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风格有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在《山乡巨变》之前创作的短篇小说《盖满爹》中就已出现。风格变化的背后，是周立波在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对思想与生活关系不断思考和在创作中总结的结果。《盖满爹》看似平淡实则含蓄，既有风俗画的热闹，又体现出意味深长的美学风格，这背后是周立波意图将政治融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美学追求。
关键词：《盖满爹》；思想；生活；高光时刻
《盖满爹》创作于1955年，是周立波回乡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它在周立波的创作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周立波在构思、创作长篇小说前，往往会先写一些短篇小说来热身，而短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故事乃至小说的风格，都会在长篇小说中获得集中呈现。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周立波创作上独特风格的开始，许多在《山乡巨变》和之后短篇小说中成熟的特征，都可以在这个小说中看出雏形。茅盾说《山乡巨变》是周立波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1。《山乡巨变》及此前后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周立波对民族形式的追求，这些小说有着非常高的个人辨识度。当然，论述不能仅止于“个人风格”，还要探查看似个人审美爱好选择背后的文学与时代诉求，即作家如何根据自身经验并结合这些诉求形成自己的风格。本文试图通过《盖满爹》的文本细读来讨论这些问题。
01
从“思想、生活”到“生活、思想”
现代短篇小说之所以为现代，其中一个关键之处是对于时间的思考。1918年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将短篇小说定义为“横截面的描写法”，“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2；茅盾在1957年也强调“短篇小说取材于生活的片段，而这一片段不但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并且使读者由此一片段联想到其他的生活问题，引起了反复的深思”3；魏金枝也提出“大纽结”“小纽结”4的观点。这些界定都强调一种非常现代的时间观与价值观的关联，即并非所有的时间和事实都是等价的，故现代短篇小说只能在时间中截取最精彩、最有价值的片段来使读者“充分满意”或引起“反复的深思”，或是从看似不那么重要的“小纽结”中呈现“大纽结”。这种以现代时间观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对短篇小说的认识，在短篇小说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渐成为一种压倒性的认识。
但《盖满爹》显然不是这样的小说，小说开篇：
黎盖平是中共楠木乡的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在这带地方，兄弟当中末尾的一个，通称老满。黎盖平兄弟三人，他是老三。小时候，长辈叫他满伢子。如今他有五十五岁了，又担任了令人敬重的职务，大家不提他本名，喊他盖满爹，间或更亲昵一点，叫他满爹。5
接下来叙述盖满爹的事迹，平铺直叙，没有逆转、高潮的情节，只是一些不起眼但是有意思的故事细节，像中国传统“志人”的笔记小说。小说由一系列以时间为序的故事组成，先讲解放前做木匠，接着讲吃饭前处理三件事：杀猪、砍树和离婚，然后写办事热心，处理学校和菜农的矛盾，再是统销工作，发展农业社，其中间杂处理父子矛盾、张家翁妈退社问题，最后是修电线、生病和少先队员探访。故事和故事之间，情节进展似乎看不到特别的指向性安排，多一件或少一件并不影响小说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小说的时间似乎是停滞的。这在小说中表现为对某些场景的钟爱，比如在享堂里和村民们一起谈事讲古，即便是严肃的统销工作会，也会旁逸斜出，写得热闹纷呈：
“吵得好热闹！我们来看看，”讲到这里，他（指盖满爹—引者注）对联组长笑笑，又从容地说，“哪一个喉咙大，我们叫哪一个多销一点米，吵得这样费力气，不多吃点还要得？”
有人笑了，课堂里随即安静了一些。坐在灯光照不到的后边角落里的一个人说道：
“盖满爹，不要怪我们，我们也不怨政府，是天老爷太不开恩了。”
“是呀，”另外一个答白，“谷米天作价。洞庭湖淹了百年没有的大水，圩子倒光了。我们这里的晚季又统统不好。冬粳子扬花，要麻风细雨，那几天偏偏起大风，又不落雨。冬粳子只收一把草。”
