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台湾“批判与再造社”出版的金宝瑜新作《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在此阶段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一股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上个世纪的苏联和中国，前进和后退的斗争一直在发生。金宝瑜老师悲哀于美国左派运动的浮沉，亦不忍见中国曾经获得的革命成果付诸东流，在八十余岁高龄、新冠病毒肆虐美国之际，写就《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书，欲以历史为镜鉴，警醒当下之民众，可敬可佩。感谢金宝瑜老师授权激流网对此书进行连载，本次刊载内容为本书第二部分，相信大家一定能在文中感受到金老师的一腔热忱。
金宝瑜：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首先就没收了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和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这些资本量的总合占全国总资本的80%。土地改革完成后，下一步就是赎买民族资本家的私有资本，一步步把工商业的私有财产国有化，来完成公有制。1956年时，新中国成立了工业企业的全民所有制。 在公有化过程中，虽然中国共产党内对将工商业企业收归国有没有不同的意见，但也不能说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特别是对全民所有制的意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另外，就是共产党里有人认为工商业公有化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在过渡期中，资本家私有和国家的国有可以并存一段日子，因此，他们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改造进行得过快。这种意见就表现在1976年之后，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补课论”的说法。“补课论”批评之前公有化进行得过快，过早结束了他们认为本来应该经过的一个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全民所有制成立之后，由刘少奇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之后，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指全民所有制)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毛主席则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毛主席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成立并不能代表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因为全民所有制所代表的一切，包括工人终身制以及各种的工人福利等，还只是由共产党规定下来的，毛主席认为，这样的生产所有制的建立，还只是建立了法定的所有制，在这之后，只有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将刚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巩固下来。如果不能做到无产阶级真正掌握了政权，而只是在法律上建立起来公有制，那么工人阶级所享有的一切就会全部丧失。他认为只能在生产关系进一步向前推进，使得无产阶级在实质上掌握了生产工具，那时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不会在得到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之后，又再度失去。
只有这样地去理解毛主席对改变所有制的看法，我们才能进一步认识毛主席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将阶级斗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也只有这样地理解才可以看清楚在全民所有制内一直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如对工人终身制的保护或是取消，如毛主席对工人治厂的重视，更牵涉到经济基础之外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斗争。另外，当我们能够理解毛主义对所有制的看法，也就可以判断今天中国不同的派别对国有企业的看法是否正确。
在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上对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国有化”或“私有化”之间产生的争论中，反对私有化的人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在整个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率，50%还是80%?他们反对将“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这些维护“国有企业”的人认为只要国有企业还占多数，那么中国就还是社会主义，或者还保有社会主义因素。我认为我们虽然可以同意“国有”和“私有”之间是有差别的，国有企业不同于私有企业，像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有能力设置一些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会对企业的某些行为有些限制。
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并不代表一个制度的社会主义成份比较高，认为国有企业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按照当时的一定需要，它们还是会将企业收归国有。一般是私有企业经营发生问题，企业亏损了，甚至要破产了，因此，由国家接管下来，特别是一些对整体经济影响较大的企业，如交通、电力、银行一类的企业，在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会收管过来。往往在国家的经营下，企业转亏为盈，又再将这企业卖会给私人，这种情形时常会发生，但是这样的国有化与社会主义无关。另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许多落后国家希望能脱离帝国主义来独立地发展它们的经济，但是它们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因此，它们也会将一些重要企业国有化，以便使这些企业增加对外国资本抵抗的能力。同样的，这样的国有化也和社会主义扯不上关系。如果无法将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区分开来，那么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在1956年工商企业国有化之后，还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就是认为1956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已经建立完成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是先进的了，所以中国主要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就完全反对这样的看法，他看到生产关系的改造不是只要经过一个立法的程序就能完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这个改变要经历从一个阶级专政，过渡到由另一个阶级专政。所以1956年绝大部份工商业公有后，到底由哪个阶级专政还是个未知数。
