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
（二）
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作为唯物史观的有机统一整体的科学思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内在联系的严谨逻辑;是革命导师揭示(阶级社会中)生产力阶级本质的鲜明论证;是革命导师突出生产力主体即生产劳动阶级的作用、意义、地位、境遇的主题表述;是革命导师审视生产力的发展价值，在于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为人类的、首先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劳动群众的解放和发展服务的从属关系及必然联系。
虽然政治骗子们用修正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大肆歪曲篡改、竭力以假乱真，但是只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照妖镜下，就会云开雾散、原形毕露。假的就是假的。
一、脱离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辩证运动，讲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不是马克思主义！
出于新、老资产阶级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需要，“发展创新”者们挖空心思的用马、恩论述生产、生产力、经济因素的只言片语，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寻找和制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借口。抛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无论姓社、姓资，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的哲学论点。
这些论点的要害无非是：
1、在策略上，故意混淆不同社会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企图瞒天过海的置换现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先斩后奏的推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2、在政治上，故意混淆不同社会制度的阶级性质，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通道，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国内外的垄断资产阶级)，来主导我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3、在理论上，把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宣扬生产力可以简单的直接的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只要发展生产，社会就会自然的、自发的发展进步;回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脱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决定作用、反作用”交互作用的整体辩证过程，片面强调生产力(甚至宣扬生产工具或劳动生产率)的“最终决定作用”;把经济因素说成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
这些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着实拙劣。就算是在直观上，起码有三点绕不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冲突。
一是，在社会形态质的递进中，客观上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和结果。就是在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的剥削社会制度形成的初期，必然要构建基本上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以改变前一个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调和的冲突局面，以取代前一个社会形态。并必然在客观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乃至比照前一个生产方式大大的发展了生产力。
比如：奴隶制打破了原始社会生产规模和氏族部落关系的狭隘性，从而扩大了社会生产规模，有利于社会生产分工、协作的发展。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频繁战争中，战俘是一定要被杀掉的。奴隶制中战俘的生命大部分被保留下来作为奴隶用于社会生产。虽然奴隶陷入了当牛做马没有丝毫人身自由的悲惨境遇，客观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同时剥削社会在自身历史进程的上升时期中，迫于代表生产力的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谋取剥削统治的长治久安，剥削的统治阶级也可能不得不对生产关系进行若干改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说生产力在人类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曾在特定时段上得到一定的发展。(当然，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制度与剥削社会制度在目的、方式、效应上有原则的区别。)
而社会本质是该社会独有的内在特征。如奴隶社会的本质就是：奴隶主阶级是社会的专制统治阶级，奴隶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完全占有奴隶。奴隶毫无人身自由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奴隶作为劳动工具在奴隶主的暴力强制下劳动。奴隶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全部归奴隶主占有和支配。
因此不能单纯的用“生产力标准”取代社会的阶级本质，作为先进社会制度的依据。
二是，按照马克思的意思，人类(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和本质任务。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又是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非常重要。但是，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中，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服务于、从属于人类(首先是……)的解放和发展。其实就是在剥削社会中，发展生产力也是为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的人的根本利益。问一问，社会主义到底应该为谁发展生产力?这个问题才涉及到社会本质。
三是，谈具体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生产方式”(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不同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具有社会性质的不同。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可以在材料、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工艺等自然属性方面相互借鉴，不可以在社会属性上相互混淆。不能把狗肉贴在羊身上。难道现在极力发展资本的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吗?
