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伤天害地(上篇三)
▬▬▬▬▬▬大自然对资本的讨伐檄文
《持续污染生态环境》
(原创):苦竹
九、垃圾包围人类
垃圾污染,是指人类废弃的(包括有毒有害的)固体、流体物质侵占生态空间、危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社会现象。垃圾污染,主要包括工、矿业垃圾污染、建筑业垃圾污染、农业垃圾(主要指养殖业垃圾、土壤中残留的地膜和废弃的农作物秸秆)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医疗垃圾污染等。近五十年来,垃圾污染日益成为世界普遍的、严重的公害。
由于人口的增长、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统治,人类的垃圾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在质的构成上告别了过去以灰土、易降解的废弃物为主、有毒有害物质较少的年代。现代垃圾中,有毒有害、不易降解的废弃物很多,极易对生态环境形成污染和二次污染。
(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学者王洁在(2002年1月24日)的《垃圾问题与世界发展》一文中披露:“目前全球年产工业垃圾和家庭垃圾120亿吨,人均2吨,许多城市都被垃圾包围,地球成了个大垃圾场。”
《当代世界》2003年6期《“变废为宝”一些国家如何处理垃圾》一文披露:据国际环保组织估计,世界各国历年来尚未处理自然堆放的垃圾存量可达到约500亿吨。
由此可见全球垃圾存量之多;年产量之大。
世界上人均产出垃圾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据国际环保组织21世纪初的估计,“在世界每年产生的约100多亿吨垃圾中,三分之二以上产生于工业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是世界上产出垃圾最多的国家,一年产出生活垃圾2亿多吨,工业垃圾22亿多吨。”即其年垃圾总量约达25亿吨。美国到1971年底为止,仅冶金废渣就已经堆积了230亿吨。
全球最大的城市垃圾堆在纽约——纽约FreshKills垃圾场,堆放垃圾长达60年,高耸入云,达到海拔505英尺,高出自由女神像一半,每天流出百万加仑的污水。纽约市政府多次收到联邦法院的传票,控告该垃圾填埋场的地下渗漏污染了新泽西的海滩。
据日本平成18年(2006年)的环境白皮书报告,日本正以一年近4亿吨的生产废弃物和约5000万吨的一般废弃物的速度排放垃圾。
英国“非政府废品监督机构(WasteWatch)”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每年大约产生超过4亿吨的各种垃圾和废料。
目前,德国年产生的垃圾总量在3亿吨以上。
据《文秘114网》刊登的国家发改委主任 马凯于2004年9月28日【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显示:2002年,全国660个建制市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率仅为54% ;而垃圾无害处理率不足20%。
据有关部门于2003 年初步调查,我国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而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农村的生活污水基本全部直排。垃圾凭风刮、污水靠蒸发,使农村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
据《中国环保网》2010年10月9日报道:“8日,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陶华在全国城乡环境卫生会中透露,目前我国每年产生近10亿吨垃圾,从全国总体来看,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还有很大缺口。”
据《中国质量新闻网》2003年6月23 日刊文【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垃圾】中披露:“我国历年积存的、尚未完全处理的垃圾总量达到了70亿吨左右。
据《中国新闻网(记者 阮煜琳)》2010年4月25日报道: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陈泽峰于25日在北京举行的“2009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十大新闻人物颁奖仪式”上说,我国历年来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0亿吨,侵占了300多万亩的土地并对周边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灾难。在全国650多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325个城市还没有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大量的垃圾只是做简单的堆放,在城市里产生了大量的异味以及一氧化碳等,严重污染了水体、大气、土壤。
现在世界的年垃圾总量,已经大大超过在本世纪初当时统计的“120多亿吨”,而且据国际环保组织估计,每年仍以8—10%的速度迅速递增。
