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瑜简介：台湾著名进步学者 Bryn Mawr College 经济系博士学位。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和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客座教授，是台湾著名的进步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论述颇多，对美国社会有较深 的了解，对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亦有研究。近年来，她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中国农业的发展和问题》、《美国民主政治六讲》 等。
在鞍钢宪法诞生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50多年前，毛主席就看出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坚持政治挂帅后，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把它命名为“鞍钢宪法”。毛主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新法提高到宪法的高度，可见他对鞍钢改革是极端重视的。50年前，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鞍钢宪法的深刻意义;而今天，我们确实认识到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保障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大法，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要深刻了解鞍钢宪法，还必须先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目前一些专家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鞍钢宪法是一种企业管理的方法，既可适用于社会主义企业也可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华已被一些美国和日本企业所采用，因此现在中国也应该再度重视这种“管理方法”，不要再让它“墙里开花墙外香”了，好像鞍钢宪法已经在墙外香了起来。事实上，日本或欧美所实行的一套工厂管理，绝对不是我们现今所要纪念和实行的鞍钢宪法。我们千万不可把鞍钢宪法看成只是一种“管理方法”。因为鞍钢宪法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得到实施的。
本文首先要讨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在企业中是怎样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下面要着重说明，福特汽车公司是怎样运用泰勒的“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其次，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从而认清为什么鞍钢宪法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实行。
到了20世纪70年代，福特制的那套管理办法已经失灵了，资本主义企业又争先恐后地向丰田汽车公司学习“瘦身管理”的办法。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一些专家顾问们设计出来的对付劳工的策略，用来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增加对劳工的剩余价值剥削，以便获取企业的更高利润。本文最后一节，要进一步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划时代意义。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资本家与劳工对立关系的工厂管理
泰勒的“科学管理”是怎么一回事？
泰勒出生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富有家庭。他年轻时辍学，到他父亲朋友开的工厂当学徒。泰勒当过几年学徒后，就在一家钢铁厂里的车床车间当技工。他说，与他一起的有20多个人，工厂每周开工6天5夜，工资是按件计酬。按件计酬，一般对工人不利，因为工人为了多赚点工资就越做越快，加速赶工的结果是降低了每一件的工资。因此在计件工资下，工人必须团结合作，尽量将工作速度降低。泰勒作证时说，我们每天只做我们能做的数量的三分之一。泰勒被提升工头后，很诚实地对他工友说：从现在起，我跟你们不站在一边了，作为工头，我必须从工厂管理者的立场出发，我将尽一切努力来把生产速度加快。他的工友对他说，“那你就成了一头该死的蠢猪，我们不会让你得逞。”
泰勒在国会作证时说，他当了工头之后，就用各种办法加快生产速度，工人们也就用各种办法抵制他。开始时，泰勒训练几个新工人，教他们车床工的技术，也教他们怎样加快速度。可是这些新工人一开始工作就把速度减慢下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跟那些老工人一致的，他们不想为老板拼命卖力。在彼此斗争中，泰勒的工友问他，“你若还是工人的话，你会怎样做?”泰勒诚实地说，“我会跟你们一样尽量把工作速度减慢。”这样的斗争持续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泰勒决定在训练新工人时，要他们承诺在学会了技术之后，每小时一定得做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否则就扣工人们的工资。这样的做法，终于逼着新工人加快工作。这时，老工人也只好加快他们的工作速度。然而这场斗争并未结束。此后，新老工人联合起来破坏机器，使得几乎每天都有机器发生故障。泰勒说，他很熟悉工人这种对付工头的伎俩。工人们是用这种破坏性的办法来对付工头的。他们向老板说工头已经把生产速度增加到连机器都承受不了的地步。这样，就把责任推到工头的身上了。泰勒又想出新招：谁要是破坏机器，谁就要被罚款。在厂方全力支持下，经过3年的斗争，泰勒获得了成功。
