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中间弥漫的是坚守和执着，是孜孜以求乃至魂牵梦萦的一种精神贯穿其中。但是在古书典籍中，现代人依然可以领略到她那质朴的情怀、精微的思想、从容的逻辑力量。
两千多年的时间差，著者和读者彼此之间像隔着一层纱，历史在轻轻召唤，文字在闪闪发光，在那个声响之后和那束光芒之中，凝结着沉甸甸的韵味，仿佛要顽强的表明，中华传统的东西历久弥新，单从社会活动、社会交往、社会习惯循环中，古今的差别何其渺小、何其细微，时下所谓的创新纯粹是东施效颦，所谓的集成也不过是将古已有之的东西让那些卑微的能工巧匠们改头换面重新组合并用一种新的方式方法转述而且务必让人眼花缭乱、激情澎湃、心动不已，然后经过这样的运作就可以凭空创造出一个“伟人和智者”？结果呢，真的不得而知。但还是坚守了几天，耐心地、细致地重新选读了其中的《审分览》和《审应览》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是不得而知。
有学者曾经评价老子的《道德经》为“王者之书”但是审视《吕氏春秋》何尝不可以称之为“王者守则”呢？它的务实性更强烈，它的针对性更独到，它的指导性更内敛，它似乎给出了抉择的空间但话语非常朴素，它似乎给人以启迪劝诫但又无法触摸，它似乎明确了判断标准但这些标准相互交织或对立或分歧或委婉，总在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困惑之中，让人留恋忘返。
《审应览·淫辞》曰：“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人们都是靠语言进行沟通交往的，如果没有语言，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无声的世界，死寂、阴森、恐怖、疯狂；如果有意识地限制人们的语言，那社会上一定会流行阿谀奉承、粉饰太平、空洞无物、颠三倒四的现象，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耳朵起茧是迟早的事情，当麻木降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老态龙钟的时候，死亡便会如期而至。语言是什么呢？语言是思想，它是活跃的、生动的、有生命力的，它是本体思想的先导、行动的指南“言者以谕意也。”它是本体思想行动的忠实的真实的客观的反映。“言不欺心，则近之矣。”由衷之言，自己深信不疑，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打动感染周围的听众；与此相反，则是“言意相离，凶也。”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说梦话，言过其实、言不由衷、夸夸其谈、自说自话，这样的人其道德修养是令人不齿的，其品格操守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其言谈举止是令人讨厌的。它总是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自信的神态、狡黠的心态环视四周，仿佛所有的受众者都会对它顶礼膜拜、心悦诚服、深信不疑，这其实是它一厢情愿的事情而已。
“我们”是力量，是号召，是冲锋号，是或行或止的信号灯，是伟人手中擎起的指挥棒；“我”是狭隘自私，是刚愎自用，是自鸣得意，是自高自大，是宵小之辈掩饰自我的强大的“美颜”工具。“我们”会让怀念变得更加长久；“我”则会是“零落成泥碾作尘”一朝过后永相离。
“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类似于“云深不知处”“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境，结果呢？“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因此导致思想上的对抗与对立，一个阵营是唯官唯上唯命是从，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锦上添花；一个阵营是唯理唯念实事求是“理也者，是非之宗也”他们不会妥协，不会姑息养奸，不会投其所好，他们坚持真理，坚持信仰，坚持信念，坚持理想，永不退缩和屈服。
语言应该是纯粹的，思想应该是纯洁的。
如果不幸受到外界的干扰和牵绊，如果不幸言语者迷惑、昏聩而不明、不知，或者明知其非是但自己无能为力也好、黔驴技穷也罢总之它是会一如既往地是其非是而不敢不顾地非其所非，有一位文学家形象地比喻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真的非常有趣！
处于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前半句可以理解为阳奉阴违、心口不一，后半句可以理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这两种势力的勾结趋势下，反过来给言者造成一种错觉，狂妄自大，自是自矜，不辨是非，不问世事，沉迷于自我自恋的迷梦之中而不能自拔。久而久之，所有的言行都会呈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诡异结局“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人倒逼产生更多的诈伪之民，用“先王之所诛”构成“乱世之所存”，这才是历史因循变更、革故鼎新的力量所在吧。《庄子外篇·胠箧》感叹道“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盲目追求所谓的智巧、智慧、圣明、伟大从而扰乱天下，竟至于如此不堪的地步！原因是什么呢？
“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意思是抛弃那些众多淳朴的百姓，而喜好那群钻营狡诈的谄佞小人；废置那恬淡无为的自然风尚，喜好那喋喋不休的说教。喋喋不休的说教已经搞乱了天下啊！其中“哼哼”二字，郭象注为：“以己诲人也。”本体的道德已经滑坡、已经胁从于异端、已经名不符实了则何以“以己诲人”？《孔子家语·五仪》将“哼哼”注解为荒诞不经的意思；更多的理解是喋喋不休、夸夸其谈，言之无物、自吹自擂。有的国家统治者脱离群众，被邪恶势力围剿，做资本的代言人，从而倒置百姓于水火、沦为新的殖民地、新的经济疫区、新的资本重灾区，这些都是“言意相离，凶也”的佐证和结局。
所以《吕氏春秋·审应览》一再劝诫“人主之言，不可不慎也”“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当然历史上胡言乱语、嘴上跑火车、沽名钓誉、自诩其是、打肿脸充胖子、以非饰智的人还是很多的。
因为慎重，因为明察，因为自知，因为自重，“凡主有识，言不欲先”“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所以不会争着抢着说话，不会时时事事处处炫耀自己，所以能够做到言而无失，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言行合一，至于“人唱我和，人先我随”的境界。“唱”通假于“倡”字，是倡导的意思，是先知先觉、先言先声的意思，以此启发、教育、引导、带动后知后觉、不知不觉、无知无觉的群体，与《孟子·万章句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的意思是相通的。
“倡”是先入为主，主观意愿更加明显，“人先”则是一种谦让，是一种“驭人先驭己”或者“御人先驭己”或者“与人先律己”的胸怀，《道德经》将其描述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曰：“是以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拥有这样的德行，人们才会拥戴他、敬仰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证明是先有“小学生”后有“大先生”，几十年后它们不谈“小学生”强调“大先生”，如果没有统一，没有上下的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那就等同于自命清高、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作聪明，毛主席说：“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饰智矜愚的人啊，“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它们自诩得道、无我、忘我，滔滔不绝、喋喋不休、侃侃而谈，与它们辩论姑且认为可以其实没有这种可能，是不会取胜，但它们未必得道确实不争的事实。退一万步来讲“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天堂或地狱，置民于水火还是救民于水火，谁能够分得清呢？如何进行判断呢？《吕氏春秋》给出的判断依据是“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如果用自以为是的大道理、大智慧、高理论、新思维掩饰错误而愚弄他人，那便是一种祸害，是一种罪恶，是一种强盗土匪的行径。“以贼天下为实，以治之为名”“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自多就是自高自大、自是自负、自夸自傲的神灵活现的样子。
如果历史妥协了，时空紊乱了，让这样的人大行其道，那么“不工而治，贼天下莫大焉。”“工”字的解释是固执己见、独断专行、师心自用，这样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决不能限于一时一域进行衡量和研判，它既有割裂历史、夺人眼目、自矜自夸的铺垫，又有擅开先例、授人以柄、遗患无穷的影响，故而此处的“贼天下”可以置换为“天下贼”似乎更准确一点儿。由此想起那则童话故事中“魔镜”，它不会撒谎，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中的存在，虽然表象仅限于此，但是内在的东西绝不会好于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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