“荞麦也不好，七十天的荞麦，六十天的雨，”第三个农民这样地说，“今年交了秋，接连四十多个响晴天，田里干得开坼了。”
“你不敬天，天肯维护你？”说这话的是后边一个穿长袍的老头子。他在课堂里的地板上磕磕旱烟袋，接着又说，“上回，我跟满爹讲，我们缴伙打场雷祖醮好吧？他说：‘有么子雷祖呵，不要再信那些了。’不信，就没得了？记得鬼子来的头一年伏天，天下和天翻的雨，又打雷，又扯闪，雷公把栗树坪的两棵松树劈开了，还烧死一个躲雨的过路的客子，用朱笔在他背上写了两行字：‘不信神明，天火烧身。’”（第10页）
每当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如鱼得水的放松姿态，似乎这是他写作最惬意的时刻。往往是这些场景，使我们觉得时间是静止的和美好的，这和现代短篇小说那种特意截取的横断面，那种紧张的时间关系形成特别的对照。《盖满爹》中按时间排列的事件，如统购统销、发展合作社和治理洞庭湖等，在现实中当然有逻辑联系，且共同指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想象。但《盖满爹》中不太通过具体的描述来呈现这种指向未来的时间关系，更多的是以一种自然的时间关系来处理，比如：
统购统销一完结，区里号召整顿互助组，发展农业社。（第11页）
乡上的工作是接二连三的。合作运动才摸了一下，治理洞庭湖的民工的动员工作又下来了，留在乡里的男女劳动力还要修塘坝。（第14页）
这里的事件排序都是自然时间，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区里”下达的，它们的意义未必都能让具体的乡干部和农民认识清楚，那么，这些事件所呈现的时间关系更多的就不是有意义价值的指向未来的时间关系，而是一种自然的时间关系。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让《盖满爹》中的时间呈现出指向未来的属性。比如盖满爹生病了，少先队员们带着糕点和野花来看他，“盖满爹攀开帐子，点头回答了孩子们的举手礼以后，兴奋地用手摸摸靠近他的一个小家伙的头和手，心里想道：‘我们就是为了你们呵。’”（第17页）这是通过一种代际的传承来表现时间。又比如结尾部分谈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谈到拖拉机和抽水机，谈到“明亮、暖和、丰饶和热闹的将来的光景”，盖满爹笑着问：“辅导员，你说我看得到手吗？”（第17—18页）这里的时间分明也是指向了未来。因此，在谈论《盖满爹》的时间时，我们发现一种很奇怪的混合：乡村场景静止性的日常生活和明确指向未来的时间的混合。
那么，如何来理解这样的混合呢？这需要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周立波创作的变化谈起。事实上，作为深受《讲话》影响的作家，周立波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某种程度上，他一直纠缠在思想与生活的复杂关系的正确理解上。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写的《思想、生活和形式》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他依据自己经验对《讲话》的回应。在思想与生活的关系上，尽管他在提到改造思想的同时也提到改造生活，并认为二者是“不可分开”的，但仍是将“思想的改造，立场的确定”看成是“最要紧的事”，他不同意“到生活中去，不但解决了艺术问题，也解决了思想问题”，“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我看到好些写文章的同志，到生活里去了，不但去了，而且现在也还在那里，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是一样的糊涂，立场还是一样不明确，写不出东西”。6周立波之所以这么说，其实并不是批评别人，而是在反省自己。在《讲话》之前，他也在延安乡下住过一段时间，但“不接近农民，不注意环境”，所以在别人要求他写乡下的时候，他“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都不能写”。7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构思《暴风骤雨》时，周立波自觉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新文艺的方向确定了，文艺的源泉明确的给指出来了”，思想、立场的问题解决了，又有了亲身经历的土改的工作生活，应该是可以写一点东西了。原来的构思要更宏阔些，要用编年史的方法，表现二十多年来党领导人民艰辛雄伟的斗争，但这样的构想并没有实现。8尽管《暴风骤雨》获得许多赞扬，但就作品而言，特别是第一部，仍然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有些是周立波认识到的，比如“气质”不够，和对象心灵和情感融合的程度不够，材料不够，语言不够，等等，而究其根本，则是“工农兵的气质”不够，就是“要写农民的悲喜，你自己的思想情绪就得和农民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换句话说，要有农民的气质”，“而在我，这个变化和改造，是不够的”。9