下面我们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之中，对此在哲学层面上进行深入剖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决定着其他各种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社会基本矛盾的三个基本层次、两对基本矛盾中，由于生产力处于最基础的层次、自身具有最活跃、最革命的性质，并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生产力成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即源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进而决定上层建筑迟早发生相应的发展变化，所以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社会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整个社会形态的更替，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社会其它矛盾的发展变化。
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一对社会基本矛盾对第二对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 作为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第二对社会基本矛盾对第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马、恩、列、毛强调人(阶级)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是人类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人(阶级)作为轴心贯穿和统领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层面及全部运动过程。生产力具有的活跃、革命性质从根本上说就是来源于劳动群众的社会实践。生产力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最终决定作用与劳动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是内在的统一。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了凝聚人民群众作为革命的力量，就是资产阶级也曾挥舞“人本主义”的旗帜(当然，人本主义对“人”及其作用的重视带有显著的剥削阶级偏见和狭隘性)，但在他们掌权以后就露出以资本为本、不是以人更不是以劳动人民为本的阶级本性，用“资本”主义粉碎了“人本”主义。
马、恩、列、毛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总体联系和整体辩证运动中，来论证“决定作用、反作用、及二者相互交融”的效应与意义的。这种“决定作用、反作用”的能量、效应，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充分运动的历史进程周期中得以展示的，是在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连锁而复杂的决定作用、反作用的深刻辩证运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作用、反作用”都是在总体的、最终的、一般的、趋势的、复杂的、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上说的，并非在简单的、机械的、单向的、随时的、无条件的、绝对的意义上说的。
毛主席曾在《矛盾论》中说：“事物内部矛盾著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著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著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依据特定的条件，“反作用”可能并可以表现为环节上的“决定作用”。如：新中国建立后，对历史遗留的私有制经济基础进行改造，迅速建立发展公有制的生产力体系;改革开放后，对既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进行改造，迅速建立发展私有制的生产力体系。这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辩证的表现为环节上的直接决定作用的实践事例。“反作用”依据一定的条件，在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环节上起直接决定作用的事例不胜枚举。
社会基本矛盾是决定作用、反作用相互联系和依存、相互矛盾和斗争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脱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第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第二对社会基本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脱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第二对社会基本矛盾对第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反作用，生产力的“源动力作用、最终决定作用”便不能发挥。
生产力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动力源，其自身的持续活跃与进步，牵动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其它层面或迟或早相应的发展变化。然而，生产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源动力”作用，是要通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关环节或通畅或阻碍的连锁传导链条的全部行程，尚可发生或充分或衰减的“终端效应”。在阶级社会中，若生产力“源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相关层面和环节的传导中遭遇严重政治阻碍，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作用，得以突破源动力的传导障碍，方可实现顺畅传导。
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最终决定作用”，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各层面“决定作用、反作用”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最终得以实现的。生产力自身的持续活跃与进步，客观上要求生产关系(进而要求上层建筑)适应或基本适应其发展性质和水平，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或迟或早的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革。然而，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是要通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关层面和环节或适应或不适应的复杂连锁反应过程，尚能产生或顺应或压制的“终端效果”。若生产力发展、变革的客观要求，遭遇不能得到自行调整的陈腐生产关系的桎梏，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开辟道路，以打破社会形态的桎梏，方能实现。
如果把社会基本矛盾层面一般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反作用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否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层面反作用的深刻影响力甚至特定条件下的决定性意义，不是形而上学的愚昧，就是别有用心的欺骗。
二、脱离人民的解放和发展、脱离生产力的社会性质，讲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劳动人民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唯一标准……”
这些论调的要害是：①故意规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主题;②颠倒二者的主从关系，宣扬生产力发展至上;③掩盖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生产力优劣的唯一标准。