(二)
令人既悲愤又无奈的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是对垃圾的简单处理而不是无害处理。各国对垃圾的普遍处理方式主要是“露天堆放、简单填埋、焚烧和堆肥”。至于分类回收垃圾并进行无害、低害处理的,仅限于极少数国家并且只针对少数垃圾品种。
1.露天堆放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乡村乃至城市的部分垃圾(运到城郊堆放)一般都采用这种方式。露天堆放垃圾的自然后果是“垃圾任风刮,污水靠蒸发”,这就造成很大的生态灾害并直接的危害人身。
①严重污染空气。垃圾场释放大量氨、硫化物等有害气体进入大气;脏污的悬浮颗粒随风飞扬,污染大气危害人体健康。
②严重污染水体。垃圾中不可避免的含有病菌、病毒、病原微生物,在堆放腐败过程中还会产生酸性、碱性、毒性的有机污染物,并会将垃圾中的重金属溶解出来,形成有机物质,重金属和病原微生物三位一体的污染源。雨水淋入发生渗漏,必然会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严重污染。
③严重污染土壤。垃圾通过堆放覆盖;水体径流、渗透;大气沉降等途径污染土壤。
由于大量塑料袋、废金属等有毒物质直接填埋或遗留土壤中,难以降解严重腐蚀土地,致使土质硬化、碱化保水保肥能力下降,
④生物性污染,直接危害着人的身体健康。垃圾中有许多致病微生物,同时垃圾往往是蚊、蝇、蟑螂和老鼠的孳生地,极易滋生和传播病菌、病毒。
⑤侵占大量土地。垃圾,在城郊围城、在乡村遍地,已是世界普遍现象。各国存放垃圾占用了大量土地。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 2003 年仅我国存放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占地就达到80 万亩,我国 668 座城市中已有 2/3 被垃圾带所包围。
2、填埋
掩土填埋,是处理垃圾的一种普遍方式。填埋具体分为“简易填埋、受控填埋、卫生填埋”。卫生填埋属于低害化、无害化处理方式。
但是由于“卫生填埋”方式占地面积大、投资高、收集处理系统负荷和技术难度大、填埋操作复杂、管理困难,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在填埋方式上,世界仍然是以“简易填埋、受控填埋”为主体。这两种填埋方式的效果,虽然比“露天堆放”稍好一些,但仍然程度不同的存在着露天堆放的弊端。同时据科学测算,每立方米生活垃圾填埋5—10年后,可产生沼气0.75立方米。而沼气极易外泄并发生自燃或爆炸,具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3、焚烧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球大约有40%的城市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其便利之处在于便于操作、垃圾高温消毒、焚化后的剩余残渣容量大幅度减少便于填埋,余热回收可供热或发电。但其问题在于焚烧释放出二恶英、氯化物、氯苯、硫化物、汞蒸汽、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大量有毒气体,也造成悬浮颗粒物进入空气中,污染空气、危害人体。同时产生有毒有害、不易降解的炉渣侵占和污染土地。
4、堆肥
堆肥的垃圾品种主要是指人畜粪便、农业秸秆、厨房垃圾。这些有机垃圾通过管理加工和自然发酵、降解后,作为有机肥料回归农田。这种方式体现了“循环农业”良性生态的正确方向。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农田有实际的使用需求和垃圾分类回收。但现在很多国家农业主要依赖化肥,绝大多数国家城市垃圾混装,加之体制、资金和管理等问题,这种方式的社会化运作程度很低,主要是由一些农户自发的、重点针对自家的人、畜粪便。
5、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再生,并进行低害、无害处理。
这种垃圾处理方式接近正确的垃圾处理理念。但是目前只是瑞士、德国、法国等极少数国家针对部分垃圾品种、部分垃圾,实行粗简的分类、一定的资源再生和相对的低害处理。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主要依赖各自国家的垃圾产业。而企业运作是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开展业务的,其对垃圾的处理方式、处理程度的直接动机是从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出发。因此其垃圾处理总的效应距离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科学目标尚有质的区别和很远的路程。
这里指出,昆明理工大学张召述教授说:“世界上并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据科学界估算,人类垃圾一般至少70%可以回收循环利用或供热、发电。特别是世界矿藏资源趋向枯竭的今天,垃圾中的矿产成分凸显宝贵。而作为主要方式的前三种垃圾处理方式,都把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同垃圾一起抛弃了。
6、垃圾输出转嫁污染
伴随“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垃圾输出”。
