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丰厚耕地遗产
（丰碑★之九）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耕地是土地的精华。自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以后，耕地就一直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基本物质资料。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土地(尤其是耕地)成为立国的基础要素。我国当代耕地资源的基本国情是“一多三少”：即耕地资源总量多、人均占有量少、优质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少。从耕地面积总量排名上看，我国位列世界第四，但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排在世界126位。
一、
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新中国国计民生的长治久安，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主席带领党和人民在我国耕地问题上：持续的进行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肥力、增加高产稳产农田与持续扩大耕地面积、实行大、小规模的垦荒造田两个方面的宏大工程。
毛主席经过长时间酝酿，在1956年亲自主持起草了(农业四十条)的基础上，于1958年深刻的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八字宪法清晰地勾勒出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健康农业的基本框架。其既是我国农业的现实丰产之路;又是绿色生态农业的科学发展方向。毛主席将农业生产的客观要素概括为【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他将“土”放在首位，耕地是农业生产的载体、是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汇集点和作用平台。
【八字宪法】颁布以后，我国对耕地的有效涵养和充分利用进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人民公社大规模的持续的进行着对现有耕地质量的养护和升级工程。
“土”：
整平耕地：山、坡耕地梯田、台田化，防止水土流失;涝洼地条田化，以利于及时排水、排除盐碱;闸沟治壑，防止水土流失;加厚耕作层土壤，深翻耕作层和拉土垫地;因地改良土壤，碱土掺酸土，黏土掺沙土等;不断扩展耕地相对的“连片化、方田化”，尽量促使耕地整齐连片，为全面实行机械化作业准备条件;合理规划田间渠道、路、埂，以节约用地及便利生产;制订土壤普查档案和土地利用规划，按地块标定土壤成分，因地种植适宜品种，以合理利用耕地能力。
山西【大寨大队】，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恶劣的自然土地环境中，大干苦干加巧干，做到了山、坡地梯田化，壤土“海绵化”。“大寨田”亩产持续增长，在70年代单产已经粮超千、棉过百。
“肥”：
有机肥对农作物的当年增产、持续增产、改良土壤都起到重要作用。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在积极促成努力发展化肥工业的同时大力提倡有机肥。1955年，毛主席在关于兰溪上华合作社养猪厂的批示里，向全国发出了“养猪积肥”的号召。
1959年在他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毛主席写到：“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修正草案)》还明文规定，“绿肥种植”可计入“复种指数”。
我国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种植主要农作物的旱田，要年亩施万斤农家肥的农业生产惯例。这就确立了以农家肥(有机肥)为基础肥力、化肥为补充肥力，全面、持续的提高耕地的综合肥力的土壤养护原则。可见60年前毛主席对耕地土壤的基础肥力、综合肥力(土壤生态、耕地持续生产力)的高度重视。
广辟肥源。到六、七十年代，中国在努力建设化肥工业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积造有机肥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大任务、长年任务。农村社队和社员家庭积极响应毛主席养猪积肥的号召，大养其猪。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畜粪便、厩肥、圈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风化煤……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在有“煤苗”的地区，“风化煤”还被农民们用土法制造成“腐殖酸铵”、“腐殖酸磷”等较优等的土化肥。
同时推广测土施肥、按需施肥、科学施肥。针对土地和农作物的类别增加肥力、提高肥效。一场加厚耕作层、增加壤土腐殖质含量、建造“海绵田”的农业工程在全国持续开展。
“水”：
建国以后，我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1957年，毛主席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农民拿着大锤、钎子、铁锹、挑筐，推着小车，赶着马车，大闹水利。从此中国拉开了农业水利建设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总结。他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耕地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
新中国大办水利，在根治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防治水患的同时，建立和维护耕地灌溉水源，兴修水库、塘坝、机井、土井、渠道等农业蓄水和灌溉工程，合理用水，逐年扩大旱能浇、涝能排的高产、稳产田面积。
