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的中西文明大碰撞中，尽管有数不清的敌意和误解，但也不乏善意和交流，更有些在今日看来依然令人警醒的论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娟发自北京 五个外国人围在一个印有“CHINE”字样的大“蛋糕”周围，神色各异。坐在中间代表德国的威廉二世已在蛋糕上划下一刀，旁边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持刀与其怒目相对，另一边代表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仍然犹豫不决，日本明治天皇则手托下巴思忖，而头戴“自由之帽”的法国玛丽安娜正站在他们身后观望。这是1898年出版的一期法国《小日报》最后一页上的插图，名为“在中国，国王和……皇帝们的蛋糕”。
117年后，这幅画被收录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小日报〉记录的晚清1891-1911》一书中。该书今年3月刚一上市，便好评如潮。与去年出版的同系列《〈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相似，它再一次用他者的目光将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历史画面一一呈现。
“这虽然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但以史为鉴，再加上法国媒体‘他者’的视角，让我们兼听则明——从‘别人当时怎么看我们’来看自己，也是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上周末，在以此书为主题的沙龙活动过后，上海《文汇报》驻巴黎高级记者郑若麟如是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从早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到后来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再到近期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这些西方关于中国的影像与史料不断地被挖掘出版，不仅为我们回望那段疼痛的历史拓宽了认知的边界，也为重新解读历史和认识自我提供了更多参考。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19世纪，中西在枪炮声中相遇。当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候，西方人也开始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中国。
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份日销售百万的报纸——法国《小日报》，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记录历史的机会。该报派遣一批画家和记者到晚清的中国采访，后者就像发现新大陆般尽情地描绘着中国的暴乱、杀戮、瘟疫、饥荒、战争、酷刑等等，为此保存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历史记录。
在1900年11月2日《小日报》刊登的插图《中国事件》中，十四位“义和拳”勇士被列强杀害，当他们的头颅被悬挂在城墙上示众时，身着白色海军军服的士兵正得意洋洋着。而除了“义和拳”的反抗，当时的法国画家兼新闻记者还在1911年关注了满洲大瘟疫、民众剪长辫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场景等。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些晚清政要的肖像，包括李鸿章、慈禧太后等。书中收录的插图《清朝杰出使臣李鸿章》于1896年7月26日发表在《小日报》上，画中的李鸿章神色凝重，双眼无助，官服上还佩勋章一枚。此时的他刚刚历经甲午战败和签订《马关条约》的屈辱。
事实上，当时以绘画的方式记录、还原历史在中国并不是主流，但在西方，由于报纸的不断普及，再加上印刷制版技术提高，在报刊的新闻事件报道中配以写实风格的插图，早已成为一种全新的阅读风潮。
同样以图像为主的世界新闻性周刊《伦敦新闻画报》要比《小日报》早20年记录中国历史，与后者以彩色石印版画不同的是，它的影像是黑白的。
《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之际，恰逢第一次中英战争，因此书中有很多关于鸦片战争的报道和评论，论及战争的真正原因，它指出“可以轻而易举地追溯到在东印度公司特许贸易期间英国长期受到侮辱，以及后来中国政府对于律劳卑勋爵所受到的轻慢无动于衷”。
除此之外，它还记载了在战争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两艘英国商船在台湾海域触礁沉没，297名幸存者遭到中国当局逮捕，最后只有9人活了下来;再比如，英军攻破城市后，会将清政府的粮仓打开，将粮食分给当地的民众。
与英法媒体丰富而写实的插图不同，美国《纽约时报》则以文字描画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晚清，这些都收录在《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一书中。
它描画当时的社会，有街上擦身而过的少女，“纤细和清纯的风韵动人心旌”;有烟馆中令人生厌的各色人等，“他们的样子看上去都非常龌龊”;还有关于当时社会饮食、风俗的细致描述……
作为《〈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一书的编译者，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弘指出，这些遗失的史料大多是关于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历史资料，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这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
“由于前后延续数十年，其对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是许多其他西文历史资料所不能企及的。由此，这些图片和文字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也是对同时期中文史料的一个必要补充，具有很高的出版和研究价值。”他说。
他们也曾看好中国未来