在马、恩那里：劳动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是社会的中心;社会发展成果的支配者是人不是“上帝”，是人不是“绝对精神”，是人不是“物”。人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命题和根本目的。虽然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互为条件的关系，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定程度需要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相应程度;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一定程度依赖劳动者解放和发展的相应程度。但说到底，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社会一切发展目标，都应该成为并在实际上已经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不过是：剥削社会是为了剥削阶级、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罢了。
在唯物史观中，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并列的两元关系，而是目的与条件有机联系的一元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从属和服务于人的发展。
在马、恩那里：奴隶制的生产力、封建制的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都是剥削生产关系统领的生产力。这些剥削社会的生产力，本质上都是为剥削阶级奴役劳动人民的统治服务的。这些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效应：
一方面：成为剥削阶级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社会手段;成为剥削阶级骄奢淫逸、纵欲享乐、投身兴趣爱好的物质条件;成为剥削阶级垄断上层建筑，专注政治、法律、管理、科学、文化、艺术、智力发展的经济保障。
一方面：成为劳动人民当牛做马、终日辛劳、筋疲力尽的枷锁;成为劳动人民挣扎在低贱、贫困、愚昧、痛苦、屈辱之中的羁绊;成为把劳动人民的身心畸形发展为劳动工具的恶性环境。
由于劳动群众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斗争摧毁了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冲击了资本的生产关系。因此，在剥削生产方式的序列递进中，其剥削、压迫的方式、程度具有改良的历史趋向，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利有了一定改善;劳动人民的发展空间有了一些宽松。剥削阶级在生产方式中不得不采取的某些社会改良，虽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
一、这些扬汤止沸的改良举措，对于劳动人民的身心解放和有益发展只是细枝末节上的杯水车薪，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压迫的社会关系。
二、这种改良只是剥削阶级出于无奈，为了剥削统治的长治久安，被迫向劳动人民退让的底线。并且往往只要剥削秩序稍许巩固，“剥削效益最大化”就要开闸肆虐。
特定的具体社会生产力，是自身固有的社会属性与自身持有的自然属性的统一。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包含：劳动者地位、生产动机、生产制度、生产权益的社会本质和生产力劳动组合、运转形态的社会特点两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包含生产力体系的结构、规模、潜能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反映特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的内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体现特定生产力的科技含量、劳动效率、发展潜能的素质。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中。
一是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性质的良莠，仅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作为判断生产力优劣的唯一标准。毛主席为什么否定八大关于当时“我国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提法?本人理解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构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体系，在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上是先进的;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又是低下的;生产力的先进社会性质为生产力水平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道路、强劲动力、内在根据。毛主席对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从不否认，始终是正视事实、客观评价、全力改变。但是把当时先进社会性质、低下发展水平的生产力，笼统的定性为“落后的生产力”，就混淆了生产力社会性质与发展水平的区别，以生产力现实发展水平的低下性，掩盖了生产力社会性质的先进性。这种片面性的结论，显然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二是不同社会性质的生产力，蕴含着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不能混淆、不能通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剥削制的生产力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把狗肉硬贴在羊身上。
当今资本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是美国。而美国资本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大肆掠夺及透支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资源、环境、劳力血汗和健康为代价的。被美国和西方资本的生产力洗劫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呈现的是日益的经济衰败、资源枯竭、环境残破、人民贫困、社会动乱。
在美国国内，持续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成果，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和与日俱增的国债与社会债务。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社会的贫困率为15.1% ，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收入在贫困线一半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为2050万人，为36年来最高;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下层人数量从2009年的4900万人上升至2010年的4990万人。截止到2013年9月，美国国债的总额已增至17.027万亿美元(尚不包括美国政府对国民福利保障的40万亿左右的欠账)。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1983年为75%，2000年上升到125%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社会民众家庭已经普遍是入不敷出了，依赖“负债经济模式”生存，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那么美国生产力生成的巨大物质财富哪里去了?据《福布斯》杂志的调查，1995年，美国最富的1%居民户拥有全国近40%的财富，而80%的居民户只拥有16%的财富。美国的收入差距仍在迅速扩大，比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工人的工资差距，从1980年的42：1上升到1998年的419：1，这还不包括高管股票期权的价值。美国发达的生产力造就了社会1%的富翁、社会90%的“负翁”。资本的生产力的造福效应就是如此。剥削制的生产力本质上是压抑劳动人民的生产力，剥削制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发展，在方向上势同南辕北辙。
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人类的解放和发展的目标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主体(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统领的生产力;是代表生产力主体利益和意志的生产力;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不断得到全面发展的生产力。