泰勒在这场斗争中深感到，技术工人对生产有很大的控制权，资方要取得控制权，就要花太多的心血和精力与技术工人作斗争。有了这次成功经验后，泰勒就致力于研究如何把技术从工人手中夺过来。因此，所谓泰勒的“科学管理”，就是研究如何把复杂的技术分解开来，成为很多简单的步骤。这些简单的步骤，完全可以由非技术工人来完成。泰勒还进一步研究工人，怎样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一个简单的步骤。他要工人做各种不同的操作，然后用运动员那种记时表来测量每种操作需要几秒钟可以完成。在泰勒的研究中，他知道不可能所有的操作都不需要技术。但是，他可以用分工的办法把技术分割开来，不让任何工人控制一个完整的技术，这就使工人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
哈瑞•巴雷曼(Harry Braverman)是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泰勒的“科学管理”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1974年出版了《劳动与垄断资本》这本书，上面谈到的有关泰勒的生平及泰勒在国会作证的陈述，就来自这本书。巴雷曼把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了3点总结。下面就对这3点作些解释：
第一，将生产程序与工人的技术分开。
资方经他的经理们尽量从工人当中搜集各种有关技术的资料，并掌握每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对工人进行全面控制。
第二，将所有需要头脑思考的工作从生产车间移出，集中在完全由资方控制的计划部门和设计部门。
巴雷曼说，资方为了取得全面控制，必须将原来由工人策划和思考的部分从整个工作中分离出来，只剩下需要工人动手做的部分。巴雷曼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人性的，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动物就是人在动手之前，先在脑子里构思和计划该用什么步骤来完成一项工作。资方不允许工人构思和计划，就是为了控制工人。被控制的工人则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变成一个不能有意志的、任人摆布的傀儡。
第三，当资方和资方的经理们掌握了所有有关生产的资料后，他们只需要列出一个清单，再由工人按步骤去履行。
这样一来，管理阶层就可以硬性规定工人每天要做什么工作，工作中的每个细节，工人在规定时间里必须完成的工作。
60～70年代，美国产业工人的待遇同现在比较是相当好的。可是汽车工人和其它大工业的工人，对他们工作的满意度却是很低的。他们认为，每天都在忍受着单调无聊的工作，又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工会也帮助不了他们。许多工人到汽车公司打工，就是想趁年轻时苦于几年，多挣点钱，退下来后再找别的工作。可是结了婚，有了孩子后，开销越来越大，就退不下来了。我教书时，有一个学生曾在汽车公司工作了10年，他所做的是一种极为简单、只需几秒种的磨工，每天就不断地重复这几秒钟的简单工作。由于工作时吸进了很多金属粉末，后来他得了肺部疾病，躺在医院修养期间，他开始考虑后半辈子是不是就这么过下去，是不是只为了多挣点钱，继续干那种极为单调无聊又伤害身体的工作。最后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学校读书。他说，他比他的工友有利的条件是，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可以辞去工作。另外，只有生了病，躺在医院里才有时间思考，做出了这个重要的决定。否则，每天下工后都累得半死，吃了晚饭后在电视机面前发呆一阵子，就得去睡觉了，一天一天的就这样过去了，没有精神来想任何事情。
巴雷曼在书中说到70年代初时，汽车公司工人的旷工人数持续上升。根据《财富》杂志在1970年的一篇报导，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平均旷工率达5%，周一和周五更高达10%。还有很多工人迟到，工头每天早上都得急忙地找替工。工人也常抗拒加班，并常与工头争执。还有些工人不高兴就索性不干了。福特在前一年有25%的人辞职，有的工人甚至一天工没干完就走了，连工厂欠他的工资也不要了。巴雷曼说，1970年凯斯来与汽车工会签订合同时，资方说有一半工人还没有完成他们90天的试工期就走了。同一年，福特在底特律郊区的一个工厂，每个月有8%的工人辞职，这个工厂为了维持5000个工人，每年必须新雇4800个工人。这些现象都表明，工人越来越不情愿接受这种非人的工作环境。
工人的抗拒严重地影响到生产效率，因此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美国工人对工作不满的问题。这个专案小组对工人的不满所引起的后果作了如下的报告：
“结果是工人的旷工率、辞职率和野猫罢工不断地增加，从工人对工厂进行破坏，生产品质低落中，都显示出工人的工作意愿很低。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更加证实了工作上的问题已经连带地引起了其它的问题，包括工人身心健康、家庭的稳定性、社区的参与和社区的凝聚等，而且使人对社会和政治的态度趋向极端化，导致吸毒、酗酒、暴力与其它犯罪不断增加。”(巴雷曼：《劳工与垄断资本》第31页。)
这篇报告很值得重视，它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福特的“科学管理”，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控制产业工人，以便扩大汽车业和其它大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资产阶级大量地并快速地增加了资本积累;而另一方面，这种违反人性的劳动程序，却遭到工人的不断反抗。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工厂里，经过近70年的实践，证明了福特的“科学管理”，不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因此，资本家必须策划对付工人的新策略。这就是：一方面用“全球化”来为资本找到新的出路;另一方面就是采用丰田制的“瘦身管理”。
什么是丰田制的“瘦身管理”？
