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名字很早就熟悉,但他作为一位学者进入我的视野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一接触费先生的作品就觉得如此亲切,对他的学术贡献如此认同和敬仰,这是非常出乎意料的。
费先生一生做过很多事,总结起来我认为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志在富民”,或者说是为了让所有的阿Q都能睡上宁式床。
我第一次读《江村经济》时很受震撼。这个震撼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在此之前,我看过几本西方的人类学著作,那都是他们对异文化的考察。这些著作非常客观地描述了异文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哲学思想、宗教、娱乐活动等等。这个初浅的阅读奠定了我一个印象:人类学是“不介入”的学科,只是客观地描述,提供给需要得到这些知识和信息的人,比如殖民者可以参考人类学著作,以便建立更好的统治模式。
我觉得费老写作《江村经济》时,不大像是在写人类学著作。他总是按捺不住自己,经常跳到前台来,企图为中国社会的底层人寻找一条活路。在西方经济和政治、军事的长期压力之下,西方工业产品迅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原生态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手工业生产模式,处于土崩瓦解之中。乡村居民失去了手工业产品市场之后,陷入了民不聊生的困境。如何让乡村居民增加收入,如何让这些贫穷的底层人过上温饱的、安宁的日子?这是《江村经济》的出发点,也是《江村经济》的伟大之处。这不是一部客观性的、描述性的典范人类学著作,而是为中国穷人和中华民族寻找出路的探索性的著作。
中国在此之前没有人类学家,一旦有了费老,就有了自己的人类学家。西方最初的人类学家都是研究别人的问题,供自己民族所用,费孝通是研究自己的人群和社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单是这一点就决定了费孝通在人类学领域是个开宗立派的人,因为他改变了人类学疏离、客观、冷面的特质,第一次为人类学注入了热乎乎的灵魂。
将费先生放在西方人类学家的背景下来做比较,他当然是我最尊敬的人类学家。当我将费先生放在五四以来几代精英知识分子的背景下来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他迅速取代了其他人物,成为了我心目中感到最为亲切、最为敬仰的文化人。
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人制造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话语框架之中,中国被他们描述为一个野蛮的国度。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那几代人,希望中国调整自己的文化心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以便更加有力、有效地应对西方的压力。但是这些知识精英无力主宰国家的命运,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焦虑与失败之后,到了五四这一代,他们错误地将中国不能变法、不能实现宪政、不能适时启动现代化进程,解释为是由底层人的愚昧、保守、排外造成的——实际上,那是少数权贵人物不愿意放弃自身利益造成的。
于是,鲁迅他们就用西方的话语来向中国国民施加压力:外国人说了,我们的文化是野蛮的,赶快变吧,再不变就完了。鲁迅的用心跟费孝通当然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民族和同胞的新生。但是鲁迅采取的方式是用西方的话语来激烈地否定自己的文化和民族,尤其是否定和批判自己的底层同胞。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只要开口谈论底层人,必定是“愚民愚妇”那一套充满污蔑的腔调。鲁迅那一代知识精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精神上对于底层人的否定和批评,更是登峰造极。那种忧愤的心态、绝望的心情、怨怒的眼神,时时跃然纸上。
鲁迅的小说为什么获得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因为它集中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的共同认识。那么,我们就从鲁迅小说中,窥探一下精英群体对于底层人的基本心态和看法。中国为什么打不垮皇权?因为七斤不愿意剪辫子(《风波》)。中国文化为什么如此野蛮愚昧?因为闰土抱着香炉求神拜佛(《故乡》)。封建礼教为什么这么难于扫除?因为底层人麻木而又迷信,他们只想着阴曹地府,想着捐门槛(《祥林嫂》)。精英人物的理想为什么总是不能实现?因为华小栓要吃精英人物的鲜血(《药》)。革命为什么无法胜利?因为阿Q企图借革命抢到一张宁式床供自己所用(《阿Q正传》)。总之,底层人太愚昧了,他们不能理解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知识精英,不能像精英一样思考民主、科学、宪政、现代化等等问题,不能和精英一道,把中国的社会组织模式改造过来。他们纯粹是中国历史的拖累,是中国精英群体的拖累。
鲁迅这些知识精英,既然对底层人一直这么绝望和愤激,他们只有把中国的希望完全放在自己的身上,陈独秀和胡适,都曾经明确表示,重要的是培养一万名精英人物,以他们作为自己的群体依托,中国才有希望。鲁迅也先后表示过,只能着力造就“精神界战士”、“天才”、“觉悟的智识者”,因为要靠这些精英来改造底层人的劣根性。五四精英群体的这种文化取向、阶级取向,以及他们对底层人激烈的批评和否定态度,深深制约着此后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轨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多么“五四腔”的一句著名格言。“黑暗的底层”——这是多么严重的绝望与诅咒。“中国有八亿愚昧的农民,他们有能力实行民主吗?”——这是比“五四腔”走得更加遥远的另一句著名格言。总之,中国的事情,全都坏在底层人手里,坏在穷人手里。中国的精英,多么孤独啊!多么委屈啊!