被国际友人誉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就是毛时代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办水利的光辉典范。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英雄气概，决心从7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入了漳河水，彻底改变家乡的贫水和贫困面貌。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施工条件下，硬是用锤钎、撬杠、锹镐、炸药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设了151个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了干渠70.6公里，分支渠1500多公里，从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顽强战斗十个春秋，修建了工程宏大的【红旗渠】。
至1976年，我国共新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数百万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塘坝尚不在统计之列)。人工河渠总延长300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600亿立方米以上。把我国农业的有效灌溉面积与耕地总面积的占比，从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6年的45.3%。同时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
截止“五五计划”近结束前的1978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5亿亩左右，居世界首位，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灌溉密度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
由于新中国普遍的对提高地力的土、肥、水基础条件，进行持续不断的养护和积累，当时，在基础地力的意义上，全国耕地中的高产、稳产田至少占比40%。
我国1950年至80年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约增2.5倍。194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18斤，棉花1.6斤，油料9.5斤。到1979年，在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况下，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增加到684斤，棉花4.5斤，油料13.3斤，分别增长64% 、181%和、40%。中国用时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时占世界近 1∕4的人口。
正是毛时代大力兴建“土、肥、水”的农田工程和设施，才不断提高了耕地质量，才形成了我国大面积的高产、稳产农田。加之当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电力基础设施的普及、优良农作物品种及科研体系的具备、现代农业技术的深入施用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完备，正是毛时代创造的这些农业生产有利条件，才使得在邓小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单干的十几年短期内仍然可能达到农业高产、稳产。
新中国建立之初至1955年，我国就已经开展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由：国家农垦系统的生产建设兵团、农垦企业执行国家计划的拓荒屯田;广大翻身的个体农民自发的开荒扩地;互助组、合作社自觉的垦荒增加耕地面积，而汇集成为全国轰轰烈烈的开辟耕地资源的高潮。
毛主席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
1955年至1959年我国大规模的垦荒造地运动方兴未艾，并在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得到了延续和提高。新中国广大的农业劳动者在垦荒工程中投入了高涨的热情和巨大的精力，取得了惊人的业绩。这在当时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都有一定的体现。其中涌现出很多感人成果。如：河北【沙石峪大队】在青石板上堆出“万里千担一亩田”。从1966年到1971年，沙石峪的社员人工长途挑土造田400多亩;将原来在石头窝里的(2.3万块左右)780亩土地，手工开凿改造成了(5020块)1200亩高标准丰产田。
那么，毛时代给后来遗留了多少耕地?毛时代期间新开拓了多少耕地?这成了一个现实统计资料与历史客观事实出入较大、历史各阶段的数据不能合理衔接、政界各部门的数据不能相互吻合、学界的认识结论诸多分歧的复杂问题。
对此，本人在本文中将通过有依据的对“国家耕地统计数据”推理，来探讨和说明上述两个问题的大概答案。
二、
我国耕地数据有多个来源。一是国家统计部门的连贯数据;二是1986年至1997年国家土地管理局的部分数据;三是国务院组织或授权的“普查、概查、详查”阶段性的结论数据;四是卫星遥感数据;五是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以后发布的数据。在这些数据中，国土部的数据通常被认为是最具有法制性权威;“普查、概查、详查”数据通常被认为是最接近客观实际的可依据的国家数据。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耕地的国家数据长期呈现着部门间统计、相互矛盾不能统一，前后间统计、相互冲突不能衔接的状态，亟待甄别和改变。
直至现在，结合国家综合统计数据和学术分歧情况，学界公认的全国耕地数据倾向为：
①新中国建立以后至1957年之间，由于全国性大规模的垦荒屯田，我国的耕地面积净增量为最大，其中1957年我国耕地面积的净存量绝对值，是我国历史至今的峰值。
②我国于1951～1953年开展的全国查田定产工作成果;第一次、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耕地数据，最接近真实性，具有权威性。
③1980年开始至现在，我国净存耕地面积的绝对值呈逐年持续下降趋势(除极少数年份的耕地数据比照上年有微弱上升的反弹)，其累计数量非常巨大。不过有的时段耕地减少得急剧、有的时段耕地减少得相对平缓而已。有学者认为，该阶段耕地减少的实际情况要比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还要糟糕!