今天，在全民所有制成立了60多年和全民所有制被迫解体的40年之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1956年全民所有制的建立?这是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一) 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过渡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用赎买政策赎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企业，取消了私有制。1956年，国家将工商企业收归为中国人民所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决定和执行新中国的一切政策，它对全民所有制有几项原则性的规定：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不以牟利为目的，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不由企业自己决定，而由国家制定的经济计划来决定。国家根据全体人民现在的和未来的需要，每隔五年制定一个经济计画，这样的五年计划按照预期的国家的生产能力，在考虑了人民目前的需要和将来的需要后，来决定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根据这个比例来决定国家的投资。除了消费与投资外，每个五年计划必须要包括国家的国防开支以及与国防建设相关的费用。
1956年毛主席写了一篇《十大关系》的论文，他从整体的发展着眼来考虑如何对待当时十个最重要关系，在十大关系的第一大关系中，毛主席讨论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重工业是中国建设的重点，因为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他也提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经济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其中一个错误就是在它们的经济计画中，过份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因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导致市场上的货物不足和货币的不稳定。鉴于苏联的错误，毛主席说，虽然重工业仍然是中国建设的重点，但是毛主席提出不能过份偏重重工业，而忽略了人民生活上所需要的粮食和轻工业产品。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时期，偏重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中工人的工资有了比较大的调整，结果是农业的生产跟不上，导致供应紧张。1956年毛主席的《十大关系》论文发表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才调整过来。在这第一大关系中，毛主席确定了其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方向。从此看来，经济计划下的公有企业的发展必须要从全局考虑，而且必须考虑到长远的发展，以通过促进经济全面和长期的发展来改善人民当前跟未来的生活水平为目的，以后每五年根据发展的结果来作必要的调整。
因为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属于全民，所以所有的企业合起来一起算账。七十年代末资本主义改革时，资产阶级把原来的社会主义企业改变成盈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每个企业单独设立一个自己的账簿，企业有了自己的账簿，才能根据市场价格和成本来决定生产什么才最有利润，企业有了自己的账簿后，就开始把企业的生产目的，从为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的生产，改变成为自己企业盈利的生产，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在社会主义时期，当所有的全民企业都是一笔帐时，并且在产品的价格和原料的价格都是由国家决定时，每个企业的经营好坏不由这个企业的收入高过支出(也就是盈余)来决定，而是根据这个企业是否能够达到“多、快、好、省”的标准。像50年代时，手表价格定得很高，生产手表的企业的收入远大于支出，如果按照资本主义来给这个企业算账，它的“利润”很高，但是在全民所有制下，这个“利润”并不代表这个企业经营得好，而是因为它的产品价格高。经济计划中把手表价格定得高，是因为手表不被看为是必需品，所以手表生产量小，价格定得高，只有少数人可以买得起手表。生产手表的企业将收入大于支出的部份上缴国家。再举一个例子，如生产农机的企业，国家将农机的价格定得低，以便公社和大队可以有能力购买，因此，生产农机的企业会入不敷出，但是这样的“亏损”是因为农机出售的价格定得低，而不是因为企业经营不善。因此，支出大于收入部份由国家补贴。除了“利润”上缴国家和“亏损”由国家补贴外，企业的投资多少也完全根据国家从整体发展策略作为考量来决定，而不是“利润”高的企业可以多投资来扩充生产规模，“利润”低的企业则得不到投资。只有这样，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可以逐渐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所依靠的价值规律，可以按照计划来为满足人民的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
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的资源只会投向盈利的企业，而且优先投到利润率最高的企业，而不会投向最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企业。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许多欠了外债的发展落后国家，往往因为缺少资金，无法投资在一个人民极需要的清洁饮水的自来水厂，在此同时，它们却允许外来投资建设最赚钱的汽水厂。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之类的有名的汽水厂，只要花很少的投资建个水瓶厂，用它们的秘密配方，加上大量的广告，利润就会滚滚而来。在落后国家的许多大城市里，人们没有清洁的水可喝，年幼的小孩们却在街上吆喝着卖可乐。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资源才会投向社会上人民最需要的生产上。社会当前最需要的无外是人民生活上的消费品，如供给人们足够营养的食物、清洁的饮水、住房、医疗、教育等等。人民的这些基本需要，只有在不按价值规律办事的计划经济下才能得到满足。因为在社会主义下，国家可以根据计划把资源最优先放在人民最基本的需要上，不仅如此，负责计划的人要精打细算地为保证人民未来的需要来筹画投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总还是有人吃不饱饭，总还是有人无家可归睡在路旁。因为资本主义为盈利生产，贫穷的人没有购买力，他们无法将自己的需要变成市场上的需求(需要+购买力)，因此，市场不会去理会他们的需要。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时，粮食生产过剩，拿去烧掉，猪肉生产过剩，把猪仔杀掉埋起来，(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是生产多过于市场需求，不是生产多过于人民的需要)。人民虽然忍受着饥饿但是没钱去买粮食和猪肉，城市里失业的工人只能排着长队，去讨一碗施舍的稀汤。今天的三藩市美国是最富有的大城市之一，最大的高科技公司(苹果、谷歌、微软)都在它附近。在这些公司工作的人薪资很高，也就因此增加了三藩市住房的需求。原来住在三藩市的人，付不起提高了近一倍的房租，被赶了出来，导致三藩市虽然是美国的一个富有的城市，但是它的街上却睡着许多无家可归的人。这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为牟利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却永远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当生产逐渐提高时，人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普遍的改善。