追求速度，狠抓效益；成果共享，按劳分配。

　　从总路线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关系上来说，总路线是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辩证统一。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下，建立什么形式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人民群众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产生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群众实践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深入分析和总结，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将制定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拿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和修正，从而使之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如何搞，建设速度究竟能够搞多快，人民公社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才能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存在于领导人的头脑中，也不存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而存在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这是一个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群众运动，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探索，要把其本质特征与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区分开来，也要与具体的年度计划和任务区分开来。只有这样才能拂去笼罩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尘埃，准确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内涵，深切领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到底正确不正确呢？

　　要分析这个问题，就要把握大跃进的本质特征，将作为群众运动的大跃进与具体的年度计划指标和作法区分开来。我们应该看到，当时制定的粮、棉、钢、煤等高指标，后来还是逐渐调整了下来，一些错误作法也被废除了。就是“十五年超英”这个口号，从钢铁方面来说，也并非没有根据。后来薄一波曾就这个问题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现在有些著作对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钢铁等主要产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采取批评态度。对此，我有不同认识。我认为，在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美国政府不断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的国际背景下，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憋一口气，矢志增强自己的实力，争取某些产品产量尽快赶上某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无可责难的。列宁在1917年9月间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小册了，就豪迈地提出：俄国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我国1957年为什么就不能赶上老牌的但已衰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呢？再说15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当时我们掌握的材料是：英国从1913年至1956年的43年中，钢产量只增长169％，年均增长1﹒3％，而我国‘一五’期间钢产量增长近3倍，年均31﹒8％。1957年英国钢产量为2174万吨。按照英国几十年钢的增长速度推算（必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不算在内），估计15年后，即到1972年，英国钢产量可能达到3600万吨。我国1958年的钢产量，按第一本帐的624﹒8万吨计算，如果以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那么到1962年可达到1200万吨（八大建议指标的上限），1967年可达到2500万—3000万吨，1972年可达到4000万—4500万吨，即可超过我们匡算的英国1972年钢产量400万—900万吨。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那时替英国做的预测想得太顺利了。1958年以后，英国经济发展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顺利。它的钢产量1970年曾达到过2822万吨，可是1972年又下跌到2232万吨。我国经过‘大跃进’三年，不顾一切，虽然把钢产量突到1866万吨，但1962年不得不又猛降到667万吨；调整后，重新起步，到1972年，也达到了2338万吨，虽比英国1970年的产量还差约500万吨，但同英国当年的产量持平。”[25]

　　从薄一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钢产量方面，当时提出“十五年超英”，是从当时中国和英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事实出发，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后制定的发展目标，这就是这个口号提出的依据。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后来实践的发展上，当时提出“十五年超英”的口号，都不能说是冒进。这个口号体现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甩掉落后的帽子，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创业的志气和决心。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大跃进被否定了，但是这个时期取得的工业成就因为有目共睹，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中，还是对此不得不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

　　胡绳在一九九○年七月写的《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一文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材料说明，从建国以后到1969年建设的大中型企业，主要是重工业，三分之二的项目是在这三年中（指1958年—1960年，引者注）开工的。这三年中，在钢、铁、煤以及轻工业各方面，形成一大批长期起作用的生产能力。大庆油田就是在这期间建立的。当时的‘大跃进’确实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还是取得了许多成就，这样来看，可能是比较恰当些。”[26]

　　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九五八年规定的1070万吨钢的任务完成了。（后来经测定，一九五八年完成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调低指标，确定当年钢的产量为1200万吨，实际完成了1387万吨钢。一九六○年1840万吨钢的任务也完成了。[27]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毕竟还是完成了这三年确定的钢的任务。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是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来纠正“左”的错误。在庐山会议前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基础上，后来通过调查研究，取消了公共食堂，基本上废除了供给制，实行了按劳分配，调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在这种体制下，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良土壤，实行科学种田，中国农业以平稳的速度实现了持续增长。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个时候农村的社队工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吸纳了农村劳动力，农村产业化的苗头已经显现。毛泽东说的人民公社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如同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28]

　　正当这个时候，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被否定，集体经济走向瓦解，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在中国的农村大面积出现。而继续走集体化道路的大寨、周家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却仍然蓬勃地发展，展现出勃勃生机。

　　这就不仅说明当时确立的人民公社体制是适合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更以生动的史实说明毛泽东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剔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本质特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我们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正确，并不是讳言它的错误。应该看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和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同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不能因为出现了曲折，就怀疑这条探索道路的正确性，也不能因为“一五”期间一时发展顺利，就主张照搬苏联模式。这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科学总结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不断纠正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经不定不移地走下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进行的纠“左”反右，就是保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重大举措。

　　从对文献资料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一哄而上，发展迅速，红红火火地搞起来了，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率先冷静下来，针对出现的问题，领导全党进行了纠“左”。

　　在大跃进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到底能够搞多快，这是一个有待于从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预期主要体现在大跃进时期粮、棉、钢、煤四大指标的制定上，从后来不断调整来看，开始制定的指标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毛泽东一旦发觉后，就立即领导全党进行纠“左”。以钢为例，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将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毛泽东领导全党先是在十二月的武昌会议上将钢的产量降为一千八百万吨，而后又在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上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在六月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降为一千三百万吨。这个指标最后还是完成了。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也在领导全党认真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他调查研究后提出，划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界限，取消一县一社，明确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这说明庐山会议前在纠“左”方面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毕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从毛泽东领导全党纠“左”的历程中可以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他站在时代的潮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认真听取地方负责干部的意见，一旦发现了其中的错误，就领导全党进行纠正，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令人敬仰的。

　　那么，为什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会出现“左”的错误呢？有人以“一五”计划期间经济的平稳发展来诋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应该说，“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从总体上来看确实是平稳发展的，这并没有疑问。当时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这是经济得以平衡发展的重要背景。尽管这样，期间也贯彻着冒进与反冒进的斗争。“二五”期间，我们要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时候出现的错误是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在探索中没有经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虽然有苏联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但是中苏两国毕竟国情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同时全党在理论准备上也存在不足。在这条道路上，全党全国人民还没有经验，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而出现错误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只有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五”计划期间经济能够顺利发展，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才能够认识到有人诋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险恶用心。

　　无可讳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不少干部顶不住上面的压力，为了政绩，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坚持原则，不去调查研究，信口开河，人云亦云，急功近利，不惜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放“高产”卫星，提出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和口号。这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左”的错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映出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我们注意到，这里还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比如毛泽东确定钢铁翻番的指标，还是看了薄一波的报告后作出的。土法炼钢是陈云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的，他主张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毛泽东虽然确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薄一波虽然“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但是为了鼓足干劲，还是建议将指标登上公报，公开发表，造成了后来很大的被动。毛泽东在征求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等人的意见时，他们都说能够完成。柯庆施还信誓旦旦地说华东要搞800万吨钢。[29]武昌会议时，陈云要胡乔木向毛泽东报告，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煤、钢四大指标规定的太高，以不公布为好。结果胡乔木没有报告，而在公报发表出来，也造成了后来很大的被动。一九五九年一月底二月初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他要陈云讲话，陈云还不摸底，误以为毛泽东要他做检讨，反而就压低钢铁指标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从而失去了一次调整的机会。后来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传达到全党，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这种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又造成了新的跃进，成为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30]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出现“左”的错误，不仅是由于探索中的失误，也是由于没有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所致，从纠“左”中也反映出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出现这些错误，主要的还不是指导思想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这是由于没有坚持辩证唯物论，践行党的思想路线，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造成的。干部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主要来源于此。

　　从毛泽东领导的纠“左”历程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指标的调整，还是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都是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时候的纠“左”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果继续进行下去，本来是不至于出现后来那样严重的局面，乃至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以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无端攻击，党内外也有不少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示不满，甚至有些人还发表了一些极端的言论。[31]在庐山会议上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成员，就有不少意见。在起草文章的秀才们中间也是这样。这些反对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他通过会议简报和谈话，及时了解会议的动向，掌握着会议的进程。

　　不过，当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时，虽然批示印发会议参考，从吴冷西转述田家英的话来看，毛泽东当时还没有什么特殊反映。[32]就是到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和杨尚昆谈话时，其主旨仍然是纠“左”，而不是反右。但是当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使本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庐山会议，出现了更为激烈的争论。这个时候，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予以策应和支持。毛泽东召集大区负责人开会，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有的大区负责人希望毛泽东讲话，顶住这股逆流。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将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那么，当时到底有没有右呢？

　　当然是有的。我们先看下面一则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给他的一封信上写下了长篇批语，这个批语后来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会议。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态势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33]

　　毛泽东说这个批语是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从批语中可以看到，当时党内外出现了右倾，这种右倾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对于内部无产阶级思想性质的分歧，要估计恰当，既不要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要注意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他们转变过来。当然对他们的转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认识到，党内遇到大问题出现分歧和争论，产生左中右的分化，是一种正常现象。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从毛泽东的批语中还可以看到，庐山会议印发的许多材料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右倾。在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批评和指责的背景下，当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时候，在党内高级干部参加的庐山会议上却又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尽管争论的双方都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发言的，但是从当时的背景和会议的发展态势来看，如果毛泽东再不采取措施，进行反右倾斗争，而是继续争论下去，不仅思想难以统一，发展下去还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中国的发展方式，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这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

　　如果照搬苏联模式，就会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健康的发展道路，而且也难以摆脱苏联的束缚，导致教条主义，从指导思想上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人民公社是在高级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高级社的巩固与发展。如果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那么最终会使农村的集体经济退回到一九五三年农业合作化之初，乃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这种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而动的行为，难道不是在复辟资本主义？

　　同时，我们还看到，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因为虽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随时有可能转变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这才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什么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发起反右倾斗争的根源。

　　正是由于是否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附庸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才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3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虽然有若干大区负责人的鼓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他对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忧心而作出的。因而我们说当时不仅存在着右倾，而且进行的反右倾也是正确的。

　　有人又拿开展反右倾斗争后，发生了更严重的“左”的错误，接着又出现了三年经济严重困难，以此来否定当时的反右倾斗争，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当然是不对的。后来出现了更严重的“左”的错误，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事出有因。这里除了对当时“左”的错误的认识程度以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八届八中全会结束时工作安排上的失误。不应该将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县以下还应该继续进行纠“左”。这是工作安排上的失误。[35]我们不能以这种工作安排上的失误造成的后果，来否定当时进行的反右倾斗争。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纠“左”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右呢？应该如何来认识这种右的错误呢？

　　一般来说，纠“左”必出右，反右又容易导致“左”，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因而要进行纠“左”。这里关键是如何进行纠“左”，是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来纠“左”，还是通过纠“左”来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是由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才导致了庐山会议期间的激烈争论。右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会议期间彭、黄、张、周等人无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种种议论和反映，也无视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一直在领导全党进行纠“左”，并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事实，同时他们还无视毛泽东会议前期在讲话中说的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以及希望全党在形势问题上要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的话。[36]从他们当时所处的地位来说，是可以获得这些信息的。既然获得了这样的信息，又为什么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和注意呢？他们为什么还要在会议期间继续争论不休呢？难道他们没有认识到继续这样争论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吗？况且七月十六日，毛泽东虽然提议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人员来参加庐山会议，并不是要反右，而是希望通过会议的讨论，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的。这表现在直到七月二十日毛泽东还是主张纠“左”上。因而我们认为彭、黄、张、周等人，虽然他们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发言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持否定立场。

　　这里令人迷惑的是，他们是在举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旗帜，利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这就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弄清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真实态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37]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好多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彭、黄、张、周等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世界观两个方面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中写道：“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38]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分析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在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一九五三年出现的高饶事件和庐山会议出现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是这种斗争的重要表现。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揭示了庐山会议上出现右倾的社会思想根源。

　　毛泽东还从世界观的角度分析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党内出现右倾的原因。

　　毛泽东在讲话、信件和文章中对世界观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了党内出现右倾的思想根源。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再次讲话。这次讲话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他进一步说，“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

　　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些就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八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39]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要论这一点材料是充分的。”“他（指彭德怀—引者注）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40]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庐山会议期间党内右倾的出现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把这些犯右倾错误的同志称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盟者，说他们是为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共产党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因而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观原因，还是因为世界观的不同，也就是他们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所致。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路人的概念，以后随着继续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同路人的认识不断深化，又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

　　毛泽东从世界观的角度揭示了庐山会议期间出现党内右倾的原因。为了使全党认清这个问题，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意识形态领域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鉴别力，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信。

　　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41]

　　毛泽东所以要批判经验主义，就是因为这次会议上出现右倾的重要原因，是认识论上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犯右倾错误的同志，虽然反映了不少实际情况，但是他们却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上升到理性认识。他们往往是从局部而不是全局，从暂时而不是长远去认识问题，没有认识到探索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错误，也没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这样他们也就陷于具体的事务之中，难以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而对三面红旗形成一个科学的认识。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要求与会高级干部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形成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确认识。

　　正是因为庐山会议期间进行的争论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会议期间出现的右倾从主观上来说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作用的结果，因而毛泽东从世界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为了使全党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将这种斗争继续推向前进，使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党员干部乃至人民群众中得以广泛建立，陈伯达写了一篇文章《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

　　十月九日，陈伯达将这篇文章报送毛泽东审阅。十月十一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毛泽东在这次送审稿上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后，批示道：“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

　　十月十三日，陈伯达将这篇文章的修改稿再次送审，十月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这篇文章后来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题，发表在《红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上。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还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42]

　　从毛泽东对陈伯达这篇文章的审阅、修改和批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文章是赞赏的。他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下子就将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等人犯右倾错误的原因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出来。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世界观，说明了党员干部对世界观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从该文后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又印发各级党委来看，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因为它从世界观的角度分析了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等人所犯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不仅在庐山会议期间发起了反右倾斗争，而且他还要求与会高级干部来研究人民公社问题，从理论上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生命力及其存在的必要性，坚定将人民公社办下去的信心。

　　毛泽东看到新华社《内部参考》第二八三○期上登载的《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和第二八三一期上登载的《赫鲁晓夫谈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后，决定将这三篇文章印发会议。七月二十九日批示道：“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43]

　　八月六日毛泽东还批示将《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印发会议参考，还要求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哪些经验是可以采纳的。

　　八月七日，毛泽东批示将江西省委党校关于统一学员对人民公社认识的报告印发会议参考。他要求各地省地县三级要象江西省委党校那样，分批举行，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辩论一场，在辩论中分清是非，坚定信念。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分别派五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收集关于人民公社的材料。材料要实事求是，调研人员与县委、公社党委认真研究，反复核对，写成七八千字的文章，然后交来。准备编辑一本书，来驳斥国内外、党内外的反对派们。[44]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既要从理论上对人民公社进行研究，又要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生动事例从实践上来作出说明，在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坚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信心，从思想上认识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意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从这里可以看到，党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出现分歧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既有认识上的差异，也有立场上的不同。认识上的差异是一个水平问题，立场上的不同则是一个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庐山会议期间发生的争论，从主观上来说还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两种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造成的。这是产生争论的主观原因。一般来说，如果立场上一致，单纯是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还是不难取得一致意见的。如果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要取得一致意见，难度要大得多。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性，因为人的世界观也是可以改变的。

　　不论是党外还是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说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当时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除了资产阶级思想以外，还包括封建主义等其他剥削阶级思想。要在人们头脑中驱除这些错误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充分条件。

　　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中断了纠“左”进程。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开展起来以后，又掀起了新的跃进，出现了比一九五八年更严重的“左”的错误。这与当时出现的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等因素结合到一起，酿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个时候，毛泽东领导全党读书学习，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既纠正“左”的错误，又排除右的干扰，不仅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了对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庐山会议以后，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的经验教训，需要毛泽东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因而他专门抽了一段时间进行读书，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谈起。

　　1、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创举，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因而失误和挫折在所难免，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向前进。

　　为了深刻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说明，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从理论上得到武装，用以指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来读书，以便澄清思想，明辩是非，坚定信念，纠正错误，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前进。

　　其实，早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就要求党内高级干部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来进行读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谈到斯大林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九日，他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许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1]

　　他在信中还谈到了读书的方法，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2]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谈到读书时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委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3]

　　从中可以看到，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要求对党内领导干部进行轮训，还要他们用八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去读书。他要求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出发，用三至六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以便摆脱事务主义，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提高理论素养。

　　毛泽东不仅深感各级领导干部存在一些混乱思想，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要求他们来读书，而且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以身作则，组成一个读书小组，来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读的是下册社会主义部分。

　　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书。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诵念，边读边议。他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胡绳、田家英轮流读，邓力群作记录。十二月十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泽东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泽东起初未注意他们的分工，问邓力群：你怎么不读？邓力群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泽东看看邓力群，知道他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这次读书活动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是在杭州、上海、广州三地进行的。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一九六○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

　　他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三十日，下雨，毛泽东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还谈到了自己的读书情况，他写道：“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4]一九六○年一月三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下册第三十三章以前各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邓力群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因为毛泽东要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月四日读书小组成员随同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五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邓力群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泽东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泽东读书时的谈话内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分别到各组传达了毛泽东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邓力群坐在毛泽东身旁，也跟着毛泽东在他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泽东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邓力群把毛泽东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邓力群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泽东读书的谈话记录和邓力群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邓力群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胡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他们随毛泽东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一九六○年二月九日。陶铸、胡乔木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由于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本身自成体系，因而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随感而发，也发表了系统的看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要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在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5]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如何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以及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评价。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他认为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以社会基本矛盾为纲，因而批评“教科书”的们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问题，却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以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经济问题。[6]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7]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出发，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在肯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指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建立了适宜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途径。这样在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同时，还明确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能动性，批判了唯生产力论，从思想上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

　　既然毛泽东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那么他是如何研究这一矛盾体系的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也就基本完成了呢？还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要解决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方式问题。

　　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8]

　　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公有制经济有两种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要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也要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但是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所有制形式是稳定的，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当然也要注意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的分配方式问题。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包括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配形式。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还要解决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形式问题。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管理问题是最重要的。这就要通过整风，使管理者丢掉官僚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采取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形式，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是靠物质刺激，而要靠政治挂帅，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真正落到实处。至于分配形式，当然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是也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给予资产阶级法权以必要的限制。要强调艰苦奋斗，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保证人民群众（主要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这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9]

　　由此可见，毛泽东批评了“教科书”讲到劳动者权利时的局限性。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要是劳动者）当家作主，就要使他们能够管理上层建筑，具有广泛的权利，能够管理国家、军队、企业和文化教育，这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和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质的可靠保证。这也是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还意识到，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10]

　　毛泽东认为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结合起来，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11]

　　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坚持两条腿走路，逐步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因而毛泽东说：“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12]

　　他还进一步批评“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书中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这事情也确实很难。”[13]

　　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用辩证唯物论来改造人的世界观，通过发展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来创造改造世界观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说：“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14]

　　“在农村来说，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进一步变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够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改变过来。”[15]

　　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这就要通过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的社会主义革命来逐步得到解决。

　　由此看来，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完成，因而毛泽东提出“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6]这就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正是由于一九五六年后虽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不论在生产关系的其它两个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而如果不能完成生产关系的其它两个方面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资本主义还存在复辟的危险，因而这个时候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这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的。

　　毛泽东在读完“教科书”后，对这本书做出了评价，既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又指出了这本书存在的严重缺点和不足。

　　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17]

　　毛泽东除了批评“教科书”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的观点外，这里又指出了“教科书”在分析方法和写作方法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不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从现象的分析入手，而后揭示出本质特征，再用本质来说明现象，也就是采用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来特殊的方法。这样“教科书”也就难以具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读起来味同嚼蜡，如听蹩脚的书生在讲枯燥的经济课，索然无味。这是由于们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造成的。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又是如何整理出版的呢？

　　邓力群作为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的原始记录者，先后六次对它作了系统整理，最后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的。经过邓力群多次整理编辑的这个谈话录，和与之相关的若干文献，冠之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书名，于一九九八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清样本的名义出版。这本书包括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四篇文献。《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是该书的主要部分。另有一篇附录，是邓力群所做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论点索引。

　　这个索引分为十二个部分：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三、民主革命；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七、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八、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九、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十、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十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十二、国际问题。[18]

　　邓力群为什么要搞这个论点索引呢？

　　邓力群曾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后记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1991年秋到1992年，我抽时间陆续把上送的本子按照论点索引的顺序，分别把旁批、谈话记录按问题分类整理了一个本子。这个本子的好处是，把先后几次讲的有关同一个问题的内容集中在一起，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曾经先后发表过一些什么意见；不过，谈话是针对原著有感而发的，只有追踪整个读书过程，联系触动主席发生感想、发表议论的原著内容，才能完整地把握他谈话的主旨。按照问题归类，观点虽然是毛主席的，但这些观点得以产生的过程不见了。当然，这个本子对研究谈话记录的人有参考作用，至少可备作索引。”

　　由此看来，原书正文的编排虽然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批注和谈话的本来面貌，反映了毛泽东谈话产生的过程，但毛泽东的观点散见于全书各处，读者不容易把握这些观点的内在联系和毛泽东理论的完整体系。因而邓力群才将毛泽东在谈话和批注中的观点，按其内在联系，归纳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对研究和把握毛泽东的理论是非常有用的。这就是邓力群所作的论点索引的价值所在。当然，作为索引，不可能反映论点产生的理论环境，也不可能照录谈话的原文。

　　由于原书收入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几乎全部内容，因此篇幅较大。这是供研究用的本子，一般读者读起来仍显体例庞大，力不从心。于是在邓力群指导下，由杨德明执笔，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为基础，编写了简本。简本对原书文字的简化原则是：凡是毛泽东批注所涉及的文字一律保留，毛泽东没有批注的文字酌情删除，以缩短简本的篇幅，同时保留原书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

　　由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是原书的主体部分，因而在简本中该篇采用了邓力群所做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论点索引的体例，将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全部谈话分为十二个部分，每一部分涵若干问题，问题下分条目，条目即论点。每个条目分三个层次：一是条目的名称，亦即该论点的核心内容；二是与该论点有关的教科书的段落所属的章节和简要内容；三是毛泽东有关的谈话（包括重要的旁批）。教科书原书文字用宋体字，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用加黑宋体字。问题和条目后面的数字注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原书的页次。[19]

　　这样简本的编写既能够让读者把握毛泽东谈话和批注中的内在联系和毛泽东理论的完整体系，又使读者明晰毛泽东观点所产生的背景及其过程，从而认识到毛泽东是怎样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以“教科书”为依托，由感而发，深入思考，产生精辟见解的。这不仅对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同时也对我们认识毛泽东在新的条件下是如何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部分内容也编入了一九九九年六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该卷节录了这个谈话五分之一左右的文字。

　　关于这件事，邓力群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与李力安、有林等人的谈话中说：“文献研究室的逄先知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编的《毛泽东文集》里收入了毛主席的笔记，不是全文而是选登，选登的标准是内容基本正确。我说，你认为是不基本正确的，我认为是好的，怎么办？他说那就难说了，只能按我们的标准来搞。等到《毛泽东文集》出了以后，我们搞的笔记再出全文的。全文的我想也先出内部赠阅本，然后再出公开的正式本，印数到时再定。”“把它留给后人，昭示后人，也由后人评价。哪些对，哪些不对，留给后人评论。”[20]

　　从这里可以看到，邓力群对逄先知节录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是有不同意见的。由于《毛泽东文集》的选编标准是以特色路线为准绳，尽管邓力群有不同意见，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想先出赠阅本，然后再正式出版，把毛泽东的这个《批注和谈话》留给历史，由后人对其作出评价。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上这本书只出了赠阅本，却没有能够公开出版。尽管这样，这本书还是以“清样本”的形式流向了社会，成为中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思考和批判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这样邓力群就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看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鉴戒，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可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相媲美的重要著作，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结晶。

　　这个《谈话》虽然是毛泽东在读书的时候，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针对“教科书”的相关文字，由感而发进行的评论，并没有通过严密的论证，写成学术严谨的论文，但正是这种随机式的谈吐，口语化的表达，更能够透射出毛泽东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容易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把握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脉络，这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为借鉴，对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从中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就是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步总结，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结晶。这些从经验教训中创造出来的理论成果，凝结着全党全国人民的血汗，也是今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

　　2、《十年总结》是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

　　前文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时候，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不仅如此，他还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党内在思想战线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结束这一天的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十年总结》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是毛泽东用两个钟头写成的，却是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长期思考的结果。

　　毛泽东在文章中讲了哪些问题呢？

　　毛泽东在文章中首先对建国后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状况作了一个回顾，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分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了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21]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十年建设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八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即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他又回顾了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十二月武昌会议、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四月上海会议、五月北京会议进行的纠“左”历程，当时毛泽东是顶着压力来纠“左”的。毛泽东在回顾和分析后得出结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形而上学思想造成的。

　　毛泽东进一步写道：“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22]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肯定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必要性，指出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的指标仍然是高的，没有留余地，超过了当时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表扬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说除了农业指标定得高了以外，其中的大部分指标留下了余地，现在要把过高的农业指标改过来。这就要求在制定计划和指标的时候，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主动地位。

　　毛泽东还写道：“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23]

　　毛泽东认为要获得主动权，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现在党内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许多人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因而要帮助他们，通过对错误的纠正，逐步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错误，他又写道：“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24]

　　毛泽东在文章中谈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呢？毛泽东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因而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要正确对待错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要分析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一旦发现，就要立即公开改正。

　　毛泽东又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伦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25]

　　毛泽东又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逐渐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王国，掌握其运动规律，并且能够熟练运用它，完成对世界的改造，进入自由王国。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二个十年就要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

　　由此看来，要想做出正确的决策，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把握运动着的事物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掌握辩证唯物论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武装头脑，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中，发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纠“左”历程，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是因为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真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认识的，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就要求正确认识和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既不能因为出现了错误，就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不能因为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讳言乃至漠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既不能放大，也不能缩小，而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找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发生错误的原因，而后改正掉。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党内出现了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错误，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质疑，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种是讳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甚至还有意或无意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进行辩解，严重影响了纠“左”进程。这两种思想倾向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以致于在庐山会议期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纠“左”反右中领导全党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

　　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出现，都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方面存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上的错误观念造成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要真正把握真理，就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他们只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表象，而没有真正深入到实践中去，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深入的剖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这是他们的共性。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这两种思想倾向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上，还是有着重大不同的。

　　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存在说明，党内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及其应用上还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鲜明地体现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上，并进一步在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上表现了出来。这反映出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仍然存在着繁重的任务。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就是要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反右的回顾，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的。他特别强调要获得主动权，而这个主动权就是来源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阐述了真理发现的规律，从而拨正了人们的认识，坚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毛泽东从纠“左”反右的历程中使人们认识到，党内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将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传达到了县以下，从而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一九六○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认为，一九六○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26]

　　在困难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将克服经济困难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食堂，缩小了社、队规模，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困难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是如何通过调查研究来继续纠“左”，确立了适合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呢？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和纠正“五风”问题，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李雪锋、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

　　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然后，他又讲了对不同类别的干部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及如何帮助干部改正错误等问题。他表示一定要坚决退赔，建议自留地要按百分之七来算，养猪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他还表示，中央和省两级要帮助下边，担一些责任。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他在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整风整社问题。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他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会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他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来减小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讲到“共产风”，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一九六○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布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就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一九六一年钢产量指标和工作方针、粮食定购问题以及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问题讲了话。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刘子厚汇报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

　　从这五次汇报中可以看到，当时有些县、社、队的领导干部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滥掉了，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警觉。这也是后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重新提出阶级斗争的重要背景。毛泽东向地方负责人了解实际情况的同时，也顺便向他们“吹吹风”，使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这样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他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毛泽东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因而毛泽东认为要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就必须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这就是毛泽东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为此，毛泽东决定亲自组织调查组到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以作为调整农村政策的依据。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信，要求组成三个调查组去搞农村调查。调查组成员都是高级水平的，由他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任三个组的组长，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田家英去浙江，胡乔木去湖南，陈伯达去广东。去后，每个组再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调查完毕后，三个组都到广州向他进行汇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决策的参考。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毛泽东在派出调查组的同时，也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通过与沿途负责人的谈话，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的重要性。三个省汇报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他感到党内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讲到社、队的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毛泽东主张，把生产队改成生产大队，将相当于过去初级社的生产小队改成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谈到食堂，毛泽东主张食堂以划小、多样化为好。他提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讲了退赔、自留地问题。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讲了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从而说明认识的反复性和曲折性的道理，坚定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

　　毛泽东听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士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社、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要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体制问题，毛泽东说，社、队大了，公社还是以乡为单位。他提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好，还是生产小队好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将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生产队改成生产大队，公社体制形成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和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他们还谈到了食堂问题。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成员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毛泽东在广州过了春节以后，就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当时对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议论纷纷，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大队内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最后他又讲到食堂问题，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了尖锐的批评。

　　为了集思广益，统一思想，中央决定两个会议合并成一个会议，三月十四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乘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毛泽东主张公社、生产大队要划小，要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由于不少与会同志对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持有不同意见，因而毛泽东并没有做出决定，表示可以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研究。他确定这次会议要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毛泽东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认为太长、太杂、逻辑性不强，要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从十五日开始，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又指示印发了河北、陕西省委主张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材料，想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毛泽东指导着条例的修改进程。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时，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六十条”虽然将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划小了，把原来的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生产队改为生产大队，规范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由于与会人员的反对，还是没有能够改变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大队在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他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基本核算单位仍然是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大队，而不是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广州会议虽然存在重大分歧，没有在食堂、供给制和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做出决定，但是却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为了进一步验证“六十条”草案的相关条款，以作为下一步修改的依据，

　　会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不断听取地方领导人和三个调查组关于“六十条”草案实行的调查汇报，根据调研成果，准备进一步修改“六十条”，以使制定的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农村的社会生产实际情况。

　　广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广州住了几天，在他听取了陶铸、陈伯达到番禺大石公社调查群众对“六十条”意见的汇报后，才于三月二十九日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反映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他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这四个问题上。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平均主义的东西。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胡乔木反映了群众最关心的三个问题，超产奖励问题，分配制度问题，食堂问题。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除去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外，其他统统按劳分配。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谈话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毛泽东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指示，要他们真正听群众的意见。

　　毛泽东听取了张平化、胡乔木的汇报以后，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四月十一日，他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当时，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湖南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反映公共食堂问题是调查中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随后，毛泽东批示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印发湖南三级会议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讨论食堂问题。而后，又以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食堂问题的参考。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调查汇报。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因而他要求与会同志利用这段时间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随后，毛泽东将调查过程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调研报告转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会议根据调研成果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

　　第二次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低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

　　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就曾讲到，“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事实确是如此，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九月二十一日到武昌，他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回京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毛泽东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通过在长治的调查，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大体上以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在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后，毛泽东提议将初稿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是在说服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后，才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

　　虽然生产队在规模上与初级社相似，但是在分配方式上却与初级社有着重大不同。因为初级社是按生产资料和劳动来进行分配的，而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却完全是按劳动来进行分配的。因而我们说这是前进中的后退。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体制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表现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看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7]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国家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信心。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从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要求全党同志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人民公社体制的实现形式。

　　毛泽东通过召开会议、谈话等方式，听取党内高级干部的汇报，与他们交换意见，一起商讨恢复农业生产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毛泽东还派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秘书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三个省份，到一线去进行实地调查，掌握生动、真实、详细的材料，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

　　在人民公社体制调整的过程中，毛泽东是在这些调查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在征求了党内高级干部和调查组成员意见以后，才做出了缩小社、队规模，取消供给制和食堂，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人民公社体制上进行了重大变革。这些调整归根结底还是立足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做出的。

　　文献资料显示，毛泽东在作出这些决策的时候是慎重的，这鲜明地体现在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上。当毛泽东的提议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他既没有力排众议去擅自做出决定，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而是经过了一年的时间，通过反复调查，在说服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后，才最终做出了决定。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

　　通过农村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了不少严重问题。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滥掉了，变质了。同时在干部队伍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不少干部对如何搞社会主义还不明白。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坚定干部的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干部的社会主义意识，使他们能够践行群众路线，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仍然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当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食堂，缩小了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了适应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开始得到恢复与发展。

　　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大会有七千多人参加，级别之高，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就不仅使人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作会议呢？

　　（1）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

　　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出现了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通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年冬至一九六一年的两次纠“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出现好转的势头。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28]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次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在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又进一步提出还要把县委书记召集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道理，好坏经验都找。[29]

　　从中可以看到，在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出现分歧的时候，为了打通思想，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议将全国地委书记召集到北京来开个会。后来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又提议这个会还要包括全国县委书记。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性质是整风，目的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中央、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摆事实，讲道路，互相交心，以便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凝聚人心，摆脱困境。

　　在起草会议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论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削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将邓力群的建议写进会议通知。十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将起草好的通知报送邓小平，并特别说明他们讨论时增加了重要厂矿负责人参加会议一项。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分别画圈同意。这样原来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才有了与会的机会。[30]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31]

　　鉴于七千人大会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作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就有必要将会议的议题首先在党内省部级干部中间进行讨论，以便于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因而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共各部委负责人。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出戏。”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32]

　　从中看到，毛泽东关照中央工作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休闲一些，以便于与会的高级干部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其次才是省市自治区负责，然后才是地、县负责。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由中央来负责的原因，是因为“四高”和几个大办都是在中央号召之下搞起来的。建国以后的十二年，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人的认识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在总结了经验，汲取了教训之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变得更强大了。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以及他在十一月十二日晚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上的讲话，就为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定了基调。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也反映了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原因。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七千人大会时也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在谈到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问题时，他说：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33]

　　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也说：“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这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党为胜利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和逐步地实现十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34]

　　由此看来，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党内政治生活会。毛泽东特别指出了党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七千多名干部坐在一起，以整风的形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错误，探究原因，分析问题，谋划未来。这是为了进一步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增强全党特别是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以便于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凝聚人心，坚定信念，群策群力，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好转。

　　七千人大会是经过了一个酝酿的过程才决定召开的。起初是由于一九六二年的粮食上调出现困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将全国地委书记召集到北京来开了会，以便于打通思想。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又提出将会议扩大到县委书记，一个县来两个人。起草会议通知时，邓力群感到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对“工业七十条”有意见，为了打通他们的思想，为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创造条件，因而建议会议扩大到重要厂矿的厂长和党委书记。这就是七千人大会的由来。

　　（2）七千人大会的性质及其原因的重要表现。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整风会，特别谈到了党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他主张中央要与地方的干部交心，近几年所犯的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的账要讲清楚，召开这次大会就是要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因而这次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党内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

　　① 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一，表现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的起草上。

　　一般来说，会议召开前，就要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出会议报告。而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再在大会上做报告。而后经过与会同志讨论，再做若干修改后，就可作为会议文件最终定稿。但是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报告却不是这样。

　　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报告，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而是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由毛泽东提议，下发与会同志进行讨论的。报告起草人员，在吸收了讨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意见以后，经过反复斟酌，对报告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以后，才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最后以书面形式下发会议的。

　　从前文中可以看到，早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问题。他表示要为会议准备一个报告，来得及的话，还要在工作会议上讨论一下。他还谈到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讲集中统一，第三部分讲党的问题。[35]

　　可是，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36]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审阅报告稿（通称第一稿或初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报告的前“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稍后，毛泽东又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谈报告稿，说：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讨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不怕讲缺点，要有信心。报告中，你们把我看成圣人了。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

　　十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中央的报告（第一稿）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并通知：“请你们在十一日仔细阅读一天，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报告稿子，还准备再作修改。”[37]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阅后觉得这篇报告是好的，看了一遍以后还难以提出修改意见。他对报告中没有写出自己的错误表示了不同意见。从他说的“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来分析，他是非常看重正在起草的这个报告稿的。这是因为能不能搞出一个高水平的报告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希望在认真阅读报告草稿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将报告修改得更加完美一些，以使与会的各级干部能够在报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克服困难，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随后不久，毛泽东又建议将报告稿直接发给与会各级干部，不必再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然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再作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做正式报告。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一月十一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七千多人的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以后，在十一日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十二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出人意料。不仅起草报告的人没有想到，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没有想到。[38]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将报告发到与会各级干部的手中呢？

　　从毛泽东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这样是为了更便于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比较各种看法，使会议更显得生动活泼。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39]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将这样做的原因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中央制定的许多计划和指标脱离实际，结果颁布下去以后，造成了不少损失，因而这次能否搞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重大问题。因而将报告发给与会的各级干部，就是向他们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以使报告的内容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只有在这样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才能够写出一个切合实际、有血有肉而又为各级干部接受的报告来。

　　自毛泽东做出将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决定之后，一月十一日，杨尚昆同徐子荣商量决定，由中央办公厅组织三十五个人派往各个组收集意见，以将会议动态迅速反映给中央常委各同志。

　　一月十二日，大会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果然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晚上，刘少奇亲自听取各组讨论报告的情况汇报，从二十时三十分一直持续到零点三十分，整整四个小时，可见内容很多。陪同刘少奇听取汇报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当时自己已是“倦极”。[40]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讨论情况。针对会议在讨论报告过程中出现的争论，他又做出了新的决定。

　　一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稿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这个报告，只对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晚上，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谈了他对这次会议以来听到的和个人想到的一些意见。[41]

　　毛泽东是在看到了会议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后，为了发扬民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才决定延长会期的。鉴于这个报告稿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是与会各级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因而毛泽东建议将这个报告以书面形式发给与会同志，刘少奇就不必念这个报告了，另做一个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作出发挥和说明。刘少奇、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会期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讨论报告以小组会议为主要形式。毛泽东还与王任重谈话了解会议的相关情况。

　　从前文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但是当着报告发给与会干部讨论以后，在报告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意见分歧。针对会议讨论中发生的这种情况，毛泽东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见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42]

　　毛泽东提议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他说：委员会可以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在委员会内充分讨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原报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当晚，报告起草委员会组成，共二十一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彭真、李富春、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陶铸、乌兰夫、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王任重、胡绳、田家英、吴冷西。[4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反对分散主义，就是要强调集中统一。虽然毛泽东认为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但是面对会议讨论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他既没有提出批评，更没有去压制，也没有再直接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强调集中统一，而是因势利导，建议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为了深入地探讨问题，消除大家的顾虑，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表示对报告中不合理的，不符合实际的内容，可以推翻，乃至于全部推翻。这样就便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发扬民主，抓住主要矛盾，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写出一个立足实际、内容充实、逻辑严密而又为与会各级干部接受的报告。毛泽东将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在民主的基础上来反对分散主义，强调集中统一，而不是脱离民主，孤立地反对去分散主义。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体现。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和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44]

　　我们看到，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从一月十七日开始，起草委员会经过反复修改，吸收了各方面不同意见，二十四日终于拿出了一个修改稿。这个修改稿报经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提交大会。那么，这个修改稿与原稿相比，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取得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45]

　　从修改中我们看到，报告增加了建国以后十二年，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年来的十六条经验教训。从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沉痛的教训，是前进中出现的曲折。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思想结晶。通过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既可以说明我们进行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也昭示着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以及反对分散主义方面，如何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调动地方积极性方面，报告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在作了详细说明的基础上，又从政策上作了重要界定，进一步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样在保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审阅了报告草稿后，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以便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随后他又建议不再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直接将报告稿发给与会干部征求意见。在讨论中议论纷纷时，他建议延长会期，经充分讨论后形成书面报告，另由刘少奇做一个口头报告。当有人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不同意见时，他又建议成立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委一书记和中央的同志参加，还表示可以将报告稿推翻再来。

　　正是根据会议形势的不断变化，毛泽东及时变更会议的议程，调整着策略，引导与会干部在发挥民主，充分讨论，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形成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稿。报告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内干部政治生活会。而毛泽东正是这次政治生活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谈到这个书面报告产生的过程时说：“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46]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对这个报告稿的产生过程作了一次说明：“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完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47]

　　② 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二，表现在大会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和责任的担当上。

　　七千人大会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对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地、县五级干部，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明确指出中央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负首要责任，为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了榜样。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态度是真诚的，分析是深刻的，语言是诙谐的。他不仅和与会干部交心，还坦言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成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光辉典范，将这次政治生活会推向高潮。

　　其实，早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东就在听取汇报和讲话中表示，中央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的错误负首要责任。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48]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在周恩来、邓小平报告了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和开法后，毛泽东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所犯的错误，中央要负首要责任，要在这次大会上把中央的责任讲清楚。中央的责任主要表现在“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和“食堂”上。把中央的责任讲清楚了，才能要求各级党委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将这项工作推向深入。

　　毛泽东不仅在小会上这样讲，在七千人大会上仍然这样讲，而且还着重谈到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问题，并向大会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一月三十日，他在大会上讲话时，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让群众讲话，压制民主，怕讲错误，个人专断的情况，毛泽东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50]

　　这是毛泽东在向与会的各级干部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能够正确对待群众批评，放手让群众讲话，这样做，无非是自己倒台，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这可以锻炼革命意志，获得新鲜情况，增加见识。他向与会同志坦言，自己过去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这是因为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支配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误传开除党籍，但毛泽东并没有消沉，更没有气馁，而是正确对待错误的批评，服从组织安排，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大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在谈到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时候，毛泽东说：“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51]

　　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申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批评了在党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第一书记说了算，不能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现象。他在大会上坦言，自己作为中央主席，不论是在中央常委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内，不管自己讲的对不对，只要大家不赞成，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毛泽东在大会上这样讲，还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希望各级党委能够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并没有讳言自己的错误，在大会讲话中又一次向从中央到地方的七千多名干部公开谈到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问题。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52]

　　一月三十日，他在大会上讲话时又谈到自己的错误和责任问题时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53]

　　毛泽东要求向全党全国传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要隐瞒，对许多地方去年没有传达他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他表示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他负责，间接的他也有份。因为他是中央主席。在中央他应负首要责任。毛泽东对待缺点和错误的态度为省、地、县、区、公社乃至企业的党委书记做出了榜样。他希望这些党委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做自我批评，担起责任来。否则的话，是要栽跟头的，失败的。

　　谈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应负的责任时，他又一次说道：“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帐。”[54]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中央和自己的责任问题。他谈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负有责任，但是中央应负首要责任，而在中央又是由他自己首先负责。

　　毛泽东还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的错误。为了使全党同志认识这个问题，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他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生缺点和错误的必然性，向与会的七千多位同志说明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未被我们认识的必然王国。在称赞别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时，毛泽东坦率表明自己对工业和商业还不大懂，表示要继续进行学习。

　　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55]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56]

　　从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讳言自己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认识的不足，而是态度坦诚，虚怀若谷，称赞同志，正视困难，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油然而生。他表示要和全党同志一道共同学习和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摆脱必然王国的束缚，进入自由王国的境地。

　　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看到，他向与会同志公开表示虽然各级党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错误都要负责任，但是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首要责任，而在中央又是由他负首要责任。他要求各级党委及其成员不要隐瞒自己的错误，要以坦荡的胸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各级党委书记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说明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批评，还要经得起批评，要能上能下，把这当成对自己的一种锻炼。他坦言自己的缺点错误，向与会同志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还批评了没有将自己在去年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自我批评传达下去的同志。毛泽东以坦荡的胸怀，真诚的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光明磊落的行为，为这次政治生活会的成功举行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不仅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代表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说：“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一级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了。

　　应该指出，在这四年中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很辛苦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的确有许多同志，有不少地方、不少单位，工作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也有不少同志，尽管有良好的愿望，但工作没有做好，把事情办坏了。”[57]

　　二月三日，周恩来在福建组会议上就检讨的原则、方针、方法和目的作了说明。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说：中央责任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是盾，地、县两级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58]

　　他还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59]

　　二月七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则不达。[60]

　　邓小平二月六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带个头，通气也是带个头，把民主集中制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提出，对中央、对省，提出批评和意见，出出气，也是为了通气，也是为了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我在这里总的交代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各个小组批评省委的，或者批评地委、县委的，有不少事情应该由中央负责。这个问题，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讲了。中央有中央的帐，主要应该由中央负责的，还是应该由中央负责。当然，也有省委的帐，地委、县委的帐，省委、地委、县委自己应该负责的，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帐本里边去写。但是，有不少是应该由中央负责的。比如，由于高指标所形成的一套连锁反应，（毛泽东：几个大运动。）几个‘大办’、大运动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负主要责任。当然，这不是说，在执行当中，省委没有自己的责任，地委、县委没有自己的责任了。”[61]

　　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纷纷表示，虽然省、地、县都有自己的责任，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还是首先要由中央负责，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为中央一线的党政领导机关负有很大责任，为此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从以上分析中看到，在七千人大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向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干部作了自我批评，他们坦言中央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负首要责任。这尤以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感人至深，经久难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诚恳的态度，睿智的语言，不仅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说明了中央和自己在这些错误中应负的责任，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坚定了全党同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些中央领导同志以自己实际的行动，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肃的自我批评，为全党干部作出了表率，将这次政治生活会推向高潮。

　　③ 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三，表现在会议期间与会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这更鲜明地表现在地、县干部对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批评以及省委负责人的自我批评上。

　　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表现在会议期间各级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有的与会干部还对毛泽东作了指名道姓的批评。[62]当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的中央部门领导人也在大会上写了检讨，作了自我批评。比如冶金部的负责人就检讨说，主席是听了我们的意见作出决定的，我们头脑发热，致使主席犯了错误。[63]

　　这里我们简要介绍大会期间谭震林作自我批评的情况。

　　谭震林，绰号“谭老板”，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工作的书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他冲锋陷阵，到处视察，走马观花，十天跑了三十个县，鼓动放“高产卫星”，宣传“万斤田”。在文章中第一次引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宣传和推广“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有些地方提出的“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提法表示赞成，被人称为大跃进年代的“风云人物”。

　　大会讨论时，谭震林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对他进行批评的会议简报上。会议期间，他专门写了书面检查在大会上下发。

　　他在检讨中说：“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做过的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该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从四个方面回顾了自己的错误，强调说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然而在大会讨论时，人们虽然对他的检讨表示欢迎，却仍然认为他检查的还不够，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还有人提出应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说他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官僚主义者。[64]

　　由此可以看出在会议期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比较激烈的。中央部门的不少领导人在会议期间作了检讨，谭震林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那么，地方党委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会议期间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做完报告后，毛泽东在这天的讲话中还表示，这次会议要在这个月底搞完。他说，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如果三十号搞不完，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了。

　　可是，仅仅过了两天，毛泽东却又宣布延长会期。这是因为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65]

　　有的与会干部还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诉说隐衷，希望能够真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对省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这种情绪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安徽和四川干部给中央的两封信件上集中反映了出来。

　　我们先看安徽省干部给中央的信件。

　　七千人大会时，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一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引起了中央对安徽问题的注意。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安徽的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66]

　　我们再来看四川省干部给中央的信件。

　　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中央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这封信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写的。明朗一九六一年九月到四川重灾区之一的梁平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他当时以县委第一书记身份参加七千人大会。），信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信中说：“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个人联系个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这封信还说：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接着，他举出一些具体事例，陈述了李井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中央关于甄别干部的指示不执行；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等。

　　从这封信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后，不但缺乏积极主动纠“左”的意识，而且在中央有了纠“左”的指示之后，还大打折扣，消极对待。[67]

　　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安徽和四川省委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仍然独断专行，压制批评，这就引起了这两个省参加会议的地、县干部的不满。他们以给中央写信的方式来反映意见。

　　当然，这两个省反映的情况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这从会议简报和中央办公厅派出的会议工作人员的反映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视。如果在北京开会还不能发扬民主作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到地方就更难开展了。这样也就难以统一思想，鼓不起干劲来，七千人大会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与几位常委商量后，又一次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了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

　　毛泽东说：“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68]

　　从中看到，毛泽东豁达开朗，谈笑风生，践行民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回应。当他发现会议期间有的省委领导人不仅没有进行自我批评，而且还压制批评，致使地、县干部对省委负责人有不少意见时，就与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决定延长会期，解决“出气”问题，在省委与地、县之间开好政治生活会。

　　因为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如果采取这个办法就回不去了，因而毛泽东建议七千多人在北京一块过春节。毛泽东虽然和其他中央常委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但他还是担心与会各级干部有想法，因而就用商量的口气征求他们的意见，说如果他们愿意回去过春节，明天就结束会议，否则就延长会期，解决“出气”的问题。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

　　为了开好“出气会”，毛泽东劝告省委负责同志要让人家批评自己，最好还是自己做自我批评，思想要端正，态度要诚恳，直至人家不愿意听了为止。他还特别强调，不管批评的正确与否，一律不挂帐，不准打击报复，日后整人。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解决干部之间的思想障碍问题，以便于消除分歧，增进共识，沟通思想，提高修养，使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在党内生活中落实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次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探索活动。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又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让人讲话的报告之后，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

　　为了开好这次“出气会”，解决省委与地、县之间的思想隔阂问题，而不致于走过场，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会议对这个问题作出安排。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就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安排，决定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

　　毛泽东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二日专门进行讨论，先放，上级不忙于作自我批评，有的上边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妨碍下边同志讲话，就先回避一下。晚上，省委要召集地委书记谈一谈。省委要检讨，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对于人家讲的，即使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

　　毛泽东又说：我劝同志们对过去发的文件、讲话，仿照中央书记处的办法，清理一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是错的，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戴帽子。你有十条错误，你就承认十条，人家多讲了十条，他讲错了，他就要改变，因为他冤枉了你十条。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同志，一犯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69]

　　我们看到，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了安排，会议决定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推动“出气会”的开展，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还要去参加几个省的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还谈了“出气会”的方针和开法。他建议先用三天的时间进行放，也就是让地、县干部提意见，当然由省委负责人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在场妨碍下边同志发言的话，可以先回避一下，以便让地、县的同志没有顾忌的提意见。即使对方讲的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后来他也说过：有气的让他们出。出错了不怪人家。出得对，你应该接受；出错了，你怪人家也不好。[70]

　　晚上，省委再找地委书记谈一谈，了解会议动向和地、县委书记的思想动态，就检查的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抓住要点，做一个简明扼要，诚恳老实的检讨，关键的问题讲一个小时就够了。

　　他还建议对过去的文件、讲话作一个清理，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对的要坚持下来，错误的要纠正。他劝提意见的人，检讨关键是觉悟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让他检讨多少，对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他劝检讨的人，要实事求是，不要为了过关，给自己乱戴帽子。如果自己认为对，别人认为错了，彼此有分歧，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候，对的，你就要坚持，只要你对，就不要怕。即使党籍开除了，还可以再恢复嘛。他以自己过去三次被迫离开红军最终又回来的亲身经历来予以说明。他还特别指出，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一律不许追究责任，犯了错误的干部，改正了的要一律使用。

　　当时有一些省的省委书记压制批评，因而会议决定中央几位常委要分别参加几个省里的会议，来揭开盖子，让地、县干部提意见，开好政治生活会。刘少奇参加了安徽组，其他几位常委，如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听取各省讨论情况。

　　由于安徽和四川的与会干部给中央写信，反映省委压制批评，他们难以讲话。因而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安徽和四川省委的政治生活会情况。

　　我们先介绍安徽省委的政治生活会。

　　毛泽东讲话时，批评有的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在这些摸不得的“老虎”中，就包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刘少奇代表中央参加安徽省的政治生活会。很快，在大会“出气”阶段，就传来了曾希圣被免职（当时叫调离）的消息。

　　一月三十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安徽同志的住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全体会议（大组，以省为单位；小组，以地委为单位）。用刘少奇的话说，他来到安徽组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样？

　　在刘少奇来之前，曾希圣找彭真给刘少奇捎话，请刘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

　　刘少奇词锋锐利，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他进一步说：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

　　刘少奇的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气氛十分紧张”！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

　　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经过三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刘少奇听后问大家对他们检讨的意见，你们满意不满意，众声回答：不满意。

　　刘少奇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因而鼓励大家说实话，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生了一点气，发了一点火”。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三十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多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讲到这里，刘少奇戛然而止，不高兴地说：今天散会。“整个会议的气氛越加紧张”。

　　二月九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刘少奇第三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71]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四川省委的政治生活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犯了不少错误。当时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讲话后，李井泉反映比较敏锐，立刻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会后他找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可见李井泉是很紧张的。这个时候他才赶忙布置召开四川省的政治生活会。

　　在毛泽东没有讲话之前，他可以捂着盖子不让人讲，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继续捂着显然是不行了。更何况邓小平又亲自到四川同志驻地督阵。李井泉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有所涉及。有些事情他推脱不掉责任，如中央的纠“左”指示没有贯彻，或者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责任，如调粮太多等问题，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他的检查也总是过不了关。

　　看着生活会开得差不多了，邓小平出来说话了，他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这样李井泉的检讨也算过关了。[72]

　　虽然李井泉没有受到撤职和处分，但是对他缺乏民主作风的问题，就是在三年以后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挂念着这件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与李井泉谈话时，对李井泉不善于听取同志意见，致使有些同志对他有意见不敢讲，怕他，而使西南局工作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批评。[73]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安徽和四川省委召开政治生活会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这两个省在毛泽东讲话后，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政治局常委的坐镇下，终于揭开了盖子，召开了政治生活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地、县干部开始给省委领导提意见了。那么，在进入“出气”阶段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会开得如何呢？

　　在“出气”阶段，根据中央的统一布置，省、市、部委一方面要充分听取地、县两级干部的意见，一方面要主动检讨过去几年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解决一个上下通气的问题。从毛泽东来说，他很重视“出气”这一阶段。在大会的第一阶段，有关各组讨论的情况汇报都是由杨尚昆听取的（刘少奇听了大会第一天的汇报）；而在“出气”阶段，毛泽东则亲自听取了汇报。

　　由于“出气会”是毛泽东直接布置的，再加上毛泽东要亲自听取“出气”情况的汇报，各个省、部委都不敢怠慢，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发动大家提意见，一方面抓紧准备检讨材料。从已知的“出气”情况看，不少人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了，有给省委提意见的，也有给地委提意见的，还有给各部委提意见的；有提工作中的意见，也有提运动中的意见，还有提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意见等等，有些意见则讲得相当尖锐。

　　从各省委书记的检讨来看，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

　　在中央已经检讨过去几年到底犯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各省的检讨相对比较细致一些，一般都划分了犯错误的阶段，而且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初，他们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缺乏经验；

　　第二阶段是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年上半年，无论那一个省都认为这一阶段的问题最大，由于庐山会议反右倾工作安排上的失误，过去已经纠正的“左”的错误又沉渣泛起，给经济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真正减产的是这一年；

　　第三阶段是一九六○年冬。一九六○年冬为什么也成了一个阶段呢？一九六○年十月，中央发现信阳等地出现大面积饥荒，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之后，当时作出的第一反应，除了工作上的失误，就是坏人捣乱。于是，这年冬季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整风整社的结果，处分了不少县委书记以下（含县委书记）的干部，伤害了很多人，使人们怨气很大。王任重说，我们向前进的时候，有急躁情绪，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有急躁情绪，过分的批评人，处分人。王任重此话，就是讲的第三阶段。

　　在这次检讨中，有些省在估量错误和成绩的关系时，不仅没有坚持“一个和九个”的关系，甚至还突破了“三个和七个”的关系，认为可以是四六开，也可以是五五开。还有的省直接提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认为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党内民主，这两条不纠正，以后还要犯错误。

　　看了各省委的检讨，再看中央各部委的检讨，大致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的特点之一是中央担担子，而“出气会”是省委担担子，给地、县委书记减担子，实质上是层层放担子。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丢掉包袱，总结经验，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目的，而不是简单地处分几个人。王任重说：“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重的话，揭示了事情的本质，反映了七千人大会的真实情况。出气和作自我批评试图达到的效果是，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大家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吸取教训，跌倒了爬起来，团结一致做好以后的工作。从大会的效果来看，这一目的实现了。[74]

　　“出气会”之所以能够达到目的，开得好，不仅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倡议和决定，而且还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的。

　　为了及时了解“出气会”的进展情况，推动“出气会”的顺利发展，几位政治局常委不仅分别到几个省去坐镇，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指导着会议的进程。

　　二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并决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延长到春节之后。

　　二月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邓小平、彭真提议把党内生活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县以下不再搞“出气会”，逐步地恢复党内正常的生活秩序。会议决定在二月三日由各省负责人作一次检讨报告，就结束这一段的会议。[75]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及时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根据当时生活会的形势，采取适宜的措施，指导着会议的进程。使各省的政治生活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开了三天会议以后，二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7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出席大会的七千多名干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辞旧话新，其乐融融，他们不仅共同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还一起举行了春节团拜会，这进一步密切了中央领导与各级干部的关系，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期间，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了解到有些省压制批评，没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少地、县干部还有许多话没有讲出来，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行在一些省委还遇到很大阻碍的时候，果断决定各省召开政治生活会——“出气会”。为了使生活会能够真正开展起来，几位常委还到几个省去坐镇，毛泽东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指导着生活会的进程。虽然出现了一些过激性的发言，但是也并没有受到压制，没有影响到生活会的进程。从大会的效果上来看，生活会的目的达到了。因而我们说这是七千人大会成为政治生活会的重要标志。

　　④ 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四，表现在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

　　七千人大会作为党内一次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还表现在这次大会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

　　从与会干部的构成上来看，这是一次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地、县五级干部总共七千多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77]这样就使参加会议的地、县级干部占了与会干部的三分之二以上。地、县级干部成为与会干部的绝对多数，这对大会报告的起草与修改，对大会的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次七千人大会由五级干部组成，而且地、县级干部占了与会人员的绝对多数，这样的与会人员及其构成状况，就便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与地、县级的干部的直接交流对话，在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的同时，进行自我批评，向他们讲明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使全党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会期的不断延长，也是这次会议成为政治生活会的一个重要体现。

　　这次会议本来预计要开十天，实际上却开了二十八天（从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这是因为会议开始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为了实现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目的，才不得不一次次延长会期的。

　　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期才被一次次地延长了呢？

　　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中央、大区同志都讲讲话，搞思想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集中统一问题。[78]

　　由此看来，当时预计会期十天，采取大会和小组会相结合的方式来统一思想，解决分散主义和集中统一问题。

　　报告稿发给大会后，由于讨论中意见纷纷，特别表现在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上。鉴于会议在讨论报告稿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争论，为了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以便于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毛泽东建议会议延期。经刘少奇、邓小平开会研究，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79]

　　到了一月二十五日，根据当时的会议进程，难以按原定计划于二十八日结束会议，不得不再次延长会期，但仍然决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这个决定是在二十五日下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80]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81]

　　从中看到，就是到了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还是决定一月底一定要结束大会。可是，会议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和其他常委研究以后，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讲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了全场热烈的鼓掌。[82]于是，在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三日，各省召开“出气会”，地、县负责人对省委及负责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83]

　　我们看到，会期本来预计十天，实际上却开了二十八天。会期两次被延长，第一次是因为对书面报告的意见，第二次是因为地、县负责人对省委及负责人的意见。两次会议被延期，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希望与会同志经过充分的讨论，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此来解决矛盾，消除分歧，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团结起来，继续奋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与会干部成分的构成还是会期的延长，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召开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党内干部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当时面临的形势上取得一致认识。本来，在中央及其部门与省委，省委与地委、县委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在会前难以获得有效解决。会议期间这些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书面报告和地、县对省委负责人的意见上。通过延长会期，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这两个问题才获得了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政治生活会。我们说这是一次政治生活会，是因为这不仅表现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的起草上，也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和责任的担当上，又表现在与会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地、县干部对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批评以及省委负责人的自我批评上，还表现在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因而我们说这次政治生活会，是为了在新形势下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党的作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建设，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进行党内整风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鼓足干劲，使我们党继续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背景下才召开的。

　　（3）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画龙点睛的讲话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大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高瞻远瞩，坦率真诚，画龙点睛，发人深思。他不仅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还以身作则地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又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毛泽东在讲到开会的方法时说：“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84]

　　他在讲话中讲了六点内容，中心是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其中第二点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和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是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讲了些什么内容呢？

　　①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讲了些什么内容呢？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他结合实际情况，由感而发，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党内在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在对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希望他们通过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党在思想上统一起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有些同志虽然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上。他问道，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批评的道理呢？

　　他说，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就决定着我们应该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

　　采取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毛泽东说，这就必须使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实行民主集中制，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机关去做工作了。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毛泽东说他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然后，他向大家建议，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又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段话。周文王被拘羑里的时候，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困顿的时候，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的时候，写出了《离骚》。孙膑被剔去了膝盖骨，著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被谪迁到蜀地，给世人留下了《吕览》。韩非子被秦囚禁，愤而著述了《说难》、《孤愤》等名篇。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发愤所作的。这些人在被当时的上级领导作了错误的处理以后，并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而是不平则鸣，发愤图强，将满腔悲愤诉诸于笔端，写出了炳垂于世的精彩华章。

　　毛泽东引用这段话，是想说服党内干部，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上，不要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要敢于进行自我批评，即使被错误处理了，身处逆境，经过自我奋斗，也仍然可以做出成绩来。

　　毛泽东又讲到，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接着，他又谈到即便是错误处理，也在客观上具有锻炼干部的作用。他说，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当然，这不是提倡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作出错误处理，而是说这种错误处理既然造成事实了，客观上为干部的锻炼创造了条件罢了。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错误处理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是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候，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这是做那些在反右倾及整风整社斗争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不要怨声载道，心存芥蒂，而要甩掉包袱，坚定信念，把这看成革命者的寻常人生，当作一次对自己考验和锻炼的机会。

　　这是讲的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说，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毛泽东又讲到，本来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和宪法的，但是有些同志现在就是不实行。他们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毛泽东又向这些同志做思想工作。他说，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又是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自己作检讨。

　　那么，如何作检讨呢？如何才能够作令人信服的检讨呢？

　　他说，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各省在这方面的检讨情况。他将各省在这方面的检讨分为四类：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这是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呢？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在党外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困难，就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也就难以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谈到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由此看来，民主是集中的先决条件。

　　接着，他谈到领导机关如何实行民主的问题。他说，我们的领导机关是一个加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统一，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党委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他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他接着又讲述了他和其他常委之间的关系。他说，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内，我讲的话，不管对不对，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接着，他又批评说，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

　　他强调指出，大事就得经过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否则的话，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是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毛泽东接着用生动的语言，讲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听取郦食其意见，夺取陈留县的故事。用以说明刘邦礼贤下士，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最终取得天下，而西楚霸王项羽听不进不同意见，导致最后垮台，演出了“霸王别姬”的悲剧。他用辛辣的语言，批评第一书记中的有些人，说他们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如果他们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难免要“别姬”就是了。

　　接着，毛泽东又列举了一个没有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例。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在批评了这种现象以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讲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批评了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他在自我批评中讲的缺点错误，重申了自己对中央犯的错误应负的第一责任以后，他又向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提出了要求。他说，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他还说，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他又进一步讲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虽然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而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公安系统要掌握在正确同志的手里。公安工作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在肃反中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不是只依靠秘密工作和专业工作。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不是说要把他们消灭掉，而是用适当的方法，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没有民主，就不能发动群众，也就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无产阶级专政也就难以巩固。[85]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决不是偶然的。其实早在十一月十二日晚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毛泽东就表示要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虽然他没有说明讲话的主题，但是通过对一九六一年全党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和进行的纠“左”历程的深入思考，毛泽东发现了党内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问题上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同时也由于七千人大会上“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具体要求，就构成毛泽东发表民主集中制讲话的主要背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起草刘少奇书面报告过程中，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上，中央与省委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不过是毛泽东发表民主集中制讲话的导火线，并非决定性原因。

　　毛泽东在讲话中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就必须具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这就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从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一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由于没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的。不少领导干部，要不就是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依据报上来的华而不实的材料，坐在屋子里凭着主观想象制定政策；要不就是下去了，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被基层干部布置的假象所迷惑，在所谓“样板田”中徘徊，没有深入地了解情况，头脑发热，这样也就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时候，不少领导干部没有去深入地征求意见，甚至在实践已经证明行不通的情况下，也不去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调研结果来调整政策，改变决策，而是依然长官意志盛行，个人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还拿起组织处分的大棒，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结果闹得人人自危，弄虚作假，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这样更难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及时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在出现了缺点和错误以后，有些干部还从个人利益出发，患得患失，不仅不做自我批评，还不许别人批评自己。本来小组会开得生动活泼，可是有的省委书记到场后，大家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些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他们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正确地对待批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引用刘邦和项羽能否听取不同意见而导致胜负的例子来说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批评有些领导干部连古代的刘邦都不如，说他们如果不改正错误，迟早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在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作风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让与会领导干部主动进行整风，不仅自己作自我批评，还要让别人批评自己。他说要让人家讲话，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个工作了，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做工作了，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锻炼。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不仅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里提到的被上级错误处理，却在逆境中作出了成就的几位历史人物的故事，还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对此予以说明。

　　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当然是一经发现，立即平反，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对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不论是引用司马迁的话还是谈自己的经历，都是希望他们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须知不论在什么社会里被错误处理都是难免的，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某些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开导的同时，还以身作则，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对出席会议的各级干部说，中央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负首要责任，而在中央又是他自己负第一责任。他坦承自己在农业方面懂得一点，在工业、商业等方面不大懂，表示自己要继续进行学习。这种推心置腹的交流，语重心长的讲话，自我检讨的话语，表明毛泽东在和他们谈心，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干部之间的距离，成为自我批评中的典范。

　　当时会上就有这样的评价：“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福建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说到这里，流了眼泪。会上的很多同志也感动得流下眼泪。”还有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86]

　　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对某些省委书记进行批评和教育的同时，还召开“出气会”（生活会）发动地、县干部对他们进行批评，以整风的形式来开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民主集中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各中央局书记、省、地、县委书记纷纷检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人人进行自我批评，人人承担责任，这对解除全党的疑虑，增强党的凝聚力起了重要作用。由批评（出气）到自我批评，毛泽东成功地把握了这一转折，从而使七千人大会实现了克服歧见，上下同心的既定目标。[87]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在党外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在党委会内，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遵守党的民主制度。这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于没有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的。

　　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必须立足于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群众中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出方针政策。然后再到群众中去，将制定出的方针政策通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得到纠正、充实与发展。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

　　在党委会内，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毛泽东讲了自己在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内遵守组织原则的情况，希望党的第一书记要遵守组织纪律，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能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而践行民主集中制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既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做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通过召开“出气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生动地开展了起来。他希望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化解内部矛盾，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继续奋斗。

　　② 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作了分析。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历程中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曲折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人们能够正确看待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把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党在对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认识上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党的认识才统一起来。

　　为了正确地总结经验，使全党的认识取得一致，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党用了三年半的时间进行了延安整风，采取民主的方法，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通过整风，才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就是在那个时期完全解决的。

　　毛泽东进一步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遭到挫折，长征后缩小到两万多人。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以后，才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正确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经过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说，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个时候，中国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他在讲话中感慨而又坦诚地说，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毛泽东为什么要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方面经历的曲折历程呢？

　　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从历史的类比中，毛泽东进一步谈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我们还没有经验，经过曲折的历程我们也一定会逐渐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一九六○年美国记者斯诺访华时，当斯诺要毛泽东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时，毛泽东说不晓得。斯诺说毛泽东讲话太谨慎了，毛泽东说，不是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就是没有经验呀。毛泽东在大会上坦率地说，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随后，毛泽东又回顾了一九六一年他同蒙哥马利谈话时，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侵略别人。到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会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

　　毛泽东进一步在大会上坦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88]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他还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实去调查它，研究它。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工厂，商店，去蹲点。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毛泽东接着又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认为我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是因为我们虽然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还没有贯彻这条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造成的。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后四年的经验。

　　他进一步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接着又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头八年的历史来作出说明。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当时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头八年内，不论是在农村完成土地改革还是农业合作化，在城市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方面，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做得比较好。但是那个时候，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然后，毛泽东又接着讲了一九五八年后全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他说，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他进一步分析说：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他说，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或者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军队也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他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他最后谈到了党的队伍问题。他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毛泽东提醒全党，党内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为了鼓足全党的干劲，坚定全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毛泽东在讲话中豪情满怀地说：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89]

　　我们看到，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说明。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他从理论上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问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自由王国的到来，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认识通过对世界改造来逐渐实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我们还处在必然王国，还没有认识客观规律，错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在对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后，才会逐渐认识到了客观规律，进而利用客观规律来为人类造福，这样就由规律的奴隶变为规律的主人，进入到自由王国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来逐步实现的。在此期间出现的曲折、错误、缺点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革命党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要避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即所谓“君子不二过”），特别是要尽可能避免犯大错误。

　　毛泽东还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进一步从实践上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的时候如何进行革命，我们党是没有经验的，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在经过了两次革命胜利和两次失败后，到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才走向成熟，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革命由此走向胜利。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自己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后来是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到抗战前夕和抗战时期才写了一些文章，为中央起草了一些文件，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些认识只有在总结了革命的成功经验，汲取了失败的教训以后才会产生，在以前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以此来说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出现曲折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进一步分析说，遵义会议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头八年，我们之所以比较顺利，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总路线，而且还有一套在总路线指导下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现在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还没有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是我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前进。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不论是讲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时候，还是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回答得很坦率，说自己当时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毛泽东的讲话是真诚的，实事求是的。他既没有粉饰，也没有回避，更没有放弃，而是从头开始，和全党同志一起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这样。这种对革命和建设的执着精神，诚实的态度，是令人敬仰的。

　　从中看到，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不论是对自由和必然进行的论述，还是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所作的说明，是为了使全党同志认识到，新生事物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其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这样就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形成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继续奋斗。

　　③ 对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若干认识。

　　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虽然讲了六点，但主要是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和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中心是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屋建瓴，立意深远，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坦诚责己，感人肺腑，批评同志，语重心长。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同志由衷的掌声。

　　毛泽东以民主集中制为主题发表讲话，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反复思考后才决定的。他认为这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因而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既不能没有民主，只有集中；也不能没有集中，只有民主。没有民主，只有集中，就会出现长官意志盛行，个人专断；没有集中，只有民主，就是极端民主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什么事也办不成。只有高度的民主，才能有高度的集中，只有高度的集中，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而且联系党内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情况，他在对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现象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并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在讲话中，他引经据典，谈笑风生，朴实无华，入情入理，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了践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大谈特谈这些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关键是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找出致蔽之因，将错误改正掉。当时确实有些人对谈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颇有兴趣，却难以对这些错误的性质及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说明，这样下去必然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因而如何正确对待这些错误关系到是肯定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还用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进行类比，就是为了说明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这些错误是难免的，从而使人们正确认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以便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纠正错误，坚定信念，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问题，主要立足于民主集中制和认识论两个方面，从宏观上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立意高远，见解深刻，深深地打动了与会干部的心。直到今天我们重读这篇讲话，仍为当年毛泽东执着的信念，睿智的语言，坦荡的胸襟，非凡的气魄所折服。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看。当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邓力群后来回忆说：“对主席的讲话，有些同志评价不高。说老实话，我当时也觉得不过瘾。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深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实践的检验。”“当时觉得毛主席讲的不如少奇同志那么有切肤之痛。过后看，主席讲话非常重要，十分深刻。”[90]这种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公正的。

　　（4）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七千人大会期间党内高层仍然存在分歧。

　　七千人大会虽然是本着“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目的召开的，会议通过开诚布公的讨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参与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干部一致认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而并非路线问题，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这些问题上党内基本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致意见。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与会绝大多数人同意报告对三面红旗的估量，认为应该以整个历史时期的工作来估量，而不应该只从局部或者从短暂时间的工作来估量它。还有的说，三面红旗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例如《农业六十条》、《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等等，这些具体政策的逐步制定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促发了总路线的无限生命力。这是会议的主流看法。

　　后来有的研究人员对于这种主流看法感到不解，带着疑惑访问了十多位仍然健在的当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老同志，反复地追问他们：当时您是否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回答说，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这其中包括后来积极主张分田单干的杜润生，当时他也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表示，毛主席和党中央说是正确的，我们也就不怀疑了。当时是真心实意地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91]

　　尽管在会议上达成了这些共识，统一了思想，但并非党内在这些问题上认识就完全一致了，与会的极少数人仍然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就是在党内高层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重要分歧，不过这种分歧还是停留在隐性状态，不太明显而已。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高层分歧在毛泽东、林彪与刘少奇、陈云之间出现了，集中在对经济形势的不同认识上。我们先看毛泽东、林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前面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么，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如何呢？

　　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在走出低谷，全党同志要齐心一致，统一思想，鼓足干劲，为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奋斗。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一年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就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92]

　　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到地方进行了一次视察，了解到的情况，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种认识。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在谈到形势时，毛泽东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93]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9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体现出了非凡的革命气概。有了困难，就要想办法去战胜，有了错误，就要想方设法去纠正。将困难和错误讲得再严重，对于战胜困难和纠正错误来说也是无济于事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于党内有些人在看待缺点和错误问题上的不满。

　　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已经到了谷底，经济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种认识。这是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关于经济形势问题的基本判断。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林彪的讲话中得到了呼应。林彪在讲话中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一月二十九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林彪谈到了三面红旗、如何看待出现的困难、困难的原因及军事方针问题。他在谈到三面红旗的时候，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社）、高级化（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95]

　　从讲话中可以谈到，林彪认为三面红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多快与好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两者缺一不可。这几年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不是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

　　大跃进也是正确的。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的。不要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去衡量是否大跃进，而要从我国具体的实践状况出发来界定大跃进的速度，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即使指标低一点，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也是大跃进的。

　　人民公社集中了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开始阶段，我们没有经验，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后将会被实践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就从具体的错误中解脱了出来，引导人们要正确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的困难。他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96]

　　其实，困难出现了，就要有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正确估计遇到的困难，而不能被困难所压倒。从林彪的讲话来看，他并没有将困难看得有多么严重，而是举重若轻，淡然话之，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是值得称道的。

　　他又进一步分析说，困难是由多方面造成的。他着重强调了自然灾害在造成困难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中国确实遇到了严重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正在实现工业化，农业要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而当时中国农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因而一旦遇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就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因而林彪的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这是工作中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应该如何看待这几年出现的错误，如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林彪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岁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97]

　　林彪并没有讳言这几年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他承认工农业生产中减少了一些收入，但他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待这个问题，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他用小学生付学费和军队训练演习来作比喻，旨在说明失与得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个时期内，似乎失大于得，但是在总结了经验，取得了教训，认识了规律以后，必然是得大于失。应该说，林彪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林彪在讲话中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98]

　　林彪在这里强调了克服困难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团结，全党自觉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这是因为在困难的时候，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只有维护党的团结，才能增强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集中全党力量，来战胜困难，走出低谷。这是从政治上来分析问题的。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林彪又进一步分析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99]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林彪介绍了我们党与修正主义者对于战争能否避免、战争的前途的分歧，然后又详细阐述了我们党的战争方针及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所采取的措施和庐山会议以后军委工作指导思想等问题。[100]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这段讲话是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的错误文过饰非，讨好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为毛泽东歌功颂德，怀有个人野心，是不是这样呢？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样说。林彪在讲话中敬仰毛泽东的话在当时是党内的共识。这里我们引用两则史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李慎明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确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告诉李慎明：“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101]

　　从这两则史料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声望如日月经天，江河流地，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论是周恩来还是叶剑英，他们都认识到毛泽东指出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跟着毛主席走就能取得胜利。这在党内是存在共识的。

　　其实，文革后邓小平也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的话。[10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并非他的谄媚之言，而是讲的历史结论。这反映了党内的共同心声。