世界上有毒有害垃圾的绝大部分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为了保障本国生态环境的安全、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自己的垃圾处理费用、为了再向发展中国家赚一笔“出售垃圾的利润”,进而一举三得,便把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作为自身倾泻有毒有害废物的垃圾场。他们利用自身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源源不断的向第三世界运售垃圾特别是毒害大的垃圾,并常常把有毒垃圾冒充为商品。
鉴于“垃圾输出”造成了第三世界垃圾进口国的严重环境污染和人身危害,鉴于“垃圾输出”屡屡引发国际纠纷,鉴于第三世界抵制帝国主义垃圾侵略的强烈要求,一些发达国家迫于“人权”压力,不得不在形式上同意签署关于禁止垃圾输出的国际公约。
1989年3月115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巴塞尔签署了《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巴塞尔公约》的有关条款规定,一切有害废弃物的越境转移都必须得到进口国及出口国的同意才能进行。由于此规定留有“垃圾输出”的尾巴,不利严格管控,在第三世界的努力下,1995年9月在日内瓦通过了《巴塞尔公约》的修正案。修正案禁止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危险废料。至现在除了美国、海地以外,世界各国并包括欧盟组织都是巴赛尔公约的缔约国。《巴塞尔公约》具国际法的效力。
非、加、太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于1989年12月15日在多哥与【欧共体】续签了第四个“洛美协定”,添加了“禁止欧共体成员国与非加太地区国家进行任何有毒、危险及核废料的交易。”的条款。
1991年1月30日在马里首都巴马科,25个非洲国家签署了《禁止向非洲进口危险废物并在非洲内管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公约》。《巴马科公约》抵制西方的垃圾侵略并管制非洲有关各国间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
然而公约、协定并不能改变垄断资本的贪婪野性,加之第三世界有关国家不乏存在竭力迎合帝国主义垃圾输出的内奸,国际垄断资本的垃圾输出持续不断、与日俱增。
中共中央编译局发行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刊登了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学者胡连生教授【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关系】的文章。
文章指出:“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
……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至少3.6万人因污染引发不良反应前往医院就诊。
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英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尽力输出有毒有害的固体废物的同时,为了彻底解决其不能输出的废水、废气污染本国环境的问题,还对本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向第三世界转移的战略。西方发达国家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
胡连生的文章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 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胡连生的文章指出这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而令人悲愤的是,一些不发达国家竟将外国资本的污染密集型企业如获至宝的迎进来、请进来,并待若上宾的给予超常优惠的条件。
据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者王洁在(2002年1月24日)的《垃圾问题与世界发展》一文中揭示:“工业化国家出口有毒垃圾充分暴露了‘垃圾帝国主义’的本质,对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供认不讳。他在《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中,列举了多起出口有毒垃圾的事实,其中一起说的是一艘名为“奇安海”的货轮,载着费城焚烧厂的1.5万吨有害垃圾从加勒比海出发,驶向东南亚”。
2002年,美国西海岸的两个环保组织——“巴塞尔行动网络”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联合撰写了长篇报告《出口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废物》。报告揭露:在美国,每年废弃的电脑和电视机等电子垃圾约有50%至80%被出口,与“环境公正”的原则相违背,美国不仅不禁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毒电子废物,还在实践中促进它们的出口。