虽然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画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未预料到的因素，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必须做一些调整，如自然灾害等不可预料的情况，但是基本上根据人口的增长，每五年需要多少增加多少工作机会，人民需要增加多少食物，需要多少住房，健康卫生和教育需要多少经费，除了保证过去的标准外，有多少将标准提高的余地，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绝对不会像当今的中国一方面大量的资本无处可投，另一方面，太多的人民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在资本主义下没有可能不两极分化，没有可能奢谈什么和谐社会。在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社会，在没有公平、没有正义的社会，人如何可以和谐相处?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可能会和谐，也不会有安宁。今天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发展发达的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都处在非常不安宁的状况中，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社会主义仅仅二十年的时光，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在各种可测量的指数上都大幅提高，大多数的人在吃饭、住房、医疗和教育几项中的需要得到满足，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在历史上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贫穷的国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达到这样的成果。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半个多世纪前，它的总统詹森就开始了消灭贫穷的计画，到今天美国的贫穷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贫穷、饥饿、无家可归的人有增无减。2008年之前，无家可归的人多数是单身男性，其中很多是因为吸毒和酗酒而堕落的人，但是今天已经扩延到带着小孩的母亲、上了年纪的老人和有工作但付不起房租的年轻人与中年人。在美国这种食物生产极为丰富的国家，却有许多人饿肚子，当前有四千万美国人要依靠政府的食物补贴，他们得靠联邦政府发的食物券才能吃饱肚子，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明年要削减食物券的经费。
记得在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不久，改革政策是企业要有盈利，即使不能盈利，也得自负盈亏。许多医院和诊所，首先就提高了以前在中西医结合时发展出来的低价的、便民的成药价格。之后，在医疗制度一步步商品化下，本来是必须品药物，却变成了要有购买能力才能享受到的商品，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医疗卫生的商品化、教育的商品化和住房的商品化，把本来人民普遍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变成了一般人民购买不起的商品。
社会主义时代，全民所有制内设立了八级工资、工人的终身制，以及各种福利，包括基本上免费的住房(每月只需付极少的房租和水电费)，工人享有免费医疗(工人家属付少许的费用)，工人子女的免费教育，食物上的补贴，以及工人退休后生活上的保障等等。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在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作的工人，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所有制是指产权而言，全民所有制的产权代理者即国家政权)但农民并不享有工人在生活上的各种保障，城市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在生活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一个差距要再经过一段日子才能拉平，在七十年代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时，这个差别仍然很大。在全民所有制下，国家控制了工业生产的所有剩余，但是这些剩余并不是只用来保证和提高工人的生活，而是根据整个国家的总需要来作全盘的考虑，其中包括国家如何利用剩余来提高农业的生产，以此来提高农民的生活。在一个限度内，国家也经由调整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价格(减少交换的剪刀差)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及通过调整税收来降低农民的负担，这一点在前面讨论工农联盟时已经做过说明。
(二) 全民所有制在废除雇佣劳动上的努力 (全民所有制内工人治厂与工人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
每个全民所有制的工厂的工人工资和福利都是由国家直接拨发，因此，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与工厂的收入和“利润”脱钩，厂长不能像在资本主义企业里，用企业亏损为理由来解雇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国家才能保证工人的终身制和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社会主义对工人工资的看待和资本主义对工人工资的看待是完全不同的，不仅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所以提高工资是件好事，因为工人拿到多一点工资就可以购买多一点消费品。但是在资本主义下，对企业来说提高工资是件坏事，因为一个公司提高了工资，就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甚至亏损，这又将导致公司股票下跌。因此，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工人通常得通过组织罢工或怠工的手段来争取工资的上涨。同样的，资本主义企业不会自动地改善工人在工厂的工作环境。1911年美国纽约市三角缝衣工厂发生大火，烧死了145个年轻的女工，主要是因工厂没有通风设备，聚集起来的棉絮没处可去引起的。这次的火灾悲剧引起社会的公愤，经过法律程序才逐步迫使工厂改善工作环境。在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健康甚至工人的生命不被计算在生产的成本之内，能省则省。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1993年深圳玩具工厂的一场大火，烧死了84个年轻工人，和资本主义改革后，中国连续发生的许多起矿难事故让多少矿工失去了生命!在疯狂争取GDP高速成长的背景下，中国的煤矿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煤矿。