我国于1956年底成功的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力体系的时间标志。至此，我国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体质、智力、兴趣爱好诸领域开始的深入解放和多向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方向上的自觉统一、过程中的内在融合、效果上的相互促进。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才能自觉的充分的为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服务。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力，并不断提高其发展水平。为谁发展生产力、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发展生产力等原则问题不容规避。
三、脱离社会革命，讲生产力的发展和决定作用，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革命”，是指生产劳动阶级或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进步阶级，集中时间和力量，采用强有力的果断、强制乃至暴烈手段，自觉推进社会发展的质变或大幅度量变的实践过程。在阶级社会中，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自觉开展、集中表现和最高形式。
在生产力源动力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当着陈腐的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的消极部分)桎梏了生产力应有的质变或大幅度发展、陈腐的上层建筑(或上层建筑中的消极部分)桎梏了经济基础应有的质变或大幅度发展时，社会革命或迟或早的必定要为历史前进开辟道路。没有社会革命就没有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根本质变或大幅度量变的飞跃发展。
因此：
马克思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强调：“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P368)
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说：“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己解放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2卷第443页。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
《致格。特里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5页。
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度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
恩格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最昏聩的庸人也应该懂得，没有革命，任何问题也不能解决。”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5页。
《致马克思》(1853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23页。
毛主席在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草稿的修改中，强调添加：“抓革命，促生产”。引自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第14条】(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
共产主义进程是无产阶级不断革命与逐次的不同革命发展阶段的统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因素的积累和生长，需要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持续、深入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予以通达。
四、阶级社会中，脱离阶级利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讲生产力的发展和决定作用，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的阐述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直接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生产力有没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权力、支配生产力的社会集团，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即劳动群众，都具有阶级性。生产力的“物的要素、物质作用力、物质成果”本身虽然不(直接)具有阶级性，但是它们是受阶级权利支配的，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在阶级社会中，只有生产力本身所包含的自然性因素，没有游离于阶级性之外的生产力。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集中的反映着阶级关系。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有没有阶级性?这个理论在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属性、自然规律的同时，主要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社会规律。这个理论是科学性、阶级性、革命性的统一，这个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理论。
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的解放和迅速发展，与劳动群众反抗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从根源上不是各自独立的两元并列。而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引自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各自内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本身就蕴含着阶级利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聚焦为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与代表腐朽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在剥削社会或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代表腐朽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社会残余和新生势力，必定要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内外勾结，同代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人民政权及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殊死的搏斗。
诚然，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的阶级斗争不能代替生产力自然属性中的物质和技术因素。但除非重大自然灾害或外敌侵略，摧残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威胁，首先的、经常的、主要的来自剥削阶级反动势力的剥削、压迫或颠覆、破坏。所以，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基础动力作用，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的直接动力作用予以开辟道路才能得以发挥;生产方式对社会形态递进的决定作用，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推动作用得以实现。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是解除生产力发展桎梏、保障生产方式变革的纲要性历史发展线索。