《暴风骤雨》的不足，事实上反映出来的是在创作中对“思想”和“生活”关系略显简单的理解。“思想”被认为是一种立场，那么作家表现东北农村的土改，完全站在农民的立场，按照党的土改政策来写，思想应该是没有问题了；而在“生活”上，因为有几个月的农村土改工作经验，通过“唠嗑会”具体地观察、熟悉和了解农民，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既有点的深入，又有面的周全。不过，整部小说仍让人感到“读后感人的力量不强，留下的印象不深”。10这表现在反映土改的过程比较简单直接（省去了“夹生饭”的过程）。在人物塑造上，尽管肖队长和赵玉林等正面人物一般都得到评论的赞扬，但这种赞扬多站在政治立场角度，细究起来，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肖队长被刻画得过于神明，赵玉林则“似乎发展得太快”，缺少“曲折”；在情节设置上，亦有不尽合理的地方。这些问题，在座谈会上被归因于“生活问题”。11事实上，所谓的“生活问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思想、立场如何在实践中获得生命和形式的问题。在党的具体工作中，思想、立场是以政策和策略的形式出现的，而政策和策略的形成则必须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循环往复。批评《暴风骤雨》写得简单直接，其实就是指没有在作品中表现出这循环往复的过程。对于作家来说，思想、立场的确立，如果没有在生活、工作实践中反复打磨，则思想和立场的转变和确立就无从谈起；而在写作中，思想和立场如果没有被还原到生活、人物的最初形态，并以一种让人信服的方式呈现人物精神上的变化以及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则这思想和立场在作品中就仍是建立在不稳实的基础之上。
1959年，周立波将《思想、生活和形式》这篇文章收入论文集《文学浅论》时，将题目改为《生活、思想和形式》，把“思想”和“生活”的顺序对调，这是因为周立波经过生活和创作实践后对《讲话》有了更为切实的理解。从《讲话》文本上看，“引言”和“结论”首先强调的是立场和为谁服务的问题，故周立波会将思想放在生活前面。但经过《暴风骤雨》的写作实践以及之后《铁水奔流》的挫败，周立波在思想和生活关系的理解上，产生了新的认识和调整，因此才会将生活放在思想前面，把它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当然，这也符合《讲话》所提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12的论断。
02
《盖满爹》中的生活
周立波这种对《讲话》更为切实的理解，更与他1954年回到故乡益阳后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有关。这是一种“回乡”的精神状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用鲁迅的话说是“侨寓”文学，是和故乡的一种分离，因而“隐现着乡愁”13。而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如何在身体和心灵上重回故乡，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周立波的《盖满爹》。作为一个30年代从湖南乡村到上海都市去寻找别样人生的左翼青年，周立波又从上海的亭子间来到延安，通过《讲话》，通过下乡，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才有了《暴风骤雨》。但这还不够。就像让人称道的东北方言和特别突出的老孙头形象，都还能让读者看出刻意学习和描摹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些方言和人物，还不能完全地融合在作品中。但在《盖满爹》中，这种违和感就要少许多。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回乡”状态，一方面当然是故乡山水感情的纽带，另一方面故乡不再是原来的故乡，人和事都有了新的变化，而周立波自身也有了新的变化。正是在这变与不变之间，周立波和故乡重新建立了身体和心灵的连结。这也是《盖满爹》能写得那么放松的原因。在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和故乡的土地、人民之间水乳交融的状态。