在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工人的工资是低的。因为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的总消费加上总投资，再加上政府总支出(在贸易平衡下)必须要等于一个国家的总生产。除了美国这个超级帝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得遵守这个规则，只有美国用它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霸权来耍无赖，从80年代起，美国每年都用进口大于出口的方式(也就是欠债的方式)把别的国家的生产拿来给美国用。即美国的总支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大过于它的总生产，不足部份靠贸易的逆差(进口大于出口)来补足。世界上，除了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这样做。从80年代到今天四十年的时光，美国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整个世界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实行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全球的剩余产品需要有地方来堆积，于是美国这个狮子大张口，把所有的剩余都吞了下去，只是不付钱罢了(美国用美元记账来付钱，出超国家就拿着美元纸钞当作钱收下，虽然知道这些纸钞是不可能兑现的)。多年来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结果，使得美国这个最富有的国家在消费上要靠发展落后国家的储蓄(生产的剩余)。美国是靠着长久借债来维持它的支出超过生产的部份，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这样作。[1]这些债权国(美国欠中国的债最多)不要期望有一天美国会还债，美国欠它们的债最后一定是赖掉，如果这些债权国要真的联合起来向美国讨债的话，那么借着靠美国欠债来维持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就会停止运转，今天这样的帝国主义体系，就是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因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食物营养上和卫生保健上都提高了很多，婴儿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生命提高都使得人口增加得很快。在国家的保证充份就业政策下，城市工人人数增加的很快，在生产力仍然低落的情况下，增加就业的同时，就不能提高工资。如果在就业人数增加时再提高工资，工人消费的总额的增加过快，就会像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样，造成工人的消费超出了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供应能力，导致物资供给紧张。基于这样的考虑，当时的政策主要以增加总就业人数来保障总消费。一家人常常不只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因此，一家人的工资总和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每家人的基本支出(像住房和吃饭)都非常低，住房由工作单位分配，粮食和棉布都实行配给制，价格维持稳定，甚至有 下降。人们保持着中国人省吃俭用的美德，工资虽然低，但是多数人每月还是能存下一些钱，集起来买一些像脚踏车、缝衣机、照相机、手表、一类的大件消费品。不错，在社会主义时期，因为生产力很低，为了要顾到投资和消费的总需要，中国工人的生活仍然相当清苦，但是与解放前相比，则是改善得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为生活忧虑，他们不必担心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也不必忧虑物价上涨、自己失业，或是年纪大了没钱养老。另外，因为新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改变，曾经被人看不起的做工的人，解放后，他们骄傲地接纳了社会上创造价值者的荣誉，工人得到社会上普遍的尊重。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历史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享有过像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那么高的荣誉。
在社会主义下，工厂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有所改变，必须要有别于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管理者(干部)和被管理者(工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和资本主义的工厂里有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管理者代表资本，被管理者只是雇佣工人，在生产程序中的重要事项，都由管理者决定，工人无权过问。在社会主义下，既然工厂的所有权不是哪个老板的，而是由全民所有，那么工人就应该可以过问生产程序上的决定，不但可以过问，而且应该要积极地参与。
解放后工厂里的管理干部当然是跟解放前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工头完全不同。一般的干部对工人都是非常关心，对工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照顾。但是中国是一个有长久封建历史的国家，在封建制度下，“官”和“民”有一定的对立关系。解放后，很难避免的，工厂里的干部还会被看成“官”而工人还是会被看成“民”，这种关系不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地改变过来。全民工厂里的工人在很短时期里获得工作和工资的保障，以及享受到上面提到的各种福利。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工人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不断地斗争才争取到的。因此，解放后中国的工人对共产党和国家会怀着无限的感恩，他们不认为他们得到的一切是他们应得的，而是来自共产党对他们的恩赐，因此，他们认为只有用努力工作建设国家来作为对国家的报答。虽然经过了几次群众运动，但是在五十年代，群众运动的对象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坏份子，或是少数共产党内不守法的坏人，当时所指的右派也还不是后来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到了1956年，苏联走向修正主义的趋势明朗化后，中国共产党对党内修正主义提高了警觉，在这时共产党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已经相当明显。上面谈到农业时提过，土地改革后，面对农业如何实现现代化，共产党内就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毛主席主张农业发展可以经由集体化来完成，但是刘少奇则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要靠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只有在中国有足够的钢铁和有生产农机的技术时，才有可能现代化。这样的两条路线上的分歧到了“大跃进”时公开化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工人和绝大多数群众对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清楚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有一日走资派当权，他们将会失去所有的一切，也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工人和中国大多数人民对走资派的实质和策略没有清楚的认识，应该说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在全民所有制之内，社会主义的路线就是如何能使工厂里的工人团结一致来争取工人在工厂中的地位，改变工厂里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步步完成工人治理工厂，因为工人治理工厂是走向工人治理国家的第一步。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路线就是要工人不再是为了生活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而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派则是抱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增加工厂的积累是第一要务，因此，他们只关注如何降低工人的工资，和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来加快积累，以便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走资派在工业上想推行的政策和他们在农业想要推行的政策一样，同样依照唯生产力论的观点。