这种可以称之为“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文化心态,熏染着五四以后每一个读书人,我作为一个学习现代文学的学子,在这种“精英意识形态”里转圈转了大半辈子。
费孝通先生是五四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如果用五四精英群体那样的腔调谈论底层人,堪称顺理成章,但是费先生的学术背景拯救了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走向田野,走向现场。费先生更喜欢站在每个人群的生活现场来理解每个人群,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合理性。
鲁迅坐在北京的书斋里,用一系列小说作品,极尽夸张和漫画地描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愚昧、阴暗、死灭。虽然鲁迅是所有精英人物中,对底层人怀有最深切同情的,可是他的群体认同和文化资源决定了他对不符合他的趣味和要求的底层人总是怀有一丝怨怒之心。在相同的现场,面对相同的底层人群体,费先生的感受、看法和目标跟鲁迅他们常常大不一样,有时候甚至完全相反。
费先生认为,你们精英人物总说农民愚昧,没有文化,其实农民有农民的文化,只是跟你们精英群体那样的文化有所不同而已。农民的生活环境,没法学习你们那样的文化,也不需要你们那样的文化。费先生完全不同意精英人物认为底层没文化的描述。比如精英人物喜欢批评农民笨,花一个月教农民一百个字,过了半年再去检查,一百个字就忘了九十九个,精英就很瞧不起农民。费先生说,农民的生活就是驾着一叶舟,在太湖上打打鱼,风来了雨来了,向邻居吆喝一声就行,上街卖鱼也是吆喝一声就行,不需要识字。他们没有权利进入精英群体的机构之中,没有机会看文件看报纸,即使学习识字也完全无用,当然只能忘掉——这种忘掉实际上是主动抛弃。
精英喜欢标榜教授的儿子会念书,并相信这是高智商的遗传基因所致。抗战期间,一些教授疏散到乡村,费先生就拿农民的儿子和教授的儿子对比。你看在田间玩耍的时候,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在草丛中抓蝴蝶的时候,农民的儿子那么矫健、敏捷、灵动,教授的儿子却那么笨拙、怯懦,真是天壤之别。为什么?农民的儿子天天跟着父母在田间奔波,自然身手矫健。同样,教授的儿子天天在父母的书房里濡染笔墨之香,自然认字多,诵书多。这跟智商根本无关,不过是环境的熏染而已。从这些想法中不难看出,费先生不想为刻意建构精英群体的优越性寻找理由,相反,他用十分朴素的道理戳穿了这些理由。
费先生无论是到汉族的乡村考察,还是到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他所接触的都是最底层的村民。他的著作中,对这些村民的生活、思想、行为,没有表现出任何看不惯的心态,也没有任何歧视性的表述。在有些文章中,他对底层人的艰苦生活和屈辱地位,表现了声泪俱下的同情和关怀。他从来没有责备过阿Q想要一张宁式床的愿望,相反,当他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踌躇满志的阔少爷的时候,他就日思夜想着怎样让每个阿Q都增加一点收入,以便都能睡上宁式床。顺便说一句,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衣不蔽体、夜无宿处的阿Q,仅仅想要一张宁式床——实际上并没有要成,因为精英群体绝不允许——我们却对他大肆批判了将近一百年,这个文化现象不能不说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底层人的彻骨的残忍。我希望这种现象再也不要继续下去。我觉得,中国每一个精英人物,都应该像费孝通先生那样,为了让所有的阿Q都能睡上宁式床而做一个“志在富民”的实践者。
相比而言,坐在书斋里提倡对外开放、全盘西化是容易的,为中国规划工业化、城市化的蓝图也是容易的。但是,在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市场被西方人的大炮和机器抢夺之后,付出贫穷、饥饿的代价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家园、血汗和生命的滋味,是十分痛苦的。而遭遇这些艰难和痛苦的,一律是没有起码的公民权和话语权的底层人。费孝通没有反对过对外开放、工业化、城市化等等历史进程,他所希望的,乃是让现代化实现“软着陆”,不要对中国乡村社会和文化造成太多破坏,不要对底层人造成太严重的掠夺和伤害。至少应该以他们的温饱作为最低目标。
为此,青年时代他结合“江村”研究如何让农民在种粮之外,还经营一些小型工厂,来换取一点零花钱。接着他结合“禄村”农田状况,研究如何合理地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进入老年他结合苏锡常地区研究如何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让每个阿Q都能既有宁式床,又有温饱的、安宁的家园。到了暮年,费先生一次次踏上西北的黄土地,研究如何让中国最贫困的人群——西北地区的乡村居民,过上温饱日子。他的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乡土中国”,终生都在进行着“乡土重建”。他当然知道他的力量很有限,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永不懈怠地、一点一滴地,做着建设性的工作,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批评底层人的愚昧、黑暗及其劣根性。他因此而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异数。
这样一位绅士家庭的少爷,却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穷人的温饱事业。我认为,费先生是中国精英群体中实实在在做建设性的小事之典范。
我了解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建设性的事,而且往往是小事。费先生就是这种一辈子只做了一件小事的人。
我为什么对费孝通先生如此敬仰和感激?因为我就是阿Q的儿子,我因为终于在精英群体中找到了一位未曾歧视我父的仁者而欣慰。
摩罗,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不死的火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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