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盖满爹》的叙述者，我们就会发现“我”这个叙述者的安排有着特别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的短篇小说，作家经常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来串联、结构小说，引出要表现的人物。当时号召作家去农村去工厂深入生活，因此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去描摹深入生活过程中观察到的值得表现的人和事，就是一种很直接和自然的写法。茅盾曾对此有所批评，认为这种写法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是不肯用心去构思经营小说的结果。14但《盖满爹》不是如此。在《盖满爹》中，“我”仅出现三次，分别是：
有一回，我跟他一起到区上去开会，路过一座山，看见坡上两株高大的杉树，他站住脚，昂起脑壳，望着树尖说：“长得好高，笔笔直直的，做屋柱、锯板子都行。”（第4页）
记得有一天中午，我们在乡政府吃饭……在吃一顿饭的时间里，我看见盖满爹接连不断，处理了三件事情。（第5、7页）
家里闹得这样不和睦，没有影响盖满爹的威信吗？我细心体察，觉得倒没有。（第13页）
如果将这三处“我”删去，并不影响小说的叙述，那周立波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出现在文本中呢？我觉得最可能的原因是情感的作用，就是周立波太喜欢盖满爹了，不愿意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写他，因为那样作家与盖满爹之间的情感关系就显现不出来了，而只有将作家自己也摆进去，以“我”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出现在盖满爹以及乡亲们身旁，同他们一起生活、工作，这种情感关系才能体现出来。只有这样，周立波才会觉得他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客观地观察、描写他的对象，而是以朋友、亲人的身份在写“我们”的生活。
正是这种“回乡”状态使得周立波在生活和写作中都呈现出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信笔写来，到处都是生活。他可以放开笔来写盖满爹对木匠活的喜爱，写如何给儿子们起名字，又如何因为儿子不肯入社而与儿子吵架，写他对乡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在吃饭的时候接二连三地处理事情……所有这些，都是日常性的生活和工作，而周立波特意要写的这些生活，一定是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所谓熟悉，是指故乡的人以及背后的人情事理；所谓陌生，是由变化带来的惊喜，是像盖满爹这样的老木匠在熟悉中透出来的由生活变化带来的惊喜。比如写盖满爹对树木和木匠活的喜欢，这是他前半生的职业，如果抛开这些不写，那盖满爹就只会剩下一个模糊而抽象的乡书记和农会主席的政治身份；如果只写他如何喜欢木匠活，这些生活细节当然生动，却又有可能让这些生动的生活细节把乡支书的身份给淹没而喧宾夺主。故而周立波最后一定会将这散出去的生活细节归拢起来。这就是让盖满爹重操旧业。当初他是为了给公家做事把木匠工具都送出去，说以后“不修私人房屋，要盖社会主义大楼”（第4页），现在同样是给公家做事而拾起木匠活，将乡政府祠堂的门窗修葺一新。
将工作融入日常生活中，是《盖满爹》这篇小说处理日常生活与工作的特别之处。他对“乡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哪家喂了几口猪？牛有好大？谷有多少？今年捡了多少茶子？山里有多少出息？他大抵明白”（第5页），经常边吃饭边工作，而解决问题也都以一种话家常的方式来处理。富裕中农邓菊生想卖猪换点盐吃，贫农卜晓亭要砍树修屋，熟悉他们情况的盖满爹知道他们都是撒谎找借口。一个是听信谣言，一个是不善经营，生活困难。同样是撒谎，但他却能够依据具体情况做不同的处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没有批准邓菊生杀猪，而特批了卜晓亭砍两株树，这显示了一位非常接地气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同样，这样的特点也出现在小说对发展农业社的描写中。家庭矛盾是合作化小说最经常写的情节，它容易写得生动，也可以从家庭这个社会小细胞中呈现社会的变化。《创业史》就写梁生宝父子的矛盾，《三里湾》就更是如此了。无论是《创业史》还是《三里湾》，写家庭矛盾都会把矛盾聚焦于公与私的冲突上，以此凸显农村合作化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公私对立。《盖满爹》也写满爹和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却看不到这样的构思。