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剥削生产方式的依次历史进步以及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境遇依次历史改良的直接原因，在于劳动人民持续不断的进行各种形式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直至爆发社会革命。剥削社会形态内部在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当着现存的剥削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有缓和的余地时，剥削的统治阶级便会被迫微调生产关系，推出相对较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阶级矛盾缓和的社会新举措，以苟延残喘;当着腐朽的剥削生产关系在阶级斗争的反复冲击下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时候，私有制的力量便会被迫萌生出相对较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劳动人民社会境遇改善的新生产方式，以此牟取稳定的剥削利益。原生产方式中对抗的社会各阶级连同腐朽的生产方式，便同归于尽进入新的生产方式。
因此：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第104页
恩格斯在《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中说：“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1879年9月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列宁说：“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人赐给人类的现成制度。社会主义是目前无产阶级为了达到根本目的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天的目的走向明天的目的并且逐渐接近根本目的的斗争。”
《列宁全集》第19卷 第26页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页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 第235至236页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五、脱离无产阶级专政，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决定作用，不是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在以不同形式的私有制相互取代的剥削社会中，新兴剥削阶级的社会统治(专政)通常是运用暴力手段实现的。而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毫无例外的必然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得以实现。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机制须臾不能中断。
专政的核心就是掌控国家政权、国家机器。专政的柱石就是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及其强制机制。专政就是运用统治阶级的政治、法律、经济、思想意识及文化形态等一切手段，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最大限度的保障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障下，建立、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为共产主义积累社会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是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前提条件。脱离无产阶级专政，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决定作用、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天方夜谭。
马克思在1852年《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93页。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 第759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21页。
恩格斯说：“我们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6页。
马克思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86页。
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说：“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页。
马克思说：“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必须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91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选集》第3卷 第199页
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
《列宁全集》第29卷 第343 页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
《列宁全集》 第31卷 第26页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的重大是不可此拟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3页
六、脱离劳动群众的根本作用，讲生产力的发展和决定作用，不是马克思主义！
有人在最终的意义上，把生产资金、生产工具、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的条件性作用、重要性作用，片面夸大为首要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否认劳动群众对生产力的根本性决定作用，把生产力的本质归结为物的要素或科技的要素，以此抹杀生产力的内在本质和社会性质，从而分裂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唯物史观。
劳动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在生产力的形成、运转和发展中，劳动群众是生产力诸因素的首要因素、核心因素、根本性决定因素。唯物史观的基本点就是“奴隶创造历史;劳动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劳动群众是保障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力量、决定力量。从量上说，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质上说，劳动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作用上说，当着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之间关系基本适应或尚可维持时，作为社会生产的承载者，劳动群众以操作生产力的实践形式支撑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效应量变历史的发展。当着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之间严重冲突且长期不能调整而桎梏历史发展时，作为社会革命的承载者，劳动群众以阶级斗争的实践形式摧毁陈腐、反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通过革命运动的作用质变历史的发展。
劳动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不但直接创造了社会物质文明，而且为社会精神文明的创造，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基础保障。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业工得以从事发掘整理、系统规范、升华提高的创造活动。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劳动人民本身越来越投身于对社会精神文明的直接创造。
劳动群众能动的社会实践为人类认识、掌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奠定了基础。劳动人民的根本意志、根本利益、根本作用总是和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朝向相一致。
生产资金、生产工具、生产设备、生产技术是怎样产生的?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劳动群众的社会生产实践。
