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泽东的大道理与小道理

　　中国有句老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毛泽东就是一个靠讲道理行走天下的人，不然，一枝笔杆子，怎么能够打得过中外的反动派呢?而且，毛泽东是一个讲大道理的人，大道之行，当然畅通无阻了。

　　对于大道理与小道理，毛泽东自有一番理论。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中国的紧要关头写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说：“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

　　一切听从大道理的安排，从大道理着眼，这便是毛泽东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初期，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有一味主张跟国民党合作的，叫“右倾”;也有仅仅依靠城市无产阶级的，叫“左倾”。毛泽东通过深入的调查，在1925年12月1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认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最后他分析认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找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那就是农民，而在过去，这个同盟军是被忽视了的，毛泽东找到了过去一切革命成效甚少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发现了中国革命的这个大道理，他便行动起来了。他到广州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农民运动，总结农民运动，指导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他在主办的《农民问题丛刊》序《国民革命与农民动动》中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把中国的反动势力吓坏了，同时吓坏了的还有共产党的那些右倾主义者。农民运动被扣上了“痞子运动”的黑帽子，用毛泽东的话讲是“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1927年3月，毛泽东回到湖南，花了32天的时间，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倒看到了另一番道理，他在报告里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的政变，标志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大道理，引导着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征程。

　　中共有了自己的军队，但这支军队来源于旧式武装，受旧式军队的影响非常明显，各种各样的旧作派旧思想非常普遍。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第一部分便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赋与了中国红军以崭新的政治使命，把一支思想并不纯正的军队变成了真正的为人民打仗的人民军队。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红军长征这一战略转移写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着重批评了关门主义倾向，他说：“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关头的时刻，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是压倒一切的大道理，在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大道理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主旋律。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蒋介石对中共血债累累，很多人认为这正是个可以报仇雪恨的好时候，国民党事变部队也有置蒋于死地的呼声。在中共内部，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的声音一度非常强烈。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决的办法，蒋介石用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换取了返回南京的自由之身。对西安事变，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所报告的总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说：“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说：“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说：“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演讲《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说：“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说：“二曰加紧团结。今之论者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其意盖谓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全国的抗战这篇大道理，中国共产党人放下了仇恨，他们换下了代表着荣光的红军帽，加入了国民党的军事编制，开始了国共并肩作战的驱逐外侮的光辉历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和平是头一等的大道理。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着内战，一面连连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去还是不去呢?毛泽东毅然选择了大道理，这一去前途未卜，能不能回来都是个问题。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90年9月12日回忆，“毛主席离开延安的时候，干部中很多人提心吊胆，老百姓也是这样。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在飞往重庆的途中，我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他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1945年8月26日，在去重庆的前两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中指出：“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毛泽东在重庆经过43天的艰难谈判，国共两党发表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了中华民族的和平，毛泽东作了一次大无畏的努力。虽然毛泽东的努力没有能够挽救和平，但他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未来。1945年10月17日，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在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报告，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现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这一年，毛泽东在《七律 忆重庆谈判》一诗中写道：

　　有田有地吾为主，无法无天是尔民。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毛泽东重庆谈判这篇大道理，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道义，当毛泽东登上去重庆的飞机的那一刻，那挥手之间，历史的结局就已经落定了。

　　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鲜半岛燃起了熊熊战火。1950年6月27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出兵朝鲜，并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美国军队以极快的速度逼近中朝边境，他们的炸弹落在了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他们的大兵狂妄地朝着鸭绿江撒尿。中国怎么办?经历了百年战乱的中国，那时依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力军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更不能相提并论。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只有毛泽东倾向于出兵，其他的人都认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在毛泽东的说服下，中共中央最终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为了这一决策三天三夜无眠。杨尚昆在1951年元旦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在是英明万分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自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结束，历时二年零九个月，将美国军队从中朝边境一直打过了“三八”线。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对抗美援朝与施仁政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

　　抗美援朝这个大道理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抗美援朝运动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军队获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凌辱，但是现在，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了西方军队，而且，这场战争是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 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场战争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还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也怀有这种感情。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给美军的这一教训也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从而标志着日本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刺激了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

　　建设一个工业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目标，由于受工业技术基础薄弱以及国际封锁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照搬苏联模式的方法，在取得了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照搬的弊端也令毛泽东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弊端主要表现在它促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造成了社会差距的裂痕，形成了对苏联政治及技术等的依赖。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开始思考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画最好最美的图画。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还说：“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毛泽东采取的措施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毛泽东摆脱苏联模式的努力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不仅自身面临着探索新事物的艰难，也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不满，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就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共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泛滥”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 是“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或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所幻想的产物。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决裂。1960年夏天，苏联在中国正遭受自然灾害及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撤走了在中国约200个企业工作的14500名科学家和专家，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有菩萨天要下雨，没得菩萨天也要下雨。……我们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苏联人民过去10年给我们的援助，不要忘记。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960年6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总结10年来工作经验时说：“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中国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艰难前行，自力更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方针和实践的基石。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仍然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记录。……在毛泽东主义时期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或明或暗，或急或缓，或大或小，或轻或重，虽然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各异，领域不同，但其实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的载体是集体化，是毛泽东坚守的底线。1961年，陶铸到杭州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说：“不搞集体化怎么行啊，不搞集体化，就没得办法搞大生产，也没得办法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管理，一家一户也抵御不了大的自然灾害。”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沸沸扬扬的“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反、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军、烈、工、干四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跟湖南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在下山的路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毛泽东的道理显然是深远的，这源于他对信仰的坚守，源于他对革命的忠诚，源于他对人民的挚爱，源于他对世界的洞察。为了消除资本主义思想及政治基础，毛泽东擎起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旗帜，将革命之火引到了那些曾经的革命者自己的头上，这种一种旷古未有的革命，这是一篇惊世骇俗的大道理。

　　毛泽东花毕生的精力在讲述着关于人的道理，关于国家的道理，关于天下的道理，他讲的都是大道理，大道理开始的时候往往并不被人理解，而事后才会被人普遍接受。毛泽东从众多革命者里脱颖而出是因为他的大道理，中国共产党人从弱小走上强大是因为大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穷而白走上世界舞台是因为大道理，没有毛泽东的大道理，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或者至少要“在黑暗里摸索更长的时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大道理的胜利， 中国的成功是大道理的成功。

　　翻开历史的篇章，毛泽东的大道理力透纸背，而那些曾经纷繁喧嚣的小道理呢?无不黯然失色。历史可以镜鉴，中国需要大道理，大道理才会有大气魄，大道理才会有大发展，大道理才会有大前途，而如果没有大道理呢?那必然会出大问题。毛泽东的大道理，应是我们今天最好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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