“瘦身管理”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大野奈一(Taiichi Ohno)，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策划出来的一套工厂管理制度，也被称为“丰田制”。日本在战败后，一切物资都非常缺乏，因此在生产上一定得尽量节约，这就是“瘦身”这个名称的由来。丰田制的“瘦身管理”名扬在外，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产生“丰田制”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70年代时，美国各大汽车公司面对着难以解决的劳资矛盾，以及与这种矛盾相关联的产品质量低劣和生产成本过高的各种问题。当时国际汽车市场上，日本的几家大汽车公司不但迎头赶上，而且超越了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在1955年时，日本的汽车产量只是美国汽车产量的1%，而到1980年时，日本的汽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
丰田制生产的座右铭，就是不断地增加效率和不断地提高品质。增加效率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品质就是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争取更多的顾客，以便增加销售量。销售量越大成本也就越底。因此丰田制的“瘦身管理”的目的，就是追求更高的利润。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猜出“瘦身管理”的意思，那就是要不断地除去“多余的浪费(肥肉)”达到瘦身的目的。“不断地”是由日本的“Kaizen”翻译过来的。在实行丰田制的工厂里，到处都贴满了“Kaizen”，也就是说，不是达到一定程度的瘦身就可以满意了，而是必须不断地无止境地继续瘦下去。瘦身的范围包括节省材料、节省空间、节省能源、节省人工等等。长期以来，通用和福特的生产都是为了使生产线不间断，而在各方面留有余地。像在仓库里总是有富余的原材料和零件的存货，在生产线上也会有几个后备工人，可以在有人不来上工或迟到时补上。但是对“瘦身管理”来说，这些余地都是多余的浪费，都是必须减掉的肥肉。
“瘦身管理”的“无库存”，就是要将生产时所需要的材料和零件的存货降到最低，最好是能做到在开始生产需要原材料和零件时，货车刚好把它们运到，马上能上生产线。因此，每天早上在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地(丰田城)的路上，都排满了运零件的大型卡车，准备给丰田送货。有人说丰田把公路当成了它的免费仓库。事实上完全没有库存是很难作到的。因为原材料和零件的供给商很难完全准时地把货送到。但是“瘦身管理”把这个难题交给供应商去解决。供应商为了预防万一，只好留一些余地，但是这个费用只能由供应商来负担，由他们来伤脑筋。丰田保持“无库存”就省去了仓库，也省去了因保持库存所占用的资金。丰田在加拿大所设的工厂也是用公路作为它的仓库，早上也是大卡车在公路上排长队，准备送货。有一次这家工厂的工人与厂方发生纠纷，许多工人的家人就起早开了车把公路挡住，使大卡车无法准时把货送到。
“瘦身管理”在生产程序上把工人分成好多个小组，并且将每个小组工人的人数降到最低，一般小组内有4个到6个工人，并规定每个小组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的指标，不留任何余地。所以如果有人不来上工或是迟到，小组里其他人必须负责加快工作，把损失补上。这样就使得工人不敢不来上工或迟到，因为他们怕会给组里其他人增加负担。资方这样做，就把工人旷工和迟到的棘手问题反过来交给工人自己处理。工人怕给组里其他人带来麻烦或者怕被其他工人骂，即使生了病也常常勉强带病上工。
“瘦身管理”铲除了任何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员，用“瘦身管理”的话来说就是铲除任何与直接增加价值无关的工人，像机器的维修工人或是清扫工人。在福特或通用汽车这些工作都专门有人负责，但是“瘦身管理”把这些工作都交给工人的小组负责。每个小组有个小组长，小组长的事也很多，他(她)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如果有工人不来上工，小组长要自己来替补，他(她)还得负责纪录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安排工人加班，就连工人上厕所也得小组长认可。小组长还得负责品质管制，安排机器维修和解决生产上的任何故障。
渡边勉(Ben Watanabe) 在日本从事工运，他在底特律见习时，我邀请在我的课堂上演讲。他给学生介绍了丰田制的工厂情况。他说，工厂中各处都设有显示灯来反应生产进行的状况。如果生产运转顺利不发生故障，会有绿的显示灯出现。这时负责管理的人就要注意了，因为如果老是出现绿灯，那可能是所安排的资源过多了，这时必须再抽走一些资源，譬如说，再减少工人人数，或将流水线的速度再加快。但是如果工人人数太少，生产线的速度调得太快，因此引起了生产上的故障，显示灯会出现红色，那也不理想，因为生产故障会耽搁时间。“瘦身管理”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理想。最理想的是把生产的速度调得尽量的快，又不至于发生故障的程度，在这个最理想的速度下显示灯出现黄色。“瘦身管理”就是要把生产线维持在显示黄灯的速度。这样工人就得在生产即将中断的威胁下紧张地工作。在日本汽车生产大量增加后，生产管理不断地瘦身的结果，不但工作的伤害快速增加，而且更多的工人的精神和体力再也支持不下去。渡边勉说，为了给因过度劳累而猝死的工人提供服务，日本的社会福利部门还特别设了一个电话热线。由此可见，因过度劳累而猝死的人已经不只是少数几个。
一个统计资料也显示出工人在“瘦身管理”下工作比福特制下还要紧张得多。在福特制的工厂中，平均每一分钟工人不停地工作45秒，而在丰田制的工厂中，每一分钟工人不停地工作57秒。对实行丰田制的工厂来说，无止境地瘦身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它们把这样做的恶果转嫁到工人身上。