　　当时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人当时是如何看待林彪的讲话的呢？

　　时任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后来回忆说：“具体对林彪的报告怎么看？情况是这样的：1月29日下午开大会，林彪做报告。林彪的报告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怎么很新奇呢，他说了很多部队里边大家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他讲了以后，毛主席即席讲了几句话，对他很赞赏，所以30号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对他的讲话还是挺感兴趣，感觉林彪这个人还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在战争期间都是从最困难处着想的。当时是这么一个看法。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了一句犯错误是因为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话。”[103]

　　杜润生后来也说：“毛主席提倡搞‘大跃进’，后来居上，有道理，毛本人没有提倡搞浮夸。”“我想林彪是个很复杂的人，我和他在中南局一起相处过，他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我是秘书长。我接触他，只知他是讲话简明中肯。他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主要是反对刘少奇——这是后来的感觉。”“当时觉得林彪说得对，那么是不是觉着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对呢？不是的，也觉着刘讲得对，因为这是实感，真正的感觉。但认为‘人祸’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问题，是集体行为。当时党内有不少人搞浮夸，说大话，人祸是实。”[104]

　　从袁宝华与杜润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对林彪的讲话是称赞的，并没有觉得林彪的讲话与刘少奇的讲话不什么不同，感到林彪还是实事求是的，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也是对的。林彪在讲话中说的几句对毛泽东敬仰的话，也是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也是赞同的。那么，其他与会者对林彪的讲话是什么态度呢？

　　东北有人说：听林彪的讲话，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课，特别是对林彪所讲的三年大跃进的得失问题，付学费问题和坚决跟毛主席走的问题，大家认为讲得十分深刻透彻，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会上还有不少人反映，对林总提出的“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感受很深。还有人说，林总的报告，是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范例。

　　会上还有人说：听了林总的报告，感受很深，使大家更进一步认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105]

　　由此我们看到，在林彪发表讲话以后，影响很大，反映了与会干部的共同心声，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共鸣，于是纷纷称赞林彪的讲话，认为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比如大跃进期间被定性为右倾的杨国殿，当时以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他说：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106]

　　有杨国殿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他一个，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有，但这是少数人的想法，在当时不占主流地位。这反映了七千人大会期间的一种动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颂扬毛泽东的话，并非谄媚之言，而是在党内在着深厚的基础的。他的讲话有着历史依据，反映了与会广大干部的共同心声。

　　我们不能因为林彪后来在文革中走向叛党叛国之路，就由结果去逆推原因，说他这个时候谄媚于毛泽东，就有个人野心，要攫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而是要着眼于当时客观情况，看到林彪当时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进行的精彩分析，弄清林彪讲话的真实态度，对林彪讲话给予准确的定位。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的指导思想的某些方面，虽然还要随着实践的检验不断得到修正、充实与发展，但是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当然，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提出或同意过一些错误主张，比如说一九五八年钢铁翻一番，“四高”和几个“大办”。毛泽东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而是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作出这些决策的原因还是复杂的。比如决定钢铁翻番就与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关，也与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报告和汇报有关，还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的影响。[107]几个大办也是这样。这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执行方面的方面。如果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干部都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向上级准确反映情况，又怎么会发生那样严重的问题呢？因而林彪说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不是没有依据的。

　　林彪在讲话中透射出一种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因为出现困难以后，大讲特讲困难是没有意义的。要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找到克服困难的方法。他以乐观的态度，恢弘的气势，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出发，联系党史和军史的发展历史，在讲话中条理分明，侃侃而谈，分析了当时我们遇到的困难及出现这些困难的原因，进一步统一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林彪的讲话是有着历史和现实依据的，他具有社会主义的宏大眼光，以乐观自信的态度，对当前出现的严重困难及军事方针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种在困难面前不弯腰，对社会主义的执着信念是令人赞赏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林彪讲话之后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08]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审阅了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的整理稿后，写下批语：“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109]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经济形势的估计，并不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完全取得了一致意见，而是仍然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在刘少奇发表的大会讲话和陈云婉拒发表讲话上反映了出来。

　　我们先看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刘少奇一月二十七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谈了当面遇到的困难、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和错误问题及如何看待三面红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分析和说明。

　　在谈到当时面临的形势问题时，刘少奇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110]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承认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111]，他却又说当前经济形势还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这种困难表现在吃、穿、用的不足上。这是因为农业连续三年减产和一九六一年工业减产造成的。他认为应该承认事实是这样。

　　刘少奇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他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112]

　　在谈到我们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时，刘少奇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13]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出现困难的原因是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不论从他关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论述，还是从他引用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价中，显然可以看出他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自然灾害对经济困难的影响时，存在淡化自然灾害的倾向。这是因为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发生了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西北、华北、山东、河南发生了连续的大旱。[114]我们还要看到，当时中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机械化的抽水设备，大部分农田还是旱地，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薄弱。因而自然灾害对农业收成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刘少奇引用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来说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这是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损失称为“人祸”，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妥当的。虽然刘少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这是由于经验不够，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造成的。但是将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称作“人祸”，就会使人产生如果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会发生这些缺点错误的认识。因为在这种称呼里面实际上包涵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否定的因素，会极易造成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

　　在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成绩和缺点，那一个占主要地位时，刘少奇说：“总的来说，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成绩。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判断。”[115]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面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116]

　　刘少奇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当然这也是全党的共识。他在讲话中又进一步对成绩和缺点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这是对全国说的，当然就各地来说，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再作评价。这个提法虽然没有在书面报告中明确讲，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分析，是不会引起根本性分歧的。

　　在谈到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应负的责任时，刘少奇说：“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117]

　　刘少奇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的错误，其性质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执行路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和品种造成的。错误首先应该由中央负责，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再其次是省以下各级党委负责。这基本上还是按照书面报告的表述来讲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刘少奇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作为党的接班人，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在讲话中他却只是讲到了中央首先应负责任的问题，没有谈到他个人在其中有什么错误，应付什么责任，也没有作出自我批评，这与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的自我批评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发人深思的。

　　在谈到应该如何看待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118]

　　虽然在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肯定了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是在讲话中他却又对三面红旗发生动摇，说三面红旗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这个说法也与他前文所说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所犯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产生了矛盾。这种心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书面报告的基本精神作了解释和说明。这个讲话显露出刘少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当前形势的真实认识。从刘少奇讲话的基调上来看，他的心情是沉重的，认为当前面临的形势是严重的。我们承认在出现困难的时候，应该对困难有一个全面真实的认识。刘少奇通过实地调查，对这个问题有了切身的认识，在大会上形象地讲了出来，这本来是难得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他在讲话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对当前的经济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与错误的估计、错误的性质及应负责任和如何看待三面红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应该说他谈到的不少问题还是确实的，他在讲话中直面困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造成的损失所作的痛心疾首的陈述，也是感人肺腑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刘少奇虽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严重困难，并对此作了分析和说明，但是他对困难的真实情况、造成困难的原因以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他没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没有真正认识到三面红旗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反而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迷住了眼睛，这样也就难以正确地估计当前的形势。

　　虽然在书面报告中刘少奇也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但是从他对待产生困难的原因及对三面红旗的表述来看，他似乎已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动摇。这到底是他讲话时表述上的口误，还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呢？如果与刘少奇在随后刮起的“黑暗风”、“单干风”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

　　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形势问题上的分歧，在陈云没有发表讲话上也表现了出来。

　　七千人大会上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六位都发表了讲话，陈云是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曾请他在大会上讲话，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婉拒了。[119]毛泽东说：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陈云所以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主要原因是他感到“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后来，他是这样回忆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120]

　　从中可以看到，陈云以没有搞好工业调查为由拒绝在大会上讲话。当毛泽东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讲时，他说半年以后。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托辞罢了，因为只过了十四天（并非他说的半年），他就在中南海西楼会议上就经济形势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121]这表明他当时并非没有调查好，只是不愿意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而已。

　　陈云后来的回忆也进一步表明，他并不同意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既然他不赞同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因而拒绝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就成为他的首要选择了。

　　从刘少奇的讲话和陈云婉拒发表讲话可以看出，当时在经济形势的认识方面，他们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对此，毛泽东也不是没有察觉。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122]这表明毛泽东对于他们的不同意见是有看法的。

　　当然，这种不同意见是以委婉的方式反映出来。这还是由于认识的分歧所致。这种认识的分歧影响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因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样我们看到，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党内高层是存在分歧的。从文献资料中看到，这种分歧表现在毛泽东、林彪和刘少奇、陈云之间认识的不同上。这种对经济形势上的分歧，又会影响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进而波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也就不难理解，几个月后当黑暗风、单干风刮起的时候，刘少奇、陈云不仅不加以制止，而且还推波助澜，积极参与其中了。

　　（5）对七千人大会的简短小结。

　　七千人大会决定举行后，毛泽东要求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中央发出的文件，系统地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告诉陈伯达，要他抽调人员来解决这个问题，看一看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究竟有哪些指示不对，开个帐单子，并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一个报告。

　　陈伯达带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将这些文件清理、归纳、整理以后，编了两个本子：

　　一本是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语录，反映总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的议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而这个时候制定的若干具体政策措施，是与其相违背的。这个本子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后，以《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名义印发会议；

　　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这是中央各部门制定后，经中央书记处批转全党执行的，问题主要出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检讨了中央书记处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123]

　　毛泽东要求对中央发出的文件进行系统清理，就是希望借此检讨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缺点错误，以便于通过七千人大会的讨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继续前进。

　　这是因为经过一九六一年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调整了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空前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也是一次整风会，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除陈云外，中央政治局的六位常委都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大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向与会干部说明了中央和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责任问题。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民主集中制，还以实际行动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为了消除省委和地、县委领导之间的隔阂，打通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进一步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好这次政治生活会，根据会议期间的实际情况，他又提议召开了“出气会”。

　　大会通过的书面报告是在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草案事先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充分讨论就直接下发到与会干部手中。为了进一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报告起草委员会还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若干省委第一书记参加。报告就是在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过程中，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定稿的。

　　这次大会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全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的认识问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统一了思想，鼓足了干劲，探索了在新形势下改进党内民主和作风的新途径。通过这次大会，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方面，初步达成了共识，取得了巨大成效。这是在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重要尝试。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央高层在对形势的认识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和陈云婉拒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就是这种分歧的重要表现。这种分歧又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联系到一起，直接影响到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随后在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的问题上反映了出来。

　　总起来说，七千人大会既是一次政治生活会，又是一次整风会，使全党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取得了共识。通过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全党在党的民主与作风乃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政治生活会和整风会，能不能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稳定下来，并取得根本性成效，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党内高层在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七千人大会以后，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当发现了一九六一年存在着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以后，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在党内高层会议上明确表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重，甚至还说这是非常时期。鉴于此，刘少奇、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认为要采取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方式来克服困难。这个时候，彭德怀向中央写了“八万言书”的长信，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查，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也有为高岗翻案的意向。于是在党内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党内整风，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打击了党内业已出现的右的倾向，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完成。

　　下面我们对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出现的右倾及反右倾作一简要的回顾。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元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陈云的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我们也注意到，在七千人大会上以没有搞好调查为由婉拒发表讲话的陈云，仅仅隔了十四天就在西楼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和经济工作的系统意见。刘少奇同意陈云的讲话，而且还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来解决。据邓力群后来回忆说：“周总理告诉我，刘少奇当时跟陈云说：我支持你，一直支持你到底。总理说：没想到刘少奇下这么大的决心。”[124]由引可见，刘少奇和陈云当时的认识是一致的。这表明西楼会议推翻了七千人大会上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为将要采取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开了绿灯，为后来党内斗争埋下了隐患。

　　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现在经济上处于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李先念、李富春分别作了讲话。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要“伤筋动骨”。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又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在对形势的估计方面，他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在会议上表示，通过的这些文件在毛主席同意后就下发，否则，回来再议。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这次会议情况。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这种保留还表现在毛泽东对刘少奇要印发陈云关于经济问题的意见和讲话的态度上。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信中谈到，他最近要邓力群将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搞了一个摘要，今年三月七日陈云在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值得一看。这几个文件已经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虽然毛泽东没有表态，但是刘少奇根据他和陈云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对经济形势判断上的分歧在周恩来和刘少奇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在讲话中重申了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他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这样可以看到，就是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分歧。其实地方负责同志也有不同意见，这在七月二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现了出来。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刘少奇和陈云的看法是相同的。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虽然刘少奇和陈云对形势的认识，是从应对最困难的局面出发的，但是从后来经济恢复的实践情况看，他们还是对困难和黑暗看得过重了。这就是后来被批评的黑暗风的由来。

　　下面我们来看为克服困难采取的措施上的分歧。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仍然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毛泽东非常希望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田家英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是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圫（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圫。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田家英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同意田家英在汇报中提出的分田到户的意见。还说，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毛泽东接着又问：“这个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态度，据陈云后来回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当时赞成分田到户的意见，周恩来第一天说要考虑一下，第三天又说既然耕牛农具已经合了，不应再散。[125]

　　也有资料显示周恩来未置可否。据邓力群后来也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前后次序我说不好，田家英也找少奇同志谈了。少奇同志表示同意分田到户。叮嘱田家英，要征求更多同志的意见，但不要说我同意了。结果，田家英征求小平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表示同意。又征求林彪的意见，林彪也表示同意。征求总理的意见，总理没表态。”“记得有一次在怀仁堂开会，人还没有到齐，小平同志走进来，说：哎呀，现在提出一个大问题，要重新分配土地，这怎么分啊，这可是个难事啊。这时少奇同志还没来，周总理听了没吭声。我在场，当时情景，记得很清楚。”[126]

　　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把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向毛泽东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 “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不是单干，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我们看到，田家英、陈云、邓子恢向毛泽东提议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田到户。具体说来，陈云、田家英主张实行分田到户，邓子恢主张实行包产到户。而且这已经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和支持。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当时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把刘少奇找去，责备他没有顶住。还说，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127]

　　毛泽东为什么对此产生了高度的警觉，对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呢？

　　这是因为分田到户就是否定农业合作化成果，又使农村回到了小农经济时代，这会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国家全民所有制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实行包产到户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128]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毛泽东不仅洞悉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后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他还了解到，在制定了农业“六十条”，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后，农业生产在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也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是很有影响的。

　　鉴于此，毛泽东召开一系列会议，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谈到是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经济道路？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提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高度，要人们想一想现在形势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印发中央工作会议。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通过的文件，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瘳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发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有没有阶级的问题。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者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最后，他又提出了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他说，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的党”、“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这些问题，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没有什么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对？或者都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也不少。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

　　他在讲话中还说，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这句话虽然讲的比较含蓄，但是却有极强的针对性。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际上是起到了点题的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没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讲话后，会议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这成为会议的主导意见。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刘少奇作了检讨式发言，承认五月会议对形势的估计过分了。毛泽东在插话时，不点名批评了陈云，点名批评了田家英，还说：“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帐。

　　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了检讨。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建议对会议讨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应该规定一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提议写一个决定。

　　毛泽东还在会上讲了话，中心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主张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刮起的翻案风。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翻案风期间，康生提出了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支持这部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这个理论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

　　我们看到，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来交流看法，沟通思想，并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两个会议开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使全党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充分准备。几十年后，邓力群在回忆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围绕这个问题，当时领导层确实出现了一个危机，毛主席处于少数。在这种情况下，会上会下，他严厉批评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如果老人家不是这样提出问题，集体经济会垮掉一大批。所幸的是，主席这么一提，其他领导同志马上作自我批评，和主席保持一致。”[129]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二十四日的全会，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他在讲话中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在谈到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在谈到矛盾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在谈到如何对待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在谈到平反问题时，毛泽东说：“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要平反。”

　　毛泽东最后还提醒大家，要正确处理好工作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表述，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订后，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其要点是：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30]

　　由此我们看到，七千人大会后，由一九六一年三十亿元财政赤字引发的关于经济形势的重新估计，使得中央领导层在对形势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之间展开，集中在当时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的基本判断上。

　　在对经济形势认识上的分歧，又导致了克服困难方法上的不同。毛泽东主张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等多数常委认为应该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和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又显示出为庐山会议和高、饶事件翻案的意向。这样以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标志的右倾就在党内出现了。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清醒地认识到，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问题，这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在长达两个多月的马拉松式的会议期间，他听取汇报，交换意见，在不同层次的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和谈话，作了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击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党内整风，解决了党内的右倾，最终使全党取得了共识，继续沿着大跨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一九六四年底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事实，业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克服困难的措施是正确的。这种斗争的结果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6、在纠“左”反右中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更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庐山会议以后，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重要谈话。

　　一九六○年六月，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又从认识论和思想方法的角度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勾勒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程，剖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犯错误的原因，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适应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为了掌握实际情况，毛泽东派出了三个调查组，到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毛泽东在听取地方党委负责同志和调查组成员汇报的基础上，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开食堂，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于是，农业生产开始走向恢复和发展。

　　在执行“八字”方针，重新确立人民公社体制，经济开始走向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在毛泽东提议下，又召开了党内空前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政治生活会，又是一次整风会。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以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核心，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并在大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会议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党内高层在对形势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分歧。

　　当发现了一九六一年存在三十亿元的财政赤字后，党内高层在形势认知上的分歧逐渐走向激化，出现了两种克服困难的方法。党内以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为代表，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并一度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党内出现了。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通过广泛的讨论，做了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最终纠正了“三风”，保证了我们党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中可以看到，庐山会议以后，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他既没有因为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讳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的错误，也没有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错误，就怀疑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是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辩证分析，既看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又正视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从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向全党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

　　不论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谈话，还是他写的《十年总结》，乃至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都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考的思想结晶。

　　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写出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就是面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和责难，表达了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坚定信念和执着精神。

　　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庐山会议以后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中断了纠“左”后出现的“左”倾蛮干倾向，一种是以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为标志的右的倾向。

　　这两种倾向的出现，从思想方法上来说，都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下造成的结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同志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去辩证地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成绩和错误：要么只讲成绩，否认缺点，只讲光明，不见黑暗；要么只讲错误，否认成绩，只讲黑暗，看不到光明。这样就不能辩证地看待光明与黑暗、成绩和缺点，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来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竟然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就表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还在党内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要在党内真正占据统治地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倾向，还是由于没有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所致。一般说来，“左”倾的出现，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右倾的出现是一个立场问题。这两者之间虽然是对立的，但也具有统一性。极“左”与极右是相通的。在一定条件下，“左”会转变为右，右也会转变为“左”。属于思想方法上的“左”倾，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转变立场，变成右倾。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虽然在立场上是有区别的，但都是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思想指导的。

　　由此看来，“左”右两种倾向的产生，既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差异，也是世界观的不同造成的。当然，人类对必然王国的认识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在认识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错误，受一些损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也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就要使全党同志能够自觉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正确地认识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从对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分析中来提高认识，逐渐发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而不是简单地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判和指责，甚至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为了使全党同志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还批示将《中国青年报》上刊载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印发八届十中全会参考。为警醒起见，他还写下“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的批示。[131]

　　当“左”右两种倾向相继出现的时候，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开展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采用整风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纠“左”反右中领导全党继续沿着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九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主要是领导全党纠“左”，确立了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纠“左”任务的基本完成。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出现，标志着右倾思想已经在党内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纠正了“三风”，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不论是七千人大会还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毛泽东通过不同层次的会议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探索在新形势下通过整风来解决党内分歧和矛盾的方法。从这几次会议的事后结果来看，应该说取得了巨大成效。因为通过会议整风的方式毕竟达到了目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尽管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得到了解决，使得调整工作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得以完成，顺利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竟然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

　　因为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就是瓦解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星星之火”，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132]可是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竟然对些毫无察觉，反而对这种作法采取支持态度。

　　当时我们党说苏联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提出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要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赫鲁晓夫即使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也没有敢解散集体农庄，可是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却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又一次谈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问题了。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程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究竟应该如何搞社会主义，全党同志是没有经验的。毛泽东领导全党纠“左”反右的斗争历程，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善于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及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坚决抵制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倾向，不仅反映了党内在思想指导上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仍然严重存在，同时也表明当经济处于困难的时候，党内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没有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战胜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反而对建设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疑虑和动摇。这表明他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没有坚定的立场，也没有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就显示出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通过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改造人的世界观，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够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错误，力求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使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能够结出丰硕成果，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越走越宽广。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通过整风整社和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使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始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整风整社和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表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迎接挑战，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将它作为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探索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领导全党先后经过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拨正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应该如何看待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出现的这些错误到底是因为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还是因为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在纠“左”反右以后，这就又一次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有人可能会说，“一五”计划期间，在工业化建设方面，我们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经济顺利发展，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波折。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却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不就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吗？如果从现象上看来，似乎是这样，可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话，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毛泽东在领导纠“左”反右的过程中，在不同级别的会议上多次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这种分析集中体现在一九六○年六月他写的《十年总结》和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在文章、讲话和谈话中说明，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既不能教条化地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也不能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而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由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还由于没有经验，因而出现一些挫折，走一些弯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分析，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从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全党是没有经验的。同时在整风整社和纠“左”反右中也暴露出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会对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修改《前十条》的时候写道：“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反映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党内不少党员干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在日常工作中，他们不是用辩证唯物论，而是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调查研究问题。因而就要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希望通过这次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但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呢？

　　这对于全党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课题。毛泽东领导全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也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活动。这种探索的初步思想结晶体现在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

　　在这个文件的前言中，毛泽东写下一段文字，谈到了这个文件的形成过程。他写道：“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指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2]

　　毛泽东在前言中明确说明了这个文件是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特别是近三年以来的实践经验以后才制定的。这是对过去十三年特别是近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这个总结不是从头脑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毛泽东在《前十条》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河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3]

　　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决定既不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也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或外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搬过来的，而是来源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活动。这个决定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对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生动丰富的素材，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抽象，才最终产生出来的。

　　为了使全党同志对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切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毛泽东在文件的前言中还专门写了一段文字，用简洁的语言，通俗的文字，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写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真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4]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5]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为了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深挖抗战以前我们党所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出发，对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不仅鼓舞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斗志，而且成为他们认识中国革命斗争规律的思想武器。

　　现在毛泽东总结了建国后十三年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后，再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作了一个更为简明的概括，这就是关于认识论的又一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被称为《实践论》的姊妹篇，既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发问，既否定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否定了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在批判了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以后，笔锋一转，顺势得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具体说来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活动的结论。

　　随后，毛泽东阐述了认识过程中出现的两次飞跃：从物质到精神，从存在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又从精神到物质，从存在到思想，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在实践的基础上，如果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世界的话，那么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就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够检验认识的正确与错误。因而这后一个飞跃比起前一个来更加伟大。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

　　最后，毛泽东在文章中点明我们党内现在还有不少同志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而我们就是要通过教育，使他们掌握这一思想武器，以此来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奋斗。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我们党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要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这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我们还处在必然王国阶段。既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曲折，走一些弯路，甚至出现重大的波折和动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不能因为走了一些弯路，就质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照搬苏联发展模式一时顺利，就忽视这种发展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所存在的严重隐患，而要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来武装全党，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形成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坚定性和科学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表明，当时有不少干部和群众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存在着模糊的认识。鉴于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鼓舞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志，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使他们认识到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便于从思想上逐步地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于是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经验和教训，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在头脑中树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对社会主义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如何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无疑是我们党进行这种探索的思想认识工具。掌握了这一认识工具，不仅可以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使之成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武器，而且还可以正确看待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地认识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一个人要确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才能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哲学就是认识论”[6]，因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无产阶级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无产阶级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武装头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彻底的世界观。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人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够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正确反映世界发展的规律，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形成正确的世界观。由此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要条件。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思想认识工具，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这样的思想武器。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要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方针政策，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在成功与失败的多次反复中，逐步认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人的世界观，在人的思想深处进行革命，使唯物论战胜唯心论，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这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

　　正是因为这样，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指导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规律，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的思想武器。运用这一思想武器，不仅可以坚定信念，树立信心，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增强对事物发展的洞察力，提高判断认识问题的能力。

　　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思想武器，还可以正确处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从必然王国逐渐进入到自由王国。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处在必然王国阶段，人们还没有掌握客观规律，要求不出现错误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人类认识规律的。因而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误，走一些弯路，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这里注意的是少犯错误，尽量避免犯大的错误，尤其力戒犯同样的错误，谨慎从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发现了错误，就迅速找到致弊之因，立即纠正。从对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汲取中，逐渐认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够正确认识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保持必要的警惕，一旦遇到惊涛骇浪，才能够触变不惊，从容应对，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武器。掌握了这一思想武器，就可以正确对待和处理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和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就不仅可以增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逐步认识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因而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2、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工业部门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决定的，而后又扩展到商业、农业等其它部门中，成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

　　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正确地处理了思想、政治与军事的关系问题。早在井冈山时期，在人民军队创建的初期，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决议》中就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制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以及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建军的一系列原则。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增强军队的凝聚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成为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论述了思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农业合作化期间，毛泽东在为《严重的教训》一文写的按语中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7]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毛泽东在这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将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精辟阐述了政治和经济、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辩证统一问题。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是政治统帅经济。在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关系中，是思想政治工作决定经济技术工作。这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体现，抓好了政治，做好了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保证经济技术工作的正确方向。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鲜明地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要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要想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思想政治工作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而加强政治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确保生产力前进方向，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在经济部门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最初是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呈递的一个报告引发的。

　　王鹤寿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就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今年我们在企业里，除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增产节约、“五反”运动以外，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开始“经济活动分析”，一是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济活动分析是一个企业或班组里，拿它这一个月的各种经济指标（产量、质量、成本、品种、消耗、回收率、劳动生产率等）与上月比，与最好的季度比，与别人企业、班组比，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从这种比较中找出差距以及产生差距的原因。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就是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的方法，发扬主席过去所批示的《鞍钢宪法》精神。这不仅使我们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效果是显著的。

　　毛泽东阅后，敏锐地发现这是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契机，十二月十一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做出批示：“薄一波同志：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9]

　　从批示中看到，毛泽东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不仅肯定了石油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做法，而且主张要调一批解放军好的政治工作干部到工业部门去，还要薄一波查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

　　这个时候，群众来信中也提出了在农业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上登载了《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该文是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十一月来信的摘要。来信说，目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上面一般都有布置，但往往落实不到基层。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不能落实到生产队的原因是：（一）认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二）上面有的机构设置不当，使一些职能部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却把下面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牵扯在行政事务圈子里拔不出来。（三）生产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因此建议：（一）撤销类似生产办公室那些党政不分的重叠机构。（二）每个生产队应像军队的连队那样，配上一个政治委员，专门负责生产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小平、彭真同志：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10]

　　我们看到，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在信中分析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落实的原因：认识问题、机构设置不当和缺乏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而后他又提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撤销重叠机构和在生产队设置政治工作干部。毛泽东认为这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同意在生产队设立政治工作人员，以此来将几亿农村人口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抓起来。他还表示城市工业、商业、居民也可以依照军队的方式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和人员。他将这个摘要批转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建议书记处先议一下，而后中央常委再开会商议。

　　薄一波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以后，迅速地开展了调查工作。鉴于上交调查工作报告还需要几天时间，十二月十五日薄一波就批示的落实情况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你十二月十一日关于王鹤寿同志的报告给我的批示，已于十三日收读。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部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经验。[11]

　　我们看到，薄一波在信中报告说，他们正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石油工业部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进行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学习石油部的经验，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去工作，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办法。

　　毛泽东收到薄一波的信后，看到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在石油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水利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调一批好的军队政工干部充实到工业部门中，十二月十六日他给具体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肖华写了一封信，还将薄一波的信件附在信后。他在信中写道：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到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12]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四个第一，是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是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三八作风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来的。四个第一，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提出来的。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制定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坚决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创立四好连队，评比五好战士，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信中看，毛泽东对此是肯定和赞赏的。

　　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在工业部门设立政治部、处、指导员的做法，他认为这样可以振奋起工业部门广大干部职工的革命精神。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提议几年内每年要调一批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到工业部门去工作，以后还要向商业、农业部门中调动干部。关于政治干部的来源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四个办法：一是从军队抽调干部；二是工、农、商业部门派人到部队学习如何做政治工作；三是军队院校培训地方政工干部；四是参照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制定本部门的政治工作办法。毛泽东指出第四种办法是主要的，因为军队不可能抽调很多干部，现在已经有四个部这样做了。

　　毛泽东在信中就调动军队政工干部问题，向几位主管军队的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告诉他们随后几位中央常委要和他们谈一下，以便确定工作方针。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了几年了，而今工业部门主动提出要向军队学习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况且又有石油部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后取得的伟大成绩作为说服力，现在是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早就考虑如何在经济部门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振奋广大干部职工的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问题了。因而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当收到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报告时，毛泽东不仅同意在工业部门设立政治部、处、指导员，还提议要调一批军队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为此还专门向军队具体负责同志征求意见，并由中央讨论来确定工作方针，还要推广到其他经济部门中去。这表明了毛泽东对在经济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说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要感谢王鹤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13]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在对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了调查以后，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草了《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报告》。为了送审这个报告，薄一波十二月二十日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

　　薄一波在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根据你十二月十一日的批示，对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真地抓了，确实抓起来了。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另一类是抓了一些，但是抓得不够经常，不够系统，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合于本部门情况的办法，因而成绩不大。石油工业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抓得比较好，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结合石油工业的具体情况，成功地运用了解放军的成套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做好人的工作、使人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生产的发展。

　　为落实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指示，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工业、交通各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仿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二）拟出一个工业、交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三）从中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所属的企业中，选拨优秀领导干部分别到政治学院或军队中去学习政治工作经验。（四）目前，先从军队抽调三百名到五百名熟悉政治工作的干部，到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和重要的企业担任政治工作。（五）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以后，似有必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工业、交通部门政治工作的机构。[14]

　　我们看到，薄一波在报告中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业、交通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情况：一类是抓得比较好，根据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确实搞出了一套适合本部门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办法；另一类是抓得不够好，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合本部门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薄一波在报告中又分析了石油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具体方法，就是要把做好人的工作、使人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生产的发展。随后，他在报告中又提出了工业、交通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建设，设立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统一的管理工业、交通部门的政治工作机构，建立并进一步完善政治工作系统，制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抽调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一波同志：报告已看过。请你考虑，可否印发到会同志研究，并加以讨论。”[15]

　　从中看到，毛泽东是希望将薄一波的报告印发会议研究、讨论，然后在工业、交通部门实行，进一步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和条例的制定等方面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

　　毛泽东作出批示之后，各工业部门从机关到企业纷纷设立政治部。这一做法迅速扩大到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政治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产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机构得到了很大加强，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振奋人们革命精神，促进生产发展的组织保证。[16]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如何加强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已经考虑了几年时间。当他收到王鹤寿关于冶金工业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同时也获悉了石油工业部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推动生产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以后，才决定要调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到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部门工作，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加强这些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在革命队伍中清除官僚主义作风，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为了创造一个适宜的氛围，毛泽东还要求在党内活动和起草的文件中要以同志相称，而不要称呼职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审阅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政治干部给肖华、林彪、罗瑞卿的报告后，做出批示：“此件中，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习惯称号（如林总）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林彪同志）。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官长同士兵之间，上级同下级之间，造成了某些不自然和某些隔阂。地方也是这种情形。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17]

　　其实，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作过这样的规定。[18]但是几年来，党内的活动及行文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作，而是仍然积习如故，这就极易滋生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和干部群众之间的某些隔阂，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因而毛泽东才主张坚决地改过来。

　　为了进一步清除官僚主义，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在社教运动期间毛泽东以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例，反复要求干部要参加劳动，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确实保证。后来他又将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作为社教运动是否搞好的标准之一。[19]

　　思想政治工作要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会削弱生产，而且是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动力。

　　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保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决不是空洞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抽象而又孤立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对立起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必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决不是削弱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思想政治工作就失败了。那种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割裂开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时，鲜明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20]

　　由此可见，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过程中，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在纠“左”反右过程中运动冲击生产的沉痛教训，毛泽东在社教运动中，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始终紧紧抓住社教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多次强调进行社教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是促进生产，而不能削弱生产，并将生产是否发展问题作为社教运动及思想政治工作是否搞好的重要标准。[21]

　　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一段时间，要进行扎实的工作，关键是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思想作风。要在探索中逐渐形成适合本部门实际情况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时说：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三四年，四五年，才能学到手，也不能急，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五月十三日在听取汇报时，当毛泽东得知搞了九个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他说：提交会议讨论，先试行嘛，不灵，再改。[2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工业、商业、农业等经济部门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是在社教运动中产生的。本来，毛泽东从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几年来是一直在考虑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个时候，王鹤寿关于冶金工业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上登载的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成为毛泽东在经济部门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契机。于是他在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定设立政治工作机构，调军队干部到工业、商业、农业等经济部门去工作，大力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加强经济部门及其他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这是在思想路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纠“左”反右中前进。

　　我们知道，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指导我党今后工作的指针。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因而社教运动是从宣讲八届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开始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称为“五反”运动，在农村称为“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分为大“四清”和小“四清”。小“四清”是一九六三年四月保定地委在致河北省委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其内容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毛泽东将它写入了《前十条》。大“四清”是一九六四十一月王任重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其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毛泽东将它写入了《十七条》和《二十三条》。后来在制定《十七条》的时候，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运动。[23]

　　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五个有关社教运动的文件。这就是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一九六四年八月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修正草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24]

　　在社教运动中，这五个文件是怎样形成的呢？运动的基本状况又如何呢？

　　（1）《前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十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一下。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工作的部署。

　　毛泽东将在社教运动中地方上报的典型材料加写按语批转全党参考的同时，还对这些社教运动中的生动、丰富的材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初步总结了社教运动的经验。为了进一步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办法、政策，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负责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工作意见。这些批评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商讨社教文件的起草问题。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提议这个文件要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还让彭真带着这个文件到南方几个省去征求意见。他还就社教运动的做法、依靠的对象、适用范围等问题讲了话。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2）《后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前文我们介绍了《前十条》制定的基本情况，那么《后十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注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在十月五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带着《后十条》，于十月十日晚离京南下，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负责人征求意见。随后，又到华东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文件上加了有关点面结合的一段，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

　　随后于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主张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毛泽东从各省得到的消息，宣讲工作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军队方面还没有什么动静。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林彪的复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军队如能照地方的做法办理，也一定会好的，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由团、营合组宣传队伍，向连队宣讲。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肖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同志，也应选择一二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

　　毛泽东这封复信，不仅推动了军队的宣讲工作，也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的宣讲工作。

　　（3）《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如何形成的呢？

　　前文我们介绍了《后十条》的制定情况，那么《后十条（修正草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两个十条在全国开始宣讲以后，毛泽东仍然在密切注视着社教运动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情况，对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作调查研究。

　　三月二十八日，途经邯郸，毛泽东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和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主要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社教汇报。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的社教汇报。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社教汇报。

　　四月十日，毛泽东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王任重随行。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的社教汇报。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的社教汇报。

　　四月二十三日晨，毛泽东到达杭州。二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的社教汇报。

　　五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等地听取李富春等人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还谈到了一些社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毛泽东这几天谈话的意见，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些思想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还谈到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才逐步显现的。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下去蹲点，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他认为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他们现在是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和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来篡夺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要追根子，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

　　他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采用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要发动群众，进行扎根串联，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

　　他还说第二个十条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针对《后十条》规定，工作队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提出了与以前不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他在发表讲话前到地方调研后才形成的。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飞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

　　从中看到，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信中提出的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显然与毛泽东八月四日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的主张不合。这表明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反而觉得很好，完全赞成。看来是刘少奇提出自己的主张后，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请主席和中央审核修正草案，并建议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以便在十月会议时定稿。信中表示他将这个修正草案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去征求意见。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

　　八月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提议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党，并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核批准。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是刘少奇社教观点的具体实践，是体现刘少奇社教主张的一个标本，因而刘少奇说这个报告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他希望通过转发这个报告，将“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开来，使自己的主张贯彻到整个社教运动中。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从李雪峰和陶鲁笳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们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出批示，此件经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同意后，再发到全国去。还在批示中表示他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同时，还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发言。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说这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办法问题。他还说，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从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做法是有意见的。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指示。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有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来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25]

　　从文献资料还可以看到，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认为多数地方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反映了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十月，华北局致信刘少奇，反映山西、河北等省的县级领导干部在农村社教中有抵触情绪等思想动态。刘少奇当即代中央起草批语，并经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意，于十月十六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批语要求及时向地、县两级领导干部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克服“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倾向。”

　　从社教运动的实践来看，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开，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是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的一个严重步骤。《后十条（修正草案）》的下发，“反对右倾”问题的提出，使得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和严重的发展。[26]

　　我们看到，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出现了“左”的错误，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严重打击。这种“左”的错误是在刘少奇主持社教运动，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后才发生的。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是有不同意见的。在他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刘少奇仍然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支持了刘少奇，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4）《十七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前文我们介绍了《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制定情况，那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上又出现了严重分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这几天，毛泽东还批示将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印发会议，这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刘少奇认为当前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认为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也对此表示异议，否认走资派的存在。[27]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十二月二十七日，文件已经写好，印发给会议，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

　　当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陈伯达对文件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

　　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的分歧，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之间争论的焦点。虽然他们的观点都写入了文件，但是文件肯定了毛泽东的判断，否定了刘少奇的判断，对于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做出了结论。

　　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重点上的分歧，从根本上反映了他们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上的不同。这表明刘少奇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否则的话，以解决这个矛盾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性质和主要矛盾又怎么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呢？这当然是一种右倾的观点。《十七条》否定了刘少奇的观点，肯定了毛泽东的观点，这就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错误。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刘少奇关于主要矛盾和性质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毛泽东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28]

　　这是因为《十七条》只是解决了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还没有解决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运动的方法问题。因而这个文件还是有缺陷的，还要修改。

　　（5）《二十三条》是如何形成的？

　　前文我们介绍了《十七条》的制定情况，那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做法，同时还提出了进行社教运动的方法。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十七条》的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农村一度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了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这就使“四清”运动步入正确的轨道。[2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导下，为了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开展起来的。在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社教运动出现了“左”的错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刘少奇又犯了右的错误。毛泽东首先通过制定《十七条》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刘少奇的右的错误，又通过制定《二十三条》进一步纠正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所犯的“左”的错误。由此看来，社教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集中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那么，在这些方面他们又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分歧呢？我们下面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4、关于“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运动的依靠对象、运动的措施及对干部的处理等方面。而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则是他们在运动方法问题上分歧的起点。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关于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干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造成的，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因而要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转变过来，只对少数人进行必要的处理。而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要比毛泽东严重得多。当然，刘少奇的这种认识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不同就成为他们在“四清”运动方法问题上的分歧的起点。

　　我们先看毛泽东对基层干部的估计。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30]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的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当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3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要用“六十条”和十中全会公报来教育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干部，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放下包袱，使他们懂得如何搞社会主义。在制定的《前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同意写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

　　不仅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在《后十条》中还是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32]

　　《后十条》虽然是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33]，但是与《前十条》相比，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承认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表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变化是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

　　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周恩来、彭真介绍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情况时，毛泽东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判断，并且作了发挥。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34]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时，有些地方干部认为“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观点，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实事求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回到北京后，他在一个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讲，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来是有些地方少一些，有些地方还可能多一些。”“据我看，包括蜕化变质的，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农村里面犯‘四不清’错误的，可能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还有不少的单位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刘少奇对干部中存在问题的这种估计，无疑会对他后来领导和部署“四清”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35]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有些地方干部对“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提出了异议，认为这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刘少奇批评了这种意见，还进一步说“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但是却没有对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在“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是一致的。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还更为严重一些。尽管如此，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是有着重大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认识表现在毛泽东说的这个“敌人”，多数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或者处于争取干部的目的，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刘少奇说的这个“敌人”往往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这种不同之处在当时没有表现出来，以后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在这方面的分歧才逐渐显现并趋于激化。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估计的变化，是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份他前往外地视察以后，回到北京发表的八月一日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36]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37]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第二个十条是有意见的。他认为第二个十条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了。他在讲话中对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发生了质疑，这种质疑表明他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及他在讲话中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成为此后他修改《后十条》的指导思想。会后，他又到外地视察，并主持《后十条》的修改工作。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飞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38]

　　我们看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有不同意见的。从文献资料中看到，在修改《后十条》的时候，刘少奇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仍然把自己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判断写进了《后十条》。

　　《后十条》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39]

　　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所以才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这导致了后来“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急剧发展，给基层干部造成了严重打击。

　　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进行的批评中来进一步看到他们在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不同意见。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反‘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40]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批评了“四清”运动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批评了刘少奇“完全否定一切”的倾向，说农村“不是一片漆黑”，这就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分歧。他从王光美蹲点期间对桃园大队干部实际情况的调查出发，说在桃园大队贪污的干部中，几百元以下的是多数，千元以上的只有四个人，以此来说明百分之七、八十的干部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从这里可以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也表现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不同意见。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上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产生于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六、七月份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后来回到北京在八月一日发表的讲话上表现了出来，八月四日田家英就修改《后十条》向毛泽东请示的谈话中就已经初见端倪了。

　　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就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多数通过教育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而刘少奇却对基层干部看得非常严重，认为出现了“反革命两面政权”，因而要采取坚决措施予以打击，这在他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中表现了出来。

　　从中看到，毛泽东并不赞成刘少奇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判断。这不仅体现在他八月四日与田家英的谈话的指示上，而且也在他一月五日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毛、刘之间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分歧，不仅体现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是不是三分之一的估计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对这三分之一的组织和干部性质的认定（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否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及采取的措施上（是以教育还是以打击为主）。

　　（2）关于依靠对象上的分歧。

　　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应当依靠基层群众和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多数干部）来进行运动，工作队不过是起一个指导作用。而刘少奇认为在没有弄清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情况之前，应当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虽然刘少奇在讲话中也谈到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但是他只不过是抽象地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于具体行动。他们在依靠对象上的分歧，也是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毛泽东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毛泽东说：发动群众是根本路线。不管是铺张浪费，还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刮黑风，一发动群众很快就搞出来了。靠上面派下来的人不见得行，不一定能把问题搞出来。农村也是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不行。当汇报到在农村组织阶级队伍，搞贫下中农委员会时，毛泽东说：就是要组织阶级队伍。人要分左、中、右，如地富反坏叫右派的话，中农、富裕中农就是中间派，贫农、下中农就是左派，这是一般地讲，个别的也还有右的。[41]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上批示道：“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时，他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他还说：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42]

　　从中看到，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发动群众，这是运动的根本路线。靠上面派出的工作队不见得把问题搞出来，发动群众才能搞出来。在工作队和群众之间，他显然是相信和依靠群众的，而贫下中农是农民的主体，因而才主张要在农村组织以贫下中农为基础的阶级队伍来开展运动。这就是我们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要依靠贫下中农，将他们组织起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来进行运动。只有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搞了阶级斗争，搞了“五反”、“四清”以后，才有可能将党整好，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43]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将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依靠群众和广大干部，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进行“四清”运动，而不是由上级机关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这是基本的方法。

　　就是在随后制定的《后十条》中，也没有改变运动的依靠对象。

　　《后十条》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44]

　　从中看到，在《后十条》中仍然是主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来进行运动，而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而不是包办代替来领导运动。

　　此后，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主张依靠干部和群众来进行“四清”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毛泽东说：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

　　五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等人听取李富春等人的工作汇报。在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帐。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他嘱咐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再次强调运动要依靠和组织贫下中农，干部和群众密切结合起来进行运动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依靠对象的认识上却发生了变化。

　　八月一日，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46]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基层组织和干部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基层组织和干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就不能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去进行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大工作队的职权，由工作队去领导整个运动。他在讲话中虽然提出要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来开展运动，但却主张采用扎根串联而不是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这样就实际上离开了广大群众，抛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而使工作队成为运动的主要依靠对象。

　　在刘少奇主持下修改后的第二个《后十条》同第一个《后十条》相比，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文件提出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强调要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有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第二个《后十条》的发布，使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做法有了政策依据，使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左”的错误。[47]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有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48]

　　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所以才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这导致了后来“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急剧发展，给基层干部造成了严重打击。《后十条》（修正草案）虽然承认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后的群众，但这只是抽象地在文件中提了出来，而没有真正见之于实际的行动，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发动起来，而由工作队独揽了整个运动的领导权。这是对群众运动抽象肯定而实质上否定的做法。这样工作队就成为“四清”运动的主要依靠对象。

　　这种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后来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来开展运动的做法。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毛泽东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他还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创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他又说：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49]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而不是依靠群众来开展运动的做法。他认为过去都是依靠群众来搞运动，现在却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我们过去不是这样来进行革命的。虽然群众中有坏人，但是绝大多数群众还是好的。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只要十几个人的工作队就行了。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直接谈到了运动的依靠对象问题。他说：“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49]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运动的依靠对象是群众、干部和工作队，要依靠群众、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来进行运动。这实际上就指明了“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依靠群众特别是依靠贫下中农来进行运动，只有少数的工作队员在运动中起指导作用。而刘少奇主张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在运动期间由工作队接管所在县的权力，这样就把基层组织和干部从运动中撇开了。虽然刘少奇在讲话中也提出要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前提，但是他只是抽象地来讲这个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却依靠工作队，使群众成为工作队的附属物，客观上否定了群众在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

　　（3）关于运动具体做法上的分歧。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他主张社教运动要进行试点，干部要进行蹲点，采取群众、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分期分批地进行，对干部要以教育为主，洗温水澡，保护大多数干部，不要赶时间。而刘少奇在运动中却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主张运动期间采取扎根串联的方式，开展秘密工作，依靠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我们先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50]

　　他还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的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51]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主张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通过党内整风，在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来开展社教运动。他满怀信心地说，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就是对牛鬼蛇神，也不光是进行打击，还要采取打击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

　　关于社教运动从何着手的问题，毛泽东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52]

　　在社教运动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处理上，毛泽东主张社教运动要先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着手，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问题。当然，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矛盾问题了。

　　四月八日，毛泽东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当汇报到农村“四清”的情况时，毛泽东反复讲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表示这么做是对的。他特别问到“四清”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当汇报到保定地委指定干部进行蹲点时，毛泽东说：这样好，你们要搞个制度。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保定地区二十二个县哪能都搞得过来，搞一两个点就清楚了。[53]

　　我们看到，毛泽东肯定社教运动要进行“四清”，还要进行试点、蹲点和调查研究。他还关切地询问社教运动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担心运动会出现极端行为。

　　四月九日，毛泽东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汇报山东工作。在汇报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搞。民主党派不搞“五反”，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对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要使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心情愉快。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可以实行劳动改造，不要杀人。至于有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脱离群众的，又当别论。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于做结论和处理。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不要逼死人。[54]

　　从中看到，毛泽东主张在社教运动中，“五反”主要在党内进行，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要对干部洗温水澡，使绝大多数干部心情愉快。对群众揭发的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忙于做出结论。

　　五月二日，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55]

　　毛泽东肯定了宋任穷的做法，并向全党予以推荐，他主张采取较为稳健的方针，注意步骤和方法，进行试点，执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

　　毛泽东说：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他还说：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56]

　　从这里看到，毛泽东认为“四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四清”运动要进行试点，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通过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干部参加劳动，是消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的重要手段。不能脱离生产搞社教，而要与生产结合起来，进行社教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生产。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57]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主张通过说服教育，发动贫下中农，使干部洗手洗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打击地富反坏和投机倒把分子，避免修正主义的有力手段。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他强调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58]

　　从中可以看到，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主张“四清”运动要进行试点，分期分批地来搞，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可以有所不同。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地方，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人民内部矛盾是长期的，普遍的，还要搞多少年才能解决掉。

　　在《前十条》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的时候，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没有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子。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打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59]

　　从中看到，毛泽东实际上是把前一个时期关于“四清”运动的观点几乎又重复了一遍。鉴于过去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出现扩大化的教训，这一次毛泽东反复告诫与会人员，要谨慎，不要着急，准备一、两年搞完运动。要搞好运动，不要出乱子，不要伤人，不要搞过了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对干部要说服教育，特别是用实际证据来进行说服教育，还要依靠贫下中农来对顽固的人进行说服教育。他要求各中央局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加强对“四清”运动的领导。尽管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要求，但是却事与愿违，在运动中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

　　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这些观点，后来他还一再重申和强调。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以生产好坏衡量社教运动之成败，这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6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反复强调社教要从“四清”入手，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不要走过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结合，经常整顿工作队，干部参加劳动，将坏人清出来。通过“四清”运动，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同时，在“四清”运动时间的设定上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慎重态度。

　　为了搞好运动，防止走过场，毛泽东没有为“四清”运动限定时间，反复说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后年再搞，以使运动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在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61]。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他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要抢着搞，认识不了的，落后半年一年，有什么要紧，决不要一哄而起，一定要分期分批地搞。[62]

　　由此看来，在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四清”运动的时间上予以了灵活处置，希望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来规定完成“四清”运动的时间，不要为赶时间和进度去匆忙结束运动。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邯郸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和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到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那不能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6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运动时间的规定上，毛泽东对“四清”运动是慎重的。他主张运动要紧密联系生产，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反复说明运动以搞好为主，要搞彻底，防止急躁，不要赶时间，防止走过场，要用三、四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运动。这是为了防止片面追求进度，贪多求快，致使出现偏差或者走过场结局的出现。他从调查研究出发，在讲话和谈话中谨慎地指导着“四清”运动的发展，以求取得运动的实效，防止出现混乱的局面。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关于社教具体做法上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可是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社教具体做法上的观点出现了分歧。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一日，刘少奇召开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说：“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64]

　　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认为敌人现在采取合法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和政策，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来篡夺领导权。这些人上下左右都有根子，已经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鉴于此，现在采用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不行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四清”，就要采取扎根串联的方式，才能将情况摸清楚。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刘少奇在八月一日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四清”运动具体做法上的主要观点，这成为刘少奇对《后十条》进行修改的指导思想。对此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这表现在八月四日田家英就《后十条》的修改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告诉他说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飞机上，田家英把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转告了刘少奇。[65]

　　但是，毛泽东这个意见并没有引起刘少奇的注意。刘少奇在南下视察途中，仍然坚持集中工作队来进行“四清”运动的做法。这在刘少奇八月十六日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件上表现了出来。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66]

　　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信件中，提出了改变过去社教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集中领导下搞一个县的做法。他在信中还进一步阐述了这样做的原因。这是因为有一部分县委缺乏决心，缺少办法，一部分社队的问题又牵涉到区、县机关的某些人员，因而以县委领导为主进行社教就很难搞深扩透。刘少奇在信中表示他的意见已经获得湖北、湖南省委和中南局的赞成。

　　从刘少奇在信中提出的做法看，他并没有接受八月四日毛泽东对田家英谈到的不要将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的意见。尽管这样，毛泽东不仅没有对刘少奇提出批评，反而却赞成了刘少奇的意见。我们分析后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刘少奇在信中提出的原因还是有着事实根据的，同时也由于中央决定刘少奇在“五反”、“四清”运动中挂帅，毛泽东虽然对此有不同认识，但是从组织原则出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个判断可以从刘少奇的信印发后，当毛泽东了解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有不同意见，就迅速建议停发刘少奇的信件，重新召开会议进行商议，以及在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出来。[67]

　　会议期间，刘少奇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李雪峰作了检讨性发言。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最终还是写入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提出“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有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68]

　　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扩大了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打击面，给“四清”运动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反映到中央以后，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后来毛泽东对扎根串联、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的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变。”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从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69]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倡导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了要改变运动的方法。他认为真正的领导人是从斗争中而不是在访贫问苦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真正深入到斗争实践中，通过召开地、县、社三级大会来进行斗争，而不是用大量时间开会读文件，说是依靠群众，而实际上则是依靠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方式来进行运动。

　　在“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反‘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70]

　　从中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四清”运动中的怕右倾思想，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当时在刘少奇具体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犯了“左”的错误。他引用江苏的话是旨在说明，在运动中要具体分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不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他指出工作队“按兵不动”，搞“人海战术”，这实际上是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的批评。

　　一月十四日下午，《二十三条》制定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好多怕。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联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71]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他对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蹲点予以了肯定，但是仍然对在刘少奇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四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二十三条》，取消了刘少奇主张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秘密工作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主张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中活动，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7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重要分歧。毛泽东主张采取群众、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要进行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在运动中要采取稳健的方针。对干部重在教育，洗温水澡，干部参加劳动。刘少奇主张依靠工作队进行运动，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和集中力量批歼灭战的做法，这样在运动中就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出现了严重的“左”的错误。

　　（4）对干部处理问题上的分歧。

　　在“四清”运动中对干部的处理方面，毛泽东认为应该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干部要进行退赔，但也要合情合理，尽量少伤人，使干部洗温水澡，在教育与惩治相结合中搞好“四清”运动。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汇报山东工作。毛泽东在中共河北保定地委四月四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处，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中央注”。[73]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上批示：“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在谈到退赔问题时说：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在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74]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的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他还说：可以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处分的干部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当林铁说华北局已定了贪污一百元以下，坦白好，基本退了赃，群众也通得过，就可以不处分。但一百元以上到二百元的还未定。毛泽东说：还可以宽点，考虑四百元或五百元。不管多少，坦白就好。对林铁提出的有一个干部贪污八千元，他自动坦白了，并积极退赔，是否要坐牢或劳改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坐牢了，也不要劳动教养了，还是给他工作，但要把工作调换一下，治病救人嘛！[75]

　　由此看到，毛泽东主张教育为主，惩治为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处分的干部到百分之五也多了，要控制到百分之一左右。干部认识错误以后，可以从宽处理。在谈到退赔问题时，他认为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一时退不起的，还可以分期退赔。情节较轻，本人认识错误态度也好，家庭生活又比较困难的，经过群众讨论，还可以免于退赔。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

　　在“四清”运动中关于干部和群众的处理方面，毛泽东仍然非常谨慎，担心扩大化，对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不满意。在对《后十条》（修正草案）进行修改，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谈了对干部和群众处理上的一些看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76]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谈了对干部的处理问题。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他还说：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是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77]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谈到了群众和干部处理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他对运动中处理的户数和人数做出了限制，防止打击面过宽，出现扩大化。在对干部的处理上，将贪污一、二百块钱以下的干部予以解放，这样就将百分之八十的贪污干部解放了出来。坦白退赔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这样就争取了多数，将矛头对准了大的。就是反革命分子，也整最坏最厉害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在“四清”运动中对干部采取教育和惩治相结合的办法，以教育为主，惩治为辅，讲究政策和策略，将犯错误干部中的绝大多数解放出来，将矛头对准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悔改的干部，从而保证“四清”运动的健康发展。但是，刘少奇在具体领导“四清”运动期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左”的错误，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了打击。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成为他们在运动方法上的重要分歧之一。

　　由此我们看到，在“四清”运动的方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是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确切说来，是在会后刘少奇离京南下到外地视察，回京后八月一日在驻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表现了出来，以后又进一步加深。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运动的依靠对象、运动的具体做法及对干部的处理等问题上。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有不同意见，也通过田家英表达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当刘少奇仍然坚持个人的意见时，从大局出发，毛泽东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只不过后来当他们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上出现分歧时，毛泽东才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主张的运动方法。

　　5、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最后以《十七条》乃至《二十三条》的制定而暂时予以解决，但是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在对这种分歧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先来分析社教运动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状况。

　　（1）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反映出城乡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随着社教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发现了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

　　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7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做出了三分之一的权力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又一次重申了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还特别指出一旦出现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毛泽东做出这样的论断，并非是他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

　　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是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已经搞了修正主义，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当时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推行“三自一包”（即主张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王稼祥任部长的中联部推行“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李维汉任部长的统战部在统战工作中，抹杀阶级阵线，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79]因而毛泽东认为这三个部搞了修正主义，对他们进行了批评，结果这三位部长的职务先后被撤销，农村工作部被解散。

　　一九六四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他说：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你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百分之五、不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都是别人告诉我的。[80]

　　毛泽东在谈话中坦率地说，他提出的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主持制定的《前十条》，都是在调查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这里说的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和一般的多吃多占，而是指站在百分之五的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一边的干部。这个估计到底怎么样，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对中央的人也要一分为二，主张地方要批评中央，这样就可以创造适宜的民主氛围，推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以便于反修防修。真理存在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实践中，因而就要向工农兵寻找真理。

　　这个时候，毛泽东批阅的一批报告也反映出了工厂和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阅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转报的谢富治十一月十五日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后，做出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81]

　　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管理的八种表现在其他厂矿企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而毛泽东才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在我们工业中到底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还是更多的问题。他要求进行清查改造。这就要政治挂帅，改善管理，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法，来探索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的是来自于上边，上行下效，主管部门疏于管理造成的。

　　十二月十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十二月九日报送的陶铸十二月一日关于在广东省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情况的报告、十二月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做到搞深搞透的一些意见给刘少奇的信。毛泽东在陶铸报告第五页谈到我们过去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盲然无知，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处，批注：“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次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做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而不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82]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干部队伍官僚主义严重，没有到社会实践中去掌握丰富而生动的素材，对当前存在的阶级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样也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一些人就是去了，也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和富农家里，没有去接近贫下中农，不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为他们排忧解难。这样就离开了贫下中农，动摇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基础。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作出批注。

　　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在信中谈到拖拉机厂的领导同志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处，毛泽东批注：“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

　　信中谈到“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毛泽东批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83]

　　这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资料，既反映出当时在厂矿企业里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又反映了毛泽东社教运动思想的发展状况，对于我们研究社教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批注中不仅对企业管理干部参加劳动表示赞赏，还倡议他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参加生产劳动。他做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论断。劳动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和占农民主体的贫下中农，这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而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做官的人，掌握着管理权的人。但并不是一切做官的人，掌握管理权的人，都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只有那些养尊处优，欺压百姓，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去深入群众，为人民服务，却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福利的人，才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某种变化。

　　针对陈正人在信中提出先搞社教后解决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将社教和管理对立起来的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管理也是社教，这样就将社教与管理统一起来，将社教落到了落处。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厂矿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管理人员要到车间、小组去搞“三同”，拜工人为师，学几门手艺，变成内行，才能搞好管理。这实际上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具体实践。不然的话，他们一辈子就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终会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批注中又一次点明了阶级斗争的具体存在形式。

　　毛泽东在报告批注中指出，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已经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骑在工人头上为非作歹，拉屎拉尿，这些人已经变质了，成为革命的对象，因而社教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要依靠那些有革命精神的领导干部。这里反映出企业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从陈正人的信和报告以及毛泽东的这个批注中可以看出，当时企业管理干部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有一部分干部已经变质，还有不少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人已经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在厂矿企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进行社教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到车间去，实行“三同”，和工人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否则的话，这些人就会被工人阶级打倒。

　　在农村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状况。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阅张平化给刘少奇的信，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请你酌定。”这封信在毛泽东建议下印发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张平化在信中说：我在湘潭县良湖大队蹲点已经三个月。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证明了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良湖大队的情况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我们有个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速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84]

　　从张平化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深入农村社队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了湖南农村超过三分之一的基层组织被篡夺了领导权，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反映出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85]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他还说，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86]

　　从与会同志的发言及地方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比较严峻。这到底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呢，还是在危言耸听？其实，自刘少奇八月一日在北京作了关于社教问题的讲话后，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下去了，这些材料是他们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材料存在不实之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反映的问题还是属实的。这是因为反映出来的问题本来就存在，不过是以前人们熟视无睹，不易察觉罢了。这些发言、报告和材料，对于以后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来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专门加了“形势”，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87]

　　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反映出，不论是社会上还是党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臆造，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从宏观视野上来说，能不能正视这种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能不能处理好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影响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

　　（2）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随着社教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揭露出来。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理性思考，对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作出分析和确定。就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88]

　　刘少奇说：王任重说要清党，可以不讲清党这个话，恐怕有大批党员要清掉。毛泽东插话说：我是赞成的。我老早讲过，总要搞出几百万。他们不像样子，广大群众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嘛。[89]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少奇将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看得比较严重，而毛泽东并不太看重这些人。联系到后来毛泽东说的社教运动就是要整党、整干部队伍、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分析，他们这种认识的不同是意味深长的。这直接关系到社教运动的矛头所向。

　　有些共产党员丧失革命斗志，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员的资格，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只能是败坏党的声誉，因而要清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由于对社教运动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存在分歧，因而就暂时中断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进行讨论，在高级领导层内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继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刘少奇从蹲点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90]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讨论农村当前主要矛盾的时候，会议是从富裕农民阶层与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地富反坏同蜕化变质的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开始的。陶铸等人赞成前一种提法。毛泽东赞成后一种提法，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当权派上来了。他明确指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坏干部是当权派。在地富反坏和当权派之间，毛泽东将矛头对准了当权派，各级党委内部的当权派。这个时候刘少奇一直是含含糊糊的，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在，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是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91]

　　当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表示异议，他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他反问毛泽东：“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刘少奇不吭声了。[92]

　　刘少奇明确提出了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其实这个提法早在十月十四日，他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代中央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中就出现过。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93]

　　毛泽东显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豺狼当道，焉问狐狸？他引用杜甫的诗句，说明在斗争中要抓住主要对象，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却对此持否定态度，还质问毛泽东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社教主要矛盾和性质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还向参加会议的若干同志征求意见，与他们进行讨论，以便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陈伯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生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邀请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李井泉谈话，就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问题听取他的意见。[94]

　　在征求若干同志的意见以后，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观点写入了《十七条》。为了使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晰的认识，陈伯达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做过说明。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即《十七条》—引者注）。陈伯达发言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表达主席的思想，具体部署没有写上。根据主席的指示，将矛盾的性质加以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把大家意见加以总结，说“四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上有同志提出只写主要矛盾好不好？主席指出还是写上几种，便于比较。[95]

　　“运动性质”列为《十七条》的第一条，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6]

　　看来，有人主张只写主要矛盾，还是在毛泽东提议下才将社教运动中的不同观点一起写入《十七条》的。《十七条》不点名地列举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肯定了毛泽东的观点。这可能是毛泽东为了既向党内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又不愿意公开他与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以便使全党通过对这几种观点的辨析，提高对社教运动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的缘故。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

　　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7]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经过了几位常委和大区负责同志的讨论后，才在肯定第三种提法的基础上将它写入《十七条》的。

　　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不仅对自己主张的社教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谈到当时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的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8]

　　在修改《二十三条》的时候，在“运动性质”的问题上，毛泽东加大了批判力度，指出刘少奇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进一步写道：“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99]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二十三条》关于“运动性质”的表述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关于运动性质、主要矛盾上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批评是严厉的。如果与前文毛泽东说我们党内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来分析，刘少奇在这两派中的位置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更多的问题，阶级斗争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并且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这些分歧虽然最后以毛泽东关于社教问题上的观点写入《十七条》乃至《二十三条》而暂时予以平息，但是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6、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更进一步透射出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通过前文的研究我们看到，在社教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产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运动的方法上，而后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又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最后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肯定了毛泽东的社教观点，否定了刘少奇的社教观点，对他们之间的分歧做出了结论。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为什么会出现分歧呢？这些分歧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运动的方法上，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运动的依靠对象、运动的措施及对干部的处理等方面，这一系列分歧是由于他们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的不同引发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运动的方法上会产生这些分歧呢？

　　在对基层干部问题的估计上，刘少奇显然比毛泽东要严重得多，以致于毛泽东通过田家英提醒刘少奇不要把基层组织和干部看得一团漆黑。毫无疑问，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毛泽东认为应该正确对待和辩证分析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既要看到基层组织和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又要看到基层组织和干部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执行党中央巩固集体经济的政策，克服经济困难，迅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事实。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是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努力分不开的。因而在《二十三条》中专门加了形势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100]正是因为这样，才应该重在教育，洗温水澡，对犯错误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在处理上讲究政策和策略，教育、分化、瓦解犯错误的干部，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将他们中的多数解脱出来，将矛头集中对准少数人。

　　刘少奇将基层组织和干部看得几乎一团漆黑，说明他在分析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时候，只看到了基层组织和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忽视了他们在农村克服困难摆脱困境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也没有注意到基层干部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因而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处理上，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措施和方法，政策和策略失当，对基层干部打击过重，出现了扩大化。这在“桃园经验”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相似的地方，这表现在他们都认为基层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中。不过，刘少奇的估计比毛泽东更为严重罢了。但是对基层组织和干部在恢复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认知上他们却有着分歧，在对干部处理的政策和策略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干部队伍估计及处理问题上的不同，反映出他们思想方法上的分歧。就其思想认识根源来说，还是因为是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进行分析，从而制定出适宜的政策和策略进行社教运动造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是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进行分析问题是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重要原因。

　　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的不同，决定着他们在依靠对象上的差异。毛泽东主张依靠群众，采取群众、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开展群众运动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刘少奇却撇开基层组织和干部，主张依靠工作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采取扎根串联的秘密工作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虽然刘少奇也多次说过要依靠群众，但是他只是抽象地来谈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上，却是依靠工作队，而将群众撇在了一边。

　　依靠工作队来发动群众，进行群众运动，是过去的运动模式。但是刘少奇却没有用工作队来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而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采取了扎根串联的秘密工作方式，这样就背离了过去的运动模式。况且工作队是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如果上级党委出了修正主义，那么它派来的工作队又怎么能够来领导运动呢？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队的干部来开展运动，反映出他们是坚持奴隶史观还是英雄史观，是践行还是背离历史唯物论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时说的“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话了。[101]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方法上的分歧，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的反映。这种不同实质上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关系到能否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大问题。那么，他们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波匈事件及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论断经过八届三中全会确认后，又写入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102]在此基础上，八届十中全会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由于社教运动就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基本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解决的主要矛盾自然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教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决定社教运动的性质。既然社教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这个矛盾又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就其性质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共产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并非都是走资派，这里说的走资派是指那些在党内掌握权力而又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明确告诉与会同志，尽管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和旧的资产阶级也是要整的，但是社教运动的重点不是他们，而是党内走资派。

　　这是因为这些地富反坏右和旧的资产阶级掌握的生产资料已经被剥夺或者被赎买，原先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业已失去，况且还被打击过一次，又是分散在各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根本性威胁。

　　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真正有能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催毁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是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隐藏在共产党内，又掌握着权力，却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以党员干部的面目出现，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煽风点火，混淆视听，招摇撞骗，胡作非为，是瓦解共产党，复辟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毛泽东就将打击的重点对准了党内走资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这样分析问题的：在党内的党员和党外的地富反坏右和旧的资产阶级之间，毛泽东将党员作为运动的重点；在普通党员与党员干部之间，毛泽东将党员干部作为运动的重点；在一般党员干部和党员领导干部之间，毛泽东将党员领导干部作为运动的重点；在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即走资派）之间，毛泽东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作为运动的重点。

　　从中看到，不论是做出阶级矛盾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还是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并非毛泽东的主观臆断，而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坚持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原则，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对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行科学分析后所做出的判断。这个判断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因而如果否定了这一系列论断，也就离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陷入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泥潭。

　　刘少奇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党内矛盾和党外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他不赞成社教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否认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因而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是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分歧的反映。

　　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竟然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否定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如果我们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观点和作为，再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乃至一九四九年他在天津宣扬的“剥削有功”论和一九五一年山西试办合作社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103]就不能不说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必然性。这是关系到中国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毛泽东在斯诺后来问他什么时候决定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说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104]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有不同意见，但是当他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而刘少奇又坚持自己主张的时候，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时候社教运动在刘少奇的主持下犯了“左”的错误。但是当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少奇在社教的指导思想上犯了右的错误。在原则面前，他没有让步，而是果断斗争，先通过《十七条》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右的错误，而后又在《二十三条》中加大了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观点的批判力度，还从运动的方法上纠正了刘少奇的“左”的错误。

　　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在运动的方法上的不同意见，不过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因而他采取了坦然处置的方式。但是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发生的分歧就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了。因而毛泽东才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批评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中犯了“‘左’而实右”的错误。[105]

　　在社教运动过程中发现了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而运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分析问题造成的。干部队伍中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迫切需要我们党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武装头脑，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逐渐发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这就进一步显示出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和人员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分歧的反映。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是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的分歧的反映。在社教运动上的分歧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关系到能否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问题；从立场上来说，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处理问题，这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这些分歧不仅显示出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是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而且更进一步表明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分析和认识问题。这些分歧的产生，归根结底，从思想根源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又一次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铲除修正主义产生的基础，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本来，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被打退以后，毛泽东在同年七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提出了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最初还是从对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的批判引发的。

　　1、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初还是从批判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的问题上引发的。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发生了围绕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的分歧而引发的政治批判。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及其他有关同志审阅。习仲勋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一九六○年春天，两次约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夏天，出版社印出了送审样书。

　　应该指出，小说的创作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作品本身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在参加过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老同志（指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引者注）中，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康生在读了这部小说以后，认为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由此进一步断定，这是一部“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报刊不准发表。于是，会议就把它作为翻案风的例证来进行批判。[1]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后来也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明的。）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2]

　　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3]

　　后来这段话经过整理，写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整理后的这段话表述如下：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

　　这个论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还揭示了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要想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破坏敌对一方的意识形态，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然后为下一步夺权创造条件。这就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问题对于政权巩固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条件。因而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就不仅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指明了方向，而且还对促进全党全国人民的觉醒，提高他们的警觉，培养他们的自觉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进行的斗争。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不怕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打鬼思想。但是，在戏曲舞台上却上演了以《李慧娘》为代表的一系列鬼戏，报纸上还出现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当江青向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时候，竟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直到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有鬼无害论”的谈话，江青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组织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在上海《文艺报》上发表后，批判才逐渐开展了起来。那么，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到底经过了怎样的一场斗争呢？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斗争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号召——从不怕鬼到打鬼。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不怕鬼，并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打鬼思想。为了进一步宣传打鬼思想，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与鬼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毛泽东指导下又编辑出版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打鬼，不仅要打现实中的鬼，而且也要打心中的鬼。只有打了心中的鬼，才能焕发出人们的斗志豪情，为打现实中的鬼奠定思想基础。这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① 毛泽东提出不怕鬼。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风貌。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提出了不怕鬼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六次国务会议上，通报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在讲话时谈到了古代小说中不怕鬼的故事。他说：

　　“《聊斋志异》里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据讲话现场记录，有六处注明：“笑声”。[5]

　　这个狂生与鬼相斗的故事，出自于《聊斋志异》中的《青风》，说的是一个叫耿去病的书生，借住在朋友家时，听说有一间屋子时常有鬼出没，他不怕，偏要去住，还与鬼相斗，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后将鬼撵走了。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鬼，指的是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他认为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在不少场合反复讲要不怕鬼，旨在鼓舞人们的志气、士气和信心。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自然又谈到了西藏问题，以及中印关系。他说：“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并迎接这种挑战，不要花多少力量就可以还击，不要用十个指头，用几个指头就行了。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

　　不等对方回答，毛泽东偏头问特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的大使：“最近在紫光阁接见外宾时，我讲了不怕鬼的故事，大使听见了吧？”

　　这位大使说：“我和我们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过完‘五一’节后，到蒙古、朝鲜去了，这才回来不久，所以没听见。”

　　毛泽东接着说：“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6]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六日，中南海紫光阁。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会见十一个兄弟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以及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在会见中，周恩来、陈毅向外宾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武装叛乱的经过，介绍了中印之间的关系，介绍了中国的立场。

　　毛泽东对中国的态度及中印关系做了总结，他的话别具一格：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说明：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一本小册子。接着又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画伸舌与鬼相视的故事。[7]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不怕鬼的问题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和包围之中，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企图卷土重来，重新奴役中国人民。这个时候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教条主义、奴隶主义、默守陈规的陋习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不少人畏首畏尾、缺乏信心，思想还停留在过去，没有解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了不怕鬼的问题，这是为了解放思想，鼓舞士气，树立信心，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②《不怕鬼的故事》编辑琐忆。

　　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为了战胜困难，反击帝修反，毛泽东提出了不怕鬼。为了用历史上人们与鬼斗争的事例来鼓舞人心，进一步使全党全国人民从思想上坚定信念，增强与鬼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毛泽东又提议编辑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那么，这本书又是如何编辑成书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曾是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从编选思路，到出版宣传，毛泽东都悉心过问，花了不少精力。[8]

　　五月十三日，外交部办公厅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五月六日的谈话整理打印了出来，分送有关中央领导。毛泽东把自己的那一份批给江青看，特别要她注意第十三页，第十三页上正是毛泽东讲不怕鬼，并说要把中国小说和故事里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的那段话。

　　这说明，在一九五九年四五月份，毛泽东就在考虑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了。他指示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让他落实这项工作。这位领导把编缉该书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故事主要选自晋、唐、五代、宋、明、清以来的古籍，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9]

　　不久，由于庐山会议上出现彭德怀问题，进行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单单是参加反华大合唱的国际上的帝修反、国内的困难和地富反坏右，还包括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七十篇，共六万多字。因为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解。

　　全书定稿后，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一万字的序言。何其芳把这篇序言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他。[10]

　　参加谈话的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周扬。毛泽东对何其芳为《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写的序言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说：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序言改好以后，再送我看看。[11]

　　由此看来，毛泽东不仅提出不怕鬼，而且还非常重视研究如何才能打败鬼的方法。他主张对鬼要进行具体分析，将战略上藐视鬼和战术上重视鬼结合起来。这是与他过去讲过的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一脉相承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何其芳又对序言作了修改，一月十六日，何其芳将修改后的序言报送毛泽东审阅。[12]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一月十八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高兴地说：我也六十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13]

　　毛泽东对这个序言又作了几处修改。修改的文字如下：

　　“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

　　“所以，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对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藐视。”（文中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修改的文字—引者注）[14]

　　从毛泽东修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对于鬼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就是指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及天灾困难等等。他还进一步幽默地反问道：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15]

　　这进一步说明，对鬼害怕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不怕鬼，要树立战胜鬼的信心和勇气，对鬼抱有幻想是不行的。

　　毛泽东还在序言中加写了一大段话，主要介绍了这本书编辑的背景及该书出版的现实针对性，他写道：

　　“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指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引者注）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0年1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1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说的鬼就是指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及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困难风险。编辑这本书就是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毛泽东对何其芳送来的这个修改稿作出若干修改以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又约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何其芳谈话。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17]

　　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18]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作了些文字改动。一月二十四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

　　“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

　　何其芳在信中提到的“半人半鬼”的人在发表稿里，是这样表述的：“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19]

　　一月二十四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阅后批示：

　　“即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他还提醒何其芳注意“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20]

　　从这封信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多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作用。批示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八页第一、第二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21]

　　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22]

　　毛泽东进一步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分析了这个问题。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的，因为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在向着它对方的位置转化着。通过这个修改不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文字的表述上都更为严密了。

　　这篇序文后来分别载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和一九六一年《红旗》杂志第三、第四期合刊。[23]

　　经过这样一个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毛泽东花了不少精力，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都凝结着毛泽东的心血，体现了他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反复强调的打鬼思想。因此他对这本书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本书，并多次向外宾推荐。

　　例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起：“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1960年6月下台的日本首相——引者注）这个鬼了，不怕池田（即池田勇人，时任日本首相——引者注）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说着，面向陪同的廖承志，吩咐道：“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