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劳动者是首要的、核心的、主导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因素。生产工具、生产设备及辅助材料等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是服务于劳动者劳动的起重要作用的生产条件要素。从根本上说：劳动资料既是由劳动者操纵的，又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劳动对象都是为劳动者所开发、利用的。诚然，劳动对象的优劣对生产效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人不能决定劳动对象的先天自然优劣，但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劳动者的社会劳动，不仅可以改造劳动对象的品质;还可以通过深入开发不断扩大和创造新的劳动对象。
特别是劳动群众在翻身当家作主之后，他们自觉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力、生产力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运用劣势或一般工具、装备把生产力、战斗力发挥到极致，创造惊人成果的范例如：
人民解放军(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基本上是利用劣势装备，把战斗力发挥到极致，打败了优势装备的国内外强敌;
河南省林县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为了从根本上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们决心从7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修建【红旗渠】，引入了漳河水。20世纪60年代，英雄的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林县山水林田”的英雄气概，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施工条件下，从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顽强奋战十个春秋，硬是用锤钎、撬杠、锹镐、炸药奋力劈开了太行山，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设了151个渡槽，凿通211个隧洞，修建了干渠70.6公里，干渠、分渠、支渠、斗渠共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彻底改变了林县的贫困面貌。【红旗渠】被国际友人誉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
“铁人”王进喜在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贝乌五队)运用四十年代的老设备，在1953年到1959年不到7年之间创钻井进尺7.1万米的全国最新纪录，相当于旧中国1907年到1949年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他摸索出一整套优质快速打井、钻机整体搬家、改进钻井工艺的技术创新措施和一整套严谨生产操作的规章制度。1960年，他带领1205钻井队打井19口，创年进尺21258米的全国最新记录。1963年，他带队用40年代的老钻机打出了大庆全油田第一口斜度不足半度的直井，开创了用旧设备打直井的先例;
1953年进入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的尉凤英，她以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努力工作和学习，不断探索岗位生产规律，不断总结增产经验，不断坚持技术创新，她使用普通的机器设备，(按当时普遍的标准劳动定额计算)到1959年9月，她就已经干完了至1969年3月的工作量，超额完成了未来10年的生产任务。
“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运用劣势或一般工具、装备，卓有成效的改造或扩大劳动对象的如：
抗战时期，在极度艰难困苦的生产条件下，我党、我军在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垦荒屯田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打破了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
在艰难困苦的生产条件下，始于1950年至1954年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屯垦开荒的农业大生产和工、副业生产。继之，始于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继续开垦并不断推动农、林、牧、工、副业生产的大发展;
农民的基本劳动对象是土地。山西【大寨大队】为了彻底改变七沟、八梁、一面坡的低劣生产条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苦干加巧干，靠人工、锹镐、挑筐率先做到了山、坡地梯田化，壤土“海绵化”。“大寨田”亩产持续增长，到了70年代已经粮超千、棉过百。上交国家的公粮持续增加;
河北【沙石峪大队】以“万里千担一亩田”的愚公移山精神，人工长途挑土造田400多亩，将原来在石头窝里的(2.3万块左右)780亩土地，手工开凿改造成了(5020块)、1200亩高标准的“大寨田”。从1966年到1971年，沙石峪共动土石方1760万立方米，投入劳动力1180万个，在青石板上创出高产(1975年的主粮单产已经达到亩近800斤)震惊了世界;
在人类的生产领域中，随着“新材料”(指新近发展的或正在研发的，具有传统材料所不具备的优异性能和特殊功能的材料)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新兴产业不断发展，社会生产的劳动对象也不断扩大。
由于劳动群众的社会实践对科技成果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并不直观，同时这个问题又是历史唯心主义得以张扬和“佐证”的避难所，所以这里着重说一说劳动群众的社会实践与科技成果、劳动群众历史作用与自然科学家历史作用之间的关系。
自然科学家，是指取得重大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发现家;取得重大应用科学实践创造成果的发明家;杰出的科学技术推广家。自然科学工是指专业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的人员。
自然科学的杰出人物及其科技成果的具体历史作用表现为：①总结和升华了社会生产经验、科技潜能，探索、研究和发现了新的自然科学规律，建树了具有历史价值的自然科学新理论。以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②努力开展科学试验活动，完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发明创造。以应用科学的重大发明，促进了经济及社会的发展。③积极推广和普及科学技术，致成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他们宣传新的科学发现，以丰富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他们推广新的科学发明，以演示高新水准的生产生活实践。他们以推动科技成果积极转化为生产、生活实践的社会效应，能动的促进了历史的进步。④以人类变革自然的导师和尖兵作用，引导社会进步。⑤科学技术成果对社会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积极、重大的推动作用。
劳动群众及其社会实践与自然科学家及其科技成果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①劳动群众的物质生产成果创造了自然科学家生存和工作的必要物质条件。②劳动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为科学研究提供课题和线索。③劳动群众的实践经验和认识能力为科学家的发现、发明奠定了社会科技知识的基础条件。④科学家本人的科技素养起点是劳动群众创造的历史文化的转化形态。⑤科学家的发现、发明要转化为现实的、普遍的社会生产力，就要依靠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⑥只要有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前提，只要有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和认识能力总和中蕴含的社会科技潜能的基础条件，就必然会不断涌现新的自然科学家和科技成果。⑦劳动群众作为生产力主体，本身就历史的具有一定的科技知识、劳动技能。⑧随着历史的进步，劳动群众越来越直接参与科学的发明创造活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劳动群众以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积极地投身到科技创造活动之中去。他们通过对文化、科技知识的学习，通过对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取得了大量的优秀科研成果。解决了大量生产疑难问题。
移花接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并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是可笑的、徒劳的!
断章取义，想用马、恩论述社会生产、生产力、经济因素的个别词句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更是可笑的、徒劳的!