（一）我国耕地统计数据突然“多出7亿亩”？
两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结果，全国耕地数量比照国家统计数据先后共“多出耕地7亿多亩”?
①按照国家统计部门的《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我国的耕地数据：1949年底为14.682亿亩;1957年底为16.7745亿亩;1996年底为14.3199亿亩。
②1999年11月3日，国务院国土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了1997年底完成的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公报。数据显示：截止到1996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即比前国家统计数据多出了5亿多亩。同时期卫星遥感的耕地面积为22亿多亩。
③2009年2月，国土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国土部对2009年、2010年二年的全国耕地数据未做即时公布。
2012年12月，国土部发布的“2011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
④2013年底公布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耕地数据是：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的最新数据是20.3077亿亩(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说明，实际上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面积的最新数据是20.27亿亩)，又比国土部先前运行的“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的耕地数据均多出2亿多亩。
⑤两次全国土地调查，先后共突然多出耕地7亿亩以上。
从逻辑上说，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耕地减少(社会消耗和自然流失)面积的统计数据，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资料。在普遍性上说，应该不会由于统计工作出现了人为的、持续夸大耕地面积减少的累计数据，而导致出现了7亿多亩虚假数据的统计结果。即是说耕地减少的历史数据，不会被当时持续的严重夸大。若有发生，现在完全有据实甄别重大统计失误的复核能力。
本人认为其基本原因，是出于历史统计数据小于耕地实际数量而致。不妨就可能导致有严重统计出入的具体历史时段，进行必要的探究。
（二）“7亿多亩”主要来自何方？
①国土等国家职能部门的含混、浅表解释，不能令人信服。
若比照1949年耕地为14.682亿亩的国家统计基数，多出的这7亿多亩，恰是其1/2的宏大数字。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把“调查手段先进、组织方式严密、调查口径细腻、调查精度提高、计量标准统一等统计技术因素，作为“多出7亿亩”的根本原因，同时这种解释没有注明和区分年代来源，没有揭示深层客观原因，因此是没有说服力的。
②有观点认为“7亿多亩”中的主要部分，可能是来自对1949年耕地数据统计认定中的遗漏。
本人不同意这种见解。
现行的1949年的全国耕地数据，只能是一个评估数据。一是因为当时我国解放战争尚未彻底结束;二是因为解放区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全国统计工作需要有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三是因为1952年全国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又于1953年完成了全国查田定产工作。全国先后两次普遍、认真、严肃的丈量了当时的所有社会耕地。所以新中国对全国耕地的正式统计数据是从1953年产生的。1949年的耕地数据只能根据历史数据并参考现实数据修订产生。
在1949年的耕地数据产生之前：我国已于1947年～1952年先后普遍开展并完成了“土改”工作。1947年，中共中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50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2年全国土改工作基本完成。我国又于1951年～1953年开展并完成了全国查田定产(亦称查田定税)工作。全国先后两次普遍、认真、严肃的丈量了当时的所有社会耕地。
当时的土地改革，是农村区分阶级阵线、广大贫苦农民分享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大胜利果实的庄严工作，是我党和人民政权的重大政治任务并受到全体农民的极度关注。查田定税工作是新中国认定耕地客观数据、规章建制的法制性工作。
这两项工作都是在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循全国统一、严谨的工作规则，在驻村工作队的具体指导下(人民政府对全国工作队伍进行了事前、事中的严格培训)，在贫、雇农代表的全程参与下，在广大农民的全程监督下，进行和完成的。