2006年09月19日【国际在线】刊文《穷国成为富国有毒垃圾场现象为何屡禁不止》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世界垃圾贸易总值约900亿美元,到2000年,垃圾贸易额已增至5000亿美元。据统计,欧盟每年向亚非拉国家出售有毒垃圾1.1亿吨。美国有400条船专门运输有毒垃圾。”
杨学祥教授是从事地球动力学和自然灾害研究的我国知名学者。他在(2013-2-14)光明网卫生频道发表了《发达国家污染转移是真凶》的文章。文中说:“目前这种全球性转移正以每年3亿吨的速度增长,其中从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占90%。”。
据环球网2014-06-09报道:“数据称发达国家75%电子垃圾被非法出口到亚非”。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发达国家每年产生的电脑、电视、手机、家用电器等电子垃圾多达5000万吨,其中75%的电子垃圾没有经过正规回收处理,绝大部分被非法出口到非洲和亚洲。”
新华网2013年07月11日刊文【中国:全球电子垃圾的“拾荒者”】中报道:“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产生的电子垃圾约70%最终流向中国,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桶’。‘洋垃圾’入侵中国并非危言耸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垃圾废品交易额达115.4亿美元,占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总额的11.1%。英国媒体报道,该国政府承认,每年有1200万吨‘绿色’垃圾被运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电子垃圾。”
(三)
到现、当代社会,人类早已对于“垃圾”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认识;对于最大限度的对垃圾进行低害、无害化的处理措施;最大限度的根治“垃圾”危害;已具备了充分的科技能力。同时,人类防、治垃圾危害的物质、技术装备并不是问题。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全球垃圾的产量及危害愈演愈烈,得过且过始终并不根治,最大限度的遗祸于子孙后代。全球垃圾污染日甚一日的危害、垃圾处理日复一日的敷衍,恰恰昭然若揭了资本为了自身的增殖和扩张而不惜损害人类健康和生存的肮脏垃圾心理。
垃圾危害的防、治、控管,是国家规划化、生产减量化、回收分类化、资源循环化、处理无害化(或最大限度的低害化)的系统工程。这也是科学界的共识。
根治垃圾首先是国家行为,而不能单纯依靠企业行为;是计划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市场经济不仅在根治垃圾危害中无能为力;而且本身就是垃圾危害蔓延的经济载体。根治垃圾危害,呼唤着大公有制的计划经济。
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道,应该把垃圾控管、危害防治及循环利用纳入严肃的国家规划。调动国家计划、法制、政策、经济、财政、科技、卫生、教育等一切手段根治垃圾。在社会生产计划、资源配置、产品设计、生产过程、消费环节、垃圾的运行过程,实行全面的国家计划、控制、管理和监督。
根治垃圾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垃圾减量化;要求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基本平衡;进而要求全社会计划生产,必须排除盲目生产、盲目竞争、生产过剩的体制性浪费。
在生产环节:要求尽可能的降低产品的废、次品率;尽可能的从质量上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制止刻意的一次性消费品、过度包装等生产性浪费,要求产品质量、产品使用周期、产品包装标准化;卡住过量垃圾的源头。
在消费环节:要求提倡和鼓励消费者充分利用物质资料的使用价值;并尽可能的修旧利废;科学、节俭的进行产品的代际淘汰;尽可能的延长产品转化为垃圾的周期;减少消费性浪费。
根治垃圾要求对污染危害大的、不易进行无害处理的、不易回收的、富集资源性的原材料、产品、垃圾实行特殊政策、予以严厉管控。卡住垃圾重大污染和可再生资源失控的源头。
根治垃圾要求垃圾规范运行。
垃圾【准确分类、准确投放】→ 【及时回收、彻底回收】;【可再生利用的垃圾】
→【通过加工完成资源循环再生】;【没有资源利用价值的垃圾】→ 【进行最大限度的无害化、低害化处理,并在处理过程中争取连带效益】。
人类社会根治垃圾,悖反了资本的本性,抵触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原则。所以在资本的统治下,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不但不能根治垃圾污染,而且只会导致垃圾危害愈演愈烈。
十、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污染自然的基因