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内，走资派想要用破坏工人的团结来削减工人的力量，用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增强工人的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效率。走资派完全不相信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会意识到他们的工作不再是为哪个老板谋取利润，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总体利益，因此，他们会自动自觉地为增加生产而努力。相反的，走资派认为工人只有在会被解雇的压力下，或者在物质刺激下(像奖金和计件工资)才有可能努力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在具体的政策上，就集中表现在是保护工人的终身制，还是用临时合同工来取代工人的终身制;在工资上，两条路线的争论是到底工资是为保证满足工人生活上的需要，还是要利用不同的工资形式来作为刺激工人积极性的工具。
走资派几度企图要用合同工制来替代全民所有制工人的终身制，他们看到中国农村蕴藏着庞大劳动力，如果能释放出来，就可以与工人竞争，降低工人的工资，打击工人的力量，最终取消工人的终身制。因此，将农村集体所有制解体是他们能够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走资派就是要用“三自一包”的推广来一步步解散人民公社。毛主席跟走资派的斗争中用“大跃进”来促进人民公社的成立，用“农业学大寨”来稳定人民公社。在工厂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则是以工人阶级长远的利益为最优先考虑，一步步争取工人对工厂的治理权，要工人阶级拥护“政治挂帅”，反对走资派分化他们的“物质刺激”。
1960年时，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提出了对工厂管理上的改革，有下面几条：(1)政治挂帅，(2)加强党的领导，(3)发动群众运动，(4)自觉地推动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5)修改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合作来完成技术创新。毛主席非常赞同鞍钢对工厂管理的创新，号召全国工人向鞍山钢铁公司学习，并且将鞍山钢铁公司的这几项工厂管理创新的改革定名为《鞍钢宪法》来表示它的重要。但是《鞍钢宪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在工厂里得到响应，我一直以为，原因是当时大多数工人阶级对改革工厂的劳动程序不够关心，所以毛主席的号召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响应，直到看到老田写的《“鞍钢宪法”幕后的故事：为什么〈人民日报〉八年不宣传鞍钢宪法》，我这才了解真正的原因。文革时期，当时负责《人民日报》的吴冷西在他的检讨书中说，是邓小平要他不要宣传《鞍钢宪法》的，连已经写好的评论文都不予发表。[2]我这才了解为什么《鞍钢宪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得到重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认识到，如果他们真的要当家作主，他们必须要改变工厂里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一定得要参与工厂的治理，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工厂，如何能谈到治理国家?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国家，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不就成了一句没有真实内容的空话?
但是走资派对工人治厂则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指望着农村集体所有制解体，农民变成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求职者;那么如果工厂能够解除工人的终身制，工厂就可以雇用到城市求职的农民，压低工人的工资。走资派永远都是从如何增加资本积累为考虑，他们认为只有能够增加资本积累才能发展生产力。在他们看来，工资是生产成本，工资高，生产成本就高，积累就会下降。资本主义认为加快资本积累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道路。释放农村的劳动力不但会对工人的工资造成压力，而且可以从基本上来打击全民所有制里对工人的终身制的保障，也就是削减工人力量的第一步。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走资派要在工厂里实行的和在农村实行的是互相配合的。他们看到在农村里可以用推广“三自一包”，使农民变成自负盈亏的农户，哪年农作物歉收时，农民为了谋生就必须要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其中一个出路就是到城市里去打工。但是也不一定要等到很多农民破产，劳动力才能从农村释放出来，只要城市工人的工资收入高过农村农民的收入，农村的人口就会不断地到城市来谋职，因此，来城市谋求工作的农民就会与工人竞争，藉此来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减少工人的福利。
从五十年代末起，走资派就屡次企图用临时的合同工，来取代全民所有制里工人的终身制，也就是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他们在一些企业中，雇用合同工作为试点，在另外一些企业中，实行终身制和临时工并存的试点。1962年1月国务院制定《关于国营企业使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以便用刘少奇所致力提倡的“合同工”来取代工厂里工人的终身制。1964年8月22日，刘少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题目是“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在这篇讲话中，他大力推崇这种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好处。但是，在1965年3月制定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的通知》，把大部分临时工、合同工都改为固定工(“我国劳动合同实践的历史回顾与启示”看准网上一篇很短的报导。)报导中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走资派为将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终身制改变为合同工(临时工)作了很大的努力。
走资派除了企图改变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终身制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想出办法，用物质刺激来提高工人的生产。物资刺激的具体作法之一，是用奖金作为报偿，要工人为了争取奖金而彼此竞争。物质刺激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实行计件工资，做过工的人都知道计件工资对工人最不利，因为管理者用生产最快的工人每小时能够完成的数量来制定生产每件产品的工资，也就是把每一件的工资压到最低，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和拉长工人工作的时间，以便增加积累。虽然人的劳动速度是有弹性的，可以加快，也可以减慢，但是不可否认，工作速度变快，工作时间拉长，人都会疲倦的，长久的疲倦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生产就把人能承受的工作压力提高到极限，这就是为什么福特用流水线来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把工人能够承受的劳动速度和强度推到极限。当工头把流水线的速度不断加快时，有的工人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工头就把他拖走，丢到工厂门外。这就是为什么当工会成立后，工人要求中的一条就是流水线的速度不能由工头随意更改。