　　几天后，一月十四日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的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个鬼，别的鬼还没有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2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是毛泽东提议编写的。毛泽东不仅提议，还进一步指导了本书的编写工作。编辑完毕后，他又要何其芳起草了本书的序言，阐述了编辑这本书的背景、目的及意义，不仅指导何其芳而且他自己也亲自动手对序言进行了重大修改。这本书及其序言是经过其他中央领导及相关同志审阅后才发表的。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扩大这本书的影响力，毛泽东提议这本书在出版的同时，将它的序言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还将序言和该书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这体现了那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信邪不怕压，坚持真理，藐视困难，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在逆境中进行斗争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③ 对毛泽东提出打鬼思想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了不怕鬼，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打鬼思想。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全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为冲破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就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人们的干劲和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形成排山倒海的威力，焕发出雷霆万钧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所说的鬼，从内涵上来说，既包括国际上的帝修反，也包括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还包括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这些妖魔鬼怪就构成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障碍。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不怕这些鬼，还要研究打鬼的方法，战胜这些鬼。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就是这些妖魔鬼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巩固了政权，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就是一部同国内外妖魔鬼怪进行斗争的历史，也是战胜这些妖魔鬼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到，打鬼并非这个时候才出现，而是历史上早已有之。

　　一九五六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阻挠，存在着国内外、党内外大大小小的鬼，他们或联合或独自，采取不同方式同我们进行着斗争，妄图阻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不怕鬼，勇于和鬼进行斗争，又要讲究战术，善于和鬼进行斗争，将战略上藐视鬼和战术上重视鬼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与鬼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鬼不仅存在于客观世界，而且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其实，人们怕现实中的鬼，特别是在与现实中的鬼进行斗争的时候，缩手缩脚，妥协退让，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心中存在的鬼造成的。因而只有消灭了心中的鬼，才能做到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消除顾虑，排除干扰，不动摇，不妥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消灭现实中的鬼奠定思想基础。

　　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从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出，驱除现实的鬼是容易的，驱除心中的鬼又是困难的。如果我们不能将心中的鬼消灭掉，即使现实中的鬼被消灭了，那么在一定条件下这已经消灭的鬼还会被重新复制出来。因而就要将消灭现实的鬼和消灭心中的鬼结合起来，将心中的鬼消灭掉。

　　要消灭心中的鬼，不仅要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还要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要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激情，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武装头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投身于和国内外妖魔鬼怪的斗争中。在理论学习和实践的斗争中，逐渐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将心中的鬼消灭掉，为消灭现实中的妖魔鬼怪奠定思想基础。这是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当时国内外和党内外确实有一些人害怕鬼，在与鬼的斗争中存在畏难情绪，因而毛泽东才反复强调要不怕鬼，在与鬼的斗争中要讲究战术，通过编辑《不怕鬼的故事》来对人民进行教育。这是为了焕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妖魔鬼怪进行斗争的方法，使他们能够真正觉醒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树立信心，鼓舞士气，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与鬼斗争的进程中。

　　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不仅要不怕鬼，还要消灭鬼。这就要讲究打鬼的方法。不但要消灭现实的鬼，而且还要消灭心中的鬼。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消灭了心中的鬼才能够将现实中的鬼消灭掉。这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发生革命，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2）、鬼戏及“有鬼无害论”的出笼。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将鬼看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敌，是主张与鬼进行坚决斗争的。可是就在此后不久，却出现了鬼戏《李慧娘》，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还写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为其进行辩护，表现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剧本《李慧娘》的发表及据此编排的昆曲《李慧娘》的上演，获得了戏剧评论界一边倒的喝彩，这尤以廖沫沙撰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更为引人注目。

　　那么，鬼戏《李慧娘》及《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如何出笼的呢？其主要内容是如何呢？又是宣扬了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五九年冬天，孟超应北方昆曲剧院的约请，将《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

　　《红梅记》是明代戏曲作家周朝俊（夷玉）所作传奇剧本。此剧在明代有袁宏道删订本、徐肃颖改订本。后世昆曲及高腔、皮簧、梆子系统的大型地方剧种，均有据《红梅记》改编的剧目。孟超根据玉茗堂本《红梅记》，同时在搜集和研究了相关的剧种和剧目的基础上，去芜取精，将原有34场的《红梅记》，提炼为6场的昆曲《李慧娘》。前后埋首书案一年，于一九六○年春夏之交完成了初稿。改定以后，一九六一年在《剧本》杂志第七、八期发表，一九六二年五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孟超改编本《李慧娘》，叙述了南宋奸相贾似道偕众侍妾游西湖，被裴禹等太学生撞见。裴禹当面痛斥奸相误国害民的罪行。贾似道对裴禹恨之如骨，侍妾李慧娘见他英俊倜傥，不禁脱口称赞。不料被贾似道听到，怒不可遏，下令回府，将李慧娘杀死，埋在后园红梅阁畔；又将裴禹骗入相府，关在红梅阁里，准备第二天将他杀害。李慧娘死不瞑目，她的鬼魂又回到人间，到红梅阁与裴禹幽会，救裴脱难，并寻贾似道当堂辩论，痛斥奸相。新编本突出描写裴禹对南宋腐败朝政的抨击，揭露了权奸误国，通过对李慧娘鬼魂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她对奸贼贾似道的反抗斗争。[25]

　　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间，《李慧娘》由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正式公演。剧中主要人物，由李淑君饰李慧娘，丛兆桓饰裴禹，周万红饰贾似道。公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博得戏剧界、评论界不少人士的热烈赞扬。首都各报发表的评论，纷纷称赞《李慧娘》是个成功作品，结构严谨，矛盾集中，人物鲜明，文词清新。《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了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的评论。《光明日报》于九月一日发表两篇评论：《个性以辣，风格以情——观北昆〈李慧娘〉偶得》（长白雁）和《略谈昆曲〈李慧娘〉的导演》（郑长秋）；八月十九日还发表了陈迩冬的两首诗词：《满庭芳·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孟超同志所编〈李慧娘〉》和《〈李慧娘〉观后》。[26]

　　《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在北方昆曲院演出后，受到了戏剧评论界的好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剧本》月刊等许多报刊对其表示肯定和赞扬。有的文章赞扬它“是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有的文章赞扬它是《红梅记》的各种改编剧本中，改编最成功的一个，“是昆曲剧目中继《十五贯》之后，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政策的又一次可喜的尝试”，认为“观众对这样的改编是欢迎的。孟超同志的成就是值得庆贺的”；有的文章赞扬它“词藻写得很好，正是昆曲的路数”，“才思敏捷，而时带杂文笔法”，“全剧强调了人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热情，突出了人们对反动的统治者的义愤”；当时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南方有个《十五贯》，北方有个《李慧娘》，都是“推陈出新”的典范。这部戏还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周恩来曾先后两次观看该剧，并与剧组合影留念。

　　在这些表示肯定和赞扬的评论文章中，作家廖沫沙以“繁星”的笔名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的《有鬼无害论》最受人瞩目，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受孟超的重视。孟超在后来为《李慧娘》写的跋中，专门提到这篇文章，他说：“当这戏初演之际，寒（繁）星同志特作《有鬼无害论》，为这戏作护法，我固深感其盛意；李慧娘自不会有知，然以情度之，也不能不戴德泉壤吧。”[27]

　　那么，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又是如何写成并发表的呢？

　　这篇文章是廖沫沙应晚报记者的约请撰写的。记者约稿时说：“许多人看了都觉得戏编得好，只是把李慧娘写成鬼，舞台上出现鬼魂，让人看了总觉得不好。”因而晚报记者希望廖沫沙就这个问题写篇文章。

　　廖沫沙曾观看了《李慧娘》的公演，他本身对这出戏持肯定态度，愿意为《李慧娘》“作护法”，因而他就欣然命笔，写成了《有鬼无害论》这篇短文。[28]

　　廖沫沙在文章中说，看过《李慧娘》的演出后，人们都说这是一出好戏，不但思想内容好，而且剧本编写得不权不蔓，干净利落，比原来的《红梅记》精炼，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

　　在对剧本作出了肯定以后，紧接着他就对改编本仍然保留旧戏曲的迷信成分，让戏台上出鬼，是不是宣传迷信思想的问题进行了辩护。

　　文章说，我们中国的文学遗产——小说、戏曲、笔记故事，有很多是离不开讲鬼神的，即使占不到一半，也总得占个几分之几，如果把鬼神部分删掉，根本就不成其为戏了。

　　这显然是说鬼神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是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保持作品艺术需要上来说是不能删掉的。这是从艺术的宏观上来为改编本仍然存在鬼魂形象进行辩护。

　　随后，文章又借助唯物论的反映论，分析了鬼魂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问题。

　　文章认为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作鬼，同时还应当看到她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文章从剧本的结构及揭露了卖国贼的荒淫残暴和摧残妇女的角度，又从艺术的微观上来为改编本《李慧娘》进行了辩解。

　　文章认为，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于戏台上出不出鬼神，而在鬼神所代表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是屈服于压迫势力，还是与压迫势力做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前者才是教人屈服于压迫势力的迷信思想，后者不是宣传迷信，而是对反抗压迫的一种鼓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还是鬼，而是他代表谁和反抗谁，这也就是孩子们看戏通常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

　　文章最后说，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从中看到，廖沫沙认为不应该一概反对鬼戏，而要看戏中的鬼代表谁。如果是代表被压迫者的鬼魂戏，还是要上演的。因为这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曲折反映。

　　这就不仅使我们深思，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即使是反映古人的剧本，也不能不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艺术创作，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文学作品、社会上乃至民间存在浓厚迷信色彩的背景下，在反对封建迷信成为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的情况下，作为担负着净化人们思想，清洁意识形态任务的文学艺术作品，难道不应该把反对封建迷信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吗？莫非还要借助于鬼魂的形象来进行反对压迫的斗争吗？在人民已经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亟待建立的情况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还要通过鬼魂的形象来表现反抗斗争呢？这对于清除封建迷信，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昆曲《李慧娘》的上演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发表，实际上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能不能上演鬼戏？鬼戏的上演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引发了一系列的争鸣与讨论。社会主义文艺也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与进步的。

　　（3）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定性与批判拉开了文艺领域大批判的帷幕。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不怕鬼，还主张要进行打鬼，但是这个时候在戏剧舞台上却出现了鬼戏，还出现了“有鬼无害论”的论调。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那么，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出现后，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① 毛泽东认为“有鬼无害论”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召集彭真等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有人谈到文艺方面的“有鬼无害论”时，毛泽东说：这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工人、农民中搞了“五反”、“四清”，群众觉悟了，它就没有基础了。[29]

　　从中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阶级斗争。这样就揭示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本质特征，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谈话，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对毛泽东关于“有鬼无害论”的谈话熟视无睹，漠然置之。不仅没有对以前他们宣传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过错做出自我批评，也没有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展开批判。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于是他就在会议上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对《人民日报》提出批评。他说：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现在，要到报社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下，也同新华社的同志讲一下。《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二十三日，吴冷西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30]

　　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出版的《工作情况简报》第125期上登载了吴冷西传达的内容，又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让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31]

　　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实在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对着吴冷西说，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

　　毛泽东这里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的文章，是《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该文认为这出戏改编得好，并批评那种把鬼戏一律看作迷信的观点。后来报社文艺部收到一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吴冷西在审看时认为由《人民日报》出头大张挞伐不妥，于是便把此文转给《文艺报》处理了。因此《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对发表的文章作出自我批评，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这是因为编辑部一直认为，不能说一切鬼戏都是坏的，禁止一切鬼戏也是不对的。[32]

　　毛泽东在这次批评中还说，《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表明了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希望。尽管这样，这次批评比起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问题来，还是要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学术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抓不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则是一个立场问题。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毛泽东也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作出了批评的情况下，《人民日报》负责人却仍然无动于衷，这就不能以“当时对此领会不深”来为自己解脱了。[3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出现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这就为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定了性，指明了批判的方向。而《人民日报》却对毛泽东关于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定性置之不理，既不对过去宣传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开展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人民日报》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这个批评表面上是针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实际上却是批评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的。

　　② 打响反击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第一枪——《“有鬼无害”论》的发表。

　　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出笼后，第一篇反击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有份量的文章，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至七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有鬼无害”论》。那么，这篇文章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江青在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组织人写成的。那么江青为什么会组织这样一篇反击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呢？

　　文革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我的认识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34]

　　从江青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在调查研究之后才发现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文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因而江青就要对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学艺术进行斗争。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江青当时却难以在北京争取到批评的权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时就曾经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但陆定一、周扬等人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江青语）、不予理睬。这就是她一九六七年七月在《为人民立新功》那番讲话里说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35]

　　后来，林默涵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她（江青——引者注）想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他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36]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江青才以“女客人”的身份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来组织这篇文章的写作。

　　由于《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不是一般人写的，而是出自于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之手。不论从学识、名气、地位还是这篇文章的影响上来看，能够写出对《有鬼无害论》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来确实并非易事。当时大概是张春桥正忙于搞“大写十三年”的缘故吧，柯庆施便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任务交给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柯庆施对这篇批判文章是非常重视的，因而在俞铭璜写出草稿后，他又叫张春桥精心修改，待满意后才送交报社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37]

　　这篇文章长达一万三千字，题目定为《“有鬼无害”论》，于五月六日、七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使用索隐的手法，说《李慧娘》剧是影射攻击共产党，李慧娘变成鬼魂也要向共产党复仇。[38]

　　这是一篇从正面直接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孟超改编《李慧娘》，“并没有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相反的，却发展了糟粕。”同时，将《有鬼无害论》归结为：提出了一番“‘有鬼无害且有益’的奇谈怪论”。

　　文章批评廖沫沙“忽略了鬼魂迷信的阶级本质，因而也忽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所以，他能够很轻松地认为‘有鬼无害而且有益’了。”“一般的有鬼论，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它的迷妄；而现在，把这种空虚、软弱的思想，用‘反抗’‘斗争’等的字眼加以涂饰，就不大容易为人辩明。”它还将廖沫沙的文章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在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的条件下，“我们就应当注意帮助人们破除迷信，至少也不要去拨动封建迷信的余烬，使其复燃。”

　　梁文说，对待“鬼戏”，“并不是‘没有办法可想’。有些鬼戏我们可以干脆不演；有些鬼戏可以把鬼去掉，例如《十五贯》，本来有鬼的，现在无鬼了，而且也更好看了。”文章还说：生活在当前国内外火热的斗争中，却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39]

　　这篇文章虽然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在行文上还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提出了对于历史上鬼戏的处理办法。文章指出当时在封建迷信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宣扬和演出鬼戏不仅会助长封建迷信，而且从阶级属性上来说，宣扬鬼魂的戏曲艺术属于封建文化的范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鬼戏的上演就是封建文化的复燃，这就必然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并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确立，并进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作用。因而文章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

　　③ 从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信号。在这篇文章发表两个月后的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中又指出：“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艺、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40]

　　这个报告转发全党，是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表现，是在《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拉开了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序幕后，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步骤。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入到了实际操作阶段。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出现后，毛泽东认为这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当江青提出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进行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主管部门若干领导人的冷遇，无奈之下，她只好到了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才组织了这篇批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拉开了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序幕。以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为标志，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迅速开展起来了。

　　（4）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上进行的批判和反批判斗争。

　　前文我们阐述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出台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判断，也介绍了江青是在排除了阻力和障碍以后，才拉开了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序幕。上海《文汇报》在发表《“有鬼无害”论》以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若干领导人逐步转变态度，报刊杂志上也出现了一系列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但是这种批判却遭到了不少人的抵制。这样就在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上，出现了批判和反批判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① 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若干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找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提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时候，他们不予理睬。但是当毛泽东对“有鬼无害论”发表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以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然，康生的态度问题尚属偶然。

　　1）康生态度的变化。

　　这里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康生的态度问题。本来，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曾经向毛泽东递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条子。[41]这表明康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上是敏感的。但是在对鬼戏《李慧娘》的问题上，在开始的时候康生却不是这样。

　　从文献资料中显示，康生一开始是支持孟超改编的剧本《李慧娘》的。应孟超的请求，他还对《李慧娘》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公演后他还向周恩来推荐过，对李慧娘这个人物形象作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后来康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让孟超的女儿陆沅转告孟超，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夕，他给孟超送了一个字条，请孟超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当听周扬说孟超写了检讨后，康生又说其实也不一定写检讨，还当面这样“宽慰”过孟超。

　　孟超在《光明日报》“东风”开设的《扫边剧谈》专栏发表了几篇文章，康生把他找了去，说他“谈”得太乱，扯得太远；再写下去，就跟过去上海那些黄色小报上的文章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孟超也就搁笔了。

　　其实，康生与孟超是有渊源的。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亲戚。康生早年从山东去上海时，还得到过孟超岳父赵孝愚的资助，孟超与夫人凌俊琪的结合还是经过康生、曹轶欧夫妇介绍的。他们一块在上海大学读过书，大革命失败后还在上海沪西区委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解放后，康生到北京工作，还对孟超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三女儿陆沅（孟博）关照过，后来两家常有来往。[42]

　　在康生态度发生变化的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更确凿的材料。一般来说是由于康生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将鬼戏《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他的认识才发生了变化的。这个时候他不仅对孟超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帮助，还对他的创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当然，从文献资料中我们也发现，康生并没有因为和孟超的关系，就对孟超思想上和创作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庇护，而是从党性原则出发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康生把《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作为典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既批孟超，又批廖沫沙，说他们是“用典型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康生在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会演临近结束时的讲话中，批评北京剧协“15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倒有了孟超的《李慧娘》这样坏透了的反动剧本。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反动阶级来复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社会主义，向共产党报仇！李慧娘这出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道理很简单，就是思想、立场，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他还问北京剧协的同志：“为什么会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你们要作出答复！各地凡是演过鬼戏的，都要进行彻底的检查！”[43]

　　由此我们看到，康生的批评是严厉的。《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问题的出现，是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将《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说“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反动阶级来”“向社会主义，向共产党报仇！”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批判了。

　　2）陆定一态度的变化。

　　陆定一是江青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所找的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之一，虽然当时他对江青提出的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不予理睬，但是当着毛泽东对“有鬼无害论”问题发表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陆定一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他的一次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开幕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对包括《李慧娘》在内的有鬼神内容的“鬼戏”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陆定一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把“鬼戏”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鬼戏”是阶级斗争在文化领域和戏剧工作中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再次发动的猖狂进攻。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斗争的社会。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文化领域中，反映到京剧工作中。”“最近，当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印度反动派在西南边境进行军事挑衅，在美帝国主义保护下的蒋介石匪帮叫喊‘反攻大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趁此机会大肆活动的时候，京剧舞台上又出现了许多鬼戏和坏戏。北京有了，别的城市也有了。城市里有了鬼戏，乡村里也有了。有了鬼戏，就助长封建迷信的抬头。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再次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当时，戏剧界里有些人，看不清这个形势，被所谓‘有鬼无害论’所蒙骗，现在应该得到教训，觉悟起来。”[44]

　　陆定一在讲话中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联系起来，认为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是政治、经济领域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这不仅助长了封建迷信的抬头，而且更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重要表现。因而他要戏剧界里的人引以为教训。

　　3）周扬态度的变化。

　　周扬是江青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所找的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之一，虽然当时他对江青提出的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不予理睬，但是当着毛泽东对“有鬼无害论”问题发表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周扬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本来，一九六三年八九月间，当《光明日报》刚开始戏曲和音乐舞蹈改革的讨论时，周扬对待鬼戏以及《李慧娘》的态度还比较宽松。八月二十九日，他在戏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反对演鬼戏，批评了“有鬼无害论”甚至“有鬼有益论”。但他认为关于鬼戏问题还可以展开讨论：“演几个鬼戏，是不是值得大加反对，大加谴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理由何在？反对演鬼戏有无必要？我赞成这个问题在报纸上公开争论一下，‘有鬼无害论’，——我说有害，你说无害，我们讨论一下。问题还牵涉到复杂的艺术上的问题。”讲到《李慧娘》的时候，他说：“《李慧娘》这个戏，不管剧作上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东西，对这个戏特别在鬼的问题上那样赞扬，是文艺界不很健康的现象。说明对鬼戏的不正常的兴趣。至少说明文艺界对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不关心的。有反对一下的必要。不要再演鬼戏了！赞成鬼戏的文章和反对鬼戏的文章都应该发表，《文汇报》收到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题目是《反对〈反对鬼戏〉》，这个题目很好，还可以再写一篇《反对〈反对反对鬼戏〉》，讲道理，摆事实，看谁的道理讲得透。”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所做的总结报告中，则对孟超和《李慧娘》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说：这一次又是鬼戏《李慧娘》（还有《红梅阁》）。新时代的作家要写鬼——新时代作家应当表现社会主义时代。《李慧娘》那样受到舆论界的称赞。《一朵鲜艳的红梅》，是《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这里面不光是鬼，有反社会主义情绪。孟超是共产党员，但戏里面反对社会主义。相当一些同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动摇。对李慧娘这个鬼，许多人兴奋得不得了。作家写历史题材都是有感而发，在今天有所感受，借历史发泄情绪，借古喻今。郭老写《屈原》，有的人写文天祥，都是这样。任何人写历史题材，都是从今天出发。《李慧娘》既然那样强调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的意义。（孟超说他是“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李慧娘不是追求恋爱而是强调政治上反贾似道的斗争，借此“以勉今人”。勉今人什么呢？叫今人这样追求恋爱自由也是错的，而它可是放在政治上的，就是要和今日的贾似道斗争。有什么可学习的嘛！当然可以写社会主义的缺点错误，但写这些东西是什么立场？是站在党的立场，还是站在党的上面，站在党之外，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好像是“为民请命”——党就是最代表人民利益的嘛！党开会，四清五反，就是代表人民利益。有的人站在党之上、党之外“为民请命”，好像党不爱人民，他最爱；党不了解人民，他最了解。并非不让作家批评缺点，也不是不叫作家以古喻今，问题是在如何喻法。[45]

　　从周扬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认识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他在讲话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作家写历史题材都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作家在今天有所感受，借历史发泄情绪，借古喻今。他还用郭沫若写《屈原》和有的人写文天祥的事例来说明，任何人写历史题材，都是从今天出发的。他进一步指出《李慧娘》就是在政治上写了和贾似道的斗争，这是要我们学习什么呢？当然，社会主义的缺点错误不是不可以写，但是要看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描写。因而他说《李慧娘》里面不光是鬼，还有反社会主义情绪，这表现出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动摇。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对现实的影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要展开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政治批判。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有鬼无害论”问题的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领导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当然，康生的转变还要早一些，在八届十中全会前他的认识就发生了变化。

　　② 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

　　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有鬼无害论”的谈话和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在报刊杂志上还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逐渐将这场批判推向了高潮。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八届十中全会后文化管理部门还是对鬼戏的演出采取了若干措施的。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和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相继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说：“近几年来‘鬼魂’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的‘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46]

　　文化管理部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转，特别是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报刊杂志上开展了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

　　李希凡发表在一九六三年第九期《戏剧报》的《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赵寻发表在一九六三年第四期《文艺报》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景孤血发表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的《鬼戏之害》。这些文章，主要还是从“鬼戏”宣传封建迷信这个角度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认为《李慧娘》宣传了封建迷信，而《有鬼无害论》则是为鬼戏进行了错误的辩护。李希凡的《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主要针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认为这篇文章把鬼戏的“合理存在”提到了新的理论的高度——“有鬼无害”，达到了为“鬼戏”辩护的最高峰，但实际上，“舞台上出现鬼对人民有害无利”，“不是‘有鬼无害’，而是有鬼有害”，因为历史上绝大部分的神鬼戏，“都是封建统治者宣扬封建迷信的工具，对人民的危害很深远。”不管什么“鬼戏”，舞台上应该一律停演。

　　从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底，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进行的批判，认为在戏剧舞台上演出“鬼戏”以及宣传“有鬼无害论”，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而且，在这一阶段的批判中，中央的党刊党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刊登或转载了批判文章，使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进一步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的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这篇文章对“有鬼无害论”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社论指出：“前一个时期，有人提倡在戏曲舞台上大演鬼戏，提倡牛鬼蛇神，还提出所谓‘有鬼无害论’，为传播封建迷信的鬼戏做辩护，这是十分有害的，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

　　从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在继续批判《有鬼无害论》的同时，批判的重点集中于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对《李慧娘》从写作背景、写作动机、主题思想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批判，并对其进行政治上的定性。

　　一篇是一九六四年第六期《文艺评论》发表的邓绍基写的《〈李慧娘〉——一株毒草》。这是一篇对《李慧娘》从政治上进行定性的批判文章。

　　这篇文章宣称：“不打算重复地批评这个剧本所散布的迷信思想”，而是要揭露它的实质。《李慧娘》的实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昆曲《李慧娘》中，孟超篡改了原著中李慧娘的故事和性格。在原著《红梅记》中，李慧娘只是一个忠诚于爱情，为爱情而牺牲，为爱情而敢于反抗的人物，而在昆曲《李慧娘》中孟超则“赋予她以政治头脑”，“要使这个厉鬼的反抗有政治意义”。

　　孟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文章认为，这是因为孟超具有同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在地位感到不满，感到“沉沦”，感到“受压抑”，所以他要写作这个剧本发泄这种不满，表示他的反抗，并且鼓励“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和充满仇恨的人，那些反对和敌视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人”起来反抗。这些人就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孟超在《李慧娘》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这些人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因此，“这个剧本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就是一株反动的毒草。”

　　文章还认为，从《李慧娘》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国内正在激烈进行的阶级斗争”反映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有一些人利用各种历史或传说的题材来进行肮脏的勾当，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另一篇是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登载的齐向群写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文章认为，这部戏剧从酝酿、到创作完稿、到舞台演出的几年，“正是国际上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反华大合唱之时，也正是国内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要完蛋了，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复仇的机会到了，因而从各条战线上向党发起了进攻。正在这个时候，《李慧娘》应运而生。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最近一次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这篇文章认为，《李慧娘》的错误是明显的：它不仅渲染了阴暗消极的情绪，以瓦解我们的斗志，而且提倡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鼓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它不仅表现了个人的反动观点，还要用以去“教育”今天的人们，号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去进行复仇斗争。“仅从这几点看来，《李慧娘》肯定地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齐向群的这篇文章，是被《人民日报》作为重头文章发表的。《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按语对这篇文章表示了肯定，认为它对昆曲《李慧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并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对昆曲《李慧娘》进行了明确的定性，认为“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齐向群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这个按语，实际上是为对《李慧娘》的批判做了一个概括和总结。[47]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以后，报刊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这些文章中既进行学术批判，也进行政治批判，而以政治批判所表现出来的色彩更为浓厚。这些批判的主要理由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说戏中出现了鬼魂形象，是“鬼戏”，宣扬封建迷信；二是说孟超在改编时，突出裴禹、李慧娘两个主要人物的反抗性和斗争性，是着意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48]

　　随着批判的深入发展，《有鬼无害论》和《李慧娘》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这样对文章和剧本的处理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廖沫沙遭到撤职处分（1964年11月被撤销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职务），孟超则被责令“停职反省”。[49]

　　③ 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批判的反批判斗争。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虽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领导人也开始领导这场批判，但是批判却遭到了重重抵制，不少人仍然对批判表示出不同意见。

　　文化管理部门虽然停演了鬼戏，但是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之前，在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上的态度是消极的。这种消极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当江青提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时候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反映淡漠，没有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还反映在《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中《有鬼无害论》文章的署名上。

　　原先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里列入了《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只署上了的笔名“繁星”，而没有写上的真名。这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当她看到这个报告的原稿时，说道：“你们知道‘繁星’是谁吗？他就是廖沫沙。为什么不把他的真姓名写上？”[50]这与后来他们在为《二月提纲》准备材料时，为了整关锋，运用考据学的方法考证出“何明”就是关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1]

　　当然，后来随着毛泽东发表关于“有鬼无害论”问题的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他们的态度才逐渐转变过来，领导起这场批判运动。

　　随着批判的深入开展，仍有不少戏剧界、学术界人士表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各个剧种的演员，对于这样的批判，把所有“鬼戏”一律禁演的做法，心里是不服的。许多人认为，鬼戏中有糟粕，也有精华。那些宣扬迷信、淫荡、荒诞、恐怖的“鬼戏”极端有害，但是好的“鬼戏”则是有积极的意义。不能认为“鬼戏”都无教育意义，有些“鬼戏”，曾经激起人们反抗压迫者的情绪，得以长久流传。一律抹杀“鬼戏”，不是艺术批判。有的文章说，“鬼戏”像其他文学遗产一样，也是“糖蜜和毒素往往紧紧地混合在一起”。“鬼戏”的好坏要看具体内容，而不应该把所有的鬼都要“拉下舞台”。邵力子、宗白华等一些知名人士，都曾向《光明日报》记者表示，赞成演出“鬼戏”。

　　邵力子看过《光明日报》讨论戏改的文章后对记者说：“我是赞成演鬼戏的，我就是同意‘有鬼无害论’。”问他为什么，邵力子说：“群众的觉悟可以提高嘛，不能过低估计人民的觉悟，演鬼戏怕什么！方针是正确的，就是做起来不要一阵风，一阵风后又要往回扭，这样不好。”

　　宗白华说，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鬼戏中确实有极为精彩的东西；《李慧娘》一剧中鬼魂的形象是优美的。《戏剧报》上曾经登载过绍剧《男吊》《女吊》的彩色剧照，画面十分动人。有一次，在无线电中收听《窦娥冤》，听到窦娥的鬼魂向窦天章诉说冤死的缘由，那几句梆子唱得活像冤死的女鬼，最后声音由强到弱，表明鬼魂渐渐远去，真是好极了！

　　从《光明日报》收到的戏改讨论来稿中，有些肯定《李慧娘》的积极意义，针对梁璧辉的文章和当前对鬼戏的批判提出不同看法。一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文稿，认为对鬼戏应当作为艺术遗产批判地继承，并说昆曲《李慧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不应该否定。他认为《李慧娘》的“改编保留了《红梅记》的精华，以李慧娘的遭遇为中心线索”，“突出了李慧娘的正义感，这就整个地提高了全剧的思想性。”

　　对于批判鬼戏，震动最大的剧种是川剧。四川省及成都市各专业表演团体的领导干部讨论中共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时，有人说：“川剧的鬼狐戏是很多的，如果《李慧娘》都不能演出，今后川剧的路子就越来越窄了。在讨论中，许多人认为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地提出鬼狐戏不能上演。“鬼戏有两种：一种是反动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宣传封建迷信、因果报应思想的，这种鬼戏不能演。另一种是富有人民性的、人格化了的，他对封建社会给予无情的嘲笑、讥讽、抨击，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意愿，这种鬼戏可以演。四川省文化局和省剧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必须停演鬼戏（包括迷信戏）清单，其中必须停演的剧目有三十五个（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停演或已淘汰的剧目还不包括在内），必须修改并须经省审查批准才能上演的十一个。

　　在天津召开的河北省讨论剧目的会议上，讨论可不可以演出鬼戏的发言也很热烈。虽然有人认为任何鬼戏“都给观众灌输了迷信”，都“不应继续上演”。但是多数人主张对鬼戏应加分析，区别对待。有人认为“批判‘有鬼无害论’，不等于‘有鬼必有害’，因为鬼神都是人创造的形象，有好有坏。”[52]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若干批判材料中可以看到，鬼戏在戏曲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小的，当时许多人对鬼戏是迷恋的，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对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存在着抗衡态度。他们以对鬼戏应加以分析为由，来对抗鬼戏禁演的决定。这样就使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这就从反面表明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必要性，建立社会主义戏剧舞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有鬼无害论”问题的谈话，上海《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后，原先对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持消极态度的主管意识形态的若干领导人态度发生了变化，逐渐转移到批判的行列，开始领导起这场批判运动。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这种批判虽然声势浩大，但是仍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不少人对这场批判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这就说明在反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问题上，在建立社会主义戏剧舞台上的斗争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5）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将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视为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从学术批判又发展到政治批判，这是为什么呢？

　　本来，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就提出了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随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又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教条，勇于创新，敢想、敢说、敢做。尽管这样，在社会主义的戏曲舞台上，却仍然出现了鬼戏，而且还出现了为鬼戏进行辩护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竟然还在为演出鬼戏擂鼓助威，当江青向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要求时，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这反映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

　　应该说，旧的传统戏中确实有一些思想内容好的戏。优秀的旧戏，包涵着民主性的精华，经过适当的加工和修改，仍然可以起到陶冶性情，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这就要根据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需求，进行必要的筛选和处理。比如有的旧戏可以不演，有的可以给予改造（比如《十五贯》）。演出这些戏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要使其在戏曲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罢了。

　　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也讲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的话。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若干领导人却消极对待，甚至还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起了对台戏。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不能不招致他严厉的批评。虽然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若干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但是这到底是他们思想上的转变，还是组织上的因素在起作用呢？不能不令人深思。

　　在社会主义戏曲舞台上，到底应该上演什么样的戏呢？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人民掌握政权，业已当家作主的时代，这个时候的戏曲作品就要反映这个时代特征，展现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历程。从社会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工农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角。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文艺就是要反映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历程，创作出反映他们生产和生活的文艺作品来。戏曲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戏曲舞台上却不是这样，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孤魂野鬼占据支配地位。这就要进行戏曲改革，让反映时代主人翁——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作品占领戏曲舞台。

　　在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封建迷信还在当时社会上严重地存在着，还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根深蒂固的位置。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斗争中，迫切要求消灭封建迷信，可是在戏曲舞台上却又上演了鬼戏，还出现了为“有鬼无害论”进行辩护的行为。这是与改天换地，移风易俗，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鬼戏或含有鬼魂内容的旧戏，在今天的社会里本来就不合时宜，却还有那么多的人为其叫好喝彩，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鬼戏和鬼魂内容的旧戏，本来是因为现实冤愁无处倾诉，不得不通过鬼魂的方式来报仇伸冤。这是对现实不平和政治黑暗的控诉。不管的动机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人民业已当家作主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的戏曲舞台上，上演这样的戏曲究竟要告诉观众什么呢？从周扬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写历史从来就是影射现实的。不论是郭沫若写的剧本《屈原》还是有人写的文天祥，都是这样。从这里看，的意图难道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又分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到底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呢，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无可讳言，这是属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既然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属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立背道而驰的。这样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出现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泛滥，这就必然会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因而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控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而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意识形态又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属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不仅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反而会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了。

　　在社会主义戏曲舞台上，究竟是应该上演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戏曲，还有宣扬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戏曲，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戏曲作品对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构建，并进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会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正是从这种角度上来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会跃出学术批判的范围，发展为激烈的政治批判了

　　由此我们看到，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与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戏曲舞台的问题。这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胜负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因而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这样的批判斗争是必要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才把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与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将这个问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认为“有鬼无害论”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由此可以看到，鬼戏和“有鬼无害论”不仅仅是宣传封建迷信，而且还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样对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就不能局限于学术批判，而是要发展到政治批判了。

　　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集中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也就是知识分子到底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种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分歧。那么，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呢？当时又经过了怎样的斗争呢？这种斗争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斗争的渊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这个时候才发生的。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的时候，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就存在着分歧。

　　这种分歧表现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在刘少奇主持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作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周恩来传第三卷， [53]

　　而毛泽东则认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就要深入社会实践，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加强思想改造工作。[54]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和判断虽然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获得通过，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因而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与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等人的谈话和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重申了这个观点。[55]但是事与愿违，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进行纠“左”，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克服困难的方法，先后制定了《农村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使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政策也在进行着调整。一九六一年制定和试行科学、教育条例，起草文艺条例，逐步纠正了知识分子工作的错误，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工业七十条》虽然重申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却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艺界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当时颁布的科学、教育等条例也没有涉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有不少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毛泽东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就提出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掉帽子。这一工作随后开始分批进行，到一九六二年大部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都摘掉了帽子。

　　一九六二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以及科学教育文艺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56]

　　这样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摘掉了帽子，于是党内中央领导层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分歧又凸显了出来，甚至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情况如何呢？

　　①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陶铸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作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后来，在毛泽东作出了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断以后，周恩来等人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当六十年代初对科教、文化及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他们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观点才又一次显露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首先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还不是中央领导人，而是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担任第一书记的陶铸。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广东省委邀请本省的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举行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代表省委对几年来错斗错批了许多知识分子认错道歉，并且明确建议今后一般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十月，陶铸又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身份，在广东主持召开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再次建议在中南地区今后一般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但是，用陶铸自己的话说，他的讲话只是“地方粮票”。进一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广州会议上。[57]

　　那么，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又是如何进行认定的呢？

　　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在广州举行两个会议。一个是聂荣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代表们集中到广州后，聂荣臻找一些科学家谈心，发现他们的顾虑仍很大。有的人问聂荣臻：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由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另一个是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筹组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是周恩来亲自指导召开的。当时，周恩来工作很忙，正在主持起草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本来不打算去广州，请陈毅去给这两个会议的代表讲话，但是，广州会议上传来的知识分子要求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强烈呼声，使他下决心亲自去一次，解决这个问题。[58]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起飞抵广州。他看望了会议代表，听取了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三月一日，周恩来约集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明确地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59]

　　这个结论并非周恩来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他在征求了与会同志的意见以后才作出的。对此，龚育之后来回忆道：“周恩来要到会的一个个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聂荣臻表示赞成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张劲夫等科学方面的负责人都表示赞成。周恩来还特别问了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于说了一番，也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郑重地说：大家都赞成，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大家一起负责啊！”[60]

　　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同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这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61]

　　这个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相比，着重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周恩来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地和本国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知识界取得的根本转变和进步。

　　为了进一论证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在讲话中还引用了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期骗人民”出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周恩来认为列宁把知识分子包括在“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内，“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报告中，周恩来批评了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是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周恩来因为工作实在太忙，无法等到会议结束，就赶回北京。三月五日和三月六日，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接着，他动情地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62]

　　他在讲话中还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陈毅的讲话，引发了与会人员的共鸣，他们热情呼应陈毅的讲话，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63]

　　广州会议上的强烈反响，进一步坚定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他在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三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报告中强调：“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处理，更是错误的。”周恩来这个报告，从根本上恢复并发展了他在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所作的估计。[64]

　　后来，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争论和斗争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他是同意周恩来和陈毅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观点的。[65]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陶铸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这实际上是与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作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一脉相承的。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遭到了批评就销声匿迹，而是仍然存在，在新的形势下又冒了出来。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② 毛泽东、陆定一、柯庆施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陈毅又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后，在党内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表现在毛泽东、陆定一、柯庆施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这个问题，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是这样记述的：“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66]

　　从这里可以看到，党中央内部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毛泽东对周恩来、陈毅的讲话是有不同意见的。后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更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67]

　　那么，党中央内部还有什么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讲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除去毛泽东以外，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此，龚育之曾经回忆道：“这里讲党中央有人明确反对，指的就是陆定一。

　　后来，陆定一在中宣部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叫《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经部长办公室会议讨论，要童大林负责，我和几个人参加。陆定一亲自写好了提纲的第一大段。又讲了许多意见，要我们往下写。陆定一那时把文化革命定义为，一是革文化落后的命，一是革资产阶级思想之命。对知识分子，他还是强调以世界观为标准，划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同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一类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左派，一类是既不坚决拥护也不坚决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中间派。党要团结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一直团结到中右。陆定一估计：现在知识分子总数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

　　这个文件起草出初稿，大概非正式地送给一些领导人看了。听说，彭真提了一个意见，说：你讲的那个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拥护党和社会主义，那可不可以说就是无产阶级或者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这样一算，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占到了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多了。

　　按这个意见，又改了一稿。但是，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大概是觉得不成熟，这个提纲就胎死腹中了。”[68]

　　其实，就是中宣部内部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上也是存在矛盾和分歧的。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经周恩来、陈毅、陶铸、聂荣臻共同决策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同意的结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引者注），这样一个在中宣部内也有许多领导干部表示同意的结论（例如周扬，他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的理论批评座谈会上说：俞平伯算什么？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很值得研究，因为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符合实际，还是相反？是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有利，还是相反？陶铸同志没讲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还说我们同知识分子是患难相交，人们都很感动），陆定一却表示不接受。他仍然囿于知识分子以世界观来划分阶级的多年说法，强调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主革命时期，党同全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为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化出去，党保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

　　可能是由于这些分歧吧，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讲到知识分子，却是光头，既没有戴资产阶级之帽，也没有加劳动人民之冕。”[69]

　　从龚育之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陆定一不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还组织起草了一个关于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作为进行文化革命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宣传指导方针。不论是从政治上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还是从世界观上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显然是在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从陆定一起草的这个文件最后不了了之来看，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严重的，文件阐述的观点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虽然陆定一组织起草的这个文件最后没有能够贯彻执行，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也许就是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重要背景之一吧。当然，后来他的态度变化另当别论。

　　八届十中全会后，陆定一继续坚持自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对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和“脱帽加冕”进一步提出批评。

　　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十月二十二日陆定一发表讲话，摆开了这场争论。他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按：教育部一九六○年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70]

　　从中看到，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认为应该按世界观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反对将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反对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作法。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不仅在中央，就是在地方领导人中也有人持相似的看法。比如，柯庆施就是一个代表。他没有在上海传达广州会议上陈毅发表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71]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针对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发表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讲话和陈毅关于“脱帽加冕”的作法，党内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这种不同意见鲜明地表现在毛泽东、陆定一和柯庆施的言行中，是与一九五六年后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和判断相一致的。

　　③ 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直接争论。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党中央内部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这两种不同的认识不仅在党内存在，而且还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进行了多次讨论，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插话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八月十三日，当有的同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不能说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九月十一日陈毅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邓小平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泽东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72]

　　从中看到，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党内不仅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而且还进行了讨论和争论。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插话中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对周恩来和陈毅讲话的不同意见，并对陈毅进行了批评。

　　当时还有人说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上当”。就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一些人还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没有阶级观点”。[73]

　　针对这种批评，周恩来进行了申辩。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央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上，特别是中南组，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讨论中分歧很大。十一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听后进行了反驳，他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邓小平完全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邓小平还说：“上次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74]

　　当时周恩来感到十分忧虑。林默涵回忆说：“看得出来，这个时期周恩来的心情很不愉快。”[75]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对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周恩来还对这种批评进行了反驳和抗争，这说明当时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争论是激烈的。当然这也是党内存在着浓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风气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一种是以毛泽东、陆定一、柯庆施等领导人为代表，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从世界观上来说，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种是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陶铸等领导人为代表，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因而要对他们进行“脱帽加冕”，把他们当成自己的阶级成员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党内同时存在，讨论中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观点最终还是在党内获得通过，成为以后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指导方针。

　　（3）、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争论的历史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知识分子从世界观上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种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那么，这两种不同认识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前，知识分子是附着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上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原先附着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他们也就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呢？

　　毛泽东却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并没有随之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灵魂还是资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76]这是因为虽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他们还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站在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是运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不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实践，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由此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还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是否还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上的分歧造成的。主张知识分子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观点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而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从阶级属性上来说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知识分子具有无产阶级属性的观点则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由此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认识的不同，是因为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以及世界观在阶级属性确定上认识的分歧造成的。

　　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也是一个人是否会成为无产阶级队伍成员的必要条件。没有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仍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指导思想和行动，是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定战士的。一有风吹草动，稍受挫折，就有可能动摇，离开乃至于背叛革命。因而是否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成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主要标准。

　　另一种观点则淡化了世界观在确定阶级属性方面的作用，他们不是用世界观，而是把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来作为确立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他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知识分子都是处于革命阵营内，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这就把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当成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从而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走入了误区。

　　这样看来，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是由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还是否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及世界观是否具有阶级属性。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出现的不同，终究还是因为是否以世界观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如果知识分子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么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仍然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那么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不同是由于是否以世界观作为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造成的。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世界观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还是根源于一九五六年后毛泽东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变化。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77]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不同，说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造成的。这种阶级划分标准上的重大变化，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大创新。

　　由此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不同，是由于他们在知识分子世界观问题上的认识以及世界观在阶级属性确立中的作用的分歧，说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认识分歧造成的。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这不过是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认识分歧的具体表现而已。

　　既然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所致，那么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直接关系到对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这个主要矛盾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标准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判定，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不同认识。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周恩来要求他对这个问题表明态度时没有说话，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认识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极为严重的。虽然在毛泽东的说服和耐心工作下，持这种认识的某些同志后来有所变化，毛泽东的主张也被全党接受，上升为党的方针政策，但是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4、围绕“大写十三年”进行的争论和斗争。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了执行这一基本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上海文艺创作要“大写十三年”的号召。这一号召提出后，不仅在上海市委内部及文艺界遭到冷遇，中央宣传、文化领导部门也予以反对和阻挠，这样围绕“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这个号召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当时斗争的情况如何呢？这种争论和斗争又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文艺领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从这一现实出发，就要进行文艺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文学艺术而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就开始着手解决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的问题，这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一次谈话中。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他说：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些坏戏也要去看。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旧的剧团多了一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78]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是从反修防修的角度来谈到这个问题的。他对当时中国舞台上演出的戏剧作了一个分析，指出两头小，中间大，好戏坏戏都少，中间的占大多部分。他批评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的趋势，反映现代生活的戏剧不多。当然也不是搞清一色，而是要使反应我们现代生活的戏剧在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担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参加了这次谈话。为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革新的重要指示，推动华东地区及上海市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他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

　　这个号召是柯庆施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最先提出来的。一月六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柯庆施的这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为了引起文艺工和文化管理部门领导人的注意，将文艺创作的方向尽快转到主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轨道上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79]

　　柯庆施的讲话为上海市的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他提出要“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对当时文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状况进行分析后做出的决定。这在此后他的一次讲话中表露了出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华东地区话剧团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在江青的指导下举行的。在这次观摩演出中，柯庆施提出“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80]

　　他进一步说：“在我们戏剧界，有些人虽然口头上也赞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去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他们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指责和非议社会主义的戏剧，企图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剧不能迅速发展。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这种情况却熟视无睹，对于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痛心、不干涉、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封建道德有人民性’等等；相反地，对于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戏，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而是冷漠无情。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这种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戏剧、文艺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斗争。只要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文艺战线上的这个斗争总是要存在着，总是要坚持下去、要斗争到底的。”[81]

　　从柯庆施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将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学艺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认为当时的戏剧工作是和经济基础很不适应的。他批评了有些共产党人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执行上阳奉阴违，对社会主义文艺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艺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因而致使十五年来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创造上成绩寥寥，在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这反映了文艺到底是为那一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实质上反映出文艺领域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大写十三年”的号召是柯庆施在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基本路线和毛泽东关于文艺革命指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根据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识到了当时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矛盾运动。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文艺又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途径之一。这就要将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向转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三年的社会实践上来，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柯庆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主动地、自觉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的。

　　（2）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遇到了重重阻力。

　　一九六三年一月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以后，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仅中央宣传、文化部门不少领导人对此持反对态度，就连上海市委及文艺界内部也有人持抗衡态度。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① 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反对“大写十三年”的号召。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传到了北京，引起了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的不满，他们对此持反对态度。这在随后不久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写十三年”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82]

　　本来与会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没有准备在会议上发言，但是当他看到“大写十三年”的号召遭到了围攻以后，才临时要求发言的。[83]

　　这个时候，他和出席会议的姚文元一起，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就“大写十三年”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周、林、邵对“大写十三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个口号有很大片面性，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反驳中根据会议讨论情况，系统阐述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宣扬“题材决定论”，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只能反映十三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活。[84]

　　面对双方发生的激烈争论，周扬让林默涵作会议总结。看来林默涵对这种争论比较敏感，因而在会议总结中还算慎重，没有对“大写十三年”继续进行攻击，“搞了一点调和”，希望借此化解矛盾，使争论缓和下来。他说，提出写十三年就是写社会主义时期，这没有错误，也应该写，但是不能说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能反映么？那就太狭窄了。按照柯庆施、张春桥的逻辑，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作品，连《白毛女》也不算，那么国际歌、毛主席的诗词算是什么呢？[85]

　　由此我们看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以后，非但没有得到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的支持，反而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遭到了他们的围攻。面对批评和指责，张春桥和姚文元奋力反驳，坚决维护“大写十三年”的号召，系统阐述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双方之间的争论和斗争最后以林默涵在会议总结中进行的“调和”而暂时缓和下来。

　　② 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及文艺界对“大写十三年”的号召持抗衡态度。

　　在上海市委担任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后，当时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他（指柯庆施——引者注）甚至武断地认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柯庆施讲话中这个事关重大的命题没有经过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它把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是不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这个讲话一出笼就引起了各级领导和文学艺术界的强烈反感。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也感到奇怪和不以为然。我想，光允许写解放后十三年，那么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能不能写呢？不要写古人、死人，那么民族英雄、革命烈士能不能写呢？虽然我有这些看法，但也仅认为这可能是喜欢标新立异的柯庆施又要放什么‘卫星’吧，并没有体会出这后面还有什么名堂。”[86]

　　从陈丕显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对柯庆施的主张表现淡漠，不以为然。柯庆施提倡“大写十三年”，是因为当时以十三年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比较少，这是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

　　至于以十三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并非是柯庆施的主观武断，而是因为只有反映十三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才能更易于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当然这并非说不能写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古代民族英雄的题材，但就是这种题材从性质上来说能与反映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学艺术完全等同吗？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有联系，但是其性质毕竟不同一样，新民主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柯庆施这样说，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陈丕显对“大写十三年”的态度，还表现在他听到北京文艺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遭受围攻后的反映上。

　　张春桥从北京参加文艺工作会议回到上海之后，向陈丕显汇报了会议期间遭受围攻的情况，谈到了他和姚文元同宣传、文化部门领导同志争论的情景，说他们如何临场发言，为“大写十三年”归纲出十大好处等等。陈丕显本来就对“大写十三年”不以为然，听了张春桥的汇报以后，非但没有表示支持，还冷淡地说道：“我们上海的同志去北京开会应当谦虚谨慎，应当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张春桥看到陈丕显是这种态度，只好离去。[87]

　　我们看到，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以后，在上海市委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张春桥积极支持柯庆施的号召，还为此与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进行了争论，而陈丕显则默守陈规，不以为然，甚至还对此冷嘲热讽。文学艺术界也对此表示“反感”。这表明柯庆施在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后，上海市委内部某些人和文艺界对此表现出了抗衡的态度。

　　（3）在“大写十三年”问题上发生争论和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毛泽东关于文艺批示的指导下，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这不仅遭到了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的反对，在文艺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就是上海市委和文艺界也对此持冷淡和抗衡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大写十三年”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当时文艺创作的状况以及是不是将“大写十三年”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向；是不是只有写建国后十三年生活的作品才属于社会主义文艺。

　　从当时双方争论的情况来看，他们之间的分歧还不是写不写“十三年”的问题，而是文艺创作的方向要不要以“写十三年”为主的问题。这是他们分歧的焦点。毋庸讳言，当时确实创作出了一些反映建国后生活的文艺作品，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背景下，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难道不应该以建国后十三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为背景，创作出歌颂和鼓舞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吗？

　　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以当时文学艺术的实际水平和发展状况是远远难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的。不少文艺工没有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古代、近代乃至于外国的文艺作品予以批判地改造，而是生吞活剥地加以吸收或引进，戏曲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如同凤毛麟角，极为少见。在这种情况下，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就要提倡“大写十三年”，将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向转移到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轨道上来。通过反映建国后十三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来讴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公——工农兵，赞颂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重整山河的壮举，将社会主义道德伦理播种在人们的心田，塑造出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由于当时文艺创作不能满足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意识形态又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扭转文艺创作的方向，将文艺创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轨道上来，柯庆施才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却遭到了中央宣传、文艺部门领导人的围攻和反对，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

　　作为中央宣传、文艺部门的领导人，他们不会不了解当时全国文艺的创作状况。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当时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难以满足这种发展和要求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中央宣传、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就应该主动采取措施，使广大文艺工将创作的方向和重点转移到建国后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生活中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号召以后，还要进行反对和围攻，这就不禁使我们发问：他们的党性和马列主义的素养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攻击“大写十三年”号召的另一个“靶子”就是，只有写建国后十三年生活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不论是林默涵还是陈丕显都不约而同地发问，建国前创作的文艺是不是呢？这个时期的毛主席诗词又该如何界定呢？

　　建国前创作的文艺是新民主主义文艺，尽管后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与此有着继承关系，但是从性质上来讲能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吗？毛主席诗词（指建国前创作的诗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宏伟史诗，即使其中有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和憧憬，但是从时代特征上来说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纪录，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映。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严格说来，只有写建国后十三年生活的作品才属于社会主义文艺，这个论断并没有错。文学艺术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基础的。同样，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学艺术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从性质上说，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与中国古代、近代及外国的文学艺术存在根本区别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近代及外国的文学艺术是对产生这些文学艺术的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因而从根本上说是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只有反映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文艺作品，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才属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范畴。至于对中国古代、近代和外国的文学艺术，就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予以根本的改造和革新，通过批判地吸收，使其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原料和工具。就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也是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柯庆施、张春桥提出只有写建国后十三年生活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文艺又有什么值得厚非的呢？至于只能是反映建国后生活的戏才能参加华东戏剧汇演[88]，这不过是鉴于当时戏剧舞台上存在的严重状况，从提倡“大写十三年”的要求出发，引导戏剧工将戏剧创作的重点转向建国后十三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已。况且经过改造的优秀传统剧和历史剧并非不能上演，不过是要从数量上予以控制罢了。这也成为他们攻击和嘲笑的对象，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文艺形式、表现的方法和技巧上，并没有阶级性的内涵，不同的阶级在适度改造后都可以用它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服务。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当时社会主义文艺的现状、文艺创作的方向及对社会主义文艺范畴认识的分歧上。这种分歧实质上还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这种分歧和不同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并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面临着重重的阻力，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

　　5、围绕京剧革命进行的斗争。

　　毛泽东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针，为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当时确实出现了一批反映工农兵群众斗争生活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文艺作品，武装了广大工农兵的思想，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激发起他们藐视困难一往无前的斗志豪情，成为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动力。

　　建国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文艺领域先后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问题的批判运动。虽然这些批判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建立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文艺的建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作为文艺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剧本来是以反映过去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内容，这显然难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因而如何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为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就成为戏剧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集剧种精华被誉为国粹的京剧自然也就成为戏剧革命的重点，京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其实，早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京剧革命的问题，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京剧革命谈起。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京剧革命。

　　一九四四年初，毛泽东看了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一月九日夜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转交编导者。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你们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然成风，推向全国去！”[89]

　　毛泽东在信中说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是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郭沫若通过这些历史剧的撰写，借古讽今，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敌后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人们坚定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在看了京剧《逼上梁山》以后，对于戏的编导能够坚持唯物史观，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搬上京剧舞台，一扫过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的现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表示由衷的高兴，勉励他们要像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那样，将京剧领域的革命搞下去，并推向全国。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就提出了京剧革命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方针，从建立无产阶级文艺的要求出发，对京剧从题材到内容都要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虽然毛泽东在信中主要针对的是《逼上梁山》这样的历史题材，但是他实际上却是提出了京剧要进行革命，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为革命斗争服务的问题。

　　（2）中国戏剧舞台上存在的严峻状况。

　　毛泽东看了京剧《逼上梁山》以后在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虽然指出了戏剧革命的方向，但是此后在戏剧革命方面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生活的戏剧还是很少，用唯物史观改编的优秀历史剧也不多，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仍然占据着戏剧舞台。

　　当时中国文艺舞台上存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从江青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反映出来。那么，江青又是如何才了解到文艺界存在的严重情况的呢？

　　作为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在文教方面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她订着若干刊物报纸，在阅览的时候将她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考。已经是多年如此了。

　　有几年江青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建议她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她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她发现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的工农兵的形象。这引起了她的注意，并由此展开了深层次的思考。[90]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江青是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着力于进行京剧革命的。当时为了了解文艺舞台上的真实情景，掌握一手的材料，在北京调研期间，她在事先不向北京市的领导机关打招呼，也不通知剧院的有关人员的情况下，常常突然出现在某一剧场里。有时她还戴个大口罩、黑眼镜，捂着脖子，自己亲自买票，独自坐在剧场后排看戏。[91]

　　江青不仅在北京调研，还到其它地方进行调研活动。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在春寒料峭之中，江青从北京来到上海。这次来上海却和以往不同，她一改往常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出看戏。为了掌握真实的材料，便于进行调查研究，当时她仍然是戴着大口罩，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不惊动剧组和文艺主管部门，悄悄地深入到剧场去看戏。[92]

　　江青当时对文艺舞台进行调研后，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谈到了文艺舞台上存在的严重状况。她说：“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二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93]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戏剧舞台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当然这些问题并非是江青自己臆想的，而是她在对中国戏剧舞台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以后，才得出的结论。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她调研的结果。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文艺舞台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作为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却对此熟视无睹，反而是由在养病期间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的江青才尖锐地提出来了呢？这到底是他们官僚主义的作风作怪，还是由于他们立场和认识的原因呢？

　　江青进行的调研活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调研反映出的问题表明文艺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当她将戏剧舞台的调研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

　　（3）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逐渐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以后，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戏剧却没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让工农兵成为戏剧舞台的主角，反而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舞台，这就不仅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因而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就开始抓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革命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关注着文艺的发展动态，发现了好的文章以后及时推荐给别的同志阅读。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十二期刊载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肖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鲍狄埃和狄盖特的。在这一期上还刊载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两篇文章。

　　毛泽东阅后，觉得文章写得不错，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批示：“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94]

　　江青这个时候作为“流动的哨兵”，正在搞京剧革命，她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发现了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后，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为毛泽东进行文艺决策时提供参考。毛泽东发现了文艺方面的文章以后也推荐给她阅读，使她能够及时了解文艺动态，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进行的谈话和讲话中对旧戏提出了批评，指出应该上演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代戏，为戏剧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就批评说现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他主张东风要占优势，当然搞清一色也不行。[95]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出不仅要在政治领域，也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文学艺术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旧的戏剧要推陈出新。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指“前十条”—引者注），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96]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后，文化部并没有闻风而动，《戏剧报》也亦然是我行我素，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于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97]

　　这个批评是严厉的。毛泽东过去多次提出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使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可是文化部领导人却无动于衷，乃至于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外国经典的作品仍然统治着文艺舞台。在反复劝说没有悔改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警告，说再不改变的话，就把他们称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当时在文艺领域特别是戏剧舞台上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觉，他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而且还从实践上指出了文艺领域特别是戏剧舞台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对文化主管部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希望他们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文艺革命，让工农兵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这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

　　（4）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重要表现。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戏剧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这种严峻的状况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进行戏剧革命。京剧是戏剧的精华，在全国影响最大，因而江青就从京剧革命着手，拉开了文艺革命的序幕。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京剧革命问题上遇到了重重阻力，发生了一系列的斗争。京剧革命就是在斗争中才不断得到发展和进步的。

　　那么，在京剧革命问题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斗争呢？

　　① 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江青在京沪两地进行京剧革命的不同境遇上。

　　为了进行京剧革命，改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的现象，为戏剧革命走出一条新路，江青将北京和上海作为进行京剧革命的基地。但出人意料的是，京沪两地在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问题上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其实，在京剧改革问题上早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京剧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革新，要反映现代生活；另一种认为京剧是国粹，难以反映现代生活，反对革新。建国以后就有人反对戏剧改革。解放初期李济深、张伯驹等曾煽动京剧名演员向毛泽东写信反对戏剧改革。一九五七年以章伯钧、李健生为首分头召集名演员开座谈会，煽动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对戏剧改革表现出敌视态度。

　　一九六二年又发现共产党内部有的高级干部也反对党的戏改方针，拉拢剧团进行抵制戏剧革命。西北方面的剧团和北昆剧团的成员深谙此事。这是文化战线上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98]

　　这种分歧在江青深入京沪两地进行京剧革命上又表现了出来。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为了搞革命现代戏，江青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而斗争。[99]

　　江青一九六三年春天去上海看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沪剧《红灯记》，同年秋天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沪剧《芦荡火种》。她把这两个沪剧本先后带回北京，向文化部推荐，分别由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改编成现代京剧。[100]

　　由此看来，江青虽然看中了上海沪剧团的两个剧本，但是她并没有囿于门户之见，在上海将这两个沪剧剧本就地改编成京剧剧本，而是将这两个沪剧剧本带回北京，想依靠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雄厚实力和在全国的影响力，改编成京剧上演，以此打开京剧革命的突破口。

　　江青着力于京剧改革的活动，是从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北京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了掌握文艺舞台演出的真实场景，江青事先在既不向北京市委领导机关打招呼，也不通知剧院有关人员的情况下，自己亲自买票，独自坐在剧场后排看戏。有人曾把她这样的活动反映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彭真听后并不是主动表示配合和支持，而是淡漠地说道：“那是她个人的活动，你们不必大惊小怪。”[101]

　　一九六三年，江青到北京市搞京剧革命的时候，彭真让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与她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江青看到李琪是一个思想敏锐、有才干的人，于是就把李琪介绍给毛泽东。但是在工作开展后，李琪不仅没有积极配合江青进行京剧革命，反而消极无为，往往采取躲避态度。他还给彭真写信控诉江青，说江青把他当奴隶使唤，使他无法工作，无法忍耐。[102]

　　李琪和江青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北京市委与江青在京剧革命问题上的矛盾的反映。这种分歧还在邓拓和李琪在京戏、昆曲、梆子剧本创作座谈会及相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邓拓和李琪召开京戏、昆曲、梆子剧本创作座谈会，提出这几个古老剧种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者不可偏废。李琪在另一次会议上说，有人主张100﹪演现代戏，我看不要这样提，说绝了将来又会走向反面。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社论《让现代戏之花盛开》中，有一段话是李琪特别嘱咐加进去的，即：“演现代戏光荣，演优秀的历史戏同样是光荣的……过去的艺术实践证明，凡是经过认真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或用新的观点来编写的优秀历史剧目，同样地能很好为今天广大人民服务。”市委宣传部还让文化局开列一百出京剧历史剧目清单，并且准备向中宣部写报告，提出要公演一些新编历史戏和传统戏。[103]

　　应该说，邓拓和李琪在讲话中提出的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者不可偏废的观点无可厚非，但是这三者之间到底应该以上演那个为主呢？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没有。江青在北京搞京剧革命，到底是谁提出了100﹪演现代戏的主张呢？难道是江青吗？显然不是。这可以从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映出来。

　　江青说：“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群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不会有人看的。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104]

　　从中可以看到，100﹪演现代戏不是江青的主张。她主张在保证演出以现代戏为主的前提下，是可以上演改编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的。这是她系统下剧场两年多以后，经过观察和思考以后才得出的结论。既然这样，李琪说的100﹪演现代戏的主张又是谁提出的呢？令人深思。

　　当传统戏在京剧舞台上一统天下，不少文艺工对传统戏情有独衷，而对京剧革命却思想准备不足，同时现代戏的发展又步履维艰，即使做出了许多努力，却仍然没有立竿见影，取得明显功效，因而往往表现出对演出现代戏信心不足的情况下，邓拓和李琪不是将戏剧演出的重点放在现代戏上，而是以反对100﹪演现代戏的名义，责成文化局开列一百出京剧历史剧目清单来报请中宣部审批，大张旗鼓地为传统戏的上演鸣锣开道，这难道不是与使工农兵占领京剧舞台的文艺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吗？不管他们口头上讲的如何，但是他们的实际作为已经宣告了他们逐渐成为京剧革命大潮中的一股逆流。

　　江青在北京进行京剧革命的时候，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对待京剧革命的真实态度，后来与江青一块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江青跟我说，她在北京抓京剧现代戏的时候，曾经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一些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105]

　　北京市委的这种态度，自然会引起江青的严重不满。有人记述，江青曾向彭真发过牢骚和表示过不同意见，声言：我在北京市搞京剧革命，可是非常艰难啊！要演员不给，借场地不给，甚至服装、钱都有意刁难。我希望你能给我做主。相比之下，上海市委倒比你们慷慨得多。为了进一步劝说彭真支持她搞京剧革命，又继续说：柯庆施几次对我说：“你还是到上海来搞京剧改革试验吧，我们这里全力支持你。”“人家可是将你们的军了。北京的工作不要搞得太被动了，批判那个廖沫沙你们已经被动了，他的《有鬼无害论》是上海组织人马批起来的，你们至今被动得很！”[106]

　　从中可以看到，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对江青在北京进行京剧革命并没有积极配合，总体说来是持警惕和敌视态度的。江青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对京剧革命的大力支持，但实际上却没有能够如愿。那么，上海市委又是如何支持的呢？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柯庆施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在上海及华东地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文艺革命摆到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这从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张春桥在周恩来召集的各地代表团负责人和观摩演出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可以反映出来。

　　张春桥在发言时说，上海市委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最近一年来，市委常委、书记处的日程里面，文艺工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经常讨论的是市民吃菜问题，现在讨论最多的是文艺工作，书记处的同志看戏也多。我们党一贯重视文化工作，特别重视文艺：一是国际经验，苏联文艺界修正主义泛滥的情形；一是国内经验，阶级斗争尖锐，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一九五八年好的东西全吹掉了。无产阶级占有阵地非常难，丧失却很容易。这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十中全会以后，柯庆施同志把时间放在文艺上的很多。思想工作抓好了，发生了很大作用。“把思想工作放在什么地位？”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不好解决。认识是在实践过程中提高的。这次上海参加会演的几个戏，剧目、角色都是书记处讨论过的。[107]

　　柯庆施任第一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坚决执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指示，将戏剧革命作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搞的京剧革命才得到了柯庆施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就是后来柯庆施病重后，仍然念念不忘此事，还委托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支持江青在上海进行京剧革命工作。这也就不难理解后来的八个样板戏中为什么有四个出自于上海了。[108]

　　江青开始到上海搞京剧革命的时候，柯庆施指派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协助江青工作。在协助江青进行京剧革命方面，张春桥是尽心尽责的。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无怨无悔地进行着默默无闻的工作。当有人诋毁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的时候，他还挺身而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为宣传现代戏进行辩护。

　　江青将沪剧《红灯记》、《芦荡火种》交给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一团进行改编排练后，张春桥认为上海也要有自己的革命现代京剧。为此，他找到江青主动要任务：“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产呀！”[109]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江青又来到上海。这时张春桥正在上海京剧院抓《智取威虎山》的排练，在柯庆施的提议下，张春桥特地请江青去“指导排演”。江青从此成为上海市委的客人。为了搞好京剧革命，张春桥有时忙的连上海市委的会议也参加不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讲话，他都有闻必录，即使在黑暗的剧场里也要记。终于，上海后来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部戏就是上海进行京剧革命的代表作。[110]

　　一九六五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那些敌视京剧革命的人，给张春桥送了一个“两出戏书记”的诨号来挖苦他。甚至还有人添油加醋地将这件事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不明就里，后来来上海时还为此事问过陈丕显：“江青只讲要一个助手，难道还要市委一个书记去陪呀！”[111]

　　针对别人的造谣和攻击，张春桥并没有退步。他在适时进行还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当年在柯庆施领导下，代表中共上海市委配合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进行辩护。

　　一九六六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时，张春桥针对有人说上海配合江青搞京剧革命是在拍江青的马屁的说法，当着众人的面，愤然地说道：“人家说我们宣传现代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他在谈到对《智取威虎山》的宣传时说：“应该对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举例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当然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112]

　　从这里可以看到，江青在上海进行京剧革命，不仅得到了柯庆施为第一书记的上海市委的支持，而且还派张春桥具体负责这件事，来解决京剧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张春桥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忠心耿耿，为上海的京剧革命付出了辛劳和汗水。相比之下，彭真任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却不是这样。他们虽然也对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表示欢迎，在口头上也说要进行京剧革命，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上，却态度消极，有时甚至是抱着敌视和警惕的态度。同样担任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琪却表现出和张春桥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两人的态度则是北京和上海市委对京剧革命不同态度的反映。因而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一句未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和柯庆施。[113]这是公正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② 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在京剧剧本改编及彩排的分歧和争论上。

　　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也在京剧剧本的改编和彩排上表现了出来。这鲜明地表现在《红灯记》和《芦荡火种》的改编和彩排上。虽然江青向文化部推荐了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的剧本，但是在将这两个剧本改编成京剧及其彩排上却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直到临近公演了她才得知消息。在看了为公演进行的彩排后，江青提出的修改意见受到了重重抵制。

　　当时，江青是怎样发现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这两出戏的呢？她又是如何推荐给北京的两个京剧团进行改编和演出的呢？

　　一九六三年二月江青到上海搞京剧革命，在红都剧场调研时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看完后江青很兴奋，她说这个剧基础可以，但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窄，要把这出戏改成京剧，推向全国，并且还说：“那样影响就大了！”[114]

　　同年秋天江青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沪剧《芦荡火种》。她把这两个沪剧本先后带回北京，向文化部推荐，分别由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一团改编成现代京剧。[115]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虽然赞赏沪剧《红灯记》，但是对这个剧本却并不很满意。她认为这个剧本在改编成京剧剧本的时候，还要进行艺术加工，做出重大修改。

　　后来江青在谈到当时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看法时说道：“对这个剧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后，感到还是爱华剧团的本子好。其他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是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给中国京剧院。”[116]

　　可是，中国京剧院在将沪剧《红灯记》改编成京剧和彩排时不仅没有征求江青的意见，就是在江青看了京剧《红灯记》的彩排后提出修改意见时，他们还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其中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将沪剧《红灯记》剧本交给中国京剧院的导演阿甲。阿甲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戏排完后，请周恩来观看，周恩来给予了肯定。[117]

　　公演前，江青也观看了这出戏。观看演出时她相当激动，自始至终两眼凝视着舞台，很少说话。看到第五场李玉和被抓走，李奶奶痛说家史时，她摘下眼镜，轻轻擦去眼角的泪珠。看完演出后，江青走上台去同演员一一握手祝贺，与演李奶奶的高玉倩还亲热地拥抱了一下。

　　两天后，江青向阿甲及《红灯记》剧组的主要演职人员谈了自己对京剧《红灯记》的修改意见。为了使这出戏在思想上更为深邃，在艺术上更为精湛，随着对剧情认识的深入，后来江青又多次提出了修改意见。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导演阿甲等人却在剧本的修改及排练上与江青磕磕绊绊，在不少问题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118]

　　其实，阿甲和江青并不陌生。在延安的时候，他们还一块演过京剧《打渔杀家》，在剧中扮演父女，都是文艺中人。按说他们应该成为艺术上的知音，对京剧《红灯记》的改编，唱腔、音乐、布景的设计，表演程式上的革新，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经过切磋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但实际上在讨论过程中双方分歧很大，以致于无法进行下去，有时还得扮演鸠山的袁世海从中圆场才能使争论平息下来。[119]

　　当然从今天看来，江青的意见也不见得都是对的，艺术上的分歧还是要通过艺术实践来解决。但是在江青就剧本和排练提出修改意见后，阿甲等人却常常作梗，致使江青的诸多意见难以被采纳，这就不能不说是囿于门户之见了。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江青才将她在京剧《红灯记》改编及排练过程中遇到的阻挠汇报给周恩来，向他寻求支持。周恩来听后对江青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林默涵直接抓了京剧《红灯记》的修改和排练，江青的意见才逐步被采纳。[120]

　　这从京剧《红灯记》中饰演铁梅的刘长瑜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刘长瑜说：“《红灯记》这部戏在上面的重视下很快就排演出来。1964年7月，便参加了全国的京剧汇演，总理认为还不错，但江青说不行。总理只好让林默涵负责，找有关人员再修改一遍。”[121]

　　正是因为这样，在一次演出结束时，江青跟着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与演职员握手、合影。在台上她见到阿甲后说：“这出戏的成功是我们顶牛顶出来的！”[122]

　　其实，江青不仅寄望于中国京剧院排练的京剧《红灯记》，而且还关注于中国京剧院排练的其他京剧现代戏，使得上演的京剧现代戏能够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中国京剧院为了准备参加第二次观摩会演，赶着编排了几个戏，一个是从同名电影改编的《平原游击队》，另一个也是从电影改编的《昆仑山上一棵草》。他们还请了《平原游击队》原邢野和《昆仑山上一棵草》原主角刘燕瑾等同志一起改编排演。后一出戏的编导演员们还前往青海唐古拉山去体验生活。江青获悉后，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她希望看看这两出戏的剧本。京剧院把演员用的本子送给江青后，她用了两天时间认真读了剧本，又打电话对剧本提出了修改意见。她认为从政治标准上来说，这两个剧本不行，《昆仑山上一棵草》是写中间人物，《平原游击队》是宣扬人性论。这两出戏要经过修改以后才能上演。后来《平原游击队》的故事情节被改编入另一部京剧《平原作战》中才得以上演。[123]

　　在京剧剧本《沙家浜》的改编和排练上又如何呢？

　　一九六三年，北京京剧一团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京剧《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亲自领导了这次艺术实践。[124]

　　虽然江青提供了沪剧《芦荡火种》的剧本，但是在排练期间北京却没有征求江青的意见。排练成功后，决定于十二月上旬公演。直到正式公演的头天晚上，江青才看了彩排，发现这出戏存在不少问题，回去后立即打电话给彭真，要求第二天停演，对这出戏修改后再进行演出。这时候，前三场的票已经售出，彭真感到很为难，就把邓拓、李琪和市文化局长赵鼎新找到家里商议。赵鼎新等表示，停演有困难，影响也不好。但是，彭真最后还是说服了文化局和剧团停演、退票，并向观众道歉。而后，江青提出到北京京剧团蹲点，具体指导这个戏的改排。[125]

　　由此看来，京剧《芦荡火种》在剧本修改和彩排期间没有征求江青的意见就要予以上演，当江青提出存在的问题后，北京市委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某些人又以票已售出为由，拒绝停演修改，最后彭真似乎觉得江青说得还是有理由的，就说服其他领导人接受了江青的意见。

　　《芦荡火种》是一出反映沙家浜地区新四军和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日伪军斗争英雄事迹的现代戏。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对江苏、对沙家浜、对芦苇荡怀有深厚感情，也很支持这出戏的改编。因而江青改编这出戏时，很自然地就找到了陈丕显和他的夫人谢志成。

　　一次陪江青看《芦荡火种》彩排时，谢志成看到芦苇荡中的芦苇太小又太稀，而接应新四军的船很大，无法隐蔽，便对江青说，这个布景不符合实际，应当改一改。江青对此意见很重视，立即表示要到芦苇荡的现场去看一看，体验一下生活。为此，陈丕显曾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驱车乘船几百里，陪江青到当年沙家浜地区去看地形，并回忆当年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的情景，供江青在改编剧本时参考。[126]

　　在北京进行京剧革命期间，为了更好地演出现代戏，消除一些人在演出现代戏上的顾虑，不要再走回头路，江青还说：“我和传统戏决绝了”，“我的试验田不能演传统戏，要是演传统戏，我就不要（这个团）了”。她还批评“北京市委有人对传统戏很感兴趣”。

　　为了集中力量演好现代戏，为京剧革命提供人员保障，江青先是向北京市委提出，把北方昆曲剧院并入北京京剧团，成立一个京昆队，后来索性提出要取消这个剧院，而且让北京京剧团到北昆剧院去挑演员，要挑北昆的年轻武功演员去演《沙家浜》里的新四军。对这种做法，北京市委和文化局领导绝不赞成，多方抵制，极力设法保住这个剧院。江青从京剧革命的大局出发，认为必须这样做，最后在江青的反复争取下才得以实现。[127]

　　江青进行的京剧革命，不仅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阻挠，就是一些演员也对此持消极态度。比如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就是其中一个。