“这种插图尽管时时刻刻流露出西方人惯有的傲慢姿态，却真实地再现了晚清政权的摇摇欲坠。”看完《法国〈小日报〉记录的晚清1891-1911》一书后，郑若麟评价说。在他看来法国媒体和西方其他媒体一样，总是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不好的一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如果仔细看那些遗失的史料，就会发现在这次中西文明大碰撞中，尽管有数不清的敌意和误解，但也不乏善意和交流，更有些在今日看来依然令人警醒的论断。
1866年3月7日，中华使臣斌椿一行曾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历时4个多月。当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专门为这个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举办了一场宫廷舞会。
“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且蒙君主优待，得以浏览胜景，实为感幸。”这次出行让斌椿感慨万千。他还在伦敦照相馆留下了生平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立刻成为伦敦最抢手的纪念品，而他本人也成为记者追逐的国际名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他的行踪报道占据着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
在1866年6月23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除关于斌椿的新闻报道，还有一段温暖感人的记者评论：中国人逐渐形成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西方民族的无知和恐惧都将慢慢地被消除，最终必将创造一个人们诚实、聪明、耐心和勤劳，自然资源丰富的强盛中华帝国。它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立于世界之林，并且分享兄弟国家的进步。
法国《小日报》也时刻关注中国的现代化未来，画家笔下的插图《中国的第一架飞机》让现今的读者激动不已。那是1911年8月25日，曾在美国设计制造飞机的中国人冯如回到了国内，在广州驾驶自己研发的飞机试飞。由于操控系统失灵，飞至百余米时，飞机坠毁，冯如遇难。在画的左上方，飞机正在空中翱翔，右边是古塔。陆地上，有官员好奇地观看，有小孩子和猪在惊慌失措地乱跑，还有轿夫驻足围观。
除了记录鲜活的社会，《纽约时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对当时晚清教育现状的记录和评论。比如在“四书五经”这篇电文中，记者在真实刻画了当时中国教育状况之后指出：“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大清国女人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
这样一针见血的评论，今日读来仍发人深省。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1863年4月26日的报道中，《纽约时报》记者还满腔热情地写道：“大清国当然有未来，而且是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毋庸置疑。大清国正像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大家庭中每一个新成员那样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当时的中国虽已经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但还没有亡国的危险，美国依然看好中国，它们仍然认为这个帝国还会焕发新的生机。
打捞历史，以观当下
不管是《〈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还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西方记录的过去中国的影像和史料，总能吸引读者的目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热衷于从故纸堆里打捞中国历史。
“西方这些记录扩大了中国近代史的资料范围，除了中文文献之外还有西文文献。它使得一些历史场景得以还原，并给予更多的细节呈现。”针对这种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如是解释。他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不应该让历史虚无主义继续笼罩，我们应该更多地参照近代西方的历史叙事，重构或者说修正、补充我们过往的历史叙事。
著名学者、作家余世存则从完整的角度来理解“遗失”这个词，“我觉得用‘遗失’这两个字提醒现代和当代中国人，只有把那些别人眼光看到的东西都能够一一找回来，我们才能够趋近于对历史解读的完整性。”
当然，西方早期的记者、传教士对中国的信札、报道鱼龙混杂，当中甚至有一些所谓的谣言。
“就拿慈禧太后来说，绝对不是西方小流氓写的《慈禧外传》中的那样。”马勇说，该书的当年虽然在中国待过，但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中国的政治高层，因此他的史料是不可信的。
而另一个不可信的史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受难者的回忆录。“这一拨人不可信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懂中文，根本就没有和中国人有正面的接触，仅借助西方社会对东方文明神秘感，凭自己的想象和记忆去写作。”马勇由此提醒，并不是扩大的史料都是有用和正确的，还要有所鉴别。
一直以来，西方都作为一个“他者”审视着中国，无论是理想化的向往、傲慢地旁观还是扭曲的描写。如今，当我们再次与西方在全球化世界里相遇，穿越时空在故纸堆里打捞中国史到底有何现实意义?
马勇通过研究近代史发现，中国最震荡的时候基本上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和世界一致，只有和世界一致了才能够保持自己的别致，“在今天这样一种背景下回望近代中国历史，给我们的启示还是要充分世界化，尽最大限度和别人一样，回头才能保持自己的特色，这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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