全民所有制下废除雇佣工人的努力，改变了工厂内工人与生产工具(机器)之间的关系。从上面所举的汽车厂内流水线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和机器之间的对立关系。从人开始使用工具到资本主义之前，工具都是为了协助工人生产的，一个鞋匠用刀来切皮革作鞋底，用针来缝鞋面。刀和针对这个鞋匠来说是他手的功能的延长，做人的手不能做的事，来帮助鞋匠完成制鞋的工作，刀和针也是被这个鞋匠控制的生产工具。换句话说，鞋匠这个活劳动控制着他所用的工具中的死劳动。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私有之后，人和生产工具的关系，倒了过来。生产工具中的死劳动(资本)反过来控制工人这个活劳动。在汽车的生产中，这个改变有一个过程，福特最早期的工厂里并没有流水线的装备，那时汽车的制造是在一大间屋子里，屋子的中间有一块地方空出来，作为工人把汽车零件装备起来的地方。而汽车每一个部份的零件则由工人在这间屋子的四周进行制造，那时汽车的零件没有很精密测量，当各个零件凑在一起装备时，常会有不能吻合的地方，这就要靠工人敲敲打打才能将汽车装备起来。
在流水线生产之前，汽车工人是技术工人，汽车的零件是靠他们制作的，这些工人在工作中，有时候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或是跟其他工人聊上几句，他们总是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工头看了这种“推延时间”的事会不高兴，会心里着急，但是却没有办法可以对付工人。那时的技术工人有他们自己的工会，可以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或其他的要求，谈不拢时也可以罢工(技术工人的工会和后来产业工人的工会不同)。福特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想出了流水线的这个妙招。
对资本来说，汽车工厂使用流水线生产有两项好处：一是代表资本的工厂管理者可以通过流水线来控制生产的速度;二是流水线的设计把本来复杂的需要工人技术的部份，变成不需要技术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工作。换句话说，流水线把生产程序仔细分工后，变成最简单的不需要技术的操作，由此把原来工人的技术从中抽走。流水线的生产不再依赖技术工人。因此，福特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哈瑞.布雷佛曼 (Harry Braverman) 是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写的《劳工和垄断资本，二十世纪对工作品质的贬低》(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3]这本书中，他对资本主义的生产程序做了极为明确的分析。在书中，用实际的例子说明资本家在生产技术革新时，必然会考虑到这个新的技术是否会有利于他们对工人的控制，也就是说任何新技术的采用都和资本与工人之间的斗争有着密切关系。70年代初，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达到战后的最高点，但是工人却非常不满工厂对他们的各种管、卡、压。他们用旷工、迟到和辞职等各种方法来抵抗。工人的各种反抗降低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生产成本，这就是为什么资方不得不改变福特制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
到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车生产超过美国，日本丰田的生产方式开始享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声誉，于是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公司开始向日本学习“丰田制生产方式”，各大汽车公司用丰田制取代了福特制，所以丰田制也被称为后福特主义。丰田制最著名的一点是它的瘦身管理。瘦身管理就是尽一切可能来降低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即劳动力、原料的库存、机器和能源的使用等等。
本文的附录一对丰田制的瘦身管理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都是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低生产成本的工厂管理策略，也就是资方用来对付工人的伎俩。很不幸的是，中国的管理学家崔之元竟然把丰田制等同与中国社会主义在工厂管理改革中提出来的《鞍钢宪法》。崔先生写了一篇《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崔之元是为鞍钢宪法辩护的。他反驳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认为中国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再搞“后福特主义”生产。崔之元在文章中说明，福特式的生产太过于僵化，他认为福特这种以垂直命令来实现厂内分工的办法已经过时了，已经被“后福特主义”的“丰田生产方式”取代了，他还说，“丰田生产方式”不再是用从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团队合作”。他认为“团队合作”里有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于是，经过这位教授几次等同之后，“鞍钢宪法”就变成了“后福特主义”中的丰田制的生产方式，这是极为荒谬的事。
崔之元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鞍钢宪法》仅仅是一种工厂管理制度，而这种工厂管理制度既可以适合于社会主义，也可以适合于资本主义，他不去分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要获得更高利润就只有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减少企业的成本这两条路。而社会主义的《鞍钢宪法》是要工人在参加工厂管理中，走向工人治理工厂的目的。因此，后福特主义下的丰田制和《鞍钢宪法》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对《鞍钢宪法》划时代的意义有所理解，就必须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差异，公有制和私有制生产目的的不同，工人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工厂中地位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是雇佣工人，雇佣工人对资本来说，是供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废除雇佣工人，是朝着工人治理工厂，成为工厂的主人的方向在努力的。(请参考本文附录一：《鞍钢宪法的划时代意义》)