　　著名京剧演员赵燕侠本来是在剧中饰演阿庆嫂的。江青对赵燕侠很关心，为了表达对赵燕侠参加京剧现代戏排练的谢意，还特意送了一件毛衣给赵。可是赵燕侠却不知处于什么原因，婉言拒绝，不领江青的情。《沙家浜》彩排时，江青邀请陈丕显和夫人谢志成去看戏。那天江青心情很好，到处和人说话，打招呼，兴致很高。可是，赵燕侠却以感冒发烧嗓子疼为由没有参加演出，而是由别人出场演出阿庆嫂的。如果把这件事与以前赵燕侠拒绝毛衣的事联系起来看，不能不使江青产生联想，形成这并非偶然现象的认识。[128]

　　关于赵燕侠饰演阿庆嫂这件事，与江青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赵燕侠原来与彭真他们关系很熟，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的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还是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129]

　　看来，赵燕侠的京剧功底确实好，因而江青对赵燕侠寄于厚望，希望她能够将阿庆嫂这个经验丰富、能言善辩、机智灵活、周旋于敌伪之间的地下党员的形象在京剧舞台上栩栩如生地演示出来。但是赵燕侠却不按江青的意图改戏，还与江青对着干。尽管江青想尽办法争取赵燕侠，最终也没有成功，不得已才换了洪雪飞。虽然洪雪飞的水平比赵燕侠差了一个档次，但是在赵燕侠争取不了的情况下，也只好如此。

　　京剧革命是毛泽东提出的文艺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非常关注京剧革命的发展状况。要演好现代京剧，首先就要有一个好的剧本。为了创作一个好的本子，毛泽东还邀请文化界的名人对剧本进行修改。

　　对于《芦荡火种》这出戏，毛泽东是很赞赏的。一九六五年六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毛泽东来上海时专门打电话给陈丕显，要他立即找周谷城、刘大杰两位教授来见他，他要请这两位教授对《芦荡火种》剧本提出修改意见。陈丕显立即派人通知，可这两位老先生举家外出休息，不知去向，这可把陈丕显急坏了，直到上午十时多才好不容易分别从两个公园里把他们找到。[130]

　　不仅如此，毛泽东自己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也谈了对这出戏的修改意见，不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使这出戏更趋于完善。

　　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后，由于原剧是以地下斗争为主题，故事情节围绕阿庆嫂这个中心来展开，因而取名为《地下联络员》。后来在原先主题和故事情节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又将剧名恢复为《芦荡火种》。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几天后，江青到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毛泽东幽默地解释道：“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131]

　　我们看到，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视野，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出发，提出这出戏要突出武装斗争，加强军民关系。这是因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兵民是胜利之本。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才能够更好地在舞台上为正面人物提供烘托，展现以他们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顺应历史潮流，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剧名改为《沙家浜》，不仅点名了这出戏发生的地点，更使这出戏具有了大气磅礴的力量，给人以雄浑、凝重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到，不论在史实上还是在剧名的改动上，毛泽东的修改都是画龙点睛地诠释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逻辑，揭示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原因，展现了中国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其实，毛泽东提议将京剧《芦荡火种》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也并不顺利，仍然受到了阻挠。这从江青的一次讲话中体现了出来。

　　江青说：“一个戏（指京剧《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沙家浜》——引者注），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觉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132]

　　这样看来，当时在京剧《芦荡火种》的修改上，即使毛泽东发了话，也还是遇到了不少阻力，最后是在做出了一翻斗争之后才使修改得以完成的。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虽然彭真同意江青参加对京剧《芦荡火种》的修改，对京剧革命表示欢迎，但是他对此却是淡漠的。这表现在只要他驱车去京剧团时若见到江青的小车停在院里，就当即吩咐司机调头他往上，也表现在按照毛泽东提议将京剧《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并对剧情作了若干修改后，他仍然要北京京剧团二团继续演出修改前的《芦荡火种》上。[133]

　　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虽然彭真口头上说对京剧革命表示欢迎和支持，实际上却是持抗衡态度。

　　在对作品的修改方面，江青强调要有“十年磨一戏”的精神，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将革命京剧打造成现代经典。而这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当然上海京剧团却不是这样。

　　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次观摩演出的剧目，回去都应该继续加工。立起来了的，不要轻易把它打倒。”[13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江青提供了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的剧本，但是在这两出戏的改编和排练上，却将江青搁置到一边，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直到上演前夕，江青在观看了戏的彩排后提出意见时，还遭到了阻挠和反对。在对现代戏的修改上，上海和北京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当时毛泽东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是在经过了一番斗争以后才得以实现的。因而我们说在现代戏的改编和排练上出现的分歧和争论，是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重要表现。

　　③ 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三：对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采取的限制措施上。

　　我们知道，京剧《芦荡火种》是北京京剧一团在江青荐举下，由沪剧《芦荡火种》移植过来的。由于沪剧《芦荡火种》在编排和演出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因而不论是情节的构思和唱腔的设计，还是表演的程式和方法，都对京剧《芦荡火种》的排练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正是因为这样，江青才特意将沪剧《芦荡火种》从上海调到北京来进行演出。这本来是沟通剧种之间的交流，促进京剧《芦荡火种》排练的好事，但是却在演出问题上莫明其妙地遭到了限制和阻碍，反映出一些人在京剧革命问题上的淡漠态度。

　　那么，在沪剧《芦荡火种》的演出问题上，又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沪剧《芦荡火种》剧组是江青从上海调到北京来演出的，演出活动是由文化部负责接待和安排的。文化部安排演出了三场，江青不满意，问北京市委为什么不多安排几场？起初，彭真似乎没有过问此事，他是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观看沪剧《芦荡火种》演出后，上台看望演职人员时，才知道这件事的。彭真问剧团负责人丁世娥：明天在哪里演出？她答：今晚是最后一场。彭真说：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多演几场？她说：他们说北京剧场紧张，安排不开。当晚，彭真即打电话给万里副市长，提议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出面邀请上海沪剧团到工人俱乐部演出，多演一些场次。万里说，此事不是市里管，是文化部主管，他不好从中乱插。于是，彭真当即邀请文化部徐平羽、徐光霄两位副部长和万里副市长及其他有关负责人到他家里共同商定，改由北京市文化局负责接待，组织演出（后来继续演出多场）。商定后，江青来了，提出沪剧团只让演出三场的问题。事后，江青对这件事感到蹊跷，愤愤不平地说，她调来向北京市京剧团传授“阿庆嫂”的沪剧团，只准在北京演三场，“北京市委是一霸”。

　　这件事并没有完，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还当着彭真的面批评了这件事。他说，《芦荡火种》在北京只准演三天，延长一天也不行，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彭真听到批评后，当时没有说话。事后，彭真向周恩来谈了《芦荡火种》演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他原来已经委托副市长万里安排好了在京演出的场次。周恩来问彭真：“那你会上怎么不说话呢？”彭真说：“我不好当面顶撞主席。”[135]

　　在沪剧《芦荡火种》在京演出这件事上，彭真后来还多次谈到过。他说：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确实批评过北京市委‘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主席批评说，《芦荡火种》在北京只准演三天，延长一天也不行，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我在场听到（毛主席的）批评后没有说话。当时坐在主席旁边的，一边是周总理，一边是小平同志。主席看我没有说话，就问小平同志：你看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我和彭真同志的工作关系是正常的。主席又问总理，总理说：我找北京市的人，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主席接着对我说，这是对你的批评、帮助，不要紧张。帮助你，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当晚，我就找周总理说明，这个批评我不能检查。《芦荡火种》在北京演出发生的问题，不但我没有错误，而且是我发现纠正的。《芦荡火种》在北京演出的最后一天，我去看了，听剧团同志说，只让演三天，不能延长。我说可以延长。回来后，我就给万里同志打电话，要万里同志给安排。万里同志说，这是文化部接待的，北京市管不了。我说，那就找文化部徐平羽、徐光霄同志（来开个会），你也来，一起商量延长演出。”

　　“当上述会议将结束时，江青来我家，参加了会议，并提出沪剧团只演出三场问题。我当即在会上告诉她：问题已经解决，以后改由市文化局招待，继续演出。这就是事情的真象（相）和经过。”[136]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确实受到了重重限制。文化部以北京剧场安排紧张为由来限制演出，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这个限制不仅来自于文化部，就是北京市委及其文化管理部门对此也是持消极态度的。试想，江青调上海《芦荡火种》沪剧组到北京演出，是向北京京剧一团《芦荡火种》剧组传经送宝的，非但没有得到北京市委及其文化管理部门的热情接待，却由文化部安排了限制性的演出，这难道不就说明了北京市的文化管理部门对此所持的消极态度了吗？不仅如此，在彭真看了演出以后，要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安排沪剧《芦荡火种》由北京市接待演出的时候，却遭到了万里的婉拒，最后不得已彭真才找文化部的领导干部徐平羽、徐光霄和万里共同商量才算了结此事。这就不禁使我们发出疑问，江青调上海《芦荡火种》沪剧组到北京演出，是为了向北京京剧一团《芦荡火种》剧组传经送宝的，为什么要由文化部而不是北京市委及其文化管理部门来安排演出呢？为什么万里和北京市的文化管理部门对此持消极态度呢？如果再与此前江青在北京搞京剧革命时，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的消极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个事件也就难以说是偶然发生的了。

　　在江青调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的问题上，北京市文化管理部门消极对待，而文化部却限制演出时间，虚与委蛇，敷衍塞责，当江青提出了这个问题后，作为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彭真不仅没有将这件事调查清楚，据实上报，却以由北京市进行接待为由转移了对这件事的责任的调查和追究，致使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四月杭州会议上又重提此事，对他作出了批评。从毛泽东说的“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这句话来看，他似乎觉察到其中可能另有隐情。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彭真在受到批评后，觉得自己委屈，又向周恩来诉苦，但是他只是说在沪剧《芦荡火种》在京演出的时间安排上，是自己发现并“纠正”的，非但无错，而且还有功。当周恩来问他为什么不向毛泽东说明事实真相时，他却以“不好当面顶撞主席”为由，回避对事实真相的坦白，这就不由得使人发问，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彭真为什么不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呢？作为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莫非彭真还有什么顾忌吗？联系到文化部对沪剧《芦荡火种》的限制性演出，万里在处理沪剧《芦荡火种》上的婉拒态度，这是发人深思的。它在昭示我们，在这件事的背后似乎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内幕尚待揭开。

　　由此我们看到，在江青调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的问题上，确实遭到了重重阻挠。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这种阻挠有来自文化部的，也有来自北京市委及其文化管理部门的。虽然彭真在获悉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遭到阻挠后，采取了主动的态度，致使沪剧《芦荡火种》能够在京继续上演，但是作为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却没有对这种动向表现出应有的警觉，并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反而却对此采取了包庇和袒护的态度。这就招致了毛泽东的进一步不满，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里让我们深思的是，这到底是他认识上的局限，还是朋党意识在作怪呢？

　　④ 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之四：一九六四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期间的分歧和矛盾上。

　　京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还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期间对上海参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排挤和歧视上表现了出来。这种排挤和歧视具体表现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汇演安排上、宣传上和对剧情的评论上，在江青支持下由张春桥带队的上海团排除干扰，使京剧《智取威虎山》以崭新的面貌亮相于首都舞台，成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首次在汇演期间观看的京剧现代戏，圆满完成了汇演任务。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参加演出的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演出了37个剧目。[137]

　　但是令人蹊跷的是，在筹备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时，却将尽心京剧革命的江青排除于大会领导小组——主席团成员之外，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江青才进入主席团，得以出席大会开幕式。这种现象是令人深思的。[138]

　　上海组成了以张春桥为团长的代表团，带着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参加演出，京剧《智取威虎山》是他们参加汇演的主要剧目。在汇演的顺序上，当时有人以“艺术上仍较粗糙”为由，将京剧《智取威虎山》安排在第三轮上演。此时的京剧《智取威虎山》虽然还不臻成熟，有待于进一步加工，但是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并不亚于排在第一轮演出中的《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这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因而在她的争取下，才被提到首轮演出剧目中，与《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芦荡火种》（后改称《沙家浜》）并列。就是在演出后，还有人说三道四，说这出戏上海自己吹得过火，“言过其实”。[139]

　　有人说京剧《智取威虎山》这出戏的结构是“老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有的从表演上说杨子荣匪气不够，这样打进威虎山得不到土匪信任；至于唱腔设计是“话剧加唱”，“如同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 [140]

　　当然，毋庸讳言，当时京剧革命还处于探索阶段，在艺术上仍然不够完善，尚未出现成熟的现代京剧作品。这个时候，就不宜一味地指责它的缺点和不足，而应该像培育幼苗那样精心照料，使革命现代京剧逐渐成长壮大。至于说杨子荣匪气不够，这就涉及到如何在京剧舞台上塑造正面人物的问题。京剧舞台上的杨子荣的形象塑造，自然不能仅仅按照土匪的形象去进行刻画，而要通过杨子荣在舞台上的言行展现出打入匪巢，但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本色的风姿来。戏的结构当然可以再进行调整。攻击现代京剧为“话剧加唱”、“白开水”，虽然不能说没有事实依据，但是从当时说话人的语境来进行分析，在立场和态度上则难以说是善意的。

　　江青听说后，不以为然。她当然明白说话人的用意，后来她在讲话中曾对此进行了反驳。江青向《智取威虎山》剧组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帐。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

　　同样意思的话，在她指导《沙家浜》剧组排练的时候也说过。不过，措词略有不同。她说：“有人说我们的现代戏像白开水，是话剧加唱。告诉他们，有白开水比没有好。有白开水就不渴，有白开水可以泡出各种各样的茶来，有白开水可以造出酒来，至于过瘾不过瘾再说。”“要允许在一段时间内有非驴非马的东西。”[141]

　　江青从艺术发展的规律出发，认识到革命现代京剧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于革命现代京剧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一味地去指责和批评，而是要发现问题，积极应对，找出改进的良策来，使革命京剧逐步地走向成熟，形成既有京味，又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同时被广大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这当然需要广大文艺工的努力，在较长的时间内，对作品千锤百炼，精雕细刻，在演出中不断修改，逐渐臻于成熟。因而江青才在讲话中为革命现代京剧辩护，积极支持京剧革命，回击那些非议京剧革命的观点。

　　当时正在北京上演的剧目中，还有出自同一小说《林海雪原》的两台戏：北京京剧团的《智擒座山雕》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智取威虎山》。有人还散布流言蜚语，说上海这出《智取威虎山》不如北京这两出情节大致相同的戏。但是，客观说来，上海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和北京的这两出戏比较起来，不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来说都要胜之一筹。正是因为这样，面对责难和批评，张春桥才从容应对，七月中旬在北京中山堂举行的评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学术报告会上，在发言谈到那三台“威虎山”时，理直气壮地说：“我认为还是上海演出的那台‘威虎山’好。”[142]

　　在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报道上，也出现了分歧和争论。《光明日报》作为报道这次汇演的主阵地，对上海的剧目演出表现出冷淡态度，最后在江青的干预下才有所改正。

　　在汇演开始后的新闻报道中《光明日报》就显示出编者的倾向性。

　　汇演于六月五日开幕，第二天新闻见报，各报同时发表有关参加汇演剧目的评论。《光明日报》准备出版专页，发表三篇文章：分别评价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这天夜里编辑部安排版面，颇费周章。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想出了一条妙计，决定按照会演广告各剧排列的顺序，将《英雄的赞歌——〈奇袭白虎团〉观后》放在剧评专页的头篇，《〈智取威虎山〉的改编与演出》放在第二篇。这样既“压”了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又让人无话可说。这种安排引起了张春桥的不满，因而回绝了随代表团来京的《光明日报》常驻上海记者的采访。[143]

　　当时首都各报和戏剧界对参演的剧目热情地宣传报道。别的省市代表团到北京后，忙于进行公关活动，大多主动和各报刊联系，约请记者看戏，欢迎报道、评论，为参演的剧目创造舆论氛围。上海代表团却不是这样，他们带来一批预先写好的剧评，提供给各报刊报道时参考（比如提供给《光明日报》的一篇是《〈智取威虎山〉的改编与演出》）。

　　最初一周，各报就发表评论97篇。《奇袭白虎团》的剧评最多，有11篇：《智取威虎山》的评论较少，而且没有北京写的。据《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事后说，他们报社的记者虽曾多方约稿，但仍然没人愿意写。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了中宣部和有关方面的注意。因为《光明日报》是宣传汇演的主阵地，当时负责领导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评论工作的林默涵（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便向《光明日报》编者提出，从团结的原则出发，顾全大局，尽量求得平衡。《光明日报》记者再度出去组稿，多遭拒绝，最后方得中国戏曲研究院林涵表允写一篇。[144]

　　林涵表写了《〈智取威虎山〉观后漫笔》一文，该文在鼓励这出戏的同时，把《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相比，赞扬后者，贬抑前者，对改编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不足。[145]

　　编辑部和有关人员看了这篇文章，认为比较客观中肯，林默涵看过这篇文章的小样，也认为写得很好，遂于六月十五日见报。张春桥在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后，看出了文章的弦外之音，他将《光明日报》一位驻上海的记者叫到北京饭店，问道：在这个时候，你们《光明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什么意思？还就其他同该报有关的一些事情，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汇演的报道情况，张春桥曾让《光明日报》驻上海记者代为索要报社出版的内部刊物《情况简编》，报社却以只送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不出北京”为由婉言拒绝。记者回到报社后向《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反映了这个情况，穆欣听了汇报后非但不去好言劝慰，化解矛盾，反而却推波助澜，对张春桥进行人身攻击，脱口说了一句：“这个上海滩的地头蛇！”[146]

　　江青在得知了这件事情以后，即向中央宣传部反映情况。后来她在观摩演出大会领导小组和代表团负责人会议上，就新华社根据观摩人员反映，把《奇袭白虎团》放在《智取威虎山》前面作主要介绍和评论的消息批评道：“你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宣传？这样不好嘛！主席还没有看过《奇袭白虎团》呢……”随后她对林默涵说：“这也是捧一个戏，压一个戏的。”而后又对大家说：“要不要给你们说一点？他们这是想干什么？我要找他们问问！……”[147]

　　江青当然洞悉其中的奥秘，采取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提出由《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写文章批评林涵表的文章。这事转达到报社后，穆欣认为这是小题大作，以自己对戏曲外行，也没有看过这出戏为由，表示难以从命，转而委托常写文艺评论、这时又在汇演报道办公室负责组稿的张绰撰写一篇应景文章。

　　张绰很快写了《在新的高度上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评京剧〈智取威虎山〉》一文。此文对林文提出的问题发表一些自己不同的看法，同时指出《智》剧“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这些毕竟是次要的问题，而最主要的，是这出戏站在较高的角度上成功地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并且对反面人物作了正确的处理，这就大大提高了这出戏的思想意义。”[148]

　　江青在索取文章的清样看了以后，又通过中宣部向报社提出：须由穆欣署名发表。穆欣以自己从不在别人写的文章上署名，而且他连这出戏都没有看过，也无资格与人争论，说长道短为由，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同志打回电话，以四位副部长的名义劝他署名。这样，于六月二十五日他和张绰才联名发表了这篇文章。[149]

　　江青为什么对林涵表的文章表示不满，而对张绰的文章却予以通过了呢？

　　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到底是那篇文章批评了京剧《智取威虎山》，指出了该剧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而在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进行批评的。从前文中可以看到，张绰的文章虽然指出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存在的问题，但是该文着力肯定了这出戏最主要的成就是站在较高的角度上成功地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并对反面人物作了正确的处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这出戏的思想意义。

　　由此可见，张绰的文章并没有对京剧《智取威虎山》予以歌颂，也没有对它予以指责和攻击，而是从剧情出发，指出了该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并对反面人物作了正确的处理。从文艺评论的角度对该剧作了公允的评价。正是因为这样，该文才得到了江青的认可。这从后来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她说：“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英雄人物来。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现在把定河道人的戏砍掉了一场，座山雕的戏则基本没动（演座山雕的演员是很会做戏的），但是，由于把杨子荣和少剑波突出起来了，反面人物相形失色了。听说对这个戏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一番。要考虑是坐在哪一边？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听说还有人反对写正面人物，这是不对的。好人总是大多数，不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大多数的还是劳动人民。在修正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者也还是少数。我们要着重塑造先进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给大家以教育鼓舞，带动大家前进。我们搞革命现代戏，主要是歌颂正面人物。”[150]

　　在穆欣和张绰联名的文章发表以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宣传上的负面影响，但是江青还是担心此举可能会影响与《光明日报》的关系，同时也为了争取《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做他的思想工作，因而江青特地将穆欣邀请到中南海进行谈话，希望他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活动，正确对待京剧革命，使京剧现代戏的宣传步入正轨。这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穆欣能够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上可以得到验证。

　　七月二日下午，江青邀穆欣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话。见面的时候，江青还是从林涵表的文章谈起，说在京剧革命过程中，“背后有种势力，相当掌握一部分人，对剧团有影响”。然后，又批评“京剧没有党”，谈到了一些新剧存在的问题，说《朝阳沟》“四不像”，“怕连豫剧也不承认它，应按京剧语言、音乐改成京剧剧本。”又从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谈到苏联的《静静的顿河》、法国的《巴黎圣母院》，……。

　　这场谈话，前后两个钟头。主要是江青谈，穆欣没有怎么插话，只是听。据穆欣后来回忆说，直到谈话结束了，他还没有弄明白，江青究竟为什么要邀他到这里来？为什么要向他说这样一些话？他不仅置江青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的努力于不顾，还诋毁江青嬉笑怒骂无常，情绪易于激动，有时前言不搭后语，有点像书本上描写的“歇斯底里”，不像一个正常的女人……。就是回到报社，有人向他问到这次谈话时，穆欣竟然脱口而出说：“没见过像她那样易于激动的样子，不知是不是脑子有病？”[151]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言者谆谆，一个听者藐藐，道之不同，难以相谋，这也就不难理解起初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穆欣后来又为什么被中央文革小组除名了。

　　这方面的争论，最终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首次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而宣告结束。

　　七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真、康生、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观摩演出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出人意料的是，多日来遭受冷遇的上海代表团在合影时被安排在中央领导人座位后面的显著位置。

　　接见合影以后，上海代表团被留了下来，通知他们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小剧场，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演出京剧《智取威虎山》。本来，按原定计划有关方面安排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晚上将去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由于发生了变化，在中南海的演出计划被取消，周恩来、彭真、李先念等前去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步上舞台，微笑着和演员亲切握手，并再次合影留念。

　　中央领导人离开后，在张春桥陪同下，江青又看望剧组人员，说道：“同志们辛苦了！戏演得是成功的，我祝贺大家！”

　　翌日，全国各大报刊均以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刊载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观看《智取威虎山》并接见全体演员的消息。这是自观摩演出大会开幕以来，毛泽东出席观看的第一出戏，而这一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对《智取威虎山》的充分肯定。于是，报刊原先准备批评这出戏的稿件，都不约而同地悄悄撤了下来。对京剧《智取威虎山》议论也就悄悄平息了。[152]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出现了分歧和斗争。这种分歧和斗争在上海参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的评论上集中表现了出来。通过对相关事件的考察可以看到，虽然汇演期间文艺界没有人公开反对京剧革命，但通过对京剧《智取威虎山》寻衅找碴，设置重重障碍，还是隐约透射出有人对江青在上海进行的京剧革命表现出了敌视态度。最后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在江青及张春桥为团长的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取得了初步胜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江青在京沪两地进行京剧革命的不同境遇上；在京剧剧本改编及彩排的分歧和争论上；对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采取的限制措施上；一九六四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期间的分歧和矛盾上。这些表现是在京剧革命问题上存在斗争的反映，因而后来江青说的有一小撮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要破坏京剧革命的话，并非空穴来风。[153]

　　从中可以看到，京剧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遇到了重重阻力。京剧革命是在排除了重重阻力以后才得到发展的。这进一步说明在京剧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京剧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从这里可以看到，要使工农兵占领京剧舞台，将京剧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仍然要进行艰巨的斗争。

　　（5）京剧革命的开展及其取得初步成果的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分析了在京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重要表现。尽管存在这些斗争，但是京剧革命仍然开展起来了，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那么，为什么在存在阻力的情况下，京剧革命能够开展起来呢？当时又取得了哪些初步成果呢？我们下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毛泽东指明了京剧革命的方向。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因而他对文化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要让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改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的现象。为此，毛泽东极为关注京剧现代戏的发展状况，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现代戏的演出。他在文艺革命问题上发表的谈话、讲话和作出的重要指示，为京剧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是革命现代京剧能够顺利发展，进而出现经典之作的政治保证。

　　前文我们介绍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文艺革命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指示，那么，以后在文艺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又有什么样的指示和谈话呢？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对政治挂帅虽然提倡了多年，但工交系统和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抓起政治工作时，毛泽东说：也不要完全相信什么事一提倡，就能搞好。比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不是提倡了很多年吗？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写小说，写诗歌，画画，也是一样。现在要分期分批地把他们赶下去。[154]

　　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毛泽东早就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人们也口头上这么说，但就是难以落实下去，演起戏来照旧，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舞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广大文艺工深入生活，到工厂、农村、基层去，从实践中获得素材。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来。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毛泽东说：还要抓理论，还要抓文艺。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55]

　　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要抓理论和文艺的问题。他举例说建国后包括京剧在内的戏剧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变，十五年来一贯如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舞台，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感兴趣，而对社会主义文艺却漠然置之。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是在刘少奇作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时说这番话的，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把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与修正主义联系到一起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谭启龙谈话。他说：我希望地方攻一下中央，我们方法是用地方攻中央。像京剧，地方比北京好。文化部，还有十几个协会，都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也没有系统地抓，只搞了一下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那是个别事情。戏剧、小说、音乐……，都没有抓。音乐也要点外国的，好比较。民族音乐、演现代戏，都是地方搞起来的。从古到今的发明，都是地方，不是中央，因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人民。[156]

　　这是毛泽东在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后的谈话（两个文艺批示下文再作分析）。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文化部及文联下属的十几个协会，说他们都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建国后除了进行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个别批判以外，没有系统地进行文艺革命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在京剧革命方面，地方比中央搞得好。这是因为从古到今的发明，都是地方，而不是中央搞起来的。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人民的缘故。既然这样，那就让地方攻中央。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与后来毛泽东说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一脉相承的。[157]

　　这个时候，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文艺界的发展动态，阅读这方面的材料，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指示和发表谈话，指导着文艺革命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七至八月，毛泽东阅江青送阅的《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检查工作简报》，共五期。这五期简报是：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印发的第九号《关于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电影的情况和问题》；八月五日印发的第十八号《音乐界盲目崇拜西洋的一些情况》；八月七日印发的第二十一号《文联一部分负责干部吹捧阳翰笙及相互吹捧的情况》；八月十日印发的第二十五号《音协检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的问题》和第二十六号《阳翰笙同志宣扬三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情况》。[158]

　　针对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表示要进行文艺革命，让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真正将延安时期确立的党的文艺方针落到实处。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江华、叶飞、刘培善、贾久民、伍洪祥、方志纯、唐亮、谭启龙、魏文伯、陈丕显、陈光、李葆华和陈伯达等参加。在谈到文艺工作时，他说：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过去没有演戏的、画画的，医生也很少。成分还是要看的，但不要唯成分论，看表现，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背叛地主、资产阶级就可以了。[159]

　　毛泽东实际上是带着自责的心理来谈这个话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党的文艺方针，但是此后二十多年却没有系统地抓文艺战线上的工作，文艺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现象不仅仍然大量存在，而且还占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成分问题上，是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看出身，但重在表现。这是辩证地分析成分问题上的典范。

　　毛泽东提倡京剧革命，主张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作为京剧革命的样板，然后再传唱下去，在不断修改中逐渐变成经典剧目。

　　六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陈丕显、江青参加。谈到京剧改革时，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还是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红灯记》、《沙家浜》都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160]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南京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谈话。在谈到戏剧问题时，毛泽东说：旧戏已没有观众了，现在的青年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感兴趣，跟他们距离远了。只有我们这些懂点历史知识的人还看得懂，但是群众不要看旧戏，我们也只好和群众一起不看了，来个一刀两断。[161]

　　旧戏已经没有观众了，现在的青年也不感兴趣。戏剧就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跳动着时代的脉博，做到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只有这样人们才愿意看，戏剧艺术才会有生命力。这就要进行戏剧革命。

　　毛泽东不仅发表了关于京剧革命的重要谈话，而且在看了京剧现代戏以后，还身体力行地对京剧现代戏的主题、情节、唱词提出修改的建议。比如，毛泽东提议将京剧《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这样就使在原剧中作为配角的郭建光变为主角，阿庆嫂退居到配角地位，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题。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以后，毛泽东也提出了“加强正面人物的唱，削弱反面人物”的建议。[162]

　　毛泽东还对若干唱词提出了修改意见。和江青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还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163]

　　杨子荣“迎来春天换人间”的唱词，就是后来毛泽东在观看《智取威虎山》时，提议改成“迎来春色换人间”的。有人曾经评论说，这一改动确实使整个唱词“面目一新，涵意更深，辞采更美，音调更加谐调，意境得到了升华……具有丰富的思想容量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这是锤炼语言的一个光辉的范例，值得我们好好学习。”[164]

　　毛泽东是革命领袖和统帅，又是诗词大家。他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历史功底深厚，斗争经验丰富。经他修改过的唱词，不仅具有深邃的思想性，而且还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语言精练，气魄宏伟，再配以优美的唱腔设计，演员的精湛表演，就在舞台上塑造出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展现出他们前无古人的硕硕风采。这是剧作家及导演们所难以企及的。因而演员们的感受是真实的。

　　毛泽东还通过观看京剧现代戏演出的方式来表示对京剧现代戏的支持，这大大鼓舞了广大演职人员进行京剧革命的信心和勇气，推动了京剧革命的发展。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结束后，同剧本、话剧团团长和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陈叔通、程潜、李四光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出的现代剧《朝阳沟》。这出戏表现青年学生到山区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农业建设。

　　六月十九日晚上，毛泽东观看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南海长城》，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彭真、贺龙、杨成武、刘志坚等。

　　六月二十五日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彭真、聂荣臻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演出的大型革命历史舞剧《义静烈火》。

　　七月二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演出的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陆定一、罗瑞卿等。

　　七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彭真、李先念、康生等。

　　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毛泽东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彭真、谭震林、康生。

　　八月十日晚上，毛泽东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邓小平、李富春、柯庆施、乌兰夫、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等。

　　八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淄博、青岛市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红嫂》，一同观看演出的有朱德、康生、薄一波、乌兰夫、杨尚昆等。

　　十月八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柯庆施、康生、罗瑞卿观看中央歌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十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剧一团演出的歌剧《江姐》，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165]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提出了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京剧舞台上不是工农兵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居于统治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进行京剧革命，让近现代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占领京剧舞台。因而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要进行京剧革命，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对革命现代戏进行修改，并通过多次观看革命现代戏来支持京剧革命的发展，使京剧革命不仅能够开出绚烂之花，而且成为整个戏剧革命乃至于文艺革命的突破口。

　　② 周恩来力推京剧革命。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支持文艺革命的。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曾经多次观看革命现代戏的演出，并提出修改意见，使革命现代戏不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为文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时候，周恩来先后看了评剧《夺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杜鹃山》、《年轻的鹰》、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山村姐妹》、粤剧《山乡风云》、舞剧《白毛女》等一大批革命现代戏，曾经多次召开编导及演员座谈会，和这样文艺工一起来讨论革命现代戏的创作，对革命现代戏的演出和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交谈中，周恩来体察入微，有时还就剧本的主题、导演处理、人物台词、演员表演以至音响和道具等具体的问题和文艺工深入地交换意见。他提出戏剧艺术的综合性问题，批评“分散主义、各搞一套”的做法，希望文艺工不仅要各显身手，而且还要搞好协作，创作出好的革命现代戏。

　　他认为文艺作品的主流，还是要写工农兵，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喜怒哀乐。要创造出好的文艺作品，就要深入生活。广大文艺工要有计划地深入农村，深入工矿，深入工农兵的生活，要下去蹲点，只有这样，才能写得生动、深入。否则的话，总有些隔靴搔痒。对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帮助，使它逐步地丰富起来。

　　他强调出国文工团要懂得政治，演出的节目要健康，合乎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我们的时代性、人民性、革命性。要讨论出国的生活问题，不要向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看齐，不能迁就西方的庸俗气息。[166]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在中宣部召集的文艺工作会议和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联合报告会上，作了《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的报告。这个报告鲜明地反映出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坚决推进文艺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文艺的决心和信心。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文艺工提出五点基本要求：（一）站稳革命立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二）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站在人民当中，看得更远、更广、更深、更大；（三）通过学习、实践、竞赛和斗争，来不断地改造自己；（四）在惊涛骇浪中考验自己；（五）长期奋斗，至死不已。

　　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时，提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薄古厚今；文艺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报告还论述了创作和表演上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化与大众性以及无产阶级文艺风格等问题。[167]

　　当时的京剧革命在文艺革命中占有重要位置，因而周恩来非常关心京剧革命问题，和文化部领导人及京剧表演艺术家交换意见，谋划京剧革命大计。

　　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周恩来听取有关文艺工作的汇报后，接见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团的演员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十九人，就戏曲改革问题交换了意见。他提出戏剧改革要整理、修改老剧本、移植其他剧种的剧目、移植唱腔、武功和创作新的剧本相结合，京剧还是首先解决历史戏，演当代的戏还要放在第二步。[168]

　　从中看到，周恩来提出了京剧革命的方式和步骤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他提出了先解决历史戏，演当代的戏要放在第二步，这与毛泽东提出的要解决戏剧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问题，让工农兵占领戏剧舞台，还是有距离的。

　　当然，周恩来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下面这个谈话就反映了这种变化。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约齐燕铭、夏衍、林默涵等人就京剧团出国和音乐舞蹈发展等问题谈话。他在谈话中提出，中国艺术节目要求思想性、艺术性都好。京剧出国剧目不要局限在武打戏和恋爱戏上。这次要多搞新的，要表现新中国的气魄，要严格要求。在谈到音乐舞蹈的现代化和民族化问题时说，音乐舞蹈的内容应该现代化，形式应该民族化，而民族化又必须寄托在大众化上面。对民族的东西要批判地接受，要推陈出新。民族形式必须与现代的、人民的内容结合起来。[169]

　　周恩来的认识的变化更鲜明地体现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座谈会的讲话上。

　　他在座谈会上讲“戏剧革命”、“对立统一”、“人的革命”、“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时说：要搞戏的革命，首先还是要做人的工作；普及与提高二者不能偏废，但是重点在普及，要多注意从普及中提高；要多强调思想性，然后来提高艺术性；要强调生活实践，深入生活，生活到工农兵中去，然后来提高艺术实践；人的改造、人的革命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这个，改革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所以我强调要过“五关”。我常讲，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的，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的。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这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170]

　　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戏剧革命的关键是人的思想改造问题。人只有经过不断地思想改造，才能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只有深入生活实践，到工农兵中去，才能改造自己，获得生动的素材，创作出社会主义文艺的精品来。这表明周恩来对京剧革命的认识更为深化了。

　　周恩来对革命现代戏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比如，京剧《红灯记》排练时，周恩来经常过来看一看，发表一些意见，建议将原来剧中的‘东清铁路大罢工’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

　　在剧中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后来回忆道：“对我演李铁梅，总理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记得我排《红灯记》时，总理没少批评我。我是学花旦的，出场讲究要喜兴，一出场一撩台帘都面带笑容、眼睛发亮，我一开始演李铁梅时也这样，总理批评我了，说：‘长瑜呀，你怎么那么高兴呢？笑眯眯的，这可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呀，宪兵和狗腿子到处搜查，闹得人心惶惶，谁还顾得上买东西？你好高兴就跑出来了。’还有，我有时演着演着就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总理在旁边又说：‘你这个李铁梅，摇什么头呀！’总理批评我，我觉得挺紧张的。但我认真对待，一遍一遍地琢磨，如何来改掉自己的毛病。特别记得他出国访问后，还没顾得上休息，就立即赶来看我的戏，看后说：‘好！毛病改了，进步了。’听了这话，我真觉得特别安慰，很受鼓舞。”[171]

　　由此看来，不论是从周恩来观看革命现代戏，还是召开文艺工座谈会，或者是进行谈话和作报告，乃至于对革命现代戏提出修改的建议，都表明周恩来是坚持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支持革命现代戏演出的。

　　周恩来不仅大力支持江青搞京剧革命，还将文艺革命的优秀成果定名为——“样板戏”。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样板戏”的影响，周恩来又决定组建“样板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将文艺革命不断地推向深入。[172]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关注着中国芭蕾舞的演出和改革。

　　芭蕾舞是西方的舞蹈艺术，周恩来关心中国芭蕾舞的演出，提出芭蕾舞的民族化问题。他认为鉴于芭蕾舞艺术是外来艺术，一开始就完全民族化可能比较困难，可不可以先编个巴黎公社、或者十月革命题材的，然后再编排中国民族的芭蕾舞剧。[173]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周恩来两次观看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散场后，与学校领导和部分创作人员座谈，表示不同意现在用芭蕾舞来表现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对芭蕾舞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很好地掌握芭蕾艺术，在掌握的基础上突破以表现爱情的独舞、双人舞的框框。可以创作一些表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作品，给芭蕾舞以新的内容。要用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解决芭蕾舞的民族化问题。[174]

　　事后，周恩来又多次与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谈及这个问题，并委托他抓一抓这件事。十二月，林默涵组织了专门讨论编演芭蕾舞现代戏的座谈会。

　　会上，林默涵在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后，提出自己的设想：“我看外国的生活我们也不熟悉，是不是再大胆一点，上来就搞一个中国题材的。”讨论中，李承祥、王希贤提议说：“我们几个编导正在考虑改编《红色娘子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构想。”在林默涵主持下，当时与会人员一致赞同，决定把《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

　　一九六四年九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进入彩排。周恩来看了该剧的第三场彩排后走上舞台，头一句话就说：“我比你们落后了、保守了。我原来想，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是否先编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过渡一下。没想到你们演得这样成功！”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华观看了该剧后，这位生活在欧洲芭蕾中心的苏联政治家也赞不绝口：“好！我们还没有你们大胆呢！”[175]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周恩来又观看了上海舞蹈学院的师生改编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他称赞《白毛女》舞剧是一个成功的戏，有创造性，戏的基础好。要好好加工提高。鼓励大家要勇于创造。[176]

　　从周恩来关心中国芭蕾舞发展的史实中可以看到，为慎重计，他开始提出中国芭蕾舞的发展分两步走，先掌握芭蕾舞艺术，编排外国革命题材，而后再编排中国民族题材，反映中国革命的斗争生活。但是中国芭蕾舞的编导们却将两步走并为一步走，直接创作编排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展现了中国芭蕾舞艺术工的信心和创新精神。从周恩来检讨式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对中国芭蕾舞艺术工的赞赏和鼓励，也反映了周恩来对中国芭蕾舞发展的憧憬和希望。

　　在谈到文艺革命的时候，就不能不讲到周恩来倡议搞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如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搬上文艺舞台乃至于摄制成影片，通过音乐舞蹈的形式，以史诗的场景艺术地再现出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程，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周恩来多年以来的心愿。那么，周恩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决定要编排这样一部音乐舞蹈史诗的呢？

　　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在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归国汇报演出时，就有一个想法，搞一台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大歌舞，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表现出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中旬，周恩来应陈毅邀请在上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感到“很动心”。这进一步萌发了他的这一设想，通过大歌舞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庆祝建国十五周年。

　　回到北京后，他立即请主管文学艺术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音乐等部门进行研究。他要求这台歌舞从党的诞生讲起，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以艺术的形式反映出来，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生动教材。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组织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研究，七月二十四日，周扬对大歌舞的总体设想、规模、艺术表现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向周恩来写出报告。周恩来认真审阅和修改了这份报告，同意这台歌舞定名为《东方红》，说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177]

　　从九月中旬至二十七日，周恩来多次审查并约有关人员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亲自确定史诗的主题和重要情节，并审改朗诵词。他说，《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178]

　　从中看到，在《东方红》的创作过程中，从总体构想到具体内容，从每一句歌词到每一段解说，都浸透着周恩来的心血。由于时间太紧，创作人员经常工作到深夜，周恩来也常常陪伴他们到深夜。当年歌舞文学组的组长乔羽回忆说：“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搞到半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从不耽搁。周总理经常拿着修改好的稿子问我：这个问题查到没有？毛主席著作中是怎么谈的？有时，我说没查到。他就说：我已经查到了，你看这样改行不行？望着他那疲倦、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真是感动极了。”

　　《东方红》通过歌舞的形式来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需要创作人员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周恩来常常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他不止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179]这对于这部史诗性的歌舞作品真实反映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把握创作的正确方向，做到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经过广大文艺工的共同努力，十月二日有三千多全国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诗人参加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当时的演职人员都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180]周恩来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观看了演出。此后，连续上演十四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毛泽东也在十月六日看了演出。许多参与这次工作的文艺工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创作出这样一台大型歌舞，“没有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很难完成的。”陈毅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总是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又导演革命的歌舞。”[181]

　　周恩来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肯定这次演出是成功的，要求在表演中突出表现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他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船舵，纠正了方向，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一场演得不突出，一定要摆上，使它更突出。我们党是在漫长曲折而又复杂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你们经过学习，从中得到一种精神，在表演中要把这种精神表现出来。文艺工要实现文艺上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派。[182]

　　而后，周恩来约文艺界有关人士谈话，倡议把大型音乐歌舞《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成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要贯穿毛泽东思想，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他提出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走群众路线。在电影《东方红》拍摄完毕后，周恩来又审看了全部样片，提出要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一九六五年国庆节上影。[183]

　　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上演及摄制成影片是周恩来倡议的。他指导了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编排，使得这部史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恢弘的气势艺术地再现了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中盛开的奇葩，也是鼓舞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周恩来是积极支持文艺革命的。虽然在革命现代戏和芭蕾舞剧的民族化方面他一度比较谨慎，透露出若干保守的色彩，但是他在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革命的指示，在看了革命现代戏和芭蕾舞剧的民族化革命成果后，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迅速地改变了认识，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和芭蕾舞剧的排练。他倡导编排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重要成果。这些事实生动地说明，周恩来不仅积极参加文艺革命，还对文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③ 江青指导京剧革命。

　　前文我们已经介绍了江青参与京剧革命的情况，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江青所进行的京剧革命。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进行的京剧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出发，为了让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在江青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江青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创作出来的革命现代京剧，与广大文艺工一起讨论和反复修改，从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严格把关，逐步形成了革命现代戏的经典剧目，为京剧革命奠定了基础。

　　那么，江青为什么要进行京剧革命呢？

　　江青在讲话中曾经对此作过一个详细的说明。她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进行京剧革命的。

　　江青说：“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184]

　　毛泽东在讲话中主要阐述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他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要创作出反映时代潮流的作品，文艺工就必须深入生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然后才有可能写出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江青认真阅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领会了讲话的精神，就以此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发展状况。

　　江青是如何发现当时中国文艺存在的问题的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江青曾经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发现了文艺舞台上存在的严重问题。[185]

　　这些问题引发了江青对文艺革命问题的思考，后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自己的这一认识过程。

　　江青说：“我的认识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86]

　　江青进一步发问：“试问：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古典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改革？我相信，大多数同志们和朋友们，会认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只是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件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再加上过去旧中宣部、旧文化部长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制造了种种理由，反对革命，破坏改革，就更加深了一般人的畏难情绪。有一小撮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破坏革命，反对改革。京剧改革，芭蕾舞剧的改革，交响音乐的改革，就是这样冲破重重困难和阻挠搞起来的。”[187]

　　江青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后来她又说道：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啦！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188]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在她身体生病的时候，医生是为了使她早日恢复健康，才建议她参加一些文化生活的。这个时候，江青在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以后，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当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领域，没有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舞台演出的主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不是工农兵统治着文艺舞台，创造近现代历史的工农兵群众没有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角而仍然是跑龙套。这些现象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经过深入的思考，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中认识到，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如果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不仅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到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江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投身于京剧革命的，京剧革命也是在冲破了重重的阻碍以后才逐步得到发展的。

　　由此看来，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为了使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江青深入到文艺革命的实践中，和广大文艺工一起立足革命斗争和建设的现实生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道路，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学艺术而奋斗。作为旗手的江青，走在了文艺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有人诋毁江青，说她是三、四流的演员，还有人说她在进行京剧革命的时候“瞎指挥”，甚至还说她窃取了广大文艺工的胜利果实，这对不对呢？

　　当然是不对的。当年在江青指导下参加过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本创作的汪曾祺，后来在回忆中多次反驳了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个问题的本来面目昭示于天下。他说：“我历来反对一种说法：‘样板戏’是群众创作的，江青只是剽窃了群众创作成果。这样说不是实事求是的。”

　　“有这么一种说法：‘样板戏’跟江青没有什么关系，江青没有做什么，‘样板戏’都是别人搞出来的，江青只是‘剽窃’了大家（‘样板团’的全体成员）的劳动成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不符合事实。江青诚然没有亲自动手做过什么，但是‘样板戏’确实是她‘抓’出来的。”

　　“江青对‘样板戏’确实花了很多‘心血’的（不管花的是什么样的‘心血’），说江青对‘样板戏’没有做过什么事，这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汪曾祺认为，不管人们对样板戏如何评价，不能说样板戏与江青无关，江青在样板戏上还是花了心血，下了功夫的，其中的部分经验也是应该吸收，具有借鉴意义的。[189]

　　在江青被抓捕，文革被全盘否定以后，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出发，汪曾祺在谈到江青和样板戏的时候表现出淡漠的情绪，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完全否定江青对样板戏的贡献，还对攻击江青“剽窃”样板戏成果的说法予以了批评和反驳。这是难得的。其实，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许多和江青接触过的京剧大家都不否定江青的艺术水平，有的还引以为艺术上的知音。比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就是这样。

　　程砚秋，以演悲剧驰名于中国京剧界及其他戏剧界。程砚秋的唱腔深沉含蓄，寓刚于柔，珠圆玉润，低回婉转，起伏跌宕。念白如斩钉截铁，切金断玉。水袖功夫尤见其长，发展为千变万化的舞姿。他的著名悲剧有《荒山泪》、《春闰梦》、《女儿心》、《窦娥冤》、《英台抗婚》以及喜剧《锁麟囊》等。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的成员出访苏联和东欧。一九五七年初代表团在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时，一月十九日程砚秋与彭真夫人一起去见江青。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谈了许多戏剧问题。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艺术上江青是一个内行。

　　这是京剧大家在五十年代后期而非文革中对江青的评价。作为一位在京剧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大师，当然有着自己的风骨和信念，不会拿自己的人格和声誉去谄媚人。他对江青作出这样肯定的评价，是因为他与江就京剧艺术的谈话不仅使他确实感受到江青对京剧艺术的造诣颇深，而且还在谈话中获得启迪，引起了他的共鸣。这是程砚秋的真心话。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公正的。

　　当然，江青对程砚秋的京剧表演也是极为赞赏，久久难以忘怀，以致于在十一年以后冬天的一个风雪之夜，江青同姚文元及身边工作人员看程砚秋演的影片《荒山泪》时，江青还被程砚秋的表演感动得掉了泪，随着剧情的深入，竟然还哭出了声。

　　看完电影后，已是深夜，江青不顾姚文元和秘书、护士的反对，执意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江青见到程砚秋夫人时，和她拉着家常，询问着她的生活情况，坦然说道：“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并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为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190]

　　江青之所以赞赏程砚秋的表演，而且还不顾别人的劝阻，深夜去探访程砚秋的夫人，这不仅是因为程砚秋精湛的表演艺术深深地打动了江青，而且也因为他们是艺术上的知音，在京剧表演及革新方面有着共鸣。

　　不仅程砚秋生前说江青真懂京戏，就是在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的浩亮，也曾跟戚本禹说过，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们都服她。她确实是个内行。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凡是江青指导过的演员，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191]

　　这些京剧表演大家对江青的评价，是江青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又一例证。

　　由此我们认为，江青在京剧上是一个内行，而且还有颇深的造诣，这样一个在京剧艺术方面颇有水平的人，又怎么会去“瞎指挥”呢？至于有人说江青窃取别人的创作成果，就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了。为了将革命现代京剧打造成经典之作，江青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艺术上对革命现代戏严格把关，和文艺工一起对革命现代戏反复修改，千锤百炼，使这些作品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完美的艺术性，使传统的京剧艺术焕发出青春，令人耳目一新，产生了京剧革命的初步成果。但是江青既没有在革命现代戏上署名，也没有把这些戏据为己有，而是视为集体创作而成的，这又怎么是掠夺别人的成果呢？

　　江青对京剧革命付出了辛劳和汗水，在排练的时候严格把关，以求打造出革命现代京剧的经典之作。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江青对革命现代京剧确实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就是在剧中演员的选拔上江青也是煞费苦心，比如在京剧《红灯记》中铁梅的遴选上就是这样。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梅兰芳甚至说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戚本禹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腔，不管你的长相是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而且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该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而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她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192]

　　后来我们看到，铁梅这个角色最终还是由刘长瑜来饰演的。尽管杜近芳的唱腔很好，并且也主动要求饰演剧中的人物铁梅，但是江青并没有因为自己和杜近芳关系好，就让杜近芳来饰演铁梅，而是从剧情要求出发，最终排除了杜近芳，选中了刘长瑜。从这里可以看到，江青在剧中人物的选择上是铁面无私的。

　　江青在审看革命现代京剧排练的时候，不论是在剧本的构思，人物的塑造，唱腔的设计，音乐舞美，还是主要正面人物的出台亮相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这些修改意见使革命现代京剧不断臻于完善，逐步形成经典之作。

　　江青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她曾经总结了五十年代出现过的一批京剧现代戏失败的教训，认为这些戏没有能站住，主要是因为质量不够，不能和传统戏抗衡。她把这种思想发展成“十年磨一戏”。后来汪曾祺在谈到江青的这种执着精神时还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江青的这个总结是对的。戏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是搞不出好戏的。公平地说，“磨戏”思想是有其正确的一面的。

　　江青不仅这样说，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这样做，为剧组做出示范。她抓得很全面，很具体，很彻底。从剧本选题、分场、推敲唱词、表导演、舞台艺术、服装，直至铁梅衣服上的补丁、沙奶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违拗。北京京剧团曾将她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打印成册，是相当厚的一个本子。汪曾祺还把江青的指示摘录为相当厚的一沓卡片，作为修改剧本的指导。

　　从中可以看到，样板戏在经过江青修改过的地方往往是妙笔生辉，引人注目，显示出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比如，“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背供”唱，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进矛盾里来，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个人之间的心理活动，舞台调度也可以出点新东西——“智斗”的舞台调度是创造性的。照原剧本那样，阿庆嫂和刁德一斗心眼，胡传奎就只能踱到舞台后面对着湖水抽烟，等于是“挂”起来了。[193]

　　由此我们看到，在江青的提议下，剧本创作人员就在阿庆嫂和刁德一的对唱中，加入了胡传奎，将三个人物之间的心理活动通过对唱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样不但设置了悬念，在矛盾冲突中使情节显得更为起伏跌宕，促进了剧情的发展，而且通过机智幽默妙趣横生的对唱，进一步深化了人物的性格塑造，使得他们三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经过反复修改的“智斗”唱段，不仅是《沙家浜》的名段，而且还成为样板戏的经典唱段。

　　再比如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这场戏，起初舞台上的背景是一片莽莽苍苍的白桦林。据舞美设计者胡冠时讲，这是他们一行人到东北的牡丹江深入生活，在杨子荣墓前凭吊时，看到几缕阳光从环抱墓地的桦树林枝叶中漏洒下来，从而萌发创作灵感设计而成的。江青在彩排时看到这个布景设计，感到这个景很压抑，让人看不下去，提议重新进行修改。[194]

　　经过修改后的这场戏的布景，白雪皑皑，明媚的阳光从挺拔的松树林中倾泄而下，在林深风急，松涛阵阵的音乐效果中，杨子荣跃马扬鞭，气宇轩昂，打虎上山。这不仅昭示着革命斗争的光明前景，又使杨子荣的形象更加伟岸，映衬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前所未有的斗争精神，显示出他们必将战胜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

　　又如，《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出场的亮相也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英雄的首次出场就像一篇文章的开篇之笔，是这出戏成败的重要一环。杨子荣的出场亮相，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也不满意，最后还是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弄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杨子荣的出场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观看排演的观众和专家们的鼓掌喝彩。

　　类似这样的建议，江青还提了很多。她不仅尽心于京剧革命，而且对芭蕾舞的民族化问题也进行了探索，付出了辛勤和汗水。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后来回忆道：

　　“对芭蕾舞，江青其实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总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满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脚尖上，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还说，电影表演要看眼神，电影的特写镜头很多是写眼神的，它是用眼神来说话的。”[195]

　　江青知道革命现代戏的幼苗只有在精心培育下才能够茁壮成长，因而她不仅对革命现代戏的创作与表演悉心调教，而且还对革命现代戏的剧组人员的衣食住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向有关领导部门提议对剧组的伙食给予特殊照顾，当剧组受到冲击的时候，还挺身而出为剧组讲话。[196]这样就为京剧革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证。

　　由此可以看出，江青为革命现代戏的发展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为名，不为利，执行毛泽东的文艺革命路线，主动地自觉地投身于文艺革命的洪流中。为了使革命现代戏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在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她冲破重重阻挠，和有关的领导及编演人员进行研究，有时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使得革命现代戏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中逐步完善，不但以深刻的思想性，而且还以高度的艺术性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使京剧革命取得了重要成果。

　　那位在排练京剧《红灯记》时和江青吵架的阿甲，在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之际重排《红灯记》公演的时候，曾经诋毁江青，以报复的心态说：“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197]

　　这就不禁使人感到蹊跷，这到底是江青“剽窃”了他们的创作成果，还是因为他们编排的京剧《红灯记》，在江青的指导和把关下，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精雕细刻，反复锤炼，最终突破了旧时的窠臼，成为千古绝唱了呢？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江青被隔离审查后，在文革被全面否定以后，一九八六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扮演铁梅的刘长瑜一曲“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演唱，仍然引起海内外轰动，乃至于她在演出传统京剧以后，不唱一段《红灯记》就下不了台呢？[198]

　　此后，在京剧革命上又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和江青主持搞的几个样板戏相匹配的经典之作呢？如果说当时是由于江青的干挠妨碍了阿甲的创作和排练，那么在江青被抓后，阿甲为什么仍然没有排演出和他曾执导的京剧《红灯记》相匹配的革命现代戏呢？难道真的仅仅是阿甲年事已高的原因吗？这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问题。

　　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艺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江青实际上起到了文艺革命旗手的作用，那么江青为什么会成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呢？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出发，就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文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就成为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要进行文艺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艺革命。要进行文艺革命，就需要有人来担任文艺革命的旗手。这样的旗手不仅在政治上能够坚持文艺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还要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这样才能够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取得文艺革命的丰硕成果。江青认真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精读毛泽东的文艺著作，又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因而当她自觉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主动投身于文艺革命的大潮中，成为文艺革命的旗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了。

　　④ 革命现代京剧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前文我们介绍了革命现代戏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的支持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江青是具体的执行者。我们这样说，并没有否定其他人对革命现代戏所做出的贡献。其实，革命现代戏取得的成果是包括广大文艺工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曾经邀请周谷诚、刘大杰两位教授来对剧本《芦荡火种》提出修改意见。其实，许多名人参与了革命现代戏的创作和修改，比如京剧《红灯记》里面的唱词“不许泪水腮边洒”一句，就被郭沫若改为了“不许泪水腮边挂”。[199]

　　革命现代戏的剧本就是在吸取了许多人的意见后，在边演出边修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里我们就拿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修改作一简要介绍。

　　在上海文联和部分解放军高级将领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后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编剧汲取了不少好的建议。作家吴强、芦芒、魏金枝等不约而同地指出，剧本应表现出军民鱼水情的关系，拟加强杨子荣、解放军小分队与群众的联系。根据这一建议，编剧增写了第三场杨子荣到深山访问常猎户父女的戏。鉴于全剧无旦角的唱段，音乐色彩不够丰富，又添加了女扮男装的小常宝控诉土匪罪状的唱腔。贺龙看戏后曾提出：“杨子荣不是有匹马吗？京剧里骑马上山会比踏雪上山更好看。”编剧很受启发，在杨子荣“打虎上山”一场中，结合传统京剧的以鞭代马的身段表演，添写了“马舞”。之后，又为突出小分队群像，重新设计了“行军”、“滑雪”等舞蹈和最后的“开打”。[200]

　　革命现代戏的创作和修改，是广大文艺工智慧、勤劳和汗水的结晶，这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创作和修改上显示出来。

　　京剧《智取威虎山》就是在反复修改后产生的精品。为了搞好该剧的修改工作，上海市委在创作上充实了力量，专门成立直属上海市委领导的戏改小组，由章力挥、陶雄、刘梦德、丁国容、高义龙组成的编剧组负责修改剧本，李仲林、关尔佳任导演，调来了刘如曾、黄钧，会同琴师陈立中、高一鸣、黎秋觉和演员王正屏、童祥苓搞音乐设计，借调胡冠时负责舞美设计，整个创作组由章力挥负责。[201]

　　剧本第三稿修改提纲初定后，创作进入了唱腔设计阶段，创作组决定首改第四场“定计”中少剑波的唱腔。当时正值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去上海演出，为了汲取经验，张春桥特地拿着刘梦德撰写的“朔风吹”唱词，前去《沙家浜》剧组驻地，请琴师李慕良谱曲。两三天后，张春桥又把李慕良接到上海京剧院，由他指导沈金波试唱，并将这个唱段确定保留了下来。接着，音乐唱腔设计工作全面铺开了。一九六五年十月，由于江青对杨子荣的几段重点成套唱腔一直不满意，创作组又从上海儿童艺术剧院调来女作曲家沈利群协同攻关。沈利群不仅对“定计”一场中“共产党员”及第八场“计送情报”里“胸有朝阳”等杨子荣的唱段音乐做了精心设计，而且对剧中小常宝等人物的唱段也做了修改。直到一九六六年初，这些唱腔又经于会泳多次润色修改，特别是“胸有朝阳”末尾通过他画龙点睛自然地缀连到了《东方红》曲调以后，全剧的音乐设计方始获得江青的通过。[202]

　　反映上海码头工人生活的京剧《海港》也是这样。该剧是一九六四年初江青在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以后，向上海提议改编成京剧的。为了改编好这出戏，光编剧就换了好几茬儿，剧名也先后由《海港的早晨》改为《码头风雷》，又改为《铁肩谱》，最后才定名为《海港》，饰演女主角的演员也由童芷苓换成蔡瑶珗，最后才确定为李丽芳。编演人员曾经冒着酷暑，深入码头去体验生活。由于戏还不成熟，江青和张春桥没有同意京剧《海港》参加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北京举行的革命现代戏汇演。后来在江青的指导和张春桥具体负责下，几次将改编的剧本推倒重来，集思广益，反复修改，终于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获得了张春桥的首肯。江青在审看了这出戏的彩排后，虽然提出了三十八条修改意见，但也表示对这出戏基本上是满意的。[203]

　　以上引用的资料只不过是革命现代戏创作和修改过程中的沧海一粟，从中可以看到革命现代戏的经典之作是在经过反复打磨后形成的，这里凝结着广大文艺工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是包括他们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然，广大文艺工能够将革命现代戏打造成经典之作，决不是偶然的。他们能够创作和演出这样的上乘之作，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深入生活，艺术采风，践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包括编剧、导演、演员、舞美、音乐等在内的文艺工，站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边，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将他们搬上文艺舞台，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人。为了演好工农兵群众，广大文艺工纷纷到工厂、农村、连队去体验生活，和工人一起做工，和农民一起劳动，和士兵一起出操训练，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和他们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

　　为了塑造一个人物，为了一个唱腔设计，为了情节的真实，艺术形象的逼真，使剧中的人物，举手投足，言词表情，更切近生活，他们不论是在剧本的创作还是表演上，总是以饱满的激情，反复琢磨，集思广益，在排练中修改，在修改中提高，以求将革命现代戏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打造成经典。这样就不仅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还为在舞台上塑造好工农兵的形象，提高革命现代戏的艺术水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文艺工要加强政治学习，这也是搞好革命现代戏的重要前提。通过政治学习，从思想上切实认识到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怎么为的问题，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洞悉演出革命现代戏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增强演出革命现代戏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是革命现代戏能否演出的重要政治保证。

　　由此看来，革命现代戏的创作、改编与演出不是几个人努力的成果，而是包括广大文艺工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剧本的创作，导演的执导，唱腔的设计，布景的制作，舞美的策划，演员的表演，不仅专门负责，而且互相支持，群策群力，搞好协作，共同攻关。这样形成的革命现代剧就不仅通过艺术的方式将时代的主人公——工农兵的实际生活反映了出来，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而且还通过人物的塑造，展现了无产阶级的新型道德伦理关系，成为引领人们革新价值观念的风向标，开辟了艺术表演的新境界。

　　⑤ 京剧革命的初步成果。

　　鉴于当时的戏剧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表演程式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舞台，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工农兵占领戏剧舞台，就要开展戏剧革命。京剧是中国古代戏剧艺术发展的高峰，是戏剧艺术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国粹，在戏剧革命中难度最大。这样一旦搞好了京剧革命，其他剧种的戏剧革命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戏剧革命就先从京剧革命开始。

　　京剧革命不仅表现在题材和内容上，而且也表现在表演程式等诸方面上。题材、内容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表演程式的变化。比如现代人不再穿长袍了，作为传统表演技法的甩袖自然也就消失了。这种题材、内容和表演程式等方面的革新不会一蹴而就地出现，而是要经过几代文艺工的努力探索，在反复实践和修改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形成，只有这样经过反复打磨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艺术经典。

　　京剧革命就是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为素材，通过人物的塑造，唱腔的改进，言词的雕琢，舞美的设计，布景的衬托，将工农兵群众战天斗地气吞山河的壮举搬上京剧舞台，展现他们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将他们的精神风貌在舞台上艺术地表现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对京剧的观赏，不仅从情感上受到极大的感染，进行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动力，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的塑造，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创造重要条件。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周恩来、江青的具体负责下，经过广大文艺工的共同努力，京剧革命稳步推进，已经取得了一批初步成果：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京剧《杜鹃山》、《红色娘子军》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和交响乐《沙家浜》，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和芭蕾舞剧《白毛女》，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京剧《奇袭白虎团》，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京剧《海港》、《龙江颂》，……。

　　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塑造了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严伟才、洪常青、柯湘、方海珍、江水英等一系列革命英雄人物。这是工农兵群众的艺术造型，是无产阶级文艺史上的光辉典范。他们大义凛然，雄风万里，蔑视困难，所向披靡，眉宇间透射出堂堂正气，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练达和自信，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情壮志，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如果不是站在工农兵群众的立场上，没有对工农兵群众的深情厚意，没有深入生活的历练和感悟，是难以塑造出这样的英雄形象的。

　　这些作品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工农大众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斗争的宏伟史诗，反映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这些作品雄辩地说明，千百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污辱被歧视的工农大众，一旦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组织起来，投身到革命斗争的生活中，就会形成改天换地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翻身当家作了主人。这又一次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204]因而将工农兵群众搬上京剧舞台，将他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艺术地表现出来，就会成为鼓舞工农兵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力量。

　　当然，这些艺术成就的取得还是初步的。江青强调“十年磨一戏”，对革命现代戏精益求精，这些艺术作品就是在反复修改中才逐渐形成的，是在千锤百炼中逐步打造成经典之作的。这些艺术经典的出现，是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集思广益的结果，是广大文艺工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些革命现代戏演出后，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京剧《红灯记》演出后的反映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一九六五年二月春节以后，中国京剧院由副院长张东川带队，南下到广州、深圳演出《红灯记》。演出的反响相当强烈。

　　在深圳演出时，许多香港居民都跑过罗湖桥去看戏。演出过程中掌声不断，每当李玉和唱到“新中国似朝阳光照人间……”时，观众们就激动地眼含热泪喊口号、鼓掌，挚爱之情炽烈，在内地都少见。在演出结束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些香港人感叹道：“说实话，对《红灯记》，我们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来的。这一看之下我们服了，它是现代戏，又是京剧……”

　　在广州的演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痛说家史”、“刑场斗争”，使无数观众热泪盈眶。之后，《红灯记》在上海连演40天，场场爆满，售票处前排成大长队。粤、沪两地许多观众热情地给剧组去信，谈自己看戏的感想，还有一些人常常等在剧组下塌的旅馆，就为了寻机向演员表达一下看戏的体会。在上海，一位钢铁工人见到高玉倩说：“你是李奶奶吧？谢谢你！演得太好了，我们很受教育，回去一定多炼几炉钢。”[205]

　　不仅京剧革命是如此，就是芭蕾舞的民族化、革命化进程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九日首次到广东宝安县深圳公演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受到来自香港的七千多观众的热烈赞扬。此次香港观众热烈要求到深圳看戏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人头一天下午五时起排队，露宿一夜等待买票。香港工人组织要求包一场《红色娘子军》让工人观看，有些工人宁愿少领一天的工资，甚至可能被开除，也要来看戏。更出人意料的是，香港观众对《红色娘子军》的赞赏远远超过《天鹅湖》，不论观众之间的交谈或是座谈会上的发言，大家对芭蕾舞剧进行的改革都一致加以肯定，认为它不但继承了古典的传统技巧，而且丰富了芭蕾舞的内容、技巧和表演方法。《红色娘子军》原定演出四场，后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增演了两场，每场演出，观众的热烈的情绪和场面在内地也是少有的。《天鹅湖》则比原定演出三场减少了一场。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看了介绍演出状况的材料后，作出批示：“送刘、周、邓、彭阅。”“人们要革命。”（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彭指彭真，——引者注）[206]

　　芭蕾舞是西方艺术，我们要进行文艺革命，就要实现芭蕾舞的民族化、革命化，编排出反映中国革命斗争的民族芭蕾舞剧。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是成功的，这是芭蕾舞民族化、革命化取得的初步成果。

　　港英当局管制下的香港工人和市民，对京剧《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表现出这样的激情，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他们的爱国精神使然，更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宣扬的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精神不仅反映出了他们的心声，使他们在心灵上产生了共鸣，同时又以较高的艺术水平演示出来，让他们获得了艺术的熏陶，得到了美的享受的缘故。

　　在文艺革命上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当时，不过是形成了几个样板戏而已。但是“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207]是文艺革命中出现的代表作。社会主义文艺并非仅限于这几个样板戏，而是要通过对样板戏的普及与推广，不论是在剧本的编写、人物的塑造、唱腔的设计、程式的革新等诸方面，为文艺革命开辟出一条新路。把这几个样板戏作为文艺革命的种子，在神州大地上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争艳的春天。

　　当时江青希望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以点带面，推动全国文艺革命的发展。[208]岂料在中宣部和北京却遇到了阻挠和抵制，京剧革命是在冲破了重重阻力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的。这些成果是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关于文艺革命的指示、谈话和讲话为导向，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在江青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广大文艺工的集体努力取得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艺术欣赏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提出了进行文艺革命的任务。在文艺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江青是执行者。从文艺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江青以旗手的飒爽英姿走在了文艺革命的最前列。

　　（6）围绕京剧革命进行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毛泽东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在发现文艺舞台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后，对文艺革命发表了谈话和讲话，作出了一系列指示。这就是进行京剧革命的背景。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在进行京剧革命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人及广大文艺工和中央、地方主管意识形态的部分领导人及与其相关的文艺工之间展开。从中看到，京剧革命是在排除了重重阻力以后才取得了初步成果的。

　　毋庸讳言，双方在革命现代戏演出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努力。在演革命现代戏方面双方都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当时并非是一方要演革命现代戏，一方极力反对这么做。从双方斗争的历程来看，他们表面上都表示要进行京剧革命，演革命现代戏，并对此做了不少工作，还没有任何一方明确反对进行京剧革命。如果仅仅从这方面来观察，一时还真是难以将他们区分开来。但是通过对双方斗争的整个历程进行深入分析以后，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在京剧革命的理解、认识和执行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这种分歧和争论之一，表现在对当时文艺舞台存在的问题的认识的不同上。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不是工农兵统治着文艺舞台，革命现代戏并没有在文艺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而中央及地方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些负责人却对此麻木不仁，昏昏沉沉，即使在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的情况下，也仍然是无动于衷，敷衍塞责。这表明当时双方在中国文艺状况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这种分歧和争论之二，表现在是否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性思考中来认识文艺革命开展的必要性。这就要运用唯物史观，以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深入思考中，来认识到开展文艺革命的必要性。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属于旧的意识形态，是旧的上层建筑的遗留，如果不进行文艺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文艺，使意识形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那么就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是双方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是由于是运用辩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分析文艺对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造成的。

　　这种分歧和争论之三，表现在打造什么样的艺术经典上。应该说，在打造艺术经典问题上双方是没有疑义的，这里的分歧和争论主要表现在究竟是打造什么样的艺术经典。在题材和内容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怎样使京剧既保留京腔京韵，又能够与时俱进，进行艺术创新，打造成政治和艺术高度统一的经典之作的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不少分歧和争论。江青与文化部、北京市委负责人及阿甲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

　　由些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当时文艺舞台存在的问题的认识的不同上；是不是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性思考中去认识文艺革命开展的必要性上；打造什么样的艺术经典上。从这些分歧和争论中可以看到，这里面既有认识上的因素，也是立场使然。不过，立场上的分歧要通过综合考察才能显示出来。

　　既然这样，这种分歧和争论到底主要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还是认识上的分歧导致的呢？

　　我们认为主要还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试想，如果立场一致，在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上相同，那么即使认识上存在分歧，也不难取得一致意见。如果立场不同，在认识上也就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了。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如果立场一致的话，就不会对文艺舞台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无动于衷，也不会置文艺问题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视而不见了。因为这毕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大计啊！

　　正是因为双方存在着立场上的差异，因而才在文艺舞台存在的严重问题上表现出不同态度，以及在这些问题产生的影响上出现分歧，又派生出对打造什么样的经典之作问题上的争论。这是由于在京剧革命问题上，只有搞出德艺双馨的经典之作，才能站住脚，获得认可，传唱下来，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取代旧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京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反映出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站在工农兵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的问题，实质上是要不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6、围绕史学革命进行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学领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潮下，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势在必行了。这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与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进行坚决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占领史学研究阵地。史学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文革前夕，在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激烈的斗争。一次是在评论《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展开的斗争，另一次是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史学革命是在扫除了这两次斗争中的障碍以后才得到发展的。那么，这两次斗争是如何发生的呢？斗争的具体过程又如何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启示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在评论《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展开的斗争。

　　太平天国后期的著名青年将领——忠王李秀成，在天京失陷后突围中被俘，在囚牢里写下了《李秀成自述》。他在自述中提出防鬼反为先，希望利用自己的声望，招降仍在各地抵抗的太平军。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态到底是真降还是假降？他到底是农民革命的英雄还是已经变节？应该如何看待李秀成在自述中写下的话？斗争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① 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写作背景。

　　李秀成被俘后，在囚牢里写下了《李秀成自述》。他在自述中表示自己当时是稀里糊涂地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而且早已产生动摇之意。他还向曾国藩提出要利用他的声望来招降仍在抵抗的太平军，实现天下大安。

　　对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立场，表达的观点，以罗尔纲为代表的一些史学研究者认为，虽然李秀成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也确实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李秀成的真实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209]

　　在《李秀成自述》问题的研究上，罗尔纲等人的观点获得了史学界主流的认同和支持，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这种观点引起了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的干部戚本禹的质疑和不满，于是他将自己对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写成文章，与罗尔纲等人进行商榷，以便通过辩论，使人们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认识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

　　当时，戚本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的呢？

　　一九六二年底，在戚本禹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内部通讯——《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从毛泽东的阅读书目里，知道毛泽东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就把这方面的书也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在吕集义的书里，他把李秀成在囚笼里亲笔写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书里面。“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后来被曾国藩家里的人带去了台湾。这些照片是曾国藩的家人在逃去台湾之前拍下来的。此外，戚本禹还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阅读。在当时，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三个人可以说是研究李秀成的最权威的人物了。他们对《李秀成自述》写了很多的考证和评述。其中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泽东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戚本禹看了罗尔纲的书之后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在书中是把李秀成当作农民起义的了不起的英雄来歌颂的，而把他向曾国藩写的“自述”说成是曲线救“国”，说他是像三国姜维一样向敌人“伪降”。

　　戚本禹在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就断定这个人已经投降变节了。他认为，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能假投降吗？你这么做，那么多的部下不都是跟着一起投降了吗？那还有什么真投降和假投降的区别呢。况且李秀成还在他的“自述”里面向曾国藩献计，请求曾国藩放他出去，去招降那些还在抵抗的作战部队。而且他所献上的那些计策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罗尔纲他们却要那么曲加解说呢？这就不能不使戚本禹陡生疑问了。[210]

　　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戚本禹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一九六三年春节期间，戚本禹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文章写出来了以后，戚本禹是打算向《历史研究》杂志投稿的，因为这个杂志当时是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刊物。在投稿前，他也想和秘书室的同志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田家英在中央办公厅担任副主任，又是戚本禹的领导，在“八司马事件”中还为他说过话，对历史也有兴趣，是个有才华的人，于是戚本禹就把文章拿去给田家英看了。田家英说，他也没有时间仔细地看，就让戚本禹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他说了一下。田家英听了之后没有反对，说写得挺好。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既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在田家英指导下撰写的，更不是在毛泽东、江青授意下草就的，而完全是他自发写成的。至于有人把他的这篇文章，和文革运动中抓“叛徒集团”联系在一起。虽然后来从客观效果上来说，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就他当时所处地位和认识来讲，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的。他写这篇文章的动因，只是联系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列宁、斯大林开创的革命事业的背叛。而他对叛变革命的行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这是他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背景。

　　文章寄出之后，戚本禹就随中央办公厅的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冀东搞社教工作了。由于他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乡村，也看不到报纸，因而并不了解文章的发表情况。后来有一次他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新出版的《历史研究》目录，才知道他的文章已经在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211]

　　由此我们看到，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并非授命之作，而是他自发写成的。他在阅读了《李秀成自述》及太平天国的大量史料后，发现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人在《李秀成自述》上的主要观点并非是从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现实状况出发，对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人物命运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主观臆想的产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戚本禹才运用唯物史观，立足于国际反修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李秀成自述》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出其中的本质特征。这篇文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就的。

　　那么，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② 《评李秀成自述》的内容概要。

　　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中阐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戚文的主要观点是，虽然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却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因而这个自述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写的“革命文献”，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而已。

　　这篇文章共分七个部分，即：（一）矛盾的历史现象；（二）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遮盖不住；（三）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四）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五）关于“防鬼反为先”；（六）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七）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在第一部分“矛盾的历史现象”中，戚文列举了史学界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不同看法以后，特别指出以罗尔纲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虽然李秀成在自述中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向敌人进行投降，但那是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统治者。接着陈列了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人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并指出这些观点也在其他近代史学者的著作中出现过。

　　在第二部分“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中，戚文列举了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的事迹，肯定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认为对李秀成的这些功绩应该予以充分估价，不能抹杀。文章通过对《李秀成自述》的供词及相关史料的分析，着重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美化敌人、丑化自己、诋毁天王、向敌人表“功”这几个方面，从他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言辞中，说明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是否定不了的。从而得出结论，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写的“革命文献”，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在第三部分“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中，戚文认为，《李秀成自述》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是“假投降”，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这里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基本原理，认为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只能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就要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文章重点分析了“招降十要”，从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对幼主的态度、为镇压北方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这几个方面，说明李秀成要利用自己天朝统帅的威信来进行招降活动，将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这些彻底背叛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这样就从招降实践的结果中否定了“假投降”的观点。