日本的工厂能实行“瘦身管理”，有它一定的社会基础。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后，统治阶级要日本公民加倍努力，用生产上的优势来征服世界，以便清洗国耻。日本政府还用国家资源有计划地来支持各种工业的发展。到了50年代，虽然日本企业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的组织，但是这些现代企业也继承了不少战前日本家族企业的传统。企业主替代了家族的家长，他们向工人灌输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思想，企业主用终身供职来换取工人对企业的忠心。从战后到80年代的4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从纺织业，到汽车业，再到电子业超越了欧美，产品征服了世界市场。在出口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日本的企业主可以实现他们的承诺。所以，战后日本第一代工人享有终身职，不怕被公司辞退。但是也只有大工厂的正式工人才享有终身职，在其它小工厂做包工的，工人多半不做全工，而且可以随时被解雇。大工厂的工人为了表示对公司的感激，也为了自己工作的保障，就忠心耿耿地为资方效劳。日本能在短短的20年间就一跃而成工业强国，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日本工人的勤奋。
到了80年代，日本的各大工业就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这时日本的资本就大量转移到东南亚投资，多余的资本就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到了80年代末，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泡沫破灭，从此日本的经济陷入不能自拔的长期危机，直到今天危机尚未终了。日本的资本家也进一步将生产移向国外。在这20年中，日本的各大公司再也无法维持工人的终身职，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在这些年中经历了翻天的变动，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话从此破灭了。日本公司移到北美生产，在美国和加拿大更难维持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话。
资本主义的任何工厂管理都不可能解决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在网上看到崔之元教授的一篇旧文《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崔教授是为鞍钢宪法辩护的。他反驳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认为中国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再搞“后福特主义”生产。崔教授在文章中说明，福特式的生太过于僵化，并以垂直命令来实现厂内分工的办法已经过时了，已经被称为“后福特主义”的“丰田生产方式”取代了。崔教授还说，“丰田生产方式”不再是用从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团队合作”。他认为“团队合作”里有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因此，崔教授认为，“鞍钢宪法”就是“后福特主义”。
上面已经说明了丰田制的生产管理，并不是与福特式完全不同的管理。近年来，“丰田式生产方式”之所以得到资本主义管理学者的赞赏，主要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除了因无库存而降低了对资金的占用外，也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对多样的产品和不稳定的市场销售量有较灵活应变的能力。许多西方的管理学认为，从成本和质量上的考虑，这种生产方式与福特制相比有它的优越性，也是日本汽车公司能够战胜美国汽车公司的主要原因。
崔教授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鞍钢宪法仅仅是一种工厂管理制度，而这种工厂管理制度既可以适合于社会主义也可以适合于资本主义。他不去分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要获得更高利润就只有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减少企业的成本这两条路。在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增加收入不容易，所以减少成本就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比起福特制来，在丰田制里更是分秒必争。
崔教授的文章中还提到瑞典的Volvo汽车公司的创新，这家公司两个工厂的确在劳动程序上作了相当根本的改革，特别考虑到如何便利工人工作，为了减少工人的压力，他们取消了流水线的生产，并给工人很大的自主权。工人对这样的改革非常满意，这是唯一的一家汽车公司在它的两个工厂内能作到的。但是这家公司的两厂已经相继在1989年和1994年关闭了。
在资本主义的企业内，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可能做到工人把工厂当成是自己的。资本家为了谋求利润而生产，向劳动者购买劳动力，工人在工厂中给资本家工作8小时或是10小时，就是把这8小时或10小时卖给资本家了。资本家从工人手脑腿脚中所要的，是最大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要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创造最大的价值，但要工人领取最小的报酬(工资加福利)。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代表资本的管理阶级都必须用各种办法，从工人体力脑力上挤出最大的剩余价值。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可能被资本主义管理学所称赞。这就是为什么丰田制的“瘦身管理”，在资本主义各国里会红得发紫的根本原因。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劳资对立的国家，有代表资本利益的赞美也必然就有代表劳工利益的批判。本文就是从工人立场上对福特制、丰田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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