（附文：）
劳动群众科技创新的风采
在剥削社会中，科技领域是劳动人民的禁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中国的劳动群众自觉、自主、自信的创造历史，开始大规模的进军科技领域。第一线劳动者的科技学习和科技创造活动与专业科技人员的科研活动，交相辉映、相互交织、相互推动。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始自50年代初，新中国持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群众学习文化、扫除文盲，普及科技知识、向科学进军，及其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群众运动。一个以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技术交流，技术攻关，合理化建议，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材料、创新产品;以农业科学种田、科学试验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科技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工人阶级充分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首创精神，热烈地投身到工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运动中去。仅辽宁鞍山市于1959年至1960年2月间：据175个厂矿的统计，以工人群众为主体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就提出了革新建议62.1万余件，(经过归纳后，实现了10万余项);突破生产关键1542个;出现生产自动线7条，联动线199条，流水线102条，单机自动化323台。机械化程度迅速提高，鞍钢己由71%提高到81%;地方工业也由38%提高到53%。已经实现重大的新技术18项，攻克技术尖端11项，试制成功新产品41种。在这些技术创新中，有一些属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尖端技术。(内容引自：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双革运动的报告》)由此可见全国工人群众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宏大规模和丰硕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65年，全国农村科学试验小组发展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吉林省海龙县河洼公社社员李贞生，于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水稻的人。1968年他与海龙县农科站、海龙县“五七中学”又一起培育出杂交水稻种子，同时还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李贞生等人的成果，当时作为教学内容编入吉林省的中学教材，还拍了科教电影。
袁隆平小组被抽调研究籼型杂交水稻是从1964年开始的，1973年该组的实验获得成功，1976年被批准大面积推广种植。
1972年杂交稻研究被农业部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并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全国为统一进行培育水稻新品种从事基础研究的约有十六、七个科研单位的上百名研究人员、上万个农村生产队的农民参与。他们中的不少试验单位都取得了直接的科研成果，或为总课题的最终成功做出了默默的奉献。
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劳动群众怀着深厚的阶级情感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热烈的投身到生产、学习和科技创新的活动中，造就了那个火红的年代。千千万万、不可数计的第一线劳动者，充分发挥他们的信念、智慧、勤奋和创造力，完成了大大小小、不可数计的科技创新成果。
在劳动群众大量默默的科技创新活动及创新成果中，仅介绍几位有据好查的直接取得可观科技创新成果的第一线工人：
1、尉凤英，女。1953年进入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后任工人工程师。她入厂刚5个月，就主动完成了自动卡具的技术革新，使产量一下提高了80%。在接续的 7年里，她先后主动完成了“双头双刀”、“自动送料器”、“半自动开关”、“自动送料退料杆”等100多个技术革新项目。她带领的“厂红专大队”实现技术革新707项。
2、孟 泰，男。原辽宁鞍钢铁工人。他不仅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无私奉献的工人阶级楷模，而且是自己并带领工人群众取得科技创新成果的能手。
孟泰提出的“高炉循环水管路由并联式改为串联式方案”;他设计并试制成功的“热风炉燃烧筒之双层循环水冷却装置”;他研制成功的“瓦斯灰防尘罩”;他组织领导的“提高更换高炉风口、铁口速度的技术攻关项目”，都及时的解决了生产难题，并大大地提高了科技水准、工作效率、经济效益。
1959年，鞍钢在孟泰、王崇伦的倡议和带动下，形成了一支以各级先进模范工人为骨干的1500多人的技术革新队伍。
特别是在1960年初苏联撕毁合同，停止对我国供应大型轧辊，致使鞍钢面临着停产的威胁时，孟泰、王崇伦自告奋勇的主动牵头，迅速动员和组织了500多名以工人为主体的技协积极分子，开展了从炼铁、炼钢到铸钢一条龙厂际协作的联合技术攻关，迅速的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及时自制成功了大型轧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此项自力更生的重大技术攻关捷报，轰动了当时全国的冶金战线。为了表彰孟泰在技术革新中的特殊贡献，1960年5月18日，孟泰被鞍钢破格晋升为工程师。