(三)全民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企业与企业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在40年资本主义意识的宣传下，不少人开始相信，只有竞争技术才能有进步的这个谎言，这种宣传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的。正好相反，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证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才最能发挥生产效率，最能节省资源、促进技术进步，以便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全民所有制下，一个先进的企业可以帮助一个落后企业发展。中国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比较先进的炼钢厂，包括从日本接收过来的和后来在苏联协助下建起来的，这些工厂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比较有经验的工程师与工人。在这之后，新的炼钢厂陆续建起来的时候，这些老的工厂对新建的工厂给予各种援助，包括工厂的设计和建筑，工程师和工人的训练和其它技术上的许多问题，新厂的工程师和工人可以去老厂去实习，老厂的工程师和工人也可以去新厂指导。人们用一句俗话来形容这种合作的关系：“老母鸡到处下蛋。”在全民所有制下，新老企业都在一笔帐下，老企业用来支援新企业所用的资源，并不增加它的生产成本，新企业不必发愁没有这笔钱来支付它所得到的支援。在这种合作的关系下，新中国的炼钢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然，除了钢铁业外，其它很多工业都是在各个工厂的合作下快速地发展起来。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讲的“在发展经济上要用两条腿走路”。毛主席说，中国发展不要只靠一条腿，而是要靠两条腿，毛主席还说，中国的发展要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两句话，却说出了非常深奥的道理。毛主席用“两条腿走路”说明了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资源，中国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业，不能只靠最新的、以及进口的技术，在资源短缺的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发展落后国家)即要利用大型企业，也要利用中型企业，还要利用小型企业;在技术上，不但要利用新的和进口的技术，也要利用旧的传统的技术。
毛主席所指出的两条腿走路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可以实现，在资本主义下，大企业占有各种优势，比如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用高薪聘请经理等。小型企业甚至中型企业都没有办法和这些大企业竞争，于是总是破产，或者在破产前被大企业收购，这就是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形成的历史。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下，总是大的吃掉小的，大、中、小并存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只就零售业来说，即使在三、四十年前，美国的每一个小城镇都会有当地人开的的药房、饭馆、菜场、杂货店等，这些小生意往往都是从上面几代传下来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小生意都很难维持，一般都被大型企业在全国各个城市的连锁店给取代了，这样的发展对小城镇的居民的生活影响很大，因为这些大型连锁店在开张后，往往因为销售量过小，没钱可赚，就又把店关掉，使得这些城镇或是大城市里的一些较穷困的地区，就连一家菜场都没有，只有几家卖零食的便利商店。这些买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的地方被称为“食物的沙漠”。零售业如此，中小型的制造业更是无法生存，因此，在资本主义下，要大、中、小并举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也有很好的例子，在资本主义改革后，人民公社被解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一些人靠着关系承包了之前的社队企业，变成了私人经营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曾经有它们发展的空间，繁荣了一阵，农村的万元户基本上都是这样发了小财，但是等都市里的较大的企业发展起来之后，这些小企业就无法生存了。
在今日帝国主义全球化下，落后国家要实行土洋并举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先进的洋技术总是会击败土的传统的老技术，即使传统的老技术有很多优越性，但还是会不可避免地的会被取代。当然，旧的技术(包括旧的机器设备)总是要被新的取代，从一方面来看，这本来应该是进步的标志。不仅如此，在一些制造业上，大型的生产总是比较有效率，因为大型的新设备，减少浪费、节省能源、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用新的来取代旧的，大的取代小的，应该从一个国家的资源来作全盘的考虑。在每一个国家开始发展时，能够用来投资的资金总是非常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尽量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旧的机器和旧的设备来生产。中国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例如在解放不久的中国，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非常落后，要供给几亿人穿衣，从纺纱、织布，到制成成衣，最初都靠从民族资产阶级那里接收过来的纺织厂，中国的纺织业是在小的和旧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到了七十年代，大型的纺织厂已经遍布全国。
今天，一个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下，不可能大、中、小并举，也不可能土洋并举，因为洋的总是取代土的。许多落后国家用它们极为有限的外汇来购买洋技术，也就是说，旧的传统技术在竞争之下无法生存。虽然旧的传统的技术和小规模生产虽然比不上大规模生产的洋的新技术，但还是能生产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因此，在许多落后国家，土的这条腿就被废掉了，两条腿就这剩下一条。人少了一条腿，怎么走路呢?我们今天才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所提的两条腿走路的意义，也更理解为什么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有可能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在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资产阶级选择了用加工出口，增加就业来发展经济的道路，中国加入了国际垄断资本安排的新的世界分工。中国的纺织业的生产目标不再是满足中国人民的穿衣需要，而是要为满足世界市场对衣服这样商品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为了纺织品的出口，必须要将纺织业的设备更新。因为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必须要满足西方国家消费者的喜好，其中还要分成高档、中档和低档各个档次。这样的生产就得用新的机器设备和新的技术，使得很多原来的纺织厂不是关闭，就是大规模翻新，大批地废除了还可以用来生产的机器设备。
(四)全民所有制与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发展
今天，一些左派强调中国在政治上是独立自主的，这样说应该是没错，因为中国有独立的军事武力和独立的政治路线，因此，和其它发展落后国家不同，中国并不依附在哪一个大国之下，但是在经济上，中国还保持了过去社会主义时代的独立自主吗?显然不是。