从公私对立这个角度来构思，很容易将其转化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就像我们在《创业史》《三里湾》里看到的那样，老一代的梁三老汉、范登高和“糊涂涂”偏向于私的向度，而年轻一代的梁生宝、范灵芝和马有翼则偏向公的向度，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时代的进步。但《盖满爹》的处理是颠倒过来的，反而是年轻一辈的松森和楠森的思想跟不上趟。同时，其着眼点也不在公私矛盾上，而在于突出满爹对农民的了解：“农民都是撑了石头打浮湫，干稳当事的。”（第13页）没有给农民以看得见的收益，他们是不大容易冒险的。这也是《三里湾》中赵树理为什么要安排画家老梁画三幅画的原因。《盖满爹》中虽然写了发展农业社，但并没有将其作为突出的点来写。在事件的重要性上，写发展农业社这段甚至不如盖满爹下水田修电线。农业社的重要性和价值并没有被呈现出来，或者说盖满爹—也可以说是周立波—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展农业社的历史意义。《盖满爹》写于1955年4月，这一年在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是很关键的一年。15尽管1954年已大办初级社，但地方仍有反“冒进”的声音，毛泽东谓之“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16，到了1955年秋冬，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之后，才掀起整个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因此，《盖满爹》没有将发展农业社作为重点来写，同时他的写法也没有纠结在公私矛盾、两条路线斗争上，在现实政治的时间脉络中是可以理解的。在小说中，周立波似乎更醉心于表现父子争吵中有趣的细节，以及突出满爹性格的宽厚，将家庭中关于入不入社这个严肃的问题生活化、喜剧化了。比如这样的对话：
“你一个人作了这几丘豆腐干子田，将来好用机器吗？”盖满爹问他。
“机器还是洞庭湖里吹喇叭，哪里哪里。”松森又说。（第12页）
接着话题又从入不入社转移到是否忤逆：
“畜生，忤逆子！”盖满爹气得咬着牙齿骂。
“我是忤逆子，何解还要我供养妈妈？你把妈妈接到乡上去住吧。”楠森这样说。（第12—13页）
这场争吵的起始点是要发展农业社，可是作为乡书记和农会主席的盖满爹，自己的两个孩子都不入社，如何能够说服别人呢？所以盖满爹要去说服他们，争吵的结果却是盖满爹被气走。这一段写得极为精彩。此前无论是在日常工作还是统购统销中都表现出强大能力也极受大家尊敬的盖满爹，却因为“崽大爷难做”（第13页）在儿子这里落败了。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周立波能将此写得如此生动有趣，是因为除了“崽大爷难做”外，他更认为农民不愿意加入农业社，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他们讲究实在的特性”（第13页），故而能用戏谑的笔法写出父子矛盾。这样的认识当然比简单地将其归之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得实在和妥帖，也是周立波能将思想和某种意识形态规定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加以修正、充实，以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结果。有意思的是，表面上盖满爹的说服工作是失败了，但在舆论与效果上，盖满爹却是胜利的一方。叙述者在小说中特别点出，经过“我细心体察”，父子吵闹，并“没有影响盖满爹的威信”，反而让他在舆论上占得上风，“老人和青年统统站在他一边。青年团员都说松森和楠森落后。老年人又说他们不孝顺”（第13页）。如果只有“戏谑”，虽然生动，却显不出盖满爹的本领，而结果反转，由失败者变成胜利者，终是曲终奏雅，也算是盖满爹的一出“苦肉计”了。而且，它还意味着周立波对农村价值判断标准的“细心体察”，是贴着它们在写。年轻人秉持的是进步与落后的新的判断标准；对老年人来说，该不该加入农业社并不是判断标准，孝不孝顺，朴素的伦理和道德判断才是他们衡量事情的标准。
当然，周立波这么写父子矛盾，还有他的用意，那就是再来一个反转，写出父子情深。小说后边写松森、楠森听说父亲生病了赶忙抛弃前嫌，借轿子抬他回家，也颇有喜感。当然，这种喜剧感的产生背后，可以窥见周立波与他笔下人物之间密切的情感关系，没有融入他们的生活，没有对他们的喜欢，他是写不出这样亲切的戏谑的文字的。
03
盖满爹的两个高光时刻