　　至于有人说李秀成的招降是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戚文阐明这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这是因为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而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至于有人说李秀成是为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戚文认为这种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的材料里找不到这种根据。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并不认为这是“伪降”，他们之所以杀害李秀成，是因为他们担心李秀成投降后，如果进京揭露出当年他们的丑事，进而危及到他们的自身前途时才这样做的。

　　在第四部分“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中，针对吕集义说的李秀成在自述中“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这主要表现在自述中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上。

　　戚文认为，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因而单纯从这些用语上难以做出李秀成还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的判断。况且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惯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因而戚文认为，如果舍去了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在第五部分“防鬼反为先”中，有人把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当作他并非真投降的证据，当然“防鬼反为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戚文认为，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动派作招降工作，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十余年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在战场上和外国侵略者斗争过，但是斗争的结果却是那样的不同，一个是妥协、投降、割地、赔款，一个是英勇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戚文指出，清朝统治者虽然和外国侵略者有矛盾，但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在第六部分“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中，针对有人用“历史局限性”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辩护，戚文认为，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是由于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那么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文章接着拿和李秀成同时期的陈玉成、洪仁玕、赖文光这三位农民革命将领英勇就义的事迹同李秀成的屈膝媚敌来进行对比，进一步说明在李秀成投降的问题上又怎能用“历史局限性”来进行辩解呢？

　　戚文指出，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在第七部分“英雄为什么会投降变节”中，戚文认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参加革命后对于洪秀全宣扬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士兵变为元帅以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生活上没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样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文章最后说，李秀成的自述作为太平天国的史料，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不是史料价值的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物件，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212]

　　从戚本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否定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史上的贡献，只是对李秀成被俘后在自述中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这是和史学研究权威罗尔纲等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罗尔纲等人认为，李秀成是“假投降”，是想在“投降”的名义下保存革命力量，防鬼反为先，利用满汉矛盾，以图东山再起，踞西北以图中原。而戚本禹认为虽然并不能否定《李秀成自述》的文献价值，但是其本身不过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所谓“假投降”不过是后人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已。

　　③ 《评李秀成自述》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文章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历史研究》第四期上首次发表，随后《人民日报》又刊登了这一期的目录。这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一出来之后就售空了。

　　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一九六三年年八月二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和节选，现照录如下：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被曾国藩的部队所俘虏，在囚笼里写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参加革命不是由于明确的革命意识，而是“迷迷茫茫”，顺势干去，犹如“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说，这场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地被卷入了这“劫乱”。他还用很多篇幅去阿谀称颂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甚至表示自己愿效忠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如果他们肯收留他，他愿为他们收服当时还在英勇斗争的太平天国军队。

　　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这个自述，实在是别有用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革命实力，并且还要利用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同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曾国藩去反对外国统治者。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一套“招降”太平天国军队的毒辣计划，这套计划如果实行起来，每一条都会奏效，可以极大地帮助曾国藩摧残和瓦解革命实力。李秀成在自述里把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看成一体，同样加以吹捧，根本没有什么“利用满汉矛盾”的痕迹。李秀成表示要严防“洋鬼”，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坚决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众，竟想依赖投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封建反动派去反鬼，这是一种倒退，完全不应该“表彰”。总之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

　　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李秀成虽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后却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样一个变节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

　　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由于当时《历史研究》发行量有限，《北京晚报》却发行量较大，且又介绍了戚本禹文章的主要观点，因而许多读者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戚本禹在文章中提出了与当时史学界主流不同的观点，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必要的论证，这样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一般读者还不知道这个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就连戚本禹所在的中央办公厅也是这样。当时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戚本禹的观点很反感。据说罗尔纲看了戚本禹的文章之后气得跳脚，说戚本禹毁了他一生的研究。而当时史学界及中宣部的负责人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戚本禹的观点是错误的。戚本禹的文章挑战了主流观点，因而要采取措施将戚本禹的文章压下去，保持主流观点的正统地位。[213]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史学界拉开了对戚本禹文章批判的大幕。

　　④ 周扬以中宣部名义组织史学界围攻戚本禹。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由于触犯了史学研究权威，遭到了史学界的强烈反对。在史学界一些头面人物的带动下，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组织下，报经周恩来同意以后，他们召开座谈会，引经据典，异口同声，不仅批评戚本禹的文章，而且还作出了封杀这篇文章的决定。

　　戚本禹的文章是由《历史研究》发表的，在这种态势下，一九六三年九月，《历史研究》编辑部曾经专为这篇文章举行过一次座谈会。据穆欣回忆，在会上发言的，没有一人同意戚本禹的看法。[214]

　　范文澜在近代史研究所主持召开讨论会，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吴晗、黎澍、刘大年等在会上发言，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观点，对其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表示不满。[215]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是赞成史学界主流意见的。在报经周恩来同意后，周扬以中宣部名义组织学术界权威人士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封杀的决定。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对戚本禹的文章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这天的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出席者有刘导生、张友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侯外庐、尹达（历史研究所），刘大年（近代历史所），黎澍、丁守和（《历史研究》），关锋、林聿时、吴传启（《哲学研究》），秦柳方（《经济研究》），沙英（《人民日报》），吉伟青（《新建设》），吴晗以及中宣部的林涧青、于光远等。

　　会上以侯外庐和刘大年的发言具有代表性。

　　侯外庐说，戚文很明显是片面的，对李秀成缺乏全面评价，故意把李秀成丑化，一棍子打死。讲他避难带点钱也是一条罪状，说苏州宫殿豪华是腐化，把《自述》中隐蔽的东西拿出来胡乱解释。《自述》中本来是好坏并陈，他把好话去掉，专就坏话分析。李秀成要打鬼子，也说办不到。

　　刘大年说，后期支撑太平天国的只是李秀成、陈玉成；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只有李秀成，是和当时的主要敌人斗争。“防鬼反为先”是从实践中来的。这点与赖文光不同，赖文光死时供状中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唯一原因是抵抗外国。戚本禹硬说李秀成打洋鬼子是假的，是没根据的胡说。刘大年说，有两点应当肯定：第一，应承认李秀成是个英雄人物，农民战争领袖。第二，革命低潮时，南京陷落，他对敌人有幻想，表现农民战争的弱点。

　　到会者大多认为，《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这篇文章不慎重。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是民族英雄。这样的人物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历史研究》发表这篇文章，应先送中宣部审查。《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澍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这篇文章请田家英审查过。[216]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217]

　　其实，《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澍和编辑丁守和当时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来刊发戚本禹的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前，《历史研究》的编者将戚文送交罗尔纲阅读过。在这种情况下，罗尔纲才写了一篇名为商榷实则申辩的短文——《关于我写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和戚文一同登在这一期的《历史研究》上。罗尔纲在这篇短文中仍然认为李秀成自述是“一条苦肉缓兵计”，是假投降。[218]

　　尽管这样，《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澍和编辑丁守和还是因为编发了戚本禹的文章，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批评戚本禹文章的时候，当有人责怪黎澍在发表戚本禹的文章前为什么没有送中宣部审查时，黎澍以该文发表前曾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审查过来回答。周扬对黎澍的回答并不满意，认为黎澍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戚本禹的文章属于学术争鸣，应由中宣部管辖，田家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管这方面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

　　周扬在会上代表中宣部讲了话。他在对《历史研究》事先没有请示中宣部就贸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指责的同时，也说道，历史学界有这么个争论的文章，我看很好。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学中的重要问题。有些人物确有重新估价的问题，如像曹操、武则天。但是不要故意去翻案。旧时有人专作翻案文章，要看该不该翻，值不值得，今天给他翻有利无利，不要一见翻案就欢迎。这种“翻案风”不一定好。该翻的翻，不该翻的不翻。翻案容易出名，但不要乱翻案，要控制一下。

　　关于李秀成，对这样个人物如此发表戚本禹这篇翻案文章不够慎重。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提交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革命先烈的估价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他是反帝反封建的著名人物。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当然，也不要紧张，从中可以取得经验，再碰到这种人物的时候要慎重。他说，现在戚本禹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也报道了，很被动。主要是应当慎重一些。不知道情况的，还会以为这是中央的意见。北京发表的意见有全国影响，全世界影响。要发表这篇文章，应当正式请示一下。只问哪些个同志都不行。应该来个正式报告，那样中宣部要讨论。

　　周扬说，李秀成的功过究竟应该三七开还是二八开？反正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的《自述》中有不好的东西，但是有两点很突出：第一，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赖文光和李秀成不同；第二，他想招降不好。但有一点，他说不要杀南京老百姓、太平军的官兵。他有幻想，可能来自想保护群众和队伍，是群众观点比较强的人。当然，动摇是不对的。但他是过去的人物，不能用无产阶级标准要求他。就是无产阶级，动摇一下又回来，或被敌人杀害了，又该如何评价？《自述》是李秀成八天写的东西，其中也有积极的东西。对《自述》可作各种解释。光按这个《自述》，也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糟蹋这个人对我们不利。这个人是曾国藩要糟蹋的，自己不要糟蹋，即使犯了错误。八天写的《自述》，还有好的，还要反帝。说他逃跑时带点钱就是腐化，讲不通。就是我们，是把钱带走，还是交给敌人？[219]

　　从周扬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翻案要慎重，不能见案就翻。对李秀成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也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对戚本禹文章的发表，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组织程序上没有上报中宣部批准；二是戚本禹文章的观点存在问题。

　　周扬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中宣部对这次会议进行的讨论作了总结。他在肯定这次史学争论的同时，却赞成学术界主流的意见，不同意戚本禹在文章中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对戚文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扬才代表中宣部对戚本禹的文章作出了处理决定。

　　他在讲话中最后提出两个补救办法：一是先由中宣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戚本禹这篇文章，随后由刘大年（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二是在刘大年的文章写好、发表之前，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开一次座谈会，发表消息，表示北京史学界并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并不作准，把那个报道的影响抵消一下。

　　会后中宣部通知各中央局转告各省、市，各报刊不要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在报刊上讨论这个问题。《光明日报》在九月间收到两篇批评戚本禹这篇文章的来稿就没有发表，其他报刊也没有发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220]

　　我们看到，在周扬的主持下，在学术界权威的参与下，周扬代表中宣部不仅部署了对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的围攻，而且还对该文作出了封杀的决定。

　　就在周扬组织史学界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批判，实施围攻，作出封杀决定的时候，作为文章的戚本禹却对此一无所知。据戚本禹后来回忆说，自从他参加工作后，只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什么学术讨论，所以在学术界是毫无声响，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那些大人物，当时他一个也不认识。就连同意发表他的文章的丁守和、黎澍，当时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由于他既不是领导干部，也不是学者，更不是教授，所以中宣部组织批判他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家对他搞大规模的围攻，当然也就不必通知他这个了。

　　即使这样，中央办公厅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还是将他们所知道的有关批判情况告诉了戚本禹。九月底，戚本禹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了中央办公厅。他一回来，中办秘书室的同事朱固、田崇琤、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他。他们告诉戚本禹北京对他的文章反响很大，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分别召开了会议来批判他的文章。

　　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戚本禹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也来安慰戚本禹，叫他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

　　戚本禹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是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领导下工作的，他的文章在发表前又送田家英看过，周扬也知道这件事。按照惯例，周扬他们在批判戚本禹之前应该和田家英通通气，打个招呼，但是周扬却没有这样做。田家英对此也不满意，气愤地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221]

　　戚本禹获悉周扬他们开会批判自己文章的消息后，为了了解会议对他批判的具体情况，以便于作好准备工作，国庆节后就主动和负责发表他文章的丁守和联系，希望和他谈谈文章发表后的相关事宜。丁守和约戚本禹到近代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向戚本禹讲了关于他的评论《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后的一些情况。他还悄悄跟戚本禹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有思想顾虑的，往往是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是因为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惹出了这么多事，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不仅是负有责任的，还有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而戚本禹当时的心理状态就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二是他经历过一九五八年的“八司马事件”，毕竟有点斗争经验了，五年过去了，又成熟了许多；三是他这个时候已经从中央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泽东正在关心这件事，一组（负责毛泽东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所以当时戚本禹心里很坦然，向丁守和表示了对自己文章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22]

　　这个时候，对戚本禹的批判按照预定计划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刘大年，奉周扬之命于十一月下旬写出了《李秀成评价问题》的初稿。由于戚本禹的文章在发表前送田家英看过，田家英当时又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是毛泽东的秘书，因而为慎重计，刘大年在将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当然，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本身就充满矛盾，对曾国藩“老大人”谄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丧失了革命气节，刘大年也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戚本禹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

　　其实，戚本禹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委领导人刘桂五那里，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的文章初稿。戚本禹估计，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戚本禹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于两周后给了刘桂五一个答复：“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示。”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戚本禹什么复示。[223]

　　虽然刘大年奉周扬之命写出了驳斥戚本禹的文章，但是从刘大年将写好的文章送给田家英，近代史研究所党委领导人刘桂五将刘大年的文章以来稿的名义（未署名）送给戚本禹，以及在文章初稿中并没有采纳罗尔纲的伪降说来看，他还是心有余悸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发现田家英和周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而且对罗尔纲的伪降说也是存疑的。同时，在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不论是刘大年还是刘桂五就先将文章送给田家英和戚本禹看看，向他们征求意见，以使文章臻于完善。这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慎重的。

　　根据周扬的安排，刘大年的文章在写好后、发表前，要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开一次座谈会。于是，在刘大年主持下，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历史学界人士开过一次座谈会，讨论对李秀成评价问题。到会的有近代史所的范文澜、牟世安，历史所的侯外庐、王戎笙，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张寄谦，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袁定中，中华书局的李侃，北京市委的邓拓，中央宣传部的林涧青、陈道等共约一百人。这些学者围绕刘大年的文章进行了发言，他们无视戚文主要是针对《李秀成自述》的评论，而并没有否定李秀成的一生的事实，批评戚本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戚本禹的文章采取否定的态度，对罗尔纲的观点持肯定的态度，对李秀成在自述中表现出来的变节意识轻描淡写，还以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来为李秀成进行解脱……。他们一致认为李秀成虽然有缺点，但仍然是农民英雄，戚文所做的结论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写出来后，送交中央宣传部领导审阅。中宣部领导又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改定，基本上肯定了李秀成的功绩，也说了他的一些缺点，大意说他写《自述》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224]

　　就在中宣部要将这个报道下发的时候，却获悉了毛泽东关于李秀成自述问题的表态。于是，事情发生了新的变化。

　　⑤ 毛泽东扭转了对戚本禹文章批判的方向。

　　按照周扬的安排，刘大年将批评戚本禹的文章写好后，经过周扬审查，在征求了田家英和戚本禹的意见，又召开了北京史学会议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写成报道准备发表的时候，却突然获悉了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表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即将发表的文章和报道胎死腹中，就是对戚本禹的围攻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毛泽东是如何发现戚本禹文章的呢？他对这件事又表示了什么样的态度呢？

　　戚本禹在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被江青看到了，她觉得好，就把载有戚本禹文章的《历史研究》第四期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毛泽东。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事件，毛泽东在阅读戚本禹的文章的同时，还叫江青和身边秘书找来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资料进行阅览，以便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毛泽东在对太平天国史料进行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后，在一份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作出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他还在批示中写道，这个批示在经过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传阅后退江青。

　　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派秘书沈同将戚本禹带到住地，向戚本禹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她对戚本禹说，是她将他的文章送给主席的。江青受毛泽东委托还将台湾新近出版的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李秀成供状》送给戚本禹。她说，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

　　她还告诉戚本禹，主席的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戚本禹看。江青在谈话中还对戚本禹鼓励道：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后来或许因为忙，江青并没有将毛泽东的批示拿给戚本禹看。戚本禹是听江青口头传达毛泽东批示的，还以为毛泽东批的是“忠王不忠”，因而在他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他，主席写的是“忠王不终”，是晚节不保的意思。邓力群是从康生那里看到毛泽东的批件的。[225]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表态，对戚本禹文章的支持，才改变了周扬以中宣部名义组织的史学界对戚本禹文章的围攻和批判。结果，刘大年驳戚本禹的文章和史学界报道稿停发，中宣部就此事第二次给各中央局打电话：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也不要发表和演出，并请转告各省市。[226]

　　由此看来，对戚本禹的文章围攻和批判的势头是在毛泽东的表态后才得以扭转的，那么，在毛泽东表态以后史学界在李秀成问题上的讨论又如何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⑥ 在扭转批判方向以后进行的争论。

　　我们看到，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导的史学界的攻击，后来是在毛泽东表态以后，才扭转了批判的方向，将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纳入了正常发展轨道的。这样两种不同观点的文章都能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那么这种争论的状况又如何呢？

　　其实在争论过程中，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央相关负责同志都在关注着这个争论，还做出相应的指示，指导着争论的发展进程。那么，他们当时是如何指导这场争论的呢？

　　1）毛泽东及相关中央负责同志在关注和具体指导着这场争论。

　　毛泽东就《李秀成自述》问题表态以后，中央相关负责同志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李秀成自述》的争论作了部署和安排，指导着这场争论的发展。

　　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恩来和康生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恩来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生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227]

　　周恩来原先是支持周扬批判戚本禹的文章的，但是在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问题表态以后，周恩来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戚本禹的观点，还向戚本禹表示了歉意，表示要向戚本禹学习。[228]

　　康生在讲话中将李秀成与汪精卫对比，说明革命的英雄人物也会投降变节，从而使人们化解了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更容易认清李秀成在自述中的真实面目。他们的讲话不仅诠释了毛泽东在李秀成问题上的观点，而且还对正在进行的争论起到了具体的指导作用。

　　为了使《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能够有序进行，中央及报刊的相关负责同志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在李秀成问题的论战上，《人民日报》是按照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戚本禹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229]

　　七月二十四日康生召集《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负责人部署就《李秀成自述》问题在报刊上开展讨论的步骤。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又是这年七月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由于当天《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康生在这次会上拍板：决定第二天《光明日报》也全文刊登戚本禹这篇文章，并选一篇早已收到的不同意戚文意见的文章同时见报，各报刊由此开始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而后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可以看出，康生在这次会议上对戚本禹所写文章的态度，同去年九月十四日周扬在那次会议上的态度是完全不同、截然相反的。[230]

　　我们看到，在《李秀成自述》争论的问题上，不论康生还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负责人都对此作了相应的部署和安排，康生还提议《光明日报》在转载戚本禹第一篇文章的时候要发表一篇和戚文进行商榷的文章，以便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能够分清是非，取得成效，争论个水落石出。

　　虽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了态，但是却没有置身于事外，而是仍然在关注着这场争论。

　　《光明日报》编印的《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中介绍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的意见。蔡尚思认为，过去对李秀成不应该全盘肯定，现在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李秀成的投降，还是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吴泽认为，现在的讨论不要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这样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他认为，李秀成的投降，要同李秀成的一生和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太平天国的后期是在逐渐走向封建化的道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的阶级界限也就日益模糊了。李秀成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致对曾国藩抱着幻想，写下了《自述》。这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阅后批示：“此文有些道理”，还让江青阅看。[231]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表了态，还关注着这场争论的发展状况，将发现的争论过程中的一些好文章，推荐给江青阅读。毛泽东和中央相关负责同志对李秀成问题的关注和指导，就是为了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以便形成一种有序、和睦、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在争鸣中将学术推向前进，使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那么，这场争论的情况又如何呢？

　　2）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转载之后。

　　我们知道，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历史研究》第四期上首次发表的。为了进一步推动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讨论的发展，一九六四年七月下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先后转载了此文，擂响了这场争论的战鼓。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为了进一步展开讨论，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罗尔纲反驳戚本禹的长文《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罗尔纲在文章中继续为自己进行辩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这篇文章的结论是：

　　“李秀成没有降敌？有历史见证，已经做出肯定的回答了。

　　李秀成没有降敌，为什么在自传里面说了那些自污自辱的话和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经过我们考证，历史事实证明那些自污自辱的‘招齐章程’，乃是一条苦肉缓兵计。

　　我们说李秀成用苦肉缓兵计，我们说曾国藩中了计，并不是从一些迹象做出的结论，而是历史事实提出来的，清朝各种文件和外国侵略者报纸的评论暴露出来的。

　　尽管李秀成的计策没有收到全部的效果，尽管李秀成的计策所收到的部分效果中途又流了产，但是，李秀成这一条计策却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232]

　　七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刊登戚本禹的文章，同时发表周衍发写的文章：《评李秀成——与戚本禹同志商榷》，编辑部为此还写了《编者按》：“最近我们收到一些稿件，对戚本禹所写的《评李秀成自述》提出不同意见。今天本报发表周衍发写的《评李秀成》，同时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以便读者参考。戚文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当时读者的反映是比较强烈的。进入八月后，《光明日报》社来稿陆续不断，北京和外地的史学界相继举行了座谈会。[233]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光明日报》虽然是非党报纸，却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这两家报纸在转载戚本禹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对与其观点对立的文章采取压制的作法，而是仍然刊发了罗尔纲和周衍发等人的批评文章，以其引起讨论，将《李秀成自述》的争论引向深入。

　　不过，从争论的整个历程来看，戚本禹第一篇文章的转载不过是引发争论的开场锣鼓，是为发表他的第二篇文章做些准备罢了。随后不久，他的第二篇文章就发表了。

　　3）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后。

　　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针对第一篇文章发表后争论的要害问题写出来的，是第一篇文章的姊妹篇，那么，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毛泽东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表态给了戚本禹以很大的鼓舞，他以史学革命马前卒的姿态，主动投身于正在进行的讨论中。一九六四年春天，戚本禹写成了关于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

　　文章初稿写好后，在江青提议下，戚本禹去找康生领导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他受到了康生和写作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王力当时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对我们写反修文章很有启发，最近广播的一篇反修文章中的一句“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就是从你的文章中的“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戚本禹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认为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都要好好地批。他说，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联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戚本禹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据此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以后对戚本禹说，我叫你去找康老他们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康老可是一颗老姜。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他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实际是他和反修班子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还送周恩来、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人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戚本禹回话。这个时候周扬也打电话表示支持。关锋等人又对文章作了最后的修改。[234]

　　戚本禹的这篇文章紧紧抓住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论述，批驳了李秀成在变节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文章质问道：“一个人变节了，却仍然可以得到人们这般的歌颂，难道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吗？”。[235]

　　该文在经过精心修改和反复审查以后，于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以《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研究》也在一九六四年第四期刊登了这篇文章。据戚本禹回忆，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表，然后各地报刊转载的，可是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却找他要清样，坚持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戚本禹做不了主，就去请示康生，在得到了康生的批准以后，这篇文章才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的。[236]

　　《历史研究》在刊登戚文的同时，为了将争论引向深入，也在这一期上发表了罗尔纲对戚本禹的答辩文章《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记》。罗尔纲在文章中反驳了“投降论”，发展了“伪降说”，提出了“苦肉缓兵计”的观点。[237]

　　我们看到，在发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对与戚本禹观点相对立的另一方的文章予以压制，还同时刊登了罗尔纲的文章，其意图当然还是为了将这场争论引向深入，以便于在辩论中弄清是非，搞个水落石出的。

　　4）在李秀成问题争论中的若干情况。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很快被各地转载，在史学领域形成了一场大讨论，成为一九六四年夏秋之际史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大报纸的引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纷纷刊登了有关李秀成评价的讨论、批判文章，以至于在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四月形成讨论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表的论文有200多篇。同时，各地社科联组织及高校历史系也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讨论李秀成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工人、农民、士兵、中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参加到讨论批判李秀成的行列，开始了奋力地声讨。[238]

　　讨论中的基本情况是：青年多数同意戚本禹的观点，老、中年多数反对戚的观点，或持保留态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在八月一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是这样。而在基本同意戚文的人中，也还有不同的分歧。八月二十日，湖南历史学会就李秀成评价问题举行有60人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10个人中，有8人认为戚文有片面性。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一次评价李秀成的讨论会上，到会的24人中，有七八人（多数为老教师）认为应该肯定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英雄；十余人（多数是中、青年教师）认为李秀成被俘前是革命英雄，被俘后降敌就成为叛徒，总起来看，不失为革命英雄；个别青年教师认为李秀成已经叛变了革命。[239]

　　这场讨论主要围绕着为李秀成辩护的“伪降说”及“苦肉缓兵计”、混淆革命者与叛徒界限的“功过论”、宽恕李秀成的投降行为的“历史局限论”、美化李秀成的邪念的“联妖防鬼论”、减轻李秀成变节行为的“善良动机论”、为李秀成开脱背叛罪责的“思想认识错误论”等问题展开。在争论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以罗尔纲为代表，主张“伪降说”，认为《李秀成自述》是一篇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经验教训的革命文献，李秀成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一种以戚本禹为代表，主张“变节说”，认为《李秀成自述》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李秀成是一个投降变节、屈膝媚敌的变节分子。还有不少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既否定“伪降说”，又不同意完全否定李秀成，认为李秀成是一位晚节有亏的农民革命领袖。但这种观点后来被当作为李秀成辩护的观点而受到批判，实际上被划到第一种观点中去了。[240]

　　当时讨论活动在各地开展起来了，争论双方的文章都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肯定《李秀成自述》观点的罗尔纲等人虽然在争论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中有些人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罗尔纲和其他被戚本禹文章点名批评了的人，都曾有所表示。如前所述，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著名学者罗尔纲在《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中，仍然坚持过去的观点：“李秀成没有降敌”。他认为李秀成被俘后是伪降而不是真降。李秀成在自述中的献媚之语和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乃是一条“苦肉缓兵计”，目的在于先以此取信于曾国藩，掩护幼天王突围和保护大批太平天国将士性命，然后等待时机，可望天国“实行早已定下的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同时指出李秀成没有为个人享乐而脱离群众，也不是贪生怕死，经不起酷刑的煎熬，也没有受曾国藩的骗，说李秀成真降是“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

　　吕集义（《李秀成自述》刻本校补者）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戚本禹的文章是“反历史主义和片面性的。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应该全面地分析，戚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罗致一切缺点，并且不惜捏造罪状”。“说李秀成懵懵懂懂参加革命，贪生怕死是不对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杰出将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一面反帝的大旗。戚本禹要把这面大旗扳倒，在学术上立不住脚。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就《自述》本身说，字里行间表现他的革命立场，写到太平天国、天王都要抬头。可见他对革命的领袖是念念不忘的。李秀成七月天被关在南京木笼里，天那么热，如果是个怕死鬼，神智能这样清醒？”

　　梁岵庐给《光明日报》社来信说，准备写文章（实际未写）。过去常同罗尔纲合写文章的周邨的立场已有所转变，同意戚文的观点，原来答应该报记者写篇短文，却迟迟没有送来。[241]

　　尽管如此，在讨论深入发展，批判的锋芒业已出现的时候，罗尔纲还是作了检讨式的发言。

　　一九六五的四月，罗尔纲对人说：“去年李秀成问题开始讨论后，我最初并不认为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后来开始感到自己的‘错误’。曾想写一份自我检查，但因为有病，加上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又很支离破碎，贯穿不起来，未写成功。”他说：“我现在仍在继续写自我检查。原来想分别从观点、立场、方法三个方面去检查：我对太平天国和清朝反动派，有客观主义的观点；我为李秀成的投降辩护，是资产阶级律师的立场；我在研究方法上有主观主义。这样去写，自己根本问题研究何在，还是贯穿不起来。现在，我觉得，我研究太平天国究竟是为什么政治服务，是一个根本问题。我研究太平天国，没有感到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而是为研究而研究。……我当时根本不理解，也根本没有考虑到。李秀成问题同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什么关系。”[242]

　　看来，在讨论中，主张“伪降说”一方的阵营出现了动摇，最后罗尔纲还作了检讨式的发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然，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种检讨是牵强的，也是言不由衷的。[243]

　　这个时候人们还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批驳对方的意见。以《光明日报》为例，各地在这个问题上的来稿一直比较踊跃。到八月二十日（在刊登戚本禹文章后26天）止，该报收到来稿59篇，其中赞成戚文的27篇，反对的32篇。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六日，收到76篇，立论态度有所变化：赞同戚文的58篇，反对的18篇。

　　从《光明日报》的这两个小统计中可以看出，反对戚文的来稿在大幅度锐减。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至六月，半年中报社收到史学方面来稿257篇，其中有李秀成评价的文稿只有10篇。这场讨论就暂告结束。[244]

　　我们看到，戚本禹的两篇文章转载或发表后，掀起了史学界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本来这场争论是应该深入进行下去，以便能够弄它个水落石出的，但是从这次争论的发展过程来看，似乎有虎头蛇尾之嫌。后来，戚本禹在回顾这场争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

　　他说：“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时，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生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的表态了，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写文章了，所以本来我起草了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的，这时也没有发表的必要了。”[245]

　　戚本禹希望双方能够将这场争论进行下去，为此还写了第三篇文章，以便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论战来弄清是非，使人们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进一步促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占领史学研究阵地，但是却事与愿违，争论却没有能够进行下去，很快便偃旗息鼓了。这到底是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还是看到这种争论的态势以后，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以上我们对围绕李秀成问题的争论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当时戚本禹的一篇学术研究的文章又为什么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呢？毛泽东又为什么要对戚本禹的这篇文章表态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⑦ 对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出现争论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后，不仅遭到了史学界主流的反对，也遭到了中宣部的打压，后来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扭转了批判的方向，开展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的。可是，就在戚本禹准备继续写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争论的另一方却偃旗息鼓，退出了战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戚本禹写作《评李秀成自述》的直接动因是他与罗尔纲等人在《李秀成自述》的评价上有着不同的认识。本来，李秀成在自述中向曾国藩屈膝退让，表示了投降之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但是罗尔纲等人却主观地认为那是“伪降”，是为了保存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以便实现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这不就是为李秀成的投降进行辩护吗？因而戚本禹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写了这篇文章。

　　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史学界主流历史学家压倒性的反驳。他们纷纷批驳戚本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是拿《李秀成自述》中的错误说事，却否定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革命斗争中的功绩。戚本禹对这种批评是不满意的，反驳说：“我的《评李秀成自述》，主题是论李秀成自述的性质，不是给他作全面的历史评价，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否定李秀成的历史作用。”接下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双方争论的要害：“其实，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谁否定了李秀成的历史作用，问题的实质、意见分歧的真正所在，乃是我们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246]

　　从这里可以看到，戚本禹并没有否定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的功绩，他的第一篇文章主要是对《李秀成自述》的评论，阐述对李秀成在自述中表现出来的投降变节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人对戚本禹的批评，才恰恰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转移论题之嫌。

　　还有人以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立有大功来否定他的投降变节行为，说什么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变节的。[247]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业已被历史的事实证伪。康生提出在李秀成问题上，要联系汪精卫来进行批判，就便于化解人们的英雄情结。这确是高明之论。在革命斗争中，一开始英勇的革命者并不见得一生忠于革命，投降变节并不罕见。无独有偶，中共历史上的张国焘也是这样。不论是汪精卫还是张国焘，能够因为他们曾经参加了革命，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就否定后来他们的叛变行为吗？这样联系起来看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有人以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来解释李秀成在自述中表现出来的变节行为。[248]我们并不否认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且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才决定了农民阶级尽管是一支伟大的力量，却难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承认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农民阶级由于存在阶级局限性就必然会投降变节。这是因为投降变节不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表现，而是背叛农民革命的结果，是与农民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并不属于阶级局限性的范畴的缘故。

　　有人说戚本禹的文章是利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过去的农民阶级，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249]固然我们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农民阶级，不能要求历史上的农民领袖要有无产阶级领袖的视野和品格，但是在研究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剖析吗？不应该运用我们今天的认识工具和价值标准去进行研究和分析，以作为今后的鉴戒吗？难道这是以无产阶级领袖的标准来要求农民阶级的领导人吗？这就要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研究问题，和要求农民阶级领袖具有无产阶级领袖的视野和品格区分开来，否则的话，就会将两者混为一谈，在认识上走入误区。

　　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来看，他是以天王洪秀全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是太平天国革命后期著名的将领，也是这个时候在前线斗争中的两位著名统帅之一（另一位是陈玉成）。以他在太平军中的影响力，要是带头投降了曾国藩，那么就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连锁反应，给继续进行战斗的太平军造成坍塌式的破坏。同时，在革命斗争中，叛徒和变节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往往要大于外来敌人的攻击和镇压，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正是因为这样，在现实革命斗争中，打击叛徒和变节者，警示革命队伍中的人，时刻提高警惕，防微杜渐，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长城，就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暮鼓晨钟。

　　可是，这样一位重要领导人物却在自述中写下了不少卑躬屈膝的话，这些话说明李秀成已经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因而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说到底是一个对投降的态度问题，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和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

　　这是一场在学术分歧的背后蕴含着政治意义的争论。因为这次争论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历史观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这种斗争反映出当时的史学研究从总体上说还没有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也存在着严重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对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革命中李秀成问题的认识，不能不影响到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类似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这种认识和处理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增强革命的战斗力产生重要影响。在艰难困苦的激烈斗争中，对敌人是英勇斗争，还是屈膝退让？是保持革命气节，还是妥协投降？在斗争险恶的时候，是采取悔过的方式来苟且偷生，以求保存力量，还是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刚直不阿，宁死不屈？就成为争论中不能逃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到，如何评价《李秀成自述》直接影响到在今天的革命斗争中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不仅涉及到如何看待正在进行的反修大论战中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实斗争问题，也关系到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投降变节问题。正是从这里我们才说对《李秀成自述》的争论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这就是这篇文章引发争论的历史政治背景。

　　从戚本禹文章发表后遭到史学界几乎一致性的攻击来看，当时少数权威左右着史学界，如果他们的观点一旦遭到挑战，就会蜂拥而上，群起而攻之。这就说明当时的史学界仍然是等级森严，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存在着帮会作风。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不仅史学界对戚本禹的文章是这种态度，而且就连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宣部也是这样。戚本禹从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写出了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以后，在遭到史学界权威们反对和攻击的情况下，中宣部非但不支持戚本禹，反而和史学界的主流一起，召开座谈会，部署文章的写作，又进一步做出了封杀戚本禹文章的决定。

　　在《李秀成自述》的评价上，周扬对未经中宣部批准就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如果单从组织程序上来讲，周扬的说法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中宣部对《李秀成自述》的态度上来分析，周扬的说法倒是另有一番深意，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中宣部领导人周扬对于戚本禹和罗尔纲等人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来看，中宣部对于双方到底是谁在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判断。那么，这种判断的不同到底仅仅是认识的差异，还是由于立场上的原因呢？

　　如果说这仅仅是由于认识的原因，那么中宣部作为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机构，在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后，却没有意识到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反而在实际工作中将双方的争论本末倒置，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他们的马列主义的水平感到怀疑，不禁让人发问：中宣部及其领导人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呢？对于革命过程中的投降变节行为，到底是赞赏还是反对，究竟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这难道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问题，就没有立场上的因素吗？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周扬不是通过对戚本禹文章的内容及影响的反思，来进一步认识中宣部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提出整改的建议，提高中宣部领导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反而却一味地指责和批评《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还要扼杀这篇文章。这就进一步说明周扬不仅不思悔改，还继续坚持中宣部固有的观点，消极对待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想以此来控制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

　　由此进一步分析，如果中宣部果真是和戚本禹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话，从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就应该支持戚本禹的文章，为戚本禹文章的发表和讨论鸣锣开道，这又怎么会出现扼杀这篇文章的行动呢？这不就是从反面证明了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持什么样的立场了吗？难道这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吗？

　　从中看到，在《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中宣部既存在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立场上的因素。认识不过是其表层原因，而立场则是深层的因素，认识上的分歧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这种状况就是到后来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最终导致了中宣部被解散。

　　在中宣部主导下，史学界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攻击和封杀的时候，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了态，作出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的批示。[250]这个批示的作出不是盲目的，是毛泽东在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又了解了双方争论的情况以后，经过慎重思考得出的结论。

　　虽然在毛泽东表态以后，扭转了批判的方向，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当戚本禹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入到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写出了史学革命的文章的时候，却不仅遭到了史学界的围攻和反对，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围攻和反对是在中宣部的主导下进行的，竟然还对戚本禹的文章做出了封杀的决定。令人蹊跷的是，史学界的不少人在毛泽东表态后却又退出了争论，致使争论草草收兵，戚本禹起草的第三篇文章也未能发表，这是发人深思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件事。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此事时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不要压制青年人的文章，让他冒出来。比如，戚本禹批判罗尔纲，谁晓得？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尔纲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制，不要怕触犯罗尔纲、翦伯赞。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

　　过了十天，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讲起学术批判，又提到此事：“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的文章。……”[251]

　　由此可以看到，在《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当然，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这场争论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毛泽东正是通过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才更进一步明晰了对于这场争论的认识。其实，毛泽东对于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变节和叛徒问题，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直到文革晚期还以评《水浒》的名义警示全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他在关于《水浒》的评论中说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别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252]

　　虽然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有当时的具体政治背景，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他的这个忧虑决非杞人忧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史学界围绕《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出现的争论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是用唯物论还是唯物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来进行史学研究的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关系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占领史学研究阵地的大事。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史学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要进行史学革命。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就是在史学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场争论出现的必然性。

　　当然，这场争论的出现又具有偶然性。从史学革命的要求出发，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戚本禹写作《评李秀成自述》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应该受到称赞。但是戚文发表后，不仅史学界围攻和指责该文，中宣部还要封杀这篇文章，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直到毛泽东表态后才将这种局面予以扭转。从戚本禹文章的写作及史学界和中宣部对戚文的态度上来分析，则又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过是史学革命必然性的表现而已。因而我们说，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引起的争论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通过这次争论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严重的。这不仅存在于认识方面，而且更让人忧心的是还存在于立场方面。这是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性和曲折性的反映。由此可以看到，不论是史学界还是中宣部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这就预示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经历激烈的斗争，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⑧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史学革命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就是在史学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

　　2）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中宣部组织的史学界的攻击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说明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也反映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杂性。虽然这是一场学术讨论，但是却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这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3）当戚本禹遭到中宣部支持的史学界的围攻，他的文章面临被封杀的时候，毛泽东表了态，支持了戚本禹，消除了对他的围攻。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学术争论的正常发展，也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

　　4）通过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的争论，暴露了史学界和中宣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对以后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5）虽然戚本禹和罗尔纲在《李秀成自述》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当罗尔纲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时，戚本禹并没有因为与罗尔纲发生过争论，就对罗尔纲置之不理，他还向造反派打招呼，说当时是学术争论，不要对罗尔纲搞得过分了。[253]这对于身处困境的罗尔纲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宽阔胸襟和人道情怀。这是应该肯定的。

　　6）罗尔纲虽然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作了检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在文革被否定后，罗尔纲又著书立说，仍然坚持自己的“伪降说”和“苦肉缓兵计”。[254]这是发人深醒的。

　　（2）在讨论“让步政策”问题上展开的斗争。

　　开展史学革命，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批判旧的史学观点，清理旧的史学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史学研究阵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九六五年秋天发生的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让步政策”是翦伯赞提出来的。建国后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翦伯赞提出了一系列史学观点，写出了不少历史著作，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影响很大。这些观点和著作鲜明地表现出翦伯赞在史学革命问题上的态度、主张和思想，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却背离了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的方向，这也就成为史学革命的对象，难以逃脱被批判的命运了。

　　当时翦伯赞在史学革命中在史与论、政策与理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力性、帝王将相与农民起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255]其中尤以“让步政策”更具有代表性，因而对翦伯赞批判的锋芒就对准了“让步政策”。那么，翦伯赞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让步政策”的呢？

　　① 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

　　翦伯赞是什么时候提出“让步政策”的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让步政策”的呢？对“让步政策”又是如何表述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翦伯赞最初是在解释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开始提出“让步政策”的。

　　一九五○年秋，范文澜建议翦伯赞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古代部分写几篇注释性的文章，目的是一方面宣传一下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史学界在“史与论”的结合上做个样子。翦伯赞接受了这个建议，在较短的时间中，写出了两篇论文。第一篇题为《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于北京《学习》杂志上；第二篇题为《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于次年二月十六日发表于同一刊物上。这两篇文章每篇大概一万字左右，限于篇幅，只是从宏观上概括，偏重于理论分析。[256]

　　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翦伯赞在分析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时，首次提出了“让步政策”，是这样表述的：

　　“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257]

　　那么，毛泽东著作中的哪些文字引发了翦伯赞的思考，提出了“让步政策”呢？

　　翦伯赞在阅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时，注意到该书有两处讲到“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第一章第一节中说：“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在第二节中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翦伯赞认为，这两处文字的基本精神相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它对于封建统治的“打击”、“推翻”和“改造”到“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间还缺少一个足以说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此环节在古代文献中多称作新上台的封建统治者执行了“与民休息”、“休养生息”、或“轻徭薄赋”等政策。可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如何概括论述这一问题，他感到不易，就向范文澜请教。范说，他在过去也存在这一问题，在延安时陈伯达也谈到过让步问题，其他人也采用了这个说法。听了范文澜的介绍，翦伯赞就用“让步政策”来表述上面所谈的理论或事实了。[258]

　　从这里可以看到，“让步政策”最初是翦伯赞在范文澜建议他撰写宣传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翦伯赞在看了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的农民起义作为革命手段推动了改朝换代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观点的时候，便想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于是才提出了“让步政策”。真理往前走一小步就有可能变成谬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原文中根本没有用“让步”和“让步政策”这样的术语，翦伯赞是在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才把它概括为“让步政策”的。看来，翦伯赞自己也对这种说法没有把握，是在向范文澜请教以后，在范文澜的支持下才最终确定这种表述的。

　　后来翦伯赞说，他提出的“让步政策”是对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理论的解释。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翦伯赞是说他提出的“让步政策”是在宣传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这还倒是符合事实；如果是说他提出的“让步政策”是从毛泽东著作的相关内容中引申出来的，是文中的应有之义，那就风马牛不相及了。由此看来，戚本禹等人后来在《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一文中对他的批评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259]至于陈伯达在让步问题上的看法，下文我们还要分析，此不赘述。

　　翦伯赞关于“让步政策”的表述还在他参与撰写的《中国历史概要》中表现出来。

　　这本书不设主编，由翦伯赞与邵循正、胡华联合撰写，范文澜代表史学会主持书稿的讨论、修改和定稿。翦伯赞负责古代史部分。该书从上古开始，止于一九五四年，共十一万五千字，是一本普及本中国通史，由中宣部和对外文委批准，于一九五六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又由民族出版社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外文出版社也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在国内外大量发行，影响很大。

　　在这本书的古代史部分有三处用了“让步政策”的观点：

　　该书第11页中写道：秦末“农民起义的力量也使得新的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作了些让步，这些让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统治者才有可能建立起强盛的朝代。”

　　该书第15页中写道：东汉初年，“经过了一次农民革命，地主阶级总得向农民作些让步，所以从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时起，社会经济又走向繁荣。”

　　该书第41页中写道：“明初由于农民从蒙古统治下获得解放，以及明太祖采取各种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奖励开垦、兴修水利、推广种棉、免租减锐和发给种籽等，山东、河北、河南和淮河流域因战争而荒芜了的田地，又重新栽种了谷物。”

　　一九六九年秋，邵循正告诉《翦伯赞传》的张玉玺说，上述三段文字是范文澜最后修定的，“让步”的用语也是范文澜所加，范文澜还说“让步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260]

　　即使果真如邵循正所说的这样，那么鉴于古代史部分是翦伯赞负责撰写的，范文澜的修改最终还是获得了翦伯赞的同意，因而在“让步政策”的问题上翦伯赞和范文澜的认识是一致的。在“让步政策”提出以后，翦伯赞不仅进一步鼓吹这个“政策”，还随着认识的深化，不断地对这个政策进行着完善和发展。这表现在一九六一年翦伯赞写作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

　　在这篇文章中，翦伯赞对“让步政策”的论述作了补充和修正，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说：“在经历一个大的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封建秩序，有时对农民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此外，六十年代初期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对此问题也有着相近似的论述。[261]

　　翦伯赞的这种见解，被国内史学界称为“让步政策”论。将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加以详细阐述的是孙祚民、漆侠等人，他们还曾相继撰文加以发挥，认为唯有通过让步政策，才能够彻底理解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或者提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262]

　　由此看来，翦伯赞是在解说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提出“让步政策”的。这个提法得到了范文澜的肯定，在他的支持下才逐步传播开来的。随着翦伯赞认识的深化，又对“让步政策”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② 孙达人对“让步政策”发起挑战。

　　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以后，随着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问题研究的深入，史学界一些人士对唯有透过“让步政策”才能解决农民战争动力作用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以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能概括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对“让步政策”的批评是由一个普通的青年教师孙达人引发的。

　　由于史学界论述“让步政策”的文章中，以漆侠和孙祚民等人写的最有代表性，对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作了最完整、最典型的阐述，因而孙达人的文章就以他们文章中的论点为对象来讨论这个问题。孙达人虽然批评的是漆侠和孙祚民等人的观点，但锋芒却是指向翦伯赞。因为人们都知道“让步政策”是翦伯赞提出来的。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孙达人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

　　孙达人在文章中对一些历史著作中，“出现了朝朝有‘让步政策’，甚至于一朝有几次‘让步政策’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让步政策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中是一种特别流行的理论，……总的说来，不仅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有‘让步政策’，就是在一些规模较小和很小的农民起义之后也有‘让步政策’；甚至于象没有什么农民起义的隋初也有‘让步政策’。”“‘让步政策’似乎成为解释中国古代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的一张‘万灵膏’。”[263]

　　这篇文章认为：“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他认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表现在推翻和改造旧的封建王朝，削弱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什么根据说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非要“透过”“让步政策”不可。

　　孙达人还说：“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又说：“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决定于地主阶级的本性。”[264]

　　从文中看到，孙达人批评了当时在史学界存在的用“让步政策”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是农民战争的威力而不是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没有证据表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非要透过“让步政策”才能体现出来。

　　在激烈的斗争中，封建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由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的。这是由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利益的对立形成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决定着地主阶级在斗争中不可能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压力再大也没有用。从这里可以看出“让步政策”的提出违背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规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孙达人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翦伯赞就看到了。他读后在肯定孙文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的同时，认为孙文对新上台的封建统治者的政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缺乏具体分析，没有解决如何科学地概述“休养生息”、“轻徭薄赋”问题，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偏激情绪。

　　在“让步政策”上，翦伯赞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提得再高，也不过是一个尚待科学概括的理论问题。他对“让步政策”的最后看法，见于一九六一年所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在“让步政策”问题上，他并不是孤立的，范文澜支持他的观点，甚至还能够从延安时期的理论家那里找到渊源。因而他表示甘愿“代人受过”，还说：“‘代人受过’古已有之。”这样做，无损于他。[265]

　　孙达人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注意和热烈的讨论。因翦伯赞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所以在北大师生中，更是达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266]

　　由于孙达人的文章是批评“让步政策”的，因而当时人们在谈论孙达人的文章的时候，也就自然转入到对“让步政策”的讨论，那么，在“让步政策”的问题上，在对翦伯赞的批判上，当时作为中央思想文化主管部门的中宣部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③ 对翦伯赞史学观点批判的展开及中宣部领导人的消极态度。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后，从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必然要开展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翦伯赞宣扬的“让步政策”等系列史学观点就成为史学革命的对象。作为中央主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宣部，本来应该主动地投入到史学革命的洪流中，因势利导，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史学阵地，完成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可是，令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宣部的领导人陆定一、周扬等人不仅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反而对此表现淡漠，在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问题上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其实，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从一九六三年春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主要批判翦伯赞宣扬的“历史主义”，是由《红旗》杂志编辑关锋发起的。

　　这年六月在北京展览馆关锋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演说，运用阶级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批判翦伯赞主张的“历史主义”，批翦由此拉开序幕。这个演说稿经整理后，由关锋和哲学研究所的林聿时共同署名，在同年《历史研究》第六期首篇位置发表。此后半年内，全国性乃至省市级报刊中的多数群起响应，代表性的文章有关锋、林聿时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林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么？》，朱永嘉等《论马克思主义及其运用——和宁可同志商榷》等，开展了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267]

　　随着社会上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翦伯赞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批判的呢？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对这种批判又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翦伯赞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会议是中央批准召开的，主旨是反修防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到会讲话，周扬做了主题报告，翦伯赞等学部委员和不少著名学者、专家在大会或分组会上发言。会上有少数人在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周扬、翦伯赞等的报告、讲话或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翦伯赞认为出现这种批评是不正常的，表示自己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在谈到此事时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268]

　　一九六四年春，学术界以“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和“史与论”为题对翦伯赞不点名地批判逐步展开，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调门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党支部以过组织生活的形式批判翦伯赞的历史观点，重点是批判《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其间由总支主持的较大规模的批判会共进行了三次，翦伯赞对有些发言感到吃惊。

　　七月上旬至八月间，北大校党委在十三陵分校召开党委会，讨论了翦伯赞的问题，并决定为“批翦”作准备。会上决定：翦伯赞同志的问题的性质是学术问题，学校将按学术问题进行批判。会后，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来看望翦伯赞，并将党委的决定向翦简要传达，说“党是了解你的”。不久，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来看望翦伯赞，做了同样的表示。[269]

　　在批判中翦伯赞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这从翦伯赞对《新建设》杂志的编辑的谈话中可以反映出来。他说：“在过去的讨论中，我也受到了教育。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服从党的领导，以后能够活几年，就为党做几年工作。我总希望史学界能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写出几部好的中国历史。而不要搞得剑拔弩张，以致不敢写文章。即使有错误，也要采取商量的态度，顶多说‘值得商榷’。用不着扣帽子。谁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呢！”[270]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虽然翦伯赞表示在讨论中受到了教育，实际上却对这种讨论感到厌烦。他用“谁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显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史学观点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认为当时的批判在给人上纲上线，扣帽子，搞得日益紧张，这表明翦伯赞对批判是采取抗衡态度的。

　　当批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当时文化界的一些人士对此持否定态度，中央直属部门的领导人也表示难以理解，这在他们对翦伯赞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

　　二月十三日（正月初一），在曲园会餐时，郭沫若、田汉对于报刊上正在进行的大批判不屑一提。四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来看翦伯赞，相聚一个多小时，主要是回顾当年共同战斗在重庆时的旧事，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表示中央统战部一直对翦仍是“了解”的，“信任”的。[271] 那么，作为中央主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宣部是什么态度呢？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上就说过：“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问题，要百家争鸣。目前讨论不要紧张，方向要明确，又要生动活泼的互相争论。有些问题，有些观点还不明确，需要继续辩论。”又说：“历史科学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反对历史唯心主义，也要反对历史科学中的概念化、公式化。”这些话反映了周扬对于“批翦”是不同意的，相反的，他认为翦伯赞批“历史科学中的概念化、公式化”是对的。

　　七月间，中宣部科学处所整理的“学术文艺资料”中，有一个“翦伯赞用‘历史主义’反对‘阶级观点’”的项目。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汇报此资料时，部长陆定一不但没有表示翦的这一观点需要批判，相反地却提出，要查一查“历史主义”的来源，再另搞一个材料。此任务后来布置给《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去搞，未见下文。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直至此时，中宣部的主要负责人并不认为翦伯赞有什么问题。[272]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对翦伯赞的批判逐步展开的时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不仅没有对这种批判予以积极回应，采取必要的部署和安排，使这种批判能够进行下去，取得成效，反而却对这种批判持抗衡态度，消极对待，无所作为，在史学革命的斗争中玩忽职守，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他们对史学革命的态度产生疑问了。

　　尽管中宣部领导人对翦伯赞的批判持消极态度，但是在批判的洪流面前，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挡，因而在批判翦伯赞的问题上采取了低调态度。

　　九月，中宣部决定可以在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以外的其他报刊上点名批判翦伯赞的问题，并通知了翦伯赞，对他震动很大。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新建设》杂志收到一篇题为《如何看待剥削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与翦伯赞、宁可等同志商榷》的稿件，要求标题和文章中均点翦伯赞的名。编辑部不敢作主，即将文章的清样送给中宣部科学处审查。这时中宣部已有规定，就是指名批判全国性人物的文章，要经中央批准才能发表。科学处不能作主，就把清样送给周扬，向他请示。

　　过了几天，周扬指示科学处说：文章可以发表，但要同翦伯赞打了招呼。要去看一看翦伯赞，把文章清样给他看，问他有什么意见。并告诉他，文章只在《新建设》上发表，不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要他不要紧张。科学处按照周扬的指示，派出了两位同志一起到翦家，把周扬的话告诉了翦伯赞。问他有没有意见。翦伯赞说：“发表吧！我没有什么意见。”他们还是将清样留下。

　　第二天下午，翦打电话给科学处，说清样他已看了，建议将文章“历史主义”四字的引号去掉。《新建设》杂志发表此文时，去掉了引号。此事后来成为“翦伯赞猖狂的进攻”的一条证据，也是《新建设》杂志及有关人员的一条“罪状”。该文在《新建设》第10、11期发表。[273]

　　我们看到，中宣部是在接受了翦伯赞将文章中“历史主义”四字的引号去掉的要求后，才发表该文的。其实，当时对“历史主义”四字加上引号，是有特定涵义的，表明这个“历史主义”是与阶级观点对立的，是抽去了阶级斗争灵魂的“历史主义”。翦伯赞要求去掉这四个字的引号，不仅表明了他对批判的不满，也是他采取的特殊抗争方式，因而后来说这是“翦伯赞猖狂的进攻”的话尽管严厉些，但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人将这作为《新建设》杂志及有关人员的一条“罪状”，其实这不过是明批《新建设》杂志及有关人员，暗批中宣部领导人罢了。因为去掉这四个字的引号是经过中宣部领导人批准的。

　　至于周扬让科学处将批判翦伯赞的文章清样送给翦本人看一看，向翦伯赞打个招呼，倒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周扬虽然同意了对翦伯赞的批判，但是却明确表示文章不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只在《新建设》上发表，还接受翦伯赞的意见删掉了文章中“历史主义”四字的引号，这表明中宣部领导人在这件事上不仅关照翦伯赞，还与他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块，这是发人深醒的。由此看来，中宣部当时同意点名批判翦伯赞则是不得已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在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问题上，还是遇到了不少阻力的。这种阻力不仅表现在翦伯赞及文化界一些人的厌烦与抗衡上，还表现在中宣部领导人对于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消极态度上。特别令人意外的是，作为中央主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不仅没有主动地投身于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洪流中，领导批判运动的发展，而且就是在批判翦伯赞的时候还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企图袒护翦伯赞。这就不禁使人发问，中宣部的领导人在史学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④ 在“让步政策”问题上进行的初步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由关锋发起的，针对翦伯赞“历史主义”观点的批判早在一九六三年春就开始了。对翦伯赞“让步政策”的批判，则是一九六四年九月由青年教师孙达人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引发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掀起了关于“让步政策”的批判。那么，当时批判的情况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围绕“让步政策”的争论是以《光明日报》为主阵地进行的。虽然双方争论激烈，但还是在学术批判的名义下进行的，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观点都能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构成了批判的初步交锋。

　　孙达人的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记者就“让步政策”采访了一些教授名人，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唐长儒告诉《光明日报》记者：他同意孙达人的观点。他认为，有些人以为农民战争的结果，就是统治阶级作了让步，然后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实际上是颠倒事实，把农民战争的功劳归之于封建统治阶级。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农民战争，不是“让步政策”。应该承认“让步政策”还是有的，但应看清它的本质：一是它的不彻底性；二是为了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并不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同意孙达人的看法，认为过去不少人把“让步政策”捧得过高，这实质上贬低了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说：过去我也是这样讲的：农民战争之后，统治阶级被迫作了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那时就觉得没有把握，说不清农民战争的作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讨论的。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翁独健则认为，“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我认为，统治阶级为了更好的统治，它可以让步，虽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总算是让了步！否则一些帝王的“轻徭薄赋”，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应作何解释呢？现在问题是揭穿它的危害性，而不是一律否定，否定是最简单的办法。

　　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登原说：“我对翦伯赞的学术观点素来赞成。”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有人说：孙达人文章的倾向是好的，写得也不差，只是否认“让步政策”这一点是一个漏洞。统治阶级都有两手政策，让步和妥协，也是他们一手。[274]

　　由此我们看到，在“让步政策”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他们直抒胸意，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时候，《光明日报》编辑部收到了关于“让步政策”的稿件，他们将稿件编辑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推动着“让步政策”争论的进一步发展。

　　十月二十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熊铁基的《对“让步政策”的看法》一文。认为孙达人“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赞成他对那些对‘让步政策’赞不绝口的意见的批评，以及对某些‘让步政策’具体内容所做的阶级分析”。但不同意他对“让步政策”作根本否定：“历史上有那么一些可以称为‘让步政策’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估价它。”的看法是：第一，“让步政策”是被迫的“让步”，它是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表现之一，也可以说是农民群众阶级斗争的结果。第二，它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它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第三，它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一点也不应否定。由于这样一些政策的实施，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十一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蜀群《“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一文。该文认为：对“让步政策”只应揭露，不应颂扬；“让步政策”是坏事，而不是好事；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绝不是透过“让步政策”来体现的。在文章结尾特意说明：“我们只是反对赞美‘让步政策’，主张揭露它的反动性，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承认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作为革命的副产品而存在的事实。”

　　这期《史学》同时发表的王穆《必须全面分析问题——对“让步政策”的一点看法》一文，不同意孙达人的意见。文章认为：“封建统治者或资产阶级统治者，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是会做出某些让步的，这既是出于当时他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也是革命力量的进攻所逼使的。不能说封建政权对农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仅仅是处于当时他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与当时革命力量的进攻没有关系。”

　　这样，围绕“让步政策”进行的争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其他一些报刊上展开了。参加讨论的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各抒己见，有的人赞成“让步政策”，有的人反对“让步政策”。就是反对“让步政策”、被人称作“反攻倒算说”的意见，也并不完全相同，而有三种不同的具体看法：一是认为“让步政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两面政策，是统治阶级的进攻手段；二是认为地主阶级的本性不会改变，既不可能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也不可能让步。“清醒开明的唐太宗和昏庸残暴的隋炀帝都是一丘之貉”；三是认为“让步政策”只能出现在革命爆发之前，在农民战争之后，统治阶级就不会采取“让步政策”。

　　这个时候，《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主编邓广铭发现，在孙达人的文章发表后，他们编发评论“让步政策”稿件的时候，每当发稿时，他们总是把同意‘让步政策’观点的文章排在前面，持反对意见的排在后面。但每到刊出之时，则总是被报社领导同志把文章次序颠倒过来。细究之后，他们才推测出个中原因来。[275]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孙达人的文章发表后，在报纸杂志上开始了对“让步政策”的争论，这种争论当时还处于学术争论的范围内，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意见都能在报刊上发表，初步形成了批判的热潮。

　　⑤ 让步，还是“让步政策”？

　　翦伯赞在提出“让步政策”以后，受到了批判。有人就出来说，“让步政策”并不是翦伯赞最先提出来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人提出了“让步政策”，为什么翦伯赞受到了批判，而这些人却安然无恙呢？翦伯赞也是这样认为的。于是他们就翻箱倒柜，运用考证的功夫，从延安时期写出的著作和文章中来寻找“让步政策”出现的依据。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翦伯赞早已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高级理论队伍中谈过让步问题，可是到底是谁又是如何谈到这个问题的，他还搞不太清楚。于是就追本求源，意在弄出一个究竟。所得如下：

　　第一，一九三九年八月，陈伯达在延安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抗战中新人生观的创造》一书第21页，就谈到了让步问题。文章说：“每次农民战争的结果，虽则由于缺乏城市革命阶级的领导而陷于失败，然而其结果总是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迫得他们要做些让步，使得农民及其他独立生产者稍为‘休养生息’，这就成为社会生产力更往前发展的一个出发点。”

　　第二，一九四一年一月，陈伯达又发表《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中国经济杂说之一》一文，又谈到了让步问题。文章说：“每次农民战争，虽则由于缺乏城市革命阶级的领导而陷于失败，然而其结果总是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迫得他们要做些让步，使农民以及其他独立生产者稍为‘休养生息’，这就成为社会生产力更往前发展的一个出发点。”

　　第三，一九四五年夏到一九四六年春，陈伯达又写成《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书，于一九四七年八月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北京照原版重印过一次。一九五五年在由人民出版社重印时，陈在第一章中有所增补。他先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他又做了如下的一些补述：“封建统治阶级在为了缓和农民的斗争而经过新的王朝采取某些‘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又一步一步地把剥削的千钧重担重新压在农民的身上。”

　　第四，一九四二年一月，许立群在延安著《中国史话》一书并出版，也谈到了让步问题。如在本书《结束语》中说：“正因为农民的斗争，才逼得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新的代表、新的政权组织者在登台之后，不得不作些或多或少的让步。这些让步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得到喘息的机会，生产力的进步在这些间隙里便也成为可能。”后来在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华夏书店、一九五○年由新华书店、一九五一年由人民出版社数次重印，也是这样论述的。

　　在本书原版《后记》中说，这本小书的写作得到了吴玉章、范文澜及延安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同志的很多帮助，完稿后又得他们的指正，特别是吴玉章还将改正稿看了两遍，并为本书写了一篇序言。

　　从上引资料来看，《史话》中谈到的让步问题在延安并未遭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革命家吴玉章和范文澜的反对，也未遭到延安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同志们的反对，他们还是在让步问题的表述上持赞成态度的。[276]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陈伯达还是许立群在文章中都谈到了让步问题，就是吴玉章、范文澜等人当时也没有对让步问题提出疑问。不过，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谈到的是让步问题，而非“让步政策”，那么让步与“让步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般说来，让步指的是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统治阶级被迫进行的策略调整，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让步政策”虽然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实行的，但是更多的还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防止阶级冲突所主动采取的政策措施。让步，是在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下，统治阶级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是斗争策略；“让步政策”，是统治阶级着眼于维护其根本利益，实行的长期性的政策。一个具有被动性、暂时性，一个具有主动性、长久性。

　　既然让步是统治阶级被迫实行的，是暂时性的权宜之计，那么农民阶级就不要对其抱有幻想，仍然要进行革命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让步政策”却鲜明地表现出统治阶级实行政策的主动性，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而实行这个政策的长久性。这样农民阶级在斗争中就可以通过地主阶级实行的“让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必然会使农民阶级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产生麻痹心理，削弱他们的斗志，从而在统治阶级的分化瓦解下最终使革命归于失败。因而让步和“让步政策”上的不同，说到底是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是采取坚决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采取调和政策，奉行妥协和阶级投降主义的分歧造成的。

　　从中可以看到，让步和“让步政策”是有区别的。类似这样的区别并不是孤立的，罕见的，在其他方面也会遇到。比如说，在天才与天才论的问题上，我们承认天才，也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却反对天才论，天才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认识的条件，真要做出成就，还需要人的勤奋和努力。我们能说，承认天才，就是承认天才论吗？再如，在山头与山头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承认山头，在山头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削弱山头，消灭山头，但是我们却反对山头主义。因为山头主义是不顾大局，将本山头的狭隘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在搞宗派主义。我们能说，承认山头，就是承认山头主义吗？又如，在改良与改良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承认改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争取改良，以求获得社会的进步和工人阶级条件的改善，但是我们却反对改良主义。因为改良主义反对革命。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掌握政权。我们能说同意改良，就是同意改良主义吗？还如，在本本和本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但是我们却反对脱离实际照搬教条的本本主义。我们能说主张学习本本，就是提倡本本主义吗？从以上的类比中，在让步和“让步政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正是因为这样，当有人以陈伯达曾经在文章中谈过让步问题，而把批判“让步政策”的矛头引向陈伯达时，康生才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了让步和“让步政策”的区别。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批判“让步政策”时说：有人搞了个材料，说陈伯达最早提出“让步”政策。陈伯达讲的是“让步”，没有“政策”。可以叫他写文章嘛！给他发表出来，进行讨论。这同批判“合二为一”时有人老想把方向转到陈浚身上一样。陈浚也在《人民日报》上讲过“合二为一”，也不好，但同杨献珍反党是两回事。……[277]

　　这是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义正辞严的反驳。康生以铿锵有力的话语将这种论调驳了回去。

　　⑥ 在毛泽东指导下对“让步政策”的批判走向深入。

　　前文我们分析了让步与“让步政策”的主要区别，这便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让步政策”的本质问题。随着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写出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一文的公开发表，对翦伯赞迅速转入政治批判，掀起了对翦伯赞批判的高潮。毛泽东在关注着批判的发展状况，并适时作出指示，指导着批判的进程。

　　1）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以前虽然被批判过，但还是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不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后来随着批判的深入发展，逐渐突破了学术批判的范围，进入到政治批判的行列，开始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而其转折点则是戚本禹撰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发表。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第十三期《红旗》杂志上。我们知道，《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批判翦伯赞历史观点的文章表明了中央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态度，标志着对翦伯赞批判的升级。

　　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主要批判了翦伯赞提倡的“历史主义”，认为这种“历史主义”是不讲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主义”，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问题造成的。“让步政策”不过是“历史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戚文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来解释历史的。无产阶级不仅要从自己过去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也要从历史和历史研究中汲取教训，以便于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对孔夫子和农民英雄，对帝王将相和农民起义，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

　　文章批判了“历史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这是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争历史，本身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在对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上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动摇和反对态度。

　　戚文还指出了有人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说什么在历史研究上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而还要有历史主义才行。文章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论述了虽然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其剥削农民的阶级本性是一样的。我们批评封建社会初期的地主，并不妨碍我们去承认他们在历史上所起过的进步作用，也并不妨碍我们去承认帝王将相中的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我们不仅要研究帝王将相中的杰出人物，而且还要研究其中的反动人物，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这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的分析，对他们的作用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文章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如果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固然有其落后、保守、散漫的习性，但是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要把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与其存在的局限性区分开来。

　　戚文批评了那种认为只写农民起义而不写帝王将相，就认为光明面消失了，变成漆黑一团的观点。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是要写的，问题不在于哪一个方面写多了，而是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因为这涉及到到底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问题。近几年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恰恰是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造成的。

　　文章接着批驳了资产阶级学者说的用阶级性来研究历史就会妨碍科学性的陈词滥调。以胡适为例子，批驳了他的“超阶级”、“纯客观”的观点，还批驳了一九六三年有人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历史的主张。

　　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所谓科学性无非是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但是剥削阶级由于阶级利益和地位的限制不能科学、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还常常故意要歪曲历史真象。当然有时候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使人们难以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历史研究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手里才发生了伟大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世界观用于历史的考察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无产阶级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变成科学，是由于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最先进的阶级，又处于被奴役被雇佣的地位，是最革命的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文章最后说，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无产阶级的战士就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占有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的一切阵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278]

　　戚本禹在文章中从开展史学领域阶级斗争的角度，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在史学革命中提出的以“历史主义”为代表的观点，对翦伯赞宣扬的史学观点从性质上予以了界定。由于翦伯赞是史学领域的权威，在史学革命中提出的系列观点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而戚本禹的批判文章又是发表在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这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引起的反响也就特别强烈。这样就使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进入到了政治批判的阶段。

　　2）毛泽东对翦伯赞“让步政策”的谈话为批判指明了方向。

　　史学革命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让步政策”的批判是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开展起来的。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这种批判的呢？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明了态度，肯定了对翦伯赞“让步政策”的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哲学工谈话时，曾经说到孙达人这篇文章，称赞他的观点。他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按：当时孙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又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徭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279]

　　毛泽东是一位史学大家，他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将中国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都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而后获得史学界公认的。毛泽东在“让步政策”问题上作出这样的判断，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肯定了孙达人的文章，批驳了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他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是运用古代的史实来反驳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而没有结合近代的事例去进行驳斥，因而在论证上还不算完美。毛泽东在谈话中虽然支持了孙达人的文章，但是也指出该文存在的这个缺点。这是因为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反攻倒算的生动事例更是反驳翦伯赞“让步政策”的有力证据。这两个事例刚刚发生，不少中国人耳熟能详，更有说服力。但是孙达人却避而不谈，这就不能不影响到该文的论证。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了对翦伯赞和吴晗的批判问题。这是因为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刚刚要批判吴晗，翦伯赞就替他鸣不平。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翦伯赞就对《文汇报》记者说“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280]

　　虽然我们不能由此说翦伯赞和吴晗有朋党之嫌，但是其码他们的观点还是相当投合的。后来戚本禹等人在文章中说他们两个是挂帅的人物，当非空穴来风。

　　这个时候《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281]

　　看来，毛泽东在看了反映吴晗对姚文意见的材料后，气得一夜没有睡着觉，反映翦伯赞对姚文意见的材料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翦伯赞和吴晗两人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还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抵制批判。由于他们在史学界具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这样就使得史学革命的开展遇到相当大的阻力。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这次谈话中说道：

　　“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28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在密切关注着史学界的动态。针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及时地作出指示，指导着批判运动的发展，将批判运动推向深入，以推动史学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3）《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一文将对翦伯赞的批判推向高潮。

　　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对翦伯赞提出的历史观点定了性，而且还同意对翦伯赞进行点名批判。

　　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尹达撰写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写出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一文，刊登在一九六六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和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283]

　　这篇文章列举了翦伯赞在史学革命过程中的主要文章，不仅点了翦伯赞的名，而且还对他所宣扬的史学观点定了性，从“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推动了对翦伯赞批判的深入发展。

　　文章认为，这一次由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而展开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让步政策”等问题的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一场大斗争，是在史学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还有一帅，就是翦伯赞同志。

　　文章列举了翦伯赞在史学革命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认为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这两篇文章，系统论述了翦伯赞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在“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一小节中，文章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阶级斗争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翦伯赞同志虽然讲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话，口头上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历史。一九五二年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所谓“历史主义”，近几年他又在各地宣传“历史主义”，他在历史研究中用“历史主义”来代替阶级观点，否定了阶级分析方法。文章又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翦伯赞所提出的“历史主义”的本质和来源，说明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是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理论如出一辙，他是同资产阶级学者们站在一起的。

　　在“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一小节中，针对翦伯赞提出的“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文章认为，不是由农民的认识而是由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来决定农民起义的性质。不管当时农民是否认识到，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就是反对地主阶级。文章接着驳斥了翦伯赞提出的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政权这一观点，介绍了农民政权建立后，打击贪官污吏，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保护农民利益的斗争情况，用历史事实说明了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

　　在“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一小节中，文章从是否承认秦始皇、隋炀帝在修长城和运河中的作用入手，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长城、运河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不是秦始皇、隋炀帝修成的。翦伯赞同志掩盖了隋炀帝修运河的阶级本质，把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说成是为人民办好事，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章接着说，翦伯赞吹捧地主阶级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秦汉时期，西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前，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翦伯赞同志宣扬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看，自然认为是错误的。文章认为，根据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既然存在这种剥削和压迫，又怎么能不准去反对和批判呢？

　　文章接着又对翦伯赞主张的帝王将相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进行了批驳，指出翦伯赞同志主张用“历史主义”去评价历史人物，他不仅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去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美化帝王将相，而且根本否定马列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把国家和法当作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来歌颂。

　　在“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一小节中，文章回顾了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说明在翦伯赞同志看来，正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歪曲历史事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和德国一五二五年发生的农民战争的史实，说明只有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阶级的“让步”和“让步政策”。

　　至于认为“让步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之后实行的，这就更加荒唐了。这岂不是说，农民阶级在革命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失败以后反而得到了吗？

　　文章分析了其原因，指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极端仇视，坚决镇压。当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只能反攻倒算，绝不会有什么“让步”，更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文章接着又以刘邦的“约法三章”和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实行的政策为例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在“结束语”中，文章最后揭示了翦伯赞史学观点出现的社会背景，说翦伯赞同志是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来对待史学革命，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二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

　　文章指出，翦伯赞同志的史学观点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为了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必须批判。[284]

　　由此我们看到，在《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这篇文章中，不但对翦伯赞进行了点名批判，而且还将他的史学观点归纳为“二反二保”的史学纲领，定性为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对翦伯赞的批判虽然是严厉的，但是在文章中仍然称他为同志，这表明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这篇文章及以前戚本禹撰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发表后，对翦伯赞的批判升了级，由学术批判转入到政治批判，在报刊杂志上又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从而使批判向纵深发展。

　　史绍宾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评吴晗等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路线》一文中，在批判吴晗的同时，还在《后记》中点了翦伯赞的名，表示将另外撰文对翦伯赞进行批判。

　　四月三日越矢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四月二十日苏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批判》，四月二十二日史绍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破产——评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以《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题，将翦伯赞论著中的主要观点辑录下来，进行分类编排后发表。[285]

　　不仅如此，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进一步掀起了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司马洪涛的文章《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光明日报》发表师东峰《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又发表《扯下翦伯赞的历史主义的黑旗》。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六日，《文汇报》发表《翦伯赞怎样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翦伯赞为什么吹捧司马光精神》。十四日，《文汇报》发表《翦伯赞‘让步政策’论是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服务的》。等等。[286]

　　这样对翦伯赞的批判迅速转入了政治批判，将他的史学观点还与蒋介石扯到了一起，出现了否定和打倒翦伯赞的趋势。从今天看，当时火药味很浓的一些文章，其中的若干论断未必符合事实情况，但是从史学革命的要求出发，对翦伯赞的史学观点进行批判则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为什么要对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进行批判呢？这种批判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⑦ 在“让步政策”上进行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当时为什么在“让步政策”上不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要对“让步政策”进行批判呢？这种批判的深层历史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史学领域存在的阶级矛盾是出现“让步政策”批判的根源。

　　我们知道，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的表现。阶级矛盾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其表现形式就是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阶级斗争。史学领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这个领域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阶级斗争。在“让步政策”上的争论就是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出现说到底不过是阶级矛盾在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已。因而我们说史学领域存在的阶级矛盾是出现“让步政策”批判的根源。

　　2）史学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让步政策”上出现批判的主要原因。

　　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个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作为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界也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域。这就要开展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史学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翦伯赞提出的“让步政策”就成为史学革命的重要目标，对“让步政策”的批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3）在“让步政策”上进行的争论，直接关系到能否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在“让步政策”上出现批判的政治原因。

　　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要求出发，必然要开展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在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是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中途妥协，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到底是靠自己奋斗还是资产阶级的怜悯和让步才能取得，如何对资产阶级的本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革命过程中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既不因为原则性而放弃灵活性，也不因为坚持灵活性而损害革命的原则性，这是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从本质上来说则是史学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不仅关系到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唯物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来研究历史的问题，同时还关系到能不能确定这种斗争的性质，将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当史学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让步政策”却宣扬统治阶级会对劳动人民进行妥协退让，通过统治者实行的“让步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斗争的目的，这样就必然会削弱人民的斗志，走向阶级调和，最终会使正在斗争的革命人民从思想上解除武装。这是与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抵触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步政策”也就难以逃脱被批判的命运了。

　　这种争论固然存在学术认识上的分歧，但是在这种分歧和争论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因为这是关系到是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问题，要不要在史学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从进行史学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史学研究阵地，这就要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让步政策”上的争论不过是这种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这里令人迷惑的是，争论的双方都说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没有公开反对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实际行动。只有在对史学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行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后，才能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作出准确的结论。

　　4）“让步政策”既不符合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也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这成为对“让步政策”批判的学术背景。