社会主义时代在全民所有制下，中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短短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生产力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人民的生活可以得到如此大幅的改善，就是因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发展。毛主席对帝国主义有深刻的理解，知道只有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国才可以阻挡帝国主义的干涉、剥削和压迫。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帝国主义就会乘机而入。因此，独立自主的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反帝经济政策。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对内取消了剥削，没有地主从生产中抽取地租，没有资本家从生产中抽取利润，没有金融资本从生产中抽取利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国取消了外来的剥削，不再有利润和利息流向国外。因此，中国由生产所产生的剩余可以完全用来满足人民目前的需要和为满足人民未来需要的投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义尚不止于取消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它在反帝上有更深的意义，这个更深的意义就是中国可以按照自己人民的需要，自主地决定发展的方向，在全民所有制下，每五年按照当时经济的客观状况，来制定经济计画，经济计画保证了人民目前的基本需要：衣、食、住、行、医疗和教育等，同时考虑为了未来需要的投资，如重工业、轻工业的投资，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国防、交通及通讯的投资等等。经济计画是根据能够利用的资源，以全国各方面的目前和未来的需要作为全盘来考虑而制定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社会主义有计画、按比例地发展。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下，中国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在人口众多、耕地不足、缺乏各种资源的限制下，这是个极为了不起的成就。在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大使离开了中国，临走时他嘲笑道：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喂饱中国人!这篇文章试图说明，在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但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而且在工业、农业、基本建设、教育、健康各方面的投资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中国在国防上的支出保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再受到外国的践踏。
反过来比较今天的中国，生产是扩大了很多，可以用来投资的资源也很多，多到多余的资本无处可去，在全国各地密密麻麻地建满了公路，有些地方在四条线的公路上看不到几辆车子。剩余的资本也投到了预期可以涨价的房地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了货币保值，疯狂地购买房子，甚至有人买了几套房子，把房价吵得火热，但是一般工人没有能力买房，所以大量的空房就这样堆积了起来。一方面住房盖得太多，另一方面有人没房可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你们鼓吹的自由市场神奇的调节机制，如何能说服人呢?过分的修公路和各种建筑把大量的土地用水泥覆盖，毁掉了自然环境，根据一项报导，中国在三年里(2011-2013)的水泥消费超过了美国整个二十世纪水泥的消费。[4]但是剩余的资本仍然用不完，于是就往出走，沿着“一带一路”各地投资，但是在此同时，中国国内许多非常需要投资的地方，却被忽略，比如被忽略多年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几十年来失修的灌溉系统，人民公社时代建立的如今已经倒塌了的学校，却得不到任何投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资本主义把生产的目的从满足人民目前和未来的需要，变为谋求最大利润的商品生产，我们所见到的就是4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改革40年一步步走了过来不可争议的事实。我们必须了解今天中国各处投资，它所用的、所浪费的全部都来自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剩余，这些剩余始于劳动人民，但却不用于劳动人民，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劳动人民最大的剥削、最大的抢劫。
我们必须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当资产阶级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发展时，中国就放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因此，我们不能从表面的、肤浅的意义上来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独立自主解释成如果中国的高科技生产在世界的市场上能够独树一帜，或者是中国可以生产自己品牌的汽车，超越日本和美国，那么中国就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这种说法是资本的逻辑，是资产阶级的语言。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都希望他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能够独树一帜，没有别的国家的品牌可以和他们的产品竞争，他们就可以发大财，这是所有的资本家的最高愿望，但是这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完全扯不上关系。毛主席领导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是要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把国家建设起来，使得中国人可以不再受外国的欺凌和剥削，为未来建造一个有希望和有前途的国家，使未来世世代代人民都享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财富。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要实行资本主义就必须得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主席从年轻时起就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为他从来都是从中国人民的立场出发，所以他才能如此深刻地做出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决策。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中，毛主席说明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其它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他们很是软弱，在外不能独立于外国资本，在内不能脱离地主，所以他们无法完成土地改革，结束中国的封建制度。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土地革命，结束了封建制度，下一步当然就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1]一些发展落后国家短期内如果总开支大于总生产，可以暂时靠借外债来补足生产的不足的部份。在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危机时，许多发展落后国家被迫借了许多外债，但是除了美国例外，借外债是要还的，而且除了要还债的本金部份，还有加上利息，甚至利息上的利息，最后偿还的总额往往超过当初借债数额的一倍、两倍或更多。
[2] 老田《鞍钢宪法幕后的故事：为什么〈人民日报〉八年不宣传鞍钢宪法》http://www.haizi.name/index.php/reading/129777-2018-11-14-03-49-44
[3]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4] 美国华盛顿邮报，2019年，四月2日，Sanson,Ana, “How China used more cement in 3 years than the U.S. did in the entire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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