现在全球固体垃圾、污水、废气、放射污染危害的严峻程度,已不仅关系到人类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人类能否持续生存的问题。对垃圾、垃圾污染的根治刻不容缓、迫在眉睫。但是社会文明时至今日,全球有毒有害的固体、气体、液体、放射废弃物质产量与日俱增,生态环境污染程度日甚一日。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垃圾污染不能根治?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1、资本的统治导致垃圾产量的最大化
资本的本性:即为了获取自身利润(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进而不断转化为资本自身扩张的最大化,就必然通过生产的不断扩张来实现。由于资本增殖与资本扩张需要价值而并非使用价值,所以资本的生产本质是价值,而消费者需求的恰恰是使用价值。资本不得不对使用价值的关注,仅仅是由于使用价值是价值的载体而已。
资本的统治,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的盲目生产、盲目竞争、高产出、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
资本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贪婪追求以及资本之间的激烈的竞争,驱使资本家不断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榨取更多剩余价值,不断的进行资本扩张、生产扩张,这就造成严重的矛盾后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存在一种不顾社会消费需求而盲目扩大产能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剥削加重,造成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的相对贫困化,从而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的购买力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生产过剩”的趋势在波动中不断扩大,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而商品只有进入消费才能实现利润。资本集团为了保障利润最大化就必须充分消化高产能、高产出,刺激和推动高消费。为此他们进行了挖肉补疮、竭泽而渔的没落创造。甘冒埋伏将来经济动荡的风险,持续超越现实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消费水平,实行严重的社会性透支,采用对若干贵重商品实行“信贷消费、分期付款”的社会性超前消费,以维持高消费,“完成”资本赢利。
为了缩短赢利周期率,资本集团就伤天害理刻意的推销一次性消费品。据2006年4月4日《光明日报》的报道并结合其它资料显示:英国人每年抛弃25亿块尿布;日本人每年使用3000万台“可随意处理的”一次性相机;日本的公司免费分发数百万节含有镉和汞的电池;除了可任意处理的钢笔之外,美国人每年抛弃1.83亿把剃刀、27亿节电池、3.5亿个易拉罐,1.4亿立方米用于包装的聚苯乙烯塑料;德国人扔掉500万件家用器具;我国每年发泡塑料餐具的用量在100亿只以上,每年砍伐约2500万棵树生产450亿双一次性筷子;而全世界每年扔掉的一次性瓶子、罐头盒、塑料纸箱已经超过20000亿个。西方国家电脑和家电器使用周期也越来越短。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1994年,电脑的平均寿命为4年至6年,而到2004年平均寿命只有约2年。
为了从一头牛身上扒下两张皮,资本集团就损人利己的实施商品的过度包装兼赚附加利润。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13-05-27)《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止境浪费的本质非常明显,包装产业是继食品和能源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业。据估计,包装成本平均占所购非食品生产的物品的10%-40%。化妆品的包装成本有时达到其所包装的实际物品的3倍。………… (包装费用)对某些商品来说,则接近消费者支付价格的一半。毫无疑问,在诸如化妆品和家用药品等领域,更是大大超出了这个比例。”
据百度文库资料《从商品的过度包装看循环经济(2012-12-01)》显示:目前世界人均包装材料的消费量为145 千克/年,美国人均包装材料消费量居世界之首达250千克/年,日本达200千克/年。
据《人民日报》2011年6月的一篇报道曾披露:“目前我国50%以上的商品都存在过度包装问题。包装废弃物的年排放量在重量上已占城市固体废弃物的1/3,在体积上更达到1/2 之多,年废弃价值高达4000亿元。且排放量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反人道、反自然的资本的统治不能促使垃圾减量化,只会造成垃圾最大化。资本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一方面明知故犯的最大化的透支子孙后代生存的资源,一方面明知故犯的最大化的制造气体、液体、固体的垃圾污染。