3、马万水，男。原河北龙烟铁矿工人，“马万水小组”组长。他曾创造手工凿岩、手工作业、独头掘进23.7米的全国黑色金属矿山掘进纪录。1960年他创造了独头巷道月掘进435.91米的全国新纪录。小组先后9次刷新全国黑色金属矿山掘进纪录。他及他带领小组创造了“深坑作业法”等200多项先进技术，总结出一整套快速掘进的先进经验。
4、马六孩，男。原大同煤矿工人，同家梁矿掘进组组长。为煤炭采掘行业作出突出贡献。1950年他总结出打炮看绽纹，拉槽从软面开口等先进经验。1951年6月，他率领的快速掘进组，突破了月进300米大关，创造了全国掘进最高纪录。为此，煤矿管理总局向全国各地煤矿推广马六孩先进工作法。在以后的10年中，马六孩及其快速掘进小组还先后创造了“马六孩循环作业”、“深孔作业”、“运搬机械化”、“马六孩多孔道循环掘进工作法”等先进操作技术，由此取得了月进1300多米的惊人成绩。马六孩及其掘进小组先后创造和推广了54项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
5、马永顺，男。原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林业局工人。1948年他便成为新中国(解放区)的第一代林业工人。1950年，他是全国著名的伐木英雄;2000年，他是闻名遐迩的植树模范。被誉为“林业采伐和植树造林英雄”。他创造的《安全伐木法》、《四季锉锯法》，成为全国手工伐木的教科书。
6、马学礼，男。先后在沈阳第一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作工人。从1952年起，他在工人岗位上先后完成技术创新成果100多项。1954年，他创新发明“马氏胎具”，迄今仍为机械加工行业广泛使用。他自主设计用于加工大型蜗杆的“外旋风铣”，提高工效10至12倍。他创新设计的“蜂窝胎具”，可提高工效100多倍并在全国推广。
7、马恒昌，男。1948年起先后曾在(解放区)原沈阳第五机械厂工人岗位、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工人岗位上工作。“马恒昌小组”组长，全国班组运动和职工民主管理创始人。1949年他在生产中改进了十多种工具，使全厂废品率由5%降到1.5%。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带领小组和厂内的技协工人骨干，在全厂开展以技术革新、技术攻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技协活动，改造了18种工卡具和5种加工方法，提高工效1至3倍，创造10项全国新纪录。60年来，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累计完成了93年的工作量;累计实现技术创新成果1190项;总结推广先进操作法98项;为我国第一台万能铣床、第一台升降台铣床、第一台251型镗床的研制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8、王全禄，男。1953年进入原广西桂林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木材加工厂当木工，1963年晋升为工人工程师。1955至1965年，他自身并带领工友完成木工机械革新项目250多项，自制木工机械设备190多台(套)，被誉为“活鲁班”。后来他又努力向木材加工全程机械化、自动化进军，大搞木材综合利用，使木材利用率从原来的69%提高到90% 。
9、王崇伦，男。1949年入鞍钢机修厂当刨工。1960年，王崇伦被破格晋升为工人工程师。抗美援朝军品生产中，他设计并制造出特殊卡具，提高工效24倍。1951年至1953年，他改进了8种工、卡具，提高工效5至10倍。他发明创造的“万能工具胎”提高工效6至7倍，一年完成了原来4年的工作量。60年代初，他实现了100多项技术革新，先后突破十几项重要技术难题。文化大革命中，他完成了炼钢推渣机等12项革新改造。
10、张成哲，男。1950年入沈阳铸造厂当设备维修工。50年代技术革新大王、职工技协骨干。先后完成自动操作的芯片机、六○大暖气片造型机、铸造管漂浮试验机、自动送砂机、双头压轮机等800余项技术革新。其中重大项目60余项，填补国内、省内空白18项。
11、李瑞环，男。1958年，参与人民大会堂施工项目的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工人(木工青年突击队队长)李瑞环，为了完成紧急施工任务创造出《木工简易算法》，因免“放大样”，大大提高了施工进度，被誉为“青年鲁班”。李瑞环在1965年转为干部前的十几年工人岗位上，研究出100多项实用新技术。
12、倪志福，男。1953年国营六一八厂(北京永定机械厂)钳工。1965年他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倪志福钻头”发明证书。“倪志福钻头”是在国际机械加工行业有较大影响的发明创造。
1953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完成抗美援朝的紧急支前任务，倪志福在工作中打破了百年来钻头刃口平直的常规，将“一尖三刃”的普通麻花钻磨改成“三尖七刃”的新型钻头。这种技术能将钻头的使用性能、工效及使用寿命都大大提高3至5倍，且工艺成本为零。被命名为“倪志福钻头”。后来北京永定机械厂成立了一个由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研究小组，开展倪志福首创的这种“钻头工作技术”的改进和推广工作。自1953年起，倪志福和研究小组经过十余年的总结、改进实践，逐步对最初的“53型钻头”进行过多次修改，几何参数逐步演变，形成了“56型、58型、58A型、64型、67型”。 进而将“67型” 定型为基本钻型。倪志福申明，由于这种技术的稳定成型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所以他将“倪志福钻头”称为“群钻”。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
(上述概要介绍的英模事迹，主要来源于人民网《200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候选名单)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