不过，将工作融入日常生活中，虽然能获得日常生活的亲切感和松弛感，在文体上也能有笔记小说的随意和诙谐，但毕竟周立波还是要在这日常性的生活中见出超越日常性的意义。而高光时刻，就是能提炼、提升意义的地方，所谓平淡中见奇崛。一是统销会上，缺粮户都想多销，大家在联组会上吵吵嚷嚷，接下来又扯到雷公雷祖，一片混乱却也热闹，盖满爹一直都没有说话，这时用手指敲敲桌面，站在人堆中间说，“我们把公家粮食都吃光算了。台湾不要了，社会主义也不要搞了，好不好？”（第11页）这几句话一说，课堂里鸦雀无声。“我”问旁边的一个农民，何解都不做声，这人悄悄说，“他话来重了。台湾不要还行吗？社会主义：铁牛耕田，机器车水，哪一个不想？”（第11页）这个场景特别有力量。显示了之前那些看似特别生活化的、信笔而来的叙述原来都是为这一句话在积攒力量。一开始盖满爹解决的几个问题，都是和和气气地唠家常，和孩子争吵也落个下风，唯有这个时候突然生气才有力量，才能镇得住；而且这个生气是用一种“讲政治”的高度来呈现的。1954年开始的统购统销，是因为国家面临困难。工业要发展，城市人口增加，粮食供应紧张，都要求从农村汲取更多的粮食。这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反对。二者的矛盾，不是习惯于春种秋收的农民可以直观理解的。以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活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产生的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认知。但现在不一样了，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农村生产方式开始改变，农民生产被纳入一个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更大的结构中。因这种结构产生的矛盾，不是单从农民这个阶级、农业这个部门内部可以得到解释的。那么作为一位作家，他要怎么在作品中处理这种矛盾呢？作为作家所想象的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像盖满爹这样心里向着党，为党所培养成长而又没什么文化的干部，他怎么理解这些矛盾并向农民解释和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
统购统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干部工作粗暴。看史料会发现一些地方出现农民缺粮、饿肚子、浮肿等现象，特别是浙江地区，有农民被五花大绑抓起来，有农民因此自杀，等等，17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界，也更多注意到这时候的农村政策对农民的“剥夺”。看到这些材料，我们特别会联想到文学上的“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精神”，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被认为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等，像梁漱溟在1953年所说的“九天之上九天之下”就往往被认为有勇气、负责任。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但这么理解现实主义，显然是偏狭的。梁漱溟事件中，有个材料很有趣，梁漱溟回家后，很委屈，觉得是毛主席误会他了。这时他儿子开导他说，从1950年参加西南土改以来，他的数次发言、谈话或意见，“都好像有监督政府的神气”，“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且，“因为父亲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18事实上，这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作家/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认同问题—他们是站在“门”内，还是“门”外。这点处理清楚了，才能谈所谓的“现实主义”问题。这对理解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很重要，因为在当时的评论中，他的短篇小说往往是被称为“颂歌”的。