不要迷信资本主义的法律调节,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比如,迫于消费大众的压力,美、德、日、澳等西方国家先后出台了限制过度包装的法规。而这些法规分别对包装“体积和费用”的标准限定在:包装容器内空位不得超过容器体积的10% ▬▬ 25%不等;包装费用不得明显超出商品的15%▬▬ 30%不等。对附加值如此宽泛的法律规定,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保驾护航,却被中国精英吹捧得天花乱坠。
资本制造垃圾的逻辑是:“资本通过最大化生产扩张谋求最大化剩余价值,通过最大化剩余价值完成最大化的自身资本扩张”;→ “社会产业资本群体在最大化生产扩张的盲目竞争中,使社会总产品大大超过社会消费总需求能力,造成生产过剩”;→“为了实现和分配最大化的利润,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相配合,通过诱导、便利等最大化努力措施促成最大化的社会消费”;→“过度的社会生产和过度的社会消费导致物质质料的过度浪费”;→“进而导致过度的生产废弃物、生活废弃物”。
2、市场经济体制导致垃圾污染的持续危害
仅从人性、人道上讲,也应该不仅要对即时产生的垃圾谋求最大限度的无害化处理,而且要对历史遗留的垃圾污染进行最大限度的减害处理。如今,处理垃圾与开展生产同等重要。
根治垃圾危害是需要集合国家、社会、民众各层面、各环节的诸多手段和力量而从事的人类公益事业、社会系统工程。而市场经济机制的资本统率性、自私性、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短期行为性、眼前利益驱动性等内在属性,从思想动机到行为措施,都桎梏着根治垃圾的公益事业。
资本主义国家对垃圾的处理主要依靠“垃圾产业的企业行为”。经营垃圾处理的企业只是针对有利可图的少数垃圾品种、有利可图的相应垃圾处理方式进行运作。面对无利可图或利不从心的垃圾中的绝大部分,只是一烧了之、一埋了之或裸堆。而且即便是对有利可图的垃圾处理,距离充分的资源化、严格的无害化、低害化目标路途遥远。简单焚烧、简单填埋乃至直排、裸堆当属世界普遍现象。
如对废电池的处理:废电池的危害很大。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可使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的600吨水受到污染。废电池含有锌、锰、镍、铅、铁、铜、铬、镉、汞、等金属元素,又很有资源再生利用价值。而人类现在的技术手段对其提取利用并同时做无害化、低害化处理已不是难题。
但国际上只是极个别的国家中的极个别企业对其进行有限的提取利用和减害处理。一些国家只是对废电池回收、部分回收后集中封存,留给后人处理,德国就是如此;一些国家将其混同于普通垃圾简单焚烧和填埋,美国就是如此。据美国环保署称,仅在美国,每年就有数十亿节的有毒电池被扔掉;而不予回收废电池,废电池掺杂在固体垃圾的裸堆中、散落在土地和水域中,则是全球更为普遍的现象。
废电池回收、处理、利用的意义哪国政府不明白?为什么不作为呢?因为这种运作虽然有利于生态效益、人类的根本利益,但无现利可图甚至可能赔钱。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眼前的市场利益可以轻松地压制人类的根本利益。
如对城市粪便的处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剩余价值规律与价值规律的综合作用,农田地力普遍日益衰减。地力日益衰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机肥施用率低。而经过简单处理后的粪便就是优质的有机肥。现在,农田多施有机肥是恢复生态的紧急需求,是人类健康生存、持续发展的紧急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机肥应是供不应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很少有“市场需求”,本来的有机肥宝贵资源城市粪便,就只好作为垃圾去行使污染职能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只承认市场需求、不承认人类根本利益的需求。
再如:食品加工环节的化学污染问题也很普遍。为了提高商品竞争力,增强食品的口感、色泽、造型及保质期而添加或过量添加有害的化学物质,人为制造食品污染。又如,医院为了增加收入,明知摧残人体自身免疫力,而普遍故意滥挂吊瓶。这些“自私利益驱动”的损人利己行为,都是在市场经济中容易出现而又不容易解决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的交换价值可以随意的排斥人类的生存价值。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企业一般本具有在生产领域内防治污染的技术条件。问题在于如此这般便加大了生产成本,降低了生产利润。资本不会自觉的为了人类根本利益损伤自身的丝毫利益。这样,企业生产应该履行的环保责任就完全依赖环保法规的底线强制。
众多的精英把西方环保法规的立法精神和法制效应吹捧得神通广大、完美无瑕。其实纵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环保法规的立法精神,无非是迫于污染对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为了资本运作的长治久安,把企业污染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程度上,并无意根治污染。一般的说,其法规控污的程度并不伤害资本的根本利益。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污染总量控制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及利用市场机制及市场调节原则实行“污染者付费”的经济调节手段”,实质上是承认资本有偿污染的权力。其对资本污染的控制,显示出包容的态度。
