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界有个很明显的问题，主要突出一个猥琐、鸡贼、下作和俗不可耐，越来越多的新电影，都表现出贼眉鼠眼的气质，用各种镜头视奸观众，导致人非常生理不适。
文艺圈把自己打造成一帮贵族，他们自诩是高山，需要别人来敬仰，殊不知他们比下水道还恶臭。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从业者仿佛有一双魔手，许多壮怀激烈、慷慨豪迈的中国英雄故事，在他们的改编下，就成了凄凄惨惨、阴阴沉沉的历史伤痕故事。
你会感觉，现在的电影缺乏一股精气神，比较喜欢以下三路开道，渲染所谓人性的“复杂性”。
他们明明是夏虫不可语冰的货色，却还要居高临下，以一种小市民的的低级趣味，教化众生，最后把一切故事，都要拍成恶心大家的伤痕电影。
他们永远沉湎在里面，走不出来，最后搞得大家都很郁闷，很不舒服。
我们其实有非常优秀的电影传统，他们不肯继承，硬是要到垃圾里面淘金。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实际上是以上海、香港派为代表新民主主义文艺路线，最终还是战胜了解放区延安文艺路线。
大家好，我是丰兄，今天给大家聊聊国产电影的猥琐气质是怎么来的？
1976年3月，一本叫《人民电影》的杂志诞生，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是电影《春苗》的剧照，封底是电影《决裂》的剧照。第二期封面是电影《第二个春天》的剧照，封底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剧照。
这些电影代表了前二十七年的艺术水平，而他们有个官方名称，叫做人民电影。人民电影又分为前十七年和后十年，最终在后期达到了新中国电影的最高成就。
新中国初期，电影由两支力量组成，一支是延安解放区电影文艺工，一支是国统区的左翼电影工。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国统区电影人与解放区文艺战士两支队伍会师，解放区电影人更重视政治，国统区电影人更重视艺术，这种分歧为中国电影的发展高潮和溃败，埋下了伏笔。
在新中国的荧幕上 ，工农兵的觉醒、反抗、斗争直到胜利，是主要的图景，像《南征北战》《智取华山》《鸡毛信》《渡江侦察记》，都是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故事。
这个时期的电影，风格简单、质朴、热情，因为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人们刚从生民倒悬的阴影中走出来，整个国家都充满朝气，创作人员普遍有种来自时代的真实感情。
所以后来再拍《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这些电影的时候，都远远达不到当时那些黑白片的魅力，这种魅力属于时代的限定款，无法被复制。
从1950年开始，新中国电影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中华儿女》获得争取自由斗争奖，《钢铁战士》获得和平奖，《白毛女》获得特别荣誉奖，还有一系列奖项，反正拿了个大满贯。
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左翼电影也很受欢迎，在英国全国青年联欢节上，虽然电影没有翻译，但成百上千的青年们，冒着暴雨在帐篷里看《白毛女》，看得津津有味。
1956年开始，新中国已经从战乱中摆脱出来，有能力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文汇报发起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国统区导演和延安派导演互相开始了竞争。光是在1959年，就出品了80部电影。
强调艺术的国统区导演，推出了《花好月圆》《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波》《地下尖兵》这样的精品，而延安派导演经过了将近10年的艺术实践，最终也拿出了自己的佳作，如《林则徐》《青年之歌》《永不消失的电波》《林家铺子》等等。
前十七年的革命电影，基本可以分为三类，英雄成长片、革命战争片、史诗传奇片、其中，英雄成长片最受欢迎。
主人公没有任何背景和祖辈萌荫，纯傻里傻气的新手村小白一个，从空有热情到有勇有谋，从个人英雄主义战士，到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战士。
《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就是地主南霸天欺压下的女奴，被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常青救出来，参加了革命。
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就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在洪常青的启发教导下，逐渐提高觉悟，并在洪常青牺牲后，继任娘子军代表，领导军队继续战斗。
新中国前期，斗争一直是文艺批评的主流，尤其像着重表现斗争的《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这种电影。
1961年6月，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总理亲自批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品，是辩证统一的，这直接导致知识分子被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
不过，由于上海派导演习惯了批判既有制度为主要创作方式，喜欢以“暴露黑暗”来表达自己观点的艺术家们，引起了上层的警惕。
1964年，教员继《武训传》后，再次对文艺界表示出不信任，开始批判电影界的XZ主义。
新阶段电影强调“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就是后来被反复批判的样板戏表演。
《红灯记》当属其中的艺术巅峰。《红灯记》诞生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中，却也昭示着最冷峻的现实：革命会有残酷的牺牲，队伍里会出现坏人，因此，革命需要传承。那小铁梅就成了未来的希望。
正如那段历史一样，如果我们不能用社会主义新文化替代腐朽的旧文化，那么未来势必会有那么一天，站在我们身边的是王连举，而不是李玉和。
当人们喊出什么什么就是好的时候，仓促打造一种英雄神话和历史正义，就是为了防止上面这种局面出现。这是一种被迫和无奈。
70年代，当所有的经典都被破坏殆尽后，中国电影开始构建它的新经典，于是，20世纪的电影艺术高峰来临了，可以与好莱坞分庭抗礼的电影来临了。
从1973年到1976年9月，一共拍摄了76部故事片，有一些是翻拍的电影，比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而更多是被后来污名化的所谓阴谋电影，比如《春苗》《决裂》《欢腾的小凉河》，还有好几部没来得及上映就被撤下了。
一部电影就是一段沉重的历史，或许多年以后才能还原它本来的面目。