那么，我们看看周立波在《盖满爹》中是如何处理的。我们知道，盖满爹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基层干部，平时对乡亲们讲的都是农民能听懂的话，比如解决学校和菜农之间的矛盾，“他不照本子死念，总是在享堂里，汽灯下，指手画脚，用自己惯用的字眼，把会议的精神，作生动的讲述”（第9页）。这次开始也一样，讲到统销，他用了比喻，“旧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只有这些米，饭在这里，菜也在这里，一张牛皮摊开在这里”（第9页），不过，下到联组后，在大家吵吵嚷嚷中他突然讲了“重话”，讲了平时很少讲的“大话”。如何理解这种突兀的感觉？一种简单的分析认为，这里存在着话语裂隙，一个是国家话语，一个是农民话语，这是国家话语对农民话语的压制。这两种话语缝合得不好，所以阅读中感到突兀，以此证明这个小说的意识形态性质。事实上，我们可以更贴着文本来推进并推翻这种分析。盖满爹的那句“重话”让农民感到事情的严重，认识到统购统销不只是自己吃饭的问题，还和国家有关系。自己不仅仅是农民，还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人民”这个超越自身阶级局限的概念开始具体地构筑起来。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公家”—“我们把公家的粮食都吃光算了”，除了自己，还有公家、国家；接下来走得更远，是“台湾”和“社会主义”—“台湾不要了，社会主义也不要搞了，好不好？”点到“台湾”，也很突兀。台湾那么远，和一个湖南的农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盖满爹会提到“台湾”呢？一方面还是构筑“人民”这个概念，将“我”变成“我们”，“台湾是我们的”，所以“台湾也是我的”，显示了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农民个体和国家的同一关系；另一方面，“台湾”被标示出来，也有现实的背景，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还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爱国公约”“劳动竞赛”等一系列社会组织和动员，已经深入农村，对美帝国主义仇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阻挠我们解放台湾。而“社会主义”则是美好的图景、光明的承诺—尽管这种理解还是物质性的“铁牛耕田，机器车水”。有意思的是盖满爹这句“重话”之后农民的反应，会场是“鸦雀无声”，好像大家都被这句“重话”给棒喝了。他们的震惊显示出他们对自身身份突然的思考，同时也借此反衬出盖满爹这个平时温和得像“婆婆子”（《山乡巨变》中李月辉的外号）的基层干部，在面对统购统销时爆发出来的特别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大事不糊涂的人。
另一个高光时刻是盖满爹跳到水田里抢修电线。这一段可以看出周立波短篇小说铺垫和节制的技艺。夜里农民们在享堂“打讲”，盖满爹一边听一边用烧化的猪油涂脚上的裂口，这个情节是那么的有趣和不动声色。一开始还以为是闲笔，写农村冬日夜里的日常，周立波小说里有许多这样饱满的细节，你想不到它是为后面的跳到田里做铺垫。而跳进水田这一段也写得很节制。按照小说故事展开程度，这应该算是高潮部分，前面所有的场景、细节，都是为这个高潮场景的出现做铺垫，而后面的生病、父子和解、小朋友探访，算是尾声。作为人物特写性质的小说，通常都会在最能体现人物品格的高潮部分进行渲染和突出，但周立波似乎有意避免这种写法，在这个场景中表现得很节制，压低情感强度，不直接流露，将之隐藏在看似随意和简洁的叙述中，追求似轻实重的效果。这一方面是周立波对看似平淡实则含蓄、既有风俗画的热闹又有意味深长的美学风格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是他融入故乡人事后，能够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不一般的政治意涵的结果。
不过，在《盖满爹》中，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表现得那么自然，也有生硬的时候。比如盖满爹生病发烧说起了胡话，居然是“同志们，我们要在田塍脚下比秀才，加紧干呀！”“烧得昏昏沉沉的，他还在鼓动春耕的竞赛”（第16页），这说明只要头脑稍微昏沉一点，没把住门，没经过生活锤炼的流俗的写法就会溜出来。再比如小说最后写小朋友们来看望盖满爹，盖满爹“兴奋地用手摸摸靠近他的一个小家伙的头和手，心里想道：‘我们就是为了你们呵’”（第17页），也显得突兀。周立波这里的构思还是很用心的，这一句的立意很高，解释了盖满爹这样的基层干部努力工作的动机，既真实也感人。但就是这么真实感人的情感，却写得很别扭。其实，周立波写这一段也是有铺垫的，只要想到小说前面盖满爹处理学校卖粪买菜的细节，想到他说“学堂是我们自家的，学生的百分之七十是工农子弟，我们支持学堂，就是维护自家的晚辈”（第8页）这些话，就知道盖满爹对这些孩子充满了特别的情感，是在为结尾的那句话做铺垫。但无论如何铺垫，“我们就是为了你们呵”这句话在阅读上还是显得突兀。一是叙述上的失误，突然由限制视角变成全知视角而带来的阅读不适。这篇小说在叙述视角上一直都是由受限制的“我”这个叙述者来讲述的，那么“我”又如何会知道盖满爹心里的想法呢？二是整体上看，盖满爹给人的印象，不是情感太容易外露的人，还是比较节制的。而且，在风格上，周立波也是想通过对人物和乡村日常劳作和生活的描写，在平淡的抒情的欢乐的乡村图景中很“自然”地呈现乡村中人物和生活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故意被乡村日常遮盖，又影影绰绰地表露出来。
