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高山》所反映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当持久而激烈的争论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显现出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而战斗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的所有一些细枝末节问题，同这些基本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关于《我本是高山》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争论）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了，一些基本争论点也已经明了。
我以为的基本争论点有两个：
第一，阶级斗争的问题。即是共产主义理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第二，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问题。即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也就是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也是《我本是高山》反映出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像张桂梅校长这样的人，生于1957年，处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浓厚和坚定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张老师刚好20岁。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可以说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基本定型。又成长发展于新时代脱贫攻坚等具有新的伟大斗争的时代。电影根本不去反映张校长在两个伟大时代生长发展的特征，反而狂热地用小资产阶级文化情调取代张桂梅校长同亡夫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爱；更是狂热地将没有学上只能沦为低龄新娘的山区女孩篡改为旷课逃学上网吃烧烤的叛逆少女等等。极力地宣传资产阶级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想但又还没取得的宣传资产阶级文化的地位，就对资产阶级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弘扬“主旋律”的红色旗号来歌颂，甚至还用资产阶级人性自私论来衬托，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张桂梅校长的伟大共产主义信仰，污蔑新中国建设的历史和新时代改革的历史，污蔑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伟大精神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我本是高山》的出现，特别是近年来电影乃至整个文艺领域的风向，对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歌颂时不时就充斥着银幕，动不动就上下其手大肆推广，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也说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主阵地，争夺领导权是多么的激烈。
这次对《我本是高山》的斗争，实际上是多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爆发。
就像毛主席说的，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和资产阶级残余，而是像《我本是高山》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否定真正坚持和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否定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崇高，向反动的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者投降。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他们的身上有着属于时代和她所属阶级的烙印。张桂梅校长奋斗不息的信念，是共同富裕、“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平等、人尽其能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落下的社会主义信念，而不是发善心、可怜穷人的施舍愿望。她的榜样是江姐。她的信仰是共产主义。她的工作是文化教育扶贫。她对亡夫的爱是属于那有信仰时代的纯真的爱。
看图，丈夫董玉汉用二胡伴奏，张桂梅唱起了《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麦苗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像那春雷响四方。”
我们的电影创不去研究张桂梅校长出生的时代的历史和她思想深处的信仰，不去研究她创办华坪女子学校的初衷动机，不去研究张校长创之艰难又是如何坚持直到成功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人，帮助那么多女孩子走出大山，改变自己和家乡的命运？反而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东西去篡改并为资本服务，向其投降。
我们的电影创们也不去研究自从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各领域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过去退步的、走歪的（经济、文化）新的变化，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甚至，当电影一公映，观众有了批评声音时，我们的创还以出乎意表的愤怒姿态、近乎诅咒的言辞反击，甚至自以为聪明的辱骂观众的批评（你奶奶我生来就是高山，我看你奶奶的就是阴沟，在觉醒的人民群众面前，阴沟里翻船吧！）甚至这些创不是认真听取观众的批评声音，反而将本片的批评者“描述为‘节奏大师’，‘狼心昭然若揭’，‘有组织的诋毁声音’，最严重的是指责对方是‘境外势力’”。还说，观众批评不懂文艺创作的立场，是从自己的政治立场“上纲上线”，这是什么狗屁话，去读一读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吧！
这些创，被观众批评者点中了死穴，打中了七寸，于是气急败坏了。
一群假信仰的创，遇到真信仰的张桂梅校长，全都露馅了。露馅了这群创以一种夏虫不可语冰却偏要语冰的傲慢，从一种小资产阶级市侩的、低级趣味的精英式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去想象有着拥有崇高崇高共产主义信仰且在伟大的时代中践行这种信仰的高尚精神境界的张桂梅校。那就只能露馅了。
这些人，吃着牛排、喝着红酒就以为这就是今天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样子，用自己圈子里的知识偏见去看待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他们的普遍心态是：他们是国家的精英，国家建设离不开他们。国家要想搞建设，就要有求于他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中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他们，实际上在待价而沽。他们没有丝毫自我革命的愿望和想法，没有丝毫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进伟大而生动的新时代实践中去寻找创作素材的想法和行动。
像张桂梅校长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创作，需要创经过这一番思想和精神的“淬炼”，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在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和新时代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在张校长身处的具体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去学习，甚至坚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才能拍出张桂梅校长的伟大，才能解决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最终赢得观众，赢得票房，赢得掌声。因为，这样做了，就是在赢得共产主义信仰和时代发展的历史必然的掌声。
这次对《我本是高山》电影的批评，我认为还应该再激励些，彻底地暴露问题，严肃地解决中国电影发展的方向问题。
这种事情，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人民电影”的辉煌，而为人民电影开辟道路的，正是建国之初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编者按《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电影工最根本的是应该搞清楚，
“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毛主席还强调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些话，放在今天对《我本是高山》的语境下，依然切中时弊，振聋发聩！
当年，毛主席主持的对《武训传》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全国大讨论，澄清了大是大非，也让电影工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文艺界蔚然成风，人民电影也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了。
今天，为了解决《我本是高山》反映出的根本性问题，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我本是高山》及其它有关“主旋律”著作和作品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正如张桂梅校长说：
我几乎付出的是生命。我们这里面是用命换来的，确实是的。
张桂梅校长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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