　　从学术争论的分析出发，我们要搞清楚“让步政策”是不是符合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符合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当然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出发，弄清楚到底是农民阶级进行的斗争还是地主阶级的让步来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即使地主阶级作出了让步，这到底是农民阶级斗争的结果还是地主阶级主动作出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能模棱两可的。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287]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不论是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也不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从维护其阶级利益的需要出发，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固然，在具体的斗争中，在斗争的策略方面，会出现一些变化和调整，但是这种变化和调整并不能消除它们阶级利益上的根本对立，解决不了产生这种斗争的阶级矛盾。

　　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来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虽然有统一的方面，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之间却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表现形式就是频繁激烈的阶级斗争。

　　从阶级斗争的历程上来看，有时候会激烈一些，有时候会缓和一些，在激烈的斗争中存在缓和的因素，在缓和的时候又时常迸射出激烈斗争的火花。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就否定缓和的因素，也不能因为存在着缓和的因素就否定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不论是缓和还是斗争并不取决于各阶级的主观意愿，而是由现实存在的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及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从这种分析出发，所谓地主阶级的让步，是在农民阶级的斗争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所谓的让步是农民阶级的斗争造成的。

　　在阶级社会里，从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实际来看，社会的进步当然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进行着频繁激烈的阶级斗争。由于农民阶级的坚决斗争，在强大攻势下，地主阶级也会作些斗争策略上的调整，以求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调整的幅度是极为有限的，就是这种调整也是农民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地主阶级执行的“让步政策”造成的。这不是地主阶级让步的结果，而是农民阶级斗争的结晶，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进行的这种调整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需要而作出的。不仅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国运动斗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翦伯赞等人将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被迫进行的妥协和策略调整归纳为地主阶级执行的“让步政策”，并进一步说明历史的进步就是这种“让步政策”执行的结果。这显然高估了地主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进一步淡化了农民起义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实际，在学术上也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

　　在“让步政策”上出现的争论，说到底是在究竟由于农民战争还是地主阶级的让步才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上的分歧造成的。这种分歧直接关系到对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在历史发展作用上的不同定位。当我们把这种不同定位与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同作用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到底是由被压迫阶级还是压迫阶级来推动的问题。因而在“让步政策”问题上进行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历史到底是被压迫阶级还是少数剥削者来创造的这样一个事关唯物史观的大问题。这才是争论的要害所在。

　　5）翦伯赞在史学革命中提出的系列观点及其对待史学革命的态度和在史学界的地位，又成为对“让步政策”进行批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评论一个人不仅要看他的声明，还要看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在实际行动中，也要抓住决定其主要的本质性的行动，而后才有可能做出比较切近实际的结论。那么，翦伯赞在史学革命过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毋庸讳言，翦伯赞在史学革命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写出了不少专业性的史学论著，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比如在为曹操翻案的问题上尤为值得人们称道。但是，如果我们对于他在史学革命过程中的言行进行综合考察以后，就不能不对他的史学革命立场发出疑问了。

　　翦伯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史学工，而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北京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还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等领导职务，由他著述的《中国史纲》、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参与撰写的《中国历史概要》等著作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史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288]

　　建国后，在史学革命过程中，针对史学界进行的学术批判和出现的问题，翦伯赞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史学革命过程中的观点。这个时候发表文章最多的还是翦伯赞。一九五一年二月在《学习》第三卷第十期上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九五二年在《新建设》九月号上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289]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的文章；同年五月，他又有《红旗》第十期发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六月九日及七月十七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六十年代初，翦伯赞又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在《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第六期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九六一年夏至一九六三年春，他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向一些高校师生和学术界人士发表讲演，主要讲述史与论、古与今、理论与政策、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打破王朝体系等问题。由于翦伯赞发表的文章最多，论述涉及的方面较广，笔锋也比较尖锐，产生的影响也就最大。[290]

　　这样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翦伯赞通过著作、文章和讲演，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他的观点独树一帜，而且自成体系，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成为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

　　翦伯赞不仅在史学研究上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观点，而且还站在了史学革命的对立面，逐渐成为史学革命的反对派。这在几次关于文化革命（包括史学革命）的争论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翦伯赞对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是持反对态度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江青组织文章在报纸上批判新编昆剧《李慧娘》的时候，翦伯赞却应主演者之请，亲自到长安大戏院观看了此剧，认为此批评是“无限上纲，不符合党的文化方针”，是一种“幼稚病”。[291]

　　在批判《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翦伯赞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一九六三年九月，在刘大年主持召开的近代史所座谈会上，在讨论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时，翦伯赞在发言中批评戚文对于李秀成的评论有很大的片面性，从生活上推论忠王不忠，过于勉强，通篇都是推论，根据李秀成在几天之内匆匆写出的供辞，就推论他的一生的革命都是假的，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几个农民英雄了，整个中国通史都须要改写了。他说，这太不公平，要正确对待“古为今用”，不要因为中央提出要抓阶级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把什么事都扯到古代去。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能苛求他。[292]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翦伯赞又一次表明了对于姚文的反对态度。翦伯赞对《文汇报》记者说：“批判吴晗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是因为他要为地富反坏右翻案吗？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是拿CC派特务钱的，他有什么资格批判吴晗。”“我认为，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293]

　　以上这三个事件都是文化革命中的重大事件，而翦伯赞不是积极地参加文化革命，而是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对正在开展的文化革命持抵制态度。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如果将翦伯赞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与他提出的“让步政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那么他在史学革命上的态度也就水落石出了。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翦伯赞在史学革命过程中通过文章和讲演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成为史学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在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评《李秀成自述》问题上、评《海瑞罢官》问题上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这些观点和表现出的态度从主体上来说是与史学革命相抵触的，这样翦伯赞就由史学革命的参与者逐渐变成了史学革命的对象。他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在北京大学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写出的著作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史学革命的要求出发，就不能不对翦伯赞开展批判了，批判“让步政策”不过是对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的一个具体步骤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史学界出现对“让步政策”的批判，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出发，就要开展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让步政策”并不符合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是与唯物史观相抵触的，况且又是翦伯赞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观点，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对“让步政策”的批判是有必然性的。

　　我们也注意到，翦伯赞在史学界具有较高的地位，提出的观点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史学革命的风云人物，他本人对这种批判又是采取抗衡态度，因而从这方面来说，对“让步政策”的批判又具有偶然性。

　　因而对翦伯赞“让步政策”的批判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⑧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几点认识：

　　1）对“让步政策”的批判，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是阶级矛盾在史学领域的重要表现，是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翦伯赞虽然是老党员，史学研究权威，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但是从他提出的系列史学观点的性质以及对史学革命的态度，就决定了他必然会成为史学革命的批判对象。

　　2）“让步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在“让步政策”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农民战争还是地主阶级的让步才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上的分歧所致。这关系到到底是被压迫阶级还是压迫阶级才是创造历史的大问题，直接影响到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不同定位，同时也对社会主义革命是进行到底还是中间妥协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因而对“让步政策”的批判就不仅仅停留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而要升级为政治批判了。

　　3）在对“让步政策”批判的问题上，不论是翦伯赞还是中宣部都是持抗衡或消极态度的。这显然是与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背道而驰的。这种批判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在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才将史学革命推向前进的。

　　4）虽然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在史学领域有重要贡献，有的还是奠基性的贡献，但是在史学革命的过程中，却都不同程度地成了史学革命的对象。范文澜支持翦伯赞的“让步政策”问题，还表示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是不服，[294]但是毛泽东却将他们区别对待，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对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人说，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295]这说明当时的批判尽管严厉，上升为政治批判了，但还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

　　5）就是对翦伯赞毛泽东也是按政策办事的，采取思想批判从严，政治处理从宽，“一批、二保、三看”，至于后来翦伯赞自杀，是由于个别人违背中央政策，对翦伯赞搞逼供信，事出偶然，纯属意外，并非是因为对他的批判所致。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翦伯赞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还是要打倒翦伯赞等一批人才好。但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翦伯赞、吴晗等人，不要做过分了，你要问帝王将相，还得去找他们，还有某种用处。[296]

　　虽然文革开始后确实有一段时间翦伯赞居住条件较差，生活待遇受到限制，但是在毛泽东讲话后，北大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立即改善了翦伯赞的生活待遇和居住条件，还派一位退休的老工人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对翦伯赞说，毛主席保你了。翦伯赞很高兴，思想压力大大减轻，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看信后说：翦伯赞的信写得很好嘛！

　　但是这个时候中央专案组具体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却用坐牢来威胁翦伯赞，要他交待刘少奇的问题，翦伯赞被逼无奈，最后怀揣着他亲自写的“毛主席万岁！”的遗书和老伴一起自杀了。[297]

　　毛泽东得知翦伯赞自杀的消息后，把谢静宜叫到身边，心情沉重地对她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说到这里，毛泽东掉泪了，他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看来八三四一（即警卫团）还得派一部分去北大啊！”毛泽东告诉谢静宜，让她和迟群带上几个人到北大去了解翦伯赞之死的原因，调查北大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又向谢静宜讲了调查了解的方法。[298]

　　当时周恩来听说翦伯赞死亡的消息后心情也很沉痛，把谢富治和巫中狠批了一顿。说道：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已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你们为什么还去逼翦伯赞？你们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搞逼供信，把翦逼死了。你们对毛主席不忠……。[299]

　　事后，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召开会议批评专案组成员违背中央政策，对翦伯赞进行逼供信，将翦逼死了。他说道：“为什么在刘少奇的专案已经结束之后，还要找翦伯赞继续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他气愤地说：“毛主席保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让他坐监牢？你们对毛主席不忠！”

　　最后对这件事做了组织上的处理。

　　巫中本人停职审查，听取北大人的意见和批评，到北大做过两次思想检查，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专案组具体负责人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做了检查。北京市委自谢富治（第一书记）以下有关人员、驻北大宣传队、北大组织组、保卫组、驻历史系宣传队等有关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都层层做了思想检查。[300]

　　（3）几点结论。

　　通过对于《李秀成自述》和在“让步政策”问题上的争论与批判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① 史学革命就是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斗争之艰难、曲折、激烈，不仅说明进行史学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且还反映出史学领域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②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要进行史学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占领史学研究阵地，使史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对历史上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剖析中，来论证革命政权产生的正义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奠定道义的基础。反观近年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喧嚣尘上，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以及在斗争中产生的许多英雄人物遭到诋毁和解构，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逐渐被蛀蚀，两相对比是发人警醒的。

　　③ 在进行史学革命的过程中，负责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中宣部，本来应该站在史学革命的潮头来领导这次革命，但是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宣部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主动地投身于史学革命的斗争中，为史学革命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反而表现出消极的态度，要去压制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这样就使史学革命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出来讲话，扭转了批判的方向，将史学革命推向前进。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由此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④ 对罗尔纲、翦伯赞这些学术权威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是按照党的政策来处理的，批判的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并没有把他们个人怎么样。罗尔纲活到了文革以后，还照样宣传他的“伪降说”和“苦肉缓兵计”，翦伯赞自杀则是一个不幸的意外事件。有人故意渲染他们受到的所谓“迫害”，否认对他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是别有用心的。

　　⑤ 史学领域不仅对《李秀成自述》、“让步政策”，还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批判，这是史学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上乃至党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正是因为这样，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才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7、围绕“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进行的斗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哲学领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哲学领域也存在着阶级斗争。为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为了进行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也要开展哲学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和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这场斗争是怎样发起的呢？斗争状况如何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斗争呢？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这就要从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谈起。

　　（1）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文中，系统论述了矛盾学说，分析了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及这两个部分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后来他又将矛盾的对立统一形象地解释为“一分为二”，这样不仅抓住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也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生动概括。

　　在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的观点以后，杨献珍却别出心裁，提出了“合二而一”的观点。

　　杨献珍是如何提出“合二而一”观点的呢？

　　杨献珍的这个观点是在他思考对立统一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九五六年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出版后，杨献珍在阅读《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时，发现列宁在文章一开头写道：“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301]这引发了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思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因而在研究对立统一规律时，他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既是普遍规律，古代希腊思想家能够有所反映，难道中国古代思想家就会没有反映吗？

　　他在翻阅中国哲学史料的时候发现，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就有‘太极生两仪’之类的话，‘两仪’即阴阳，‘阴’和‘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两个对立面的用语。但没有看到过类似‘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样的表达法。

　　一九六一年杨献珍在西安住医院时，翻阅《蓝田县志》，看到了上面记载宋朝人晁公武说，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一书，阐发了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他又翻阅了一下《老子》中的相关章节。他认为“合有无谓之元”，这里的“合”就是“构成”的意思，“有”和“无”代表两个对立面，“元”即“单元”或“事物”的意思。“合有无谓之元”，正与“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意思是一样的。因而他认为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法。后来他又看到宋朝人张载有“不有两，则无一”的表述。

　　一九六三年他又看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其中有“合二而一”这句话，这里的“合”字，他理解为“构成”的意思，认为这句话与“不有两，则无一”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一”是由“二”构成的，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因而他认为，“合有无谓之元”，“不有两，则无一”，“合二而一”，同“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都是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不同表达法。他说这是他对于‘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的最原始的理解。

　　在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而二”的关系上，杨献珍说他在认识上没有把这两句话对立起来。在一般哲学书上阐释“对立统一”时，或者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或者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他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

　　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前者可以表述为“一分为二”，后者可以表述为“合二而一”，二者都是用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302]

　　后来杨献珍在概括他的“合二而一”观点形成过程时说，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三年这期间，他一直在探寻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法。这期间脑子里已经有了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合有无谓之元”，“在一定的时候，一定条件下，要把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等这样一些概念。一九六三年看到方以智的《东西均》后，就明确地以合二而一来表达矛盾统一的思想。他说：“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方法”。“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可以说它是一分为二，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303]

　　这样看来，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用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两种表达方法。从他的阐述来看，他是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提出“合二而一”观点的，又从古人那里获得了论据，自认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作出了新的解释。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杨献珍就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课堂上讲了出来。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给中央高级党校一九六一年入校班学员讲授《唯物主义引言》课时，第一次引用了“合二而一”的概念。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他在给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讲授《认识论》时又说：“‘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他在给中央高级党校新疆干部班学员讲《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一课时，向大家介绍了古代学者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述，指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304]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杨献珍在给中央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提纲（手稿）中是这样表述“合二而一”的：

　　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说，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就是两条腿走路。

　　什么叫做对立面的统一，需要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明白。

　　一分为二

　　合二而一

　　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两点论，两分法。

　　蓝田县志载称，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一书，据晃公武说，此书大意是：“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

　　“合有无谓之元”，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吕大临认为老子的书就是讲对立面的统一的道理的。[305]

　　从中可以看到，杨献珍认为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就是阐述的对立面的统一，从他强调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来分析，“合二而一”就是侧重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来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就与“一分为二”的观点从本质上出现了分歧。

　　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后，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的艾恒武、林青山就率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扬“合二而一”的观点。就是这篇文章拉开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争论和斗争的序幕。那么，这篇文章是如何形成的呢？

　　（2）艾恒武、林青山发表宣传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序幕。

　　杨献珍在中央高级党校课堂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后，当时在中央高级党校任哲学教师的艾恒武、林青山就合写了一篇文章来宣传杨献珍的观点。该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拉开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斗争的序幕。

　　这篇文章是如何写成的呢？又是如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呢？在发表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杨献珍在中央高级党校课堂上讲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后，当时在新疆班担任辅导工作的哲学教师艾恒武听后很受启发，认为杨献珍用“合二而一”来描述对立统一很有新意，便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文章，与另一位哲学教师林青山联合署名。文章写好后征求当时担任《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兼职编辑的哲学讲师黎明的意见，黎明对文章略加修改后，便向《光明日报》推荐发表。

　　五月中旬，《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把文章的清样给，说他们准备发表这篇文章。并且说：他们认为，文章写得很清楚，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有体会的。不过也有人说，已经有了“一分为二”，再提“合二而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标新立异。

　　艾恒武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把清样送给杨献珍看，问杨献珍“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否能站得住”。杨献珍说：“当然站得住。中国哲学史上早就有人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了。他不知道，就说是标新立异。”当晚，杨献珍叫他的秘书把清样退给艾恒武。清样没有改动，杨献珍只是在几处文字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划了红线。

　　艾恒武见杨献珍没有明确表示这篇文章能否发表，第二天，又去问杨献珍：“你看那篇文章能不能发表？”杨献珍说：“我看可以拿出去。写文章不要怕别人攻。不过，是否发表还是你们自己拿主意。”艾恒武得到了杨献珍的支持，便把文章的题目《“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改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通知《光明日报》可以发表。[306]

　　在中央高级党校任哲学讲师的黎明，利用自己任《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兼职编辑的有利条件，将这篇文章推荐到《光明日报》发表，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黎明本身就赞同这个观点，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写作之前他就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宣传过“合二而一”。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有‘一分为二’的问题，也有‘合二而一’的问题；过去‘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写些文章。”讲后学员引起议论，有不同的看法。——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范若愚也说：五月中旬，他曾就此事向康生请示过：“对立统一规律，有没有‘合二而一’的问题？‘合二而一’的提法是否正确？”这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宣传动态》上有所反映。[307]

　　七月二十四日康生在有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讨论批判“合二而一”的会议上，在谈到艾、林文章时说：文章发表以前，党校已经议论纷纷，谈论“合二而一”。我看了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就想就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杨献珍去年11月就大讲“合二而一”。周扬同志报告（既周扬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工的任务》）出来（其中一段是主席改的），今年4月杨献珍又讲。完全是同主席针锋相对。[308]

　　由此我们看到，艾恒武、林青山这篇文章是在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启发下写成后，又是在黎明的帮助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由于“合二而一”的观点是杨献珍提出来的，因而艾恒武在听说《光明日报》编辑部对这篇文章有不同意见后，为保险起见才将该文送交杨献珍审查的。虽然这篇文章的发表并非出自于杨献珍的授意，该文是否发表杨献珍也让艾恒武他们自己斟酌决定，但是在文章发表前，杨献珍不仅看过这篇文章的清样，还表示支持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艾恒武他们在学术上吃了“定心丸”，因而康生说艾恒武、林青山是杨献珍的代言人也并非空穴来风。

　　考虑到当时“一分为二”的观点业已深入人心，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已经形成共识，同时该文宣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又存在着争议，这样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不致于引起较大震动，艾恒武在文章发表前夕还特意把题目《“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改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这样看来，在宣传“合二而一”观点的问题上，杨献珍、黎明、艾恒武、林青山等人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合二而一”的问题上，不仅党校学员中，就是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表明“合二而一”的观点一出现就遭到了人们的抵制和抗衡。

　　那么，在发表艾恒武、林青山这篇文章的问题上，《光明日报》编辑部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当时是否发表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内部存在着分歧。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光明日报》哲学副刊编辑黎明推荐给学术部编委王愚的。王愚认为文章可用，交给学术部负责人签发，并将排出的小样分送副刊主编和文章。主编审查通过后又将文章小样退回报社。

　　这个时候报社学术部主任黄卓明刚刚病休出院，不能主持全部工作，暂时上半天班，只看看小样提点意见。部里工作暂由国内部主任徐亦安代替。黄卓明看过这篇文章的小样后，认为不宜发表，便写了一个意见留下。大意是：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毛主席概括为“一分为二”。这都是指矛盾的斗争性而言的。至于“合二而一”，则未见出处，而且也不能拿它来概括说明矛盾的同一性。文章标新立异，建议绝对不要发表。

　　黄卓明虽然提出了“绝对不能发表”的书面意见，却没有能够引起徐亦安的重视，他也没有将黄卓明的这个意见向《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报告。五月二十八日夜里穆欣是在审阅大样时才看到这篇文章的，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就签字付印了。于是，这篇文章在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哲学》第434期上见报。

　　穆欣说，事后他才知道，在艾、林送来这篇文章之前，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宣传动态》上就已经反映过黎明在党校讲课时宣传“合二而一”引起学员议论以及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范若愚为此专门向康生请示的事。他说他事先没有看到过那一期《宣传动态》，如果知道有此情况，按照当时的惯例看大样时就不会如此不经意，而会在发表前先就此文可否发表向中央宣传部或中央理论小组请示的。

　　七月二十四日康生在由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也谈到过艾、林文章的发表情况。他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哲学》专刊主编是作为正面文章发的。他知道，文章是从党校来的，又由黎明拿来。报社有人提出疑问，黎明说没错。实际上报社编辑部也是当作正面文章发的。[309]

　　由此看来，在发表艾恒武、林青山文章的问题上，《光明日报》编辑部内部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学术部主任黄卓明和暂时主持学术部工作的国内部主任徐亦安、副刊主编、学术部个别负责人以及编委王愚之间。在报社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编委黎明又为文章的观点打了包票。虽然黄卓明当时处于病休中，没有主持学术部的工作，只是断断续续地上班，看看小样，提提意见，但是他毕竟还是学术部的主任，是一个资格较老的编辑，况且还对这篇文章写了“绝对不能发表”的书面意见，按常理来论，徐亦安应该重视黄卓明的意见，即使存在不同意见，他自己拿不准，按程序也应该向总编辑穆欣请示，经批准后方可发表。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在黄卓明提出了“绝对不能发表”该文的书面意见后，徐亦安却置黄卓明的意见于不顾，毅然批发了这篇文章。这就不禁让我们发问，难道他也没有见到中宣部《宣传动态》上关于“合二而一”观点的报道吗？他为什么在报社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还要冒着风险来批发这篇文章呢？这是一个认识问题，还是立场使然？值得深思。

　　艾恒武、林青山在这篇文章中是如何阐述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观点的呢？

　　文章认为，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到人类社会、思维等等，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辨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

　　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这个方法就是“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

　　我们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事物，认识了“合二而一”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要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推动事物转化、发展。

　　文章最后强调：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在制定改造世界、处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时，又要“合二而一”，在对立面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这就是唯物辨证法的最根本的观点和方法。[310]

　　这样就以艾恒武、林青山五月二十九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一文为标志，引发了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上的争论和斗争。那么，这篇文章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响呢？斗争状况如何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3）、项晴的反击文章迅速掀起了这场斗争的浪潮。

　　艾恒武、林青山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宣传“合二而一”的文章后，迅速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对待“合二而一”的问题上，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派赞成，一派反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争论，迅速掀起了讨论的热潮。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后，对该文的不同意见很快在中央党报和理论宣传研究部门中反应了出来。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上午，《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去中宣部开会，也来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一见面就对穆欣说：“昨天《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篇好文章。”陈浚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本来就赞成这个观点。四月八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分为二——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一文中，曾经说过：“这矛盾的两个侧面，互相对立而又联系，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也就是说，二又合为一，旧的两个矛盾的方面，经过斗争，变为新的事物。”[311]

　　《人民日报》副总编陈浚赞成这个观点，但是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成员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马上派出记者对该文发表后的反应情况进行了采访。

　　当时为开展反修防修准备材料，中央集中了一批哲学工，在民族文化宫成立了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关锋、林聿时、吴传启、李奇、周冰原五人为核心组成员。艾、林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上午，《光明日报》学术部记者詹铭新就到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驻地民族文化宫去采访。住在那里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关锋对他说，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有原则性错误：第一，“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本身含义很完整，不必再提什么“合二而一”的概念，提出来就意味着强调统一；第二，文章说“合二而一”是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一分为二”是认识方法，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是违反辩证法的。他说：文章有代表性，在学术讨论中也是“一分为二”的，应该通过百家争鸣把问题搞清楚。当天下午，学术部记者詹铭新就将采访情况向《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作了汇报。

　　其实当时不仅关锋是这种看法，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许多人看了这篇文章，在议论中大家都不赞成该文的观点。关锋的观点不过是这个写作班子态度的一个代表而已。这在康生七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到关锋所在的反修哲学小组强烈反对这篇文章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

　　由此我们看到，艾、林的文章五月二十九日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后，《人民日报》副总编陈浚和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关锋（关锋时任《红旗》杂志编委）就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意见。一天当中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引起了报社编辑部的注意。总编辑穆欣就重新看了这篇文章，还找学术部的同志了解有关情况，弄清了文章见报的经过，他说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杨献珍提出来的。[312]

　　六月一日，《光明日报》学术部收到了项晴撰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项晴在文章中肯定了“一分为二”的观点，批评了“合二而一”的观点。

　　针对艾恒武、林青山宣扬的“一分为二”是认识方法，“合二而一”才是事物的固有的客观规律的说法，项晴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一分为二”才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艾、林的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根本上错误的。

　　项晴在文章中指出，真正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的思想正是同对立统一的思想针锋相对的。那么“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对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项晴认为“一分为二”是承认矛盾为事物内部所固有，它的前提是一，二是存在于一中，相反，“合二而一”则是以二为前提，二不是存在于一中，而是一为二结合或构成的。这种对立的实质就在于矛盾是事物本身内部所固有，即一分为二，还是先有二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构成了事物的矛盾和事物的运动。

　　文章又从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方面来驳斥了艾、林在文章中宣扬的客观事物的发展是“合二而一”的，认识方法是“一分为二”的观点。文章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主观辨证法与客观辨证法应该是一致的。可是，艾、林二同志却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方法则是“一分为二”的。这就是说，主观辨证法同客观事物是不一致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可以不是客观辨证法的反映，这就离开了主观是客观的反映的唯物主义原则。

　　文章最后指出“合二而一”必然会走向矛盾调和。项晴认为，“一分为二”是承认一中有二，即承认事物的内在矛盾。事物正是由于内部矛盾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才有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才有向对立面的转化。“合二而一”实质上否定了事物的内在矛盾性，从而否定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否定了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因而“合二而一”不仅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而且由于否定了矛盾的斗争，陷入矛盾调和，必然阻碍事物的转化和发展。[313]

　　从项晴文章的主题来看，虽然该文是和艾、林的文章针锋相对的，但仍然是从学术范围内讨论问题的。《光明日报》学术部认为可用，经总编辑穆欣批示后发排，至于的情况他们当时并不清楚。事后才知道，当时在民族文化宫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工作，项晴是张恩慈临时起的笔名。张恩慈是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艾、林文章后才独自写出了该文，于六月一日送交报社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前没人知道他写过这篇文章，就是在六月五日见报后他所在的那个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也不晓得该文的“项睛”是谁，他们还是经向报社打听才知道是张恩慈写的。

　　鉴于理论界和报社学术部内部对艾、林文章的看法不一致，项晴文章与艾、林文章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问题又关系到对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理解，因而为慎重计，《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便把刊有艾、林文章的《光明日报》，连同项睛这篇文章的小样一起报送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康生，请他审阅处理。

　　康生在看了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刊出的艾、林文章和项睛所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小样以后说：“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是对立的。艾、林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在哲学界引起注意，另外还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项睛这篇文章可以快点发表，报社还要派记者去收集一下哲学界的意见，同时组织他们写稿，就这个问题在报纸上讨论。[314]

　　我们看到，康生在看了《光明日报》刊出的艾、林文章和项晴文章的小样后，明确指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观点是对立的，意识到艾、林文章的发表会在哲学界引起争论，因而要报社派记者去收集意见，组织写稿，准备在报纸上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他之所以催促《光明日报》快点发表项晴的文章，不过是要以此敲响这场讨论的开场锣鼓，通过争论将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罢了。

　　虽然康生作出了判断，提出了要求，项晴撰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也于六月五日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业已在报刊上开展起来了，但是康生对这个问题还是慎重的，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将这个问题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那么，康生是如何向毛泽东报告的呢？毛泽东又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下面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4）毛泽东评点“合二而一”。

　　在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后，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范若愚于一九六四年五月曾就这个问题向康生请示过。[315]虽然康生对“合二而一”的观点有不同看法，但是鉴于杨献珍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又在中央高级党校担任副校长职务，因而康生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没有公开表态，而是及时报告了毛泽东，是否点名批判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观点还要由中央来作出决定。

　　六月五日下午，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开幕，康生和江青都去参加，康生把刊有艾、林和项睛文章的报纸交给江青转送毛泽东。[316]

　　六月八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当康生谈到《光明日报》有两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不知主席看了没有时，毛泽东说：看了，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讲阶级调和嘛！[317]

　　康生在七月一日说，毛泽东还在六月二十七日讲过：“‘合二而一’就是地主和农民‘合二而一’，资产阶级与工人‘合二而一’，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二而一’。”这个时候康生说：“合二而一”是“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在哲学上的概括。

　　七月十日，毛泽东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即《前十条》中论述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的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318]

　　我们看到，康生将载有艾、林和项晴文章的报纸报送毛泽东，他还亲自向毛泽东请示如何看待“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毛泽东对“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明确表了态，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搞修正主义。

　　当时毛泽东将农村工作部鼓吹的“三自一包” 视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中联部鼓吹的“三和一少”视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319]这样在毛泽东讲到“合二而一”是指敌对阶级之间的“合二而一”，是在搞修正主义时，康生就把“合二而一”与“三和一少”、“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说“合二而一”是“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在哲学上的概括。这个判断是对毛泽东论断的解读，揭示了“合二而一”产生的社会根源，因而是精辟的。

　　毛泽东认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反驳他在《前十条》前言中加写的关于认识论的一段文字。因为这段话打中了杨献珍。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揭示了由物质到精神又由精神到物质的认识规律，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与杨献珍“合二而一”的观点根本对立的，因而杨献珍才提出了“合二而一”的观点。这就可以看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说，“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道而驰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之间的争论，决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现实政策的走向，关系到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搞阶级调和，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原则性问题。

　　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陈伯达、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谈哲学问题。毛泽东说：历来讲分析、综合，没讲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的分析、综合。怎么综合，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的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要从生活中间来讲对立统一。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320]

　　据龚育之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找他们去谈话是因为《红旗》要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321]这篇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因而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才多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322]

　　从这次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现在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去研究分析和综合的问题，他主张分析时有综合，综合时也有分析，要从社会实践中来讲对立统一，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是要分割的，批评了杨献珍说的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

　　毛泽东关于联系与分割的观点反映了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根据唯物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是有分割的。这是因为事物总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的，矛盾的双方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最后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分割。由此看来，分割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杨献珍主张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康生将报纸上正在进行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明确说明“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在倡导阶级调和，搞修正主义。既然“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分别是修正主义的国内、国际纲领，“合二而一”也是哲学领域出现的修正主义，那么从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来说，“合二而一”就是“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在哲学上的概括。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合二而一”的问题上，关系到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也就成为斗争的必然选择了。那么，学术批判和政治批判又是如何进行的呢？下面我们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5）、从学术批判到政治批判。

　　“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观点是对立的。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上的争论展开后，逐渐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了。当时开展批判的状况如何呢？有人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是康生策化的一个阴谋，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那么，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阴谋，还是阳谋？

　　一九六四年对“合二而一”进行的批判，到底是康生策化的一个阴谋，还是他在发现了这个观点的错误后，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呢？

　　这不依赖于个人主观的夸张，还是要从史实上来进行说明。

　　一九七九年范若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评述了“合二而一”批判的全过程。在文章中的两节《〈“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为什么能够发表？》和《〈“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又是怎样发表的？》中，没有如实叙述真实情况，使人产生阴谋论的印象。

　　范若愚在文章中说，艾、林文章发表前，《光明日报》就将这篇文章的清样送交康生审阅，康生“一看有问题，就告诉《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后来该文经康生审阅后，是处于“钓大鱼”的目的才决定由《光明日报》发表的。

　　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从《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艾、林的文章在发表前《光明日报》只将清样送给《哲学》专刊主编和，并没有送给康生，康生是在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上看到这篇文章的。康生也没有对报社说过“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的话。艾、林的文章在发表前并没有送康生过目，只是在该文引起争论后，穆欣他们才将五月二十九日刊登艾、林文章的《光明日报》和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的清样送交康生审阅。因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323]

　　同时，范若愚在文章中对项晴《“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发表情况的记述也与事实有出入。

　　范若愚在文章中说项晴第一篇文章是“经过了他（指康生）的审阅、修改的”。还说：“关锋指着艾、林文章清样说是‘大鱼’时，这篇文章的也在场。”又说：“《‘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的清样，是原《光明日报》的负责同志亲自送给那个‘理论权威’（指康生——引者注）审阅的。他看了清样以后，又找那位同志说：文章总的还可以，有个问题，……（）后面自己提出一个公式：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进到统一物分解的‘一分为二’，新事物出现，又有统一物内的‘一分为二’，再到统一物的‘一分为二’。对此我无研究，要考虑有无把握，如无把握可以去掉。人家抓住小辫子，反而麻烦。………可见这篇文章是经过他的审阅、修改的。”

　　受范文影响，有些文章就认为这篇文章是“根据康生指示写的。”有的说：“康生对于第一篇反驳艾、林的文章，特别重视，亲自把关修改。”（《康生评传》第164页）有的说：“康生与关锋商量以后，立刻布置项晴写了这篇文章。”（《康生外传》第207页）。还说，这“是康生‘有意识搞一下学术斗争’‘先引起大家讲话’，是一个钓大鱼的‘诱饵’。”（《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战斗》第356页）还有一本书上也说：“6月5日，刊登了以项晴署名，根据康生指示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65页）[324]

　　而真实的情况如何呢？

　　这场论战中，项晴共在《光明日报》发表四篇文章；头两篇：《“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6月5日见报，以下简称“第一篇文章”）、《“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同姚永抗、潘庆斌同志商榷》（7月17日见报，以下简称“第二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相隔43天。穆欣说，两文小样都曾送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康生对第一篇文章只是让报社快登，并没有修改也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对第二篇文章提出过修改意见，是经过报社编辑部转告的。这在康生七月二十四日召开的有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得到验证。[325]

　　文章的张恩慈（项晴是他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后来谈到了当时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真相。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是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看到艾、林文章的，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到过这篇文章的小样，谈到第一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情况时，他说：“五月三十日（星期六）回家时，我带上了《光明日报》上的艾、林文章。当天晚上开始写《“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星期日修正定稿。六月一日（星期一）早晨上班后，我把文章送到《光明日报》理论（按：学术）部王愚同志那里，六月三日（星期三）我收到文章的小样，当日下午又送回《光明日报》。六月五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我的文章。

　　从五月二十九日看到艾、林文章到六月五日发表我的文章，前后七天时间，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我写文章的事，既未有任何领导人指导，也没有人知道。当时对艾、林二人是何许人及何单位的，均不知道，只是以文对文，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而已。至于这篇文章的思想是杨献珍的，那就更不知道了。

　　我的文章发表后，因用项晴笔名发表，所以社会上人不知道该人是谁，就是民族宫写作班子的人也不知道是我。后来他们打电话去《光明日报》询问，他们才知道。”

　　张恩慈还谈到了第二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情况。他说：“我的文章发表后，学术界有了反映，赞成者，反对者，调和者均有。后来我又针对姚永抗、潘庆斌二同志文章写了一篇《“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一文，发表在7月17日《光明日报》上。这篇文章也是独立完成的，未有经任何人指导。但在《光明日报》送审时，康生对这篇文章提了一条意见，《光明日报》的同志向我转达了。但我对康生的这条意见，并未采纳修改，康生指出的那个公式，至今仍保留在我的文章中（请看原文）。”

　　他进一步回忆道：“在‘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的论战中。我写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本人独立完成的。既未有康生、关锋的指导，也未让任何人看过，都是我写了稿子直接送给报社的。至于报社如何送审，如何处理，与我无关了。”“那时我同康生从未见过面，更谈不上指导我写文章和修改文章了。”[326]

　　从张恩慈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写作第一篇文章前他并没有看到艾、林文章的清样。当时他既不了解该文的情况，也不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杨献珍提出来的。他是在看到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艾、林的文章后因为不同意该文的观点才撰写第一篇文章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为了反驳姚永抗、潘庆斌文章中的观点才写出来的。文章写作期间，他既没有接受康生的指示和授意，也没有和反修资料编写组的同事商量过，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康生虽然对第二篇文章的清样提了一个意见，但是张恩慈并没有采纳，还是照原样发表了。

　　结合穆欣和张恩慈的回忆可以看到，张恩慈文章的发表并非看了艾、林文章的清样，而是张恩慈看到了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艾、林的文章后，由于不同意他们宣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才写出来的。他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为了反驳姚永抗、潘庆斌文章中的观点才写出来的。这些文章都是他独自写出来的，并非受命之作。康生对他的第一篇文章只说了快登，并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对第二篇文章虽然提出了修改意见，却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通过报社编辑部转告的。虽然张恩慈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文章还是照样发表了。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到，艾、林文章发表前，并没有送交康生审阅，该文的发表也并非出自康生的授意。该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张恩慈是因为不同意文章宣传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才著文予以反驳的。双方争论开始后，当穆欣将《光明日报》五月二十九日刊登艾、林文章的报纸和张恩慈的文章清样向康生请示的时候，康生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非凡洞察力，从反修防修的斗争实际出发，敏锐地认识到这个争论并非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弄清这个问题上的是非对于开展哲学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叫《光明日报》快点发表的。张恩慈的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批判“合二而一”的问题上康生施展的是阳谋，而非阴谋。有人抛出“阴谋论”不过是为了配合他们为“合二而一”翻案的政治需要来造些舆论罢了。

　　当年范若愚曾经参加过九评的起草，写下过不少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文字，同时作为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还积极参加了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协助康生做了不少工作，明白其中的内幕和是非。但是在文革后，为了配合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解脱自己的责任，一九七九年十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但对自己当年参加的这场斗争表示了反悔，而且还对当年进行批判斗争的若干事实作了随心所欲的剪裁，歪曲了事实真相。这引起了张恩慈的不满。张恩慈曾经直接到《红旗》杂志编辑部，指出范文有歪曲事实的情况，要求在杂志上澄清。接待他的邵铁真听取了他的意见，“认为当时不能澄清”，只记下了他的几条声明了事。[327]

　　由于范若愚是当年参与批判的重要当事人，因而他的回忆当作权威性的史料被不少著作争相引用，关于这场争论的研究往往是根据他提供的史料展开的。这样他在文章中关于事实真相的曲解，就不仅误导了人们的研究，还给这场斗争披上了一层“阴谋论”的色彩。尽管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范若愚后来可能受到了不少压力，但是作为一位在反修防修理论战线上冲锋陷阵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逆境中却没有能够保持当年的忠贞信念，就连事实真相的如实阐述也没有做到，这是令人惋惜的。

　　② 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的学术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上，康生发现艾恒武、林青山和张恩慈之间争论的文章后，认为应该以此为契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批判“合二而一”的观点，坚定“一分为二”的信念，从思想上筑牢辩证唯物史观的防线。从这个目的出发，康生自觉地领导了这次学术批判活动。

　　这次学术批判活动是以《光明日报》为主阵地进行的。这不仅是艾、林宣传“合二而一”的文章首先发表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而且第一篇反击“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也是在这个专刊上发表的。由于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因而哲学界和各方面的反应比较强烈。六月一日《光明日报》开始收到来稿，截止六月十九日的半个月间，就收到来稿三十篇。其中有反对艾、林文章观点的，也有支持的。[328]

　　下面我们看这个时候发表的若干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六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姚永抗的文章《要全面理解“一分为二”——也谈“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该文虽然承认“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实质，但是却又认为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是根本对立的，“合二而一”只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一侧面，用“合二而一”来代替或补充“一分为二”的做法，是对“一分为二”片面理解的表现。

　　六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潘庆斌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矛盾规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与艾恒武、林青山、项晴同志商榷》。该文指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又是“合二而一”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的客观反映，只有“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才是事物所固有的，才是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才是矛盾规律的全貌。

　　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沙人的文章《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文章认为“合二而一”不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用“合二而一”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实际上就是矛盾融合论。

　　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于人的文章《对立统一规律不是“合二而一”》。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只能是“一分为二”，而不能是“合二而一”。“一分为二”不仅是方法，也是对立统一规律。

　　七月三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尹明的文章《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文章认为，应该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一样，都是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说明一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都是对立物的统一或者统一物的分裂为二。[329]

　　就这样以《光明日报》为阵地展开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斗争，在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之前，就这样陆续发表了两种观点的文章。六七月间虽算学术讨论阶段，但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所占比重迅速加大，文章的调子也在不断加温。[330]

　　为了使人们能够踊跃投稿，参加讨论，以便于通过正反两方面争论文章的发表，从思想上提高警惕，明辨是非，廓清认识，教育读者，增强抵御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免疫力，康生为这次批判活动殚精竭虑，出了不少主意。

　　当时赞同“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被称为“正面文章”，反对“一分为二”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被称为“反面文章”。开头一段时间，康生按照他所制定的计划和步骤，指令《光明日报》：“正面文章”和“反面文章”都要刊登，在版面安排上，或将两种对立观点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上，或者轮流摆在突出地位见报。这样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六月二十七日，康生还要《光明日报》“再放4篇反面文章出来”，希望将对“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引向深入。

　　在这场论战中，康生密切注视着各报刊的讨论情况。为了使学术批判按照当时制定的计划运行，康生不但要求报社送去准备采用文章的全部小样，还替报社安排每期《哲学》专刊的版面。[331]

　　他之所以将批判的锋芒对准“合二而一”的提出者杨献珍，是因为杨献珍当时资格老，在理论界声望高，又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担任着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职务，提出“合二而一”这样的观点，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还影响到现行政策的走向。正是因为这样，当有的批判文章涉及到明代的方以智和《人民日报》副主编陈浚时，康生就迅速予以制止，防止转移批判方向，以便将矛头对准杨献珍，取得批判成效。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的来稿联系到方以智，凡是这样的文章康生都不让发表。他说：“一谈方以智，杨献珍就逃脱了。”项晴写的第二篇文章中说：“潘庆斌同志把矛盾的解决和事物的转化当成‘合二而一’是根本错误的，但却不能说这种观点是新奇的。”接着他就对《人民日报》四月八日发表的陈浚的文章《一分为二——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中谈“合二而一”的内容提出了批评。康生看过项晴第二篇文章的清样，就叫报社告诉把这一段删掉。他说：“不要说‘合二而一’是从陈浚那里来的，是从《人民日报》来的，而是从党校来的，从杨献珍那里来的。可与商量一下：简单地提一下也可以，留在以后再讲也可以，免得转移了目标。”

　　其实，康生不仅这么做，还向参加这场斗争的相关同志打过招呼。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七月二十四日召开的由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批判“合二而一”的会议上，还特意对此作了解释和说明。他说，有一批人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意图：一个是企图引导到搞古董，去搞方以智。我告诉报社不要上当。方以智的问题也要研究，但不是现在谈；现在一谈方以智，扬献珍就逃脱了。他们另一个企图是向陈浚身上引。陈浚的文章也有几句是讲“合二而一”的。但他主要宣传“一分为二”，总的方面是好的，他讲的那个问题是质变问题，旧质新质，用的“二合为一”。措辞不妥当，与杨献珍和艾、林宣传不一样。另外，《人民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也用了这个话。《哲学研究》编辑部不明白，弄了一篇反对陈浚的文章。现在中央民族学院仍在抓陈浚，《人民日报》同时收到中央民族学院两篇攻陈浚的文章。顾肇基在北京座谈会上宣读了攻陈浚的文章。他问《光明日报》为什么不登？《光明日报》怎么不问他为什么这样提问题？目前北京学校里思想最乱的是中央民族学院，这些人是要陈浚做杨献珍的替死鬼，转移目标。他说，当前斗争目标还是集中在党校好。各报刊选用稿件，在这个阶段要集中在拥护或者反对杨献珍的观点上。[332]

　　从这里可以看到，康生敏锐地意识到，鉴于杨献珍的身份和地位，从他口中讲出“合二而一”的观点是非同寻常的，其影响也是不小的。因而他才将矛头对准杨献珍，不允许别人借机转移批判方向。不仅他自己这样做，还提醒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北京市报刊的负责同志也要注意这件事，防止在批判中鱼目混珠，转移批判方向。

　　康生还在九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北京各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说：“艾、林文章发表以来，已有110天。我们讨论‘合二而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7月17日以前主要在《光明日报》上进行这个斗争。《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已涉及党校的黎明同志。这一段仍当作学术问题讨论。实际上，他们提出了政治原则问题，并不光是学术问题。但人们不大注意这一点。有人说我们把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不对。当然，开始当作学术问题讨论是对的。”[333]

　　从康生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批判“合二而一”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开始将“合二而一”作为学术讨论是对的。不是非要把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政治原则造成的。不过人们不大注意到这一点而已。康生这样说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合二而一”问题上的分歧，是与以前“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争论以及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单干风、翻案风上的一系列分歧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以后才做出的结论。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康生才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了。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334]

　　由此我们看到，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观点，就由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了。那么，政治批判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下面继续来分析这个问题。

　　③ 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的政治批判。

　　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因为这个观点一旦成立，就会在政治上产生影响，这在艾、林的文章中就有所反映。“合二而一”观点是杨献珍提出来的，如果这个观点与杨献珍在“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争论和对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合二而一”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着必然性，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要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了。

　　康生后来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七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谈到这次批判的方向时说：“艾、林文章最后重点谈政治。这也是杨献珍的意见，杨献珍重点也在这个地方。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必然发展到政治上。”又说：“党校的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朝另外方面发展……会发展到‘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讲话问题和1962年翻案问题上，党校办校方针，对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会涉及党校8年来的问题。”[335]

　　在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政治批判，并不是康生的独断专行，而是在报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的。

　　七月上旬，康生将中央高级党校七月四日第七期简报报送毛泽东及书记处会议相关同志。在这一期简报上，康生批写：“主席、彭真、定一、贺龙、瑞卿诸同志：党校七月四日第七期简报，很可一看。长期以来，高级党校存在着反党反主席著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杨献珍为代表或明或暗、时隐时显的长期存在着。从这期简报，就可以看得清楚。”

　　毛泽东阅后批示：“退康生。”彭真七月十一日批注：“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高级党校写文章揭露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谬论，并在适当时期，指名批评。”[336]

　　由此可以看到，在报上点名批判杨献珍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康生作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不过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而已。

　　为了组织好这次批判，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三个月内，康生亲自召开的布置任务、检查督促的会议就有9次，专门为讨论修改几篇重点批判文章而召开的会议还不计在内。[337]

　　为了搞好这次批判斗争，做到有的放矢，就要弄清“合二而一”观点的准确涵义，杨献珍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合二而一”的，然后才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写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来。为此康生领导几个理论工逐句逐段地推敲分析杨献珍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对新疆班学员的讲课提纲，为下一步公开批判杨献珍作准备。[338]

　　七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刘兴隆的文章《为什么要说“一分为二”讲多了？》，点了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的名，在读者中尤其是在党校引起震动。

　　刘兴隆在文章中指出，黎明同志今年五月十四日给学员讲《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时说，现在人们讲‘一分为二’多了，讲‘合二而一’少了，也可以讲讲‘合二而一’嘛！同志们可以写一些这一方面的文章。随后，艾恒武、林青山二位同志就在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把“合二而一”称为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刘兴隆认为，黎明、艾恒武、林青山三位同志是要用“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思想来偷换“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339]

　　这篇文章发出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政治批判的信号。

　　从学术批判转入政治批判后，凡是带有方向性质指导性的文章，都是康生亲自一手组织的。在政治批判时期，康生组织了三篇对“合二而一”观点进行批判的代表作。

　　第一篇文章是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就“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

　　为什么第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要由《人民日报》发表呢？康生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说，杨献珍是中共中央委员，要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来点名，不能先在《光明日报》点他的名（当时《光明日报》还是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

　　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理论部根据党校提供的材料起草的。文章写成后，在康生主持下，又召集十多人讨论、修改、定稿的。康生在内部讲话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斗争，反对转化。

　　这篇文章七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十八日《光明日报》转载，文章署名王中、郭丕衡。这两个人是中央高级党校新疆班工作人员，杨献珍是在他们这个班讲授“合二而一”的。因而这篇点名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就由他们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340]

　　第二篇文章是八月十四日关锋等三人以撒仁兴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一文。[341]

　　第三篇文章是第十六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一文。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点名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后，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要发表这样的批判文章。为此，《红旗》杂志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准备写一篇“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文章。参加这个班子的人员有《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吴江、关锋、邵铁真、郑惠、林杰和中宣部的龚育之。为了批判“合二而一”，写好这篇文章，八月十八日，毛泽东还专门召集写作班子的多数成员谈话。康生、陈伯达参加了这次谈话。[342]当谈到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时，毛泽东还说：《红旗》可以转载一些好一点的东西，写一篇报道。[343]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说：“已告诉《红旗》写文章，要《红旗》开展政治批判。”在毛泽东谈话后，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获得第一手的材料，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晚上和二十五日上午，在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范若愚主持下，还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在中央高级党校召开关于“合二而一”的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写作、发表及相关情况。[344]

　　这篇文章在康生和陈伯达的主持下，拟定了文章提纲，由《红旗》杂志写作班子起草成文。文章写出后，康生在北戴河亲自召开了两次会议，专门讨论修改这篇文章。[345]

　　文章修改完毕后，有人提议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康生认为从文章的水平来说，用评论员名义分量重了。又有人提议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发表，康生认为这会使大家认为只是个别记者的看法，不代表《红旗》，分量轻了。最后还是他提议以本刊报道员的名义发表了。

　　这样就在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第十六期《红旗》杂志上以本刊报道员的名义，发表了《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的文章，对杨献珍展开政治批判。文章说：“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346]

　　康生在九月二十三日会议上说：“合二而一”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347]

　　《人民日报》发表的《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八月十四日关锋等三人以撒仁兴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以及《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都是出自康生的精心安排。这三篇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报刊进一步对“合二而一”开展了猛烈的讨伐。[348]

　　康生亲自审定的这三篇讨伐“合二而一”的文章，在理论上有一个共同特点：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认为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斗争则是无条件的，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是对立统一规律最鲜明的特点，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从理论上对“合二而一”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认为：事物的本性就是对立面斗争的开展。文章批评杨献珍：“只强调对立面的不可分性，而不强调它的斗争性。他反复地说，对立面统一的思想只是说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决不能说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只是说对立面的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因为它还要说到对立面的互相斗争。把不断的相互斗争的对立面的联系说成是合二而一是错误的。”文章还质问：主张“合二而一”，“岂不是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相互依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那不是要让资产阶级永远保存下去吗？”“如果我们按照杨献珍同志的说法去做，那就只能是把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正确和错误，优点和缺点都‘联系在一起’，‘求同存异’，而不去进行斗争，不去解决矛盾。”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也这样评论说：“杨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传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对立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共同要求，求同存异……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辨证法。”“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49]

　　除了这三篇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到八月底，各报刊登的有关文章达90余篇。[350]在对“合二而一”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后，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艾思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的文章，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对这场批判活动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351]

　　在报刊上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批判的同时，作为“合二而一”观点的发源地，杨献珍任副校长的中央高级党校，也开展了批判活动。

　　中央高级党校八月四日和十七日到十九日召开全校学工人员大会，将批判“合二而一”问题同前两次哲学论战、反“三面红旗”翻案问题及党校方针等问题联系起来，对杨献珍开始了全面的讨伐和批判。

　　在八月四日召开的中央高级党校全校学工人员大会上，会议主持人说：“7月17日以前，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还是文绉绉的，但是也有斗争了。7月17日以后，……是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这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性质是大革命。”

　　就在这次大会上，副校长艾思奇作了长篇发言。他主要对杨献珍在哲学争论中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他说：“基础与上层建筑、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和合二而一一样，根本都在党校。从前是把两个争论看成是一个一个的问题，没有联系起来，现在出来了合二而一，看来是有一个一贯的东西，始终是用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用矛盾调和论反对对立统一规律。”二是说杨献珍在哲学争论中的观点又是政治问题。他说：“合二而一论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在政治上必然要犯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错误。”“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与右倾机会主义有联系，对这个问题以前以为是理论上的争论，也涉及到政治，但主要是理论上的。现在看起来是政治问题。”

　　另一位副校长范若愚则在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的全校大会上主要从政治上对杨献珍进行批判。他以《关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1959年批判杨献珍同志和杨献珍同志进行翻案的情况介绍》为题做报告，讲了三个半天（这一报告是根据康生面授的提纲讲的）。报告讲了对1959—1960年对杨献珍进行的批判，批判了杨献珍为甄别平反的翻案风和邓子恢在党校宣传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对杨献珍与彭德怀的关系，杨献珍反对三面红旗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这个报告的录音经修改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十七级以上干部中播放，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两个报告，在高级党校掀起了全面揭发批判杨献珍的新高潮。为了配合对杨献珍的批判，高级党校校委还成立了一个“南院办公室”，专门负责收集杨献珍的一些著作、讲稿，以《杨献珍的诡辩和诽谤材料》为总标题，编号印发给全校学工人员，作为靶子，发动全校批判。

　　九月十五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高级党校召开全校学工人员大会，对杨献珍进行群众性的批判。[352]

　　这场论战，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林文章开始，到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艾思奇的文章《不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辨证法》为止，历时将近一年（只差九天就是一年），才算告一段落。全国报刊发表文章380多篇。[353]

　　在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一九六五年三月，中央高级党校校委起草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列举了杨献珍的十大错误，在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四月五日中央高级党校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了一个有杨献珍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征求杨献珍对这个报告的意见。杨献珍在会上没有发言，会后写了一个《说明》，对报告所述的很多事情和分析提出异议。

　　六月九日，这个报告在正式完稿后报送党中央。报告提出鉴于杨献珍“毫无悔改之意”，“至今仍不回头”，“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地，同意报告所提建议，撤销了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将这个报告在各地党校和军队院校的理论工中传阅。一九六五年十月，杨献珍向中央高级党校主要负责人递上一份长篇检讨，随后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354]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对杨献珍进行的政治批判，是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后实施的。作为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不仅从理论上为批判把关，还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这次论战以刘兴隆文章发出了政治批判的信号，又具体组织了《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三篇文章指导着批判的进程。经过严厉的批判后，又以艾思奇《不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辨证法》一文对这场批判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否定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免去了杨献珍在中央高级党校的领导职务，结束了这场批判。

　　④ 一个无动于衷的角色。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不论是在学术批判阶段，还是在政治批判阶段，都是在康生的指导下进行的。虽然中宣部编印了若干批判材料，部里的若干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场批判，但是作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机构，却没有能够在这场批判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领导的重任。这在《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后来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说：

　　《哲学》主编张世英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还以为控制这次论战的是中宣部。实际上不是这样。后来张世英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从一开始中宣部发现‘问题’后，就指令：凡打算刊登的文章都要送审，接着就把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直接包揽下来，要光明日报社将这方面的全部来稿不再送到我的手中，而直接交中宣部，中宣部一时成了《哲学》专刊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编辑部。所有这些政治上的直接干预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事。人们处在那个时代里，一般地说并不觉得怎么不合理。……”这段话除掉“中宣部”均应改成“康生”或其主持的“中央理论小组”外，都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355]

　　由此也可以看到，是康生及其主持下的中央理论小组，而不是中宣部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这到底是因为中宣部的领导人对这场批判持有不同意见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呢，还是因为他们麻痹大意官僚主义的作风所致，确是发人深思的。

　　以上我们回顾了对“合二而一”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的基本概况。那么，为什么在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后，对“合二而一”要进行学术批判呢？后来为什么又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了呢？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6）从建国后哲学战线上三次论战的背景中来透析对“合二而一”批判的历史原因。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上出现的争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因为这次争论是与过渡时期“综合经济基础论”上的争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争论一脉相承的。这些争论后来被称为建国后哲学战线上的三次论战。因而研究“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上的论战就不能不研究前两次论战。

　　那么，前两次论战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发生这三次论战反映出的时代背景到底是什么呢？导致这三次论战的深层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哲学战线上的第一次论战——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

　　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在我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发生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这次争论主要是在杨献珍和艾思奇、张如心之间进行的。杨献珍把艾、张的观点概括为“单一经济基础论”，艾、张则把杨献珍的观点叫做“综合经济基础论”。[356]

　　在争论中双方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们先看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基本观点。

　　杨献珍认为，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过渡时期，我国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这五种经济成分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成分，起着主导作用。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小农经济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他引用苏联的例子，说明过渡时期小农经济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

　　在上层建筑方面，不是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而是只能有一个新中国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包括两部分，一是政治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一是思想上层建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个上层建筑不是一视同仁地为各种所有制服务，而是要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日益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成分，日益缩小以至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将经济基础最终改造成为只包括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357]

　　我们再看艾思奇的主要观点。

　　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互相敌对的经济基础，进行着生死的斗争，这是互相对抗的基础的矛盾运动和尖锐斗争的过程。小农经济不能包括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中。根据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基础的作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国家政权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只能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虽然现在还在建立中）为自己的基础。要巩固我们国家的政权，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绝不能说是依靠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依靠资本主义经济而得到巩固；既然我们的政权的巩固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经济，怎么能说资本主义和个体农民经济是我们国家政权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呢？

　　艾思奇还说：上层建筑是为自己的基础服务的。我们的政权的出现，难道是为着帮助资本主义和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巩固的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它正是要采取一切办法帮助社会主义制度来根除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采取“一视同仁”的立场，而是采取“有所不同”的立场。它决不是要为资本主义服务，它决不是要使资本主义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而只是要使社会主义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唯一的指导思想。过渡时期并非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素则根本不存在了。艾思奇说：“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存在也完全否定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敌对的基础的对立的统一。上层建筑也不是单一的，是占着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与他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对立的统一。如果说过渡时期只存在单一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没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那么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岂不是都成为多余的事情了吗？”[358]

　　这就是艾思奇的基本观点。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也就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从性质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会分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政权只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这点上双方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杨献珍认为，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艾思奇认为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那么，到底他们谁手中掌握着真理呢？

　　其实，艾思奇并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是当时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他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罢了。

　　艾思奇说：“资本主义经济是我国社会中现存的一种经济基础，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又说：“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但是这并不是否认资本主义在目前仍然是我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的一种经济基础，不过它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基础……。”[359]

　　从艾思奇的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包括两部分，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经济是我国社会中现存的一种经济基础，但是它并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才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艾思奇在这里实际上是从性质上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区分开来，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

　　艾思奇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其性质来说，是私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中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这就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某些积极性作用与其性质区分开来，而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当时我国社会发展中还能起到某些积极性作用，就把它的作用与其性质混为一谈，认为既然它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能起到某些积极作用，就认为它是国家政权赖以依靠的经济基础。

　　杨献珍认为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既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因而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他还主张在上层建筑领域只能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能存在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服务，而不能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服务。

　　其实，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是否存在，不是杨献珍个人的意愿，而是由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既然杨献珍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那么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有其赖以寄生的经济基础，况且这个基础也需要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来为其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杨献珍主观意愿如何，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又怎么会销声匿迹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杨献珍在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经济基础的时候，在逻辑上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存在的情况下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到底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问题。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有什么性质的经济基础，就需要什么性质的上层建筑，有什么性质的上层建筑就要为与它性质相同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的话，就会对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起到破坏或瓦解的作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是由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的。杨献珍口头上也是承认这一点的。

　　既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又怎么会漠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存在呢？不管杨献珍自己是否意识到，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正在每日每时地侵蚀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同经济基础领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样，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杨献珍怎么能够置这种斗争于不顾，天真地希望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规规矩矩，不在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呢？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又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够清除掉呢？如果看不到现实存在的这些问题，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宣扬不能一种经济成分有一种上层建筑，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般地梦呓罢了。

　　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杨献珍为什么要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呢？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看，他是将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还对我国社会发展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与其性质混为一谈了，用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取代了这种经济的私有制性质，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而漠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性质上的对立以及由此存在的激烈斗争。

　　当杨献珍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究竟要不要为这样的经济基础服务呢？从逻辑上来说，既然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那么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为这样的基础提供保护和服务。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得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提供保护和服务的结论，这就不仅违反了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方针，也是与过渡时期总路线背道而驰的，因而杨献珍紧接着又作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说明，设法将露出的马脚遮盖起来。

　　这样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杨献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不能保护它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不能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呢？既然不能保护它，为它服务，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把它剔除在外呢？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又怎么能够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从而漠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之间实际存在的激烈斗争呢？

　　这样看来，尽管杨献珍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给资本主义经济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又故弄玄虚地说明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政权不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不管他怎样解释，还是难以避免使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我们知道，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每天都在变化中，向着社会主义经济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杨献珍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承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地位，不管他主观上是如何考虑的，客观上却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这是与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一脉相承的，也是其在哲学上的重要表现。[360]

　　我们还要看到，当时我国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一种是社会主义经济，一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经济基础内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是阶级矛盾存在的经济根源。同时，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存在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激烈斗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及其经济基础和旧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并为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正如艾思奇对“综合经济基础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批判的总结时所说，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是抹杀了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361]

　　由此看来，这次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上。杨献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而艾思奇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经济基础。这种认识的不同不仅关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在国家经济基础中的社会地位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的方针政策问题，也就是我们到底是采取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方针，还是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继续发展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争论，更是关系到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如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政治问题。

　　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看到，杨献珍的观点不是孤立的，在党内还有着浓厚的基础。这表现在建国后党内有一部分人以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为由，仍然还想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说在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是搞不成合作化的。这表现在一九四九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宣扬的“剥削有功论”，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上采取的否定态度，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以及邓子恢鼓吹“四大自由”，在农业合作化期间以出现问题为由毫不吝惜地“大砍合作社”上。[362]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在党内是具有代表性的。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杨献珍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这种论调实质上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的存在进行辩护，是党内刘少奇、邓子恢等人的思想观点在哲学领域的反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杨献珍是与刘少奇、邓子恢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杨献珍这个时候是打着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表示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号来宣传“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这就容易遮住人们的眼睛，难以看清他提出“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本来面目，难以认识到他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刘少奇、邓子恢等人观点的内在联系，从而认识到“综合经济基础论”其实就是党内存在的这些观点在哲学领域的反映。

　　艾思奇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导，批判了杨献珍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在理论上与杨献珍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他们之间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党内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斗争的反映。这才是艾思奇与杨献珍争论的实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蓬勃发展，社会实践已为他们的这种争论作出了判定和回答。

　　② 哲学战线上的第二次论战——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是第一位的，思维是第二位的，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表现在，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又对存在具有能动作用。

　　黑格尔曾经谈到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虽然他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来论述同一性的，但是毕竟承认世界是可知的，驳斥了不可知论，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对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地否定，剔除其唯心论的内容，吸收其辨证法的论述，对思维和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说明，将倒立的世界观又正了过来，这样就科学地阐发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一九五八年我国哲学界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又引发激烈争论，表现出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是以杨献珍为代表，认为同一性有两个范畴，一个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个是矛盾的同一性，不能混淆这两个范畴。黑格尔说，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因而杨献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虽然如此，世界还是可以认识的。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存在，和存在一致、符合，但思维和存在毕竟不是同一的，唯物主义是以反映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物主义者绝不能用同一论代替反映论。[363]

　　另一种以艾思奇为代表，认为对思维和存在有两种理解，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解，把同一性理解为事物与自身的绝对的统一，另一个是有差别的统一，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在一定条件下又能成为解释世界、推动客观存在变化和发展的指导力量。

　　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不就是等同论，而是有差别的同一。黑格尔将思维和存在看作有差别的同一，也就是辩证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有其合理的即辩证法成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来说，黑格尔把思维看作第一性的东西，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解释为存在即思维的意思，赋予了唯心主义的意义。就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来说，黑格尔和其他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肯定地解答了思维是能够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辩证法的说明。

　　我们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正是指的这种辩证的同一性，而不是指的形而上学的简单的等同。恩格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肯定了黑格尔思想中可以肯定的精华的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的论证。[364]

　　由此可以看到，艾思奇和杨献珍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是具有不同意见的，为此还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艾思奇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杨献珍说恩格斯没有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黑格尔命题的不同认识上。

　　虽然艾思奇和杨献珍都承认黑格尔这个命题包含着唯心论的成分，但是却表现出重大不同，杨献珍认为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而艾思奇认为这个命题虽然具有唯心论的成分，但是却承认世界是可知的，也包含着辩证法的认识。同时，艾思奇认为黑格尔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讲的是有差别的同一性，而不是事物与自身的绝对的统一。这样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个命题进行了批判地改造，吸收其辩证法的认识，剔除其唯心论的成分，对思维和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论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恩格斯才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因而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这就是杨献珍和艾思奇在黑格尔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

　　从杨献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将阐述自己观点的稿子《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送给康生，康生看了稿子后问毛泽东：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泽东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康生后来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杨献珍。杨献珍说，他感到，原来争论的是，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同一的，现在问的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提法改变了，问题的性质和内容也就改变了。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问题。[365]

　　杨献珍的说法颇为让人生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与其有没有同一性，究竟存在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从争论中可以看到，杨献珍承认矛盾的同一性，也承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366]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为什么却又否定了经过改造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尤其是不承认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中所包含着的辩证法的认识呢？

　　我们认为杨献珍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他用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来取代经过改造了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不承认黑格尔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中的辩证法成分，不管杨献珍自己怎么说，我们都不能不对他在矛盾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上的态度表示怀疑，因为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割裂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否定了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只看到其一致的一面，而看不到其间复杂的能动作用，从而离开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走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在他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种分歧难道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不同认识，就没有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吗？

　　当然不是。这在政治上会产生严重影响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共产党能否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通过将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见之于实践，又能动地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如果联系到杨献珍是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提出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将这个问题再与杨献珍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我们不能不说杨献珍此举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的。

　　正是因为这样，艾思奇才说：“正确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有利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为了正确的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必然很好的研究这个问题。”

　　“杨献珍同志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只能讲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符合。按他的看法连辩证法的同一性也不能说。……反对他的意见认为：同一性有两种了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了解，即完全等同的意思。……此外，还有辩证法的同一性。……把同一性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就可以肯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反对辩证法的同一性，……就是反对《实践论》的思想。”“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与右倾机会主义有联系。”[367]

　　我们注意到，杨献珍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在一九五八年。他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不仅在中央高级党校这样讲，还写出了《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文章来阐述这个观点。文章写好后，他送给陈伯达和康生每人一份文稿，最后却被压下了，没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虽然这篇文章最初是在陈伯达提议下，为了驳斥苏联《简明哲学词典》在矛盾的同一性方面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歪曲而撰写的，但是该文却做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的判断。陈伯达后来告诉杨献珍，艾思奇对该文有不同意见，写了《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来批驳该文，艾思奇的观点是正确的，因而该文才没有发表。[368]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杨献珍实际上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存在对思维的决定性作用，漠视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我们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争论发生于一九五八年，这一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五风”为标志的错误上。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虽然杨献珍在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风”时，用语尖刻，措辞严厉，讽刺挖苦的话讲了不少，但是从对错误的批评方面，还是针砭时弊的，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碰见杨献珍时才对他说：“听说1959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了批判，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369]

　　这里关键的问题表现在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上。是为了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批评，还是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上来批评出现的错误。虽然都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批评，看起来相似，实质上却具有根本性质的不同。这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杨献珍不论是在文章还是谈话中，都是打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旗号，表示自己是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的，那么，他的真实态度到底如何呢？

　　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杨献珍说大跃进期间有的地方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还说他这样讲是有根据的，有一个省（河南省）原定钢生产额为500万吨，钢材为200万吨，后来分别降到5万吨，2万吨。他还不止一次地这样讲。毛泽东听说后，处于保护地方干部积极性的考虑，才说道：“杨献珍说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是反对我的”。[370]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出现错误后，是站在旁边指手划脚，冷嘲热讽，还是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帮助犯错误的人纠正错误，反映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同态度。这个时候杨献珍发表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1959年6月9日、19日在全国文联学习会上的讲话）、《坚持实事求是，狠狠批判唯心主义》（1959年6月12日和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的谈话）、《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1959年7月29日和中央宣传部政治经济学习班的谈话）的一系列文章和言论就对此作出了回答。[371]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杨献珍对党中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表示不满，说“纸帽子压不死人”。[372]直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农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一九六二年七月他还请邓子恢到中央高级党校作关于包产到户的报告。这个时期出现的翻案风中，中央高级党校提出要为杨献珍进行甄别平反，却在平反报告中只字不提杨献珍请邓子恢作报告的事，还说杨献珍一九五九年做的两个报告是符合党的路线和毛主席思想的，这引起了主管党校工作的康生的不满，还专门写信提出了批评。[373]

　　由此我们认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杨献珍提出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是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在理论上的表现。当然他并不是孤立的，党内不少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也是这种态度。这种不同的态度反映到哲学战线上，就出现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这实际上就是对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能否迅速改造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态度问题。

　　以艾思奇为代表的哲学工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上，从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出发，对杨献珍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揭示了思维和存在的内在联系，坚定了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这为场争论作出了结论。这是党内两股力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较量和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反击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拨乱反正，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其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这种斗争的正义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374]

　　③ 哲学战线上的第三次论战——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

　　前文我们已经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作了分析，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弄清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观点的基本内涵到底是什么。

　　杨献珍认为“合二而一”的“合”字，就是“构成”的意思，即“一”是由“二”构成的，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就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都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方法。他还说，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意即不可分，是说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375]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376]这就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后来毛泽东把列宁的表述通俗地概括为“一分为二”。既然这样，那么杨献珍为什么还要提出“合二而一”的解释呢？到底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呢？

　　对立统一规律，就是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是对立统一规律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统一性，具体表现为矛盾的双方，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另一个是斗争性，矛盾的双方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斗争中。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统一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在对立统一规律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斗争的绝对性是第一位的，统一的相对性是第二位的。由于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斗争的绝对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又是如何解释对立统一规律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分为二”强调的是“分”，统一物分裂为矛盾的对立面，是矛盾双方的斗争性。而“合二而一”强调的是“合”，这个“合”按杨献珍的话说就是“构成”，一是由二构成的，是矛盾双方的统一性。这样看来，“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两种解释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那么，哪种解释才更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呢？从斗争性和统一性在矛盾双方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显然斗争性是处于第一位的。

　　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中，“一分为二”透析了矛盾运动规律的本质特征，紧紧抓住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从矛盾对立面的斗争中来揭示事物的运动变化，说明了斗争的绝对性，统一的相对性。“合二而一”将对立面之间的斗争融化到统一体中，强化了统一性，弱化了矛盾双方的斗争，无形中将统一放在了第一位，这样就曲解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涵，背离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因而我们说“一分为二”的解释是更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要义的。

　　至于杨献珍说矛盾对立面的双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还引用恩格斯的话，举了一个例子，说正负极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一方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另一方，以此来说明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377]这是杨献珍对这个例子的误解，并不能说明哲学上矛盾的双方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矛盾的双方是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矛盾的双方就是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的，从事物发展的历程来看，矛盾双方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都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直到一方消灭别一方。试问，一方把另一方消灭了，如果是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话，又怎么能够消灭对方呢？既然能够消灭对方，这又怎么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呢？

　　当然，这种消灭并非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指的是统一物是由对立的双方构成的，而一方消灭另一方，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又归于“一”，但是这个“一”是新的统一物，这个统一物又分化出新的矛盾对立的双方，与前面那个统一物具有质的不同，这个“一”非彼个“一”也，以此来论证“合二而一”的正确性就是混淆视听，因而也是错误的。

　　从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双方的发展来看，矛盾双方的联系体现在矛盾的统一性中，杨献珍之所以反来复去地说矛盾对立面的双方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因为他对矛盾的统一性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矛盾双方的统一性不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可悲的是，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试想，如果他认为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矛盾的双方在斗争中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矛盾的一方要将另一方消灭掉，又怎么会提出矛盾的双方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呢？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对他的这种认识提出批评，说有联系就能分割，世界上没有不能分割的事物。[378]

　　杨献珍还说他讲的“合二而一”并不否认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还为自己辩解说也不是矛盾的调和，他在阐述“合二而一”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379]他用“合二而一”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在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方面，虽然表面上没有否定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但是他强调统一的相对性，削弱斗争的绝对性，甚至将两者调换了位置，这实质上就是以调和的方式曲解了对立统一规律。

　　应该看到，是用“一分为二”还是用“合二而一”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直接关系到我们到底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解决矛盾还是搞矛盾调和，制定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

　　我们看到，用“一分为二”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矛盾双方的本质特征，强调的是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将革命进行到底，提供了思想武器。而“合二而一”强调的则是矛盾双方的统一性，讲的是矛盾的双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必然会调和矛盾，以此来指导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势必会搞阶级调和。这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放弃革命的原则，妥协退让，热衷改良，搞阶级调和，寻求合作共赢，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艾思奇才在《人民日报》发表《不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辨证法》一文，针对杨献珍宣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从反修防修的现实斗争出发，以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思想，犀利的语言，严密的逻辑，一针见血地从理论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合二而一”宣扬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丢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原则，因而毛泽东说这是在搞修正主义。[380]如果将“合二而一”与毛泽东批评过的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三自一包”和国际纲领“三和一少”联系起来进行分析，[381]我们就不能不说“合二而一”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这是“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修正主义思潮在哲学领域的反映，“合二而一”不过是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从哲学上进行了概括罢了。

　　当时我们党正在进行着反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进行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同时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因而从反修防修的斗争出发，就不能不对“合二而一”进行政治批判。

　　由此我们看到，对杨献珍的批判不是偶然的，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些错误表现在他是从哲学理论的宣传上来抗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渡时期他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一九五七年以后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开始后不久，康生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作了系统的回答。

　　康生说，杨献珍自1957年以来八年多，在五个关键问题上表现都不好：第一，1956年至1957年，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杨献珍讲党校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不用“百家争鸣”。第二，1957年2月27日主席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月12日作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整风反右运动，我告诉他把党校一般课程在5月5日前结束，准备进行整风，他讲学员整风最好回到各地，曾两次放假。第三，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党，赫鲁晓夫在波兰攻击人民公社，杨献珍和彭德怀一道攻击三面红旗，后来有人把他做报告的两份记录交给我报告中央。上述诸事他都受到批判，在党校校委范围内保护过关。第四，1962年翻案风、单干风、“三合一少”出现时，他要翻案，还带邓子恢到党校去作鼓吹单干的报告。第五，这次主席提出“一分为二”，他讲“合二而一”。看一个人要看大的关键，杨献珍恰好在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过关都过得不好。[382]

　　④ 论战反映出什么问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建国后在哲学战线上出现了“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三次争论，后来这三次争论被称为哲学战线上的三次论战。从中看到，这三次论战皆与杨献珍有关，是在他提出观点后引发的。他提出的这些观点遭到了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的批驳和反对，因而在哲学领域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这些论战虽然是在哲学领域内进行的，实际上却与当时的政治走向密切相关，是阶级斗争在哲学领域的反映。

　　通过对哲学战线三次论战的分析我们看到，这三次论战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在哲学领域的反映。

　　第一次论战发生在过渡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当时正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杨献珍却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实质上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中国还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论战发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时候杨献珍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实质上是对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代表的三面红旗表示不满。

　　第三次争论发生在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叫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进行了反修防修，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这个时候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的观点，这实质上就是以矛盾调和为由达到阶级调和，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这三次论战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乃至于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杨献珍虽然说自己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却在实质上对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抱着消极和抵制的态度。如果说单纯一次论战的出现或许还有可能用偶然性来解释，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上接连出现的三次论战，就不能不说是某种必然性的反映了。这是杨献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立场和态度的表现。

　　当然，杨献珍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哲学领域的一个代表，先后出现的这三次论战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党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的较量在哲学领域的表现而已。从当时党内斗争的实力对比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处于优势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在杨献珍提出与社会主义发展相抗衡的观点后被批判的命运。

　　（7）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几点认识：

　　①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出现“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根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是因为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正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②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不仅是学术争论，而且事关政治发展的走向。因为在矛盾的对立统一方面，是坚持斗争还是倾向妥协，直接关系到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逃避矛盾，搞阶级调和，淡化乃至取消阶级斗争。因而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从学术批判发展到政治批判是必然的。