事实上，周立波几乎做到了这点，如果我们注意到结尾，他仍然没有让盖满爹忘掉他的木匠的癖好（这个非常有趣味的爱好贯穿整篇小说）—“坐过来，崽子！那条凳子不经事，榫头松松垮垮的，做得实在不讲究”（第17页）—就会知道周立波的意图了。还有，周立波似乎愿意呈现出松弛的状态，写作过程是这样，呈现出来的文字也是这样，是用散文的笔法来写的，闲笔很多，笔头经常荡出去，如结尾聊到种树，盖满爹问大家今年栽树没有：
“还没有”，一个双辫子的姑娘代表大家回答道，“老师说等春假栽。”
“那就迟了”，盖满爹说，“若要树子活，莫等春晓得。立春以前栽的树，十有九活。”（第17页）
在这一段中，周立波尽量用闲笔，看似冲淡、实则充盈着他要表达的内容—盖满爹积极、努力和认真的那种饱满的精神状态。
这才是融化在生活中的政治。
1 茅盾：《关于周立波的创作》，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2 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3 茅盾：《杂谈短篇小说》，《文艺报》1957年第5期。
4 魏金枝：《大纽结和小纽结——短篇小说漫谈之一》，《文艺报》1957年第26期。
5 周立波：《盖满爹》，《山那面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以下引用这篇小说内容，皆出自本书，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
6 周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周立波选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7 周立波：《后悔和前瞻》，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第65页。
8 周立波：《〈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同上书，第281页。
9 同上，第282页。
10 《〈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周立波研究资料》，第297页。《暴风骤雨》上部出版后，1948年5月，东北文委专门组织座谈会，由严文井主持，参加者有舒群、草明、宋之的等二十多人，因为小说刚刚出版，并未形成“定见”，又写的是刚刚经历的事情，故对作品的讨论，无论赞扬还是批评，都特别切合实际，值得重视。
11 座谈会上，与会者谈及肖队长的刻画，认为“某些地方描写得不甚合乎规律，我以为一个领导干部，一定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教训，他教育群众，同时也从群众中受到影响，学到东西，而这点却似乎照顾得不够”。这里的“合乎规律”，非指文学规律，而是具体实践工作中的认识规律，党的干部成长规律，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实现。对赵玉林的刻画，则被认为“简单得如同一条直线”。与会者将此归因于“生活问题”，即“在土改运动变化过程的关键上和农民思想情感的变化过程的关键上，明显的暴露着这个弱点”。参见《〈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周立波研究资料》，第298页。
1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13 鲁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页。
14 参见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
15 毛泽东在1958年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部分按语时，写了一个说明：“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5页。
16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同上书，第168页。
17 参见《杜润生、袁成隆同志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同志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23页。
18 白吉庵、李仲明：《梁漱溟口述实录》，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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