所以普遍的说，当时明显的遗漏农村耕地面积，是事关违反党的政策和纪律、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严肃政治问题，后果严重。这是党、政府、农民群众不能答应的。当时的丈量和汇总数据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此数据理所当然的可以成为当时我国耕地数据的基础数据。而从中反推1949年的耕地数据是完全可以达到或接近真实的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因此新中国对1949年我国耕地的认定数据是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数据，误差程度不会很大。
③有观点认为“7亿多亩”中的主要部分，可能是来自1980年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认为该时期耕地有大量增加。
本人不同意这种见解。
全国“联产承包责任制”始于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肯定小岗村“大包干”做法的公开谈话，普遍施行于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以后。
从《中国统计年鉴》的年末耕地净存量面积数据趋势来看：自1977年之后只有1978年、i979年年末耕地存量分别净增142.66万亩、108.67万亩，此后至今只有几年出现微弱的净增反弹数据，此外都是耕地逐年递减。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1979年全国的农业生产体制不是“大包干”。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年份 年末耕地面积 年份 年末耕地面积
1976 99388.67 1977 99246.67
1978 99389.33 1979 99498
1980 99305.33 1981 99037.33
1982 98606 1983 98359.33
1984 97853.7 1985 96846.3
《中国统计年鉴》在该时期的耕地年度增减数据，起码在趋势上应该是与客观情况基本对应的。
从客观事实上看：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的大包干时期，就全国而言的普遍情况是，便于家庭耕种的耕地后备资源已经普遍稀缺。总的说，在当时平均分地的包干原则下，私人想要成规模的开垦珍稀的公共耕地后备资源，必将受到规制尤其是群众间的相互制约。该时期，耕地实际面积增长的途径主要是：扩边展沿;进一步缩小田间渠、路、田埂面积;擅自侵占与耕地接壤的林、果用地中的少量面积;小面积开荒。其增加的总量数额，无论如何膨胀，不可能构成【亿亩】的单位。
④用细枝末节掩盖主流
无论是对1949年耕地数据认定中的面积遗漏误差;是当代统计口径日益标准、细腻所产生的耕地面积“增量”(如历史上忽略不计的：南方小于1米、北方小于2米宽的田间渠、路、埂的面积，坡度在25度以上地的面积，“习惯亩”统一为标准亩的增量面积等);是“联产承包”以后的耕地面积增量;包括它们的集合，都不足以构成统计增量“7亿多亩”的主要来源。
⑤值得提示的是，我国占用耕地为了贯彻“占补平衡”的法规而“补垦的耕地”数据，已经即时的进入了国家统计，而且这些补垦的统计数据绝不会小于实际数据。
（三）来自毛泽东时代
本人认为：“7亿多亩”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毛泽东时代。是新中国在土改以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中沉淀的隐性新耕地。也就是说毛时代创造了巨大的耕地遗产。
在全国早已展开垦荒造田的高潮之后，毛主席又曾于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讲过：“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
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展开了大规模垦荒屯田、开辟耕地的工程。广大翻身的个体农民群众，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与国家农垦系统的生产建设兵团、农垦企业投入高涨的热情和巨大的精力，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单就我国农村来说，我国耕地有三个大量增长的时期。
一是土改以后至农业合作化之前的时期。
广大翻身农民当家作主分得了土地，摆脱了剥削压迫的羁绊，主动的焕发了扩大耕地面积的劳动激情。通过既有耕地的扩边展沿;通过新地块的开荒，来增大自己的耕地面积。
二是农业合作化时期。