　　③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与过渡时期发生的在“综合经济基础论”问题上的论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出现的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论战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从逻辑上来说是前两次争论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鉴于这三次论战都是因为杨献珍引发的，因而在批判“合二而一”的时候，将前两次论战拉出来一块批判是必然的。这是哲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④ 这三次论战的出现，说到底就是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不要进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也就是在当时的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问题。

　　⑤ 这三次论战虽然具体表现为艾思奇和杨献珍的论争，但是他们不过是党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之间的斗争在哲学领域的代表而已。从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种论战不过是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进行的斗争在哲学领域的反映。不过当时在论战中还比较隐晦罢了。

　　⑥ 当年对杨献珍进行的严厉批判，不仅仅因为他是这三次论战的主将，而且也是与他的身份和地位密切相关的。当时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又在中央高级党校担任副校长的领导职务，在理论界颇有影响，这样他的观点传播开来，危害性就更大，因而必须对他展开批判。康生后来曾经对此作过说明。他说，杨献珍比不得冯友兰，大家都知道冯友兰是资产阶级教授；也不能比翦伯赞、侯外庐这些人，他们是教授嘛！他的影响比他们大。[383]

　　⑦ 当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其中存在的严重错误。在他的指导下，康生、艾思奇、范若愚等人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因势利导，组织文章，支持并主动投入到这场批判中去，为此作出了不竭的努力。这是光明磊落的行为。那种认为这场批判是搞阴谋诡计的说法是造谣中伤，别有用心的。

　　⑧ 我们看到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是由康生具体负责的，而作为中央职能部门的中宣部却表现出袖手旁观的态度，出现了怠工的行为，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⑨ 应该说，当年对“合二而一”进行的严厉批判给杨献珍带来的打击还是不小的，这表现在文革以后，当杨献珍回忆起这场批判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地说，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最险恶的还不是文革十年，而是一九六四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尽管这样，却没有能够使他转变过来，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翻案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说道：“那次斗争，并没有在理论上征服我。”[384]这是令人遗憾的。

　　可是，更令我们痛心地看到，在杨献珍翻案的过程中，当年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被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否定，与此相伴随的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当年他在“综合经济基础论”中所钟情的资本主义经济死灰复燃并迅速发展壮大，业已撼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种境况是令人忧虑的，其中的因果关系则是发人深思的。

　　8、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文艺革命问题上已经发生了几次斗争。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并对文化部提出了批评和警告。为提醒全党同志注意，指明文艺革命的方向，毛泽东先后作出了两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指导文化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又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提供了组织保证。

　　（1）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出现的背景。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围绕这些问题发生过几次激烈的斗争。这不论是从毛泽东的谈话、讲话还是江青的调查中都可以看到。就是几十年后，薄一波在回忆录中也没有否认，他说：“应该说，我国的文学艺术，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就拿戏剧来说，建国以后虽然创作了不少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剧目，并对一些旧剧目作了整理和改编，但与舞台上大量演出的基本原封不动的旧戏相比，还是显得太少。”[385]

　　从中看到，有一些领导人和文艺工不仅没有认识到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严峻形势，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影响，甚至还有人对文艺革命起着阻碍作用。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

　　（2）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介绍的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后，才作出了第一个文艺批示的。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文艺舞台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围绕文艺革命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是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批示的决定性因素，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不过是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导火线而已。

　　柯庆施是如何抓曲艺工作的呢？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这份材料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曾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一活动，并可在城市中推广。

　　从这份材料中看到，柯庆施任第一书记的上海市委，在曲艺工作中以评弹长篇新书目建设和故事员的培养为重点，为社会主义文化占领文艺阵地鸣锣开道。这表明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对文艺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们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更是在实际行动上为社会主义占领文艺阵地而斗争。相比之下，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却大为逊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彭真任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作出了这样的批示。当然，这个批示虽然是批给彭真和刘仁的，但是由于文艺上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因而也是对全国来说的。

　　毛泽东在看了这份材料后于十二月十二日作出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还批示道：

　　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86]

　　这里说的“死人”是指古代的中国和外国人。这些人仍然占据着中国的文艺舞台。从批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但是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许多共产党员对于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艺术的不同态度更应引起警觉和注意。因而他才建议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抓好文艺工作。

　　这个批示明确指出了文艺部门存在的严重问题和许多共产党员在文艺方面的错误态度，虽然没有明确批评彭真等人，但是从毛泽东是将这个材料批示给彭真、刘仁，这个批示是针对全国文艺部门存在的情况作出的，以及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是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批示实际上是对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书记处相关领导人在文艺工作上进行的批评。尽管批评的方式是委婉的。

　　那么，毛泽东的批评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呢？北京市委对全市文艺的调查报告对此作出了说明。

　　一九六四年一月北京市委的一份调研报告反映：北京市文艺队伍三千四百九十一人，其中戏曲占二千六百九十二人，反映新文艺的话剧队伍只有二百三十人，曲艺队伍一百一十九人，解放后培养的青年演员只有二十九人，老艺人占大多数。国庆十周年时的六十九个献礼剧目中，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内容的只有四个。[387]

　　从中可以看到，北京市委的调查报告也从事实上印证了毛泽东作出的第一个文艺批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根据的。至于后来否定这个批示的人说，毛泽东在批示中对文艺部门存在的情况作了过分的估计，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发出疑问：当时文艺部门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呢？许多共产党员是不是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而对社会主义的艺术默然置之呢？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外国的“死人”统治着戏剧舞台，在文艺的不少部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真正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使工农兵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而在各级党委领导文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党员干部的默许和支持，又怎么会出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仍然泛滥的局面呢？因而我们说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的问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3）从程度和实质上来分析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上的分歧。

　　在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文艺批示后，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批示，召开会议，发表讲话，组织讨论，纷纷表示要进行文艺革命。

　　这个批示是针对彭真、刘仁作出的，在革命现代戏方面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到底有没有做出过努力呢？取得没取得过成就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先从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在革命现代戏方面的作为谈起。

　　① 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在抓革命现代戏上的作为。

　　前文我们主要介绍了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在文艺革命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但是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革命现代戏方面北京市委也并非一点成就也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作为的。

　　实际上，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各地开始抓现代戏演出。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要反映现代生活，为社会主义服务，防止封建主义、修正主义，彭真和北京市委口头上是拥护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付之于行动。北京市的戏剧、话剧和电影创作逐渐向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转变，和演员们也开始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从十二月六日到十三日，北京市文化局、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现代题材剧目观摩演出周。七天中，共演出了四十三场，观众达五万多人，其中反映现代生活的《箭杆河边》、《汾水长流》、《向阳商店》、《会计姑娘》、《鸭司令》等，很受观众欢迎。彭真和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等相继观看了参演剧目。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筹委会还连续举行座谈会，总结收获，交流经验。

　　十二月十日晚，彭真和刘仁、郑天翔等观看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话剧《箭杆河边》，演出后接见了北京市农村文艺工作队全体队员。彭真高兴地说：“你们的方向走对了。我们的文艺工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两天后，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彭真的这一活动。也是这一天，彭真出席书记处会议回来后，收到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指示。[388]

　　那么，既然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在革命现代戏方面作出了努力，为什么毛泽东又对彭真、刘仁作出了这样的批示呢？彭真收到毛泽东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② 彭真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

　　毛泽东的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作出后，当时确实引起了震动。由于这个批示是毛泽东在看了上海大抓曲艺工作的材料后作出的，又是批给彭真和刘仁的，他们两位又在北京市委分别担任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职务，彭真又在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因而在获悉批示的内容后就不能不感到这个批示所蕴含的分量

　　林默涵后来回忆道：“主席的批示不是批给中宣部，而是批给彭真、刘仁同志的。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我，要我们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因此，1964年元旦，少奇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贯彻这个批示。”[389]

　　事实也正是这样，十二日晚，彭真就召开市委书记处成员和有关常委开会，商议北京市如何按照毛泽东指示精神开展文艺革命问题。会议一结束，他立即打电话给周扬和林默涵，要他们来看毛泽东的指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中央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

　　第二天，彭真把毛泽东的批示送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康生阅，并告：北京市委方面已作了布置，中央方面，拟于日内找周扬商议后再说。

　　十二月十八日，彭真将毛泽东的批示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成员以及经常列席会议的同志，并建议由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元旦左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刘少奇同意彭真的建议。[390]

　　根据彭真的安排，十二月二十六日，邓拓向北京市文艺界主要党员领导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组织讨论。三天后，二十九日，彭真又主持召开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的气氛比较严肃。彭真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391]

　　他说：文化艺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我自己来说，过去抓得少。搞社会主义不简单，要一步一步地走。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在政治上，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很大胜利。文化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基础改造了，上层建筑也要改造。对文艺工作没有系统地解决问题，主要是我们没有很好抓。现在要抓，不管文艺界的哪一个方面，电影、戏剧、小说、舞蹈、绘画，统统都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工农兵服务。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系统地解决，一抓到底，把这一革命彻底完成，才称得是系统的解决。[392]

　　由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彭真在获悉毛泽东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后是紧张的，迅速将这个批示在中央一线及相关部门领导人中间进行了传阅，提请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亲自抓这件事，并在北京市文艺界主要党员领导干部中间作了传达，还在他主持召开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彭真在讲话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指出文化艺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系统地抓，一抓到底，将这一革命彻底完成。这表明彭真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从程序上来说是重视的，也是贯彻执行的。

　　即使程序上执行了，那么思想上究竟搞通了没有呢？因而还要从程序上的执行来进一步分析思想上的转变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文艺革命方面，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和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的态度是不同的，一个是积极支持，一个是消极对待。如果从毛泽东提出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北京市委确实也搞出了一些革命现代戏这件事孤立地来看，就很容易得出北京市委是执行毛泽东文艺革命路线的结论来。从毛泽东在第一个文艺批示中流露出来的对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的不同态度来看，他显然并没有因为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搞出了一些现代戏就对他们在文艺革命方面予以肯定，而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他们在文艺革命方面的根本态度是不满意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如果是仅仅从程序上来执行毛泽东的批示，不在文艺革命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动作来，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文艺革命的必要性，最终还是难以获得毛泽东的认可的。

　　那么，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在执行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方面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③ 一线中央领导同志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彭真和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郭沫若、茅盾、刘仁、郑天翔、李琪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四十三人参加了会议。周扬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分析了建国以来文化工作的状况，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主席这个批示很及时，是解决社会主义文艺革命中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很大的问题。”[393]

　　彭真在发言中首先作了检讨，他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又说，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拿我来讲，对整个文艺我没有注意。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有责任。彭真强调：“这个问题可不能忽视。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变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那里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我看，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再不搞要吃亏，包括我们的子女，都要让人家挖了墙脚。”

　　在讲到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批示时，彭真说：要解决文艺方面的问题，关键是创作。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只要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就好。年轻力壮的要下去同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年老体弱的也要和群众建立联系。对过去的作品，要区别对待。现在搞文艺革命，大家要振作精神，分担责任，先从解决认识问题开始，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队伍。[394]

　　刘少奇同意彭真的意见。他在讲话中提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艺界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395]

　　最后，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目前文艺战线要抓好三件事：（一）统一认识，要正确估计形势，明确方向。（二）拟定规划，积极提倡演现代戏。（三）加强写作队伍。[396]

　　会后，彭真对北京市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批示，作了一系列部署。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北京市委召集全市文艺界的主要党员干部和艺术院校、大学文学系的党员负责人，用三天时间学习毛泽东的批示，传达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精神。随后，又召开了北京市文艺界（包括部分中央艺术单位）党员干部座谈会。[397]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中央宣传部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连续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及党员干部开会，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

　　五月八日，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汇总各单位整风情况，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报告把文艺界的问题归纳为：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文艺理论批评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文艺队伍忽视了思想改造工作。[398]

　　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推动戏剧改革，推广普及现代戏，文化部决定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活动。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参加演出的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演出了37个剧目，初步形成了革命现代戏的成果。许多领导同志都曾亲临大会，周恩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江青都在会议期间讲了话。[399]

　　由此我们看到，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刘少奇主持召开了由中宣部和文化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他和邓小平都发表了讲话，彭真作了检讨式的发言。会后，彭真还对北京市执行毛泽东文艺指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中央宣传部也于三月下旬连续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及党员干部开会，并开展整风学习。文化部还于一九六四年六至七月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进一步推动了戏剧领域的变革，工农兵开始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文艺批示虽然是针对彭真、刘仁做出的，但是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显然并非仅仅存在于北京市，在全国其他地方仍然存在，因而不但主持北京市委工作并在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有责任，在一线工作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对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提醒和忠告。从他们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布置讨论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来看，其码从程序上来说还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的。但是，他们是否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能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还要不光从程序上看他们怎么办，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们从实践上是否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这是是否进行文艺革命的试金石。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④ 毛泽东对北京市委贯彻执行第一个文艺批示的报告出言谨慎。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第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还进行了讲话，并且组织了讨论。根据彭真的指示，北京市委先后三次向毛泽东、中共中央递交了贯彻第一个文艺批示的报告，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对这三个报告却没有表态。这是为什么呢？

　　一月十七日和二月四日，北京市委两次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关于讨论和贯彻毛泽东对文艺问题批示的情况。市委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说：“只有在主席批示之后，我们对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和当前的任务，才有了新的认识。”“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而文艺创作又是其中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我们对创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得少、抓得晚。因而，造成了创作的落后状态。”报告中说：“主席的批示，少奇同志的讲话，在本市文艺界的主要党员干部中，引起极大震动，反映十分强烈。”目前，“在文艺战线上一次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市委还提出了七条加强文艺工作的措施，包括组织大批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市属剧院（团）要下基层演出，积极上演现代戏；加强和扩建农村文艺工作队等。报告送毛泽东后，毛泽东没有表态。

　　在此期间，根据彭真的指示，北京市委研究室对文艺界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文艺队伍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近年来创作的文艺作品多数也是优秀的，没有发现有重大问题的内容。

　　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委就贯彻毛主席文艺指示的情况，又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作了第三次报告。报告说，这一时期，北京市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戏曲演现代戏，特别是京剧演现代戏；一是继续组织文艺工深入工农兵生活进行创作；一是文艺界的思想革命。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仍然没有表态。[400]

　　这里令我们深思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对北京市委先后三次呈送的报告最终也没有表态呢？

　　如果单从程序上来说，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贯彻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指示是积极认真的，但是此前在对待文艺革命的问题上，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实践上北京市委却是持消极态度的，没有积极投入到文艺革命的斗争中来，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北京市委研究室根据彭真指示对文艺队伍和文艺作品的调查结论来看，也是与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精神相背离的。因而在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文艺批示后，虽然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是持积极态度的，但这到底是在做表面文章，应付差事，还是深刻认识到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了呢？毛泽东还要看一看，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对北京市委的报告没有表态。

　　⑤ 从程度和实质上来分析贯彻执行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上的差异。

　　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文艺批示后，不论是中央一线领导同志还是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从程序上来说，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批示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召开会议，发表讲话，组织讨论，撰写报告，进行整风，组织文艺工下乡体验生活，在这方面确实是动起来了。

　　但是，从文献资料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后，第一个文艺批示作出之前，不论是中央一线领导同志还是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开展文艺革命的必要性，并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没有就文艺革命问题发表重要的讲话和谈话上，也表现在他们没有将文艺革命列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采取进行文艺革命的实质性行动上。因而尽管文艺革命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比如，戏剧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较为少见。

　　对这种状况，不论是中央一线领导同志还是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都是负有责任的。因而在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以后，虽然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迅速行动，表示要贯彻执行，这到底是他们仅仅从程序上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批示，还是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开展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要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了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4）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在第一个文艺批示作出以后，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又作出了第二个文艺批示，是什么原因引发毛泽东作出这个文艺批示的呢？

　　① 毛泽东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的导火线。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作出的第二个文艺批示最初是写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那么这个报告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会后，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宣部领导写信，批评这次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这时，文联各协会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收到信后，中宣部召集会议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件事“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因此决定在文联及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中宣部于五月八日写了一个《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江青看了这个报告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就在这份材料上写下了这个批示。[401]

　　关于第二个文艺批示，在中宣部和文化部同时担任副部长的林默涵后来也曾回忆道：

　　“正当全国京剧现代戏在北京举行观摩演出的时候（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完全没有想到，6月27日，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即说文联各协会有可能‘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批示）下来了。这个批示的由来是：第一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修改一下，送周扬看。他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了。（从报告内容看，应该是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写得不深刻，而非报告原文没有写出这些措施。——引者注）后来，江青问我，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我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从周扬那里取来给她。江青转给主席，主席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了那么一大段话。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402]

　　从中看到，第二个文艺批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的。戏剧家协会举行的迎春晚会上演出了庸俗、低级趣味的节目，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宣部领导写信反映这件事。中宣部召集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在文联及其下属协会中进行了一次整风学习，然后就整风讨论的情况撰写了一个报告，林默涵阅后送交周扬，周扬认为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就把报告压下了。这个时候，江青问林默涵，主席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林默涵就将这个报告草稿交给江青，毛泽东是在看了这个报告以后才作出了第二个文艺批示的。

　　至于林默涵说的第二个文艺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就让人匪夷所思。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泽东也反复提醒过，还作出了第一个文艺批示，这怎么是没有思想准备呢？由此可见，当时中央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人的思想麻痹到了何种的程度！至于他说的“打了一闷棍”的话，就更令人费解。毛泽东从党的基本路线出发，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此发表了谈话和讲话，作出了关于文艺革命的指示和批示，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作出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又怎么会是“打了一闷棍”呢？如果他们真正执行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领会了毛泽东的文艺革命思想，就会觉得这是很自然发生的事，又怎么会“震动很大”呢？

　　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尽管是由于戏剧家协会在迎春晚会上演出的庸俗节目引起的，但是从文联及其下属协会存在的问题，进而从一九六二年以来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指示、谈话和讲话来分析，作出这样的批示从逻辑上来说是必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因而我们说戏剧家协会演出的庸俗节目决不是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的决定性因素，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

　　② 对中宣部的报告和毛泽东作出的第二个文艺批示的探究。

　　第二个文艺批示是毛泽东在看了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以后在报告上写的批语，那么这个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基本内容如下：

　　报告说，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协会、曲艺家工协会、舞蹈工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二十多天进行了整风。

　　这次整风，主要检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一是机关的革命化问题。

　　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有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许多作品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有些协会的刊物编辑部，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作品。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三、在文艺队伍方面，对队伍的落后的一面估计不足。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进行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没有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

　　在机关的革命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织不健全，思想不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内政治空气稀薄。二、在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相当严重。比较普遍和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思想，不少人图名求利，对工作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三、有些单位人员复杂，队伍不纯。

　　然后报告又进一步汇报了文联和各协会在检查和讨论的基础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准备采取的相关措施。[403]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先从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谈起，而后又对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协会、曲艺家工协会、舞蹈工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整风，主要检查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和机关的革命化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改进工作的相关措施。报告虽然对文联及其下属协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是却没有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及其对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剖析，注重“目”的分析，忽视“纲”的研究，这就使得这个报告在文艺革命的认识上缺乏应有的深度，显示出对问题分析的浅显性，也反映出中宣部领导人在文艺革命问题上的态度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针对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六月二十七日作出如下批示：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404]

　　毛泽东的批示虽然是针对这些协会及其所掌握的刊物作出的，其实也是对着当时整个文艺界的发展状况讲的。毛泽东指出这些协会及其所掌握的刊物建国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对文艺状况作了一个基本评价。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因为不少文艺工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致。为警醒之意，毛泽东发出当头棒喝：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纠正，这些协会势必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成为从内部搞垮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隐忧。

　　毛泽东将中宣部的报告及他作出的批示送给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及负责文艺工作的相关领导同志传阅是意味深长的，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警醒和忠告。希望他们认识到文艺领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文艺革命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进行文艺革命的艰巨性，从而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使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将文艺革命进行到底，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5）第二个文艺批示作出前后毛泽东赞赏和支持革命现代戏。

　　第二个文艺批示作出前后，毛泽东积极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创作，使革命现代戏的排演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重大举措。这鲜明地体现在他对林彪、彭真和江青倡导革命现代戏言行的支持和赞赏上。

　　① 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成为践行毛泽东文艺革命路线的典范。

　　在人民军队文艺工作方面，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当时积极践行毛泽东的文艺革命路线，使军队走在全国文艺革命的前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编印的《工作通迅》第一三一期刊登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同年五月九日在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的汇报后，对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的谈话。

　　谈话说，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文艺工作的关键还是要抓创作，搞好创作要做到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三结合，领导上要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文艺工搞好创作，要有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生活和练好基本功这三项过硬功夫。创作人员要做到边看、边想、边写、边改。革命的文艺要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不是混合，而是化合。部队文艺工作要行行出“状元”，“状元”是比出来的，要先在军区比，全军范围比，然后在全国比，也要争取够得上在世界范围内比的水平。

　　六月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405]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是在毛泽东文艺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从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和目的出发，结合部队实际情况，以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准绳，以革命文艺的两个标准来衡量，抓好创作是关键，在反复修改和比赛中搞出够得上在世界范围内比的优秀作品。由于江青当时负责文艺革命工作，因而毛泽东让江青阅后找林彪谈谈，传话给林彪，说他对林彪的谈话是赞赏和支持的。毛泽东是希望通过军队的文艺革命来推动地方的文艺革命，从而使文艺革命逐步走向高潮。

　　林彪积极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在军队中主动倡导创作、排演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成为文艺革命的先锋。这种理解、认识和作为走在了当时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前列，是值得肯定的。军队的文艺革命反过来又影响地方，成为推动全国文艺革命的重要动力。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林彪能够支持文革，进而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助手了。

　　② 毛泽东对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表示赞成和支持。

　　毛泽东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的时候，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汇演期间，北京京剧团演出了《芦荡火种》，北京京剧二团演出了《洪湖赤卫队》，北京青年京剧团演出了《箭杆河边》，中国评剧院演出了《向阳商店》，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了《海棠峪》。

　　按照计划，作为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彭真，要在大会上作报告。在他看来，京剧改革有不少做法和经验可以总结，但对如何在报告中反映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的精神，又成为十分重要又颇费心思的问题。他认为，应把毛泽东的批示和党的一贯的文艺政策联系起来，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毛泽东的批示。因此，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中，他重新阅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七月一日下午，彭真向全体人员和观摩人员以及首都部分文艺工作了长篇报告。康生、郭沫若、林枫、沈雁冰、张际春、周扬、江青等出席了报告会。[406]

　　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一、京剧一定要改革，非改革好不可。怎样改呢？（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二）要为多数人，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不要为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地富反坏右少数人服务。（三）重点要演活人，演工农兵，演英雄人物，少演死人，少演帝王将相。（四）要把京剧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五）战略上要藐视，坚信一定能改好；战术上要重视，从剧本、导演、演唱，以至于每一幕、每一场、每一个角色、每一句唱、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十分认真。

　　二、要保证京剧改革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京剧的作家、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的联系。（二）京剧工思想要革命化。

　　这个讲话记录经整理后，上报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退彭真同志。此件已阅，讲得很好。”[407]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市派团演出了几出革命现代戏。彭真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以党的文艺政策和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为准绳，从当时革命现代戏演出的实际状况出发，在总结京剧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在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发表了这番讲话的。从内容来看，讲话紧紧围绕为什么要进行京剧改革和如何才能搞好京剧改革来进行，不仅表达了对京剧进行革命的决心和信心，还阐述了京剧革命的方针政策，并对京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认为彭真讲得很好，对讲话表示赞赏和支持。

　　这种评论到底是毛泽东针对彭真的讲话呢，还是他在文艺革命上的态度？

　　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问题，而要联系彭真在文艺革命上的一贯作为来进行判断，才有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彭真对江青在北京排练革命现代京剧是持淡漠态度的，毛泽东对第一个文艺批示作出后北京市的三个文艺整风报告并没有表态，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对彭真报告的批语只是对他发表的讲话内容的赞赏和支持，并非对彭真在京剧革命态度上的评价。虽然彭真口头上作了这样的讲话，从以前的作为来看，他在实践中能不能将讲话的精神落到实处呢？察其言，还要观其行。彭真在文艺革命问题上的真实态度究竟怎么样，毛泽东还要看一看。

　　③ 毛泽东对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表示赞成和支持。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等接见了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团、观摩团主要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并召开了座谈会。江青在这次座谈会上讲了话。

　　“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办公室六月二十四日将江青的讲话记录送审，并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六月二十六日阅后在信上批示：“已阅，讲得好。”[408]

　　江青在讲话中说，京剧现代戏虽然演起来了，大家的认识也不见得一致。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的信心要坚定。要创造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工农兵要占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不然的话，就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江青曾经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根据实地调查，她列举了两组数字：一是全国三千多个剧团中，有二千八百多个戏曲剧团，戏曲舞台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二是我们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还有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的文艺究竟应该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的问题。

　　她说，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可能会有反复，但想到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可能少反复，或不反复。历史总是在曲曲折折中前进的。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和传统戏。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好的传统戏在经过认真整理加工以后，都尽可上演。不论是历史剧还是传统戏都只能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演出。

　　在谈到如何着手演出革命现代戏的时候，江青说，关键是剧本，一定要抓创作。这些年，戏剧创作远远落后于现实，京剧的创作更谈不到。编剧的人少，又缺乏生活，当然创作不出好剧本来。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她结合《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谈了剧本的创作和培养新生力量问题。

　　另一方面是移植。移植剧目要慎重选择，第一是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与本剧团条件是否合适。改编的京剧，一要合乎京剧的特点，二要主题明确，结构严谨，人物突出，不要为了几个主要演员每人来一段戏而把整个戏搞得稀稀拉拉的。

　　京剧艺术是夸张的，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江青以上海京剧团排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和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排演的京剧《草原英雄小姊妹》为例进一步作了说明。

　　江青在讲话中先后三次称赞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在京剧革命中的贡献。[409]

　　从中看到，江青在讲话中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进行京剧革命的必要性。她不仅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论证为什么要进行京剧革命，而且还从实际调研得出的两组数据中来说明进行京剧革命的迫切性。她提醒广大文艺工，进行文艺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对出现的曲折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京剧现代戏、历史剧和传统戏三者之间，要分清主次。演京剧现代戏，塑造革命英雄形象，是首要任务，但并不排除演历史剧和传统戏。历史戏和传统戏只有在经过改造也不妨碍首要任务的前提下才能演出。要演好京剧现代戏，就要搞好剧本创作、移植和塑造好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

　　江青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执行毛泽东的文艺革命路线，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要求出发，自觉地去开展京剧革命的。她的这篇讲话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光辉，既是个人实际调研的产物，是对京剧革命认识的结晶，又总结了京剧革命的阶段经验，是指导京剧革命的重要文献。因而毛泽东阅后对江青的这篇讲话给予肯定的表态，表示赞成和支持。

　　④ 落实基层群众提出的文艺革命合理化建议。

　　毛泽东对基层群众提出的关于文艺革命的合理化建议，都是采取支持的态度，批示给有关部门研究，予以采纳和吸收，变为文艺革命的实际行动，推动文艺革命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印象。有些人不愿意为工农兵演出，认为他们听不懂音乐，演出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

　　信中进一步分析说，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是学校教学工作上只教继承，不教批判，或者“抽象的批判，具体的继承”，以及技术至上，主科的个别教学，无法对教学进行细致的检查和监督。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借鉴西洋工具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

　　来信最后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这些，我们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指示。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将信的摘要以《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题目在九月十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七十九期上发表。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写信人激情饱满，态度端正，目的明确，感情真挚。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于文艺革命的洪流，立足于音乐教学实际，对中央音乐学院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提出了意见，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希望通过明确办学方针，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真正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正确对待西洋音乐，处理好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问题，实现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410]

　　毛泽东肯定了这封信。他认为这封信是写得好的，提出的问题也是应该解决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贯彻落实的问题。古为今有，洋为中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文艺方针。从当时的态势来看，毛泽东估计真正施行起来可能会有许多人不赞成，甚至还会遇到不少阻力，因而他不仅提醒大家注意，为稳妥计，还提出要走群众路线，先在师生中讨论，使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造成舆论以后，再收集意见，制定措施，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群众提出的文艺革命的合理化建议是重视的，还批示给有关部门领导人施行。这是坚持文艺革命过程中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对林彪、彭真、江青在文艺革命中的言行都是予以肯定和支持的。这是因为从他们三人的言行来看，都是积极支持并进行文艺革命的。当然，后来他们三人之间出现了分化，林彪、江青支持文化革命，而彭真却走向了反面。

　　我们注意到，从对彭真和江青讲话的批语上看，毛泽东对彭真的讲话不论从语气还是用语上都是更为赞赏，这主要还是因为彭真在报告中表示了进行文艺革命的坚定态度，同时也寄托着毛泽东对彭真殷切希望的原因。彭真是否真正体会到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能否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洪流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而奋斗呢？这还要看以后彭真的实际行动了。

　　（6）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

　　鉴于包括文艺界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以后，为了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需要有一个中央机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于是在毛泽东提议下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这个小组成立的情况又如何呢？

　　毛泽东在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后，整个文艺界为之震动，首当其冲的是文化部。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文化部，也批评了中宣部，并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要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重新整风。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彭真和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谈话。在谈到文化问题中，他提出成立一个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让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他提议由彭真当组长，毛泽东同意了。毛泽东最初提的小组成员只有陆定一和周扬，这样加上彭真就有三个人。陆定一建议再加几个人，毛泽东就说，那在座的都是吧！这样，就加上了康生和吴冷西共五人，叫五人小组（后来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411]

　　这样看来，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时候，最初是毛泽东提议陆定一挂帅，由陆定一和周扬这两位在中宣部、文化部负责实际事务的同志来领导这项工作的。从中宣部以前在宣传、文化工作上的作为来看，毛泽东此举显然是为了加强中央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当然也隐含着对中宣部的批评，否则的话，在中宣部能够正常履行职能的情况下，又何必再成立这样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呢？况且还是陆定一、周扬这两位具体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同志来主持这项工作？

　　陆定一意识到文化工作的艰巨生和复杂性，以自己“见事迟”为由，提议由彭真挂帅，再加几个人一块来领导这项工作。这个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于是才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412]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单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这个小组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作，组织上隶属于中央书记处，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开展工作。

　　由此看来，这个小组是在毛泽东提议下，经过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后成立的，其职责就是负责文化革命的具体工作。这个小组要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但又是在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来进行工作。

　　从小组的人员组成上来看，都是在一线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人，控制着舆论导向，掌握着实权。毛泽东同意他们负责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他们的信任，而且也寄托着对他们的厚望。但是究竟他们能不能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担负起领导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推动文化革命的发展，就成为这个小组以后能否存在的关键，直接决定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命运。后来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在文革发动前夕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与此密切相关。当然这是后话。

　　（7）彭真及其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革命的批示。

　　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以后，为了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中央成立了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那么，彭真及五人小组是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精神的呢？

　　七月六日，彭真将北京市的《文艺战线》第二十七期送毛泽东、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阅。该期刊物报道，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分别去矿山、工地、农村深入生活，效果甚好。[413]

　　七月七日下午，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次会议。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康生、罗瑞卿、杨尚昆出席会议，贺龙、周扬、胡绳、林枫等列席会议。会议讨论怎样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彭真传达说：“毛主席最近抓了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认为文艺界‘很混乱’，最近又批评有些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发展下去势必要搞‘裴多菲俱乐部’；文化部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为工农兵服务，可改为帝王将相部，鸳鸯蝴蝶部，为什么不可以解散？甚至说，我想把地方搞起来，革中央的命。”“还有学术界，首先是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李秀成的问题也要讨论，还有高薪问题。有些大知识分子入了党，宇宙观如何？入党太容易，共产党成了全民党。”他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说：这些都是大的原则问题。过去书记处对意识形态的革命没有很好抓。[414]

　　他还说，批评胡风，批评《红楼梦》研究、电影《武训传》等都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意识形态问题都和培养接班人有联系，搞不好，子女后代都被夺过去了，将来要出“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复辟，所以书记处要好好地抓。会议通过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单，决定公开批评杨献珍在哲学方面的观点，将毛泽东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艺的批示和宋任穷《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报告》印发党的高级干部。[415]

　　我们看到，为了创作出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文艺作品，北京市开始组织文艺工到工矿和农村去体验生活。从彭真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和批示精神，认为这都是大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是否会出现反革命复辟的大事，对中央书记处过去没有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抓好意识形态的工作。

　　彭真还关注着京剧现代戏的工作，在讲话中支持京剧现代戏的演出，要求京剧工要深入生活，塑造出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建立起一支为工农兵服务的京剧队伍。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彭真在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上讲话说：现在，京剧系统的、全面的革命刚刚开始，所取得的还只是初步的胜利。京剧工要做彻底的革命派，深入工矿车间、农村生产队、解放军连队，了解工农兵的斗争，熟悉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作为他们所喜爱的艺术作品。又说：戏曲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和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但只要力戒骄傲，有一支具有坚决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和彻底革命精神的队伍，京剧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的京剧。[416]

　　八月六日，彭真同林默涵谈京剧革命和思想批判工作。说：这次京剧现代戏汇演抓对了，证明了京剧是能演现代戏的，消除了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等老演员的顾虑。京剧现代戏，还是在幼年阶段，但是它是有生命力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继续促进它成长起来。我们主要是抓方向，抓方针，抓创作，促进京剧工同工农兵结合。艺术上的问题，要靠京剧工自己去解决，只有他们不断地摸索，自然会得到解决。另一个是抓汇演，一年或者隔年汇演一次，几年搞下来，积累一批剧目，积累许多经验，京剧现代戏才能站得住脚。

　　对当前的思想批判问题，根据苏联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问题，使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却落在后面。原因是我们的党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许多人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些人并不是主观上反对革命，而是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因而不可能不讲错话，做错事。他们大部分属于好人做错事，同根本站在敌对立场的人有区别。有相当多的人对大跃进运动讲过错话，对大多数还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要看他几年来的表现。有些错误比较系统的要公开批判；同时，好的作品，好的干部也要介绍，要抓好坏两头的情况。文、史、哲、经方面都要搞出材料来。思想材料上的批判、斗争，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自身也要抓两头，一方面比较系统地学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下去同工农结合。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应该交代一下，大家才会心服。[417]

　　当时林默涵在中宣部、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彭真在与他的谈话中部署了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他肯定了京剧革命业已取得的成绩，提出在今后工作中主要是抓方向、方针和创作，促进京剧工同工农兵结合，同时还要抓好京剧现代戏的汇演，总结经验教训，搞出一批剧目来，使京剧现代戏站得住脚。

　　彭真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提出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说明经济基础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艺却落在后面。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党是从民主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许多人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脱离工农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造成的，并非主观上反对革命，多数人属于认识问题。因而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从思想上进行严肃批判，又要进行耐心的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将思想工作做好。

　　在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的整风问题上，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彭真主持五人小组会议，讨论部署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整风问题。九月二十三日，彭真主持五人小组召集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座谈会，讨论研究怎样领导整风的问题。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江青参加了会议。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九点。陆定一和周扬都讲了话。

　　彭真在讲话中首先谈了自己的认识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革命已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可是我们有的同志的认识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他们还想把民主革命的一些东西，甚至于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不很健康的东西，拿到现在，教育我们的青年，教育我们的人民。所以说，文学艺术战线和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思想很混乱，问题很严重。造成混乱的责任，“各有各的账”，首先是我们书记处没有抓，“拿我来说，没有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文艺、教育等整个思想战线的重要性”。“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大概也感觉我这个人对于文艺不大注意，就有点批评，也是很温和的。在运动中，还是要大喝一声或者大喝几声，要大家大吃一惊。经过自己努力，同志们帮助，回来了，把错误改了，就好了。”[418]

　　在谈到整风问题时，彭真说，先整党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党内没有人搞修正主义，没有人代表资产阶级，党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在谈到如何搞法时，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还是要进行教育。多数人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改好的，要准许人家革命。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谈到从何着手时，彭真说，要从作品搞起。着重搞大是大非，就是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条路线，为工农兵还是为资产阶级。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问题要采取整风的方式，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希望大家在党的路线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完成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419]

　　从彭真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非常严重，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领导责任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我们的革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可是有的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了，可是在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过去，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由此看来，彭真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在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我们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这个认识是深刻的。

　　在谈到整风时，彭真认为先整党内，只要党内没有人搞修正主义，党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这个认识也是颇有见地的。这与后来毛泽东讲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还指出，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问题要采取整风的方式来解决。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着重解决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条路线，为工农兵还是为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最后强调要完成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彭真确实还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的。他部署开展文化革命工作，进行党内整风，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他虚怀若谷，诚心接受批评，还在会议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胸怀坦荡，知错就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从他讲话的内容，采用的术语，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问题的思路和角度来看，似乎得到了毛泽东的真传。但是这也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这到底是彭真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还是他比葫芦画瓢，套用毛泽东的语言，从程序上来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呢？这还有待于以后的观察。

　　（8）文化批判运动的初步掀起。

　　毛泽东作出的两个文艺批示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拉开了文化批判的序幕。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到一九六五年四月，文艺界的整风不但在文联及所属各协会进行，而且扩展到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批判锋芒主要指向文化部及各协会主要负责人齐燕铭、夏衍、陈荒煤和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最后以免去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人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改组文化部领导班子而告一段落。[420]

　　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从一九六四年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等等。一时间，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文化批判运动初步开展起来了。[421]

　　文化批判运动虽然初步开展起来了，其中不免会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出现一些问题，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个时候是以批判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为了保持稳定为由，去限制批判，还是对文化批判给予引导，使文化批判步入正确发展的轨道，就摆在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面前。这成为他们是否真正进行文化革命的试金石。

　　从毛泽东作出的两个文艺批示来看，当时文艺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已经引起了他的警觉和注意。他对当时存在的文艺现状非常不满，这种不满不仅是指中宣部、文化部、文联及其各协会的领导人，而且也包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及负责意识形态事务的领导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毛泽东才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不论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还是在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乃至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文化革命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这到底是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自觉地进行这项工作，还是敷衍塞责，在做表面文章呢？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个谜团不久就会被揭开。

　　9、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逐渐显现。

　　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虽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进行了整风，文化批判初步展开，但是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却又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四个方面：

　　（1）是中宣部还是文化部应该对当时的文化状况负责任？

　　毫无疑问，对当时文化状况的责任问题，无论是中宣部还是文化部都是应该负责任的。这是因为中宣部是党中央的直属机关，而文化部属于国务院的直属单位，从党对政府领导的组织程序上来说，中宣部无疑对文化部起着领导作用。因而对文化领域出现的问题，不仅文化部，中宣部也是同样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但是在进行整风的时候，有人却将责任推给了文化部，讳言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问题。

　　当时在中宣部、文化部同时担任副部长的林默涵后来回忆说：“1965年，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开始是文化部自己搞，后来，中宣部认为他们搞得不彻底，便派人去抓。周扬曾批评我不积极。我对这件事是有点厌倦。周扬亲自抓了。文艺方面的问题，中宣部是有缺点，有责任的，但是中宣部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文化部。在文联主席团一次扩大会议上，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指责文化部的。这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说那是假整风、真包庇。”[422]

　　从林默涵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文化部进行了整风，周扬、林默涵领导了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周扬更积极地参加了这件事。从业务上来说，文化部是受中宣部领导的，文化部出现的问题中宣部当然是负有责任的。但是他们却将一切责任推给文化部，讳言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问题。从周扬、林默涵在责任归属方面的作为来看，他们是以批评文化部来转移了对于中宣部的责任的追究，从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使得中宣部自身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和处理。这实际上是逃避了责任。他们这样做，除了部门利益、个人得失的因素以外，也反映出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缺乏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局限性。因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们是假整风、真包庇，并非空穴来风。虽然若干年后，林默涵也为此“感到内疚”，却没有对他们这样做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历史真相来。

　　从毛泽东对当时文化状况的批评出发，着眼于文化部和中宣部之间的职能隶属关系，中宣部和文化部都是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周扬、林默涵等人只是批评了文化部，而对中宣部存在的问题讳莫如深，除了官僚主义和自身认识的因素以外，就是处于舍车保帅的考虑了。

　　由此看来，在责任归属认识上的不同，是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歧的反映。

　　（2）关于电影批判上的分歧。

　　电影是近代以来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文艺表现形式之一的电影自然也是这样。因而从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要求出发，拍摄出反映工农兵的现实生活，适应无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电影，就是文艺革命的重要任务。这就要从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剧本的构思、人物的表现、故事情节的设计等诸方面来研究电影界的文艺革命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拍摄出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电影。电影批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毛泽东主导下就曾经开展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活动。而影片《清宫秘史》即使被毛泽东点了名，批判活动也没有能够开展起来，后来是不了了之。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中宣部将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提到了批判的议事日程上。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二月》（公开放映时改名《早春二月》——编者注）的请示报告。

　　报告说：《北国江南》和《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从这两部影片，可以看出某些人所极力提倡和鼓吹的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的一个标本。为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批判。

　　八月十七日，邓小平批示：“拟同意。主席、周、彭、康核阅，退宣传部。”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邓、彭、康、陆阅后退宣传部。”

　　康生在报告上批示：“《北国江南》不仅是有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问题，而更严重的是有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现在的一些坏电影，用‘三十年代传统’还概括不了。某些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的确是‘今不如昔’。”

　　八月二十日，陆定一批示：“周扬、默涵同志：请照主席批语，布置放映，还有一些坏片子，也挑出来，分期分批上映（有的要重新上映），同时组织批判文章。”[423]

　　从中看到，这两部影片主要是在思想内容上存在严重错误。其共同特点是，在创作上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统率一切，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没有将先进人物而是将中间状态的人物作为主要人物和中心人物来进行塑造，这是某些人所极力提倡和鼓吹的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的一个标本。因而为了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就要对这两部影片进行公开放映，展开讨论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康生都把这两部电影定性为修正主义。毛泽东提出要扩大放映的范围，不仅要在大城市上而且还要在中等城市上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使人们在批判中受到教育，提高免疫力。康生进一步指出，这些影片的出现仅用三十年代的传统是概括不了的，这反映出在电影界还存在着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显示出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这表明对这两部影片的批判，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康生都是作为反修防修、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来的。

　　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批示中也说，还有一些坏片子，也挑出来，分期分批上映（有的要重新上映）。尽管他们作出了这样的批示，但是执行起来却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遇到了重重阻力。

　　对于这个问题，吴冷西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六四年底，江青约中宣部五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和吴冷西）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十部影片。我记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424]

　　我们看到，尽管有毛泽东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批示，但是在批判其它影片的问题上，却遭到了抵制。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江青到上海开展批判活动，这样才逐渐打开了批判的局面。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宣部报送了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毛泽东、陆定一都批示可能还有一些影片需要批判，但是几位副部长却抵制批判，最后在批判已经搞起来的情况下，才又接受了批判呢？

　　由此看来，在电影批判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康生、江青与中宣部几位副部长之间，就是在部长陆定一与几位副部长之间似乎也存在。从表面上看来这是对电影批判认识上的不同，实质上则是反映了他们在电影界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3）关于《人民日报》宣传及其舆论导向上的分歧与斗争。

　　吴冷西是接替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的。在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以前，毛泽东就与他进行过谈话，告诉他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具有“五不怕”的精神。[425]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以后，毛泽东还与他进行过多次谈话，对他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过提醒和告诫。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吴冷西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撤销职务的结局。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反修防修的斗争要求出发，为了进行文化革命，就要抓好报纸刊物的宣传工作。报纸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其舆论导向直接引领着全国思想文化的宣传工作。当时《人民日报》在办报方针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适应党的工作的要求，因而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进行了批评，提出要发表学术文章，宣传辩证唯物论，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辨别能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一月上旬，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时，毛泽东说：报上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426]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希望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阵地，写出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文章。这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教条式的，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具有中国气派的生动活泼的学术文章，以此来武装人们的头脑，改造人的世界观，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谈话后，吴冷西是重视的。据他自己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感到是完全正常的，加强学术宣传是很必要的。我向人民日报编委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编委会认真讨论并决定采取措施增加学术文章。为此编委会给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加强学术讨论的报告，并请求中央帮助增调搞学术理论工作的干部。”[427]

　　《人民日报》编委会一月三十一日将报告呈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

　　报告说：最近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多发表一些学术文章，抓哲学，抓活哲学。《人民日报》编委会遵照主席指示，进行了初步检查，拟定了几条执行办法。报告提出：坚决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增加学术论文；今年集中力量抓哲学，抓活哲学，并有准备有计划地组织有关哲学问题的讨论；以农业科学为重点，组织自然科学论文；从二月份第三周起，每周增加一个版的篇幅刊登学术文章，等等。还提出请中央批准给人民日报社增调十至十五个较有理论修养的干部。

　　二月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注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428]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编者态度的改变，极为高兴，他批示要书记处研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充实干部队伍，将思想理论工作抓起来，真正发挥报纸在宣传舆论中的作用，改造人的世界观，从思想上来武装党员干部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了此事，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即着手筹备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在三月二十一日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文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吴冷西向毛泽东汇报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毛泽东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吴冷西汇报说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毛泽东说，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他举出关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据吴冷西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们理解，毛泽东要《人民日报》抓学术理论工作，就是要他们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为此他们在四月间召集了有各方面著名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请大家帮助《人民日报》办好《学术研究》专刊（三月二十六日开始）。会上大家发言踊跃，赞成开展学术讨论。[429]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对吴冷西是关心的，也是寄于希望的。要搞好报纸宣传工作，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角度来做好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议吴冷西要到基层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从实践中增长才干，为以后搞好报纸的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六月三日毛泽东审阅了李雪峰五月三十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会上的发言记录后，作出批示：“此件送吴冷西同志一阅。阅后退我。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430]

　　从一九六四年冬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算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了，吴冷西因为工作的原因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迟到早退，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做到底。[431]

　　这里虽然有外在因素的制约，但是从吴冷西自身来说，却反映出他对毛泽东的指示敷衍了事，没有通过参加社教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改造，失去了一次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真切体验和深刻认识的机会。这不能不对他以后的工作产生消极的影响。

　　六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提出批评。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首先批评了《人民日报》宣传鬼戏，这在前文我们已经论述，此不赘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时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开办时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要报上登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还说这是学的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二十三日，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43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肯定了《人民日报》的工作，除了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以外，着重指出了《人民日报》在文化和艺术宣传上存在的问题，特别指出《人民日报》在理论工作上抓得不好。他严厉批评了因为怕犯错误才不敢搞理论工作的行为，指出不犯错误的报纸没有，关键是发现错误，及时改正错误。《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不能老气横秋，充满八股调，而是要朝气蓬勃，用新鲜活泼的文风，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进行理论宣传，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指明方向，呐喊助威。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吴冷西等人参加了会议。据吴冷西回忆说，毛主席这次批评，比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要严重得多，但是他却仍然我行我素，对此没有领会。[433]

　　当然，毛泽东在对《人民日报》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对报纸取得的进步也是赞赏有加，及时进行鼓励的。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版关于设计讨论的四篇小文章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谈话中提到的四篇小文章，是指《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关于“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专栏第6期登出的4篇短文：《带着党的政策下现场》、《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放下“施工指导”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不能把工厂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编者按指《人民日报》的编后，题目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大白菜一文，是指刊登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卖菜札记》和短评《领导还是被领导？》。[434]

　　从中可以看到，这几篇文章不论从标题还是内容，都是立论新颖、思想深刻、语言通俗、文风朴实、切中时弊的短文，摆脱了以前的八股气，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来阐述问题，增强了报纸的吸引力。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进步表示高兴，肯定了取得的成绩，希望《人民日报》向《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学习，搞好版面设计和文风。

　　但是，当着文化批判开展起来的时候，中央书记处却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份开会讨论此事。邓小平和彭真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学作品。《人民日报》在宣传上执行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淡化文化批判，在宣传的导向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期间，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许多专栏，继续宣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如设计革命、为革命做生意、组织工业生产高潮、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王杰、学习焦裕禄、县委革命化等等。[435]

　　这种宣传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却淡化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在《海瑞罢官》问题上的宣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对吴冷西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对此，后来吴冷西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召开一个小会，到会的有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彭真、康生、陈伯达和我列席。会议结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评我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主席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436]

　　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出了《人民日报》犯的一些错误，对吴冷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其他编者是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尽管毛泽东多次谈话，对吴冷西耳提面命，在《人民日报》的宣传上，他却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表现出淡然的态度，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当然，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虽然对吴冷西做出了这样的严厉批评，还是对他抱有希望的。寄望他知错就改，跟上文化革命的步伐。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吴冷西仍然是我行我素，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最后被从中央文革小组中除名了。[437]

　　周恩来、彭真意识到，毛泽东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吴冷西的，其实也是针对一线中央领导同志的。因为出现的这些问题他们也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这表明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一线领导同志是存在分歧的。

　　从《人民日报》宣传及其舆论导向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毛泽东希望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够在文化革命中起到导向的作用，从而引领全国文化革命的方向。为此，他多次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不论从思想还是办报技巧上为《人民日报》提供指导，希望《人民日报》能够加强思想性，改变文风，提高办报水平，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但是，事与愿违，虽然《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指导和要求下，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却没有在文化革命中挑起重担，吹响文化革命的号角，反而改变宣传方向，消极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于是才批评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宣传导向上的不同是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毛泽东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吴冷西的，也是包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陈伯达要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去改组领导班子了。

　　由此看来，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与一线中央领导同志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4）是继续进行文化批判，还是“刹车”、“降温”？

　　在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文化批判迅速搞起来了。但是，就在文化批判进行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中央书记处及其隶属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阻碍和限制，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和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提出要“刹车”、“降温”。这样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这两种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毛泽东作出两个文艺批示，提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来看，他是主张进行文化革命的。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文化批判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不仅如此，两个批示作出以后，毛泽东对文艺界和文化部继续进行了多次批评。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八月二十日，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化问题时，他又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他甚至说：整个文化部都垮了。

　　对于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央有责任，他也有责任，因为他是主席嘛，所以提出不应责备陆定一。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他在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说：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20年前我就讲过，文艺界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15年我们没有很好抓，这还不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同华东局委员们的谈话中指出：对中央部门，我们这些人抓迟了。唱京戏，文艺工作，在20多年前我放过空炮，这只能怪我，谁叫你放了空炮，不实际抓呢。结果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子跑龙套。现在可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在台上跑，让劳动人民当主角。要根本一风吹，把旧戏里帝王将相吹掉。[438]

　　从中看到，毛泽东认为文化界存在的问题严重的，文化系统至少有一半不在我们手里。这是从提倡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为谁服务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的。作为主管部门的文化部，当然对这些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在谈话中坦率讲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要解决文化领域的问题，就必须使文化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行文化革命。

　　康生将高薪与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认为高薪人员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毛泽东赞成这一观点，进一步指出了高薪人员的范围问题。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把部分演员的高薪直接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他说：“这一部分人如果不好好地改造，他就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毛泽东补充说，包括高薪文学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学家。[439]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时期，分配领域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让资产阶级法权不受节制地发展，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否则的话，随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还会冲击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最终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成为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因而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就要对高薪问题予以警觉和注意。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的重要表现。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作出了两个文艺批示，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一系列讲话。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决定对文艺界进行整风，在报刊上开展了文化批判活动。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彭真就中宣部提出的调整文化部负责人的请示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二月二十三日，彭真再次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整风问题。这时文化部的整风基本结束，在毛泽东点名批评下，由于文化部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其领导班子的调整也就势在必然了。[440]

　　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交了关于文化部领导干部调整的报告：

　　根据毛泽东指示，文化部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半年来，部长一级的批判已告一段落，经与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商洽，拟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赵辛初为副部长、党组成员，颜金生为副部长、党组成员兼政治部主任，刘白羽兼副部长、党组成员。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

　　二月二十四日，彭真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的方案，提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核阅。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441]

　　由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文艺界的整风最后是以文化部领导班子的调整而宣告结束的。其实，文化界存在的这些问题，文化部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是作为中央主管部门的中宣部，乃至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错误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错误，改正错误的问题。毛泽东坦率地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张进行文化革命，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就要从思想上认识到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采取果断措施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方面，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主管部门中央书记处又是如何执行的呢？

　　其实，当文化批判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开始对文化批判设置障碍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研究文化部门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彭真在会上强调要以“二十三条”精神统一认识，明确社教运动的性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总结经验。会后，周扬在北京召开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这次会议精神。针对当时全国报刊上已经点了四十多个人的名、对他们进行公开批判的情况，强调不要简单化、粗暴、机械化，不要点名过多，不要戴政治帽子，以后再点名一定要经过批准。中宣部还发了一个通知，规定以后的批判要以《人民日报》为标准，对口径。[442]

　　不论是彭真还是周扬，都是以贯彻“二十三条”精神的名义来限制文化批判的。鉴于以前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宽，出现了“左”的错误，因而在“二十三条”中就要总结经验教训，对运动作出必要的限制，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文化批判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主要是弄清思想的问题，应该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如果机械套用“二十三条”的精神，一味限制文化批判，又如何进行文化革命呢？

　　这种对文化批判的限制，又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三月三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第三百九十三次会议，听取陆定一关于半年来文化界和思想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情况汇报。

　　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

　　彭真说：现在看，这一时期的文艺批判有很大成绩，很见效，理论上也把一些代表人物做了批判。但也有些问题，搞得人家不大敢写文章、写剧本了，连新华总社有一阵一天只来四五篇稿子，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弄得郭老（郭沫若）、吴晗、范老（范文澜）等都很紧张。这些同志基本上是好的，政治上同我们一直是一道的，要注意。对在全国范围指名批判的，要经中央批准，要保护一批人。学术问题，错了允许讨论。少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批判。要注意有些人不是研究学问，靠攻别人岔子出名。多数在学术争论中有错的人，要他们自己清理，不要随便展开批判。文艺作品、电影、剧本基本好的就行。有一般缺点、错误，可在内部小组会上谈一谈。文化部“四清”的搞法，要做个基本总结，哪些搞得好，哪些搞错了。有了基本总结以后，负责任的只是原来极少数部的领导人，不要下面的同志都来承担责任。只要方针对了，好多人就跟着改过来了，根本一条是要求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小是小非在小组里去处理，不要搞得大家都灰溜溜的。学术也是这样，人家过去讲得不对的允许改正，批评要同志式、友谊式的，不要一棍子打死别人，使自己一举成名。但也不要弄得没人敢写批评文章。不破不能立，不立也破不了，因此，对批评也要有个控制。[443]

　　从邓小平和彭真的讲话可以看到，他们是主张对文化批判要采取“刹车”、“降温”的。当然，在批判开展起来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人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采取戴“大帽子”的方式，武断地做出结论。有人写文章谨慎了，怕抓住辫子，不敢轻易投稿了。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其实也是不难解决的。

　　至于彭真说的“多数在学术争论中有错的人，要他们自己清理，不要随便展开批判”的话，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憧憬，难以行得通。试想，在思想工作做不通，他们又不肯悔改的情况下，除了进行文化批判，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呢？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当时文化界是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到底应该不应该进行文化批判呢？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是没有疑义的。既然这样，就要进行文化批判，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此过程中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就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进行文化革命的方式，而不是“刹车”、“降温”，中止文化批判的问题。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出现的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这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下旬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下旬，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会上讲话。这次讲话的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会议由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主持。彭真的讲话分五个部分：一、文艺战线上存在的问题以及没有及时解决的原因；二、形势问题；三、分清是非，治病救人；四、区分政治、学术和艺术问题；五、在思想界树立共产主义作风。

　　彭真在讲话中首先指出：文化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领导责任主要是“中央没有及时地抓，没有坚持地系统地加以解决，这首先是书记处要负责，特别是我管这方面工作要多负责。”并转达毛泽东的话：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还有好多关于这方面的讲话，“但是我讲了就算了，放了空炮”，“负责的第一位是我”。

　　彭真说：从文艺、学术工作来说，很多人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原则，文化艺术要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服务的原则。但他仍然强调：“对文学艺术的估计，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基本是好的，要不然一提革命现代戏一下就出来了？”“不要把文艺战线看作漆黑一团，主席批示指的是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而不是指的整个文艺战线。许多基层单位，工作是有成绩的。如果大家都执行了方针政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工农有密切的联系，可能比现在的工作更好。”文艺界开展整风，要按照延安整风的方针，分清是非，治病救人。要区别两类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一分为二，与人为善，一看二帮。[444]

　　从彭真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转达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代表书记处承担了责任。他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指出当时的文学艺术存在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的现象，指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要采用延安整风的方针，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都是值得赞赏的。

　　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彭真认为文学艺术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反对把文化战线看作漆黑一团，认为毛泽东的批示指的是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而不是指的整个文艺战线，这显然与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从前文引用的毛泽东的指示、批示、讲话和谈话来分析，虽然他严厉批评了文化部，作出第二个文艺批示也是由于对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存在的问题由感而发，但是并非像彭真所说的那样只是指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而是认为整个文艺战线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此我们看到，在对文学艺术及整个文艺战线的估计上毛泽东和彭真是有不同认识的。

　　彭真从这种认识出发，进一步讲了他在学术讨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出彭真对待文化革命的根本态度。

　　彭真在讲话中谈了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彭真说：“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术、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学术、艺术问题中，有同历史发展方向对立的政治问题的，应该联系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在政治方向正确这个前提下，学术和艺术上的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应该进行讨论、研究。一个作品，有对的，有错的，怎么办呢？大家互相帮助解决嘛。只要政治方向对头，其他方面有一点错误，改正就是了。一个作品，基本正确，基本好，就应该肯定，就应该爱护，就应该帮助它修改和提高。不然，出来一部新作品，并不是基本坏，又不是大是大非、敌我问题，一出来，就只有批评，没有帮助，学术、艺术怎么能繁荣活跃呢？哪有一个新东西一出来就十全十美的呢？”[445]

　　彭真在讲话中提出的不要对新作品求全责备的观点，如何对待政治方向正确的学术、艺术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他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阐释政治和学术、艺术关系的观点，提出要正确处理学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将具有政治属性的学术、艺术问题同没有政治属性的学术、艺术问题区分开来的观点，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只是抽象地谈到了这个问题，而没有从政治与学术、艺术的具体实践中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这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学术、艺术与政治有关，什么样的学术、艺术与政治无关。一句话，区别学术、艺术与政治有无关系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当然会作出不同的回答。后来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第二个问题是：批判必须有破有立。

　　彭真说：“我们的批判，必须是有破有立。一个破，一个立。不破，就不能立。”“对于一切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地破，破就是革命嘛。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没有立，也就不能真正彻底地破。把旧的破了，但没有拿社会主义的去代替，那个旧的又会慢慢地复辟。”“现在有些批判就是立的这个方面少了，把错误的批判了，但是怎么立、立什么呢？看不出来。我们的批判，总的来讲，不应该这样。有的时候有些方面，先破了再说，也是需要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领导着国家，所以总的来讲，必须是有破有立。学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切批判，最后都要除旧布新，落到学术、文化艺术的建设方面，这就达到破的目的了，达到批判的目的了。批判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是使它萧条，所以要有破有立，要破，同时要立。”[446]

　　彭真在讲话中运用辩证法分析了破和立两者之间的关系，主张批判要有破有立，抽象地说，这是正确的。他在讲话中说，现在破得多了，立得少了，如果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来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再结合他在文化批判上的一贯态度来分析，不能不说他这样讲还有着限制文化批判的意思。后来，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批驳彭真的时候写道：“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文稿，第十二册，第41页。这就说明破本身就是立，因为破与立并非只是对立的，而且也是统一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破什么，立什么，哪些应该破，哪些不应该破，哪些应该立，哪些不应该立。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采取不同的方法。这才是分歧的要害之处。但是彭真却没有对此展开分析，反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

　　第三个问题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说：“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实事求是，就是按辩证唯物论办事情；自以为是，就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自己认为对就对呀？要克服自以为是的作风。要实事求是，部分对，就是部分对；基本对，就是基本对；部分错，就是部分错；基本错，就是基本错。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地方只能服从真理。我说我这个是真理，你说你那个是真理，怎么办？怎么行动？在一定的组织里面，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人可以声明，在行动上服从上级或多数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真理要受实践检验，自以为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理，按真理办事嘛。这个问题恐怕在学术界、文艺界更突出一点。我们一定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也就是发扬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听了很多人的意见，跟很多人谈了话，才搞了那么一个引言和结论。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要听，正面反面意见都要允许充分发表，畅所欲言地发表，发表完了，谁的意见正确听谁的，大家都服从真理。我们对一个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不属于尊重不尊重他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什么尊重不尊重，那就是把尊重庸俗化了。学术界、文艺界也应该这样，有意见就畅所欲言地发表，共同讨论，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一看二帮。”“我们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一种像毛主席所讲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造成这么一种局面，我们的学术和文学艺术就会繁荣起来。”[447]

　　彭真说的这番话，从论证的具体内容来看，倒也没有什么，但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论断却是错误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后来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写了一大段话，批驳了这个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从阶级斗争规律上来讲，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丝毫谈不上什么平等。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比如，剩余价值规律，无产阶级认为是真理，资产阶级却说是谬误。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资产阶级却要维持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对立的阶级在剩余价值的问题上又怎么能够实现平等呢？

　　如果真要实现平等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放弃斗争，承认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甘心接受被奴役的命运，或者是资产阶级放弃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兵不血刃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二者必居其一。从阶级斗争的逻辑上来看，这可能吗？

　　由此看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实际上掩盖了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斗志，是在宣扬阶级调和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严重隐患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仅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还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了后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彭真在讲话中对文化战线的估计，政治和学术、艺术的关系，破与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几个方面阐述的观点，是彭真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认识的集中体现。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后来纳入他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中。[448]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彭真口头上表示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用了不少进行文化革命的语言，在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上也闪烁着辩证法的光彩，但是在文化革命的若干重要方面却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不仅表现在对当时文化战线的估计上，也表现在政治和学术、艺术的关系、破与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几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彭真都是在中央工作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他们之间出现的这些分歧，不仅有认识和分析方法上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文化批判刚刚兴起的时候，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是中宣部还是文化部应该负责任、在继续进行电影批判的问题上、关于《人民日报》宣传及其舆论导向上，特别是在继续进行文化批判，还是“刹车”、“降温”的问题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它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央宣传、文化主管部门，而是出现在中央领导层。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是支持进行文化批判的，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和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却要限制批判。当时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隶属于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这样我们看到，在是否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和彭真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刘少奇是中央处于一线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在这件事上他与邓小平、彭真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种分歧当时不过是处于隐性状态，尚未发展到公开的对峙和斗争。以后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分歧才逐渐扩大，走向公开化，直至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提议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党委的新的文化革命小组，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就是这种分歧和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10、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历史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文革前夕在意识形态方面诸领域进行了多次斗争，这些斗争表现在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要不要“大写十三年”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围绕京剧革命（文艺革命）、史学革命、哲学革命进行的斗争上，还表现在教育革命和对孙冶方“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经济思想的批判上（这两部分未及详写）。[449]这些斗争的规模是空前的，斗争的形式是激烈的、曲折的、此起彼伏的，几乎涵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整个领域，这些斗争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这些斗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并非人为制造的，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这些斗争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450]这才是文革前夕意识形态方面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451]这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他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首次提出，又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立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这表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当时出现的这些阻力既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诸领域的守旧力量，也来自于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及其负责人。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斗争中排除了干扰和阻力以后才不断前进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反映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迫切性和复杂性，而且也说明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从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提出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央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只是形式上表示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到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但是却在实际上消极对待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因循守旧，扶邪压正，甚至站在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背离了革命的方向。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干预，扭转了斗争的方向，这些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偃旗息鼓了。这种状况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中一再表现出来，就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后，也是这样。可见这并非一种偶然现象。

　　这就不仅让人深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作为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及其领导人，却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往往打击新生力量，对于革命对象却抱着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站在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这就不禁使我们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种严重性，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上，而且还表现在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及其领导人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由此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时确实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诸领域的斗争中，也表现在党中央内部毛泽东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负责意识形态事务的领导干部之间，具体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上。

　　分歧之一——是否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文艺舞台上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者，工农兵没有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角。在文、史、哲等意识形态诸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真正占据统治地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仍然具有浓厚的影响。这样在意识形态形势的认识上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严重分歧。

　　分歧之二——是否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那么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也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在要不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他们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分歧之三——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虽然表示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却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这表现在他们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虽然表示积极拥护，坚决贯彻执行，但是却采取消极态度，对进行文化革命的新生力量往往采取打压措施，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表示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新生力量遭受打压后，还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才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的。这表明在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他们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由此我们看到，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当时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对当时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要不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上。这实际上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关系到是否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原理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遵循还是背离唯物史观的原则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虽然在制定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但是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严重分歧，甚至还出现了要阻止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行动。这些阻力虽然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得以排除，随后又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组了文化部领导机构，使得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和意识形态诸领域守旧力量对待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态度。这就意味着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必须排除异己，消除障碍，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能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执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站在时代的潮流面前去领导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这两个机构能否存在的关键。从后来的历程中可以看到，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思悔改，这样也就难以避免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被解散的命运了。

　　（七）斗争反映出什么？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建国后到文革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思想战线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时而缓和，时而激化，此起彼伏，曲折回环，构成了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奇观，形成了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轨迹。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发生了三次激烈的斗争（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没有能够进行下去，直到一九六七年才搞起来），这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的批判。这三次批判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为了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战线上的指导地位，推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批判运动。这是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双百”方针——文艺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但是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仅苏联赫鲁晓夫反对“双百”方针，就是党内也有人对此持怀疑和抵触态度。[1]这种动向值得注意。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不是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成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涉及到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以及要不要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鉴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就显得尤其重要。

　　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一九五七年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2]这是因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为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必须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出现了不少问题。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方向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全党进行了纠“左”。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虽然纠“左”尚未完成，却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个时候以彭德怀信件的印发为标志，进一步激化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矛盾和争论。这次争论围绕着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探索一条农村工业化的正确道路，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还是消极对待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进行的，实质上就是要不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造成激烈争论的原因，从思想战线上来说，就是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是运用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围绕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的较量和斗争。这说明党内高层在思想战线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党内高层的重要表现。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际出发，结合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写出了《十年总结》一文。一九六○年冬，面对经济发展出现的严峻状况，毛泽东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纠“左”，经过调查研究，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还召开了空前规模的党内政治生活会——七千人大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统一思想，增进共识，为克服困难，实现经济的好转，进一步纠“左”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这个时候，在克服困难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另一种是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这样就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在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拨正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因为在困难面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运用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上的不同造成的。既有立场上的不同，也有方法上的差异，实质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说明在思想战线上党内高层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党内高层的再一次重要表现。

　　为了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在“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分歧的反映。出现这种分歧，究其原因还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不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分歧造成的。由此进一步从思想战线上来分析，这反映出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上的不同造成的。这又一次说明在思想战线上党内高层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两种世界观还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党内高层的又一次重要表现。

　　为了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着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这方面的阶级斗争逐渐趋于激化。这个时期批判“鬼戏”和“有鬼无害论”、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分歧、围绕“大写十三年”进行的争论以及在文、史、哲诸方面进行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可以看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几乎遍及整个意识形态。这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着较量与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取得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未真正建立，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这才是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义所在。可是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诸领域，而且还来自于其主管部门，乃至于党内的高级领导层。这种动态值得特别注意。

　　以上我们概述了建国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基本状况。从研究中我们发现，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来源于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因而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就必须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就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思考后，才提出了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来看，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诸领域，而且还存在于党内乃至于党内高层。这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和一九六四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矛盾和分歧上表现了出来。这说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还蔓延于党内，蛰伏于党的高级领导层。

　　这是党内高层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而且更令人忧心的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在斗争中往往遇到了强大阻力，最终还是在毛泽东的指导和推动下才得以取得进展的。这不仅说明了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还反映出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高度重视。

　　这样一方面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密切注视着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状况，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又具体纠正了一些错误，指导和推动着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党内主管部门及若干高层领导人对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消极对待，穷于应付，熟视无睹，默然置之，甚至还成为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和绊脚石。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现实的情况是，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于党外（社会上），而且还来自于党内，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这说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党外，而且还出现于党内，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就是在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后，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个时候为了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把革命的矛头对准党内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使他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否则的话，就要把他们换掉。这些人被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在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来了。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十月还向全党敲响警钟，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应该造反的问题。[3]

　　这样我们看到，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以毛泽东为代表，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种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要淡化乃至取消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党内出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到了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的时候，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逐渐明朗化，毛泽东也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才说党内有两派，一是社会主义派，一是资本主义派。[4]

　　由此我们看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正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这样为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利用群众的力量来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将思想战线上乃至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苏两党围绕是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应该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总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直接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方向，那么这次论战的基本过程如何呢？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论战对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从历史的角度应该如何认识当年进行的大论战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十年论战的简要回顾。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之后苏共又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方面，直到最后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军事走向对峙，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现在我们把十年论战分作四个时期作一简要回顾。

　　1、第一次论战，立此存照——《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的发表。

　　苏共二十大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观点。这样就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当时中苏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中共认为，斯大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斯大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上，必须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和平过渡不过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殊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策略。苏共主张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虽然有所纠正，但是未从根本上修正错误），认为时代变化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这个时候，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分析了斯大林错误出现的原因，不点名地批评了苏共的错误做法，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初步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会谈中交换过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分别向苏共领导人表示过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中苏两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对“宣言草案”进行了若干重大修改后，当时为了维护苏共威信，中共以向苏共提交备忘录的方式，保留了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观点，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会议期间，处于团结的需要，中共不仅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还对兄弟党作了不少工作，终于使会议取得了成功，通过了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字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个兄弟党签字的《和平宣言》。

　　2、第二次论战，绵里藏针——《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发表。

　　虽然会议通过了宣言，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是中苏之间的矛盾却继续发展，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使中国服从于苏联世界战略的意图逐渐显现。

　　一九五八年春，苏联国防部提出要在中国设立一个长波电台，在中方提出方案后最后不了了之。七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遭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坚决拒绝。会谈中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发表了措词强硬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大陆炮击金门。赫鲁晓夫在得知中方的“底牌”后，慷慨陈词地表示支持中国的行动，却又提出派苏联导弹部队到福建前线，遭到中方的拒绝。

　　控制中国的企图挫败后，处于苏美主宰世界的需要，赫鲁晓夫开始遏制中国，给中国施加压力。

　　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地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内政。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内政。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苏联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而后又不顾中方的解释，苏联塔斯社于九月九日发表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声明，责怪中国，偏袒印度，将中苏分歧公开化。后来有人说这是赫鲁晓夫为即将举行的苏美戴维营会晤送上的“贡礼”。

　　赫鲁晓夫访美后到中国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在庆典致词中叫嚣不要用武力来试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十月二日会谈时，与中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企图说服中国放弃台湾和释放美国犯人，遭到了拒绝。会议最后不欢而散。当时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还不是修正主义，中苏之间的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说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存在分歧和争论。

　　赫鲁晓夫回国后，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打出他同西方互相让步的和平纲领。十二月一日在匈牙利党代会上，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要“对表”，就是说要向莫斯科看齐。更严重的是，一九六○年二月四日他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放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对中共的攻击。会议确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

　　鉴于赫鲁晓夫的言行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错误，而且还在国家关系上表现出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又在美苏关系上耽于幻想，妄图将中国纳入美苏争霸世界的轨道，于是趁着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契机，《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陆定一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大会上作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这三篇文章重申了列宁革命学说的基本原理，反击了苏共赫鲁晓夫集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剑锋指向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3、第三次论战，敲山震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的发表。

　　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又在策化着对中共的围攻和突然袭击。

　　六月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苏共代表团科兹洛夫在与中共代表团谈话时，指责中共发表的三篇文章，双方吵了八个钟头。后来，赫鲁晓夫在与中共代表团会面时，又指责中国共产党，继续攻击百花齐放、大跃进和人民公化运动。会议期间，赫鲁晓夫策动兄弟党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搞突然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在请示中央后，也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反击。会议结束的时候，苏方起草了会议公报，中方提出了公报修正案，但是赫鲁晓夫态度强硬，说一个字也不能修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我们应该高举团结的旗帜，后发制人，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最后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发表声明后才在公报上签了字。

　　赫鲁晓夫控制中国的企图没有实现，还遭到了中国的反击，为了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就将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苏联照会中国，要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在华专家。中方希望他们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但是赫鲁晓夫集团却固执己见，撤走了专家，极大地损害了中苏关系。

　　中苏两党分歧加剧的时候，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来到中国，进行劝和，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应该团结起来，建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然后再开起草委员会会议，最后再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后来波兰党和匈牙利党也向中共中央表达了这个意见。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同意先举行两党会谈。九月，邓小平、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九月十七日开始正式会谈。由于中苏在会谈中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回国。

　　十一月初，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并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由于中苏两党没有就声明草案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又将争论带到了二十六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上。经过反复争论，中间胡志明又组织了请愿团，呼吁双方达成协议，最后终于迫使赫鲁晓夫同意对苏方提出的草案作出重大修改，中共代表团在请示中央后，也做了让步，同意维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关于和平过渡的表述，并告诉苏共这是最后一次照顾了。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和科兹洛夫才搞了一锤子交易，在《莫斯科声明（草案）》上达成协议。十二月一日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

　　莫斯科会议后，两党之间的关系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大多数时间内比较缓和，却也没有明显地改善，但是不久中苏关系又发生了变化。

　　一九六一年三月，苏联领导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一个指名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决议。而后，苏联军队撤出阿尔巴尼亚发罗拉海军基地，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一切援助，拒绝阿尔巴尼亚代表参加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二十二大举行，提出了《苏共纲领草案》，形成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走向系统化。中共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影射攻击中国党，开创了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攻击另一个党的先例。对于这种情况，中方是反对的，周恩来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对赫鲁晓夫指出了严肃的批评，但是却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拒绝。会谈后，周恩来提前回国。

　　树欲静而风不止。中苏两党关系继续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要改善中苏关系，增进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放弃所谓“特殊立场”，接受所谓“共同的路线”。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在复信中主动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解决共同路线问题和苏阿关系问题。会议召开前，中苏两党可以先行会谈，为会议做准备。这封信于四月七日发出，苏共五月三十一日做出答复，提出把阿尔巴尼亚改善对苏关系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就拒绝了召开兄弟党会议，拒绝了中共信中提出的五项建议。

　　这个时候赫鲁晓夫不仅在国家关系上进一步扩大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在兄弟党会议上影射乃至于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间，苏联在我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搞大规模的颠覆活动，煽动五万余人跑到苏联去。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的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中国支持了苏联的行动。同年十月，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赫鲁晓夫先是支持中国，而后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演讲时却又指责中国，反复无常，变化多端。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初到一九六三年一月下旬，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等五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从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亲自出马领导了这一行动。针对攻击，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央制定的坚持原则、反对修正，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投降的方针，在会议上针锋相对，发起了还击。由于若干兄弟党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鹦鹉学舌般地和他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共中央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七篇评论文章对他们进行了回答。这些文章虽然批评的是若干兄弟党，矛头却是对准赫鲁晓夫。从留有余地维护中苏大局考虑，这些文章都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

　　4、第四次论战，针锋相对——从《总路线》到《九评》发表。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为了筹备这个国际会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中央三月九日发出致苏共中央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会议前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长信，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阐述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系列观点，并要以此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四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

　　而后，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这封复信在征求了新西兰、朝鲜、越南等若干兄弟党意见后，于六月十四日发出。

