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者按：这篇摘录揭示了“翻案史学”兴起的外部因素，当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解体前的苏联是如此，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
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正发生在历史与大众传媒的交合地带，并催生出一种可称为“翻案史学”的媒体现象,它特别集中在国际共运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内。辛子陵广为流传的文章《形势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列宁德奸案”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7年12月《明镜》周刊重新炒作此一谣言，正是为了借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际，再行解构和污名俄国革命意义的举措。
的确，翻案史学往往以“冷战史”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它关注的话题主要来自“热战”时期，另一方面，其基本叙述框架来自冷战期间西方阵营的冷战史研究。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在美国学习的大陆学者把西方的冷战研究陆续介绍到中国。1991年苏联解体，所谓“冷战”结束之后，俄国档案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短暂解禁，也极大地刺激了“冷战史”研究热。1998年至2007年，大陆学界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冷战史”研究由此进入中国大学研究体制。
在很大意义上，西方“冷战史”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冷战在后冷战时期的俄国与中国获得了延续和发展，这就是大众传媒中的“翻案史学”。它的突出表现就是用单一民族国家或国家利益的框架剪裁和重新叙述苏俄(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用狭义的民族主义去取代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视野。无视与否定二十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历史脉络，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实践内与外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及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发生，——由此寻找不同的行动、反对的声音其实非常容易，无论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在冷战期间的西方阵营，迄今为止，各种论辩与斗争从未停息。但翻案史学唯一希望证明的结论是：中国革命是苏俄(联)基于其国家利益对中国操控的结果，——它以此喂养和塑造中国的(网络)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目的是拆解二十世纪中俄(苏)革命的正当性，以及与之血肉相联的新中国的合法性，这已成为一种颇为壮观之社会潮流。
中国翻案史学的源头正是六十年代冷战前后的美国亚洲研究。在美国大学中设置区域研究、亚洲研究，本身就是二战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对苏联进行“遏制”之冷战政策的产物。众所周知，该研究在美国受到大量著名的政府与私人基金会的资助。由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由美国杜鲁门政府主导、并不断增强的对苏联的敌意与遏制，以及国内麦卡锡主义在学术界的迫害与清洗，使得中国研究的主导方向从中共与农民、帝国主义、抗日战争等中国自身的内部问题转向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阴谋与操控，并以此来解释、回应和推脱“谁断送了中国”这一问题。“当时出版的著作大都着眼于共产国际的阴谋，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苏俄的模仿，而置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于不顾。与美国政府对铁板一块的，由莫斯科操纵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谴责相呼应，美国学术界在当时也将中心放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操纵上。这种观点因为50年代初的中苏联盟以及中国对苏联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强化。” [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 冯崇义译，第277-27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苏联解体后，这些作为美国冷战成果的观点借尸还魂，成为今天中国翻案史学热衷炒作的冷饭，使得美国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前后的中国构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回响，也是极富反讽的现象。
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论证除了证明其历史观的狭隘、偏颇与功利主义，结果是遮蔽而不是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并不能证得更多。苏联解体之后公布的档案，只是证明了历史过程的复杂与曲折，并不能构成对曾经扮演了重要国际主义内涵的社会主义之否定。舍此，则无法解释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新生的苏维埃1917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废除在华的沙俄不平等条约，并且在国内极为严峻的经济危机下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援助。
(本处文字节选自吕新雨：《大众传媒、冷战史与“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4/12/334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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