合作社同时接收了入社农民的全部耕地和五十年代初国家查田定税时核定的耕地数据。而由于群众自发的开荒，这一数据比照入社的实际耕地数量要少、甚至少得多。加之，合作化运动中，广大农民在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中，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包括整理和扩大耕地的积极性。合作社除了新拓荒地、扩边展沿之外，还以主人翁的姿态在本社的地域内，普遍复垦了新旧政权更迭以来的社会撂荒地，并进行必要的耕地连片及田间渠、路、埂的规范整理。这就使得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而对国家的耕地统计报表数据，通常是以五十年代初国家查田定税时核定的耕地数据为基数，有保留甚至是大有保留的填报“新增耕地”数据。
三是1958年末至1980年前的人民公社时期。
人民公社接收了合作社包括耕地的全部土地;同时沿袭了小于乃至很小于合作社时期耕地实有面积的国家耕地统计报表数据。人民公社运用一大二公的宽阔生产关系，在重新安排农村山、水、林、田、路的规划中;在大规模治坡(兴修梯田)、治洼(兴修条田)、改良土壤、方整土地、耕地连片、规范田间渠路埂、开垦荒地、荒坡、荒岸、荒滩、坟地的实践中，持续的增加着土地面积。尤其在学大寨运动时期，耕地面积的增加和耕地质量的改善达到了高潮。
而人民公社在耕地统计报表中通常是：规避合作化以来耕地实际数量大于呈报数据的历史矛盾，继续沿袭历史呈报数据;并且对现实新增耕地的零星面积、小块面积、瘠薄面积、未熟化面积、低产面积，不视为规范的新增耕地面积，不予上报。习惯的将这样大量的隐性耕地充作“增大”单产产量的“帮忙田”。“帮忙田”只计产量不算面积。
另外还有丈量“让尺”原因，也在滋生隐性耕地。自50年代初“查田定税”时对耕地的丈量始，特别是在公有制内部，丈量一个耕地具体地块时，“丈绳”(量具)的起止端点通常都抛去耕地的一定尺寸，标定在耕地边缘之内而不到尽头。对多边形地块的丈量和计算往往是有意无意的让尺、让量。这样丈量的结论数据往往比照其实际面积，要程度不同的略小一些。
如此持续积累，就造成了毛时代在国家统计数据之外的隐性耕地面积的大量沉淀。
(对于毛时代农村土地丈量中让尺、让量的问题，本人分别走访过本地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基层老干部及其丈量人员，并得到他们的一致印证。)
鉴于我国1951年～1953年开展并完成的、包括统计耕地数据在内的、全国查田定产工作的严谨性，可以认为借助“全国查田定产数据成果”而评估的1949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4.682亿亩的国家统计数据，是真实或接近真实的;鉴于我国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全国“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全国后备耕地资源的普遍稀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两次普查多出的7亿亩耕地，绝大部分来源于毛泽东时代。我们可以在7亿亩中扣除1亿亩，绰绰有余的作为前时代和后时代可能在统计外实际多出的耕地数量。
毛泽东时代实际上给后时代遗留了多少耕地遗产呢?
共和国是1949年建立的。毛主席是1976年去世的。国家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年鉴》中标示：1949年底的耕地数据为14.682亿亩;1976年底的耕地数据为14.9083亿亩。
毛泽东时代实际遗留的耕地遗产数量至少应该是：1976年底的14.9083亿亩+至少6.5亿亩=至少是21.4083亿亩。(其中“7亿亩”中的0.5亿亩作为1949年底全国实际净存耕地数量可能大于国家统计数据的平衡数量。)
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新开辟了多少耕地?
(两次普查中“多出7亿亩”其中的)6亿多亩+毛时代建设用地、社会用地对耕地的实际消耗数量=毛时代自身新开辟的耕地。
注.本文重点参阅党和政府相关的历史文件、报告。本文的推论以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
公布的耕地数据为基础数据。
附本文各篇题目：
1、重温毛主席“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理论与实践(丰碑 ★ 之一)
2、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概要过程(丰碑 ★ 之二)
3、我党为何要带领劳动农民实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丰碑 ★ 之三)
4、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党内矛盾和斗争(上)(丰碑★之四)
5、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党内矛盾和斗争(下)(丰碑★之五)
6、两条路线的本质区别(丰碑★之六)
7、人民公社创建时期，毛主席与党内左右倾思潮的斗争(丰碑★之七)
8、围绕“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斗争(丰碑★之八)
9、毛泽东时代丰厚的耕地遗产(丰碑★之九)
10、触目惊心的社会“两极分化”(丰碑 ★ 之十)
11、人民公社好!(丰碑★之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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