《闪闪的红星》是当时唯一各方都叫好的电影。影片最经典的一幕，是宋大爹送潘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去镇里米店当侦查员。
宋大爹手持竹竿，稳稳站在船尾，潘冬子则蹲坐在船头。清澈的江水奔流，竹排时疾时缓 ，掠过两旁的青山，雄鹰在高空翱翔。
而那首《红星照我去战斗》，更是歌声悠扬，此情此景，如痴如醉，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最佳写照。
后十年的电影，有一种哲学上的自信，认为人可以掌握一经发现，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叙述者自认为是社会历史的代言人，是民族共同心声的表达者，这与那个时代暗合表里，与那个人的精神遥相呼应。斯人远去，时代终结，所以也就成了一抹绝唱。
当旧历史解体，电影也开始新阶段，此后几十年的主题都没变过，以至于伤痕的历史比“受伤”的历史还要长。
这时候的电影都是所谓抚平创伤，消除所谓集体恐怖记忆，其中代表是《巴山夜雨》。
一艘由重庆开往武汉的江轮上，几个各怀心事的人共处一室，这是特定时间下的特定空间，就在这十几平方内，却浓缩了经济停滞、社会凋敝、民生困苦，黑白颠倒和痛苦压抑。
比喻那段历史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航程，走过这段三峡，人们就会拨开云雾见青天。
伤痕一直在继续，第五代导演们为了获奖，为了在国际上扬名，开启了猥琐电影的滥觞。
在叙述民族特色上，以丑化和矮化为主，在刻画人性层面上，主打疯癫和无底线。
编造什么西方式“弑父”偷情乱伦啦，热衷于讲那些豪情天纵的猛男悍妇啦，喜欢将戏剧舞台移植到深宅古刹和曲巷瓦房中，越猎奇，老外就越喜欢。
表面上这是在挖掘民族性，实际上跟我们民族没半毛钱的关系，这是一种猥琐叙事，用“伪民族性”替代民族性。
反而那些优秀的电影，比如黄建新的《背靠背，脸对脸》，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揭示，非常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在西方却反响平平，极其冷淡。
叙事混乱的《诱僧》却大受青睐，影片中的复仇和武打，和尚尼姑偷情，这些才是西方人理解的中国文化，以至于他们排队购票去看这部电影。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越是猥琐，越在西方受欢迎。
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通常有两种面孔，一种是面目狰狞的妖魔，是专制、愚昧和落后的代表，于是他们就创造出了“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长眼、细胡须，眼睛闪着绿光”的傅满洲。
另一种是天使化的东方，温馨、宁静，一片祥和，尤其是这里的女人，有种特别的温柔。所以八九十年代电影中的女人，那种温柔缠绵和多愁善感，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意淫想象。
第五代导演为了试图跟“国际接轨”，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
电影《洗澡》就是在西方人精心策划下的东方主义想象文本，澡堂内热气腾腾，人与人相濡以沫，这是一个人们共享天伦之乐的乌托邦家园，早年叛逆轻狂的儿子，最终心甘情愿臣服在慈祥的父亲面前，这为身处后工业时代的西方人，提供了一点茶余饭后的多愁善感。
当然，这个阶段的猥琐，还隐藏在电影的文化层面上。
到了新世纪，这帮货色根本就不装了，扑面而来就是挡不住的油腻感，尤其是主旋律电影，越看越不对，主角不是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就是为爱冲锋的一代情种，与革命无关，与历史无关，剧情一塌糊涂，以恶心观众为主要目的。
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导演和主创是新民主主义文艺路线的遗老遗少，他们言必五四和民国，张嘴就是十里洋场的风花雪月。
他们打心里是不认同延安文艺的主旋律电影的，但是又要赚钱，属于是一边恶心自己一边搞创作，于是就搞各种小动作，插各种小私货，反正他们就没打算把电影拍好。
比如《攀登者》里面，海报上写的是“为国登顶、寸土不让”，而剧情却强行加码章子怡和吴京的感情戏，好像是为爱登顶，是对爱人的信念，给了他攀登的勇气。
又比如最近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角的力量源泉，明明来自于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守，但在影片中，却变成了对亡夫的狂热思念。
每当主角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亡夫就会自带柔光滤镜，穿着毛背心出场，陪着女主角跳一曲浪漫的华尔兹。
不是说不能思念亡夫，也不是说不能跳华尔兹。
我们从人物自述中看到，丈夫董玉汉是用的二胡伴奏，而她唱起了《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麦苗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像那春雷响四方。”
这一幕是主角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第一，这反映了她跟丈夫琴瑟和鸣，非常恩爱。第二，旧时代的许多青年，他们都具有文艺气质、多才多艺。第三，联欢会，大家围坐在一起，拉二胡，唱歌，这些画面让人联想起集体生活，二胡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联欢会则是新时代的象征，亲切又有力量。
华尔兹就不一样了，这是相对个人主义的，排他性的，是西方文化符号，跳华尔兹没有什么不对，但用在这里却并不合适。这在根子上是蓝色文化替代了红色文化。
国产电影的猥琐之处就在于此，总是喜欢搞小聪明，搞小动作，自以为是，机关算尽，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实际上本来想露脸，结果把屁股给露出来了。
我们电影圈有很多人，一方面，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旧中国，满脑子封建余毒，一肚子肮脏下作。
另一方面，他们的组织形式还是封建行会式的，比如管灯光的要叫灯爷，各种道具、器材租赁、司机，都有行业帮派。更不用说京圈、港圈、西北圈、东北圈，小圈子文化堪比封建社会。
他们才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现在竟然个个被称为老师，还要负责社会教化的责任，这简直是最搞笑的一件事。
如果不用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他们势必还会继续恶心我们。这样的势头必须要遏制下去了，不给他们狠狠扇几嘴巴子，他们是不会自己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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