　　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建议，并说他们不能在报纸上发表这个文件。六月二十一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拒绝六月十四日的复信，表示苏共坚定地执行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并以此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组成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会谈，还表示中共是一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立场的。七月四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再次指责中共中央对苏共的反击，还辩解说他们不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是为了不使论战加剧。

　　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中苏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期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突然下发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就使两党会谈遇到了很大困难。

　　七月十九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攻击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联的《公开信》，在编者按中说，《公开信》颠倒是非的地方一共有七八十处之多，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经过九次会谈，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七月二十二日双方发表公报后，中国代表团回国。

　　这个时候苏联要和美国、英国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其目的还是为了制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这一点就连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都看出来了。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恶化了中苏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详细陈述了中苏两党出现分歧的由来与发展，而后几篇文章主要围绕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围绕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系统阐述了中共的观点，批驳了苏共的主张，用事实说明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五评》发表后，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会议。毛泽东认为，对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不忙于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一九六四年二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决定要对中共“坚决反击”。二月十二日，苏共中央写信给兄弟党，要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中共中央要求苏共中央将他们的信件及决议转发中共中央，遭到了苏共中央的拒绝。

　　《七评》发表后，中共中央征求了朝鲜和越南等兄弟党意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复信。在谈到停止公开论战时说，过去我们再三说，分歧要内部解决，不要公开化。但是你们不听，还说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公开论战本来是你们挑起来的，你们发表了那么多反华材料和文章，我们才发表了七篇文章，怎么能停止呢？要停止公开论战，也要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经过各种双边和多边会谈，达成协议才行。

　　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复信，根本不提他们此前一年一再强调的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却对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九日信进行攻击，认为中共中央提出将中苏两党会谈定在十月太久了，提出一九六四年秋举行兄弟党会议，此前要举行苏中两党会谈和二十六个党代表的筹备会议，还指责说为什么在他们提出二十六个党起草委员会参加筹备工作后，中共一定要提出十七个党来参加筹备工作问题。

　　在中苏两党争论的情况下，一九六四年三月，罗马尼亚工人党派出代表团来到北京，想调解中苏矛盾，要中共停止论战。中共领导人告诉他们，论战是苏方调起来的，他们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我们才回答了几篇，不能他们说论战就论战，说停止就停止，要停止就要双方达成协议才行。中罗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阐明了各自的立场，中方没有赞成罗马尼亚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也没有赞成他们延长暂停的建议。

　　此后，苏共采取的行动更进一步导致了论战的激化。四月三日，苏共中央发表了三个反华文件，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反华报告（八万字），苏共中央在二月全会上通过的反华决议，苏联《真理报》四月三日的反华社论。而后，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波兰，用泼妇骂街式的语言，继续攻击中国。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三个文件和赫鲁晓夫的反华言论，并配发了编者按，指出他们大叫停止公开论战之日，正是他们加紧部署反华运动之时。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拖的方法推迟破裂，一九六四年四月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前夕，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国党政领导人还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希望借此缓和矛盾，拉赫鲁晓夫一把。

　　可是，苏共却未经协商一致，执意要召开兄弟党会议以及二十六党筹委会，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涉。在苏方主张急匆匆召开会议的时候，中方继续反对匆忙召开会议。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复信说，苏共中央邀请二十六个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以便筹备国际会议的实际工作。如果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到来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这说明赫鲁晓夫下决心要开分裂的会议了。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复信，说如果苏共中央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硬要召开会议，我们将不参加你们召开的一切会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责任。

　　《九评》发表后，第十篇文章还未发表的时候，赫鲁晓夫就于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赶下台了。这个时候，中方希望与苏方改善关系，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政府的名义联合发贺电给勃列日涅夫（他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米高扬（他从七月起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柯西金（他新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决定暂不发表论战文章，批判赫鲁晓夫的也不发表，十月革命节还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庆祝活动。但是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却又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挑衅事件。同时，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领导人说，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作出的。这样就使中苏关系的改善遇到很大困难。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虽然中共中央表示不会停止论战，但是从整个历程来看，这篇文章还是为这场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5、尾声，分道扬镳——两党关系中断，军事对峙加剧。

　　十一月二十六日，苏共中央来信，重申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的筹备委员会，还是二十六国党参加，不过将时间推迟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还表示就是有的党不来，他们也要开会。与此同时，苏共领导还策动拉丁美洲九个兄弟党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劝说活动。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向他们陈说了理由以后，拒绝了他们要中共中央停止公开论战的要求，也断然拒绝了参加苏共召开的所谓兄弟党会议。

　　一九六五年二月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的机会，先后跟柯西金会谈，做最后的努力，劝说他们放弃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没有成功。苏共主导的莫斯科三月会议最终还是如期召开了。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七个党坚决拒绝参加会议。巴西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既谴责这次会议，又谴责苏共要他们党内的分裂分子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对这次会议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回顾，批评了三月会议。这样以三月会议为分界线，中苏两党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破裂，却是藕断丝连，只在形式上保持着一种将破未破的关系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三月，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不再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两党的关系中断了。[1]

　　一九六六年三月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2]

　　这样我们看到，通过三次小规模的论战，中苏两党终于走上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两党之间从意识形态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恶化，并最终走向分裂，出现了严重的军事对峙，直到爆发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样以中苏分裂为标志，不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了。

　　（二）中苏两党从分歧到走向分裂的原因分析。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中苏两党十年论战的基本概况。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苏两党从分歧到分裂，乃至于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了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意识形态问题，一个是平等、自主问题。

　　我们首先看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中苏之间的分歧最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突出表现在斯大林评价与和平过渡两个问题上。这是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这种分歧后来又发展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核战争、纸老虎问题、东风西风等一系列问题上，直到发生围绕苏共二十二大形成的“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的激烈争论，最后以两条不同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分歧，也是关系到如何坚持马列主义和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斗争。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分歧，本来可以通过内部会谈的方式来解决，即使一时取得不了一致意见，还可以搁置起来，等待以后来解决。而不宜因为内部出现分歧，就将分歧予以公开化。这样只能激化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而是不可取的。中共也多次向苏共表达过这种态度，希望他们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却置若罔闻，不论是在一九五九年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争端的声明，还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公开信》，乃至于赫鲁晓夫的多次公开讲话，都是他们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向中共施加巨大压力，率先将分歧公之于众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中，在苏共的进攻面前，中共没有妥协退让，而是秉承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反对分裂、留有余地、后发制人的方针，在苏共的进逼下，步步为营，巧妙应对，前三次论战中都是不点名地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不愿意将中苏关系搞僵，甚至提出采取“拖”的方式来延迟中苏关系破裂。就是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直接攻击中共后，中共也没有在文章中马上点他的名。只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中苏会谈期间，苏共中央突然下发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后，中共才由防御转入全面反攻，写出了九评，直接点名批判苏共和赫鲁晓夫。

　　我们再看平等、自主问题。

　　无产阶级政党之间是平等的。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又确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但是由于苏共建党最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最大，资格最老，实力最强，斯大林时期苏共就以老子党自居，有过干涉兄弟党内政的记录。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同时，却将斯大林时期存在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继承了下来，虽然口头上说不干涉兄弟党和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是却在与兄弟党和国家之间的实际行动上表现了出来，试图使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配合其国际战略发展的需要。

　　这在对华关系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苏共正是在干涉中共内部事务和侵害中国主权没有达到目的以后，才将两党之间的争论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一九五八年苏共赫鲁晓夫集团提出要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搞共同舰队，攻击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双百”方针，要中国放弃解放台湾和释放美国犯人，单方面决定停止供给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未与中国协商突然撤退在华专家，撕毁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指名攻击中国党，还煽动中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五万多人跑到苏联去。这一系列事件就是苏共将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重要表现。

　　苏共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必然招致中共的强烈反对。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民族尊严的要求出发，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面对苏共的进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方面坚决顶住，决不屈服，另一方面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坚决反对苏共赫鲁晓夫集团以老子党对兄弟党内部事务指手划脚，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支持阿尔巴尼亚党反对苏共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

　　尽管中共与苏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在与苏共关系的决裂方面还是非常慎重的。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领导人给苏共领导人发去了贺电，而且还派团参加了十月革命节，意图修好中苏关系，却又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同时米高扬还明确表示苏共新领导与赫鲁晓夫时的对华政策没有丝毫的差别。这样就使中苏关系的改善遇到很大困难。苏共还不顾中共反对执意召开兄弟党会议，直到一九六五年二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劝说柯西金不要召开这样的会议，最终遭到了拒绝。这样两党也就失去了最后改善关系的机会，最终中断了。从中可以看到，责任完全在苏共方面。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提出的“双百”方针的态度问题。

　　毋庸讳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由于经验不足和一些人的主观蛮干，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在公开场合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喜笑怒骂，品头论足，极尽诋毁之能事。这里不禁令人生疑，为什么赫鲁晓夫对中共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有这样的态度呢？

　　我们看到，一五计划是苏联帮助中国制定的，由于没有经验，当时还是照搬苏联模式。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一九五六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毛泽东就提出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论是当时提出的“双百”方针，还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以及随后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要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尝试。虽然摆脱苏联模式与摆脱苏联控制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还是具有密切联系的。[3]从这里可以看到，赫鲁晓夫之所以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提出的“双百”方针加以诋毁和反对，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以外，还是为了防止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影响到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宗主国”地位及其争霸世界的战略。

　　同时，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赫鲁晓夫反对中共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就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走上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而就是单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也是违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样我们看到，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双百”方针上的吹毛求疵，实际上就是反对中共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不仅违背了兄弟党和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也违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此看来，中共与苏共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的主要原因，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是否平等、自主两个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紧张又进一步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合作到走向分裂的过程中，苏共是主导者，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共是被动者，处于防御状态。虽然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中苏两党之间曾经达成了宣言和声明，确立了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但后来又都是在苏共的主导下被破坏了。

　　我们看到，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挑起公开论战的，也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在兄弟党会议上策划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和围攻，指名攻击中共，在未经协商一致的条件下，要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逼迫中共表态，从而导致两党关系矛盾激化的，又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将两党之间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上，导致国家关系不断恶化的。这就说明中苏两党出现的分歧和矛盾直至最后走向分裂，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一手造成的，因而他们无疑要对此负有全部责任。中共的反击和论战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正义行动。

　　从中苏两党分歧到最后走向分裂来看，除了意识形态方面是坚持还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争论以外，还有平等、自主问题，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成为附庸国的问题。这才是双方争论的要义所在。

　　（三）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本质。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苏共二十大后首先表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与和平过渡问题上。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上，形成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个时候，中苏两党的分歧就集中表现在“三和两全”的分歧上。由此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形成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的本质是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

　　1、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

　　斯大林问题，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分歧之一。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斯大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是因为否定了斯大林就是否定了马列主义。[4]

　　在分析斯大林问题的时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会滑向唯心史观，在指导思想上走入误区。在斯大林评价上的分歧，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上的不同造成的。这是中苏两党是否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反映。正确评价斯大林，不仅是能否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苏联党和国家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发展的一个现实政治问题。

　　斯大林是列宁去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斯大林领导下，不仅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还在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成了社会主义，又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捍卫了苏联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同时斯大林又积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由此奠定了斯大林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这些辉煌成就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任何人诋毁和歪曲的。

　　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虽然出现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是毕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全盘否定斯大林，就会不仅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也难以正确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以便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社会主义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斯大林时期，代表了列宁去世后苏联党和国家乃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否定了斯大林，就否定了那一个时期的历史，这就不仅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得苏联党和国家的存在失去了道义和历史的基础，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因而对斯大林如何评价，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荣誉得失问题，也是关系到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党和国家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问题，还影响到现实政治的走向。

　　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过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党和国家乃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认识到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仅与他个人有关，还有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也与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科学分析，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逐步消除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根源，避免重犯斯大林的错误，这是对斯大林科学评价的要义所在。

　　正是因为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向苏共中央明确表示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主张用三七开的方式来评价斯大林。因为这并非苏共党内事务，而是关系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大事。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对斯大林评价的不同，不仅是一个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能否科学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到苏联社会主义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发展的现实政治问题。这是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关键所在。

　　2、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分歧。

　　赫鲁晓夫集团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就表示反对。在和平过渡问题上，中苏两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主要分歧之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5]

　　由此我们看到，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认为赫鲁晓夫集团鼓吹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和平过渡问题，指的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采取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来实现。具体说来，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律制度，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然后组阁，取得政权。

　　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议会道路问题。苏共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平过渡不仅有了实现的可能，而且其可能性越来越增加了，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来取得政权。

　　中共认为，暴力革命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普遍原则。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保持它的政权，一直到使用武力。这不是我们要不要使用武力的问题，而是在面临资产阶级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不要进行武装自卫并夺取政权的问题。当然，在和平时期，将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策略，用来争取群众、动员群众，表示我们的一个愿望，还是可以的。[6]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要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当然，是特殊条件下，也会出现和平过渡的情况，但这仅是一种例外。[7]

　　这是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规律而言，任何剥削阶级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不会自愿放弃剥削和压迫，因而无产阶级要想摆脱剥削和压迫，就不仅要进行合法斗争、和平斗争，更要进行非法斗争、暴力斗争。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通过暴力斗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将资产阶级赶下台，消灭掉，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翻身得到解放。和平过渡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幻想。

　　和平过渡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这是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及其统治政策的变化而产生的。

　　第二国际时期，就出现过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鼓吹议会道路，和资产阶级合作，而且还在第二国际内部占了上风，遭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的坚决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领导人鼓励本国无产阶级在战场上为资产阶级进行厮杀，成为资产阶级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列宁却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形势，发动了十月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在欧洲影响很大。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后来放弃了武装斗争，进行阶级合作，走上了议会道路，严重削弱了法共和意共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8]虽有外部压力，但其自身认识还是处于决定地位。直到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波兰党还是热衷于议会道路，附和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观点。[9]两种政策，两种结果，道路迥异，成效不同。

　　由此看来，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上，暴力革命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原则，而和平过渡只不过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能不能实现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就是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如果不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难以掌握政权的。），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取得了政权。

　　当时中苏两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承认还是否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原则问题。中苏两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斗争，反映了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上的分歧，直接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3、关于和平共处上的分歧。

　　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分歧之一。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有不少相似之处，搞清楚了和平共处上的分歧，和平竞赛上的分歧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我们现在只对两党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作一简要考察。那么，在和平共处问题上，双方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呢？

　　应该说，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中苏两党还是存在共同之处的，这表现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施行和平共处上。虽然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分歧却远远大于共识。苏共认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还要将其扩大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中。而中共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虽然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却不能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施行和平共处，就把它确立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也不能将和平共处扩大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中。[10]

　　其实和平共处还是中国在一九五三年底与印度进行边界谈判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交往的一项基本准则。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交往的具体政策，而非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施行和平共处政策，中苏两党并无疑义。那么，两党为什么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会产生这样严重的分歧呢?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不仅列宁曾经反复强调过，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控制世界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做好备战工作，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随时准备消灭入侵之敌。既然这样，又怎么能够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呢？如果一旦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那么在帝国主义的咄咄进逼下，除了妥协退让，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当时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与斗争，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亚非拉地区还存在着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的斗争。如果把和平相处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面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支持不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支持不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呢？如果把和平共处扩大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中，那么，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还要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那么为了和平共处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而如果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对外政策，而不是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就是说要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相处，这样就不会限制社会主义国家支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同样，将和平共处扩大到国际反帝反殖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也会束缚住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手脚，使他们不敢去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而去谋求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这样就不仅严重削弱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斗志，更使他们难以摆脱剥削和压迫。

　　其实，这个观点也并非中苏论战的时候才出现，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就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11]

　　由此看来，中苏两党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在和平共处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要不要将和平共处作为总路线扩大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中。这种分歧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是进行斗争还是妥协，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问题。也关系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是通过坚决斗争来寻求自由和解放，还是为了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继续忍受剥削和压迫上。这并非是一个孤立的认识分歧，而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战略行动。

　　从这里可以看到，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反映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殖民主义是进行斗争还是妥协退让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将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就会在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从战略上出现妥协退让。这会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消极的影响，容易犯右的错误，导致修正主义的出现。

　　4、关于全民国家的分歧。

　　全民国家问题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分歧之一。苏共在二十二大上提出苏联已经成为全民国家了。中共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苏共走向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国家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才产生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后必然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消亡。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要依靠国家机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其实就是国家意志。

　　那么，苏共说苏联已经成为全民国家了，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全民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国家是因为阶级斗争的出现而产生的，最后必然还会随着阶级斗争的消灭而消亡。赫鲁晓夫集团认为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自然也就没有国家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了。既然国家都不存在了，又怎么还会有全民国家呢？

　　苏联当时果真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吗？

　　回答是否定的。在九评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当时苏联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当时苏联还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苏联人民的矛盾，是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已经背叛了苏联共产党的宗旨和苏联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12]这表明苏联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采用革命的手段，清除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

　　同时，还存在着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资产阶级正在每日每时地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富反坏右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从内部来搞垮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国内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又影响着国内的阶级斗争。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

　　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条件。赫鲁晓夫集团提出全民国家，就否定了苏联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了苏联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否定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样也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单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移风易俗，改造人们的思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正是因为这样，当赫鲁晓夫集团提出全民国家的时候，就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批驳与反对，成为中苏论战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此可以看到，在全民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上的斗争，是否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关系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全民国家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苏在全民国家问题上分歧的关键。

　　5、关于全民党上的分歧。

　　在全民党上的分歧，是中苏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分歧之一。苏共中央认为苏共已经是全民党了，而中共中央认为全民党背叛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走上了修正主义的建党道路。

　　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党的时候，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了一系列理由来为全民党进行辩护。中共中央在九评中对苏共提出的全民党理由进行了驳斥，有力地回击了苏共提出的全民党观点，成为中苏论战时期的一个亮点。[13]

　　根据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政党产生的必要条件。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是政党的灵魂。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各阶级就要组建政党，进行斗争，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党是由本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制定党纲，严肃纪律，严格制度，为斗争指明方向。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消失后，政党也就消亡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接受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纪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是将共产党与非无产阶级政党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全民党的观点抹杀了共产党鲜明的阶级性。这是因为不能因为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把共产党称作全民党，不能因为其他阶级的人在接受了党的纲领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就把这作为共产党成为全民党的证据，也不能因为共产党为了本国的民族独立、解放和发展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就说共产党是全民党。

　　赫鲁晓夫集团说，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党了。这就抹杀了苏联共产党的阶级性，否定了苏联共产党的性质，取消了苏联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职能。苏联国内存在着广泛的阶级斗争，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当时也比较尖锐，赫鲁晓夫集团却置这种严峻的现实于不顾，反而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采取刀枪入库，马入南山的态度，认为苏共已经成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党了，这就使苏共中央在执政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和保持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方面走上了歧途。

　　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由于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时候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往往会成为从内部搞垮共产党的决定性力量。在全民党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出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又是因为两党对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不同认识造成的。

　　如果承认社会上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么进行阶级斗争的需要，就需要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形成全民党的认识呢?反之亦然。因而中苏两党在全民党问题上认识的不同，实质上还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建党学说上的不同造成的。

　　以上我们对中苏论战期间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论点作了一个简要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严重的，这些分歧集中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判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国家和政党学说等问题的不同认识上。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总路线。

　　通过论战，不仅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加强了对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还进一步辩明了是非，坚定了信念，开阔了视野，纯洁了人们的思想，增强了抵御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对于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

　　（四）反修防修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中苏论战就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反修是为了防修，只有将防修做好了，才能够将反修进行到底。反修和防修是统一的，不仅要反对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也要反对中共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还要采取措施，防止党内修正主义的蔓延，将业已出现的修正主义消灭掉。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行动。

　　从论战中可以看到，中共和苏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些分歧本来可以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即使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还可以保留下来，留待以后商讨，通过实践来证明。令人遗憾的是，苏共为了控制中国，向中共施加了巨大压力，将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还在兄弟党会议上策动了对中共的攻击，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世，显示出老子党的作风，率先挑起了论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苏分歧和矛盾的深入思考认识到，修正主义不仅出现于苏共党内，还存在于苏共中央。赫鲁晓夫集团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14]当苏共对中共施加压力，将争论公开化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反修防修的战略需要出发，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捍卫国家主权，抓住时机，迎接挑战，从防御转入反攻，发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15]

　　通过论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批判了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赫鲁晓夫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嘴脸，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

　　这场论战，声势浩大，气魄宏伟，斗志昂扬，史无前例，不仅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还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他们认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从思想上修筑了防止修正主义上台抵御资本主义复辟的长城，又进一步引发了毛泽东对如何防止中共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深入思考，对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论战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一步分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说：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社会阶层的反映。[16]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是偶然的，这是一定社会阶层的反映。即使没有赫鲁晓夫这个人，也有可能产生修正主义。社会上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着特权阶层，反动阶级要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修正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不仅苏共中央出现了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而且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鼓吹的“三自一包”，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中央联络部鼓吹的“三和一少”，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中央统战部，鼓吹阶级合作，“向资产阶级投降”。[17]

　　文化部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戏剧舞台的现象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就是在毛泽东多次批评下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让工农兵占领戏剧舞台，致使毛泽东对文化部领导人下了最后通牒，警告文化部再不改变，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他还说，我看文化系统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18]

　　这就说明当时在党中央部门中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央委员会中已经存在具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忧思，就在一次谈话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同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谈话是说：“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19]

　　我们看到，中国也和苏联一样存在走修正主义的阶层，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相当广泛。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的出现就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是因为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进行反修防修，批判赫鲁晓夫集团修正主义的时候，也加大了对国内修正主义的打击力度。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中共党内出现，不仅采取组织措施，撤掉了这几个部的部长职务，解散了中央农村工作部，还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报刊杂志上开展了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高薪制度”、“奖金挂帅”等修正主义政策措施的批判，进行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同时，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进行“五反”，农村进行“四清”，以求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通过狠抓阶级斗争，铲除特权阶层，消除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再配以必要的制度保障，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以求避免修正主义的出现，遏制修正主义的蔓延。

　　修正主义出现后，就其危害性来说，党内出现修正主义要比党外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大，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要比地方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大。

　　修正主义既可能产生于共产党外，也可能产生于共产党内。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因而党内产生修正主义要比党外产生修正主义危害大。由于中央在组织上对全党处于领导地位，因而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要比地方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更大。苏共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是前车之鉴。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五年后毛泽东才反复强调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20]

　　从社教运动中可以看到，当时地方存在的问题严重的，不是局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还具有普遍性。不论是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还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澜涛、江华等人在发言时谈到的地方党委出现大规模地腐烂变质，以及基层政权存在的严峻形势，都反映出当时地方党委和政府机构中存在的严重问题。[21]

　　同时在社教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存在分歧的反映，这个时候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这是中央产生修正主义的征兆。这些问题不能不使毛泽东意识到进行反修防修的紧迫性，通过开展反修防修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当时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其实并不困难。这里让毛泽东忧思的是，如果他不在了，地方出现了修正主义该怎么办呢？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够找到一条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方法呢？

　　这就要突破过去运动的窠臼，探索新形势下进行群众运动的途径。这个时候再像过去那样，出现了问题由中央派出工作组，显然就难以解决问题了。这是因为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一个修正主义的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又怎么能够解决地方出现的修正主义问题呢？既然地方党委和政府机构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腐化变质，而且中央也会出现修正主义，那么显然就不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依靠地方党委和政府机构来进行运动了。这样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就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采用大民主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动员群众起来造反，通过群众运动，将修正主义消灭掉。这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2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五）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中苏论战的伟大意义。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中苏论战的硝烟已经散去，唇枪舌剑般的论辩也卷入历史的长河成为过眼烟云，但是在论战中迸射出来的真理的光芒却穿过历史的时空，仍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空中熠熠生辉，成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奋斗前行的明灯。

　　这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论战，是为捍卫还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的论战，这场论战关系到中苏两党乃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宏伟的气魄，深邃的目光，开阔的视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红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世界基本矛盾，系统剖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指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方向。

　　如果说当年中苏进行论战的时候，有些人还对当年论战的必要性表示怀疑，那么经过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再回首当年的中苏论战，我们就不能不惊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抨击现代修正主义，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做出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中所表现出来的纵揽寰球风云的非凡眼光，穿透历史时空的真知卓见。这成为鞭策我们去求索当年论战意义的强大动力。

　　中苏论战的意义之一，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分歧，表现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上出现了不同。这种认识的不同不是表现在一般原理上，而是表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认识上，集中体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三和两全”上，直接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在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上存在严重分歧。

　　由于这些分歧直接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中苏两党进行的争论就是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大计。这是主义之争。在主义问题上，没有让步的理由。为了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消除分歧，团结对敌，在苏共赫鲁晓夫集团挑起公开论战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进行了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

　　在论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出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观点、主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历史已经为此作出了证明。

　　中苏论战的意义之二，坚定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使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真正扎根，得到健康发展，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随后提出了“双百”方针，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赫鲁晓夫却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这种探索抱着怀疑、敌视的态度，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对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冷嘲热讽，挖苦戏弄，严重影响了中苏两党关系的发展。

　　中苏两党出现的这种分歧，说到底就是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同时还有着扩展还是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较量。这种分歧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苏联模式上的不同态度。苏共赫鲁晓夫集团想通过苏联模式的推广，进一步保持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力，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抵制苏联模式的扩张，不仅是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也有着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扩张的涵义。二是在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不同态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苏共却对此持反对态度。这是一个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态度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顶住了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的压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样就不仅使得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还有利于摆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健康发展，还有着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为后来抵制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浪潮冲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苏论战的意义之三，维护了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打退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攻击，避免了中国沦为附庸国的命运。

　　毛泽东在中苏论战期间就说过，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人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讨论，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23]

　　当时苏共领导集团想将中国纳入苏联扩张主义的轨道，使中国象东欧国家那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大的卫星国。这就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集团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组建共同舰队的要求被中方拒绝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赫鲁晓夫集团就通知中方停止供应原子弹样品，撕毁了国防协定，而后又于一九六○年在一个月内撤退在华专家，撕毁经济发展协定。这样他们就将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了。

　　中苏之间围绕控制和反控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顶住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打击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嚣张气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维护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意志。不但使中国避免了沦为苏联附庸国的命运，又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苏论战的意义之四，中苏在论战中走向分裂，中共在浴火中走向重生。

　　从中苏走向分裂的历程来看，是苏共将两党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化，挑起了论战，也是苏共将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又是苏共在兄弟党的会议上率先对中共进行了围攻和指责，同时又违背协商一致的原则，未经与中共及左翼兄弟党协商就擅自决定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从而使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最终走向破裂的。其中的原因和责任归属业已泾渭分明。

　　中苏之间是围绕着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展开的。这个时候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屈服投降，一种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如果在斗争中，苏共仍然不改其霸权主义、修正主义、老子党作风，那么中苏之间就有可能出现分裂。要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单独应对美帝国主义的挑战，而且还要面对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面临的北部边疆的安全，抵御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军事进攻，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做出了坚持斗争不怕决裂的决策。这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决策。

　　在这个战略决策的指导下，中国从苏联集团中分化出来了。这不仅维护了中国主权，清除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还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对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中苏论战的意义之五，两条路线，两种实践，方向不同，结果迥异。历史对当年的中苏论战做出了评判。

　　中苏论战期间，双方分别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中苏两党在两条不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而后两党两国及相关社会主义国家又分别是在两条不同总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沿着苏共提出的总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行，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路线的导向下，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道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寰球资本主义造成重大冲击，将自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两条总路线指导下的实践出现了两条不同的结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苏共总路线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失去政权，国家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在中共总路线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朝鲜、越南等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却顶住了这股冲击波，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历史对这两条总路线及其指导下的论战做出了评判。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当年中苏进行的论战是有着伟大意义的。论战是由苏共挑起来的，但是面对其咄咄逼人的态势，施加的强大压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恢弘的气势，坦荡的胸襟，审慎决策，从容应对，引经据典，雄文迭出，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避免了中国沦为苏联附庸国地位的命运，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历史的发展已经为此做出了证明。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二国际的时候，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内部占了上风，而以列宁、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处于劣势。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唱赞歌的时候，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中苏论战过程中，苏共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居于优势，当时以中共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处于劣势。但是论战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战斗力，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震撼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焕发出勃勃生机，抗美援越，砥柱中流，大力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发起了凌厉的攻势，将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一次推向高潮。社会主义中国被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抬入了联合国，打开了中国对外交往新局面。社会主义中国以其巍峨的雄姿岿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第六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透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要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看的分析，才有可能找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有人会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呢？文革爆发以来，许多人都在寻找着答案，力图对此作出解释。五十年来，提出的原因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站在不同立场，根据不同观点，运用不同方法，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那么，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究竟为什么要发生文化大革命呢？

　　这就要从建国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出发，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对立统一规律为认识工具，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中来透析文化大革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产生的根源和基石。

　　从文献资料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革命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如同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照亮了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进程。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分两部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1]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2]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什么叫继续革命呢？这是因为在这次革命之前，已经有了一次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缘故。这两次革命虽然性质相同，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革命对象却不一样，一个是经济战线，一个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如果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可以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话，那么此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

　　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因而就形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构成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的精华，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

　　这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问题进行分析，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根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奠定了基石。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同样表现在，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由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内涵相同，是同一个概念的两种表述，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由三部分组成，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产品分配形式。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尽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还存在着个体经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人民内部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虽然从法律上予以了保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相当程度上没有真正实现，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这说明社会生产关系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建立起来了，业已在社会经济基础内部占了支配性地位，但是社会经济基础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有待于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不仅要同社会经济基础内部的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斗争，将其逐步消灭掉，而且还要求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因而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成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选择。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那么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也要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够得以建立和发展。

　　这两种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如果没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建立不起来，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会得而复失。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必要条件，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

　　由此我们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因而我们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根源。

　　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基石。

　　这就不禁使人发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造成的。前文我们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分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这就是说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分为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不论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都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就发生了一个疑问，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按照这样的阶级划分标准，阶级矛盾就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可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时候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就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上出现了逻辑悖论吗？其实不然，形式上看似乎是这样，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两者是统一的。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阶级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

　　这种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生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后提出来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消灭阶级问题时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3]

　　一九六九年康生在中共九大发言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4]

　　由此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划分标准的经典规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则是以政治思想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这是阶级划分标准在新时期的发展。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变化及其原因。

　　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并非是主观界定的，而是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毛泽东正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进行分析以后，才改变了阶级划分标准的。这是因为毛泽东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迅速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样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了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又影响基本矛盾的发展。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并非是人为的规定，而是由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决定的。

　　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适用于一切阶级社会，在阶级划分标准上具有普遍性。而以政治思想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则只适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在阶级划分标准上具有特殊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划分标准是普遍生和特殊性的统一。我们既不能因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普遍性，就否认阶级划分标准的特殊性。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不能滥用阶级划分标准的特殊性，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如果这样的话，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正确应用和准确界定阶级划分标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根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奠定了基石。只有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研究中，才能够揭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生的真谛。

　　（二）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实践来透析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我们知道，建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三条总路线：

　　一条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就是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工业化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

　　二条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党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条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也叫做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其鲜明的特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这三条总路线，前两条总路线要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三条总路线要解决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三条总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出发，为了解决这一基本矛盾而制定出来的，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纲领。因而紧紧抓住了这个纲领，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才有可能势如破竹，高屋建瓴，透过纷繁复杂的事件，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做到豁然开朗，使问题迎刃而解。

　　三条总路线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制定出来的，又能动地作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支配性地位，因而这种分歧和斗争就集中体现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上。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问题上进行了三次斗争。

　　第一次斗争主要是围绕土地改革后，要不要进行农业合作化展开的。这次斗争经历了三个回合，也就是一九五○年春在东北农村互助合作上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在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上的争论，后来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进行的争论。我们看到，这三次争论中是以毛泽东、高岗、山西省委为一方，以刘少奇、薄一波、邓子恢为一方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在土地改革以后，究竟要不要进行农业合作化及其发展速度问题。最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次斗争是在农业合作化后，办不办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即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实际上是在农业合作化后，究竟要不要通过举办人民公社的方式来实现农村工业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问题。这次斗争在毛泽东和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之间展开。最后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排除了干扰，坚定了信心，坚持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第三次斗争是为了克服经济困难，究竟是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问题上进行的斗争。这次斗争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之间展开。毛泽东通过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坚持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后来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

　　从以上斗争历程可以看到，不论是要不要进行农业合作化，还是办不办人民公社，或者是不是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来克服困难，这些分歧和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在农村建立、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问题，其实质就是在农村究竟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才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分歧和斗争的关键。

　　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状况又如何呢？

　　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斗争。这种分歧和斗争表现为四种形式：

　　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主线，从开门整风到开展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实质上反映出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由于这种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又是发生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在毛泽东和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之间展开，这就表明阶级斗争已经在党内高层出现。

　　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三，一九六二年党内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造成困难的原因、克服困难的方法以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形成了政治战线上的矛盾，引发了政治战线上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之间展开，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进一步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动向开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最终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斗争的表现形式之四，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反映了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着矛盾。这说明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党内高层存在着严重分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5]这种分歧的性质是严重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斗争及一九六四年在社教问题上出现的斗争说明，党内乃至于高级领导层存在着阶级斗争。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显示出在政治战线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状况又如何呢？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三次斗争，这就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这些批判是在毛泽东而非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反映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得过且过，默然置之。通过这些斗争，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激烈的斗争。

　　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以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入思考，提出了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不仅仅是思想方法、认识上的不同，还有世界观的差异，这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较量和斗争。

　　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经济形势的认识、造成困难的原因及解决困难的方法上的分歧，进一步凸显了党内乃至于高级领导层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存在的矛盾和斗争，这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再次较量和斗争。

　　斗争的表现形式之四，一九六四年底，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的产生从思想战线上来说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又一次较量和斗争。

　　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五，在意识形态方面，围绕鬼戏和“有鬼无害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大写十三年”、京剧革命、史学革命、哲学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及其领导人不仅在斗争中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还横加干涉，往往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才拨正了意识形态方面革命的方向。这种斗争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斗争历程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思想战线上发生了三次斗争，这三次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论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斗争，还是克服经济困难时的分歧，或者是社教运动期间的矛盾，从思想战线上来说，都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运用辩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来分析问题上的不同造成的。从意识形态方面文艺、史学、哲学诸领域的斗争中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斗争是激烈的。这说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还且还发展到党内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这反映出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以上回顾了建国后至文革前我国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状况。从中看到，这三条战线都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围绕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展开的。我们在研究中所以选择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上的斗争，不仅是因为这方面的斗争比较典型，还因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在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一九六五年五月上井冈山前夕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中都有明确表述。[6]经济战线上斗争的焦点就是是否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问题。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石。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深入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不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那么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付诸于东流。因而必须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7]政治战线上的斗争是经济战线上斗争的反映，这种斗争归根结底还是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服务的。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其实就是在中国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二年出现的两次右倾，是围绕肯定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展开的斗争，从实质上来说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出现的斗争是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的关键是要不要开展以及如何开展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质仍然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8]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反映了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同时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又能动地作用于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就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斗争。这个时期开展的三次思想批判运动就是其重要表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不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一九六四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斗争，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诸领域进行的斗争，实际上都是这个时期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斗争的反映。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表现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是运用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的分歧造成的。这关系到能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能不能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到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状况。

　　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关系来说，经济战线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内涵相同，因而这三条战线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从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我们看到，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就要开展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一矛盾系统中进行考察，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后，才能够使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

　　另一种是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他们消极对待乃至取消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而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这被称为唯生产力论。

　　这是建国后特别是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党内存在的两条路线。这两条路线都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前三十年是毛泽东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占指导地位的时期。我们看到，在外部孤立和封锁的情况下，用了仅仅三十年的时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初步缩小了东西部的差距，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布局，搞出了“两弹一星一核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后三十年是唯生产力论占指导地位的时期。中国经济也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我们痛心地看到在这种发展的背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速崛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严重动摇，所有制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动，工农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三农”问题积重难反，东西部差距不断拉大，我国开放的多数产业被外国控股，核心技术由外资掌握，经济殖民化的程度进一步加剧，社会发展成果的相当大份额被中外一小撮资产者攫取，工农群众沦落为“弱势群体”。

　　由此看来，建国后六十余年中国社会的实践以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这两条发展路线分别作出了验证。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什么会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前文我们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了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

　　当时在中央书记处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的书记彭真，文革结束后曾经说过，当时毛泽东是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的，但是最后却采取了文革的方式，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说。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9]

　　其实，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0]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过去虽然搞了一些运动，但是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方式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在经过反复探索和比较以后才找到的。

　　从毛泽东和彭真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并非一开始就决定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而是在过去一系列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最后才不得不采取了文革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如果采取别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是不会采取文革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还是具有偶然性的。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当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过多次探索。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社教运动、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运动，在斗争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这种阻力既来自于社会，又来自于党内，犹以党内的阻力更为引人瞩目，也更危险。不少党委负责人对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持消极态度，而且还设置了重重障碍，这就使得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还是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乃至于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虽然当时开展这些运动是必要的，但是都出现了扩大化。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期间，把不少在整风期间给党员干部提了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把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给搞“五风”的干部提了意见的人错划为右倾分子。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过程中又发生了“左”而实右的倾向，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遭到了打击。如果按照中央制定的政策来实施，本来是不致于发生如此严重的扩大化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又如何才能够得到保障呢？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思。

　　这个时候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苏共中央产生修正主义，赫鲁晓夫集团夺取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教训，也不能不引发毛泽东对中共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考。

　　修正主义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更大。这个时候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苗头。中央农村工作部鼓吹的“三自一包”被视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中联部提出的“三和一少”被视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统战部“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11]这表明在中央部门中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二年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竟然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期间，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认识，反映出他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存在不同意见。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认为刘少奇不适合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

　　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这样的认识，但是这只是他内心的一种想法，并没有跟别人讲过。这表现在直到文革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戚本禹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谁。[12]要不是毛泽东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和斯诺谈话的时候表露出这一心境，恐怕后人到现在也未必能够知道。[13]

　　当然，“五一六通知”里面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一个泛指，并非特指刘少奇。我们注意到，从制定《二十三条》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的，此后又是在他主持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看来，毛泽东虽然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做党的接班人了，但是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要对刘少奇作出进一步观察后，再作定夺。这表明毛泽东在变动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并非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毛泽东一怒之下，感情用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刘少奇主持下派出了工作组，由工作组来操纵运动，压制群众造反，扭转了文革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调查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然没有提议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这表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会期五天，并没有将人事变动列入会议议程上。要不是八月四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在派遣工作组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时候，刘少奇当场顶撞毛泽东，拒绝接受批评，使毛泽东觉得刘少奇已经不可救药的话，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还不至于在这次全会上被变动。[14]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八月四日批评刘少奇的时候说道：“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从中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次派遣工作组的问题，而是过去多年刘少奇在处理群众运动问题上的态度造成的。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过去在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在社教运动、反右倾、反右派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这表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在毛泽东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也表现了出来。[15]

　　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要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其实并不困难，这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上得到了证实。因而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臆想，本就不足挂齿，更是无稽之谈，是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这里令毛泽东忧思的是，苏共中央已经发生了修正主义，中国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苗头，如果他不在了，中共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那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还象过去那样派遣工作组能够解决问题吗？一个修正主义的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又怎么能够解决中央出现的修正主义呢？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派出工作组这种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就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了。于是毛泽东将目光投向了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将群众动员起来，充分发挥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才能够行成排山倒海的力量，一旦修正主义上台，就将其消灭掉，使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大道。这就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黑暗面。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16]通过这次演习，使广大人民群众经受锻炼，总结经验教训，一旦将来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就自觉地动员起来，高举造反的大旗，形成反对修正主义的洪流，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使无产阶级政权获得长生。这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

　　由此可以看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必然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通过以上分析，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我们总结如下：

　　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性质上来说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石。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出现，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发起了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还未雨绸缪，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敲响了反修防修的警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领导了反修防修的演习，为今天中国人民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国后六十余年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此作出了验证。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的史实，也从反面验证了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光辉，说明了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反修防修斗争的正义性。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行动。让历史告诉未来！

　　（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完，第一卷《文革溯源》全卷完。）

　　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文献索引

　　第四节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42]，第53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43]，第847页至879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447]，第90页至92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02]，第183页至184页；[203]，第188页至189页；[452]，第 391页；[453]，第392页；[459]，第397页至398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7]，第257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

　　[2]，第396页；[8]，第374页至375页；[12]，第316页至317 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年九月第一版。

　　[66]，第569页至570页；[68]，第571页至573页；[82]，第571页至573页；[98]，第574页至575页；[100]，第589页至590页；[102]，第599页至601页；[104]，第603页；[105]，第602页至604页；[133]，[139]，第574页至575页；[293]，第589页至590页；[310]，[315]，第625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

　　[340]，第5页至6页；[346]，第9页；[378]，第108页；[382]，第112页至113页；[390]，第124页至125页；[403]，第196页； [405]，[406]，第130页；[409]，第131页；[410]，第144页至145 页；[411]，第148页至149页；[412]，第108页至109页；[413]，第109页；[415[，第165页至166页；[418]，第110页；[419]，第168页至170页；[421]，第171页至174页；[423]，第174页至175页；[424]，第110页；[427]，第179页；[428]，第186页至310页；[429]，第317页至319页；[430]，第130页；[445]，第113页；[449]，第123页。

　　9、《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9]，第253页至254页；[57]，第288页至289页，293页；[65]，第289页至290页；[69]，第290页至291页；[97]，第292页；[103]，第295页；[106]，第295页至296页；[115]，第294页；[117]，第294页至295页；[123]，第296页至297页；[128]，第297页；[136]，第298页至299页；[137]，第297页；[138]，第297页至298页；[287]，第300页；[347]，[350]，[389]，第302页至303页；[442]，第301页至302页；[451]，第380页；[457]，第302页至303页；[462]，第301页至305页。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88]，第1676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343页；[14]，[17]，第381页至382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08]，第305页；[114]，第308页；[116]，第309页至310页；[118]，第310页；[126]，第319页至320页；[270]，第46页至47页；[336]，第334页；[337]，第335页；[339]，[341]，第336页；[351]，[353]，第339页；[357]，第348页；[399]，第375页；[400]，第377页；[401]，[402]，第378页；[440]，[460]，第46页至47页。

　　13、《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上）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一版。

　　[39]，第402页；[73]，第414页。

　　14、《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徐中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30]，第102页；[72]，第83页至86页；[78]，第87页至88页；[83]，[85]，第92页至93页；[87]，第88页；[90]，[91]，第86页；[93]，第96页；[96]，第96页，100页。

　　15、《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2]，第243页至244页；[74]，第232页至233页；[75]，第236页至237页；[76]，第243页至244页；[77]，第234页；[79]，第237页至238页；[80]，第235页至236页；[81]，第237页；[84]，[86]，第238页；[89]，第239页至241页；[92]，第242页；[94]，第244页。

　　1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1]，第13页。

　　17、《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下），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一月第一版。

　　[5]，第505页；[13]，第516页；[15]，第507页至520页。

　　18、《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59]，第286页；[124]，第287页至288页；[348]，第288页； [358]，第288页至289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 1949—1956），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九月第一版。

　　[3]，第266页；[28]，第267页；[111]，第269页；[127]，第269页至270页。

　　20、《周恩来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9]，第142页；[26]，第158页。

　　21、《史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杜学霞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6]，第39页。

　　22、《武训历史调查记》载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16]。

　　23、杨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课—关于批判〈武训传〉事件的研究与思考》，发表于《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01期。

　　[4]；[7]；[10]。

　　24、吴迪：《有罪推定：〈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载于《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

　　[18]；[19]；[20]；[21]；[22]；[23]；[24]；[25]。

　　25、《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李希凡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二○一三年一月第一版。

　　[31]，第176页；[33]，第176页，190页，191页；[34]，第174页；[35]，第176页；[37]，第190页至191页；[38]，第20页至60页，444页；[40]，第153页至154页；[41]，第170页至172页；[42]，第172页至174页；[43]，第175页至177页，445页；[44]，第178页至179页；[45]，第181页；[46]，第176页；[47]，第446页；[48]，第181页至182页；[49]，第451页；[50]，第193页至194页；[51]，第195页至196页，第446页至447页；[52]，第193页，457页至458页；[53]，第467页；[54]，[55]，第447页；[56]，第193页至194页；[58]，第182页至183页，445页；[62]，第187页，192页，204页，201页至202页；[63]，第183页至184页，445页；[64]，第143页至144页；[67]，第453页至454页；[70]，第183页至184页，445页；[71]，第192页至193页；[95]，第451页；[99]，第447页；[101]，第453页至454页；[109]，第185页；[110]，第185页，466页；[112]，第186页；[113]，第186页至187页，189页至190页；[119]，第192页至193页；[121]，[122]，第193页，197页；[125]，第197页；[129]，第187页，200页；[130]，第189页；[131]，第197页；[132]，第189页，196页；[134]，196页；[135]，第200页至201页；[140]，第454页；[141]，第455页；[274]，第198页至199页。

　　26、《红楼梦评论集》李希凡、蓝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36]，第18页至19页；[61]，第19页。

　　27、《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李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三年一月第一版。

　　[60]，第143页至144页；[107]，第144页至145页；[120]，第154页；[144]，第11页至14页；[145]，第51页至52页；[146]，第157页；[149]，第49页；[150]，第48页至50页；[151]，第48页至53页；[152]，第56页；[155]，第54页，90页；[179]，第10页至11页；[180]，第17页至19页，9页；[182]，第19页至20页；[185]，第35页至36页；[186]，第67页至68页；[187]，第69页至70页；[188]，第70页至72页；[189]，第54页至55页；[191]，第38页至43页；[192]，[193]，第62页至65页；[194]，第65页至67页；[195]，第58页至59页；[196]，第159页；[197]，第43页至44页；[198]，第58页至59页；[199]，第45页；[201]，第78页至81页；[204]，第83页至84页；[205]，第82页至83页；[206]，第98页；[209]，第99页至100页；[210]，第91页至92页；[211]，第92页至93页；[212]，第93页；[213]，第93页至94页；[214]，第87页；[215]，第84页；[218]，第88页至89页；[219]，第95页至96页；[223]，第100页至101页；[224]，第102页；[225]，第102页至103页；[226]，第103页；[228]，第103页至104页；[230]，第104页；[231]，[232]，第109页；[233]，第109页至110页；[244]，第127页至128页；[247]，第97页至98页；[248]，第94页至95页，104页；[253]，第105页；[255]，第111页；[256]，第110页至111页；[257]，第112页，114页；[258]，第48页；[259]，第112页，114页；[261]，第112页至113页；[262]，第113页至114页；[264]，第114页；[267]，第114页至115页；[271]，[272]，第122页至124页；[273]，第122页，124页至126页；[276]，第118页；[277]，第121页至122页；[278]，第129页；[279]，第130页至131页；[281]，第132页；[282]，[283]，第131页；[284]，[285]，第132页；[286]，第133页至134页；[288]，第137页至138页；[290]，第139页；[298]，第149页；[301]，第150页至151页；[302]，第58页至59页；[303]，第151页至153页；[311]，第58页至59页；[312]，第158页至159页；[313]，第159页至160页；[314]，第161页至162页；[317]，第159页至160页；[319]，[320]，第163页至164页；[321]，第165页；[324]，第167页至168页；[325]，第169页；[326]，[327]，第170页；[328]，第171页；[334]，第179页至180页；[354]，第101页；[355]，第178页至179页；[364]，第180页至181页；[365]，第181页；[388]，第101页；[391]，第190页至191页；[393]，第223页至224页；[395]，第190页至191页；[408]，第228页至230页；[426]，第194页至195页；[434]，第401页；[437]，第101页；[463]，第401页；[464]，第439页至440页；[466]，第3页；[479]，第401页至410页。

　　28、《枝蔓丛丛的回忆》主编季羡林，执行主编牛汉邓九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二○○一年一月第一版。

　　[147]，第463页；[148]，第464页；[154]，[156]，第465页；[157]，第464页至465页；[158]，第465页至466页；[159]，第466页至467页；[160]，第467页；[161]，第468页至469页；[162]，第468页；[163]，第469页至470页；[164]，第471页；[165]，第470页；[166]，第471页至472页；[167]，[168]，第472页；[169]，第181页；[170]，第199页；[171]，第29页至30页；[172]，第199页；[175]，第472页至473页；[177]，第472页；[178]，第472页至473页；[181]，第543页至544页；[183]，第473页至475页；[184]，第475页；[200]，第206页；[207]，[208]，[220]，第476页至477页；[222]，[227]，第478页；[237]，第211页；[239]，第237页；[241]，第209页；[243]，[245]，[246]，第476页；[249]，第478页至480页；[250]，第480页至481页；[251]，第481页；[252]，第481页至482页； [260]，第217页；[263]，第482页至483页；[265]，第483页至484页；[266]，第487页；[268]，第484页至487页；[269]，第486页至487页；[271]，第481页；[275]，第218页；[280]，第219页；[289]，第483页；[291]，第487页；[295]，[297]，第488页至489页；[300]，第490页；[306]，第535页至536页；[307]，第529页；[308]，第491页至492页；[309]，第537页至538页；[316]，第492页至495页；[318]，第545页至546页；[322]，第184页至185页；[323]，第222页；[335]，第545页；[338]，第495页；[342]，第495页至496页；[343]，第532页至533页；[344]，第534页；[345]，第533页至534页；[349]，第497页至498页；[352]，[356]，第498页；[359]，第514页至515页；[360]，第499页；[361]，第530页；[362]，第530页至531页；[363]，第531页；[368]，第561页至563页；[369]，第500页至501页；

　　[371]，第501页，518页；[372]，第516页至517页；[373]，第515页；[375]，第516页；[376]，第517页；[377]，第501页，518页；[379]，[380]，第519页；[381]，第503页；[383]，第237页，563页；[384]，第503页至504页；[385]，第519 页至520页；[386]，第512页，520页至522页；[392]，第513 页，524页至525页；[394]，第522页至523页，525页；[396]，第504页；[397]，第524页；[398]，第186页至187页，226 页；[404]，第504页；[414]，[416]，第505页；[425]，第525页；[431]，第591页至595页；[432]，第538页；[433]，第532页，534页；[436]，第500页；[438]，第542页至543页，544页至545页，546页；[441]，第537页至538页；[443]，[444]，第532页至534页；[454]，第540页至541页；[455]，第549页；[456]，第549页至550页；[458]，第235页；[461]，第537页至538页；[465]，第558页，509页；[467]，第506页至507页；[468]，第200页至201页；[469]，第546页至547页；[470]，第238页；[471]，第201页，234页至236页；[472]，237页；[473]，第525页至526页；[474]，第526页；[475]，[476]，第510页；[478]，第509页；[480]，第574页至575页。

　　29、《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陈半湾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153]，[190]，第13页；[221]，第13页至17页；[234]，第20 页，143页；[235]，第24页至25页；[236]，第171页到172 页；[240]，[242]，第153页至156页；[254]，第4页；[366]，第 1页至2页；[367]，第2页，5页至7页；[370]，第161页；[387]，第9页；[439]，第19页至23页；[477]，第32页，15页至17页。

　　30、《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173]，[174]，第11页；[176]，第16页；[216]，第110页至111页；[217]，第52页；[229]，第74页；[238]，第8页至9页；[292]，第77页至78页；[294]，第78页至79页；[296]，第79页；[299]，第80页；[304]，第80页至81页；[305]，第81页至82页；[329]，第85页；[330]，[331]，第86页；[332]，第86页至87页；[333]，

　　第102页至103页；[374]，第23页；[407]，第47页至87页；[417]，第88页至125页；[420]，第67页至68页；[422]，第81页至82页。

　　3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446]，第39页，41页至42页；[448]，第130页至137页；[450]，第246页至247页。

　　32、《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435]，第181页。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第二版。

　　[3]，第5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第322页；[7]，第346页至347页；[44]，第461页；[50]，第463页。

　　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4]，第350页。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5]，第200页至201页；[6]，第261页；[11]，第192页至193 页；[12]，第229页至230页；[13]，第279页至281页；[14]，第196页至197页；[15]，第231页至232页；[16]，第232页至233页；[17]，第233页至234页；[18]，第233页；[19]，第230页至231页；[35]，第224页至225页，250页至252页， 268页至269页， 269页至270页，273页；[36]，第225页至 226页，270页至272页，253页；[40]，第273页；[45]，第214 页至215页，[48]，第230页至231页；[49]，第282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658页至659页；[8]，第486页至487页；[9]，第487 页，490页至491页；[10]，第491页至492页；[20]，第489 页至490 页；[21]，第487页；[22]，第492页至493页；[23]，第617页至 618页；[24]，第654页至655页；[25]，第659页； [26]，第663页至664页；[28]，第664页至665页；[29]，第 665页；[30]，第666页至667页；[31]，第667页至668页； [32]，第668页；[37]，第663页至666页，670页至672页； [38]，第666页，657页；[39]，第710页；[42]，第670页；[43]，第686页至696页，703页至 704页；[47]，第720页至722页。

　　6、《周恩来传》第三卷，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34]，第1200页至1201页，1212页。

　　7、《周恩来传》第四卷，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41]，第1627页至1631页。

　　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46]，886页至887页。

　　9、《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27]，第49页；[33]，第52页至53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

　　[10]，第344页至345页；[17]，第236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28]，第69页；[31]，第342页，343页，366页，367页，386页， 391页；[33]，第379页至380页；[34]，第451页；[37]，第431 页至432页；[38]，第451页至452页；[40]，第522页至523页； [42]，第546页至547页；[43]，第390页；[44]，第418页，422 页，462页至463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772页至773页；[2]，第764页至775页；[9]，第767页， 769页至771页，774页至775页；[11]，第769页；[12]，第789 页；[13]，第785页至789页；[14]，第789页至796页；[15]，第 797页802页；[16]，第816页至817页；[18]，第817页至819 页；[19]，第819页至821页；[20]，第766页至840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1]，第885页至952页；[24]，第957页至1009页；[30]，第 939页至940页，910页，1254页；[35]，第1254页；[36]，第 971页至975页；[39]，第1000页，1006页至1007页；[41]，第1002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277页；[7]，第277页至278页；[8]，第324页至325 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3]，第111页。

　　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3]，第370页至371页；[4]，第368页至369页；[5]，第379 页至381页。

　　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25]，第505页至506页；[29]，第496页至497页，493页；

　　9、《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22]，第257页。

　　10、《胡绳文集（1979—1994）》，第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26]，[32]，第64页。

　　1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

　　[27]，第380页。

　　（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通过调查研究，领导全党在纠“左”反右中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这个时期发生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党内乃至领导层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3]，第75页至76页；[8]，第134页至135页，135页至136页； [17]，第138页至140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

　　[2]，第510页至511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4]，第63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21]，第213页至214页；[22]，第214页至215页；[23]，[24]，第215页；[25]，第215页至216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9]，第16页；[47]，第16页至17页；[50]，第18页；[51]，第 22页；[53]，第24页；[54]，第42页；[56]，第32页至33页；[84]，第17页；[85]，第18页至26页；[89]，第27页至37页；[100]，第64页至65页；[109]，第62页；[131]，第193页。

　　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学习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二○○○年版。

　　[6]，第81页至84页；[9]，第139页至140页；[10]，第182页； [11]，第177页；[12]，第241页；[13]，第226页；[14]，第193 页；[15]，第192页；[16]，第180页；[18]，第1至2页；[19]，第1至3页（说明）。

　　7、《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第894页至895页；[5]，第1036页至1040页；[7]，第1042 页；[26]，第1048页至1050页；[27]，第1106页至1183页；[28]，第1184页；[29]，第1184页至1185页；[31]，第1184页；[32]，第1187页至1189页；[33]，[35]，第1090页至1091页；[36]，第 1191页；[42]，第1192页；[44]，第1193页；[45]，第1193页至 1195页；[46]，第1199页；[48]，第1184页至1185页；[49]，第 1187页至1189页；[52]，第1199页；[65]，第1196页至1197页； [68]，第1197页至1200页；[76]，第1204页；[77]，第1184页至 1185页；[80]，第1193页；[81]，第1196页至1197页；[82]，第 1197页；[92]，第1170页；[93]，第1185页至1186页；[94]，第 1187页；[108]，第1197页；[114]，第1025页至1026页，1070 页，1072页；[130]，第1207页至1260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7]，第68页至69页；[41]，第72页；[43]，第72页至73页；[69]，第80页至81页；[70]，第84页；[73]，第475页；[75]，第82页至83页；[78]，第47页至48页；[79]，第72页；[83]，第80页至81页，83页。

　　9、《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34]，第349页；[57]，第355页；[110]，第419页；[111]，第 445页；[112]，第419页至420页；[113]，第423页至424页； [115]，第420页；[116]，第421页；[117]，第422页至423页； [118]，第426页。

　　10、《周恩来传》（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59]，第1617页至1618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8]，第455页；[60]，第455页至45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

　　[61]，第31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

　　[102]，第148页至149页。

　　14、《陈云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陈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五年六月第一版。

　　[120]，第1292页；[125]，第1322页。

　　15、《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07]，第493页。

　　16、《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90]，第357页至358页；[124]，第366页；[126]，第436至 437页；[129]，第440页。

　　17、《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四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

　　[20]，第145页。

　　18、《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101]，第161页至162页。

　　19、《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十月第一版。

　　[128]，[132]，第151页。

　　20、《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30]，第23页；[38]，第54页至55页；[40]，第56页；[55]，第191页；[62]，第81页；[63]，第343页；[64]，第264页至 265页；[66]，第268页；[67]，第277页至278页；[71]，第 266页，268页至270页；[72]，第273页，278页至279页；[74]，第200页，209页，215页至216页；[86]，[87]，第191页；[88]，第196页至197页；[91]，第83页至84页；[95]，第162页至 163页；[96]，第164页；[97]，第164页至165页；[98]，第 165页；[99]，第166页至167页；[103]，第342页；[104]，第 350页至351页；[105]，[106]，第168页；[119]，第254页； [121]，第255页；[122]，第319页；[123]，第40页至41页， 43页至44页；[127]，第376页。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8]，第351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6]，第39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

　　[7]，第49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18]，第409。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第305页；[2]，第299页；[3]，第301页至302页；[4]，第 299页至301页；[9]，第432页至433页；[10]，第452页至453 页；[11]，第456页；[12]，第454页至455页；[14]，第457页至 458页；[15]，第457页；[17]，第463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99]，第281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05]，第90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04]，第173页。

　　9、《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02]，第722页，815页。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3]，第1333页至1334页；[16]，第1335页；[19]，第1312 页，1320页，1344页；[21]，第1317页，1319页，1339页， 1344页，1382页；[23]，1313页，1370页，1382 页至1383 页；[24]，第1314页至1328页，1329页，1332页至1333 页，1352页至1357页，1368页至1383页；[25]，第1309页至 1333页，1339页至1346页，1349页至1358页；[28]，第1366 页至1375页；[29]，第1375页至1383页；[30]，第1311页； [31]，第1326页；[32]，第1329页；[33]，第1329页，1332页； [34]，第1345页；[36]，第1350页至1351页；[37]，第1351 页；[38]，第1352页；[39]，第1353页至1354页；[40]，第1377 页；[42]，第1316页，第1317页，第1318页，第1320页；[43]，第1327页；[44]，第1329页；[45]，第1342页至1344页；[46]，第1350页至1351 页；[48]，第1357页至1358页；[49]，第1375 页至1377页； [49]，第1375页至1377页；[50]，第1311页； [51]，第1312页；[52]，第1341页；[55]，第1316页；[56]，第1317页至1318 页；[57]，1319页至1320页；[58]，第1325 页至1327页；[59]，第1327页至1328页；[60]，第1342页至 1343页；[61]，第1317 页，1325页至1326页；[63]，第1339 页至1340页，第1341页，第1342页至1343页，第1377页； [64]，第1350页；[65]，第1352页；[66]，第1352页至1353 页；[67]，第1355页至1357页；[69]，第1375页至1377页； [70]，第1377页；[71]，第1380 页；[72]，第1381页至1380 页；[74]，第1316页，第1317页至1318页，第1319页至1320 页，第1327页；[76]，1369页至1370页；[77]，第1375页至 1377页；[78]，1345页；[85]，第1367页；[86]，第1372页至 1373页；[87]，第1381页；[88]，第1366页；[90]，第1368页至1369页；[91]，第1369页至1371页；[93]，第1357页；[96]，第1373页；[97]，第1373页至1374 页；[98]，第1377页至 1378页；[100]，第1381页；[101]，第1427 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396页；[20]，第328页至329页；[22]，第328页至329 页，第350页；[41]，[53]，第206页至207页；[54]，第207页至 208页；[62]，第232页至233页；[73]，第207页至208 页；[75]，第226页，232页至233页；[80]，第405页至406页；[81]，第 441页至442页；[82]，第442页至443页；[83]，第445页至446 页；[84]，第447页到448页；[89]，第449页；[94]，第454页， 456页，457页；[95]，第456 页至457页。

　　12、《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26]，第723页至724页，第722页；[79]，第724页至725 页。

　　13、《刘少奇传》（下），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35]，第953页；[47]，[68]，第960页至961页。

　　1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03]，第39页，133页。

　　15、《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一版。

　　[27]，[92]，第370页。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04]，第1031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87]，第1487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54]，第224页至225页，250页至252页，268页至269页，269 页至270页，273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451]，第548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12]，第428页；[14]，第425页；[15]，第426页；[16]，第427 页至428页；[20]，第428页；[22]，第426页至427页；[23]，第 429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第194页；[94]，第232页；[386]，第436页至437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206]，第239页至240页；[403]，[404]，第91页至92页；[405]，第81页至82页；[407]，第113页至114页；[408]，第89页； [410]，第172页至173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52]，第457页。

　　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9]，第222页至223页。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76]，第665页至666页。

　　1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第1254页至1255页；[55]，第663页至666页，670页至 672页；[96]，第1330页；[157]，第1395页至1396页；[281]，第1398页至1399页；[282]，第1400页至1401页；[296]，第 1404页，1532页；[322]，第1385页至1386页；[374]，第1182 页；[449]，第1385页至1386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50]，第521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517页至518页；[17]，第530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9]，第220页；[30]，第364页至365页；[78]，第176页至 177页；[95]，第176页至177页；[97]，第285页；[154]，第 350页；[155]，第360页至361页；[156]，第402页至403页； [158]，第380页；[159]，第498页至499页；[160]，第502页至503页；[161]，第540页至541页；[165]，第285页，301 页，365页，367页，370页，376页，377页，383页，385页， 416页，418页；[231]，第403页至404页；[317]，第359页； [320]，第388页；[336]，第374页；[343]，第389页至390页； [378]，第388页；[380]，第359页；[412]，第372页；[423]，第390页至391页；[426]，第303页至304页；[428]，第311 页至312页；[430]，第356页至357页；[432]，第364页至365 页；[434]，第453页；[437]，第590页至591页。

　　15、《毛泽东之魂》（修订本），陈晋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238页至239页；[6]，第240页；[7]，第239页至240 页；[8]，第227页；[9]，第241页至242页；[10]，第248页，第249页；[13]，第252页；[18]，第254页；[19]，第254页至255页； [21]，第255页至256页；[24]，第256页至257页。

　　16、《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 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298]，第253页至254页。

　　17、《忆毛泽东——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二月第一版。

　　[424]，第149页；[425]，第155页至159页；[427]，第143页到144页；[429]，第144页；[431]，第146页；[433]，第146 页；[435]，第149页；[436]，第151页至152页。

　　18、《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34]，第18页19页；[90]，第29页，37页；[132]，第40页； [153]，第19页至21页；[184]，第30页；[186]，第18页19 页；[187]，第19页21页；[188]，第37页至38页；[207]，第 75页。

　　19、《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56]，第605页至607页；[57]，第607页至608页；[398]，第 726页；[420]，第727页。

　　20、《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

　　[66]，第390页。

　　2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360]，第47页；[362]，第39页，47页，133页至135页，第237页至239页，243页至247页。

　　2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769页至770页；[2]，[41]，第770页；[63]，第701 页；[65]，第706页至707页；[67]，第706页至707页；[71]，第 706页至707页；[72]，第706页至707页；[74]，第707页； [77]，第886页至887页；[319]，810页至811页；[381]，810 页至811页；[385]，第859页；[421]，第861页；[438]，第863 页；[439]，第864页至865页。

　　23、《周恩来传》（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53]，第1200页至1201页，1212页。

　　24、《周恩来传》（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58]，第1625页至1626页；[59]，第1626页至1627页；[62]，第1627页至1628页；[64]，第1629页至1630页；[73]，第1630 页；[75]，第1631页；[177]，第1780页至1781页；[179]，第 1781页至1782页；[181]，第1783页至1784页。

　　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力平马芷荪，副主编熊华源安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61]，第461页至462页；[166]，第537页，第540页，第542 页，第548页，575页，第625页，第632页，第703页，第 704页，第744页；[167]，第548页；[168]，第545页；[169]，第588页至589页；[170]，第650页；[174]，第582页；[176]，第745页；[178]，第668页；[180]，第671页至672页；[182]，第678页至679页；[183]，第677页700页至701页，756页。

　　26、《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刘崇文、陈绍畴，副主编马济彬、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395]，第588页。

　　2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杨胜群、闫建琪，副主编蒋永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396]，第1786页至1787页。

　　28、《彭真年谱（1960—1978）》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八月第一版。

　　[387]，第314页；[392]，第311页至312页；[413]，第342页； [415]，第343页；[416]，第347页；[417]，第349页至350页； [419]，第357页；[441]，第401页。

　　29、《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38]，第1157页；[40]，第1158页；[102]，第1169页；[113]，第1168页；[125]，第1169页至1170页； [135]，第1170页至 1171页，1222页至1223页；[136]，第1222页至1223页；[388]，第1160页至1161页；[390]，第1161页；[391]，第1162页； [393]，第1162页；[394]，第1162页至1163页；[397]，第1163 页；[400]，第1163页至1164页；[401]，第1164页至1165页； [406]，第1166页；[411]，第1171页；[414]，第1171页至1172 页；[418]，第1174页；[440]，第1175页；[442]，第1174页至1175页；[443]，第1175页至1176页；[444]，第1176页至 1177页；[445]，第1177页；[446]，第1178页；[447]，第1178 页至1180页；[448]，第1181页。

　　30、《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35]，第3页；[37]，第1页，9页至10页；[79]，第4页；[80]，第6页；[84]，第5页至6页；[86]，第4页；[87]，第6页；[92]，第1页，第10页至11页；[99]，第10页；[108]，第10页； [109]，[111]，第21页至22页；[112]，第22页；[114]，第10 页至11页；[126]，第11页；[128]，第13页；[130]，第12页。

　　31、《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 ○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25]，第393页至394页；[26]，第394页；[28]，第395 页至 397页；[31]，第406页；[39]，第401页；[42]，第391页，397 页至400页；[43]，第406页至407页；[45]，第407页至408 页；[46]，第400页；[48]，第400页至401页；[50]，第402 页；[52]，第403页至405页；[91]，第371页；[98]，第357页； [100]，第374页至375页；[101]，第371页；[103]，第373页； [106]，第373页；[107]，第356页；[110] ，第374页至375页； [115]，第374页；[117]，第377页；[119]，第376页；[120]，第 377页；[121]，第377页；[122]，第378页；[123]，第373页至 374页；[124]，第372页；[127]，第372页；[137]，第354页；[139]，第361页；[140]，第362页；[141]，第365页至366页；[142]，第366页；[143]，第361页；[144]，第361页至363页；[146]，第363页至364页；[148]，第364页；[149]，第364页；[151]，第367页；[171]，第376页至377页；[197]，第379页；[199]，第376页；[214]，第458页；[216]，第456页至460页；[218]，第458页；[219]，第460页至461页；[220]，第461页；[224]，第461页至462页，第465页；[226]，第462页；[230]，第469 页；[232]，第469页至470页；[233]，第470页；[239]，第471 页；[241]，第470页至471页；[242]，[243]，第472页；[244]，第471页至472页；[246]，第466页，469页；[247]，第463页， 472页；[249]，第458页至459页；[251]，第467页；[254]，第 472页；[261]，第474页至475页；[262]，第475页；[264]，第 475页；[266]，第475页至476页；[274]，第476页，第480页至 481页；[275]，第476页至477页，第481页；[277]，第478页； [279]，第479页；[290]，第454页至455页；[299]，第490页至 491页；[307]，第417页；[308]，第420页；[309]，第416页至 417页，420页；[311]，第417页；[312]，第417页至418页，440 页，420页，419页；[314]，第418页至419页；[315]，第417页； [316]，第419页；[318]，第419页至420页；[323]，第420页，第437页至439页；[324]，第439页；[325]，第438页，439页，第420页；[326]，第439页至440页，441页；[327]，第442页； [328]，第421页；[330]，第424页；[331]，第421页；[332]，第 422页至423页；[333]，第421页；[334]，第421页；[335]，第 425页；[338]，第424页；[340]，第424页；[341]，第427页；[344]，第426页；[347]，第425页至426页；[348]，第427页；[349]，第428页；[350]，第424页；[353]，第428页；[355]，第421页至422页；[372]，第433页；[382]，第423页至424页；[383]，第424页；[399]，第354页。

　　32、《戚本禹回忆录》（上），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209]，第303页至304页；[210]，第289页至290页；[211]，第 290页至291页；[212]，第303页至324页；[213]，第291页至 292页； [217]，第293页；[221]，第291页，293页至294页；[222]，第294页至295页；[223]，第295页至296页；[225]，第296页至297页； [227]，第299页；[228]，第297页；[229]，第299页； [234]，第298页至301页；[236]，第299页；[245]，第299页至 300页；[250]，第297页；[253]，第300页。

　　33、《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05]，第345页；[129]，第346页至347页；[163]，第346 页；[195]，第346页至347页；[172]，第345页；[191]，第346 页；[192]，第345页至346页。

　　34、《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杨银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第一版。

　　[190]，第211页至212页，第205页至211页。

　　35、《人间有戏》汪曾祺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四月第一版。

　　[189]，第56页，198页；[193]，第53页，198页，56页。

　　36、《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32]，第120页至121页；[33]，第121页。

　　37、《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51]，第28页，62页；[60]，第295页至296页；[68]，第297 页至298页；[69]，第296 页；[70]，第297页；[295]，第48 页；[321]，第219页；[342]，第219页。

　　38、《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二○○○年一月第一版。

　　[36]，第258页；[83]，[85]，[88]，第258页至259页；[208]，第258页；[389]，第259页；[402]，第260页；[422]，第261 页。

　　39、《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

　　[82]，第326页。

　　40、《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戴嘉枋著，知识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版。

　　[116]，第42页；[118]，第46页至48页；[131]，第53页， 56 页至57页；[133]，第58页；[138]，第15页；[145]，第 18页；[147]，第 17页至18页；[152]，第16页至17页；[162]，第56页，64页；[164]，第70页至71页；[173]，第94页； [175]，第94页至95页，96页至98页；[194]，第68页至69页； [196]，第177页至179页，第36页至38页；[198]，第1页至2 页；[200]，第65页；[201]，第65页；[202]，第65页至66页； [203]，第71页至84页；[205]，第50页。

　　41、《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六期）

　　[346]，第7页，11页。

　　42、《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三期）。

　　[278]，第14页至22页。

　　43、《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

　　[259]，第29页；[284]，第19页至30页。

　　44、《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

　　[93]，第25页至26页；[104]，第26页；[134]，第27页；[150]，第27页；[185]，第25页至26页；[409]，第25页至27页。

　　45、《论1960年代前期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彭厚文。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与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2011年第一期（总第219期），第47页至55 页。

　　[27]，第48页；[44]，第52页；[47]，第50页至52页；[49]，第 52页；[81]，第52页。

　　46、《史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杜学霞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215]，第238页；[235]，第238页至239页；[237]，第238页至 239页；[238]，第239页；[240]，第242页，239页；[248]，第 445页至 447页。

　　47、《翦伯赞传》张传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三月第一版。

　　[256]，第273页至274页；[258]，第275页至276页；[260]，第 276页至279页；[263]，第540页，473页；[265]，第473页至474 页；[267]，第451页至455页；[268]，第465页至466页；[269]，第467页至469页，第470页；[270]，第472页；[271]，第471 页；[272]，第471页至472页；[273]，第470页至471页；[276]，第474页至477页；[280]，第478页至479页；[283]，第488页； [285]，第487页至488页；[286]，第494页；[288]，第534页， 538页，101页至110页，467页至473页，276页至278页；[291]，第465页；[292]，第461页至463页；[293]，第478页至479页； [294]，第491页；[297]，第498页至501页，504页；[300]，第 505页至506页。

　　48、《杨献珍传》（《杨献珍传》编写小组编写）龚士其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七月第一版。

　　[303]，第314页至315页；[304]，第315页；[305]，第25页；[306]，第315页至316页；[337]，第326页；[345]，第326页；[351]，第 329页；[352]，第326页，322页至324页，325页；[354]，第 330页至333页，329页，336页；[356]，第212页；[358]，第219 页至221页；[361]，第221页；[363]，第238页至242页；[364]，第243页至244页；[367]，第244页至246页；[369]，第303页； [371]，第254页至274页；[373]，第305页至309页；[377]，第 321页；[379]，第320页。

　　49、《史学理念》（求是丛书），翦伯赞著，王学典编，重庆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十月第一版。

　　[255]，第104页至125页；[257]，第248页；[289]，第241页至253页，126页至136页。

　　50、《合二而一》（求是丛书），杨献珍著，孙春山编，重庆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十月第一版。

　　[301]，第16页；[302]，第9页至11页，16页；[357]，第215 页，220页，223页至226页，235页至237页；[359]，第223 页；[365]，第111页；[366]，第104页至105页；[368]，第100 页至102页；[370]，第10页，54页至55页；[375]，第9页至 12页，33页；[384]，第398页。

　　51、《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第一辑），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九六四年九月第一版。

　　[310]，第99页，100页，101页，104页，106页；[313]，第 107页至108页，109页，第110页至111页，111页至112页，第113页至 114页；[329]，第115页至147页；[339]，第175 页；[376]，第108页。

　　（七）斗争反映出什么？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2]，第548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1]，第390页至392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第1366页至1371页，1373页至1374页，1390页，1394页至1396页，1398页；[4]，第1383页，1373页。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一版。

　　[11]，1184页至1185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5]，第321页至322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第1307页；[19]，第1392页1393页；[20]，第1393页至1396 页，1398页；[21]，第1366页至1367页；[22]，第1418页，1420 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242页；[15]，第304页；[16]，第301至302页。

　　5、《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8]，第862页至863页。

　　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8]，第87页。

　　7、《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78页。

　　8、《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下）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1]，第1页至940页；[6]，第135页137页；[9]，第136页；[23]，第852页。

　　9、《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三月第一版。

　　[7]，第342页至345页，350页至352页；[10]，第257页至270 页；[12]，第396页至411页；[13]，第419页至424页；[14]，第 404页至411页。

　　10、《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7]，第724页至725页。

　　第六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透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1、《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版。

　　[7]，第212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第665页；[8]，第663页至664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2]，第54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6]，第73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3]，第173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0]，第1469页；[14]，第1426页，1427页至1428页；[15]，第1427页至1428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519页至521页。

　　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4]，第887页；[5]，第796页。

　　9、《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十月第一版。

　　[6]，第151页。

　　10、《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

　　[9]，第164页。

　　11、《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1]，第724页至725页。

　　12、《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2]，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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