特别是西方环保法规中的“排污权交易制度”,竟公然把法律商品化。把“排污许可证”异化为“排污权”;把“排污收费制度”异化为“污染价格”,允许对“排污权、排污量”进行市场交易。该制度首先诞生于美国,并已在美国、德等国中得到运用。即:环保部门将具体辖区内的环境纳污(自净)能力分解为若干等分,在排污权市场上拍卖,由报价高者购得。购得者对该排污权享有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权。
“排污权交易制度”,实质上就是国家及法律替资产阶级预先透支环境的自净能力,将环境的自净能力合法转化为“资本污染的权力”。通过拍卖竞争的形式,国家在产业资本中有偿分配(理论上不超过虚拟的环境自净能力的)具体的“污染的权力”。一般都是由实力相对强大的垄断资本获取。同时此种权力可以在市场中自由流通,国家只对环境污染指数进行总量控制。
从中可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法律对环境保护的消极态度。
一般的说,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环保法规的措施,并不影响产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但是对于个别严重污染的企业、污染密集型的产业来说,一旦出现了按照法规治理污染需要大幅度提高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利润率水平的情况,在保证或争取最大化盈利的通盘考量后,有相当部分的企业会选择将污染的工艺、设备、产品、生产环节搬到不发达国家去干。而西方的相关法规非但不禁止此种“转移污染”的反人道行径,反而若明若暗的支持、鼓励、促成向境外“转移污染”。
由此可见把根治污染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法制之上是何等的虚幻。
不要幻想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发挥根治垃圾污染的作用。资产阶级政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总管家。其不可能违背资产阶级特别是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意志。如美国的“枪害”日久年深、日益惨烈却不能正常“禁枪”。表面上是滞于宪争,实质上是碍于大军火商的利益。在私有资本赢利的运作面前,国家政要(在非紧急状态下)对社会经济的行政干预能力只能是通过“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过是为了保障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国家进行的经济导向式的“微调”,不可能损害垄断资本的重大利益。
根治垃圾及其危害,是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科技大量投入的宏大公益事业,需要国家财政和社会财力超常的大力投入。在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真正富有的只是极少数垄断资本家。不但消费大众主要依靠超前透支、借贷生存;而且所有国家财政都是入不敷出,大都是大举借债的赤字财政。如黄金帝国美国政府截止2013年3月22日其外债已超过16.7万亿美元,这还不算其对国民福利保障的约40万亿美元的欠账。根治垃圾的钱从哪里来?资本主义的国家政要若敢强力调节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进而增大国家财政而用于环保,那就是在资产阶级身上割肉。以资本代理人的权威挑战资本的权威,其结局不言自明。
根治垃圾,必须打破私有制自私、狭隘、各自为政、短期行为的藩篱,必须变革资本统领的、私有利益驱动的、盲目运行的、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防范和根治生态环境的污染需要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体制和能力。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自然生态和人类历史都在呼唤着【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依靠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广阔、自觉、统一、协调、规范、高效的体制优势,集中国家、社会、群众各层面的能量,协调计划、教育、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科技、环保各环节的功能,调集人、财、物力,才能最大限度的防治污染危害、捍卫生态环境,保障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发展。
大自然急不可待的要与私有制及市场经济分手。
相关文章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